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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1
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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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2
1.案例选取适用性低，影响教学效果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本素材，在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只有选择好的恰当的案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素材的选择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选取的案例时效性不强。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一些新技术和新理念不断地涌现，这就要求教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来适应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案例的选取上更应当如此。有些教师的教案不及时更新，所选取的案例发生时间很早，案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获得改进和解决，或者案例所反映的现象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案例的内容缺乏时效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其次，选取的案例本土化程度低。市场营销学理论起源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被介绍到我国，而国内许多教材最初也是由国外教材翻译而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所选取的案例也大多是国外的案例，例如微软、可口可乐、IBM等跨国大公司。一方面，由于背景和环境差异，对于案例内容学生难于理解、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所选取的案例大多来源于跨国大公司，与我国企业的实际有较大差异，针对性不强，指导作用不明显，实用性不够，这些都严重影响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方法保守，影响教学效果目前，大多数的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教学仍以教师课堂授课、学生被动接受的陈旧方式进行。在实际的案例教学过程中，大多也仍以教师为主导，由教师陈述案例内容、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教师简单点评后给出答案。这种“灌输式”的案例教学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参与课堂分析讨论的积极性不高，教师开展的案例分析也变成了理论知识的佐证，使得案例教学形式化；学生也以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为目标被动学习。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难以提高学生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3.教师教学水平欠缺，影响教学效果市场营销案例的真实性和实践性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市场营销实践经验，否则很难在案例教学环节给学生讲透，更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参加高校的教学，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而且多数高校对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也没有进行专门培训。因此，这种学校到学校的经历，使得多数教师对案例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字和理论层面，对案例的分析不够全面，不能指导实践，很难达到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二、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模式应用
案例教学起初主要应用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及本科教育，但由于市场营销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对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案例教学由于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因而，在本科层次的市场营销学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1.案例教学的组织。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合理的组织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组织得当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有利于案例的组织讨论，应当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一般来说，3~5人一组比较合适，太少了不利于相互讨论，集思广益；太多了则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存在“搭便车”现象。最好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推选出小组长，由各小组长领导自己的小组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2.案例的选取市场营销案例的选取应尽可能选材于现实生活，这样不仅能使案例内容贴近现实，从心理上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引起重视，提高学生的实战技能；同时，在案例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角色必须转换，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咨询者和指导者。这样，学生参与到全部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学生往往乐于在互联网上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与其让教师主导课堂，不如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自己准备10分钟的案例内容，并以Powerpoint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这样，学生既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市场营销现象保持关注，如分析小米手机的营销策略，三星压制小米中国手机的营销对策，京东上市后的营销战略变化等；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归纳综合能力、演讲表达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3.案例问题的设计进行案例教学，一定要针对案例内容和教学需要设计相应的问题。设计问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问题要与案例内容、教学内容、理论观点相呼应；二是问题的设计要便于课堂讨论，方便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三是题目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以1~3个为宜。4.案例的分析讨论课堂讨论通常是案例分析的核心环节。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只有学生广泛参与讨论，通过思考形成建设性的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分组讨论，各小组形成自己的方案，并通过演讲方式进行陈述。当然，就一个问题来讲，往往存在多个解决方案，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地去寻找更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各小组间的辩论和分析使之完善。5.案例的总结对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教师应该进行点评、总结和归纳，还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学生将案例及其分析内容总结成书面材料，加深学生对案例的印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三、结语
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3
英文名称：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福建农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709
国内刊号：35-106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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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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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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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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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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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和福建农林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学术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中国核心期刊磷选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确定为来源期刊，被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全文收录。
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4
英文名称：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商报》新闻出版总社
出版周期：
出版地址：
语
种：
开
本：
国际刊号：1006-7833
国内刊号：11-3654/F
邮发代号：82-70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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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国家级权威经济类刊物《中国商界》主管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单位:中国商报社,编辑出版:中国商界杂志社；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7833;国内统一刊号CN11-3654/F;邮发代号:82-700;创刊日期:1996。现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征求优秀论文。
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国有企业，管理，创新
一．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作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不足、效益不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因素外，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管理不适应症”的问题。具体来讲，如国有企业在长期运作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企业管理方式难以得到转变，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管理粗放化，管理水平低下，效益流失严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也大大阻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及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1]。因此，通过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推进及深入改善国有企业管理不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随着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的迅速发展及壮大，新形势下的市场经济格局和环境使得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从需求方面来看，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高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加大管理创新力度。本质上来讲企业管理创新是指对企业管理的理念、方法、模式等进行根本性的、深层次的改变与改善，是培育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之源和有效途径。同时通过管理的创新活动，自觉除去各种阻碍企业发展的消极因素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带动和实现企业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以最大化地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助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从供给方面来看，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相关政策和精神的出台，加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学信息技术的进步等在为国有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开展提供了动力支持、物质基础和管理方法理念上的支持等。
二．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创新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了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有序开展。如受传统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仍有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对于创新的认识只简单地停留在表面，甚至存在着认识误区，将管理创新工作看作是可有无，忽视管理创新[2]；管理技术和方法落后，如决策时主要是依靠个人经验及主观判断，管理机制不健全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整体不平衡；缺乏鼓励和支持创新的有效机制；缺乏高素质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等等，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企业创新的不足。在深刻认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及管理创新中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加大措施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长期以来，鉴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给予国有企业诸多的优惠政策和发展优先权等，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依赖心理和官僚思想，效益观念差，对于主动进行管理创新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缺乏足够的认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管理创新首先需在理念上进行创新，管理理念的创新是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前提。具体来讲，管理理念的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何种类型的企业，只有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有企业要重塑和增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理念，积极主动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提供观念上的支持。通过管理理念的改变和创新，搅动国有企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企业氛围，给国有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加速国有企业的新陈代谢，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时刻把握时展趋势积极，树立起参与国际化大市场竞争的理念，同时立足于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开阔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和思路。
二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人力资源是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和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为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源在国有企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需改革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重视和加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投入，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长远战略规划。尊重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利用科学方法深入了解和把握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建立起高效科学的激励机制，彻底改变平均主义负面思想的影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3]。另外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管理理念等核心期刊目录。
（二）管理创新应立足实际
企业管理创新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从本质上来讲管理有其内存的逻辑和规律，管理自身最本质最基本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整个管理过程。因此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进行调整，通过持久、系统的管理创新活动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二是，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要积极融入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和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第三，国有企业管理创新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发展需求，以及市场要求等，选择适合企业文化特性的管理方式，以形成个性鲜明的管理模式，坚决杜绝单纯模仿某一种管理模式情况的出现。要认真分析企业当前的发展状况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大部分国有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都有待提高，管理创新工作的推进要紧密结合企业管理的改革工作，统筹规划，循序渐进，才能真正以管理的创新带动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另外，要制定和明确切实可行的管理创新整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以有效指导管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三）多管其下营造有利管理创新的良好氛围
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发挥离不开一个鼓励和支持创新的企业氛围的支持。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家、管理者及企业员工等才可能做到思想活跃，积极主动地将创新的思想和理念贯穿于工作的任何环节中。一是国有企业管理领导层要重视和鼓励管理的创新工作，以身作则，寓管理创新理念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培育员工追求优秀的价值观和使其具备良好的心智模式，包括健全的心理、优秀的品质及较高的文化素质及合理的能力结构等，激发创新意识理念和创新能力的发挥。三是，实现管理的民主化，培养和形成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自觉将个人的成长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提高责任感及对于企业的忠诚度，认识到管理创新对于实现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配合和推进管理创新工作的开展和参与企业的管理[4]。另外，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时所产生的思想碰撞是产生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方法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改变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建立起宽松方便的沟通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意识。总之，在企业的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全体员工所认同和认可的企业创新文化和鼓励支持创新的良好企业氛围是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工作有序开展的根本保障。
（四）夯实国有企业内部基础管理
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开展不是毫无基础的虚无创新，管理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除了理念和企业良好氛围的支持，往往需要基于基础管理较好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换句话来讲，如果企业缺乏良好的管理基础，那么企业管理创新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因此针对国有企业当前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需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基础管理，为向更高水平的管理层次迈进和为管理技术、方法创新等提供保障。一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落实股东大会制度，理顺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二是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以信息化发展为基础，通过流程再造工作，优化和完善组织结构，逐步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及网络化，改变管理机构臃肿、管理人员过多的状况，提高企业管理效益及对外界的快速反应能力[5]。三是，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做好关于基本流程、岗位职责、信息收集等的规定，实现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尤其是岗位责任制度，形成权、责、利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五）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管理技术的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有企业在管理技术方面也有了质的突破。管理创新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技术手段，不断地改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6]。一是，管理的信息化，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将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通过各种数学模型、计算机程序及数据库等。二是要不断地总结现有的经验和教育，在归纳总结中不断升化企业的管理水平；对于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要给予积极借鉴和吸收。三是建立健全企业信息系统，实现信息收集、处理的自动化及高效化，及时全面地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丰富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支持。四是，选择合适的信息化管理软件，并不断地优化其管理功能，促进企业管理的集约化精细化及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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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营管理论文范文6
评选出的10名十佳总会计师（排名不分先后）：
杜建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主要业绩：以效益为中心，以财务管理和资本运营为两条主线，实现基础管理规范化、财务管理合理化、管理手段现代化；创新生产经营理念，推动公司整体发展；运用“三化管理”与“三本运作”的新手段、新方法，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承担重大企业改制和财务改革的组织与实施工作。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实施资金集中管理新模式的做法》、《集团企业资金集中管理模式》，2006年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陈书堂山西省电力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研究政策，利用政策提高了资产质量，降低了经营风险；依法理财，财务集约化管理效果明显；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提高了公司控制力；积极疏导电价矛盾，推动煤电联动方案出台，提高了公司经济效益。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主持《山西电价问题研究》一书的编写，参与《财金新词典》一书的编写。先后曾获得“湖北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电力系统各种奖励十多项。
张忠义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加强资金管理，建立资金使用预警制度，对大集团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探索资本运作，使集团公司资本运作方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建立大集团体制下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有力地保证了经营目标的实现。1993年5月撰写《完善企业经营承包政策的建议》，编入《中国经济文库》。1996年主编了《煤炭企业成本费用管理》一书，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获得山西省煤炭系统先进工作者，2003年由大同市政府授予“大同市劳动模范”，2005年山西省财政厅授予“山西省杰出会计工作者，”2006年，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个人一等功”。
廉贤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 全力组织国阳公司上市工作；积极研究、创新成本管理方法，强力推行岗位价值精细管理；加强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务监督；加强资金筹措，拓宽融资渠道，实现资本运营；努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合理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参与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工作。主要奖励有：2004年3月获“山西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2007年5月获“全国煤炭经济研究先进工作者”称号，12月获“2007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奖”。
邢崇荣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
主要业绩：灵活运用资本运营方式，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推进经营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大企业经营改革力度，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企业多元化发展；全面履行总会计师职责，充分发挥总会计师在企业全面运营与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决策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在《中国总会计师》、《会计之友》杂志等刊物发表的论文《坚持科学发展观，创新财务管理体系》、《积极探索中国煤炭集团企业大财务管理模式》等多篇。多次获得“优秀青年领导干部”、“财会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被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中国CFO国际峰会组委会、中国总会计师网评为“2006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2007年被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中国国际财务战略管理研究会评为“2007年度十大财智人物”。
贺代将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建章建制，完善财务制度建设；积极组织全集团开展清产核资，推动实施财务信息化建设，在集团公司全面推行了会计电算化运用；推进集团土地资产处置工作；推行精细化管理，探索项目成本管理模式，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提高了集团成本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有力支持了集团高速发展。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我省国有建筑企业路在何方》、《加强项目施工的成本控制，确保企业的经济效益》等，2005年和2006年荣获山西建工集团、省财政厅、省国资委颁发的“优秀经营管理工作者”等多种奖项。
夏苏萍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组织制定集团资金管理策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参与企业班子重大的经营活动决策和组织实施；致力于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健全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精通业务，德才兼备的财务骨干队伍。1996年11月编写了《煤炭企业成本费用管理》（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已被作为全国煤炭行业高级学校教材。2005年5月《夯实利润基础，增加现金流量，保障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2001年以来先后获得“省煤炭系统先进女职工”，山西省“三好”女职工，“太原市劳动模范”，“太原市优秀企业家”，“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太原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席金龙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组织修订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财务预算制度；合理筹措营运资金，努力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积极筹划税收，增加企业经济效益；规范价格管理，创新开拓市场模式。2007年全年完成销售收入29.29亿元，实现利税14.06亿元，连创历史新高。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山西省集体商业会计制度》、《以改革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等。2000年省财政厅授予“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三等功；2004年参与创造的“以提升品牌竞争力为核心的有效管理”获国家级一等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
王锦友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组织编制了集团“十五”、“十一五”发展规划；构建了“集团公司――工程公司――区域性指挥部――一次性指挥部――工程项目部”五级经济运行的集团经济运行体系，实现了集团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项目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加强资金管理，贯彻“低成本”战略。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施工企业责任成本管理运行机制》编入第三届全国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集；《工程项目责任成本预控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分别录入第十届“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集”，并获得多项全国行业创新成果一等奖、二等奖。2006、2007年连续两年获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财会工作先进个人奖；2007年还获得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审计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奖励。
蔚振廷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狠抓会计基础管理工作；试行会计电算化，获2007年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会计电算化大赛特别贡献奖；连续十三年实现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积极参与和承担重大企业改制和财务改革工作；2006年主持“山西省煤炭企业全面信息化管理试点工作”，通过预验收，在全省推广实施。获得的奖励有：霍州矿务局授予“优秀管理者”、省总工会授予“财务工作竞赛积极分子”，获山西煤炭工业局“先进财务工作者”、山西省政府授予“债转股工作先进个人”，2006年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个人二等奖”。
评选出的5名优秀总会计师（排名不分先后）：
秦永虎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致力于财务制度建设，创新财务管理手段；积极推进精细管理，注重财务信息化建设；积极参与集团改制上市工作；注重财会理论研究和自身理论素质的提高。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励有：先后承担了集团公司的多项课题研究，15篇。2005年主持研究的《财务预算理论与施工企业实际相结合有关问题的研究》获中国铁道财会学会软科学课题成果二等奖。2005年被财政部选拔为“财政部首期会计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2007年4月被太原市科技学会、太原市经委、太原市国资委联合授予2006年度“讲创新比贡献”科技标兵。
韩珍堂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加强全面预算管理，落实竞争力目标；加强成本管理，依靠科技进步挖潜增效降成本；加强资金管理，保障资金供应；强化投资前期管理，实施投资过程控制；加强长期股权投资管理；加大政策研究力度，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纳税筹划和土资产的管理。2002年参与国有特大型企业分配机制的改革与实践，获山西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2003年荣获太钢“2003年度劳动模范”，2005年获太钢2005年度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2007年获钢铁工业协会“2007年一等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获太钢“2007年度特级劳动模范”，2008年4月获太原市“五一”表彰，荣记“个人一等功”称号。
贝瑜山西省交通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总会计师
主要业绩：勤于运筹，积极引资融资，为多条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融资114亿元，保障了重点公路工程顺利建设；严于监管，有效防范了资金风险；忠于职责，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精于管理，谨于防范，坚持长期开展全方位内部控制检查与评价，增强了风险抵御和防范能力。获得的奖励有：2005年荣立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一等功；2006年获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五一劳动奖章”称号等。
贾凤鸣山西天脊煤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计财部部长
主要业绩：积极参与公司改制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组织清产核资，为公司股份制改造创造了条件；积极推进公司上市，为公司顺利上市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获得的奖励有：2005年至2007年连续三年被天脊集团评为“优秀管理干部”，2006年天脊集团给记个人一等功，2007年长治市总工会授予个人二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