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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论文范文1
1．1指标筛选对每次专家咨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用问卷回收率表示专家积极程度，指标重要性赋值均数表示专家意见集中程度，而变异系数(CV)和Kendall秩相关系数(rk)则用来衡量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对于重要性赋值均数＜0．3和CV＞0．25的指标作为备选的删除指标，同时结合专家意见完成指标的筛选。指标重要性程度评价采取Likert量表的形式来实现，分别赋值非常重要(5分)、重要(4分)、一般(3分)、不太重要(2分)、不重要(1分)5个等级。
1．2质量控制在实施调查前，向咨询专家详细介绍本研究的内容以及填写问卷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实施调查中，对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严格监控，在后期问卷回收中采用双人录入。
1．3统计学方法采用Kendall''''s秩相关检验。
2结果
2．1专家基本情况15名专家筛选过程中，注重代表性和权威性并重的原则，所有专家都具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教学管理经验，对本研究内容相对熟悉，因此可以认为专家熟悉程度较好、判断依据充分，专家队伍权威性较高。本研究邀请的15名咨询专家的研究领域、职称和学历构成见表1。
2．2专家咨询质量
2．2．1专家积极程度本研究的3轮专家咨询问卷回收率均达100．0%。3轮问卷调查中，专家均对咨询内容进行了严格的审阅，给予了严谨的指导、并给出了中肯的意见与建议，并对指标的清晰度、可测量性和准确性进行了细致的推敲和修订，表现出对本研究的极大支持。
2．2．2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用指标重要性赋值均数和满分比2个参数来表示。在第一轮专家征询中，3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重要性赋值均数＞3．0;3个一级指标中，除了A1指标满分比为33．33%外，其余指标满分比＞50%，9个二级指标的满分比均＞50%;三级指标中，除了B1下的3个三级指标外，其余指标的重要性赋值均数均＞3．0。在第二轮和第三轮征询中，修正后评价指标体系的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41个三级指标的重要性赋值均数均＞3．0，满分比均＞50%。说明经过2轮专家咨询后，专家基本取得了较为集中的意见(见表2)。
2．2．3专家意见协调程度本研究中，对专家协调程度采用CV和rk来评价。CV表示专家对某一个指标的波动程度，rk越小说明专家协调程度越高［3］，其计算公式为。而rk反映了不同被调查者对指标评分的一致程度。3轮专家征询中，所有指标的CV均介于0．021和0．239之间，对3轮专家征询的评价结果进行Kendall''''s秩相关检验，rk分别为0．313、0．451和0．457，均P＜0．05，提示3轮专家征询意见协调性较好。3轮专家咨询结果的协调程度见表3。
2．3指标修订与筛选第一轮咨询后，根据专家意见，将二级指标“B1学术信息价值意识”下的“具备信息素养认知”、“认识学术信息的重要性”和“认识学术信息素养的重要性”3个三级指标删除，增加“认识学术信息的理论价值”、“认识学术信息的应用价值”、“学术信息的交流价值”3个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B3学术信息获取”下增加“从医学实验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从临床治疗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从师生传承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和“从学术会议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4个二级指标，并对部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归属进行了调整。第二轮咨询后，根据专家意见，在二级指标“B5学术信息应用”中增加了三级指标“筛选所需学术信息的能力”，删除三级指标“学术信息的交流价值”，并对部分指标的文字描述进行修正，专家意见基本一致。第三轮专家咨询中，根据专家意见又对部分指标描述进行了修正，并依据专家评分和指标筛选条件对指标进行最终评价，所有指标均满足指标筛选条件，最终形成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41个三级指标的医学研究生学术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3讨论
医学研究论文范文2
中医药实验室或研究平台要体现中医科研的特点，中医学发展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中医药理论并有效指导临床，是一门典型的经验和实践医学，现今的医学发展需要我们从经验和实践医学向实证、循证医学发展，转化医学为我们提供了新思维和新途径。因此，在长期的经验和实践医学的基础上，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具备了从临床到基础研究的有力支撑条件。中医药实验室或研究平台建设遵循转化医学思维，也是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的表现。我国天然药物资源丰富，千百年来就是我们用以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中药理论具有鲜明特色，讲究平衡机体（纠正偏性）、系统调节；复方是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的化学成分组合群；药物作用模式是多点-多点（系统-系统），运用转化医学，有助于阐明中药理论并获得国际的认可。例如，有关中药复方的一项转化研究表明，复方黄黛片用于治疗粒细胞白血病，其君臣佐使效用分明，其中的硫化砷是君药，促进癌蛋白的降解；丹参酮是臣药，阻滞癌细胞的增殖，此外，还诱导转运蛋白AQP9的表达促进硫化砷进入癌细胞起到使药作用；靛玉红也能诱导转运蛋白AQP9的表达起到佐药的作用。又如，由黄芩、白芍、甘草和大枣组成的黄芩汤，其提取物PHY906可以促进肠道细胞再生，减轻结肠癌化疗胃肠毒性而在美国得到认可，其成功之处在于运用转化医学思维，采用了植物组学质量控制（phytomicsqualitycontrol）的研究模式。
因此，转化医学的兴起，必将推动我国中药创新和国际化进程。我国实行的创新中药计划，就是通过借助和发展相关技术，多学科交叉对中药进行研究，在中药特色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临床有效复方的甄选和评价；复方的配伍关系，复方的药物质量控制，药效学和药动学以及安全性评价；化学成分组合群与人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进行阐明，使中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转化医学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思路。转化医学强调基础和临床之间的沟通，根据临床需求，采用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生物分子网络和信息学研究方法进行基础研究，将研究成果尽快应用于临床。转化医学是实现我国中药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2007和2008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转化医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标志着转化医学研究在国内的启动。2009年，国内首家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成立。同年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在湖南湘雅医院成立。此后，全国的一些医学院和研究所也陆续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部门。我国的转化医学研究尽管有了发展，但不容忽略的是，针对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的实验平台建设仍比较薄弱，体现在平台数量少、人才缺乏及流通障碍。有报道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合作搭建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平台，说明以新理念、新思维建设中医药科研平台受到了重视并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2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转化医学作为医学研究的思维和模式，引入中医药研究实验室建设需要转变观念，目前碰到的突出问题是转化医学人才引入和培养、实验室资源的整合利用问题。
2.1转化医学人才引入和培养问题
中医药研究实验室建设要有前沿意识。创新能力的提高源于创新思维和实践。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以转化医学思维为指导，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于临床应用。具有转化医学思维的中医药研究人才和学术队伍的组建和培养面临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熟悉中医药理论和应用、具备转化医学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缺乏；第二，有关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课题相对较少，制约实验室人才的引入和培养。有课题支撑，实验室才能获得可持续性发展，而实验室的发展将会带动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或锻炼、储备一批研究人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2实验室资源的整合利用问题
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建设和其他类型实验室的建设都碰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资源优势得不到整合和共享，集中表现在科研活动重复性较多、科研设备分散、使用率低下、开放流畅度低、服务社会意识有待提高。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还面临着如何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临床医疗行为的应用成果，体现其实效性、应用性特点的问题。
3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建设的策略和建议
针对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以下一些设想和建议，以供讨论。
3.1人才引入、培训及流通
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的建立和建设，对人才的要求是既要熟悉中医药基础理论，又要树立转化医学思想，需要掌握较高的现代医学实验技术，有丰富的实践操作能力，具备较高的科研综合素质，能作为转化医学研究的领头人。各个实验室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提供经费资助设立转化医学研究项目或采取柔性引进方式以吸引高层次人才。高水平的实验室往往具有一个作风优良、素质较高的团队。除了领头人才，团队骨干科研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也值得重视。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进步，科研设备和测试技术不断涌现，要跟上先进技术的发展步伐，对团队成员要进行经常性的培训。要不断完善培训制度，通过派出学习、委托培养或邀请同行举行培训班、专题讲座等方式，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使实验室所有人员处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之中，适应转化医学科研形势的发展。建立无障碍的人才流通制度。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流通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其科学内涵得到了说明，创新了人才流通的观念，冲破传统意义上“人才固定、部门所有”的观念，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实现人才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各个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基于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发扬中医药的共同目标，可以考虑互相之间进行人才的合理、有效流动，建立长效机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尝试。
3.2建立开放的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
实验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服务功能。随着我国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各种不同类型科研课题的增多，促进了实验室研究工作的进步。整合分散、效率低的实验室资源，使之形成集中、专业的实验室，适合不同类型课题的需要，这对于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的生存和发展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要突出转化研究特色，选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对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技术、团队分工进行整合。其次，参考国内或国外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设立若干个公共服务实验平台。这些平台既向本单位开放，也向外单位（如制药企业、医院、药用植物栽培基地等）开放。这样，这些平台通过整合后，变得更专业化，在为更多单位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在药物基础与应用研究、临床诊疗新方案、新药开发研制等方面获得研究思路和成果，为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实验室的更好发展打下基础。
4结语
医学研究论文范文3
（1）大部分临床医学研究生是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有临床经验的基层临床医生，在入校前基本没有科研基础，对实验室环境陌生。一年级的研究生课业繁重，学生往往没有时间进入实验室，得不到有针对性的科研素质训练，因此等进入实验室工作后，通常需要大量时间熟悉和学习实验基本技能。临床医学研究生往往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医院科室进行相关临床专业的学习，跟着导师做手术、上门诊。
（2）临床专业的导师大都是临床医生，由于医生的工作量大，大多数医生基本没有时间到实验室工作，对科研过程和实验室技术都不熟悉，对研究生科研工作的指导也是力不从心，研究生不能得到系统有效的训练。另外，有一部分导师自身能力有限，业务繁忙，对学科学术前沿缺乏了解，导致其知识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不高，无法很好地指导研究生，严重影响到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3）研究生创新能力差是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生对导师的科研方向、方法依赖性较强，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会严重阻碍其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应该在临床及科研过程中提出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并将之转化为科研问题，进而进行科学设计，并辅以必要的科学实验研究。只有敢于提出问题、挑战权威，才能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断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4）学校应该鼓励创新，制订相应的奖励制度，调动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使研究生乐于超越自我、开拓创新。科学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任何创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学校应制订适当的奖励制度激励研究生。
2提高临床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具体措施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新形势对医疗行业从业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时期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必须全面发展，因此，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培养需要探索新的出路。
（1）无论是科研思维的建立还是创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一个有利于研究生学习和锻炼的环境。在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过程中，环境的影响甚至大于导师的影响。因此，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层次丰富、分工明确的研究生培养基地是十分必要的。将基地构建成一个包含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基础医学研究生、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实验室技术人员在内的互助体系，使临床医学研究生与基础学科的导师及研究生有常态化的交流。牛顿说过：“我之所以看得这么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如果没有知识积累的高度，那么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扎实的理论知识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临床医学研究生得到具有丰富学识的基础学科导师的指导，使得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对学科学术的认识不断加深，为科研活动的进行打下良好基础，在遇到困难时也不会盲目。科研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熟练掌握才能事半功倍。实验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研究生寻找更科学合理的科研方法，创新科研思路。临床医学研究生与基础研究生的交流能促进双方共同进步。这样，无论是课题的设计、实验的具体实施，还是论文的撰写，临床医学研究生都会觉得得心应手。
（2）在实验基地内部创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求真的学术环境，以促进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高压学术氛围和不健康的学术攀比氛围都不利于研究生的成长。实验基地可以在小环境内提高毕业门槛，这对研究生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建立有效的正刺激和反刺激体制，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设立创新奖励基金；对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研究生进行奖励，例如制订留校优先和出国推荐等制度，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
医学研究论文范文4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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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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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学生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在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很少讲知识的来源和实际应用，即使是应用题教学，也只是把事先编好的现成的题目出示给学生，学生只是根据几个必需的条件套用解答应用题的方法和步骤，却不知道解决某一问题需要处理哪些信息和数据，更没有领悟到数学对于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因此在数学教学中，首先应引导学生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其具体做法是：
1.利用生活素材进行教学，使学生认清数学知识的实用性
数学知识的应用是广泛的，大至宏观的天体运动，小至微观的质子、中子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知识，甚至某些学科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对数学知识的应用程度。马克思曾指出：“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时，才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生活中充满着数学，作为数学教师，我们更要善于从学生的生活中抽象出数学问题，使学生感到数学就在自己的身边，认清数学知识的实用性，从而产生兴趣。
比如教第九册“三角形的认识”一课，我就从学生生活中熟悉的红领巾、自行车车架、电线杆架、桥架等引出三角形，再让学生通过推拉等实践活动认识三角形的稳定性，并运用它来解决一些实际生活问题，如修补摇晃的椅子，学生会马上想到应用刚学过的“三角形稳定性”，给椅子加上木档子形成三角形，从而使椅子稳当起来。这样使学生学得容易且印象深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际生活中，数、形随处可见，无处不有。教师应根据教学的实际，让学生把所学知识和周围的生活环境相联系，帮助他们在形成知识、技能的同时，感受数学应用范围的广泛。
2.收集应用事例，加深学生对数学应用的理解与体会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的发展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数字化的家电系列，宇航工程、临床医学、市场的调查与预测、气象学……无处不体现数学的广泛应用。让学生搜集这些信息，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数学的发展，体会数学的价值，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勇气与信心，更可以帮助学生领悟数学知识的应用过程。例如：在统计的初步认识教学中，学生搜集了自家几个月用水的情况，通过收集、描述、分析数据（人口的多少、老人和孩子等诸多因素）的过程，得出了自家用水是否合理的判断，并做出今后用水情况的决策。既渗透了环保教育，又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应用。
二.引导学生寻找数学问题
引导学生寻找数学问题，是学生探索数学价值、培养数学应用意识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试想如果学生不会寻找数学问题，就不可能做到很好地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那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怎样引导学生学会寻找数学问题呢？
1.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数学问题
罗杰斯认为：“倘若要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活动，那就必须让学生面对他们个人有意义的或有关的问题。但我们的教育正在力图把学生与生活所有的现实隔绝开来，这种隔绝对意义学习构成一种障碍。然而我们希望让学生成为一个自由的和负责的个体的话，就得让他们直接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数学问题，结合数学内容选择一些简单的问题加以分析、解决，这对从小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观念尤为重要，同时也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所学的内容。
如在三年级学生认识长方形的周长之后，我是这样做的：让三四个学生为一组，量一量教室内门框、窗框、镜框等长方形的长与宽，并设计一下做这些物品需多少材料。最好再给每种不同的材料标上单价，让他们计算一下，选择怎样的材料，用什么方案，可以既经济实惠，又满足需要。
又如，在四年级学生学习了面积之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对面积的认识只停留在教师所教的范围内，离开这个范围就一问三不知。如他们知道家庭居住的面积是若干平方米（这是从家长那里知道的），但问他们这一数据是根据什么得出的，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这就需要教师的引导。在学生认识面积后，我组织学生先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居住面积的大小是根据什么条件确定的”，接着布置一道作业题，让学生回家动手测量自己居室的面积。这时学生就要考虑房间的形状，要求出面积就必须测量哪几条边，怎样测量，用什么单位，怎样计算，是否取近似值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有解决数学问题的意识，并能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2.指导学生从数学内部寻找数学问题
数学内部充满着各种问题，虽然通过前人的多年努力，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学生学习作为再次创造的过程，仍有一个不断探究、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在数学内部，学生接触最多的问题是解答习题，而解答习题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教师可以从问题的角度出发，指导学生对问题正确加以理解，明确已知的条件和要达到的目标，作出合理的假设，寻求通向目标的可能途径，确定最优的解决方案。要使学生从中养成习惯，形成技能，并迁移到其他方面，使他们拥有问题解决的意识，提高思维水平。
例如：计算12345＋23456.这是一道多位数的加法，学生计算后，教师可以改变题目的形式，出题“CROSS+ROADS＝DANGER,已知O＝2，S＝3，求其他字母各代表几（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这显然为学生创设了一个问题解决的情景。因为解答用字母来表示两个加数的加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而且解此题时学生不仅要具有加法知识，还须具备假设和推理能力。
三.引导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引出数学知识的学习，而且还要引导学生善于把课堂中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把所学的知识和思维方法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中来，形成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有效策略和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教师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呢？
1.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解决数学问题
小学生经过课堂学习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但是这些实际问题已经经过数学处理，各种条件与问题都比较明显，然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并非如此容易，因此要多联系生活实际，从学生遇到的疑惑、矛盾入手，引出新知识的实际问题或情境。
在学生学习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与面积后，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练习：把学生带到学校大操场的一块空地上，让学生在这块空地上设计一个面积是30平方米的花坛，可以有多种设计方案。学生对这道题积极性十分高，他们几人一组，一边测量一边设计，显得十分投入，最后竟设计出十几种图形优美、很有创意的花坛。在这一活动中，教师把教学过程看作问题解决过程，在教学时有意识地创设问题情景。学生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先要对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公式这一知识重新进行组合，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要对分割法、平移法、面积相加减等方法进行选择，看哪些方法更适合于设计，方式得到扩展。这样，在设计过程中，既解决了沉重的基础知识复习（长方形面积公式的计算），有拓宽了长方形的知识（计算简单的组合图形），更为重要的是，在设计中，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强化了学生的应用意识。
2.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家庭中的数学实践活动
数学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在学生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家里面的一切建设都是离不开数学应用的。让学生参与其中，无疑对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是大有好处的。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家庭中的实践活动，这个工作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要联系家长配合老师，大胆让学生参与进来。比如：让学生参与家庭管理活动。让他们回家了解家里一周的油、粮、副食、水、电、气等基本生活的各项开支情况，再将搜集的数据在老师的指导下加以整理，并提出有关的问题：你家一周共需开支多少钱？照这样计算，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是多少？家里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家里每月的结余是多少？如果家里要购置一台800元左右的热水器，根据家里每月的结余，几个月后可以买一台？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促使学生从家庭这一特殊的情境中发现数学问题，让学生以大众化、生活化的方式反映数学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在朴素的问题情境中，通过搜集、交流、分析、整理、运用，逐步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习惯，培养和强化数学的应用意识，让学生在应用中感受数学创造的乐趣，增进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3.引导学生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
在教学中，教师要联系生活实际，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积极的开展智力活动，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来解决数学问题。比如针对下面的生活实例：两位老师带46名学生去公园游玩，公园门票成人每张10元，儿童每张5元，公园还规定购买50张以上儿童票可以实行八折优惠，让学生想一想怎样买票比较合算？根据以上提供的信息，教师可引导学生设计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一般学生都能想到的，根据有46名儿童和儿童票5元这两个信息，可以得到买票所要付的钱是5×46＝230元；第二种方案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思考：题目告诉了购买50张以上儿童票就可以实行八折优惠，如果多买4张儿童票，再打八折，所付的钱是否少一些呢？老师要求学生实际算一算：用5×50×0.8＝200元。通过计算，学生发现，多买4张儿童票，看起来好像要多给钱，但由于可以享受八折优惠，最终还是只付200元，比第一种方案要少付30元，两种方案相比，学生都愿意采用第二种方案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的思维会逐步变得深刻而灵活，既提高了学习技能，有增加了智慧和才干。
当然，小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提高和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也绝非靠讲几节数学应用专题课所能解决的，不要期望在一两次的解决问题中就能培养起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也不要认为简单的数学问题（包括生活中的问题）对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培养毫无帮助，它需要较长的时间，教师在适当的时机有意识地启发学生的应用意识，经历渗透、反复、交叉、逐级递进、螺旋上升、不断深化的过程。使学生的应用意识逐步由不自觉或无目的状态，进而发展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应用。总之，通过各种载体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有效地激发学生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积极性，加大学生体验成功的频率，提高他们利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促进学生数学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⑴施方良.《学习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21
⑵李佐锋、周淑芬.《小学数学教师知识扩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