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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1
一、《功夫熊猫》的文化外衣
从1998年拍摄的《花木兰》开始， 到2008年拍摄的《功夫熊猫》，好莱坞利用中国元素作为载体，成功地讲述了美国版的自我奋斗成功史。《功夫熊猫》具有非凡的视觉效果、幽默的故事情节和大量的中国元素，却占领中国市场，横扫票房，利用中国的题材和廉价劳动力大赚特赚，而中国自己的民族动画产业却在苦苦挣扎。最讽刺的是，这部“好莱坞大片”前期制作的25%是由我国深圳的一家动画公司完成的，价格远远低于这部片子全球上亿美元的票房。美国人再一次用中国文化的“瓶”装了美国文化的“酒”，成功地向中国人兜售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精神。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功夫熊猫的成功是个成功运用模因论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对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而言，也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功夫熊猫》的文化模因分析
（一）美国梦的追逐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宝是中国某地区一家鸭子面馆的服务生，其家世代以做面为生，是多数“人”所鄙夷的、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通过足够的幸运和自身的努力得到了“龙卷轴”，成为众人艳羡不已的“龙战士”，并靠着自身的聪慧和机智领悟到了功夫的“最高境界”，打败了邪恶势力，最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拯救整个村落的光荣使命。这部影片是典型的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电影，完美诠释了美国式梦想――通过自身努力万事皆有可能实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也能够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美国个人主义源于美国历史的早期。早期欧洲移民离开故乡，来到北美大陆，虽然没有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约束，但他们必须凭个人奋斗才能出人头地。后来的西进运动和艰苦的开拓生活进一步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注入了自由意愿、自立、个人奋斗的新内涵。美国人相信个人能够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信条始终占据着美国文化的核心地位。《功夫熊猫》充分展示了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精神。影片充满中国元素，洋溢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却诠释着美国的文化精髓： “我信我能。”主人公阿波肥胖、平凡、笨拙、愚钝， 却做着拯救世界的大侠梦。在武林大会上， 阿波意外地成为肩负拯救山谷使命的“龙战士”，连阿波自己也质疑，但乌龟大师激励阿波说：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at once and what will be.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and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the Present.（你太在乎过去是怎样， 将来会怎样了。昨日之日不可留， 明日之日未可知， 现在却是老天爷的礼赠， 那就是为什么今天被叫做present （现在/礼物）。）这番话完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奋斗精神――把握现在，努力奋斗。当阿波打开卷轴却发现所谓的秘籍空空如也，随后阿波领悟出秘籍的真谛：There is no secret ingredient . It’s just you.（世上本无秘籍，唯有相信自己。）这种相信自己、勤奋努力，即有可能成功的信念是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代言。而《功夫熊猫》借由中国文化元素的外壳，以好莱坞电影为媒介成功地将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文化模因进行复制与传播，并成功向中国观众兜售。
（三）美国式幽默的套路
影片主人公阿波是典型的美式幽默、美式搞笑风格的集中体现。他身材肥胖、好吃懒傲、爱好幻想、嘴巴总是喋喋不休的，这样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出场就给人以捧腹大笑、忍俊不禁的角色效应，与迪斯尼及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高大英俊完美的英雄套路截然不同，这样一种更倾向于对解构、荒诞、颠覆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和演绎则是好莱坞作者们常见的美式幽默套路。
三、模因论与对外文化传播
模因论（ memetics） 是在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用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韦氏词典》将模因解释为“在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散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习惯”。[1]
“模因”（ mem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中，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先提出。道金斯认为： “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单位，其核心是模仿，无论是有形的、具体的建筑或制造式样（ 如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 ，还是无形的、抽象的观念想法（ 如曲调旋律、想法思潮等） 都可以通过模仿进而得到自我复制与传播。” “模因对于文化复制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传递单位的模因，通过一个过程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之中。”[2]
文化是各族人民在自身劳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产品、观念、习俗等。因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历史渊源，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观念与习俗，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文化内容丰富而各具特色，复杂而多面，因此文化模因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只要有传播的媒介和合适的机会便会触类旁通、生根发芽，传播文化的因子。然而，虽然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历史发展渊源，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和、民族观念等，然而，不同民族与文化却也存在着一些相痛或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或相通之处，即为“文化模因 ”，“文化就是模因组合（a population of memes）”，[3]“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模因复合体，包含着许多与他文化相似或相异的模因因子”，[4]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可以通过模因的相互模仿、复制和传播来达到。
四、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传播模式――中国形式+美国精神
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美国人充分利用了中国元素的吸引力向中国观众倾销了“美国精神”。《功夫熊猫》从影片的布景、选材、构思，到富有东方浓郁格调的古典音乐，都展现出了完全的东方韵味。影片中传统中国的手推车、无处不在的汉字，诸多中文发音的原样保留、四人桥原型的保留，甚至包括针灸、鞭炮、太极、八卦等传统国粹的出现，快意恩仇、腥风血雨的似曾相识的动作设计和场面，无不显示出对于中国元素的模拟、翻版和再造。可这些都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外包装而已，好莱坞作者们所做的，不过是利用中国元素的外包装，贩卖了“美国文化”的酒。从文化的模因论出发，却成功用一种文化的形式模因推广了自己文化的核心模因。
五、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道金斯曾指出： 构成模因复合体的诸多模因成分，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要是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模因结合，就有利于它们的生存。[2]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变化即为最佳例子。文学作品在面临不同文化的接收方主体的选择与接受时，会根据接收方文化的需要而进行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有利于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模因的跨文化交流与推广的。《赵氏孤儿》的跨文化传播与变异为例，《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即被欧洲传教士翻译与传播，话剧《中国孤儿》即由法国作家伏尔泰在《赵氏孤儿》基础上改编而来。法国版《中国孤儿》中，只保留了原作《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剧中人物、时代、结局等都被改写了。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其文化模因发生了变异，却得到了更好的跨文化传播与推广。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对传播主体文化的偏离与对传播受众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是为了弥补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必然之举，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从跨文化传播认知模式的角度看，是必要的，是为了传播主体文化更易于被接受和推广。跨文化传播者的使命即灵活地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中寻找切合点，通过不同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实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功夫熊猫》采用的是美国式幽默搞笑方式，幽默搞笑背后却实现了美国文化模因的传播。《功夫熊猫》中，中国最常见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功夫、书法、水墨山水、针灸、庙会、爆竹等被好莱坞用作吸引观众的噱头，骨子里演绎的却是美国的西式价值观，是《功夫熊猫》中“相信自己， 人人都是英雄”的自我领悟，也是“我最特别”的个人主义核心理念。中国文化的形式沦为宣传西方文化核心的外包装。
《功夫熊猫》中的中国元素成为了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丽外衣，好莱坞成功地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噱头吸引着观众，却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观众进行美国式文化观念的推销。与其徒劳指责好莱坞偷窃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如退而反思怎么振兴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大力有效地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核心模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根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将这种伟大而深邃的传统文化进行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时候，好莱坞式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启迪呢？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是藏在影片之后的，而如何在影院的笑声中不经意间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中华文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容、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开发与传播。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元素和传播接受体所喜爱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用传播接受体喜闻乐见的文化模因进行创新和变异，以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模因。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
[2]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UP，1976.
[3] Chesterman A.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2
也许最初的个别的努力，如同一个个思想的涓涓细细，但最终，这些智慧汇聚到一起时，就会如浩浩荡荡的江河，奔流入海。
本刊改版四年来，力求做“河边的垂柳，永远朝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这水就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读者的需求。于是，不断追踪、挖掘对 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将理论的润泽与实践的热度淬出智慧的火花，为此我们一直走在路上……曾连续深入报道“跨文化传播论坛”，使其余音绵绵不绝；曾 连续两年直击“对外选题策划会”，使中国对外出版人能够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在哪里拐了个弯儿；曾受邀赴广东到四川，转重庆，深入解析外宣领域一个个鲜活的 个案……今天，当《对外大传播》愈来愈受到业界人士喜爱，并逐渐向“理论的润泽、个案的鲜活、全球的视野”之路深化时，我们已深感实践与理论聚合的力量。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需要一代人的实践，更需要理论的升华与指导。刚刚闭幕的中国外文局“首届论文年会”是一种对理论宝贵的探寻，近百万字的优秀论文既有 对实践的宝贵总结，又有很多会成为实践的向导。
平安夜的钟声又要敲响了，“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希望平安夜的钟声回荡在我们心里。”圣诞是外国人的春节，春节又是外国人的圣诞，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分享快乐。
元旦、新年，在一年一度快乐交汇的时刻，生命之轮又转动了一回，我们将走进更富有希望的新生活。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3
1认知语言学对于跨文化交际基本的立场主张
整体性来看，认知语言学（cognitivelinguistic）虽然是语言学的一种新型分支，但其基本的知识体系却来源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是一种多学科互相交融、互相交叉的产物，整体上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的创立者是语言学家乔治•雷可夫。认知语言学不纯粹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学问，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建构出来的“茶文化英译”———作为一种翻译也能够被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中去，这是它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一种特质所在。认知语言学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等的基本立场主张包括这样几个部分：1.1语言的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之间最为本质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语言的属性上。传统的主流语言学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虽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和独立的能力，但是，就语言的结构、规律等来看，语言就是语言，语言的每一个概念在客观上都对应着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即特殊的指向），并且这种语言与万物之前的联系、语言的语义是不以特定人的立场、认知等变更为变更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尽管语言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语义“特殊指向”，并且这种特殊指向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下任何语义都会跟不同的主体采取的不同立场、不同利益观、不同文化背景等有关，所以，语义本身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1.2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在语言学上，文化隐喻的概念和范畴一直存在，并且饱受争议。认知语言学家们则将文化隐喻的重要性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语言语义的“主观认知”差异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文化隐喻”的差异，或者说对于同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由于不同的“文化隐喻”存在，由于跨文化交际的参与，所以导致了人们对于特定概念认知的差异。比如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就是饱受争议的概念，在认知语言学看来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认知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也即“文化隐喻”的差异。用认知语言学的话语来说，这种文化隐喻指的就是“从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这种映射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称关系，而是极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扭曲、变形。1.3跨文化交际要注重两种文化的“互文性”置换。对于翻译实践这种较为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来讲，从语言符号到文化内涵的翻译转换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直译”过程，而是带有一定的“互文性”安排。在此处，所谓的互文性，一方面既指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对照，另一方面也指单种文化内部之间知识脉络的互相关照、互相引用，从而用一种整体的知识结构而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和语义呈现在受众眼前。
2当前茶文化对外传播视域下茶文化英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学科技的重大发明国，无论是人文性的茶文化知识还是科技性的茶文化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受制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约束，我国茶文化的英译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2.1对外传播的茶文化专有名词翻译错乱。在对外传播中，中国茶文化相关的文本主要包括茶文化文学作品、茶文化商务交际传播文本、茶学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基于新媒体的茶文化影视作品等，由于不同的翻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水平差异，在对外翻译时一些专有名词往往存在典型的翻译错乱的问题。比如说，茶叶名称“六安瓜片”有些人经常采取拼音直译的方式翻译为“LuAnGuapian”，稍微有些知识面的翻译者则将其翻译为“Li原uanLeaf”，在对待最起码的名称方面竟然存在着这样错乱的翻译，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整合营销传播”的问题。2.2茶文化内涵翻译的不到位。受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隐喻”之影响，中国茶文化自唐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就高举起了“精神修行”的大旗，将茶文化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修行、道德准则、道德交际等来看待，因此，中国的茶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内涵。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茶文化的英译不仅仅是对交际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语言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人们对于“工夫红茶”和“功夫红茶”统统译为“kongfublacktea”，完全忽视和漠视了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给国外受众提供了一种轻视茶文化内涵的暗示。2.3茶文化英译的“文化融入”不足。用认知语言学的逻辑来看，如同“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语义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样，东西方人们在看待“茶文化”时也具有一定的认知分歧。因此，茶文化的英译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方面既要突出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又要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符号来让西方社会正确地接受“茶文化”，想要取得这种平衡就变得十分困难。我国茶文化英译不注重文化融入是惯有的问题，比如“龙井茶”被翻译为“dragon-welltea”，尽管在中国文化中“龙”是一种代表尊贵和高尚的图腾，但在西方社会，“龙”是一种凶暴、邪恶的化身，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没有正视到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带来了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3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茶文化英译策略建议
认知语言学属于一种人的主观属性偏重的语言理论，它所重视的“文化差异”、“文化隐喻”等理念对于我们创新茶文化的英译具有重要的启示：
3.1基于茶文化专有词汇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策略
鉴于中国茶文化的复杂性、专有词汇（比如特殊的地名、特殊品种的茶名、特殊的茶学科技词汇等）的复杂性等，为了较好地向国外受众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文化形象，我们建议由高等院校、翻译机构、企业、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等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将中国茶文化的专有词汇翻译进行统一，确保中国茶文化“语义”界定的相对边界清晰。
3.2基于接受理论的归化翻译策略
把我国茶文化翻译为英语的本质是将我国国民的“认知逻辑”转化为西方社会可以看得懂、摸得透、听得明白的“认知逻辑”，也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文本交际符号转换、茶文化内涵的转换要让西方社会的正常认知逻辑能够“接受”，这就是一种“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强调“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比如仍以上文中提到的“龙井茶”的翻译为例，如果翻译为“dragon-welltea”在文化融入上会形成一种“异化翻译”效应，不仅达不到让西方人了解这种茶的目的，还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反感。反之，我们不如将其翻译为“Longjinggreentea”，其中的“Longjing”采取直译的方式保留了“龙井”品牌的音译，而后面的“greentea”则体现出了龙井茶的本质是一种“绿茶”，会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这种茶的内涵。
作者:蔡维娜 单位:郑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关剑平.茶文化传播模式研究(上)———以平安时代的日本茶文化为例[J].饮食文化研究国际茶文化专号，2006（2）：55.
[2]孙立坤.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政府与NGOs间信任关系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Newmark，P.Approachesto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5
【关键词】孔子学院 文化传播 困境 应对办法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孔子学院是我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载体，这项工作在全球实施以来，有力地推进了汉语（海外称为华语）语言文化的传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惊人、规模巨大，已经成为汉语走向世界的平台，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孔子学院创建工作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只注重语言教学、不传播文化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国际误读与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陆续叫停中国孔子学院在其国家的发展，表明了这些国家对孔子学院发展事态形成的文化安全问题的担忧。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每个国家都担心孔子学院的汉语和文化传播对自己国家文化造成威胁。
第一，国家文化安全对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限制。与政府积极合作背道而驰的是2009年在雅库茨克建立的雅库茨克孔子学院建立的第二年，即2010年就被联邦安全机构关闭。理由是雅库茨克靠近北极圈，是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冬季平均温度在摄氏零下34度。在此设立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部门怀疑中方别有意图，有通过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经济扩张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
2012年新西伯利亚市检察院指控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孔子课堂未注册为非盈利组织，收取学费而不纳税。俄罗斯中央政府介入后，新西伯利亚市检察院撤诉。2015年7月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检察院又以该市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未注册为非盈利组织，没有聘请外籍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法律依据，在运营孔子学院的过程中由于单独设立了文化课，有文化宣传、文化倾销的倾向，违反俄罗斯法律（俄罗斯的法律规定，专门的文化机构一定要设置在莫斯科，如果设置在其他地区必须由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否则进行文化宣传都被视为违法），把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人和非政府组织。“外国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该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停止中国孔子学院一切活动。尽管最后在中俄两国政府的协调下孔子学院仍继续运营，但是对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活动及教师的管理更加细化和严格。之后的几个月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孔子学院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第二，学术界对中俄关系的误读影响人们对孔子学院的判断。如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俄罗斯学术界的有些学者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带给俄罗斯的机会不是很乐观。 Л・Малевич出版的《关注中国》一书具有代表性。①他在书中既高度赞扬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见解②，如“俄罗斯如今把中国看作是战略伙伴”，但是“中国还需要俄罗斯多久？”“不会很久！”，当中国“以绝对象征性的价钱‘清洗’其科学、技术成就”的时候，中国即不再需要俄罗斯。如今由于俄罗斯科研资金的短缺，“中国的‘清洗’进行得非常迅速、成功。”到时候，“俄罗斯反倒需要中国的科研技术，问题是中国愿意帮助俄罗斯吗？俄罗斯的伙伴地位还会保存吗？”“不会保存！”“因为现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解决俄罗斯的投资需求，但是‘可以’并不代表着‘愿意’，而且中国永远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早已忘记苏联人民的帮助”等，也说明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存在一定的误解。
在托木斯克某大学毕业生的论文答辩现场，该院的权威教授提出“中国的企业窃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你怎么看待？”当然，学生在接受汉语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孔子学院教师的正确引导，没有受那位俄罗斯教授的影响，用我国飞船上天的先进技术是自主研制为中国进行了答辩。这名教授一直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只是有利可图，中国人的善良只是表面的。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学院对外宣传中国。
第三，中俄关系中的孔子学院遭遇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质疑。俄罗斯的大学生和普通市民对中俄关系与孔子学院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国有关学者在最近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阿坝坎和科麦罗沃的30名俄罗斯年轻人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这两个城市都没有孔子学院，他们对此表示遗憾。面对经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非常希望中俄合作，但有超过40%的青年也表示出几点担忧。
其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能源消耗减少，对俄罗斯经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中国可能会牺牲俄罗斯的利益，去深化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二，目前中俄两国是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但针对中国租用俄罗斯土地的情况，他们更担心中国在未来的三十年将土地据为己有，“慷慨”的俄罗斯不希望阿拉斯加的历史重演；其三，根据许多俄罗斯专家的看法，中国继续把发展重点放在美国，这也影响了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关心中国是否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希望国家层面更加努力，让中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大学生中大部分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友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从就业的角度考虑。俄罗斯大学生在本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接受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一方面来源于教授的引导，另一方面来源于外文评论，因此很多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有的大学生对孔子学院采取低廉的学费吸引学生学习汉语，在各项文化活动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宣传展示中国文化，赠送学生书籍和礼物常持怀疑态度，甚至笔者曾经教过的一名大学生在参加汉语桥比赛时对举办方提供的路费、食宿费和教师免费两三个月的辅导都感到不能理解，引起对孔子学院动机的警觉。
孔子学院自身建设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束缚
第一，汉语教师与志愿者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有待提高。俄罗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90%以上为汉办派遣，本土教师极为有限。随着学习汉语学生数量的增加，教师的缺口巨大，国家汉办在选拔汉语教师时面临教师短缺的局面，很难兼顾汉语教学经验和外语能力。因此，十年间派遣到俄罗斯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没有明显变化，有经验的专业汉语教师外语水平不高，外语水平较高的俄语教师并不懂对外汉语教学的现象亦属正常。而志愿者教师大部分为学习俄语的本科毕业生和在读俄语研究生，即便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在读研究生也多不会俄语。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自2008年5月揭牌运营已有8个年头。期间先后由国内合作院校派出5名汉语教师（其中2名专业汉语教师，2名俄语教师，1名中文专业的行政人员）轮换在岗；14名志愿者教师（均为俄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俄语硕士在读生）。
国内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课程并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情概况等课程，孔子学院总部在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前虽然对其进行了短期培训，但是汉语专业知识、传统文化内容以及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汉语教学方法的融会贯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掌握的。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已属不易，更难在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因此，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们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成为阻碍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第二，语言课程设置多，以文化传播内容为主课程设计少。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基本上分三种类型：一是孔子学院语言生教学，由社会各类学员组成；二是合作院校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按照合同规定，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应负担合作院校的一部分汉语课，即学分课；三是与孔子学院合作的中小学教学，由汉语教师或志愿者教师到中小学上课。孔子学院建立初期，设置的课型主要是汉语初、中、高级综合课。目前随着学生学习时间的延长，有些学员已经学习4～5年，学生更注重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因此，孔子学院根据学员汉语水平和大部分学员的要求将综合课转变为听力课、听说课、口语课、商务汉语课。而文化课的开展却一直局限于书法课和中国画课等课程。从单一的综合课到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汉语技能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教师的备课量数倍增加，志愿者教师在综合课、听力课、口语课和阅读课之间转换，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教学质量则难以保障。而文化活动的开展，HSK考试的组织以及其他事务性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更使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们疲于应付。
第三，文化传播形式简单，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内容传播难有突破。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创办十年来，尽管以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但在实际工作中既受俄罗斯法律的限制，又受孔子学院量化指标的左右，重语言教学、轻文化传播的现象较为明显，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不能很好的结合起来。目前俄罗斯孔子学院开展的文化活动有几种形式：一是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介绍节日的来历、习俗、饮食和寓意；二是在俄罗斯节日期间孔子学院教师展示中国书法、绘画、茶道、饮食和中国结；三是邀请国内大学或艺术团体到俄罗斯孔子学院所在城市演出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戏曲，邀请中医专家讲学，以增加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每年的文化活动都有十几次之多，但是每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受众除了俄罗斯节日期间参与的市民较多，其他活动多集中在孔子学院内部，参与活动的95%为孔子学院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目前书法、烹调、剪纸、中国结、服饰等形式的宣传，看热闹的俄罗斯人虽然很多，但是并不能达到宣传意识形态的作用，真正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并没有传达到俄罗斯人那里。
文化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在汉语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传统文化教学，在课文中解释传统文化习俗、思想观念并非是每一位刚刚踏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志愿者能驾驭的。比如，有些志愿者教师是学俄语的，因而每个人都有一个俄语名字，为了方便学生记忆，都让学生用俄语名字称呼自己，而学生习惯于俄罗斯文化的称呼习惯，其结果是即使学习两三年的俄罗斯学生仍然不知道中国老师姓什么，更不会叫志愿者“老师”。“尊师重道”的儒家思想在看似简单的称呼中并未有效地传播给俄罗斯学生。
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平台传播中华文化几点建议
第一，从国家设计层面把海外孔子学院的文化授课内容做一个具体规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孔子学院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也是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及其深刻内涵，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平台。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应站在国家的高度，加强传统文化学习，深层次理解文化、教育、哲学等问题，孔子学院也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文化传播上。将文化教学恰当融入到汉语教学之中。Kramsch（1993年）提出：仅仅向学生介绍文化事实是不可能达到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理解的目的的，必须让学生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去理解和感受目的文化的特点。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掌握词汇和语法知识，达到与中国人沟通，并能探讨社会、人生，服务于社会的目的，使他们能够接受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决策。
第二，调整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战略，重新定位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工作，提高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文化传播意识。孔子学院经过11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相当规模，教学质量也较初期有较大提高。因此，应充分考虑国际社会因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迅速崛起引起的对文化入侵的担忧，并从孔子学院汉语教师人才短缺的实际出发，控制各国孔子学院发展数量，培养汉语教师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传播能力，适时调整文化传播战略，使汉语教学为文化传播服务，并逐步提高文化传播层次。
第三，尽快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建设“互联网+孔子学院”，扩大中华文化传播受众范围。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以文化输出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利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动画产业以及英法德等国的文化理念等影响着各国民众的生活。即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俄罗斯影院里放映的一半以上也都是美国大片。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自苏联解体以来经历了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民众渴望在社会各个方面得到发展。中国自2008年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想要了解中国，了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现状。因此，孔子学院应从自身肩负的使命出发，在汉语教师短缺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网络孔子学院补充课堂汉语教学的不足。网络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主，学生通过网络学习达到提高汉语水平的目的。数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40万学生。由此可见，扩大网络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内容将在客观上扩大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是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下载中央电视台近年录制的，展现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人物故事以及美食美材带给中国人生活快乐的大型系列片《走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等，在孔子学院定期播放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走进中国人的生活，贴近中国人的感情；孔子学院在建立之初，国家汉办都为其配置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孔子学院应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的设施服务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每个孔子学院也都创建了自己的网页，每年有一定的维护资金。那么孔子学院也有义务利用网络这一平台上传我国一些经典电影和电视剧，让孔子学院的学生和喜欢网络的大中学生观看。
第四，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国内媒体对孔子学院的误读舆论。孔子学院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既然已经实施，就不应再有对此国家战略质疑之声。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严格规范媒体对孔子学院的负面报道，无论是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还是实际报道的途径，都要维护这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举措，避免对孔子学院的不同声音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某些国家利用，授人以柄，成为某些国家攻击我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佐证。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理研究，科学规范媒体报道中“汉语”、“汉学”以及“国学”等用语的使用语境和引发的影响，不给国际上以“中国以汉族独尊”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避免“国学”带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入侵误解，和使用“汉学”（汉学由于与满学、藏学、蒙学等为并列的学术概念）引发的学术文化疆域问题，应该顺应国际大势和海外华人已经形成的中国文化认同用语，对应华人说华语传承中华文化。
（作者分别为沈阳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注释】
①[俄]И・Малевич.，《关注中国》，莫斯科“АСТ”出版社，2001年。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6
中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只有加强对外传播才能争取国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进而影响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新疆具有对外传播的独特条件。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6个独立国家与新疆是同根民族,开展对外传播拥有地域、语言等多方面的优势。
2004年1月,李长春同志在视察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时说:“这几年,我们只注重了加强对欧美的外宣,却忽略了对中亚的宣传,这是一大失误啊!其实中亚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一定要尽快走出去,通过广播落地、互联网传播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中亚外宣的力度。”①至此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开始运作。
新疆广播电视走出去是指新疆的广播电视节目在新疆周边国家的落地播出,分租赁频道和整频道落地两种形式。2004年6月新疆广播节目《中国之声》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播出。到2009年12月31日止,已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土耳其等5个国家落地。经过多年的运作,新疆对外传播在对象国取得了较大影响的同时,也存在对外传播内容的失衡和对外传播力不足的问题。
以租赁频道方式运作的广播节目《中国之声》和电视节目《走近中国》,是为对象国受众量身定做的对外传播节目。因为“具体的国家形象存在于媒体的文本之中(这部分既是传播的过程,也是形象的存在载体之一)”②,因此以下结论来自对这两个节目所做的内容分析。
对外传播内容的失衡
古来中国与开放中国内容交织,国家形象的宣传定位不清。《走近中国》30分钟的“商桥”节目,传递的是经济类信息;20分钟的“走遍中国”,游历壮丽山河,探寻历史变迁,表现中国古老历史文化。
《中国之声》15分钟的“中国消息”,向对象国受众传递了中国和新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其中经济类信息占比45%,占到几乎一半,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而15分钟的“中国风情”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旅游胜地,传递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商桥”节目和“中国消息”的经济类信息,塑造的是“当代的中国”形象,而“走遍中国”和“中国风情”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为主,塑造的是“历史的中国”形象。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传播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一个远离现代化社会的还比较落后、封闭的国家。比如新疆的对外宣传主要介绍新疆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别具一格的民族风俗,结果导致很多人认为乌鲁木齐市是一片大草原,人们都住帐篷、骑马上班上学,这样的新疆自然是落后、贫穷的地方。
租赁频道播放时间只有1小时,在1小时的时间内,两个板块的内容形象定位截然不同,不能形成合力,反而互相冲突。古来中国与开放中国内容交织,国家形象的宣传定位不清,影响了传播效果。
中国对外传播的“最佳目标”是“全面展示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国家形象,消除外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认识”③。“中国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复杂性要求进行多维度的综合定位,但可以以经济要素作为定位的核心。”④从这个角度讲,塑造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形象应是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在栏目设置上,如果能将“走遍中国”和“中国风情”节目内容设定为当代中国经济方面的内容,就能在形象定位上形成合力,使1个小时的对外传播效果最优化。
政治类信息是传播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是传播中国的发展模式,要淡化传播内容的政治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强大,同时还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文化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不仅是“文化霸权”,更是它的发展模式,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在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模式都没能成功,相反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工业基础的崩溃、社会族群的对立,甚至国家的分裂与战争。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平稳过渡,成为一个在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谋求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国家,其示范效应正日益显现。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业・库拍・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即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两个原因。“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引发格外关注。⑤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苏联、东欧国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影响面和辐射力都在明显增强。中国的发展与成功已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迄今为止的传统大国,其成功基本上都可归类为自由市场经济。⑥中国的崛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地区的国家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世界的出现,不是以中国式来取代西方模式,而是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发展、取长补短、竞争合作,共同造就一个“和谐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更加多样、繁荣和美好的世界。这是更高层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及西方封锁的有效途径。⑦
如果中国能够向别的国家输出发展模式,那就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国际的影响力,甚至是对重新塑造国际体系,都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中亚国家有苏联体制的背景,向它们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会更加容易。经济类信息正是输出中国模式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消息”栏目,政治类信息占比22%,传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社会性信息占比14%,表达中国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两类信息占比36%,传播的是中国政府的声音。
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一些较小国家的传媒则相信美国的主流传媒,而对中国国有的传媒,他们抱有一种“坏孩子印象”⑧。我们的对外传媒虽然是国有资产,但是不要有意无意地显示代表官方,要避免把自己同政府发言人混为一谈。要显示本传媒的信息来自民间,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否则,会降低对外传播的可信度,使“坏孩子印象”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即使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但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正面报道无形中变成了负面报道。中国的对外传媒要成为政府的一面挡风墙、一块缓冲地,传媒不要标榜代表政府。⑨
因此,代表政府发言,不一定有好的传播效果。在消息快报中有这么多代表政府声音的政治、社会性新闻,更会引起国外受众的警惕。因此建议新疆电台的《中国之声》去掉政治性新闻,减少社会新闻,增加科技、经济、教育性新闻,并以述说新闻事实或故事为主。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传输中国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对外传播力的不足
西方国家加强了在中亚地区的控制,新疆对外传播的压力很大。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在当地设立采编机构,任用当地人做记者编辑,在节目源和内容上充分体现了接近性,对新疆对外节目形成了很大压力。他们还采取“以我制我”的方式,歪曲“事实”(即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报道进行反制,发表评论,进行反宣传)。⑩
吉尔吉斯斯坦在进行频道租赁谈判时常常以“美国之音”的价格与中国要价,谈判日益艰难,租赁频道的价格翻倍增长。
经费严重短缺,在对外传播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对外传播的整体现状是传播力量不足。新疆作为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力量更为有限。新疆2008年在全国各省经济排名为全国倒数第7位。经济的落后制约着新疆媒体的市场化程度,新疆媒体具有影响力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自创节目很少。对外传播节目源99%来自其他媒体,传播力量严重不足。
从2004年,国家用于新疆对外传播的资金为1600万元,6年过去了,对外传播的费用逐年上涨,资金却没有增加,能保持现状已属不易,发展更是困难重重。
比如对土耳其的维语广播主要是针对在土耳其的维族人。在土耳其很有市场,与广电局合作的土耳其YON广播交流公司是一家私人电台,电台的总裁曾受到威胁,要求他停止和中国的合作。这说明中国对土耳其的维语广播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国家没有给土耳其的广播费用拨款,是由广电局自己垫付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走出去工程”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新疆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能适应国际媒介市场的需求,对外传播的影响力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传播内容失衡和传播力不足的情况下,新疆对外传播的道路是艰巨而又漫长的。[本文为2008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资助重大招标项目“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新疆对外传播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08zb017)的成果]
注释:
①史林杰:《风从东方来》,新疆电子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②④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国际观察》,2008(1)。
③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⑤单绍萍:《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对外传播策略研究》,2008年5月,CALI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⑥⑦刘明、郭素萍、赵晓娜等:《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⑧⑨陈力丹:《对外传播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做好》,《对外传播》,2005(8)。
⑩朱丽萍:《跨文化传播视野下新疆广播电视对外传播研究》,2007年5月,CALI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