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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1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这一点对韦勒克文论也很有影响。韦勒克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详细讨论过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差异问题上，他认为，“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上，他提出，“诗的语言将日常用语的语源加以捏合，加以紧缩，有时甚至加以歪曲，从而逼使我们感知和注意它们。”（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1～12页，三联书店，1984。）可见，在述两个方面，韦勒克都非常强调文学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而且具有自身价值。它使用种种修辞手法来引发读者对其“能指”的注意。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不仅指向事物、指向它所要传达的内容，而且要指向自身，具有所谓“符号的自指性”。毫无疑问，这明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2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汉语言文字学； 结构主义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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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 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 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 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 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 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 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 (Ezra 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 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 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 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 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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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3
关键词：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抑郁；二阶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113-04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动力学家Horney（1950）把完美主义描述为“苛刻的要求”，将过分的井然有序和一丝不苟的行为视为完美主义，把完美主义作为一种神经症亚型。心理动力学家Hollender认为完美主义是一种人格特质，是指对自己或者他人的表现提出比情境要求更高的行为倾向，提出了一种与Horney（1950）观点不同的完美主义者类型，认为完美主义者有两类：一类是追求完美形象、追求外在评价的完美主义者；一类是使自己工作尽善尽美的辛苦工作的人。前面一类完美主义者把他人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后面一类完美主义者追求的是使自己达到绝对满意。Hamachek（1978）首次提出完美主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正常的完美主义和神经症性的完美主义，并认为完美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还包括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方式[1]。Frost，Marten & Lahart，et al.（1990）认为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是个体对自己行为设置过高标准，同时伴随过多批评性自我评价的多维人格特质，包含个人标准（personal standards，PS）、行动疑虑（doubts about action，DA）、担心出错（concern over mistakes，CM）、条理性（organization，O）、父母期望（parental expectation，PE）、父母批评（parental criticism，PC）六个因子，并编制出一份多维完美主义量表（Frost's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FMPS），认为个体的失败是与过高的标准息息相关的，个体的恐惧会导致其作出回避行为，而回避行为就意味着个体要避开其所恐惧的事物，时刻处在警戒和防御之中，所以就出现了反复考虑、仔细检查、拖延、中途放弃等完美主义的行为成分[2]。
有众多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包含两个二阶因子，适应性完美主义（adaptive perfectionism，AP）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MP），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或不相关，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将O和PS两个因子归为适应性完美主义，将DA、CM、PC和PE四个因子归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3，4]。訾非和周旭（2006）以中国大陆本科学生为被试，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方法对FMPS中文版进行了信效度检验，成功地修订了FMPS中文版。结果表明，FMPS中文版为五个因子，父母批评的项目不能聚合到一个因子上，同时研究者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个结果，认为香港青少年在家庭中较少受到父母的批评，并把偶尔出现的父母批评理解为一种正性方式[5]。目前基于二阶因子模型的大学生完美主义心理结构缺乏详尽的实证探索和验证。因此，基于FMPS中文版，利用高阶因子分析（high-order factor analysis）技术对大学生完美主义心理结构进行探究，为以后完美主义特质与抑郁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对象和方法
（一）被试
通过便利抽样，抽取广西、武汉、北京、黑龙江、江苏等地18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被试，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955份，回收率为86.8%。其中男生426人，女生518人，未注明性别11人。
（二）测量工具
1.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中文版（FMPS中文版）。由訾非等（2006）修订[5]，该量表有27个项目，包含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条理性、父母期望五个因子。其中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父母期望属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条理性属于适应性完美主义。
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由Radloff（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文修订版，适用于一般人群的调查而不是病人，主要评定抑郁心境和体验而不是整个抑郁症候群，有20个项目，包含负性情绪、正性情绪、躯体症状和人际关系四个因子[6]。
三、结果与讨论
1.正态性检验。统计检验最一般的前提条件是：样本是总体的随机样本，样本是总体的代表。如果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总体，由样本情况推论总体情况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根据。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虽然是运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但是在收集过程中，尽量选择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大学生为被试，因此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需要做正态性检验。关于数据的正态性检验，黄芳铭（2005）指出若S（态势）的绝对值大于3.0时，一般被视为是极端的偏态；K（峰度）的绝对值大于10.0时，表示峰度有问题，若是大于20.0时，就可以视为是极端的峰度（Kline，1998）[7]。本研究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之前，先对完美主义及所包含的因子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完美主义及其所包含的因子（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条理性、父母期望、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的偏态值在-0.912～0.558之间，峰度值（Kurtosis）在0.232～1.617之间；抑郁及其所包含因子（正性情绪、负性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的偏态值在0.034～1.783之间，峰度值在-0.741～2.904之间。经正态性检验表明，各变量数据的偏态值与峰度值均在正态分布的允许范围内，不存在极端的非常态性问题，可以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分析。
2.FMPS中文版和CES-D中文版量表的信度。FMPS中文版的α系数为0.871，N=446。其中，担心出错因子的α系数为0.821，条理性因子的α系数为0.858，父母期望因子的α系数为0.724，个人标准因子的α系数为0.575，行动疑虑因子的α系数为0.575。CES-D中文版的α系数为0.831，N=461。其中，负性情绪因子的α系数为0.764，正性情绪因子的α系数为0.756，躯体症状因子的α系数为0.602，人际关系因子的α系数为0.640。因此，FMPS中文版和CES-D中文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3.FMPS中文版的高阶因子分析。FMPS中文版包括五个因子：担心出错（concern over mistakes，CM）、条理性（organization，O）、个人标准（personal standards，PS）各有6个项目（item），父母期望（parental expectation，PE）有5个项目，行动疑虑（doubts about action，DA）有4个项目。用LISREL8.7进行FMPS中文版二阶因子模型的高阶因子分析（high-order factor analysis），结果如图1所示。
FMPS中文版的拟合指数为χ2/df=6.5，RMSEA=0.082，NNFI=0.9，CFI=0.9，IFI=0.9，GFI=0.8。Steiger（1990）认为当χ2/df在2～5之间时，可以接受模型，但是它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当N很大时，2的值也很大，就可能被认为拟合的不好；当RE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低于0.01表示非常出色的拟合；NNFI、CFI、IFI、GFI的值通常在0和1之间，越大越好，在0.9以上，被视为模型可以接受[8]。同时，二阶因子（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与一阶因子的关系很强（GA系数，即二阶因子负荷很大），均为0.82。因此结果表明，FMPS中文版二因子结构模型可以接受，即完美主义为二阶因子结构，包含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条理性、父母期望等五个一阶因子，其中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父母期望属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条理性属于适应性完美主义。
4.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包含两个二阶因子：适应性完美主义（adaptive perfectionism，AP）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MP），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或不相关，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将O和PS两个因子归为适应性完美主义，将DA、CM、PC和PE四个因子归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5]。基于上述理论，为了更好验证完美主义的二因子结构，通过实证研究探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
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适应性完美主义为预测变量，抑郁为结果变量。由表1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基础上，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抑郁的正性预测作用显著，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抑郁的负性预测作用显著。结果表明，适应性完美主义得分高的人，其抑郁水平一般较低，但是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得分高的人，其抑郁的水平往往比较高，验证了完美主义的二因子结构及其与抑郁的关系。
四、结论
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中文版（FMPS中文版）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完美主义为二阶因子结构，包含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条理性、父母期望等五个一阶因子，其中个人标准、行动疑虑、担心出错、父母期望属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条理性属于适应性完美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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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4
[论文摘 要]西方现代语言学不是关于人脑语言器官的现实描写,它是形式化的模型理论,它受语法自身理论目标的限制,同时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并且侧重于解释性的研究。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implicit),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因其浩瀚复杂,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发现矿藏,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快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5
关键词: 语言学语言哲学关系
一、引言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界,现今一般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部分,并且认为理论语言学应当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语言进行实证性研究是语言学的主要部分,同时它需要理论语言学作指导、作方法论,但是理论语言学又应当以什么作为指导和方法论呢?答案应是:哲学。
理论语言学之所以和哲学密不可分,是因为只有哲学是涉及面最广、概括程度最高、涉及的问题最为复杂和抽象的科学,而且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穷根究底,并且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因此理论语言学必须和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并且在正确的哲学学说指导下,同时吸收和采纳实证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语言学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和进展。
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历史上每次语言学的重大变革都是以哲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而语言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应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凭借“直接地认识”来描述现象,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学者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到了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
(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中,其语言学基础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结构主义了”。语言学家布洛克曼强调:“要是离开了语言学……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是社会的现象,后者则是个人的现象,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语言,而不是言语;(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为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另一支派是以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第三个支派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代表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和霍凯特(C.F.Hockett)。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分化、发展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其创始人是乔姆斯基(N.Chomsky)。他的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每一种语言系统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只有正确地描写出说本族语言的人的内在语言能力,这种语法的描写才是充分的”。显而易见,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在很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痕迹。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索绪尔,而(普通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语言学并非像其他学科那样只是一个社会学科而已,而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学科。语言学也许是唯一可以真正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唯一获得了经验方法规则,同时获得了对其所分析的材料之本质进行理解的规则的学科。”
1957年乔姆斯基的名著《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在深入研读了之后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所作出的先验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他很快就将它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福科(M.Foucault),文艺理论方面的巴尔特(R.Barthes),理论领域的阿尔图塞(L.Althusser)。
福科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一生致力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去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上,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在他的“爆炸性”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hoses)中,福科“试图通过回到语言的基础来重新建构普遍的历史”。在该书中,福科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西方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福科认为,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都是由“相似关系”原则来组织和控制的。其次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的,而秩序又是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最后是“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在书的结尾部分,福科总结性地阐述道:“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它们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
(三)体验哲学和语言学
在体验哲学之前,历史上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曾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盛行的主观主义,认为诗人将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物就会因此产生诗一般的语言,即诗歌有效的起因是诗人内心的情感激动和寻求表现的欲望。另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Descartes)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构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弗雷格(G.Frege)的客观主义语义论,即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指称某一具体事物,主观思维、想象和观念与之无关;概念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受人类认知方式的干预。
近年来,随着范畴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既不同于主观主义、又有异于客观主义的新的语言哲学诞生了,即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ty),又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或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符号,而是人类认知活动影响下概念结构的产物。经验是其产生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与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经验又称为体验(embodimen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共同组成的人类普遍经验的总和;二是人类利用这些普遍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方式,即理念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语言就是该模式运动的产物。
体验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在Lakoff&Johnson(1980,简称L&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已经初见端倪,后来的Lakoff(1987)《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和L&J(1999)《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又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L&J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因此有拒绝传统绝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第三种选择,即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
体验哲学的体验性思想来自John Dewey和Maurice Merlean-Ponty,它是建立在对Chomsky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人类大脑就是一个像电脑这样的计算系统的反思的基础上的。体验哲学认为意义并非像前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认同的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观点所言,仅仅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的功能的体现,L&J认为“意义与我们现实世界有意义的认知活动,以及通过身体体验及想象结构所获得意义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并非像生成语法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其它认知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所带来的概念化过程。自然语言的词汇、形态和句法并非是自治的系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表征结构的连续体。
他们认为认知无意识也常常是基本隐喻产生的基础,这些隐喻使我们数不清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得以在语言层面上实现。隐喻也不是任意的识解过程,他们受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我们日常相互作用的限制。但隐喻并不是建构,他们是概念的。初级隐喻交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隐喻,渐渐地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受文化的影响。他们组成了我们概念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感觉有很大的影响。语言隐喻不过是我们大脑中深层认知隐喻的体现。
总之,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的产生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L&J所提出的三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体验哲学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早期认知科学假设了严格的二元论的存在,这种二元论下思想脱离身体,以他们的形式化特点来刻化。他们抛弃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形式第一位,意义是派生的主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不能很到位地解释体验哲学的基础――隐喻、格式塔(gestalt)现象、家族相似性和原形范畴理论等这些有心理现实性的东西。体验哲学认为我们的概念结构和认识图式具有完型特性(gestaltproperties),他们反对传统的二值范畴观,认为体验、家族相似论、原形范畴观和隐喻才是人类认知的真实途径。而认知语言学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意义的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而,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被提出,它的认识论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与利用。
三、结语
迄今的语言哲学落脚在哲学上并以哲学为目的,而理论语言学落脚在语言学上,同时以语言学为目的,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语言。因此两者必须打通,哲学研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证语言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虽然这两种研究相互不能替代,但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因而,两者可以、也应当在某一个平台上汇合,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哲学来指导,而实证性语言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理论语言学来指导。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的精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互关系中开辟新的认识途径,从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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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J].哲学译丛,1992,(5):8-9.
[7]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J].哲学译丛,1991,(5):9-11.
[8]林玉山.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6
Abstract： With the interaction I effect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ge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designs a two-stage teaching model with advanced community a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s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The first stage is the pan-community learning form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as the main behavior of supply chain and its management theory teaching.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second-order community learning form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teaching.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clears the teaching idea， the frame， the realization condition and the teaching aspect and the process. It also gives the advice of model practice.
Key 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model； community； constructivism learning； MOOC
?S着产品同质化和消费者诉求多样化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已从内部转向外部一体化角逐，向供应链管理方向发展。固此，人才市场对于职业者是否具备相关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要求。为了紧密结合社会发展、顺应需求，我国各大高校开始深化教学改革，实践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供应链管理问题分析和解决的技能和素养[1]。
由此，近年来关于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教学研究课题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李君[2]从现阶段供应链管理教学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基于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和情境教学的课程设计优化教学法。杨剑锋[3]分析ERP沙盘模拟对供应链管理实践教学的作用、运用模式等，并就其实施提出建议。潘恒和黎青松[4]将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在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教学中，设计出适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课程内容和方法。封俊丽[5]则将生命周期理论与ERP沙盘模拟教学方式结合起来，探讨供应链管理的课程设计问题。李建颖[6]对供应链管理中的啤酒游戏的教学方式进行了优化改进。以上研究主要提出或优化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某一具体教学方法或课程内容，呈分散状态，未曾构建具有整体性的课程教学框架或模式。齐军领[7]的文献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其根据供应链运作的特点，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供应链管理教学框架，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然而，其研究主要侧重于设置整体的教学结构和章节内容，并未涉及到与教学方式相关的教学模式，更未能从学生出发构建自主性学习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供应链管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企业运营管理中的关键。在实际运作中，企业要求供应链管理应用者具有较强的自主分析、解决和创新的能力。
目前，以学习者为中心构建自主性学习模式能有效增强学习者的动机，培养其学习兴趣，激发其思维和创新能力，规避了以往以教师为中心所出现的单向授课缺乏启发式、体验感等缺点[8-9]。续润华[10]亦指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应吸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发挥学习者主体作用的教学思想，培养个体的主动求知的习惯和态度。此外，随着科学技术和网络信息化发展，学生的搜索能力加强，信息可得率变大，学生群体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交流、分享和学习需求[11]。例如微信朋友圈、知乎、WIKI等社群作为新型的学习场所引起一股追捧狂潮。从学习者个体出发，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在社群环境中，个体/社群之间相互学习，又相互竞争，并由此产生一种正向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促进学习者集中注意力，积极思考，有效构建新知识。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实践教学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不少学者已对社群构建的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梁展锋[12]将微课与微信结合，构建适用于现代人时间碎片化生活的移动社群教学形式。陈磊等[13]则利用微信公众号和普通微信账号等建立相应的在线教学型社群。以新浪“新媒体研究”课程微群为例，对学生的参与数量、参与深度等内容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学生的积极性、学习内容与深度均有相应提升，能激发实习者自主求知热情，实习效果较好[14]。
因此，针对已有研究的欠缺及供应链管理课程实践与理论性均很强的特点，本文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角度出发，设计以进阶社群为知识构造场所的教学模式，其中包括以个体为中心的一阶社群和以社群为中心的二阶社群教学阶段，并明确了进阶社群的教学理念、框架、实现条件及教学环节与流程等，最后给出了模式实践的建议。期望为高校构建、??施供应链管理课程社群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或为其他也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提供帮助。
1 基于进阶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供应链管理课程内容
《供应链管理》课程是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专业主干课，主要研究供应链构建与优化、供应链的需求与供给规划、运作与管理等基本规律、理论、方法及其实践应用。该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较强，要求学生能掌握供应链及其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方法，且具备供应链设计、构建、协同规划等问题的解决能力。固此在教学中，需从理论渗透、强化操作的角度出发，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从而加强教学的有效性。
根据供应链管理课程理论与实践性均很强的特征，本文将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利用学以致用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鉴于篇幅有限，部分供应链管理课程内容不做罗列，仅列举主要的教学和实践内容，详见表1。
2 基于进阶社群建构主义的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
结合进阶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本文将从教学理念和目标、教学框架、实现条件及教学程序共四方面来阐述供应链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15]。
2.1 基于社群建构主义的供应链课程教学理念与目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随着认知心理学理论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学习理论。其认为知识构造和学习过程是学习者自我主动的过程，并非教授者向学习者传授的过程，教学只是一个手段，学习的真正内化是学习者在原有的认知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对知识的自我理解和吸收，从而构建出更具有个人特征的学问[16]。其次，知识不再是以往所认为的信息、文字等的表征，更不是只有唯一的标准，而是在事实、信息的描述或在教育和实践中，获得对其的个体理解或形成私人技能。
社群是基于某种需求、特点而形成具有边界性的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其可表现在地区、领域上，亦可为虚拟、抽象的空间里。在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社群会产生独有的社群精神、感情和文化。同时，社群文化等对个体亦会造成影响和产生作用，促使个体向某个方向发展。
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群中个体认知有差异的特点，而被提出的一种学习理论。在该理论中，群体间通过相互分享和作用，实现个体知识建构的修正、完善和巩固。因此，群体的认知、社群的氛围和文化等外部环境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吸收和内化知识。
鉴于供应链管理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均很强，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自主学习、社群互动、个体分享等思想，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理论和实践教学，帮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和内化供应链管理课程中供应链的运作协调、库存控制、生产计划与控制、合作伙伴选择与评价等内容，构建个人知识。一改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作为供应链课程教学里的主导者，教师作为个体、社群导师的身份出现，课堂教学结构由教―练―评的直向模式转变为学―享―导的融合模式，学生学习活动在个体身上体现的是与社群内个体或社群与社群间的互动、分享而主动生成信息的意义的过程。在以上教学理念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分享等教学活动，了解知识形成的过程、“亲历”探究知识的过程，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学习，形成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达到能构建个体知识与技能的目标。
2.2 进阶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供应链课程教学框架。根据上述的教学理念和目标，本文从个体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出发，利用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供应链管理课程设计了进阶的个体―社群知识建构的教学模式，包括一阶社群和二阶社群两个阶段的教学形式。具体的教学框架如图1所示。
在该模式中，学习过程被分为两个阶段：一阶社群和二阶社群。一阶社群学习阶段主要是供应链管理课程的理论学习，是围绕学生个体，由班级、微信朋友圈、QQ群等所组成的泛社群形式。学生通过泛社群与其他同学、朋友等相互交流，探讨课本、MOOC或WIKI上的知识，在各类情景中建构各自的意义。二阶社群学习阶段则是针对课程后期的实践教学而开展的，是在泛社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社群域和边界的精社群形式。其由班级学生自行组成，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情景―协作―会话―意义建构”过程，促进群内个体产生交互作用，形成社群知识结构、文化以及个性化的实践模式。其次，社群间通过观察、会话、定期交流等方式，产生交互影响，在同化或顺应社群外部情景的过程中，促使社群对知识的意义重新建构或完善，并用于其实践项目中。最后，在考核期中，各个社群展示其意义建构下的实践成果。
2.3 进阶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课程教学对象和实现条件。在一阶社群教学模式中，课堂的课本知识、MOOC课程等为主要的学习情境，且学生个体作为教学行为主体的基本单位。个体通过与班级其他个体、朋友、知乎好友等建立起的泛社群，进行知识共享，同化或顺应其他个体的经验和见解等，从而充分理解供应链管理课程的理论知识，完成个人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意义建构。教师则作为学生个人导师的角色出现，主要为学生讲解核心内容和答疑。因此，教学场所除黑板、讲台、桌椅等必备教学条件外，还配备基于网络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以便能够利用课本外的MOOC课程或WIKI知识。另外，配备4～5个流动性的立式移动黑板，用于学生交流、讨论等。同时，利用互联网构建线上泛社群，例如供应链课程微信群，可供学生自由分享案例、名家访谈等。
而在二阶社群教学模式中，课程设计、实验操作、项目实践等为主要的学习情境，而教学的行为主体则以社群为单位，每个社群由4～6个学生组成。在导师指定的学习情境下，社群通过内部个体的协作、会话以及与其他社群的沟通和交互影响后，形成关于实践任务的一致性社群知识意义建构、文化和实践模式。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社群的导师，引导社群通过共同努力完成实践任务和建构起社群知识意义。基于社群的团体特点，教学场所应设在活动空间较为广阔的新多媒体课室或者需操作实验的实验室。新多媒体课室，除了具备传统多媒体室的投影机、数字视频展示台和音响设备等教学工具之外，还应具有较为广阔的活动、行走空间，里面配有数个移动黑板（以学生社群个数为准）、数张讨论圆桌，便于社群讨论和交流以及社群与社群之间的沟通。而实验室则应为教学一体化的教室，具备教学、讨论、实验操作、工具储备等空间，其中教学区类似新多媒体课室，配备讨论圆桌和移动黑板，实验区除了操作系统外，亦应具有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配置。
2.4 进阶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环节与流程。根据以上教学理念和框架，进阶型社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供应链课程教学流程可分为以下两阶段多环节：
2.4.1 一阶社群阶段
（1）个体自主建构知识意义。个体在听教师讲解供??链课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自主学习MOOC课程或WIKI上相关的知识，补充和加深了对部分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明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对供应链及其管理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知。
（2）泛社群形式下的知识共享和交互作用。在课堂上，个体与班级内其他个体分享学习资源，相互交流其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经过同化或顺应其他个体的知识和认知，完善自我对知识的理解，形成更优化的知识意义建构。另外，利用网络，打破时空限制，与外部个体、组织形成学习共同体，相互学习和交流，增强个体与其他外部个体之间的学习互助作用。
（3）教师对（1）和（2）环节的指导。教师作为一阶社群阶段的组织者，需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和泛社群中个体间的交流等环节，令学生通过自学、展示、反馈三个环节，能自我形成对知识的辩证和理解能力。同时，教师在该阶段的学习周期中需为学生解难答疑。
（4）形成最终知识意义建构并参与考核。经过（1）～（3）环节，个体已将客观的知识结构通过自我认知和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而内化为认知结构。此时，个体应接受来自教师或者其他权威部门的考核，以检验是否达到了教学效果和目标。考核形式多样化，可选用开卷或闭卷测试、论文、知识陈述展示等。
2.4.2 二阶社群阶段
（1）教师制定实验操作或项目设计实践任务。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教师事先制定相应的实验操作内容或者相应的项目设计等实践任务，设计好活动情境，规定内容水平应达到的标准、报告的撰写规范、要求等。
（2）社群建构知识意义。在一阶社群的知识认知基础上，针对实践任务要求，社群内部进行会话，利用群内个体的知识结构，共同建构实践内容的知识意义。同时，社群与其他社群进行交流，同化或顺应其他社群的知识，完善自我社群知识意义的建构。
（3）社群确定实践模式及开展实践。在第（2）环节的基础上，每个社群明确自身任务执行的实践模式。并在任务实施过程中，社群成员共同协作开展实践活动。
（4）定期参加社群间的交流会。在实践的过程中，社群与社群之间定期开展交流会，相互探讨和研究任务实践过程的相关内容，解决遇到的共性问题。
（5）教师对（2）～（4）环节的指导。在社群知识建构和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适当给予指导。而当存在一些学生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教师需给予指引和建议。
（6）形成实践成果并展示。每个社群按照要求和规范，结合社群的项目设计、实施过程和结果等各类事件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撰写各自的实践报告。根据具体情况，由教师、专家、企业人员、学生等组成评价团。每个社群依次上台展示其实践成果并全员参与答辩和提问。
3 教学模式实践建议
3.1 巧借平台，激发学习主动性。新一代大学生，尤其是95后，行为特征较为显著，其爱好分明、个性张扬、渴望交流、乐于表现、自我意识强等。在生活中，他们喜欢使用各类社交平台例如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平台，表述个人心境和见解。因此，供应链课程教学可将个体常用的交流场所发展为知识构造场所之一，充分利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软件，设计部分教学场景，激发学生个体探讨供应链问题的主动性，增加教学的趣味性。社交平台带来的问题分享、朋友圈的回复、微信订阅号的好文转发等不但能吸引学生关注，还能激起个体探讨的热情和解决问题的欲望。
3.2 创设情境，促进意义建构。情境设计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教学活动的第一环节，也是个体吸收知识和建构知识意义的主要影响因素。构成情境的内容很多，例如书本、网络知识、人物言论等客观事物，也可以是个体间的情感、社群文化氛围等抽象场景。将供应链知识融合到学习、生活中，管理和规划知识构造过程，创建有利于个体建构意义的情境，促使个体能动地思考和创新，为师生、个体间、社群间互动交流提供有效的知识和内容。
3.3 整合资源，增强交互影响。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教学资源和学习交流场所穷出不尽。例如MOOC，不但提供优质的线上微课程，还创建了可供互动交流、探讨分析的板块区。又如新浪、网易的公开课，以及微信的订阅号等，资源和交流方式丰富多样。教学中，将线上与线下可交流和沟通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充分利用多媒体、移动端等工具，促进个体间、社群间、个体与社群间的分享，增强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令其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能充分吸收来自其他外部的知识和理解，从而同化或顺应建构的知识意义。
3.4 多方合作，加强指导作用。教师的指导是在个体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令其分解、内化信息和建构知识意义。但不少普通教师受其知识能力和视野的限制，往往难以全面地辅助学生或提供其想要的资源。而联合企业、协会对学生进行共同培养，更契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供应链课程教学中，指导主体可由校内教师、盟友学校教师、企业人员、行业协会成员构成，从多角度和多方向指导学生，使得学生视角会更开阔，实践能力更强。另外，多方指导除了有利于完善学生理论理解、活动、项目设计或实验操作等知识或技能外，还能帮助学习个体从学生到企业职员角色的快速转化。
4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