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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暴发的担保公司倒闭和非法集资案引起了人们对民间金融监管的再次重视。民间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只有适当监管之下，民间金融才能得到稳步发展。
一、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民间金融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如非正规金融、类金融、地下金融、体制外金融等。亚洲发展银行在《非正规金融：来自亚洲的发现》（1990）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这一定义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民间金融特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的成份。民间金融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正规金融，在正规金融产生以前，所有的金融都属于民间金融。因此正规金融是在民间金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正规金融建立后，民间金融仍然有其存的土壤。
1.正规金融留下了大量的市场空间。正规金融制度下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对于进入的融资者都设置了或高或低的门槛，目的在于降低正规金融风险。这样在客观上就把一部分有金融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挡在了门外，这就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这一市场空间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由于经营历史时间短，缺少可供抵押的资产，加之经营不稳定性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之外。其发展所需要的外源融资不得不依赖非正规金融。
2.金融压抑制造了民间金融空间。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发展，采取了压抑金融的策略。政府压低利率，并引导资金向重工业方向投入，其他产业则难以得到发展的资金。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市场需要的产业，有市场，有利润。这样民间金融就填补了这部分空白。除一般意义的金融抑制外，我国的金融抑制还体现为所有制抑制，即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大量民营企业长期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外。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动力之一的金融主要靠民间融资解决。
3.交易费用也会给民间金融创造空间。处理金融业务是要付出成本，比如收集信息、现场考察、账面处理等，这些成本不论融资数额大小都要付出，而且往往与地理远近成正比，这样对于一些小额的处于偏远地区的项目，单位成本就会很高，因而被正规金融放弃。对于民间金融来说，这些成本则可能会比较低，比如民间金融不需要正规的档案材料，与客户比较近等，与正规金融相比交易成本要低很多。
4.民间金融也是对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一种反应。市场需求往往变化迅速，需要相应的金融创新以满足这一需求。正规金融的产品创新需要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创新需要经历一定的程序，所费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金融管制比较严重的国家，金融创新更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制。民间金融受管制比较少，经营灵活，可以迅速地进行金融创新满足市场需求。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对正规金融起了良好的补充，提升了经济的效率，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因此许多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给予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民间金融的形式多样，一些民间金融形式得到全球推广，其理论及运作模式被正规金融采纳。比较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式主要有：
二、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及监管需求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我国也存在着多样性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促进金融资源重新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
1.非法集资。民间金融发展障碍之一就是资金来源短缺，而只允许银行吸收公众存款，限制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金融机构吸收公众资金是很多国家普遍实行的金融管制措施。而民间金融机构总有扩大规模的冲动，在资金来源如股东出资、内源融资增长速度难以达到自己意愿速度时，他们就会求诸于私下吸收公众资金，这种私下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除非发生纠纷很难查觉。而一旦走向非法集资这一步，就走向不归路。民间金融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弱，容易发生风险，而风险发生，金融脆弱性的危害就显现了，公众的挤兑行为很快就会让民间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群体性讨债事件。
2.利率高企。民间金融资金普遍比正规金融的资金利息高出很大一截。利率之所以高原因有多种，一是与正规金融争夺资金不得不提高利率;二是民间金融的活动往往难以得到法律支持，其面对的客户风险相对比较大，这造成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三是资金需求高拉升了资金的使用成本。高利率对于民间金融是一种伤害，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可知，金融机构利润率与利率水平呈倒U形关系，当利率高于一定水平之上，一些优质的客户会退出贷款市场，只会留下一些劣质客户，此后利率上升优质客户越少，金融机构风险越高，利润率下降越严重。因此高利率也是造成民间金融易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
3.隐藏犯罪行为。缺少监管的民间金融隐藏着诸多犯罪行为。一是暴力收账，即对未偿还的款项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追偿，引发刑事案件，与之相对应的还会伴随着强制借款与高利贷借款，让借款人陷入困境;二是涉嫌洗钱或资助犯罪，由于缺少对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监控，一些非法所得投入到民间金融进行流转孽息，或者在投向上不加筛选让非法行为得到了资金;三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相当普遍，在发达国家也常会发生，投资者对高额回报吸引，早期投资者会有所收获，但随后投资者成为受害者，而且这种骗局无论在总金额还是牵涉的投资者规模都很大，影响严劣;四是诈骗，冒充身份诈骗客户资金或者虚构情节诈骗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在民间金融领域时有发生，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
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机构担负起监管的责任。但我国的民间金融的监管却存在诸多问题。
1.缺少监管主体。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是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俗称一行三会），这些监管机构主要针对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少量的其他类型的持金融牌照的机构，对于未持金融牌照民间金融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并不承担监管责任，即使有些法律法规或者文件要求其担负监管职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机构会或明或暗地拒绝承担。有些民间金融机构虽然有名义上的主管部门，如典当行主管部门为政府商务部门，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发改委等，但大量的民间金融机构没有主管部门，只要经地方工商局批准就可以营业，结果造成大量所谓的理财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号称合法性机构公开吸收公众资金。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并不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而其他部门则没有监管的职能。
2.缺少监管的能力。监管能力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监管授权，即对于当下的形形的金融机构需要确定监管的主体，当下地方政府面对诸多疑似非法集资行为也想进行监管，但是却没有明确部门有类似的监管授权。二是监管人员不足，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政府监管人数存在着不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的设立都需要经监管部门审批，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置门槛提高金融机构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控制数量规避监管人员不足问题。而现在大量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即使以后归口监管，也存在着监管人手不足的问题。三是监管人员专业性不足，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现在主要由政府的金融办负责，与一行三会相比，金融办历史短，人员来源多样，对金融监管本身都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加之民间金融要比正规金融更复杂，就民间金融发展方向、监管的重点等需要专业判断方面存在较严重不足。
3.缺少监管的法律法规。民间金融的监管需要立法先行，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除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外，其他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都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只能依靠民法、刑法或者司法解释进行监管和处理。二是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低，既有的法律法规很多都是原则性规定，执行的程序条件都未规定，被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不清楚如何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者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监管信号，造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矛盾。三是法律法规的制定原则缺少严格的论证，例如对民间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还是非审慎监管，监管标准是否以资本金为准，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有何规定，是否对公司的公司治理进行干预以及干预的标准是什么，公司的档案记录如何规定等等。这些内容对于监管方式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关键，需要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
三、世界其他国家民间金融监管的经验
世界各国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过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总体来说，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民间金融立法规范使之遵守正规金融的监管标准。针对一些数量多、规模大、经营成熟的民间金融进行专门立法监管，使之正规化。如美国信用社曾是美国民间金融主要的组织形式，为此美国国会颁布《联邦信用社法》（1934）给予其合法身份并设立专门监管机构监管，他们缴纳存款保险并受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美国的社区银行是非正规金融转为正规金融的典范，美国的社区银行为独立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其资产规模小，分支机构少，主要在居民聚集区经营，其组织形式可以为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储蓄机构和互助储蓄机构，社区银行要遵守商业银行的基本监管规则，只是其监管的标准要比一般商业银行宽松。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着诸如合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形式，虽经严历打击仍然存在，1989年台湾实行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通过了新《银行法》，允许银行设立自由，部分民间地下金融迅速浮出水面注册为银行，进入正规发展轨道。
2.立法保护民间金融但发挥其自身特点。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合作金融，德国是世界合作金融的发源地，1847年莱富埃森（Raiffeisen）创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后发展为莱富埃森合作银行;此后舒尔茨创立城市信用合作社，后发展为大众合作银行。1889年德国颁布了《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把合作社组织形式、运营模式等固定下来，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895年德国组建中英合作银行，并成立全国合作银行协会。到现在合作银行遍布德国城乡，成为德国主要金融服务提供者。台湾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中，1999年通过了《民法债编》，以法律形式将合会等金融组织列为已有民事法律体系规范的对象，对民间金融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3.将民间金融转化成正规金融。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轮转型互助基金称为“无尽”（Muji），为当地的家庭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1915年日本出台《无尽业法》，把无尽进行合并组成多家联合股份公司，规定了注册资本、组成人数、组织形式、存续期等，成为法律认可的组织。二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小型金融公司，在客户存入适当金额后可以一次性获得高于其存入的金额的贷款，称为互助无尽，这种组织形式显然比无尽更为健全，为此1951年日本通过《互助银行法案》，把无尽转变为互助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到20世纪80年代，互助银行业务范围与一般银行已经无差异，日本金融顾问委员会于1985年开始倡导把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在1989年和1990年间，日本所有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
4.对民间金融进行扶持。一般来说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持一种消极立场，但由于民间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正规金融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重视民间金融的发展，采取措施推动民间金融开展业务。这方面的典型是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主要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采取诸如群贷的方式降低风险。改变了过去金融主要向富人提供服务的经营特点，因而受到世界银行的推荐。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本国推行这类业务。
上述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民间金融的作用给予承认而非取缔，监管的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金融的既有作用;二是监管同时把民间金融运营模式标准化，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三是特别注重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作用，上述民间金融在进行监管后都成立了相应的自律组织（协会），在增强监管针对性同时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四是把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的模式多样化，不搞一刀切。
四、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建议
把民间金融置于监管之下无论对于民间金融本身还是对于社会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具体到监管体制的建设，则需要多方面考虑。
1.监管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与透明化。金融业从事的是资金的往来，与生产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无形化因而隐蔽性很强，对其打压不会让民间金融消失，只会让其转入地下。当民间金融转入地下时，其风险不会消失而且由于无法对其监控，其结果是只有当问题很严重时才会暴发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对民间金融监管目的之一就是让民间金融能够透明化，阳光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其合法化。民间金融所隐藏的涉嫌犯罪行为也只有通过透明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压低。针对不同的民间金融建立起从一般民法到专业化法律的一系列法律体系，让民间金融在法律框架下运转。
2.民间金融的监管应当采用多种模式。我国幅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多样，经济类型众多，对金融需求多样，因此民间金融机构的类型众多。监管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设置不同的监管制度，对民间金融监管采取适度原则，防止过度监管使民间金融失去低成本与灵活性。对于那些服务于众多客户群体的民间金融，可以更标准化，监管相对严格，以利于推广;对于那些针对客户群体比较少，不宜标准化，在进行监管时尊重其经营特点，减少政府干预。
3.注重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来说自律组织非常重要，与政府监管相比，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更具成本优势与信息优势，并能有效规范行业内经营。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自律组织可以承担相当部分的监管职能，面对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其组织与管理量很大，这是监管当局在人力上难以胜任的;其次自律组织可以起到与政府部门协调的功能，民间金融机构的需求多样，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解决某些问题和出台扶持政策，自律组织可以与政府部门协商解决;三是自律组织可以对本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与完善提供规划，就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
4.监管需要确定一些标准的监管规则。对于民间金融监管，一些核心内容需要明晰。一是吸收公众存款，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允许民间金融吸收公众存款，但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来说我国不应当放开这一规定，把民间金融机构单体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二是信息公开，民间金融的资金往来应当进行登记，在电子信息化与网络化下，这种信息的登记成本已经很低，可以考虑信贷登记系统向民间金融开放，换取其信息的登记，做到激励相容。三是民间金融治理架构与组织管理架构，由于其资金来源不是吸收公众存款，其资金来源、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结构可以由机构自身决定，只是提供指导意见，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可以建议民间金融机构聘用专业人士进行管理与运营，特别高层管理人员聘用有正规金融从来经历的人员担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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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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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 信用担保 法律制度 中介机构
一、背景
资产证券化是世界金融领域中的重要创新。它不仅在宏观方面改善了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了由于搜集信息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而且在微观方面它能够增加长期资本的流动性，有效的解决了商业银行中长期存在的短寸长贷的矛盾，并且带来了新的中间业务，成为商业银行收入新增长点，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此外，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为不同风险偏好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供更为广泛的市场。而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标的的证券则格外引人关注，它在历史上一直风靡，占据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却又在金融风暴中被指责为罪魁祸首。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开始于美国，并在八九十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在美国市场上，发行总量从1985年的8亿美元，到1992年的1888亿美元，平均增长了157%。到1997年底，，全美4万多亿美元未清抵押贷款余额已经有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1999年，MBS市场更是首次超过了国债市场规模（3.28万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证券市场。之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继续发展，到2007年，抵押贷款余额达到GDP的105.17%，MBS市场也随之在不断扩大。
在我国，由于金融起步较晚，金融体制不健全，市场不完善等一系列原因，金融创新产品一度缺乏，直到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才推出第一只MBS—建元证券。之后又不断有银行推出此类产品，如国开行发起的“开元2005—1”和“开元2006—1”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兴业银行发行的“2007—1”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建设银行于2007年再次发行的“建元2007—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就其规模和发展来看，远远不能解决住房抵押贷款长时间的积累和日益增加的贷款购房需求之间的矛盾。
然而，正待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候，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刚刚起步的道路一个警示，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此类产品，事实上，出于审慎的态度，银监会在金融风暴后已声称暂停了资产证券化进程。在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鼓励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多样化的方向毋庸置疑，而如何防范风险，有效管理等问题则日益突出。因此，在吸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探究分析近年来MBS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历程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步虽然较晚，但在金融和政府当局的配合和推进下，发展迅速，主要历程如下：
1、起步阶段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源于海南省三亚地产的投资证券，1992年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三亚丹州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公开发行了2亿元的3年期投资证券；1996年，珠海市为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设，曾在海外发型了2亿元的债券；1997年，重庆市政府与亚洲担保及豪升ABS（中国）控股公司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ABS计划合作协议，成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一项重要突破；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MBS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关注这项业务：2000年3月，中集集团与荷兰银行在深圳签署了总金额为80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证券化项目协议，这是国内首次应收账款证券化，同年，批准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住房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单位。
2、发展阶段
2002年，中国建设银行加快了住房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准备，它与德国施豪银行签署了合资合同等文件，筹建合资住房储蓄银行；与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准备合作引进住房抵押贷款引荐业务，并在上海成立了麦格理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开展以二手房市场为重点的住房抵押贷款引荐业务；2003年中集集团以海外应收账款为支持，发行了三年期的证券‘同年，华融公司推出国内首个资产处置信托项目；到了2004年，政府推动了证券化的发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此后一系列规章的出台规范了市场规则，推动证券化进入实质阶段。
3、规范阶段
2005年3月21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促进金融创新，经国务院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于年底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41.77亿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30.17亿元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之后不断有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2007年以来，包括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在内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相继加入了发行资产支撑证券化产品的行列。截至2008年1月，全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的总规模达到了410.26亿元。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审慎态度，银监会暂时叫停了资产证券化业务，使得资产证券化进程陷入停滞状态，2009年到2010年期间没有任何证券化资产产生。而银监会则强调暂停并非叫停，在危机的根源尚未探讨清楚，资产定价没有合适的标准的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投放市场后，价格波动会比较大，容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这一确定在当时引起热议，褒贬不一。但无疑使得大家看到金融创新在分散和转移风险的同时，并不能消除风险，风险积聚后的爆发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更为恶劣。审慎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三、现状分析与建议
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由于制度和技术限制等原因，目前我国的MBS市场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发行金额较小，流通范围有限，风险衡量和管理能力低，收益率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SPV相对缺位以及担保和保险制度受到限制。鉴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促进多方位多层次金融机构的发展，推动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为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提供再贷款资金，外加我国住房需求的快速增加，更快更广泛的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我国金融市场健全发展的必然之选。因此，根据上文的分析，为促进MBS市场稳健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首先，要加快发展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级市场。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是进行证券化的资金基础，没有相当规模的资产支持和规范的一级市场，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规模和风险控制就得不到保证。进一步发展一级市场的主要措施有：（1）扩大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虽然近年来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整体规模还较小，2004年末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仅为GDP的12%，而同期英国的比例为59%，美国64%，日本41%，并且呈现地理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具体的，我国可以采取适当降低首付款比例；在固定利率还款方式之外尝试更多的还款方式以匹配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变化；创造新的贷款品种满足不同需求等措施。（2）规范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运作机制。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规范的程序能够更快更稳的促进一级市场发展，因此有必要在发放程序，贷款合同等方面实行进行规范，施行统一的标准。（3）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加快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全面衡量个人的信用历史，通过一定的技术性手段，建立合理的评估方法，科学衡量信用等级，以便得到具体的，具有可操作行的风险防范和规避参照体系。具体的措施可以有：在完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个人存款户的范围，利用目前身份证制度建立起个人基本账户编码制度，针对不同客户类别建立信用评级模型，进行较为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等等。
其次，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能够促进MBS市场参与主体和持有人的多元化，有助于风险的有效分散。主要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1）对现行法律作适当修改，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养老资金和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限制，是这些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进入市场，增加需求；（2）鼓励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投资基金的介入能解决个人无法成为MBS市场投资者的难题，同时能更有效的进行资金分流，分散风险；（3）适量引入海外投资者，有助于引领和推动本国相关机构的发展。
再次，加快促进建立规范的中介服务机构。（1）在证券化发展初期和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的情况下，可以推行政府主导的信用担保机制，有政府或政府成立的专门性机构为资产提供担保。（2）加强保险业在MBS中的作用。保险业在促进MBS发行和流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保险业是非常欠发达的。促进保险业和MBS的融合即有助于MBS的稳健，又能够促进保险业市场的拓展。因此，应当鼓励促进保险公司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业务，同时要借鉴国外经验进行专业化规范化经营管理，加快学习相关计量技术，设计出更多的保险产品，如除住房财产保险外，还可针对不同借款人的健康状况和信用状况相关的寿险和信用保险等，从而保证证券化资产的质量。
最后，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促进MBS市场的发展的时期，应当修改《公司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与MBS冲突的条款，或者增加对证券化给予特殊豁免的条款。如关于SPV设立的问题，可以由政府出资或出面建立SPV公司，可以逐步使SPV的设立和MBS发行合法化，在“真实出售”上的问题，可以给予契约变更的确认和超额抵押特殊的豁免。但最终要在法律上构建出专门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体系。除此之外，在相关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上给予一定优惠和特殊规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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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范文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引发了资源的迅速耗竭，环境污染日益恶化。非凡是进入80年代，环境问题由地区性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绿色革命”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些人声称“会计与环境破坏有重大牵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赚取过可持续的利润”。仍然墨守成规地将哲学问题（如何持续发展、代际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和专门探究如何核算这些问题的世俗商业严格分离开来，这将是相当不合时宜的。现今，对会计责任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人际和契约关系的范围，拓展到了社会关系的层面。既然财务会计是反映和监督这些关系的基石，那么它必然在中间充当一定的角色（DanielB.Thornton，1993）。
一、文献回顾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环境会计的探索经历了30多年的起起伏伏（Parker，1986）。从公司自愿披露到第三方组织强制报告；从年报附录到各种形式的独立报表；从财务报告到非财务报告，其内容似乎变得无所不包（Gray，Kouky&Lavers，1995），却始终面临一种尴尬局面：实务界的尝试并未基于传统会计的许多重要确定性特征（Gray，2000）；理论界的研究也没能形成一条前后连贯的逻辑脉络（Ullmann，1985）。
正如Gray等人后来反复重申的，传统会计确认对象所应包含的四个相关特征：会计实体（accountingentity）、经济事项（economicevents）、货币计量（financialterms）和服务决策使用者（users），在涉及环境会计问题的时候，至少从三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偏差：一是环境会计关注的是来自于社会和环境的事项，而非单纯的经济事项；二是环境会计广泛采用的是非标准意义上的财务语言；三是证券市场投资者以外的信息使用者成为环境会计报表的主要服务对象。
因此，理论界在处理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的关系和界定环境会计的口径时，基本上形成了两条思路：一是在相同的假设和概念框架下，将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补充，希望借此与现有许多主流会计研究相融合，坚持将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环境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对其社会效应有所限制（Grayetal.，1987；Mathews，1984，1993）。二是将社会和环境会计报告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Preston，1975，1981，1983）。但它所涉及的宽泛内容和多样化的披露方式，往往被传统会计认为是模糊不清和缺乏可靠性的（Puxty，1986，1991）。
依照这样的脉络，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实质性和系统性结论的研究（Mathews，1987，1993；Mintzberg，1983）至少能粗略归纳于两类理论框架之下：研究范围相对集中的决策有用观和关注对象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探索。
决策有用观认为，最终检验环境会计报告信息有用性的方法是关注它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Dierkes&Antal，1985），这构成了现在主要的研究思路（Grayetal.，1995）。Belkaoui（1984）等人采用排序性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传统会计报表使用者反馈的各类信息重要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环境会计的披露具有“适中的”重要性。同时，对环境信息影响股票价格行为的研究也存在相当丰富的成果（Aupperle，1984；Belkaoui，1980；Bowman，1973），但却没能形成一致的结论。
另外，Grayetal.（1995）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股东理论（StakeholderTheory）和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Theory）两条分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利益、目标操纵者和非凡交换机制相互作用的学科（Zald，1970，p.233），其视野不仅专注于市场交易的信息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分析各种非市场契约模式下的交易表现。它便于阐明多元化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和（mediation）、修正（modification）和转变（transformation），为股东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对环境会计的解释提供了分析基础。
股东理论将股东置于环境会计报告的主导地位，认为治理层假如希望寻求持续的成功就必须迎合和满足股东们的需要（Ullmann，1985；Roberts，R.W.，1992）。股东的控制力越强，企业因股东意向而做出的调整就越多，从而也就决定了环境会计的披露内容和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环境会计可以被看作是股东和公司之间讨价还价的对话形式（Roberts，R.W.，1992）。
合法性理论则有所不同，该理论认为在公司政策制定中，治理层有两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基本的环境测量；二是环境披露政策。虽然两者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公司活动的合法化（Grayetal，1995），但口径可能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合法性理论的前提，当公众感知的企业价值与事实上的企业价值存在差异的时候，治理层将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改变和引导公众，最终使二者达成统一。
Lindblom根据被感知的企业价值同实际中企业价值的差异类型，总结了四条治理层寻求合法性的策略：一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司实际表现不佳时，企业将试图教育和告知相关公众引起价值差异的企业行为实质上的变化；二是当价值差异源于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误解时，企业只需要设法改变相关公众对企业行为的认知度，而无需调整自身行为；三是企业同样存在操纵公众认知的动力，借此转移关注重点，掩盖不利影响；四是当企业认为相关公众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抱有不切实际或不正确的期望时，它们将倾向于纠正这种预期。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会计自身的非凡性导致了其研究总体上形成了口径宽窄两条脉络，发展出决策有用和政治经济研究两套体系，这是从纵向角度的讨论。横向来看，问题却不外乎从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探讨内延至治理层财富最大化，外延至社会财富最大化两个方向。
自始至终，决策有用观都没有放弃对传统会计对象的坚持，使理论建立在狭义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模型（stockholders’welfaremaximization，SWM）之上。而合法性理论显然与治理层财富最大化模型（managementwelfaremaximization，MWM）具有相同的出发点。Findlay和Whitemore将其前提表述为治理层会在符合完全披露的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操纵或回避措施来体现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公司业绩。除此之外，在环境会计实务中已经广泛采用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则不同于以往的小范围、确定性模型，它引入了长期以来沉默的社会账户（silentsocialaccounts）的概念，强调企业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相反，它们是组成和支撑社会运行的一部分（Jaggi&Zhao，1996）。Ramanathan（1976）将这种更大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关系解释为组织和社会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企业以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方式运行，并从中获得与社会有关的合法化地位。社会契约可以被假定是隐含的，而各种社会法律可能使特定契约更加清楚明确。通过这些隐含的和明确的法律，社会为组织规定了会计责任的规则，也拓展了企业股东的范围。国家、政府和游说组织在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游戏规则的说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随着Bruyn提出的社会投资（socialinvestment）理论被认可，包括自然环境本身和下一代利益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利益群体（widercommunity）也被统一进来。其中发挥衔接作用的社会投资者相信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能够同时实现。
股东理论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由于熟悉到各种股东群体在公司环境会计的决策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股东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于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范畴，但无法回避的是，其研究对象仍然存在局限性，导致了它只能作为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在讨论中忽略了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会计要求的差异，同时缺乏对于绿色进程的分阶段探讨。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在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框架之下，从环境会计的目标讨论入手，强调对于环境会计目标的本质及层次性、阶段性熟悉，进而引出经济后果学说在环境会计领域中的运用。
二、环境会计目标的重新熟悉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目标（accountingobjective）是指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表现为预期应当达到的目的，它决定于会计的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对环境会计目标的理论基础最直观的理解无外乎一个将可持续性理论和会计理论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不仅仅是外在形式的吻合，更重要的是内在逻辑的贯通；不仅仅包括范围的选择，更取决于层次的对应；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范畴。
可持续性概念源于森林工程学，之后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社会不能使用超过自然环境可能产生的自然资源（Gray，1996：61；Bebbington，1997）。可持续性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牺牲下一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包含一个前提，即世界上贫穷的下一代人的基本需要应予以优先考虑（Welford&Couldson，1993），同时需顾及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对于满足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需求的环境能力的限制作用。由于对该前提的认可程度不同，可持续性理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主要层次——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是指某一群体只要能够补偿人类的损失（技能、知识、技术）和人造资本（建筑、机器、设备），就可以耗尽自然资源和使自然环境退化。从这一点看，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受到了平等对待。假如人造资本可以被替代，企业就能够使非再生资源的连续使用合理化，因此，弱可持续性会更利于企业个体。然而，这种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不单表现在技术水平方面，也表现在技术本身，例如对许多分裂反应堆的非经济特性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Common，1995：45-46）。因此，基于非替代性、不可逆转性、公平性和差异性，强可持续性强调的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保护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Beder，1996：159-60）。但是，无论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成为环境会计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会变的，都是为了构建和发展一个能以无数代人存在的方式运行的可持续社会（Meadows，1992：250）。
由此，环境会计的核心目标可以表述为计量、公开和报告利益关系人由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社会的转变。根据可持续发展世界企业委员会（WBCSD）的观点，可持续发展包括对经济财富、环境质量和社会公平的积极追求（Elkington，1999：18）。因此，企业需要从社会、经济和生态“底线”的角度解释这一程序。正如艾金顿所言，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不仅仅要注重单一的财务底线，而且还要为实现三维底线而努力（Elkington，1999）。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可持续发展融入政府观念的过程是缓慢的，其融入公司领导阶层的进程更是经常被忽略。尽管鼓励组织注重“三维底线”——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Elkington，1998；1999：18）——但财务底线仍然左右着企业的思维，而且当今仍然是企业行动的主要动力（Ditz等，1995：6）。这迫使人们开始寻找对于众多企业来说现阶段更为可行的操作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同，经济——生态效益已被公司高层治理人员认定为可以采纳的一个适当的目标（见OECD，1998b；Schmidheiny，1992）。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BCSD）将经济——生态效益的实现定义为企业能够提供具有价值竞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保证生活质量，同时，又能通过生命周期逐步将生态影响和资源密集至少减少到估计的地球承载能力水平。显然，暂且忽略社会维度因素、注重经济——生态效益的选择更集中于对相对易于计量的直接影响因素的考察。这种取舍并不是否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反，经济——生态效益型信息的计量可视为公司计量和向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忽略了公司社会业绩、显得不如可持续发展定义广泛的经济——生态效益目标恰恰代表了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与此同时，经济－生态效益目标也并未打乱环境会计目标基本的宏微观层次需求，相反，它有助于简化并澄清反映经济信息的会计活动同可持续发展综合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用一条逻辑链来综合描述原先三维角度和宏微观层次下环境会计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贯穿作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其基础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并服务于人类->需要良好的生态循环为基础->良好的经济循环是生态循环的保证->经济循环的主要环节是投资、生成、使用、耗费、收回、补偿、分配->各环节之间既有经济上的联系又有逻辑上的联系->经济循环的目标是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需要完整的会计核算和治理体系作为其基础与保证。现在，当引入经济－生态效益目标对这一逻辑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它无非重点突出的从中提炼出了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两个部分，促进了生态循环自身、经济循环自身及生态和经济循环之间的三套逻辑关联。同时，它也与上文提到的在社会会计宏观领域探讨环境会计作用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呼应，提供了一个平滑和深入的接口。1983年世界银行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建立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相配套的环境辅助账户。1989年我国政府修订《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力图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以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这一前期的环境会计的发展进程来看，有关于生态和经济的二维计量正是现阶段社会经济会计和社会指标会计重点和迫切考虑的内容。
此外，在经济——生态效益现行目标引入的过程中，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内部，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概念的澄清。将可持续发展视同可持续增长纯粹是近期出现的一种现象（Sachs，1992）。事实上，假如一家公司被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生存也是经济业绩的结果。可持续发展迫使环境组织、企业和政府承认环境因素可能对经济业绩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且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发展”要比“增长”具有更多的含义，因为“发展”明确社会角色但并不排除经济生产力的“持续下降”（Maunders和Burritt，1991：9）。因此，假如忽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以经济——生态效益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会计目标实际上暗含并认可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此消彼长”的假设。也就是说，除非企业能够按照经济——生态效益的强可持续改进，设法实现公司和政府机构共同推崇的“无悔策略”而达成“双赢”（Wally&Whitehead，1994），否则，在经济和生态的多方利益关系人中，必有一方将做出让步。
三、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
“经济后果”就是一门讨论利益各方进退的学说，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它关注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被认为可能影响其他团体的利益，因此，该学说认为，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决定会计问题时应将其宣称的不利后果考虑在内。
回顾经济后果学说和环境会计研究的起点，似乎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惊人的巧合。60年代以前，会计争论在金融出版物中极少涉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在企业的经营治理中，会计即使不是一个规定固定的参量，也是一个常量。70年代的10年显然是美国社会坚持制度应对其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负责的10年，会计准则制定活动的利益相关方同样深知这一明确的公众倾向（Stephen，1978）。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契机加速了包括游说组织、环境保护机构等众多环境信息关注者对环境会计制度规范的参与程度。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同样可以认为是环境会计准则制定和披露中存在的巨大空间和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吸引了原本潜在的攫取利益者。这些外部团体纷纷通过诉诸那些超越传统会计计量和公允披露问题的标准来干预准则的制定过程。他们对经济后果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环境会计公告的关注。
因此，当经济后果学说深入到环境会计领域的时候，二者的相互作用将不可避免。关于会计政策制定的中性效果假设只能成为人们一种理想的期望，环境会计最积极的应对方式在于：在可操作性目标的指导下，实现可接受范围内的利益的权衡。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不仅表现为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动态权衡过程，也包括不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所表现出来的静态结果，以及这些中期尝试所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后果循环。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环境因素的代表被首先正式引入会计准则。该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发了利益各方非凡的关注，其会计核算方法的争议也受到了经济后果学说的广泛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20余年间，争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成本核算方法的选择上。完全成本法（full-costmethod）和成功成本法（successful-effortsmethod）各有胜败，却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中，完全成本法认为应该将所有发现储备所耗用的成本（除某些例外情况）资本化，这包括不成功的钻探成本，即在生产经营中所有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成本中应包括那些干井的成本。而成功成本法则有所不同，它认为很难将干井也认为是一项资产，因此，只需将成功勘探的产油井所耗用的成本资本化，而将干井成本费用化。显然，这两种方法下记录的石油和天然气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往这方面涉及经济后果的讨论侧重于对那些独立勘探的小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担忧。它们联合起来运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成功说服了会计原则委员会延期考虑这一敏感问题。
然而，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尝试，准则的制定中实际上存在另外的绿色相关人。尽管它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强大到与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各大利益集团相抗衡来完全左右准则制定结果的程度，但它们的存在至少代表了经济后果中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从大的范围来看，核算方法的选择代表了绿色相关人对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与其他诸如清洁替代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的倾向，这些源于它们对代际利益的关注。不仅如此，这种倾向也将在行业内外传导一种包括资金和技术形式在内的、正的或负的激励。成功成本法往往产生比完全成本法更少的报告净收益，假如行业普遍采用成功成本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于新能源的政策支持，表达了一种迫切补偿生态循环的态度。在行业内部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对那些积极从事勘探的小公司，较低的报告净收益使其难以筹集资本，从而促使资金流向那些整体环境意识相对较强、环保措施相对完善的大公司。因此，假如绿色相关人把握了足够的影响力，对于环境信息核算方法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将能够决定一个行业及其内部力量的竞争地位和前景。
除此以外，环境会计的经济后果还表现在现行实务界自愿或自发贯彻环境会计目标，披露环境信息的执行情况中。尽管环境信息的披露还存在多方探讨之处，但在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之前，实务界就已经开始依照自身的需求判定，在规范之余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下表列示了Gray根据利益关系人同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粗略划分后进行的综合和归纳。其中非凡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部人员向外部人员提供的环境披露中包括了可持续性发展报告，而将区别道德投资者的任务交由披露和需要相关信息的外部人自行交流来决定。这些都表明，现阶段企业更多的是将环境信息的取舍作为一门处理道德和利益关系的艺术。治理层做出的任何一个关于环境信息披露与否的决定，都将表现出它对相关需求和可能后果充分研究后的倾向，最终的做法将被认为是利大于弊的。
表
环境信息使用者环境信息报告者
内部人员外部人员
内部人员环境因素影响数据
环境治理系统
股东测试
社会责任界定
目标和价值修订
声誉治理信息社会监管者报告
外部供给商信息
环境咨询
社会责任账户治理
市场和股东调查
形象认知反馈
外部人员年报中常规披露
沉默的社会账户清算
独立的环境报告
可持续性发展报告
同盟合作者信息
价值取向表达
股东教育
非盈利组织环境报告外部环境披露
道德投资
消费者调查
游说组织报告
环境保护组织信息
媒体反映
竞争者参与披露
工会报告
实际上，类似于上文表中实务界的各种尝试，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到财务准则委员会扩大了与利益相关第三方的沟通方式（主要包括广泛分发征求意见稿、举行专题讨论会和公众听证会等）中来，最终都将纳入日后准则制定者的考虑范围。可以形象地将环境披露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如信息内容、组织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者的解释、披露媒介以及披露时机等内容的多维向量（吴水澎等，2002），其取值及范围将参照过去的向量及财务会计框架的约束而定。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4年了其闻名的“信息光谱图”。该图谱将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涉及到的财务会计内容归纳为5个披露层次。范围从小至大依次为：一是财务报表、确认和计量以及概念公告涉及的范围，包括财务状况表、收益和综合收益表、现今流量表和业主投资和分配表等；二是财务报表附注（和尾注），包括会计政策、或有事项、存货方法、发行在外股份数、备选计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之项目的市场价值）等内容；三是补充信息，包括物价变动披露（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33号公告之修正）等；四是财务报告的其他方法，包括治理当局讨论与分析、致股东信件等；五是其他信息，包括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格式10－K（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S－K）要求进行的竞争及未交付之订货的讨论、分析师报告、经济统计和关于公司的新论文等内容。综合来看，前两部分构成了基本的会计报告，增加第三部分后形成了被现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准则直接影响的领域，纳入第四层次的内容后正是概念公告1中所指的财务报告的范围，而包含其他信息的报表满足了社会财富最大化模型的需要，涵盖了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决策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人所需要的有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