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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1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并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金融制度不规范
1.产权制度残缺与组织行为扭曲
仅以已被国家关闭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为例，虽然其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产权制度，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产权都是虚设的。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产权不清、责任权利不明确，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运行实际上由政府控制，存在严重的行政干预问题。产权制度残缺是农村合作基金会最终关闭的最重要的祸根。
2.利率水平相对偏高
与正规金融的普遍低利率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普遍偏高。这是因为相对于分散而总量不菲的民间融资需求，规模较小的民间信贷供给显然是杯水车薪，这就必然导致信贷供给的垄断，并进一步导致高利率的产生{同时，农村地区在地理位置、交通、信息方面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处于彼此相分割的状态，资金、信息难以自由流动，从而无法通过竞争来降低利率，市场垄断程度进一步强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进一步提高且地区间差异很大。虽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市场的产物，但若任其无管制地发展，常常会导致市场混乱并引发社会问题。
二、金融信用不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一般基于共同的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融资双方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能相对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这种狭小的信用圈只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资金缺口的持续增大，农村非正规金融必然会逐步向外拓展信用圈。信用圈的扩大会加重借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相当一部分信用活动不规范。
三、内部经营管理不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业务的管理常常采用口头约定或者简单履约的方法。近几年，虽然农村非正规金融业务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书面形式，担保和抵押也逐步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多，多数业务处理仍然延续原有的简单化模式。而且大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缺乏现代科学的管理方法，仅凭经验对借款人进行管理。由于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而且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以抵御风险，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极大。此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家长制特征，其经营运作过分依赖于家长的经验和权威，不利于民主化、科学化管理的导入，在没有监督机制规范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整个组织经营不畅，甚至破产倒闭。
四、运行机制不规范
1.机构组织方式不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多数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未在工商部门注册。这种组织上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节约成本的体现，是农村非正规金融针对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的一种灵活选择。但这也不利于存款人利益的保护和剩余资产的处理，因为一旦经营中出现问题，资不抵债，当事人常常选择逃跑的方式规避法律的制裁。
2.日常经营运行不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日常经营运行的不规范集中体现在信贷业务操作的不规范上，具体表现为对每笔贷款缺乏贷前、贷中、贷后的严格审查，不知晓借款者的信誉，不能控制贷款的用途，信贷结构也不合理。这样，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多数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会出现信贷经营问题，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和破产。
3.防范风险手段不规范
在信贷风险发生前，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一般采用提高利率水平，而不是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的方法规避风险；而在信贷风险发生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常常会采用暴力等非正常的方式私下解决纠纷，很少会求助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由于缺少科学的风险管理手段，农村非正规金融经营的不规范通过量的积累实现质的蜕变，风险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并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矛盾和社会问题。
五、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1.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
非正规金融的趋利性及贷款不问用途等特点使得其相配置资金时不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而是单纯以获利多少为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2.影响国家的利率政策
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活动大都在资金紧张、资金需求迫切而正规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其利率水平通常畸高不下，这就会影响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效果。
3.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
在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活动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的同时，由于非正规金融组织身份的“地下性”，又使得金融监管机构难以监测和控制其货币流量，这就必然会影响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 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农村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经济学家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 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违约者的违约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1993）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契约执行与治理上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规金融契约改善了农村经济主体遵守合约、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结构”， 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供给，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进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台，也有利于其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六、结论
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广泛的非正规金融，从制度变迁来看，它是一种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这对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正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压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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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卓凯.非正规金融、企业家甄别与制度变迁:理论与经验[C].2005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精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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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4，(1).
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3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23－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 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农村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经济学家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 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违约者的违约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1993）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契约执行与治理上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规金融契约改善了农村经济主体遵守合约、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结构”， 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供给，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进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台，也有利于其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六、结论
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广泛的非正规金融，从制度变迁来看，它是一种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这对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正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压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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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4
关键词：偏远地区；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偏远地区相较于发达地区，经济落后，由于现实以及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十分缓慢。首先，偏远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依旧占主导，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而农业生产存在很强的季节性，且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十分大，并且农产品价值较低，所以农户的生产性贷款成本高、风险高、收益低。其次，正规金融机构由于自身强大的信用体系能够敛聚到社会上大量的闲置资金，这其中也包括来源于农村地区的存款，但金融机构普遍追求盈利性，所以资金往往应用到会给自身带来高收入的项目，而很少会用于高风险的涉农项目，这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涉农信贷功能弱化。并且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设置的贷款条件高于农户的承受能力，农户被排斥在正规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最后，偏远地区不光存在着农业生产方面的资金需求，还存在着一些非农生活资金需求，主要是建房、子女学费、彩礼费、医疗费用等基础消费。这些用途的资金较分散且数额不等，无法全部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农户往往通过民间借贷这一渠道进行融资。但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说资金敛聚能力弱、资金规模不大，无法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这些都是偏远地区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现象，本文将针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金融排斥导致农户无法参与正规金融活动
金融排斥是指经济主体中的某些群体没有能力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无法得到正常的金融服务的现象。例如遭受失业，技能差，收入低，住房差，犯罪率高的环境，身体不健康，贫穷和家庭分裂等问题的某些群体，将更多地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群体，经济地位将会降低，生存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更没有能力加入到金融活动中，如此往往将会造成严重的因果循环。
（一）地理因素导致的排斥
偏远地区地域广袤、地形复杂、人口稀少、路程间隔远、运输费用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限制了这些地区正常金融活动的开展。在这些地区设立营业网点以及ATM机的成本较高，收益却不高，所以金融机构在这些地区的营业网点规模有限甚至没有。截至201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共1570个。虽然我国在不断推动偏远农村地区的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但这一空白缺口依旧存在且数量较高。即使是那些拥有基础金融服务网点的乡镇也不能全部覆盖到当地群众。因为这些地方农户居住十分分散，而营业网点只存在于镇中心或乡中心，对于那些远离镇中心或乡中心的农户来说十分不便利。
（二）资格不足导致的排斥
出于风险管理与追求盈利性的需要，银行往往对于贷款的控制比较严格。银行贷款要求有抵押物，对于农户来说，可变现固定资产数量较少，而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和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以缺乏贷款可使用的抵押物。此外，银行利息、交易费用较高，普通农户无法承受不愿借。这些都导致农户远离正规金融活动。
（三）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导致的排斥
由于信息不透明，银行没有一个完整的农户信用体系资料。银行难以了解到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款原因、贷款用途等信息，这时，信用较低的借款者将会编造虚假的理由获取贷款，而将那些真正信用较高的借款者排斥在贷款体系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可能面对的贷款风险很低，银行也不再愿意继续发放贷款了。此外，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一部分已经获取贷款资金的农户处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改变贷款资金的原有用途，将资金用于一些违法的高收入活动，而银行并不能有效监控贷款资金的实际用途，这将会使银行贷款损失的风险增加。出于这些原因，银行将会慎重考虑贷款的发放，甚至缩减贷款规模。
（四）农户的自我排斥
偏远地区农户受教育程度程度不高，金融观念意识淡薄。再者，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社会习俗以及心理活动等都严重影响了农户接受金融服务的思想。在许多农村，农民都会选择把钱存放在家里，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新闻：农户将现金存放在家中时间过久而损坏，这样的行为不光没有带来资金的增值反而还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除了不愿意将钱存放在银行之外，许多农户也不愿意向银行借款，，在“人情文化”的背景下，更多地选择向亲戚借款或者是通过熟人向地下钱庄借款。
二、农村金融供给制度不完善
偏远地区农村虽然还是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导，但是小型养殖场、酿酒厂等一系列农企正在兴起，个体工商户数量也在增加，农村金融需求也会出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不同的金融需求有着不同的风险收益管理，所需的金融产品也多样化。但是正规金融机构并不能全部满足这些需求，说到底，还是目前的农村金融供给制度不够完善。
（一）正规金融机构的社会职能并没有完全发挥
正规金融机构往往资金雄厚，能够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帮助，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这些机构应当发挥其社会职能为农村金融融资提供保障。但现实是，正规金融机构在偏远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远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金融机构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广大农户对于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在落后地区的营业网点和业务范围逐渐收缩，正规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不断减弱。
（二）农村金融机构“二元化”
目前偏远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机构“二元化”的现象，一是以农信社、邮政、农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二是以地下钱庄、小型借贷公司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条件高，需要抵押担保，一般农户难以提供。对有能力提供担保的农户来说，银行贷款往往交易费用高，贷款手续麻烦，对于一些急需用钱的农户来说十分不方便。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农户将会求助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目前偏远农村地区资金来源依旧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亲戚或朋友借款、高利贷、合会、地下钱庄等。但是目前这些非正规的金融制度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规范的发展，不但没有缓解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不足造成的供需失衡，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因素。
三、关于偏远地区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思考
（一）对农户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
由于文化程度不足，大多数农民对金融服务没有概念，所以进行金融服务宣传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于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政府应在农村定期组织金融宣传活动，帮助农户了解基本的金融知识。同时金融机构也应指派员工对农户开展实地培训，帮助他们了解银行的基本业务，让他们感受到银行业务的便利性，从而进一步消除农户的自我排斥，将更多的农户带入到正常金融活动中来。
（二）政府应该发挥相应的职能
偏远地区设置营业网点和ATM机成本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需要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帮助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小型的便民金融机构。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和银行合作来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比如小额贷款可以用政府所发放的各种保障金来进行抵押，当农户出现违约情况时，银行有权收取这部分保障金。
（三）规范非正规金融制度
非正规金融相对正规金融来说，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所以它比正规金融更加了解农村地区的状况。例如，农村地区的合会以及私人钱庄大多都是由当地人建立的，所以对于当地农民的信用状况更加了解，对风险的控制也会比正规金融强。由于农村地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方式，如果出现违约的情况，舆论压力将会大大控制农户的行为，督促农户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加之，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方便快捷，可以很好的满足农户的需求。但是，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风险性。所以，应当规范非正规金融制度，使之能够弥补正规金融所带来的农村金融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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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非正规金融论文范文6
关键词：民间金融；风险；防范策略民间金融在我国许多地区都十分活跃。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本身具有复杂的特点，对它的规范成为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有许多学者在对民间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后，得出民间金融俨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民间金融这把“双刃剑”，在活跃经济、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同时，也因为其自身的风险而使经济发展和金融等的活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我国民间金融产生及其成因探讨
由于我国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运作的规范性差，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负面影响。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正规性金融机构相比，在组织方式、运作机制、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规范，普遍没有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财务管理、贷款程序等必要的制度。本来选择农村民间金融是理性的选择，但是由于要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使得借款者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选择违反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规则的行为，这种对行为的有理性的选择导致了民间金融风险的产生。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主要风险
1、利率风险
和正规金融比起来，民间金融的利率有自己的特点，从一般情况来说，正规金融的利率要低于同期的民间金融利率，并且民间利率的高低还要受到相关市场因素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民间金融利率的高低有受到资金供需关系的影响。正是如此才造就了民间金融利率高的结果。虽然民间金融的利率很高，但是“利益与风险同在”，所以其风险也高。
2、道德风险
在我国，由于金融监管措施特别是民间金融的监管措施存在很大的空白，所以在其发展中非常容易出现非法集资等信用欺诈问题，近些年来，此类案件不断发生（典型的如吴英案件），这种背景使民间金融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在现阶段，由于民间金融还没有被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来，民间金融这一部分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守法意识不强的组织用各种名目繁多的项目投资吸引公众的资金，如果园投资、开发森林、酒店开发等，诱惑群众上当。
3、经营风险
民间金融自身在投资经营方面存在的不足也是引起风险的原因之一。民间金融在贷款制度方面本身规定就比较简单，对于投资领域没有详细的分析；对投资对象的信用等级没有详细的、有实效的评价制度；在发放贷款时，对贷款的过程并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以及相关管理义务，对资金的使用也缺乏相应的监管，并且，其投资也比较盲目。
4、政策风险
据史料记载，我国的民间金融早在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从整个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和大趋势来看，民间金融具有强烈的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只要具有适当的经济运行条件，其就会顺势出现。但是具体到某个地方，某个具体时期来看，民间金融可能随时遭遇生存的制度风险。而现阶段，由于我国刑法对于民间金融与非法集资没有做出清晰界定，我国的民间金融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其生存风险很大。
三、民间金融风险防范措施
1、发展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正规化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所在，正规化的金融监管可以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出现。但是在呼吁民间金融正规化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持相对清醒，未来民间金融改革的难点与重点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针对民间金融自身的特点，在保证民间金融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保证政府有所为，而又不“过分”。为此，要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模式。
2、设定合适的利率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善，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对正规融资渠道的监管比较严格，实际利率被压到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正规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保持在一个未定的状态，大量资金都流向了非正规金融市场，基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监管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相关利率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和贯彻，金融市场所反映的并非真实情况，使得基金的总体分配效率受损，同时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因此增加社会的资金供给量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金融市场分割的局面有所改善。
3、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立法支持，依法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
民间金融的地位还未得到国家的正式肯定，民间借贷始终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其运行过程、机制结构等都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致使金融市场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然而，民间金融在民间融资过程中又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又不能对其采取强制取缔或者禁止规定，强制性取缔或者是禁止规定不仅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反而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适得其反。国家还可以通过立法制定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借贷行为的法规条例，在实际操作中，要发挥诸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相关正式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保障其生存环境，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放宽国家对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银行的限制规定，充分发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最终使得民间信贷能够浮出水面，引导其健康发展，出尽我国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行。（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