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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 网络侵权 消费者权益 立法制度 网络购物
一、 网络购物的概念及特点
网络购物，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买实销，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一种购物过程。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在网络上相关信息，消费者通过网络了解，经过双方对买卖的沟通确认，买方（消费者）支付，卖家（网络经营者）确认发货，最终消费者取得商品或者服务，而网络经营者获得货款。这个过程中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快递或物流公司的介入，成为买卖成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不同于传统的购物，消费者在实际收到货物之前不能对其直接进行验货，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省时、便捷的购物方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尤其是一些大型购物网站的建立，网络支付方式的快速方便，全民网购逐渐成为趋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32亿，较2013年底增加2962万人，半年度增长率为9.8%。与2013年12月相比，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从48.9%提升至52.5%。
新兴事物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维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适用领域还是传统购物，一些法律空白使得网络购物消费者维权于法无据。虽然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上侧重于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保护以及对于格式合同的滥用及举证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予以规范，来进一步解决网络维权难的问题。
二、 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
因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中承担了更多的风险，知情权、隐私权、消费安全及公平交易权的可能会在网络购物中受到侵害，常见的侵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者的知情权
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在网络消费中，消费者主要依赖于经营者自身对其商品或服务的描述，这本身就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部分商家为了追求利润，进行不实的虚假宣传，或者通过刷信用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的知情权面临挑战。虽然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中，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如实提供商品或服务信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网络购物中，购物过程的虚拟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
（二） 消费者的隐私权
网络购物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消费者的支付信息，个人姓名、电话及邮寄地址等等个人信息，信息安全也成为网络购物中侵权的常见问题。这里的隐私权其实也包含了消费者个人在线支付账户的安全问题，此时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除此之外，一些商家利用便利条件，收集消费者的相关个人信息来转让，进行牟利。因为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平时一些垃圾邮件或者宣传广告会大量浪费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此时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则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且存在追责难，举证难，甚至连责任主体都难以确定，极大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三）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在网络购物中，由于无法真实的鉴定货物是否符合质量安全，达到质量标准，所以在收到货物后，消费者面临退换货方面的问题。我国2013年新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网络购物中经营者应当承担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在网络购物这一特殊购物环境中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但这其中还存在问题，商家会推卸相关责任，不积极配合消费者的退换货要求，人为地设置障碍，要求消费者承担不合理的举证责任，甚至于通过一些格式条款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退换货成本大大增加，导致一些消费者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损失。而且，因为当前我国对电子商务监管的缺失，消费者在维权时往往无法获悉网上经营者的真实信息，更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是否适用欺诈、假冒伪劣等双倍返还价款的处罚，如果适用，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相关维权渠道。
（四） 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
网络购物中，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所造成的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追责问题，也对网络购物这一新兴事物提出了挑战。由于职能部门在监管上的缺失，网络购物中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存在争议。在之前的网络购物中，就出现过三无的减肥药致人死亡事件，消费者追责难，且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 对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针对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笔者对我国的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立法及制度完善
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网络购物的专门法律，相关立法的规定缺乏针对性。我国应当在消费者权益立法中加强对于网络经营者的告知义务、隐私保障义务及7天无条件退换货义务（除特殊情况不适用无条件退换货的情况）作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其义务的标准以及违反相关义务后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应当建立起国家相关部门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制度，建立起电商经营的强制性准入门槛及信息登记制度，或者对于网络经营者收取相应的保证金，从制度上确保消费者相关权益的实现，使消费者的维权的责任主体能够明确。对于侵犯消费者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二）建立网络维权途径
网络环境的复杂和开放，造成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现实距离较远，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我国解决网络购物纠纷常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的在线投诉，这种方式一是缺乏强制性，而且消费者在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时，往往会举证困难，相关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在网络上建立第三方的在线调解或者快速仲裁机制，使网络维权方便快捷，通过在线提交相关信息，免去现实仲裁或诉讼的累赘。当然网络维权途径的建立要以相关的保证金等制度为前提，以使相关赔偿责任可以实现。
（三）加强相关行业自律
行业的发展关乎行业内具体商户的发展，一个发展成熟的行业，也必然是行业体系相对成熟的行业。作为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来说，如果想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其自身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成熟的行业有其自身的行业标准，市场准则一样，网络商户也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行业自律体系。通过推广成熟网络电商平台的经验来使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行业能够尽快的发展。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商行业的参差不齐，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其更好地发展。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行业自律协会，指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进行行业管理，既有利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也有利于电商行业权益的保障，实现共赢。并且在产生纠纷或者侵权行为的时候，其行业内能够形成一套快速的解决或者协调理赔程序，配合网络维权途径，更好更快地解决纠纷。这不仅有利于电商的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国家的行政监管
目前网络购物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介入不够。对于网上商家的资格审查并没有专门的机关，也没有全面适用的办法和意见。我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曾经推行过对于经营性网站的管理办法，通过工商行政部门的介入，对经营性的网站实行备案登记。这个比较好的例子对于我国网络消费的国家监管提供了借鉴意义。一是要确定专门的行政机关，对于网络经营者的信息和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后进行备案，以备发生纠纷之时，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商家的信息，避免出现维权无门。二是对于网络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应当制定具体的办法，类似于实体商家的资格审核需要办理工商登记，对于经过行政机关审查的网络经营者，颁发一定的资质证明。三是加大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行为的执法力度。对于网络中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厉惩罚。同时因为网络经营其本身对于网络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政府的行政监管应当有相应的技术支持。
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2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的涵义
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现行的金融立法多侧重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少于规定。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仅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然而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更没有如信息披露、权利救济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二)“混业商品”的保护缺位
随着金融业产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了兼具多重特质的“混业商品”，混业商品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金融消费者热衷购买的商品。①然而我国的机构监管模式下，各机构往往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保护缺位，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三)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权益
相较于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在产品性质、价格以及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劣势。一些金融机构避重就轻，少披露或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如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不披露或介绍时对产品风险一笔带过，一味鼓吹其收益，误导消费者做出不当的购买决定。②
(四)金融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缺乏
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逐步由储蓄、保险、股票向投资、理财、信托转移，金融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壁垒，对金融知能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金融常识，了解金融法律法规，还需要学习使用金融工具，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然而，目前我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金融消费者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仅凭有限的了解做出购买金融产品的决定，往往出现利益受损的后果。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在现行金融立法中，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增加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金融机构诚信、保密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内容。在基本法律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含义、范围等内容，在一般法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未来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地统一保护金融消费者。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另外，建议针对近期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出现金融创新业务，尽快修订现有法规或制定专门法规，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要求。
(二)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间协调机制
分业监管体制下，“一行三会”设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机构间职责分工不清楚，联系较为薄弱，亟待建立各保护机构之间协调机制。③建议通过国务院立法形式规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细则，确立该机制的国务院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作用，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之一。
(三)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
应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金融风险的揭示义务、和对涉及消费者重要权利事项的告知义务。制定各领域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真实、准确、完整性标准、易于理解性标准、时间性标准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力度，确立民事赔偿责任，并加强执法力度，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四)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公正的，系统的，实用的金融知识教育和咨询服务。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多媒体渠道，引导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各环节的金融风险。针对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通过开设并维护金融教育网站，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图文并茂的免费金融教育活动。
作者:马越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林玲．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5．
②赵煊．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网络环境 电子商务 消费者权益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购物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的购物方式。与此同时，这一新兴事物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危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
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消费者的定义，这样才能判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网购主体。《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据此，笔者又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总结出消费者必须符合以下特征：（1）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2）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非以盈利为目的；（3）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
一、网络环境中可能存在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
现行电子商务模式包括B2B、B2C、C2C,是按电子商务中按交易对象进行的分类。其中B2B是指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都是商家(企业)，代表网站有阿里巴巴、慧聪网、一达通、百纳网等。而B2C则是指商家（企业）对客户（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代表网站有淘宝网商城（天猫）、卓越亚马逊、京东商城以及凡客诚品等。至于C2C，意思是客户对客户，即个人（或个体户）对消费者。这种模式就是网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在线交易平台，使卖方可以主动提供商品上网拍卖，而买方可以自行选择商品进行竞价。C2C代表网站有淘宝网（非商城）、易趣网、拍拍网等豍。
根据对消费者的定义，笔者认为只有B2C和C2C模式存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因为只有以非盈利为目的的个人消费才符合《消法》保护消费者弱势群体地位的初衷。
二、我国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即使网络环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购亦是一种创新的交易方式，但它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商业框架，是传统商业交易的电子化。随着近几年来网络消费热潮的袭来，网络环境中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像是2011年底刚落下帷幕的淘宝商城“双11”事件，就裸地显出了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弱势群体地位。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是以《消法》为基础和核心构建的，主要包括《消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商标法》、《价格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其中《消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人身、财产安全权，真实情况知悉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依法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消费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批评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作为“上帝”的网络消费者却比实体交易中的“上帝”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权益受损问题。
(一)交易安全。
网络环境中的交易问题比之实体交易，最大的风险的就是交易安全。因为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交易双方无法见面并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所以往往容易出现交易欺诈的案件，而电子技术的局限性则致使容易出现电子支付风险。
1、消费欺诈。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对网络安全信用体系的满意度极低，其中消费者最害怕的就是网络交易欺诈问题。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目前电子科技技术的漏洞，在网上虚假信息、设置骗局陷阱，进行恶意欺诈，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根据对真实案例分析，常见的网络消费欺诈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钓鱼网站；第二种是挂木马；第三种是假网站；第四种是销售欺诈。而最普遍的就是销售欺诈，包括价格欺诈、质量欺诈以及虚假广告宣传等，除了C2C模式存在此种情况外，B2C中一些知名企业也时有发生这种欺诈行为，天猫、京东商城等也屡被消费者投诉。
针对网络消费欺诈，在目前还没订立电子商务法且其他网络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一种事前预防机制，需要建立一个经营者信息管理中心，由工商部门和行业协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负责，对经营者和商家、卖家的资质基本信息、资质证明、产品信息进行审查备案以及监督管理，保证所有交易信息真实可靠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另外，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也是极其必要的，应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以及不切实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的责任。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涉及网络消费合同时规定，消费者的付款在交易过程完成之前，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此点是针对不通过第三方支付中介（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时，消费者支付完交易款项，未收到货物前，货款仍属于消费者所有，银行可以向网购的消费者提供类似第三方支付中介的服务，提供暂时监管账户里的货款的服务，待消费者发出付款指令后再解冻。
2．电子支付。在网络环境，电子支付的安全风险往往令很多消费者望而怯步，不敢选择网购，这也成为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阻碍。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可能面对各种风险，例如厂商或银行泄露消费者网上支付信息，导致他人冒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擅自提前支付；信用卡欺诈；账号密码被破解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支付系统被非法攻击等。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支付安全，除了加强监管和技术更新外，最重要的是要从法律上明确银行、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平衡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二）隐私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交易模式里不常出现泄漏消费者隐私的问题，而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隐私权，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和消费者隐私保护意识的单薄，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尤其是现在的网络交易，在交易发生之前，普遍都要求消费者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而后这些信息往往容易被盗后再出卖给其他网站、公司、个人等。网络环境中还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在交易不愉快时，消费者容易受到商家或卖方的恶意短信或电话骚扰，甚至其他更恶劣形式的骚扰，例如最近影响较大的“女大学生因给差评被卖家寄送寿衣事件”。在我国法律中，《民法通则》当中规定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隐私权并未被明确保护。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电子商务立法中应考虑明确规定经营者有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的义务以及非经消费者同意非法泄露消费者隐私所应承担的责任。
(三)合同问题。
1、格式合同。
目前，在电子商务中的消费类合同普遍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大多数交易条款或服务条款都是商家或卖方事先拟定好的，消费者若要购买货物必须全部接受，协商余地很小。在实体交易中格式合同的弊端早已出现，并且相对明显，而虚拟交易中很多格式合同中包含的免除经营者责任或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条款由于网页的页面设置等网络先天优势条件而容易被消费者忽略豍，对消费者来说极其不公平与不合理。
2、消费合同履行问题 。
在电子商务消费合同中亦会出现不适当履行，主要包括延迟履行和瑕疵履行。网络环境消费中，由于商家或卖方的延迟发货或是物流公司的配送延迟等原因，常会出现消费者迟于承诺日期收到货物的情况。而商家或卖方由于疏忽配货，或是物流公司运输途中的过错，亦常出现实际交付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与购买时不一致的情况。
另外，网络环境购物中，消费者收到货物后，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的情况亦很常见。电子商务最大的特点，就是跨越地域限制高效率促成交易，虽然《消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但因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往往很难实现其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电子商务立法中可以学习一些欧美国家的的经验，例如规定供应商必须自消费者向其发出订单的一定时间内履行合同，无论出现任何原因，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合同，必须尽快通知消费者并返还所涉款项，如违反这一积极义务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消费者损害赔偿权的实现问题。
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导致网络交易中产生的各种纠纷难以有效解决，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遭受侵害后，往往由于经营者身份不明、举证难、网络交易纠纷的管辖权不确定等原因，难以寻求救济，最后导致放弃救济权。
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诉讼外，还可以设立行业协会投诉中心。在我国目前社会整体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行业系会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配合各级行政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受理各地网络消费者投诉，帮助解决纠纷，维护消费者权益，并将相关案例和信誉资料向当地工商等部门提供反馈。
三、结语
对网络环境中消费权益的保护是一项系统且繁杂的工程，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电子商务立法的情况下，单从现有立法、司法的角度进行保护，远远不够。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要从政府、商家方面入手，行业协会、权益保护组织以及消费者自身等都应该行动起来，多层面和多方面合作，建立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首先必须要加强行政监管，因为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对于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其次，实行行业自律，最大限度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因为根据网络交易的特性，商家和卖方更注重商业信誉，此时行业协会的信誉评级等商业自律手段更容易规范商家和卖方的交易行为。从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的现实情况看来，我们不仅仅要从立法、司法角度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要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提高消费者对合法权益维权意识，全方面协作，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
（作者：西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方向研究）
注释：
徐雯雯.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7
刘瑛.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科教前沿.2009,9
参考文献：
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 网络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 制度构想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1相关概念界定
1.1网络金融
当前，业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金融尚无明确的、获得广泛认可的定义，但对互联网支付、P2P网贷、众筹融资等典型业态分类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网络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广义的网络金融既包括作为非金融机构的互联网企业从事的金融业务，也包括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业务。狭义的网络金融仅指互联网企业开展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业务。本文中主要讨论广义的网络金融。
1.2网络金融消费者
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网络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消费者保护法》第二条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生活消费”为界定。可见，其对于消费行为的定义具有局限性。
笔者认为，网络金融消费者可以认为是传统消费者在原有概念上的延伸，其既包括使用网络金融平台进行消费的消费人群，又包括投资网络金融产品的理财人群。
2现阶段我国网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所面临的问题
S着网络金融产业爆炸式发展，我国相关监管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总结起来，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法律缺位
从我国网络金融的大环境来看，个人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互联网个人金融安全等相关的一系列提供基础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
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具体，缺乏具体的互联网金融监控规则。已有的条款多以指导发展方向的宣示条款为主，不具备可操作性，执行起来容易形成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局面。
2.2网络金融活动监管缺失
例如网络众筹、P2P融资的网络金融行为极易演变成非法行为，或被非法行为当成幌子和伪装；另一方面，网络虚拟货币多种多样，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这些活动时效性强，覆盖范围广，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网络金融活动的实时监控就显得十分重要。
2.3互联网信用体系建设的缺失
我国对金融信用信息的管理一般是由人民银行来负责，人民银行作为我国货币发行管理机构，互联网金融行业规则制定机构，其在金融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征信系统是人民银行建立的评估金融企业或者组织信用信息以及个人信用信息，为金融机构对金融企业如或个人的金融信用提供评估依据。
然而，目前我国网络金融业的金融信息尚未纳入此征信系统之中。因此，绝大部分网络金融商游离于现有的信用体系之内，而基于金融信用的某些网络金融就难以得到保障，网络金融消费者难以获得对网络金融商的客观评价标准，进而增加了金融风险。
虽然，在互联网内部已有一些网络金融机构和企业自发形成的网络金融信用系统。但其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推动网络金融产业的快速有序发展。
3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初步构想
3.1法律的完善
首先，加强基础法律建设，针对新兴网络金融产品和服务修订相关法律，如虚拟货币、网络众筹等，系统规定准入资格、交易方式、经营范围等相关细则。
其次针对特定网络金融行业和产品落实和出台监管办法。明确监管主体、划分监管范围。
最后，对现有的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金融法规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一方面根据对空白法律进行修改补充；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有的规章、条例提升为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3.2制度的完善
3.2.1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
建立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即充分发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职能，明确监管责任的划分，并配合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形成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网络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网络金融实时监控制度，对金融风险行为早发现早处理，尽可能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者的权损风险。
3.2.2网络金融产业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建立网络金融信息公示机制，将网络金融商家的基本活动向消费者开放，实现管理的透明化、权利保护的可见化。
同时，网络金融商家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等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因素，实时专门的管理和审查，形成企业内部的限制机制。并进一步形成行业内部的限制和监督机制。
另一方面，将互联网信用体系纳入现有的征信系统之中，并针对其特殊性做出相关特殊调整，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保障金融信用体系在互联网金融中充分发挥作用。
3.2.3救济制度的完善
针对网络金融消费者的不同权损，建立不同救济机制，完善非诉制度，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具有针对性的重新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和取证责任，提高网络技术部门的能力，对侵权行为的调查提供技术支持，降低消费者取证难度。
参考文献
[1] 阴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D].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5-7.
[2] 马国泉.金融消费者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20-21.
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5
在宾馆里丢失财物怎么办？顾客一般都会向宾馆提出承担赔偿责任的要求；宾馆方则会拿出自己惯用的挡箭牌：“现金贵重物品需要保存，否则责任自负。”双方僵持不下的结局往往是：旅客因无法举证，耗不起时间、钱财败下阵来。商家找到的这个挡箭牌当真合法、合理吗？
丢了电脑和博士论文资料，讨回了饭钱
最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丁红燕就遇到这样一起令她“欲哭无泪”的宾馆失窃案。7月3日早晨5点50分，丁女士从南京到河南大学进行学术活动。由于到达时间较早，她在河南大学的交流中心稍事休息。7点20分，丁女士醒来看到自己的小背包扔在卫生间的地上，在打电话通知服务台时，她又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当下，丁女士花容失色：丢失了1200元现金事小，笔记电脑里保存着她一年来进行的四次试验数据和五篇论文。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主任葛军承认“宾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面对丁女士，店方以有“贵重物品需要寄存、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的提示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经过三天反复交涉，河南大学交流中心给丁女士解决了100元的饭钱，200元的路费。7月5日，丁女士结束了这次伤心的学术活动启程返校。
丁红燕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失窃后，她才发现宾馆失窃案件较多，索赔也很困难。当天接案的民警告诉丁红女士，7月3日凌晨4：40至7：20，河南大学交流中心辖区的民警一共接警4次，其中两起是宾馆失窃案。民警表示，丁女士的失物找到的可能性很小。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的经理面对丁女士的索赔如此答复：没有人能证明丁女士带有电脑和现金；丁女士门没锁好是主要原因。
直到此时，丁女士才发现：一人住店，一旦发生问题，顾客与宾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造成顾客处于绝对的被动位置。
“住了1小时20分钟的宾馆，丢失了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博士论文资料。”此事令丁女士甚是伤心。她表示“不惜时间、金钱讨个公道。”结果，她咨询的三位律师一致都认为：丁女士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原因是：虽然宾馆应承担因未尽义务致使顾客造成的损失，但是损失多少难以举证。
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个社会问题”
到底宾馆失窃案情况如何？记者在一个大型网站上输入“宾馆盗窃”四个字，搜索出1000多条与之相关的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的是顾客在向宾馆索赔过程中受阻，理由都是宾馆有“提示”在先。
也有一起“例外”：江苏一位消费者在河南某地住宾馆丢失了5800元现金，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河南省消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其讨回了4000元的补偿。此案还被列为河南省今年上半年的典型维权案例。
丁女士告诉记者，“宾馆失窃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一个社会问题。”她认为，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外出越来越频繁，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也越来越多：笔记本电脑、手机、商务通、相机、金银饰品和名贵手表等都较为常见。电脑、手机、商务通等有些物品很多已成为顾客随时可能起用的物品，不能在宾馆保存。如果宾馆仅凭一纸合同、提示就可以规避自己应承担安全保卫的责任，以后谁还敢入住宾馆？
河南消协：格式合同不能规避宾馆责任
河南省消协的有关人士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旅客投宿住店，一旦与宾馆履行了住宿手续，双方便达成买卖合同。旅客购买的是宾馆的服务，宾馆有责任保证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河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煦燕认为：格式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制订时未与对方协商的一种条款。她称宾馆的住宿登记就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在此合同中宾馆会提醒消费者要保存贵重物品，否则后果自负，宾馆常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屏障。但此合同条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部分条款明显抵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李煦燕称，霸王条款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业惯例等。她认为，顾客入住宾馆，店方适当的提醒是应尽的义务，但并不能豁免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宾馆坚持用格式合同消减自己的责任，这实际上已构成了霸王条款。
法律界：双方应各尽义务
消费者权益法论文范文6
在1978至2004的26年中，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于是，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个“时代”做出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具体而言，我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最终我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据此，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那种“现代化范式”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支配了中国法学的研究，甚至使中国法学的研究意识不到这种支配？或者说，“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究竟是如何不加反思和批判地被误置为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在本文中，我将以 “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对此做出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说明。
我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利”与针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讨论具有相关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与中国现实生活中切实面对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典型地说明中国法学所陷入的困境。我们将看到，一方面，中国法学对于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日益突显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有限的围绕“消费者权利”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也都带有严重的“都市化趋向”和“部门法学科趋向”，以西方法律中的概念或法条来“裁量”或“量度”中国“消费者权利”问题上的具体现实。也就是说，在中国法学关于“消费者权利”的研究中，作为研究出发点和依凭所在、并赋予它以根本意义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要素，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掉了，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中国”因此而严重缺位。
为什么“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
就“消费者权利”在中国体制方面所受关注的程度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指出：
第一，自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把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始，广州于1984年9月便成立了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正式成立。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包括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甚至还包括分散在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再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所享有的下述九项权利进行保护，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每年3月15日展开的“消费者权益日”运动，国务院领导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并由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展开的各种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颁布的一批有关打假的司法解释，各省市持续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和“清柜台”等活动，以及创建“购物放心店”、“放心街”、“放心市场”等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各阶层应有的关注。
但是与此同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见收敛，反而呈现出了日益猖獗之势。一如我们所知，卫生部于2002年底公布了当年的十大食品制假售假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于2003年公布了当年的造假案例。近来，关于假冒伪劣食品的新闻，更是越来越直逼人类生存的安全底线：藏着吊白块的米粉、饱含生长素的豆芽、劣质婴儿奶粉、氨水泡制的粉丝、敌敌畏浸泡的火腿、死猪肉制作的肉松、添加工业冰醋酸的老陈醋、“福尔马林”浸泡的水发食品、工业盐腌制的泡菜、用色素养出来的红心鸡蛋，乃至韭菜、香肠、肉丸、饺子、竹笋、酱油、瓜子、果丹皮、黄花菜、饮料、烟酒等日常食品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毒物质。
面对这种逆向发展的情势，亦即我所谓的“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的情势，我们必须做出直接且严肃的追问：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运动越来越“彻底”的情况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却反而呈现出日益猖獗之势？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法律问题和中国法学问题，或者说，这既是一个极具中国性的“问题束”，也是“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法学因受“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不关注中国现实生活的典型性之所在，因为从理论上讲，其间还隐含有至少这样几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第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乃是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紧密相关的。这是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特有问题，因为在西方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方面，那些以西方现代化社会之景象为基础的各种新的预期和希望；而另一方面，由这些景象而形成的对贫困和低水平生活的强烈意识，都经由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渲染和强调而变得更加突显了。这些新的预期和希望以及这种强烈的贫困意识，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不可能急速扩大财富以满足大众需求的情形下，除了导致广大民众竭力想摧毁或改革那些造成匮乏的现行经济结构以外，在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迅速致富的情势下，还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趋势，即以“低成本”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方式达致迅速致富的目的。
第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的日益猖獗，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大趋势：一是迎合中国“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主要制售“假冒伪”的中高档时髦产品，二是抓住中国依旧是一个以农民和贫困人员为主要人口的社会而主要制售廉价的“劣”质产品，而其间则以食品和药品为重。必须承认，上述第二种趋势更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对消费者生命权利侵害更大的，因为我认为：
首先，中国迄今为止的消费者组织或机构都有明显的“都市化”趋向。法律法规或相关的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运动也都有着明显的“都市化”趋向。因此，无论是在数据的统计上，还是在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上，它们也主要是与中国的“都市化”相应和的。显而易见，这种“都市化”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归根结底中国即是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新兴的“贫富差距结构”构成的真实社会。
其次，与上述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劣”质食品和药品正在大规模地流向贫困的地区和农村。一如我们所知，“劣”质食品和药品的特征不仅是廉价，而且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往往不会马上表现出它们所具有的毒害，而等到人们发现这些毒害结果时，已经对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这里的要害之处在于：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不仅会极容易侵害到每个正在食用食品和服用药品的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更会因其价格低廉而流向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流向贫困的中国农民阶层。
第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监管和地方司法机构执法缺位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大规模的恶性食品或药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某个环节的监管出了问题。在众所周知的山西白酒中毒事件中，无疑表明了地方政府部门对工业酒精销售监管的缺位：不法商贩勾结地方政府个别官员，致使工业酒精随便售卖，然后一兑水就变成了侵害人命的散装“白酒”。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一、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灾难性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活动往往是在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保护下形成的；二、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也往往能够得到当地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比如王海发现的大连销售伪劣电缆电线的公司正是被相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予的“质量信得过单位”称号者）；三、地方政府部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以罚代刑（比如2003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14万件，案值18.86亿元，但是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仅有191件），而这实际上是在与制假售假者进行“共谋”，纵容制假售假者在罚款的“制裁”下继续制假售假，甚至为地方部门或政府官员个人谋利益。
所有上述现象都表明，在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一个核心的维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质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这里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本身进行制约，以及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
法学家们的“空中楼阁”
显而易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或者说，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乃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种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更是关涉到中国在当下的特定时空中所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具有中国性的“问题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法学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做一番分析和检讨。根据本文的论旨及结构安排，我选择分析和检讨的，乃是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中所发表的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论文。
就CSSCI历年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而言，1994年至1998年共收录17种法学期刊：《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1999年又增加4种法学期刊，2000年再增加1种。至此，CSSCI共收录了22种中国法学期刊。
在对这22种中国法学期刊进行检索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这些法学期刊（其中的18种）在这个期间共发表文章3245篇，而在篇名中直接表明讨论和研究“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仅有25篇。即使在这仅有的25篇文章中，在笔者看来，还有6篇论文与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无甚关联，即《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大力培育我国的教育消费市场》、《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和《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等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法学论者对中国人时刻面临着的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第二，再就CSSCI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发表的那些讨论“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来看，我认为，它们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其论述的，即如何理解“消费者”、如何界定“生活消费”、单位是否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等问题。因此，从这些论文讨论的重点来看，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认为：
首先，这些法学论文表现出了一种与消费者组织、有关消费法律法规或打假运动相同的明显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富差距结构”重合的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从本文所选择的这一具体个案来看，那些信奉“现代化范式”的中国法学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消费者权利”当成了一个“同质”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把“消费者”视作一个“同质”的现代主体。因为无论是在案例的选择上（比如“王海打假案”、“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等），还是在论题题域的限定上（比如“定式合同”、“房地产”、“电子商务”、“知假打假”等），他们都在很程度上遗忘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与在中国的发达都市或地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实际是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困境。
其次，这些法学论文大都出自部门法论者（尤其是民商法论者）之手，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仅在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中国法学在对待具体论题（比如说“消费者权利”）时往往具有的狭隘的“部门法学科趋向”（在这一方面，中国法学中的“法条主义”论者之所以研究“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其部门法所处理的问题；而类似于“权利本位论”的论者之所以不研究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属于部门法），而且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突显出了中国法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淡漠。
再次，这些法学论文所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消费者”概念的明确性、有关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逻辑上的自恰性、在调整范围上的确定性、以及消费者权利在种类上的完善，而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更奢谈去研究和追问“消费者权利”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或地方政府制度中，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很好保护这样的“问题束”了。
最后，这些法学论文基本上都以一种笼而统之的方式对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些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违法活动，而根本意识不到制售“劣”质食品和药品要比制售“假冒伪”商品更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大恶”，对于广大只能消费廉价食品和药品的贫困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 “活的”、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权利；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