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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1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2
一、统筹城乡发展：走向城乡融合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一体”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即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对立的弊端，认为城乡的对立造成了乡村衰落、城市病态、农村可持续发展遭破坏、城乡利益冲突尖锐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表现为城市人口拥挤、住房严重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病蔓延等问题。在这种社会里，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而且，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的“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另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显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趋势规律、城乡对立的根源以及城乡对立的弊端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融合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当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融合，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灭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可见，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仍然是生产力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形态。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产生、发展、变革和消灭，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引起的。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表现突出的特殊国情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生产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但严重滞后于城市，其后果直接造成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当前，处理城乡关系，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关键。为此，一是要加快农村综合改革，创新农村组织制度及经营体制，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二是在确保农村原有优质生产力要素不外流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投入，使农村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三是发展高新农业技术，使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力不断加强。
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走向城乡融合要求的基础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对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要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存在为前提，同时需要有计划的协调和安排生产力。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需详加探讨)。同时指出，如果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后来列宁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提出，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必须让农民看三、产业结合：走向城乡融合的客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发展造成的，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为乡村农业分工落后，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阻碍，传统农业与城市大工业形成了明显对比，也正是这种城乡产业分工成为二元结构深化的基础。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发展新型的城乡分工，使社会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新的城乡分工应当有利于消除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界限、有利于城乡经济和产业上的广泛联系和融合发展。所以，他们在《******宣言》中明确写道：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建立新的城乡分工，实行产业结合，首先要打破工业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观点和现实。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工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其次要加强城乡及其产业间的联系。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及事实上的城市产业倾斜政策导致了我国城乡产业分割的状况。此种城乡相脱节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不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会妨碍城市产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努力推进城乡产业融合，逐步形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前，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应做到：一是统筹制定城乡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城乡产业空间上的融合；二是积极探索城乡产业紧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实现城乡经济的优势互补及直接联合；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吸引城市和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产业领域；四是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培植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城市带动：走向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3
一、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1]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绝对存在的失业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绝对隶属于资本，并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随时为资本主义扩张补充人力资源。相对过剩人口相对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需求来说只是暂时的失业，并不是绝对的过剩，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的产物。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也被看做是马克思失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原因
1.资本积累是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2]“资本主义积累不本文由收集整理断地并且同他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为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资本积累……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3]资本积累能够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可变资本的数量决定着对劳动的需求量。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相对量的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日益减少，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2.科学技术进步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一方面，资本主义科技进步尤其是机器的广泛应用排挤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让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岗位中被游离出来。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减少，而劳动力的供给却在增加。同时，机器的使用加剧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不仅导致了原有成熟劳动力的闲置，而且限制了工人从事其他行业的能力，使劳动力失去了自我的支配能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且，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大幅度裁员，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想方设法加快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减员增效。因此，企业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排挤就业人口的现象。从宏观层面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即使在劳动力供给不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劳动力供给过剩。
此外，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的过度输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经济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业人口的增加。
（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及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过剩人口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流动的过剩人口，指那些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的处于不稳定流动状态的劳动者。二是潜伏的过剩人口，主要指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农业劳动者的需求绝对地减少，形成大量的过剩人口，如果其他行业出现就业机会，这些农业劳动者将离开农村涌入城市[4]。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指没有固定职业、就业极不规则的过剩人口。
1.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由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等阶段组成的周期性的波动过程，资本增值对于劳动力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断变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随时调节和满足不同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此外过剩人口绝对地隶属于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把劳动力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符合资本增值的界限之内。
2.相对过剩人口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优化了企业的资源配置，使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并能充分调动各方因素，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5]；另一方面，失业人口为了生存，会重新寻找工作岗位，有的还会自主创业，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分工，产生新的生产部门，而且这种现象循环流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相对过剩人口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积极性。“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6] 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劳动者为了生存和实现自我，必须不断地充实自我，提高自身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动荡，甚至会引起革命。失业会给劳动者带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痛苦，在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精神压抑、对社会失望，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情况，即资本的生产过剩，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会引发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停滞、危机和资本的破坏，导致两大部类之间的不平衡。同时，也会削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加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我国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失业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我国的失业人口主要包括城镇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 [7]。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大约为15%，而农村劳动力剩余则高达26%，城乡合计失业率在20%左右。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待业的大学生也成为我国失业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比例不断上升。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认为过剩人口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即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于资本的需求过剩 [8]。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产业结构升级阶段。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断寻求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导致劳动力总体需求的相对减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下降。当然，造成我国失业人口逐年增多的原因并非只是马克思论述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劳动力需求不足，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1.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20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总人口将达到9.4亿人。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比例很大，包括城镇的失业人口、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近年越来越多的待业大学生 [9]。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力量完全吸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致使我国的剩余人口逐年增加。
2.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一些领域特别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传统部门都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整改，两大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维护不再依靠传统的工人规模运作的经营理念，而是靠提高生产力，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作业。作为我国经济命脉的一、二产业的这种改变，提高了传统工农业部门不变资本的比例，降低了可变资本即雇佣工人的比例，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很落后。因此一、二产业的结构调整，使得大量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限制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3.科学技术进步与广泛应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企业更加注重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与应用，从而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甚至裁员；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会使投资者对新兴行业和新市场高度关注，将一些老行业、技术、工艺相关的就业机会迅速减少。由此可见，科技进步愈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愈快，含有传统旧技术的工厂与部门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愈差，排斥和失业的人数就愈多 [10]。
4.劳动力素质与市场需求脱节。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开辟了许多新的市场和新的行业，需要大量的专业和技术人才，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庞大，但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与之相应的技能，这也反映了我国教育体制与市场需求相脱离的问题。因此，出现了各大企业忙招聘，却苦于无人应聘，千万劳动力寻岗位却无法胜任的现象。
三、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
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失业问题，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增加社会财富。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在增加贫困人口的同时会带来就业总人口的绝对增加，经济稳定增长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一方面，企业为了扩大规模，会在改进先进技术的前提下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以壮大企业队伍和提升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助于开辟新的行业和拓宽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将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减轻我国的就业压力。经济发展会增加社会财富，使社会有更多的资金适度地缓解失业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2.发挥人口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要发挥人口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性产业，为就业群体提拱了一个广阔的就业平台，第三产业不仅包括素质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吸纳高素质人才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较强的吸收能力，不仅能充分体现我国的人口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而且对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意义重大。
3.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社会分工。马克思的就业理论强调，技术进步能够引起分工发展和产业扩张，使就业得到补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技术进步会在增加资本积累的同时扩大社会分工。随着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物质生产会出现许多新的部门，能够吸收大批劳动者就业。此外，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就有可能进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较大规模的基本工程建设，例如医疗设施、环境绿化、交通设施、水利工程等 [11]。这些基本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增加社会财富、充分利用劳动资源的同时，能够吸收大量的劳动者就业。
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个性理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 Hagel's "absolute spirit"， Strauss's "entity"， Powell's "self consciousness"， Feuerbach's humanism theory， form rich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is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related to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the growth of talent.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should actively u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S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民办高校发展迅速。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到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关系到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追溯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探究其个性理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发掘马克思个性理论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指导意义，从而推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促进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及内涵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
1.被黑格尔“绝对精神”吸引
马克思原先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是康德费希特哲学。他写了新的形而上学原则体系，但是却失败了。之后，马克思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这时接触到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特别是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把感性存在、即感觉当作真理的基础和标准，不懂得概念的体系，只知道认识过程是由感觉、表象和意见三阶段构成的。”[1]“伦理学是伊壁鸠鲁最好的部分”[2]。从而使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选择伊壁鸠鲁哲学进行研究。并且，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对个性进行了研究和描述。
2.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哲学的研究
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精神“实体”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评论：“贯穿在施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在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观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现，有其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3]而鲍威尔认为“实体为自我牺牲了自己，并为自我所吸收”[4]，是依附于自我意识的。他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他自己的自由的产物。”[5]“没有自爱就不能爱人类，没有自尊就不能尊重人类，没有实现个人自由的热情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的自由。”[6]鲍威尔认识并重视个体的主体性。马克思肯定个体的主体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像鲍威尔那样抽象地理解个体的个别性，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7]可见，马克思把个体的个性定位于现实的感性的个性，有别于鲍威尔抽象的个性，这也为马克思之后对于个性的现实性、实践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础。
3.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的发展
费尔巴哈认为：“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不仅是狭义的形象，而且是诗的意义下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8]他重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费尔巴哈用“类”来代表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9]他指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0]但是，在费尔巴哈的假设条件下，找不到真正社会历史中的人，看不到人的主体地位，也找不到人的个性，因此他以另一种形式把人抽象化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1]他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则，同时摒弃了费尔巴哈对“类”的抽象理解，强调了人的个性的社会性，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12]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因此，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研究了人的个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过去封闭的、交往受阻碍的环境中，人的个性想要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阻力，而在现代开放的、互动的环境中，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全面地发展具备了极大的可能。因此，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个性是否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取决于个体的个性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14]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可见，马克思强调通过社会交往互动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人的个性的现实性。
其次，马克思曾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7]人的个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压抑，而不是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18]因此，马克思认为人要实现自由全面地发展，就要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人的个性活动要得到肯定和尊重。
再有，在批判资产阶级个性学说基础上，从劳动实践角度探讨人的个性，强调劳动实践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的人都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9]劳动是资产阶级觉得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但是，马克思认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1]人的劳动实践使人区别于动物，也奠定了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视野下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
在对马克思个性理论渊源的探寻、理论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而寻求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个性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并且要尊重和彰显人的个性的主体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应关注现实，根据民办高校的自身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从而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笔者曾对无锡一所民办高校的500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主题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进行分析，发现了民办高校大学生所具有的特点。“通过调查发现，在教学活动形式方面，51.28%的学生选择‘以行政班为单位进行学习实践’。”[22]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即使是合班授课，也应关注到教学主体――学生对于教学活动形式的期望，实现个性化教学。比如，在进行某些教学活动过程中，可以把合班上课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使学生在小组分工合作过程中可以积极实践自己所学的理论，不至于淹没于满堂灌的传统的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完成自己在小组中的工作，与小组其他同学通力合作，最终完成教学活动任务，从而充分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实践小组活动，学生反映收获很多，也提高了教学实效性。其次，对于教学内容不能本本主义，也应充分联系现实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2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积极联系现实社会环境，关注社会时事热点。在授课过程中，通过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等等方式，使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来分析现实社会中的事件，体现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增强教学效果。另外，在问卷调查中“问到‘您觉得思政课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您的能力？’时，很多学生回答：进行实践活动、情境模拟教学、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社会调查等等。”[24]因此，要创新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打破传统的满堂灌、教师把信息单一传授给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案例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生积极地交流互动，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创设一些真实的情境，比如模拟招聘会、辩论赛、知识竞赛等等，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等，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处事，也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能力提高可以得到双丰收。通过在教学活动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实现个性化教学，体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个性的现实性和主体性，从而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二）实践教学
马克思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5]因此，人的劳动实践是有计划的、能动的劳动实践，是不同于动物的。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充分认识到劳动实践对于学生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作用，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比如校内的实践活动，可以联系教学内容，组织知识竞赛、辩论赛、表演道德小品、历史人物评价演讲、模拟招聘会等等。校外的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革命教育基地等等。通过组织校内校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发展。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民办高校的辅导员、学工处、团委、宣传处应积极配合并提供协助，来共同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任务，从而构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稳定的立体教学结构体系。另外，现在一些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下，不断思考，积极探索。比如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联系，也有利于民办高校大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从而支持一些民办高校向应用型高校不断迈进。
（三）信息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7]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关注现实环境、关注人与人交往过程的新特点。比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已置身于信息化环境之中。信息化平台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此，现在90后大学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广泛使用信息化软件。比如使用QQ、微信等新媒体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大学生也利用信息化平台获取各方面资源，进行学习。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积极使用信息化平台中的资源，把信息化平台中的时事新闻、热点事件进行筛选，供学生进行阅读、学习和讨论，使理论与现实实践充分结合。其次，面对海量的信息，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于信息化平台的信息不能够正确甄别或是任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的话，就会影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不利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积极指导大学生筛选信息化平台中的有效信息。比如可以通过对信息化平台的事件进行专题讨论方法，帮助大学生有效甄别信息化平台中的信息。另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交流。比如建立QQ群、微信群等等，与学生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地交流，打破传统信息交流只能在课堂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模式。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这些平台中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实现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学习交流。再有，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比如进行慕课教学、微课教学，从而打破传统课堂时间与空间地束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和方式得到创新。学生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或手机媒体，浏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并且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对于未理解的部分，可以在线反复观看，从而实现大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确立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符合马克思所倡导的确立个性的主体性，也有利于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从而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平台新阵地。
三、结语
马克思个性理论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强调要充分联系现实社会、在劳动实践中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思考，积极运用马克思的个性理论，从而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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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作者简介：骆 静（1981-），女，江苏无锡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张 虹（1989-），女，江苏常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