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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热点论文范文1
理论局组织编写出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一书，由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人民论坛》杂志多年来也一直坚持“三贴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亲切清新的文风，深受读者喜爱。一本书、一本期刊为什么受到读者欢迎？就是因为不是照抄照搬文件语言，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从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努力用生动鲜活的群众语言，解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解读国家的方针政策，解读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的意义。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理论必须直面现实。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拜读理论文章，这些理论文章或来自社科部门，或来自高校，或来自党政干部之手，对于这些写作者我统统表示敬佩。他们能在繁忙的教学和工作之余，拿起笔来，记录感受，谈谈体会，应该说比整天热衷于酒场、牌场要强得多。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许多理论文章远离现实泛泛而论，空话连篇，死念教条，读者不爱看，编辑也头疼，只好被“束之高阁”。
是理论文章缺理论吗？不。很有理论，理论得除了理而无论，成了政策、文件的图解。是文笔不够流畅吗？不。很流畅，几乎不必做任何文字上的修饰润色，因为都是套话。是问题抓得不准吗？不。准得很，都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只是大而无边、大而无当。是不够结合实际吗？不。结合得很细，细到他们的各项工作无一遗漏的地步。总之，常见的理论文章总是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大中有小，小中套大，空话连篇，往往洋洋洒洒数千言。最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文章缺乏探索性，少有自己的思想，做的是表面官样文章，这类理论文章即使写得跟长城那样长也索然无味，使人觉得面目可憎。
理论文章的最可贵之处在于直面现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等各个领域，每天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热点、难点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引导和说明。比如《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既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又对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物权法、房价、股市、大学生就业等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人民论坛也针对党政干部和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解读，许多文章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保障热点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菏泽市 城市居民 社情民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积极主动地正视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多渠道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诉求，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而引导社会热点，疏导民众情绪，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的社会因素。我们专门组成课题组，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菏泽市3个县区的城市居民中进行了一项社情民意问卷调查。具体实施中采用入户调查和团体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18周岁以上城市居民中抽取了350人作为调查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4份。我们对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并对数据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和多位交叉统计分析。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物价上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住房问题、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问题、公共卫生与医疗问题、道德风尚缺失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等等。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目前更加突出。在可多选的18个社会问题中，76.3%的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目前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该问题的严重程度看：86.1%的认为“很严重”或“较严重”。对今后一、二年收入差距问题的变化预期，51.6%的认为“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对短期内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公平程度的期望值不高。收入问题已经给52.5%的被调查者带来了生活压力，同时座谈中还发现，在当前形势下，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的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可见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
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我们就问题的最主要体现、最主要原因和解决的措施进行了调查。对“目前收入差距问题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56.8%的被调查者认为主要体现在“行业之间”。其他的依次是“城乡之间”，占19.5%；“地区之间”，占12.5%；“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占9.2%；其他，占2%。看来解决“行业差距”问题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着眼点。
对“导致目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最主要原因”，50.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行业垄断”，其他依次是：“市场竞争机制不规范、不健全”，占38.2%；“个别部门不合理的福利、津贴”，占36.5%；“个人受教育程度不同”，占15.3%；“政府对个人税收的调节力度不够”，占15%；“地区的自然优势”，占14.6%；“个人努力和能力大小不同”，占12%。
对“目前缩小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措施”，47.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他的措施是“打击行业不合理收入”，占45.4%；“提高劳动者技能”，占25.8%；“完善市场竞争体制”，占25.2%；“扩大就业面”，占19.2%；“强化个人税收的调节力度”，占19.2%。
总之，这种评价与我们所面临的客观情况是基本吻合的。目前市直和县区、县区和乡镇、公务员与工人、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直接影响居民的情绪、关系社会的稳定，更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物价上涨问题
物价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居民对物价的感受比较强烈，物价状况直接影响居民对当前生活的评价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近年来，物价上涨问题一直是城市居民广泛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在城市居民并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物价开始上涨并且幅度超出预期，确实增加了百姓的压力和不安。
调查显示，对当前的物价变化，68.1%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年的物价“大幅上涨”和“有所上涨”，14.1%的认为“没变化”，17.8%的被调查者认为“稍有下降”。调查发现，对今后一、二年物价变化情况，62.3%的被调查者认为物价将“大幅上涨”和“有所上涨”，16.6%的认为“没变化”，21.2%的居民认为将“稍有下降”和“大幅下降”。
这种超出预期的上涨使得60.2%的被调查者从设计的可多选的18个社会问题中将“物价上涨问题”列入“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同时这种超出预期的上涨也给37.6%的被调查者带来了生活压力。之所以出现这种压力和不安是因为收入与物价上涨不能同步。这种不同步状况不仅现在如此，今后一二年也不乐观。调查显示，对今后一、二年收入增长与物价增长的关系变化情况，13%的被调查者分别认为“收入增长高于物价增长”，42.5%的认为“收入增长与物价增长大致相抵”，44.5%的认为“收入增长低于物价增长”。当前物价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民生问题，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是较为显著的。为此，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不能放弃平稳物价这个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三、环境污染问题
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但63.2%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是目前社会中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说明，随着全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更加注重自己的生存环境质量。但随着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进一步控制企业排污总量难度加大，而环境的自净能力又难以提高，因此，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市民的关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对排污严重的企业进行限期整改；对部分治理污染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收排污费，由政府投资进行污水处理；对于部分资源消耗型排污严重的企业，采取鼓励转移、调整、产业升级等措施，尽快改善和保护环境，留一方碧水蓝天，为子孙后代造福。
四、腐败问题
尽管我们党一直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和强力治理腐败，但66.1%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社会中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就其严重程度和好转程度看，36.8%的被调查者认为“很严重”，30.5%的认为“一般”，26.5%的认为“正在好转”，6.2%的认为“很正常”。对于腐败问题，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预防和惩治腐败，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像中医治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五、住房问题
近年来，伴随着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和工作推进，带有粗放式扩张色彩的房地产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后再度飙升。70.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房价“大幅上涨，超乎百姓承受”，而且44.8%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后一二年房价还会“大幅增加”和“有所增加”。这也致使住房问题在诸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成为33.7%的被调查者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且41.8%的被调查者认为“住房问题已经演变成为目前社会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已经给37%的被调查者带来了生活的压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房价高企中飙升，50.1%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调控不力”，29.8%的认为“土地价格太高”，7.3%的认为“通货膨胀”，4.8%的认为“开发商原因”，4.5%的认为“金融危机”，只有3.5%的认为是“经济规律，资产自然增值”。本次调查结果与理论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房地产问题上“政府是具有责任的”基本吻合。城市化粗放扩张需求不减、地方政府圈地卖钱欲望不退、百姓追求购房获利期望热度有升无降、房地产商追逐超额利润的嗜好仍然旺盛，都是影响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不仅影响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还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就业与再就业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政策扶持。然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技术进步引致的劳动资本的持续下降使得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更加严峻。2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社会中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比较严重，28.4%的被调查者认为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是就业问题。可见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仍然严重，受到了被调查者的较大关注。
导致就业难的主要原因，50.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就业机制不完善，就业机会不平等”，19.4%的认为“就业者自身素质有问题”，18.2%的认为“就业者择业观不现实”，9.5%的认为“创业环境不好”，2%的认为“社会新开工企业不足”。
目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42.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9.7%认为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14.2%的认为是“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3.9%的认为是“女性就业”。这为我们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
七、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问题
调查发现，35.7%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公平”。对“就您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言，您目前的收入是不是合理”的说法，只有27.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44%的认为“一般”，28.7%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合理”和“不合理”。调查发现，对“您认为在工作中您的付出与得到的报酬合理程度如何”的说法，只有32.9%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26.8%的认为“一般”，40.3%的认为“不太合理”和“不合理”。在“您认为当今社会对哪种人有利”的价值判断中，有高达93.6%、91.7%、83%的被调查者分别认为对“有权的人”、“有钱的人”、“有关系门路的人”有利。相比之下，只有37.3%和29.1%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有苦干精神的人”和“有道德的人”有利。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当前，一方面要倡导树立科学的公平观，正确认识公平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从实际出发，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继续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环境，从道德、法律、制度、政策等各个方面入手，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落到实处。
调查显示，24.3%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其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在评价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时，有51.8%的被调查者表示“很完善”和“比较完善”，20.7%的认为“一般”，27.6%的认为“不太完善”和“不完善”。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发现，对“与去年相比，您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是否有所提高”，50.6%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很大提高”和“略有提高”，35.5%的认为基本持平，有12.2%的认为“略有下降”和“有很大下降”，另有1.6%的认为“没有享受社会保障”。
对“怎样才能保障未来的生活”，有57.6%的被调查者选择“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排在首位。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政府和单位提供福利保障的依赖心理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新的生活生存观念也开始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态度。因此，政府强化社会保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增强城市居民的生活信心。
应对看到，近年来，我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从这次城镇居民积极的评价中可以明显看出，城市居民是首肯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预期越来越强。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增加政府的补贴数额，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当前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
八、公共卫生和医疗问题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我国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越来越成为群众普遍不满的公共卫生和医疗问题领域的一个社会焦点问题。这个问题给30.7%的城市居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压力，由24.3%的被调查者将其列为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看来，尽管国家在不断削减药价和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但只有40.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医疗状况有“好的变化”，59.8%的认为“没变化”和“有坏变化”，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为了进一步确认当前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42.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看病贵”问题，33.5%的认为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公问题”。看来解决公共卫生和医疗问题的重点是解决“看病贵”和“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
九、道德风尚缺失问题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最缺乏的道德品质是“诚实守信”。调查中，对“您认为哪些道德品质是目前大多数人最缺乏的”，在我们给的20个选项中，被调查者认为近年来大多数人最缺乏的道德品质列前三位的依次是诚实守信，占64.5%；责任感，占44.1%；正直坦率，占40.9%。除此之外，敬业精神、爱心、遵守法纪、宽容大度等所选比例超过了三成，分别占33.9%、31.6%、30.6%、30.6%。而善良、孝顺、乐于助人、节俭、尊重他人、自制力等所选比例均在二成左右，分别占23.1%、23.0%、22.4%、21.4%、20.7%、19.4%。说明加强以“诚实守信、爱岗敬业”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最不能容忍的公民行为是“交通肇事后逃跑”。对“您最不能容忍的公民行为”，在我们给出的15个选项中，被调查者认为近年来最不能容忍的公民行为列在前三位的依次是交通肇事后逃跑，占74.0%；公款超标准消费，占55.3%；见死不救，占52.0%。除此之外，扰乱治安、在公共场所吐痰丢杂物宠物、不遵守交通秩序闯红灯、婚外恋等所占比例均在三成以上，分别占41.1%、35.5%、31.3%、30.9%。而在公共场所争吵说脏话、偷税漏税、毁坏公物、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后主人不予清理等所占比例也在二成以上，分别占27.3%、25.0%、25.0%、21.7%。
同时，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人际关系不够和谐。在回答“您对当前社会上的人际关系状况是否满意”时，26.7%的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48.5%的表示“一般”，有24.8%的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导致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之一是“不讲信用”。调查中，对“您认为目前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是不是讲信用”，有43.5%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讲信用的”，29.2%的认为“一半人讲信用，一半人不讲信用”，更有27.3%的分别认为“只有少部分人讲信用”或“没人讲信用”。信用的缺失对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极为不利。
为此，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不断拓展和深化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居民思想道德素养，规范道德行为，提高文明程度，打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和融洽的社会氛围，为“和谐菏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十、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
当前，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步推进，该问题已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对该问题被调查者不仅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而且还在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
调查显示，有45.0%的被调查者对政府服务工作表示“很满意”和“基本满意”，35.8%的表示“一般”，只有16.9%的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另有2.3%的表示“不关心”。从结果可以看出，满意率高出不满意率为28.1%，说明市委、市政府服务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城市居民是认可的。
调查中，我们把政府每年为城市居民所做的实事归结为环境污染治理、绿化美化、城市管理、市政建设、道路建设、危房改造、公共交通、邮电通信、电网改造、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商业旅游服务业整顿、医疗医药、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十四个方面，主要从受益最大、最有成效、最没成效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受益最大的实事是绿化美化，占35.6%；认为最有成效的实事仍然是绿化美化，占32.5%；认为最没成效的实事是医疗医药和环境污染治理，均占28.2%。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由于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干部队伍建设中坚持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突出执行力建设这一主题，进一步转变了机关作风，市委、市政府的权威性和机关干部的办事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对此城市居民是认可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坚持实施“亲民”、“为民”、“富民”的政策和措施，城市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进一步树立了市委、市政府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的广泛尊重和支持。
社会保障热点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定贫困县麻城市现行养老保障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总结，并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闲分析养老保障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结合我国村民自治理论创新提出村民自治型养老保障模式，在分析其可行性后认为:该模式对我国贫困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年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24万人。全年共有51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上年增加120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56.8亿元，比上年增加42%。我国养老保险金的缺口按世界银行的测算将形成债务约3万亿元。60岁以上的老人已占农村总人口的10.2%，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农村养老保障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现行农村大部分地区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仍停留在试点探索阶段，尤其是贫困地区养老保障的运作处于真空区。理论界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仍未形成共识，贫困地区养老保障建立更是难中之难。因而如何在贫困地区构建有效的养老保障模式对于其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贫困地区养老保障概况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年国家《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制订实施使老少边穷地区592个“国定贫困县”面貌焕然一新，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农村贫困人口也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凸现，贫困地区老龄化间题尤为突出，贫困地区养老保障的建立迫在眉睫。农村养老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初试至今完善创新阶段，养老保障年金来源主要强调个人缴纳为主，集体、国家为辅，实行中央、地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模式”，而实际则是按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养老保障年金来源走个人单方负担，实行个人账户积累模式。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我国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上升至2008年的0.51，城乡居民收人比已从1983年的最低点1.82:1上升至2007年的3.33:1， 2008年两者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态势，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障金自筹已不现实。且国家社会保障费用在城乡间分配极不均衡。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农村仍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农民得不到任何救助。
二、贫困地区现行养老保障面临的问题
1985年大别山革命老区麻城市农民年人均纯收人仅为254元，在国家重点扶贫政策的推动下，2007年麻城市农民年人均纯收人达到2756.42元，22年间同比增长约11倍，年均增长仅为5%，且仅为同期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人4140.36元的66.57%，农民年人均纯收人仍处于较低水平。通过对该市三镇共7个行政村4个自然村涉及人口近1.2万人(直接被访87户，其中“421”家庭11户，五保家庭10户，60岁以上老人116人，40岁到60岁151人，40岁以上文盲73人，小学学历162人，初中学历68人，高中及以上学历37人，人均耕地一直在0.86亩左右)以养老保障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为中心话题的调查走访，由SPASS 15.0软件统计得到贫困地区养老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对农村养老保障相关知识、政策、法规知之甚少;一代人已过投保年龄(专指五保户和两代户);两代人已过投保年龄(专指三代和三代以上户);无足够投保资金;投保容易受保难，存在欺骗嫌疑;子女养老、土地保障足以养老;感觉意义不大，听天由命;养老保障金低，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自己有足够能力养老等。其参选户数分别为:71， 27. 54， 56， 22， 39. 43. 17. 11;所占比例分别为:81.61%， 31.03%， 62.07%， 64.37%， 25.29%.44.83%， 49.43%， 19.54%， 12.64%。
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闭下贫困地区养老保障有效需求不足分析
1.经济学
贫困地区经济正逐步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向以打工经济为主体、新型小农经济为补充的格局转变，户均绝对收人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较之城镇经济的发展仍相对迟缓滞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并存。一方面这种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尤其在出现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疾病等情况下，农户很可能再次陷人贫困或极度贫困。另一方面贫困地区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缺失直接限制其收人水平的提升。
在个人和家庭可支配资金还不充裕的情况下，一方面个人和家庭低收人的“马太效应”使得现行商业养老保障彰显门槛过高，直接导致农户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和追求上升到一个新高，诸多理性农民不再死储蓄，转而加大改善生活、关注健康的投资，直接替代了对养老保障的需求。
2.社会学
“80后”啃老现象严重，养老保障意识较为淡薄，缺乏对养老保障的迫切需求，更趋向于即期消费。老一代则肩负扶持下一代和赡养上一代的责任，虽曾考虑几十年后的自身养老问题，但低且不稳定的打工、务农收人使他们常常穷于远期规划，养老保障似乎是水中月常常被搁浅。诸多证据表明:农村“空巢老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理应是当下养老保障的主体，但高达39.3%的老人生活贫困，45.3%的农村老人认为生活得不到保障。 转贴于
土地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物质资源之一，土地规模大小、土地产出状况、土地收益等都直接决定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大小。贫困地区多为老少边穷地区，城镇化程度低，土地破坏程度相对较低，且“80后”不懂农活，使得老一代和空巢老人的人均实际使用土地规模增加，土地作为老一代农民最低养老保障仍有较大前景。
3.人类学
贫困地区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的规矩和传统的习惯来保证，通常法律让位于礼治。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也使得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始终发挥桥头堡的作用。相伴而生的“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文化思想对农村的影响根深蒂固，对于养老的责任在认知上始终坚持认为是子女的义务而非国家养老保障体系。
在近30年打工经济冲击下，无数精英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更削弱了地方文化的根基。代沟“消失”，老人内心的孤独感、遗弃感增强，老人变更消费观念“留一手”，衍生出节制生育、崇尚自求多福、自我积极养老的文化理念，积极开拓养老的社会化空间正成为时代的潮流。
四、贫困地区养老保障模式创新
1.村民自治型养老保障模式
国内外现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模式按资金筹集和供给方式的不同划分大致有社会保险型、福利型、国家保险型、强制储蓄型四种。我国学者对这四种社会保障模式在中国农村的适用性研究上认为:社会保险型与我国现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选择;强制储蓄型可作为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补充模式，不具普适性;国家保险型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可小范围、阶段性地选择该模式。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文 化的复杂性、教育医疗水平的差异性等国情，由阿罗不可能定理知不可能有统一的养老保障模式普适于中国农村。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从我国农村基层自治中似乎找到一种有效的养老保障方案—村民自治型养老保障制度，该制度主导思想为:以村为单位建立养老保障经办中心，村民缴费为主、国家为辅、村委会有效参与，村民民主协商最低缴费档次和受保额度。
2.村民自治型养老保障模式可行性分析
首先，覆盖面广。该方案实施灵活、简洁易行，全国农村行政村均可试行，它将中国目前农村试行的养老保险具有明显的社区性与民主政治紧密结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社会养老保障能惠及农村地区的每一个农民。
其次，养老保障管理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省去建立庞大的管理机构、雇用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导致的巨额管理费用，省去调查农户经济状况、消费水平等交易成本，间接增加养老保障金的来源。
再次，提升贫困地区社会互助水平。自治型养老保障制度将推动村委会从传统管制型向服务型角色转变，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增强村民间凝聚力，构建和谐农村。
最后，提高村民对养老保障的认同感。自治型养老保障机构是由村民参与创建，资金来自村民、集体、国家转移支付，资金的保值增值风险由国家指定机构负责，养老保障金的筹发主要由村民协商确定，这种充分强调国家责任、村民参与的做法必将提升村民对养老保障的认同感。
社会保障热点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弱势群体 法律保护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
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在当前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急迫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有很多。本文认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应从多元的视角加以审思和探求，需要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相互协调。
1重新定位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模式。构建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身体体能以及对社会的经济、权力等资源占有方面的弱势，在享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处于社会正常状态之下，与他人相比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或从属地位，不能够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权利，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从属或不利地位，并且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改变此种状况的社会群体。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失业无业人员及其他城镇贫困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普通农民、贫困大学生群体等。生产或生活困难是弱势群体所面i临的共同处境，弱势群体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或处境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他们的权利缺失或得不到保障，权力行使有困难。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我们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都过于依赖通过物质帮助来实现。这是很片面的，也是有害的。单纯给人以物质帮助是济贫式的保护。济贫式的保护模式虽必不可少，但它有很大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济贫式的保护模式深深地受限于财政的支付能力。我国财政支付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性因素。而且，单纯的物质帮助不仅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还容易形成和助长依赖和懒惰的习风：过度的物质帮助还会扩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减损市场动力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最终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人以能力和机会才是再生性的保护。基于此，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机制应该实现着力点的转移——从济贫式转变为再生式，其目标模式应定位在以再生性保护方式为主，以济贫式保护方式为辅。根据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法律保护的价值理念，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模式应当是保障性法律保护制度与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结合。前者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后者主要是指有关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法律制度、积极的扶贫法律制度、教育法律制度等。为此，当前我国一是要完善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为弱势群体中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提供就业的制度平台。为此，应当制定《就业促进法》，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做出规定。二是完善开发性扶弱法律制度，通过对基础性资源的配置和机会的给予，使弱者具有自我脱弱的能力，形成一种使其摆脱弱势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三是建立弱势群体教育法律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或参加培训的机会。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加大对农村及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从制度上真正保证法律规定得以实旅。四是建立弱势群体医疗法律制度。政府在医疗扶弱过程中，应考虑对弱势群体增加医疗支出，建立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现在我国正在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就是这方面的积极举措。
2唤醒．培养，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道德素质
执法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法律威信和法律功效的真正实现。而我国在法制实践中暴露出的执法人素质不高已引起世人极大的忧虑。要完善和健全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必须唤醒、培养和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道德素质。
第一、要唤醒和培养执法人崇法的精神和信念。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人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的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执法的效果就会更加理想。所谓崇法，从浅层意义上讲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而我国现今的一些执法人，崇法的精神和信念较低甚至没有，在错误的市场导向和金钱意识支配下，法律庸俗地成为他们显示身份或捞取利益的工具。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执法人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普遍尊重，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半法治、半人治的标尺。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和造就一批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执法人。
第二、要培养执法人知法的本领和职责。一个具有崇法信念的人，如果不懂法，最多也只是一个忠诚的“好人”。中国当今社会，法制建设方兴未艾，立法步入快车道，法律法规众多。接受消化法律信息、能量的困难加大，非过去那种人治社会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方法所能承担和承受。作为执法人，一个重要的素质标准就是要知法、懂法，熟悉和精通法律原则、法条规定是执法人的“根”或“看家绝活”。知法、懂法体现了一种高素质的学习或修炼。在整个法律体系的大系统中，法律与法规、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法律与政策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执法人必须具有法律的整体观念，建立宏观的法律知识结构。仅知晓几部部门法、背得几个法律条文，对于执法人而言是无济于事的。实践中那种临时看书、对号入座、对事用法的做法是非常不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的。另外，作为执法人，还必须把自己的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社会的大背景下灵活地认识法律，运用法律。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领悟立法的目的、精神和价值。因而，作为执法人必须重视自己的法律学习，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都应掌握。而作为执法机构，也应创造各种条件，给执法人深造、进修、提高的机会，以保障他们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要培养和锻炼守法人的品格和德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说到底，法律是社会集团各种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妥协，法治是各个社会群体都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标准和秩序。所以，遵守法律实质上就是遵守我们自己的诺言，就是遵守和服从我们自己当然，在人治时代，往往是政府制定法律，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丽守法却成了老百姓的义务。而进入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所以，守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要务在我们这个人治包袱沉重的国家，守法，首先必须要求掌握权力的人遵守法律。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人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执法人的守法中。只有代表国家和政府掌权的入对法律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一般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政府守法从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从浅层意义上说，守法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守和服从法律的规定，不违法、不犯罪。而从深层次来说，守法意味着人们必须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种信念。守法精神的养成，对保证国家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现和成功非常重要。
第四、要锻炼和培养执法人护法的胆识和使命感。任何法律的实施贯彻，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执法人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因此，执法人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
3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社会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是劳动力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项基础工程它的本质意义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需求的基本稳定，保障宏观经济发展运行的效率，从而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社会保障既保障公平，也保障效率。通过国家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帮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各国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主要做法之一。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事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1998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同年国务院又决定全面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各地逐步建立起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和调节阀的作用。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还主要是城镇，对晟需要保障的农村劳动者保障力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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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社会保障热点论文范文6
[关键词]人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车士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郭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荡前行”来形容，对于处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是学者、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就业问题及对策、各群体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弥补、人口红利的利用等则是人口学界热切关心的话题。值得说明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个小的专题，而是不同专题之间的结合。如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人口抚养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等。
考虑到论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8年全年在五种人口学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经济》和《人口学刊》)公开发表的所有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各个主题的论文，也包括部分相关学科较有影响的期刊论文，共检索有关论文75篇，进一步筛选其中主要文章，检索以主题和关键词为主。如就业问题就以“就业”主题(这样会包括有关“失业”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业”关键词分别对5种期刊进行逐一检索。然后进行汇总。当然检索难免有所遗漏，取舍和解读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偏颇。只期望能够抛砖引玉，以方便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就业
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席卷而来，我国2008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的转折，大量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的风险，于是就业问题作为长期的热点在2008年更加升温，关于就业的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总体劳动力供需形势与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大学生及其他弱势群体就业和保障问题(包括农民工、农村女性、残疾人等)。
全球经济增长中表现出低就业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6年，伴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增长率为6.26％)，失业人口增加了约10％(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9亿)，因此如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就业岗位、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刘瀑，2008)。
我国同样表现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就业压力增大。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几年并没有转变，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多增加440万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万，2011～2015年多增加100万左右，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薛峰，2008)；而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则出现下滑。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步减小，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大不相同。对上海和广东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对比发现，类似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创造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差异巨大，1996～2000年期间广东从业人口增长了32.36％，而上海仅增加4.3％(张祺、王桂新，2008)。而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指标对江苏省的研究也发现，三次产业的偏离度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偏低，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力度，同时优化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能力(战磊，2008)。对鲍穆尔一富克斯假说的检验也说明，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服务业各行业就业的增长，也是制造业就业弹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批高校扩招，2008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适龄人口的23％(广州日报，2008-11-11)，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跃升也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2002年“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之后越来越严峻，在大学生供给增加的同时，大学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学毕业生达558万。是扩招前的2001年毕业生人数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仅增长一倍多，加之就业弹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导致的国内经济困难，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难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经济形势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问题的深入探讨。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三个方面，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实，2008)，由于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李爱莲，2008)。还有残疾人就业问题。张建伟、胡隽回顾了我国残疾人就业的成就、问题，认为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均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最困难群体的残疾人就业更为艰难，存在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张建伟、胡隽，2008)。
学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还涉及到失业保险体系的国际比较(董克用、李刚，2008)。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李雨潼、王海红，2008)，农村失地妇女的创业问题(王静，2008)，就业稳定性对不同群体工资差距的影响等。
(二)收入分配
对收入问题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收入的影响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城乡、地区、职业、年龄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势群体收入提高的问题。
伍小兰(2008)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的收入差异，发现老年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较大，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当中。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对深圳市2006年住户调查分析分析发现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已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农、骆许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城乡收入水平总体显著提高，贫困率极大降低，但是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显扩大。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学者们大都归因于教育差距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等方面。如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朱农、骆许蓓(2008)则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镇地区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显著影响。
王晓峰(2008)关注了农村青年劳动力致富(提高收入)的问题。认为青年自身应提高教育程度、积极外出打工。政府应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改善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大国的优势，必须实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区、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等。
人力资本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学界的共识，而新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等都是有差异的。唐祥来(2008)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eas生产函数研究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江苏省存在地区间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其他两个地区都明显；苏中和苏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且苏中地区物质资本投资作用凸现。而由刘洪银(2008)的研究可能发现这种差异应该是地区间对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顾佳峰(2008)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更大。郑勤华、赖德胜(2008)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异系数分析技术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更显著。
(四)人口红利
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也较高，从而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一般含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这种定义表示质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进行修正，或者对人口红利的实现附加一系列条件。
陈友华、吴凯(2008)认为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实乃国人的一大误解”。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的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构建了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只有当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7％时才能认为进入年老型社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陈涛、陈功等(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单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还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对人口抚养比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作者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进行统一，同时考虑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就业率和产业之间的产出差异，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最终发现标准化后的实际抚养比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而穆光宗(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作者还尝试构建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另外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继续深入探讨。如陈友华(2008)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大至10％以上。而刘洪银(2008b)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