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多元系统理论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1
一、张南峰的“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充的多元系统”，该理论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可以假设文化大多元系统是由六个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多元系统。“每一个多元系统，都从自己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衍生出一套规范，不但支配系统内的活动，有些还试图参与其他系统的运作”。
二、以“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看电影字幕翻译
1.字幕翻译面临挑战。近年来，大量的外国电影涌入中国市场，而2014年10月的《银河护卫队》，早在上映之初，就因电影字幕翻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民间译者“谷大白话”对电影官方字幕的批评和勘误。
电影字幕是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同时作用于译者，译者主动地接受这些力，各种拉力最终与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译“硬”错误之外，民间和官方翻译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扩充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笔者对此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制约字幕翻译的规范做一描述。
2.对《银河护卫队》字幕翻译焦点问题的探讨。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译。该句直译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说明他们过于拘谨。官方字幕是“教会了人们扭屁股”，民间译者认为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译制方解释，如果“忠实”翻译，会违背我国的电影审查规范。众所周知，审查尺度就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影片经常通过“性暗示”的手段达到幽默或双关的效果，而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包容度比较小，这样的台词不能公然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译为“小浣熊”，民间译者认为蔑视之意欠缺，应换做 “鼠辈”，但官方译者称“小浣熊”也相去不远，重点是该译法获得了发行方认可。票房问题为重中之重，如果翻译不贴近观众，恐怕难以达到满意的市场反应。所以，发行方会提出“接地气”的要求。“小浣熊”一词比“鼠辈”更贴近中国观众（源自一种食品的风靡），目前的观影主力――80后、90后年轻人，对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由此看到来自经济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发行方为了经济利益，利用有限的话语权，也在左右字幕翻译。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译。官方字幕是“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牺牲。不难理解，这是语言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字幕一闪而过，就需要尽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译。这类人被称为“废柴”，即失败者，片中该词被译为四字短语“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废柴”，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观众无法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来自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
3.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规范多结合在一起对电影字幕翻译方向进行规约。政治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份，通过控制影片的翻译渠道以及多层次审查确保翻译结果不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多元系统主体为电影制片方，他们要求电影字幕不拖“后腿”，影响其经济利益。如果翻译词不达意、晦涩难通，势必打击观影热情。所以，他们会提供台本、名词对照表等保证字幕翻译的准确，另一方面，则会对翻译提出要求，让翻译内容贴近译入语文化。
来自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则对字幕翻译的具体用词、用句进行约束。比如使用中国观众熟悉的短句，尽量不适用倒装句、插入语、被动句、从句等。对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辞方式，则有必要转换成中国观众了解的修辞手法，不能通过字面硬译，造成观众的困惑。
对于翻译多元系统的规范，除“忠实”、“对等”之外，笔者认为字幕翻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翻译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子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翻译的规范，可总结为“简洁明了”。钱绍昌教授提出影视翻译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等五个特点，可见字幕翻译之独特性。
三、结语
如今，观影的观众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翻译批评群体，加之电影语言的对白为主、语言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强、文化色彩浓郁等特点，都让字幕翻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多元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各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认识字幕翻译活动，还能够解释字幕翻译中官方和民间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间平等、友好地交流，这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片字幕的翻译水准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2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3
【关键词】 多元智力理论 通信工程 信息人才建设 应用
前言：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发展， 也需要大量的人才。为了满足现代化我国不同领域对人才的需求，满足当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需求，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把元智力理论和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结合发展，增加了对人才这一主体的关注度，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进行分层次的评判，来提高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质量和专业知识水平。
一、把学习内容进行分类化教育
多元智能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以人为主体的基础上，因此，对于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来说，对于教学内容的构建，需要保教学内容的多踊，对多元智力理论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处理和教育，增加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增加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来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类型人才的发展需求。现阶段，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学中，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主要是利用整合性的关联网，结合信工程信息人才的主要特征，把主要信工程信息教育知识点，来利用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与移动技术、宽带网络和数字技术来进行教育和处理，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性，可以对不同信工程信息人才教育内容和知识点进行优化和完善，增加了不同板块和不同系统的联系性，利于培养信工程信息专业性人才，提高信工程信息人才的综合能力与素质。
二、把教学方法进行分类
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在实际应用时，要对教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化处理。对通信信息人才和培养和教育，利用分类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育，主要是针对每个不同的个体来教育，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优势，每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的弊端。因此，对于通讯信息人才的无法建立在统一模式的基础上，来进行教育。如果对不同优势和劣势的人才，利用统一方式进行教育，将会降低人才的教育效果和质量，所以，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时，在进行教育前期，要增加对每个个体的了解，利用分类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和培训。例如：教师在进行教育时，为了增加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效果，增加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育人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进行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增加培训和教育课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其次，教师也可以利用互动教学方法来进行教育，来对不同个性特点和具有不同优劣势人才的进行教育，在教育和培训前期，给予学员讨论的命题和话题，把学员划分成不同小组，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在学员讨论后，教师做出总结和评价。最后教师可以依据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教学的主要特点，来利于智能教学方法，来对学生进行逻辑和数理教学，来增加不同板块之间的交换性，对不同知识进行整合，保证每个学员可以依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来学习多样化的知识，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增加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
三、增加教学评判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效果，为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有效性，教师在利用分层的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进行分层化教学后，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效果，教师要及时的对多元智力理论教学情况进行评判，增加评判的全面性和作多样性，对培训人员进行日常的工作和学习的评判，来判断培训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来发现通信信息工作人员的优势和劣势，来进行针对性的多元智力理论培训。
其次，对于多元智力理论教育人员来说，其在实际评判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评判标准，在增加对学员了解的同时，增加学员自身对自己优势和劣势的了解，来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
最后，为了保证多元智力理论教育评判有效性，教师在进行评判时可以把理论评判和实际操作能力进行整合评判，来保证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科学性，保证评判的科学性，来提高通讯信息人才的素质和实际业务能力，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四、结论
元智力理论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设中的应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满足当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培养目标，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可以把学习内容进行分类化教育，把教学方法进行分类，增加教学评判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参 考 文 献
[1]霍力岩.等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03（23）：113-115.
[2]黄黎明，胡中锋.多元智力论与课程评价[J].课程・教材・教法，2015，05（11）：43-45.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4
关键词: 多元系统论 晚清小说翻译 翻译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5-123.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3]Bassnett &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1990.
[4]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4).
[5]王继权.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5
关键词： 描写性翻译研究 文学翻译批评 应用
描写性翻译的研究范式及应用一直在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在文学翻译批评系统中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描写性翻译研究及其如何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概述，通过着重分析其在《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一文中的应用，指出描写性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并探讨如何将该研究范式更好地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之中。
1.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定义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译研究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构想的翻译学框架中的纯翻译学分支之下。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翻译文学的行为的假说）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标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将之用于以“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为核心的描写性翻译研究，即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并用一系列的“规范”来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所有制约翻译现象的因素。
综上，描写性翻译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Tymoczko，2004：25）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和描写，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2.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
同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相比，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的对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如下。
（1）研究对象的宽容性。
Toury指出：“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之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林克难，2001：43）因此，各种各样现实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翻译现象及各种另类的翻译手段都能成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对象――描写性翻译研究解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2）研究角度的宏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下，对其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林克难，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观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译与意译等争论。
（3）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Toury认为，我们应该将译文视作“‘目的语’文化中的既成事实”（Toury，2001：23），采取“还原语境”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去研究与这一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多种翻译现象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解释，并且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应该相互验证。这种方法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对于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极有帮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经常自问自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难，2001：44）描写性翻译研究不对译本作出是非得失的价值判断，而是满足于寻找译者的决策和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它试图建立一套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理论，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翻译文本的系统描写，从而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建立解释和预测相关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申连云，2004）。
因此，描写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其发展。
3.描写性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批评
描写性翻译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响应，其研究阵营形成壮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出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与此同时，在早期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女权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译的趋势（具体的发展过程可见（林克难，2001：44；韩子满、刘芳，2005：111―112），此处不再赘述）。
二十一世纪初，描写性翻译研究在大陆开始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并且被运用到文学翻译批评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是2003年1月发表在《外语与翻译》上的《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和2003年9月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两者分别体现了将描写性翻译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两种途径：前者是将功能语言学理论与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后者从多元系统理论的新视角将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下文将以《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一文为例，分析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实际运用。
该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在引语部分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着重点出为何要采用此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英译事业――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在于全面历时，非常“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陈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首先综述，将所有译本置于“时代”之中，说明不同译本的产生主要源于译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历史因素的不同影响。然后，为了客观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将《红楼梦》的整个英译事业分为三个阶段，并配以两幅表格。在作历史性描述时，作者的重点在于分析译本产生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据此总结出译本的翻译目的、采用相应发表形式的原因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其中，作者对第三阶段的两个译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最为详细，包括译本（产物）的形式、译者的决策、翻译的过程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另外，作者不仅对译本作了宏观研究，而且对一些译本中作了微观比较，例如王良志、王际真译本中对人物姓名的独特英译比较等。通过实证性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英译《红楼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过事实证明，英译《红楼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全文作了总结，并照应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阐明的三个要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在作此类译本分析时的明显优势。但同时，要做好一项描写性翻译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4.结语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引入到翻译研究当中，注重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不同现象进行历时与宏观层次的客观描写，不仅可以对既往的翻译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对未来的翻译现象产生预测的理论原则。其作为纯理论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虽然没有应用理论研究那样强，但是，在应用理论方面，尤其是作翻译批评时，研究者若能将规范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相结合，增强描写性，减弱规范性，相信会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5）：46-52.
［2］黄国文.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J］.外语与翻译，2003，（1）：1-6.
［3］韩子满，刘芳.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116.
［4］林克难.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中国翻译，2001，（6）：43-45.
［5］申连云.翻译研究中的规定和描写［J］.外语教学，2004，（5）：75-78.
［6］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多元系统理论范文6
中医药文化翻译是加深了解、学习及掌握中医药技能的必备知识。本文将从近十年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中医药翻译过程中，大量承载文化意义的术语成为翻译的障碍之一，故此术语标准化研究也就成了中医药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热点。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化的制定，大量词典的问世都彰显出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不懈的努力。1980年由谢竹藩，黄孝楷主编在北京医学院内部发行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是第一本中医英语词典，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开始。在WHO协助下，经过各国学者不断努力《针灸经穴命名国际标准》于199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为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于2007年颁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广泛开展。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态度各不相同。GiovanniMaciocia认为中医术语翻译的研究应该注重术语内涵的解读，而不应围绕字词本身论争不休。不同的译法丰富了对中医的理解。核心概念的翻译必须一致(如阴阳、五行、脏腑等)，一般术语的翻译则不必强求统一［3］。李永安比较早期西医名词统一的历程和目前的中医名词英译标准，以古今对比的形式，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过程中应该向西医名词标准化过程借鉴的内容［4］。李照国认为术语翻译固然很重要，但显然不是中医翻译的根本问题。
《黄帝内经》五部译本译名均不相同，体现出在中医药典籍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对中医药文化具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对《黄帝内经》进行翻译之外，国内多位学者还对其英译版本进行评述性研究、描写性研究和语料库研究。2002年施蕴中对Veith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作出客观的评述性研究，她详细剖析了该译本的结构、举例说明译者处理难译问题的手段、并分析了该译著存在的问题［8］。肖平也给予了该译本高度的肯定。他认为该译本贴近原作，保持风格;层次分明，逻辑连贯;表达确切，生动传神;译笔灵巧，大胆创新［9］。兰凤利对《黄帝内经•素问》采用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对跨越近80年、产生9种译本的《素问》英译事业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她认为用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尤其适用于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10，11］。施蕴中对于建立汉英中医语料库的模型进行了构想，对其意义、知识结构、语言材料的选择、语言材料单元的构建及功能特征、智能结构等进行了详细描述［12］。至此，中医药古籍翻译以《黄帝内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阶段。
中医药语言特性研究中医药语言特性概括为哲学性、抽象性、恒久不变性、模糊性、文学性，高度概括性［13～17］。李照国对中医语言特性分别从比喻(明喻、暗喻、借喻)、对比、比拟、代称、避复、复用、分承、举隅、避讳、连珠与双关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内容详实。但暗喻仍然作为一种语言修辞进行研究［18］。赵阳以音韵为切入点，对《素问》中的音韵修辞格进行了整理，并运用英汉音韵对比的研究成果，对《素问》英译本中的音韵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医典籍英译应兼顾其科学性与文学性，在确保译文内容正确的前提下，要利用音韵等修辞手段，增强译文的可读性［19］。傅灵婴指出中医语言是典型的模糊性语言，是中医模糊思维在语言上的体现，并且从术语、修辞以及数词三方面对中医模糊语言的英译进行探讨［20］。产生中医语言模糊性、哲学性、高度概括性、文学性和抽象性的原因，仍局限在对不同修辞格的深入研究中。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早在198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UnschuldPaul就在其巨著《难经》前言中提出中医语言具有隐喻的作用，并强调中医用语隐喻形象对中国人接受中医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指出如果想最大限度的再现其原文信息和内心感受就不能忽略中医用语的社会和生活关联性［21］。直至2008年，闫舒瑶在其文章中提出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为思维手段的隐喻是中医语言的特征［22］。至此，隐喻作为中医药理论构建的思维手段才摆脱修辞格研究的束缚，逐渐受到国内学者重视。汤思敏指出隐喻是中医语言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医语言的病因、病症、治疗、用药等术语中存在许多隐喻［23］。甚至可以说“唯象”的中医语言“无譬，则不能言”［24］。中医学是在古代中医典籍的基础上系统化形成的;绝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metaphor)、以类比(analogizing)的方式命名、形成，体现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25］。谢菁认为中医文化是基于隐喻的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即在援物比类的背景下中充斥了大量的隐喻式思维模式，她将《黄帝内经》中普遍存在的隐喻思维表达方式进行归类，将其分为自然型、社会型、哲学型隐喻，并提出相似性是中医药理论中普遍存在的战争隐喻构建的认知基础，体验性是战争隐喻构建的哲学基础［26，27］。肖建喜对建构针灸学经典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精气学说到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输穴、刺法灸法、治疗学等子系统进行全面深入分析，认为隐喻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隐喻从根本上建构了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28］。殷平善、贾春华、屠金莉还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的概念隐喻对中医药理论中的隐喻思维模式以及文化进行分析，对比［29～31］。对中医药理论中隐喻思维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为作者和读者建立起尽可能接近的心理空间，有助于揭示先祖在与疾病抗争过程中认知客观世界的心理过程。
综上所述，通过回顾中医药文化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中医药文化翻译相关文献，总结出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于中医药英译术语标准化、中医药典籍翻译、中医语言特性研究以及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四个方向。翻译过程中对中医药文化的界定，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宽。
作者：王雨艳 张斌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