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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1
会计处理五方法
股权分置改革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以一定形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获得流通权，从而实现全流通。会计上争议最多的是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是计入费用还是资产，以及相关账务如何处理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处理方法。
方法一：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在损益表上反映。将支付对价作为一种费用性支出，借记“投资收益”或“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现金”或“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
方法二：不计入损益，也不计入资产，而是绕过损益表，从资产负债表右边走，直接冲减所有者权益。这种方法下，根据金额大小，依次借记“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所有者权益科目。
方法三：不计入当期损益，计入资产，从资产负债表左边走。这其中又有三种方式：一是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投资差额）”科目，并按准则规定的股权投资差额摊销办法逐年摊销；二是计入“递延资产-股权分置对价支出”科目，不进行摊销，等到以后股权转让时，对该科目按比例部分或全额结转，作为股权转让成本的一部分，股权全部转让后，该科目余额结转为零；三是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在一定期限内予以摊销完毕，并在资产负债表上与长期投资分开列示。
方法四：方法二和三结合使用。即先冲减上市公司发行流通股时非流通股股东账面形成的“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不足冲减的差额则计入资产负债表左边，按方法三处理。
方法五：不做账务处理，在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该方法对送现金不适用，仅适用于送股或送权证。
到底上述哪种方法最为合理呢？笔者认为，要理清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会计处理，必须正确认识股权分置改革的性质，并考虑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背景和投资会计准则的演变。
首先，我国股权分置制度使得上市公司流通股发行价相对较高，但可以自由流通，而非流通股认购价格相对较低，但不具有流通权。在股权分置讨论中，经常有“让利”或“补偿”等提法，这些提法给人感觉非流通股送现金或送股是经济资源的白白流出。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人主张将送现金或送股一次记入损益，减少当期利润。事实上，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虽然从形式上看放弃了部分股份或现金，但其利益非但没有减少，相反获得流通权后可能还会实现财富大幅度增值。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是，流通股是含权（流通权）并且流通权是有价值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想获得流通权，必须与流通股股东协商同意，按一定价格购买流通权。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送股、送现金或送权证都是为购买流通权而支付的一种对价，购买的流通权价值则附加到原先持有的非流通股股票上了。以送现金为例，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后的价值会获得提升，所送现金支出预计可以从未来的股票流通中获得补偿，因此具有未来经济利益，符合资产的特征。虽然送现金后，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和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但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特性已发生改变，由原来的非流通股票变为可流通股票，现金支出可视为对原有投资的追加。比方说，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改建，功能有了明显提高，改建支出应计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同样道理，非流通股股东购买流通权的对价支出，会计上应作为一种资本性支出。所以，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会计处理必须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应视为一种追加投资，不应直接计入损益。
其次，采用不同方式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尽管法律形式表现不同，但其经济实质是一致的，都是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取流通而付出的一种对价。所以，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会计处理必须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不同对价支付方式的会计处理实质应一致，不因形式不同而导致会计处理有质的不同。
第三，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这些年一直出于不断变动中。例如，对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贷方差额，投资准则规定不低于10年的期限摊销，后来，《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财会[2003]10号）中对投资准则做了修正，对该文件后形成的贷方投资差额不再摊销计入损益，而是贷记“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此前已按原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不再做追溯调整。此外，非流通股股东基本都是非上市企业，过去大多数执行的是行业会计制度，并没有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非流通股股东对子公司上市时流通股贡献的溢价会计处理存在差异。所以，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会计处理必须坚持的第三个原则是：尊重历史，考虑以往与投资相关的会计处理。
下面，笔者分别给出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中会计处理的具体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
将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支出视为一种追加投资，则其会计处理问题随之迎刃而解，按照投资会计准则、问题解答（二）和（四）的规定进行处理即可。如果是采用权益法核算，首先将该项支出冲减“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或股权投资差额的贷方余额，不足冲减的部分计入股权投资差额借方，按一定年限摊销；如果采用成本法，则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即可。
流通股股东的会计处理
对流通股股东来说，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被投资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或资本利得。显然，收到的现金或送股不是一种股利，而从资本利得角度说，鉴于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能否获益、获益多少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流通股股东不应确认损益。
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2
关键词：股权分制；减持；非流通股
引言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近二十年来的焦点问题，对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弊端，股权分置改革进行了一波三折，终于在2005年得到顺利推行。如证券市场设立之初时提出采取搁置方式，1998年底在当时经济背景下第二次提出又因市场效果不佳于2001年宣布暂停。对于股权分置形成的恶性圈钱、市盈率过高、股票市场定位模糊等弊端，2004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要推行股权分置改革，并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股权分置改革在近几年得到广泛的推行。本文就已推行的和正在推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希望对相关主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股权分制改革带来的机遇
(一)强化市场机制配置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现象将得到较大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行政化及行政配置资源的缺陷也将被克服，市场配制的激励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才能使市场的价格能真正反映企业的业绩和成长性，公司管理层的经营目标将向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并给予股东更大的回报，引导社会资源向经济最活跃、发展最需要的领域集中，这将不仅有助于大大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也将为通过资本市场的筛选和扶持为我国培养世界级的强大企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且建立股权文化，促使国有股东正确行使出资人权利，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这些都将有助于企业的长久健康发展。
(二)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的经营业绩将通过股价得到比较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仍将是投资者参考的重要关注指标，尽管在股改的过程中股价会有较大波动，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短期的波动是值得的，企业良好的业绩才是支撑股价上涨的主要动力，决定企业股价的仍然是企业自身的基本面。通过股改，大股东的独权控制的局面将随着流通弱化，圈钱行为将得到很大方面的限制，各类股权主体相互制衡，企业的目标将以集体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这样，投资者可以理性把握股改的历史机遇，关注政策的走向、参与的时机以及个股的对价水平，更关注公司的经营水平和成长性，只有那些业绩良好、发展前景广阔且真正进行实质股改的企业才是投资者最终所青睐的对象。因此，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优化了法人治理结构，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旺盛的生命力形成制度保证。
(三)拓宽融资渠道
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后，畅通了各种资本融资渠道，而且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拓宽了融资渠道。首先，可以充分利用换股并购，这种方式避免了直接的现金交易，而且又可以将之视为并购融资的一种。这种方式的优势和灵活性将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而得到凸现，除了以股份按照一定的比例互换外，还可采取定向增发+换股或回购+换股等方式。其次，运用权证，降低成本和风险。权证是一种允许持有人有权利但无义务以约定价格在约定时间购买或者出售约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有价证券，这将会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并购融资方式，但是目前对权证的规定相对而言还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制度进行进一步规范化。最后，引入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我国民间资本比较巨大，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民间资金非常富足，民间融资已成为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在相对落后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可以充分利用委托贷款、信托和海外设立并够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民间资金。
二、股权分制改革的风险
(一)大小非“解禁”影响股市健康发展
由于我国在大小非“解禁”上并没进行详细规定，近半年我国股市大幅度下跌与非流通股的解禁有很大的关系，导致我国股市从6000多点跌至3000点，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大幅度下跌，有的跌幅甚至超过60%，我国政府不得不在近一个月出台大小非“解禁”相关细则，并降低交易印花税至千分之一，这些都说明大小非“解禁”已经对市场造成较大的扩容压力。这就说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大小非”解禁给股市的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一旦控制不好，“大小非”解禁过快，加上监管的不够有效，就会导致不法的套利行为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导致股市大幅度下挫，影响股市健康发展，也使我国上市公司受股市负面影响，最终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资本结构变化引发财务风险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非流通股减持的方式很多，可以是股转股，也可以是股转债、收回股本。一方面，这对企业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运作机会，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来改善股权的质量，增加流动性，改善资本结构，获得财务杠杆，并吸引新的资金来源。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运作不当，对几种运作方式各自的后果认识不清，以上的财务效应不仅发挥不出来，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双高(国有股权比重高、负债比重高)的存在，使财务动作方式的选择和资本结构的调整就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三)短期内形成监管不力风险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由于形成了新的资本市场游戏规则，使得原有证券市场监管制度面临许多严峻考验。首先，表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股改后，股价的涨跌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直接相关，特别是在将股价纳入大股东及管理层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的一些企业更是如此，这些考核促使他们尽力去提高企业业绩，但也不排除他们会做出逆性选择的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凭借自身对企业经营的控股地位，进行虚假信息披露、会计报表造假，甚至恶意操纵股价，这在近期股市中很多上市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监管层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由于我国证券监管制度发展还不够成熟，缺乏重大改变和创新，短期内还不能满足股权分置改革的监管需要。
三、结束语
总之，为了规范我国资本市场，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是势在必行，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要控制相应的风险，使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是和谐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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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 股权分置是指中国股市因特殊历史原因和特殊发展演变中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形成的“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市场制度与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既不利于入世后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顺利接轨，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市场公平的原则，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本文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阐述了股改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并对今后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出建议。
1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
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长期以来利益分割的局面得以纠正，理顺了市场定价机制，从制度上消除了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对恢复资本市场功能并由此推动资本市场全方位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按融资方式和特点，可分为股票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和中期信贷市场；交易品种从单一的股票逐渐发展为以股票交易为主，包括债券、投资基金、可转换债券以及权证等多种金融工具。但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相对落后，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企业通过股市所筹措到的资金比例还较低，与庞大的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相比尚微不足道，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2.1 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以恢复和完善
资产的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推动存量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重组、并购活动有效进行的前提。在股权分置时代，人们常说，中国资本市场是个“投机市”、“炒作市”，人们重视运用“净资产”这样的则务指标来评判资产价值的高低，因而有资产转让不能低于净资产这样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资产估值的核心理念将从“账面”转向“市场”，从“过去”转向“未来”。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交易机制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2 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将得以改善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 由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导致了两类股东的收益函数的不同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被严重扭曲。股改将从根本上消除两种股票之间的差别，实现“同股同价同权”，进而使两类股东有共同的利益平台和收益函数，共同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取由公司良好业绩所带来的分红派息和二级市场收益。这将使资本市场正常的投融资功能得以恢复，同时改变现有股东的利益格局，从根本上减少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问题。
2.3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市场化趋势更加明显
股权分置时代，资本市场的资产价值变动与实体经济变动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相关性，改革完成后，市场对实体经济反映的敏感度会有所提高“，政策市”的烙印会随着市场功能的完善而慢慢淡去。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会得到改善，中国资本市场会呈成长状态。
2.4 市场投资理念会发生重大转变，股票投资价值得到提升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由于流通盘较小及投资者获利渠道单一，股价较容易受到投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股改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对市场的预期和股票市值的影响将逐步加大，“价值投资”、“以市场预期为导向”等投资理念将越来越多被市场所采用。且随着优质企业的大量上市，市场将发挥“良币驱逐劣币”的功能，淘汰大量的弄虚作假的劣质上市公司，提升整体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使我们的证券市场更具有投资价值。此外，股改还将催生重组机遇，扩大并购规模，使市场迈向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
3 股权分置改革后如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3.1 有针对性地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
首先，必须积极研究和适应市场环境的改变，不断改进监管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为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有机结合信息披露和行政审批的监管方式，并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入信息披露监管，探索推进信息披露监管创新，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同时，逐步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来强化市场监督。
3.2 加强前瞻性研究，探索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
我国资本市场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调动市场各个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市场发展的道路。应在总结和探索的基础上加强前瞻性研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逐步，使我们有条件和有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
3.3 进一步简化各种行政审批程序，大力推动市场创新
积极营造公平、竞争和有效的创新环境，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培育市场创新体，丰富投资产品和交易方式，不断推出适应市场发展、满足投资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固定收益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而调动市场积极性，提高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活力。
3.4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加强投资者金融知识的学习和风险识别能力的提高，并逐步强化风险自担的意识，树立科学的投资理念，形成真正成熟的投资者群体，进步促进健康的股权文化的形成。要始终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义务和责任，将诚信作为资本市场的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行为股利理论的相关文献，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的A股市~20022007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股权分置改革，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为拓展行为公司财务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论文关键词】行为股利理论；现金股利；股权分置改革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
(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年度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
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
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此外，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和每股收益都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得出的现金股利与当期盈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盈利波动现象突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股改前后每股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每股现金股利关系不显著。说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关心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
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时出于“国有股的内在价值难以计量导致人们认为国有股出售时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国有股的出售也会导致国有资本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乃至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削弱及考虑市场扩容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苏梅、寇纪淞、陈富赞，2006)”而导致股权分置的产生。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约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约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55％。2004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正式，正式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矢酚，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历经近两年的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在2007年底已经基本完成。在近三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过度期内(非流通股全部正式流通前的限售期，国家规定最长36个月)，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处置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是否会有显著改善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自1999年LaPoaa．，etal(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权的概念后，对终极控制权的相关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的许多不规范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终极控制权效应及其负面应用的反映，即由于终极控制权存在的隐秘性，加之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拥有终极控制权的股东尽一切手段去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如何对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结构和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性课题，又是证券监管部门判别股权分置改革成效的一个实践性问题。
一、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投资者保护
1．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改变
BedeandMeans(I932)提出了股权分散的假设，他们认为公司的所有权大都分散在小股东之间，而控制权则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而造成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现象。目前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主流研究的前提条件。
然而，自1980年以来的股权结构文献中，却显示出与BerleandMeans(1932)不同的观点，相关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大部份国家的上市公司，其所有权与控制权并未完全分离。根据ShleiferandVishny(1986)与Morck，ShleifernadVishny(1988)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美国的许多大公司，也存在有一些所有权集中的现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中于家族及富有投资者身上；另外在其它的富有经济体中也发现更多显著的所有权集中度，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七个OECD国家。其中，发达国家显示出有较高程度的所有权集中度LaPortaeta1．(1998)。这些研究显示出，在许多国家，其大公司不仅拥有大股东，而且这些股东也都积极从事公司的治理，而此观点和BedeandMeans(1932)认为管理者是无责任的想法是不同的。同时，研究表明，持有大宗股权的大股东往往会得到与他所持有股份比例不相称的、比一般StCg,多的额外收益(Fama,E．andMJensen，1983；JensenMichaeland RobertRubuak，1983；De Angelo，Harry and Linda DeAngelo，1985；Demsets，H．andK．Lehn，1985)。这不符合现代公司经营理念提倡的“同股同权”(oneshare—onevote)原则，这部分额外的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进行侵害所获得的收益。因此，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股权高度分散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公司治理问题不仅仅包括BedeandMeans式的公司外部投资者和经理人员之间的问题，还包括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外部小股东和几乎控制全部经理人员的终极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董秀良、薛丰慧，2003)。相对而言，后者是一个更值得公司治理研究的问题，而~BelfeandMeans所说的股东与经理层的问题(BelfeandMeans，1932)。于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发生了转变，从股东与经理层的问题转变到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问题。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及应用研究
LaPortaeta1．，(1999)针对全世界27个富有经济体进行研究，并首次沿着所有权的链条而追索出谁拥有最大的投票权，结果发现，许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有唯一的终极控制股东，而且其控制形态大都集中在家族或政府手中。以东亚四个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与韩国显示出有较高的股权分散比率，香港则大多由家族所控制，而新加坡则有半数以上是被政府所控制的。Claessenseta1．，(2000)参考LaPonaeta1．，(1999)的研究方法，探讨东亚九个国家总共2980家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也发现东亚公司中有超过半数的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家族控制形态，且多数公司其管理阶层同时为终极控制股东所参与和控制。Faccioeta1．，(2002)对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欧洲除英国、爱尔兰等少数国家之外，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者为家族的比例大多为50％。除了股权集中的情形之外，LaPortaeta1．，(1999)和Claessenseta1．，(2000)也进一步发现，有许多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会透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互为董事等方式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并因此造成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一股一权的不合理现象，并使其所掌握的控制权超过其所拥有的现金流量权，在此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即可能通过利益转移和掏空公司资产等方式，侵占小股东的财富，并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相关成本。
根据LaPortaeta1，(1999)、Claessenseta1，(2000)、JosephandWang(2002)与LemmonandLins(2003)等的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量权与公司价值间成正向关系，但较的投票权却显示出会有较低的市场评价，且当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的幅度越大时，会显示出有较低的公司价值，也就是说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进行财富侵占的幅度越大。另根据LaPortaeta1．，(1999)与Claessenseta1．，(2000)的研究也发现，家族控制是引起控制权与市场评价问呈负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少数股东被剥削的风险也因不同国家而有不同的程度，一般来说，在有少数较好股东保护(通常在富有的普通法系国家)的国家会显示出有较低程度的剥削风险。此外，Morcketa1．，(1988)也指出，当管理者也是终极控制股东时，利益掠夺的机率就会增大，则公司管理者就会有较多的诱因去从事自利的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97)的研究也指出，当所有者几乎拥有公司的所有控制权时，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创造不会被少数股东分享的私有利益；LaPonaeta1．(1998)、Morcketa1．，(1999)研究大小股东问的利益冲突，也发现当大股东能有效控制一家公司时，终极控制股东会通过不支付股利或将利润移转给他们所能控制的其它公司的方式来达到自利的目的。ClaessensetaL，(2000)、JophenandWang(2002)、翁淑育(200O)和沈中华(2002)研究台湾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发现，台湾上市公司存在有明显的家族控制形态，且终极控制股东也普遍运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参与管理等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也引发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同股同权的核心问题。叶勇、刘波、黄雷(2007)进一步将终极控制权分为显性终极控制权和隐性终极控制权，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综合上述结果，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其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大都倾向于具有终极控制股东，有时候这些终极控制股东还是政府，但最通常的是家族。此外，终极控制股东的最大特色就是控制权超过他们的现金流量权，因为他们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与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取得一部份的控制权，及通过参与管理的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在这样的结果下，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中显示出具有唯一的支配权，因此也使他有能力和诱惑去侵害小股东利益。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l生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叶勇、刘波、黄雷，2007)。
二、法律制度体系与投资者保护
从目前世界各国现行的不同的司法体系中，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规则有不同的来源，有些来源于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收购法和竞争法，也有些来自于证券交易规则和会计标准等等。但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对于相同的投资者保护规则，执行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陈赤平，2006)。LaPo~a，eta1．，(1998)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渊源、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规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力度等法律制度环境有关。
为了分析各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差异，LaPorta，eta1，(1998)利用民法法系(包括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和普通法系两大法系的49个国家的样本，主要根据反董事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和执法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数据，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法律法规对投资者保护的成效在法律渊源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普通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保护最强，而属民法法系的法国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介于二者之问，虽然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对于债权人的保护要强一些。同时他们还发现，采用何种法律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除法律架构外，法律执行情况也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比较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执法力度最强，法国法系国家最差，而德国民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居中。尽管法规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执法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即使剔除收入因素以外，法国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仍然是最低的，但普通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则显著上升。通过对股东权利保护、债权人权利保护和执法质量综合研究表明，尽管大陆法系内部各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普通法系国家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提供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陈赤平，2006)。叶勇和黄雷(2007)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法系之间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整体比较(叶勇、胡培、黄登仕，2005)，见表1。
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在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几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特别是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有可能诱导控制股东去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不同法系的国家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在现金流量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3．83％，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0．75％。其中法国法系最高，达~J135．46％，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3．83％的现金流量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投入35．46％的现金流。在控制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7．64％，仍然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6．06％，最高的法国法系达到39．99％，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7．64％的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拥有39．99％的控制权。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的偏离是最小的，比值为0．862，大陆法系平均为0．821，其中偏离最大的是德国法系，达到0．802。
从总体上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英美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需要最少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也是最小的，这些都说明，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国家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因为只有在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才有可能以较少的成本(投入较少的现金流)就可以控制一家上市公司，并且其偏离度也较小，因为法律保护较好，相对于那些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不太好的国家而言，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获取私人收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叶勇和黄雷，2007)。
三、限售期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05年9月4目，中国证监会正式并实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限制。该规则第27条规定，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应当遵守下列规定：①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代东凯，2008)。
股权分置改革论文范文6
【关键词】控股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 股权制衡度
一、理论基础
（1）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股东与经理层直接存在利益冲突，股东，他们关注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而经营者关注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为了有效控制管理者的“败德行为”，股东会通过一系列手段来监测其对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而会计信息则是一个优良工具。
（2）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属于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追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股东单个的利益。企业通过充分的披露信息，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更及时、准确的了解企业，这将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使得企业运营效率大大提升。
（3）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投资者由于对企业的机会和风险了解不充分，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来缓解。高品质证券的发行公司会通过信息披露来向市场传递其业绩利好的信息，而那些不披露的公司传递给市场的信号是其运营状况不尽人意，隐瞒的都是坏消息。那么，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这些披露的信息，充分了解各个企业的价值，抓住投资机会。
二、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含义
（1）股权结构的含义。股权结构是不同性质的股份对比状况，表现在大小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一般来说，股权结构可以从性质和数量这两个方向研究：股权性质和股权比例。
股权性质是指控股股东的性质。在我国，就是指国有股、法人股及流通股。股权比例是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大小，可以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角度考虑。股权集中度，指公司所有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公司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状态。股权制衡度，指几个大股东共享企业的控制权，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
（2）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含义。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可以分解为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方面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可理解性和及时性。量的方面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全面性、重要性、相关性。
三、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1）控股权性质。不同类型的股东，因其持股利益、动机不同，对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Eng and Mark（2003）利用修订的披露项目来计量上市公司样本的披露系数，发现占比较大的政府持股能够增强自愿披露。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股、法人股比例下降，流通股比例上升。股权性质的变化会引起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高明华、蔡卫星、曾诚（2010）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都存在正向的关系。孟俊婷、池倩倩（2012）通过对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国有股比例对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明显影响。因此，控股股东性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相关性。
（2）股权集中度。在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手中，在他们看来，与其说信息披露质量关乎经济利益，不如说更关乎其政治形象，优良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未成为其利益侵占的阻碍，却有助于其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余怒涛、沈中华、刘孟晖（2008）选取沪深两市的数据，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向锐、章成蓉、干胜道（2012） 以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认为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控股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增加公司价值，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进而提高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因此，股权集中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3）股权制衡度。股权分置改革后，尽管外部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但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整体水平还是很低，从而导致外部大股东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积极性去监督管理层。由于第一大股东具有相对持股优势，因而其仍然有动机和能力监督和约束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闫现伟（2011）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持有股份明显减少，但能形成股东制衡作用的公司比例仍比较小，对股权集中度的制衡作用减少了控股股东的监督机制和控制机制，降低了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因此，股权制衡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结论
在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资本市场中，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股权越集中，信息披露质量就越好，控股股东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多的是正向的监督效应，股权集中可以使大股东有足够的热情和能力去有效地监督管理层。外部大股东由于持股比例相对不是很多，其没有能力去监督控股股东，而更愿意与控股股东合作，使得信息披露质量提高。
参考文献：
[1]L.L.Eng，Y.T.Mak.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3，（22）.
[2]高明华，蔡卫星，曾诚.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特征的证据[J].产业经济评论，2010，（9）.
[3]孟俊婷，池倩倩.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会计之友，2012，（1）.
[4]余怒涛，沈中华，刘孟晖.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来自沪深股市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