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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2
总结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所显现的基本问题以及通过发达国家成熟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成熟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并针对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产业需要，应尽快构建一套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要想保持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有限的企业资源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保证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方面保持足够的资源。因此，有效的整合企业的资源，将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管理问题交给具备相关专业技能和资质的机构，在规定的法律专业活动范围内，针对企业的委托，提供专业的法律技术服务，为企业制定有效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
2.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意识
企业作为法律风险的管理主体，企业自身以及机构都应树立良好的法律风险意识，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委托服务机构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体系，逐渐提高机构总体的业务水平，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体系制定严格的审核制度，避免由于机构的原因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应当尽快完善法律机构的评估标准，由仲裁机构给予正确严谨的法律意见和建议。
二、结语
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3
关键词：图书馆立法 数字图书馆 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 DF49；DF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64-06
1 图书馆立法将促进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
1.1 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失衡
公众利益与版权人权益的平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与信息共享的根本基础［1］，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保护版权人权利和公众权益的法律是失衡的，版权人可利用著作权法维护私权，公众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公共权利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给予保障，宪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原则性保护规定由于缺乏具体法律机制来贯彻执行而难以实现。在我国基本具备公众信息权利存在的社会基础或利益需求情况下，信息法律体系建设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权利缺位和权利冲突现象，权利平衡不到位的典型例证是版权人权利的扩张和缺乏必要限制［2］。在信息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公众信息权利在版权保护不断强势挤压下遭受侵害。知识产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公共获取的障碍［3］，为此，迫切需要用法律来维护和保障公众信息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限制私权的失衡膨胀，在当前我国没有专门信息法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的重要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在历史的向度与法律的视角之下，数字图书馆凸显了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的公益性质和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定位，现行法对公益性质认识不足及传播者的定位缺失，造成了著作权法的制度缺陷及规制缺失［4］。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图书馆对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的挑战是应时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正切中了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制度最大的要害，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1.2 图书馆法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
多年来对图书馆法的研究使业界确立了图书馆法不是图书馆行业利益保护法而是公众信息权益保障法的共识。图书馆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决定了图书馆法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以公共利益为调整对象，是以保护读者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读者权益保护法”［5］，法律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说到底是为保障社会公众通过图书馆获得和接受知识与信息权利的实现，图书馆保障公众知识和信息的获得权、接受权、利用权的社会职责，决定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公众知识自由提供法律保障是图书馆立法的最高价值追求［6］。图书馆立法是图书馆权利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图书馆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利用者的权利［7］，图书馆只需具有主张和维护利用者权利的权利，而无须具有自身特有的另类权利，因为图书馆作为以维护和保障利用者的知识权利为宗旨的机构或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利用者权利的过程也就是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8］。已经审议多年的《中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草案）明确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图书馆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和公众从图书馆获取知识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对图书馆性质的定位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开放，具有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开发和服务功能的社会公益性机构。图书馆法通过赋予公民在图书馆活动中的权利以及明确图书馆业务工作和信息服务活动内容来体现和实现对公民信息权利的保障。比如，《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确立图书馆活动的原则是：保障公民、社会团体、民众自由获取信息，自由精神发展，使用国家和世界文化珍品以及文化、科学、教育活动的权利，有专门一章内容为“图书馆事业领域内的公民权利”，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图书馆服务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各项权利，而且公民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优先于国家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社会团体。
1.3 图书馆法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的权益
图书馆是公共权利与版权人的交汇点，图书馆既是实现法律平衡的重要中介机构，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利益平衡所塑造的产物［9］。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上，图书馆没有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所争取的利益并非图书馆的利益，而是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图书馆以极高的积极性参与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代表公众为公众争得获取和使用知识信息的公共权利，这是由图书馆的职业理念、职业信仰、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图书馆在保障公民知识信息获取权利，实现全社会信息公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的信息传播行为完全是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维护信息公平的正义行为［10］。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是图书馆社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体现，正如李国新教授所言：“如果图书馆不能成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信息权利的力量之一、成为满足公众基本文化信息需求的机构之一，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养活一批图书馆呢？” ［11］简言之，从平衡公众与版权人之间权益角度来看，如果说著作权法更多是维护权利人权益，图书馆法则是维护公众权益。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保障的法律本质，使图书馆法成为公众与版权人权益天平上置于公众方的重要砝码。毋庸置疑，图书馆法对解决现行法律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权利设置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应当并能够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在1993年制定时就明确了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信息权利的实现，俄罗斯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保障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日渐完善，《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与《俄罗斯宪法》、《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罗斯文化基础法》、《保障政府信息获取联邦法》等共同构筑了公众信息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使图书馆在代表公众利益主张公众信息权利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法是全面系统地建构与平衡公众信息权利制度的重要组成，是有效开展公众信息权利保护实践的有力保证，图书馆法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亦更广泛、深远，由此也确立了图书馆法在整个信息法律体系中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才是图书馆法在保障图书馆事业中追求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2 图书馆立法以明确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地位
2.1 数字图书馆性质影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是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研讨中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见解：“数字图书馆是公益服务与营利服务共存”［12］ ，“数字图书馆不再是公益机构，可能作为赢利机构出现”［13］ ，“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实际上就是ICP” ［14］ ，“图书馆的法律地位需重新审视，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将完全改变”［13］，“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必须加以重新界定，版权法中应明确图书馆作为作品传播者的法律地位”［15］，“传统图书馆服务延伸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应保持不能被抹杀” ［1］。 “数字时代图书馆公益性质的法律地位不会消失，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移位”［16］。数字图书馆是否为公益机构，是否仍享有传统图书馆的权利成为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争议焦点［17］，因为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和法律地位直接决定了其在版权制度中享有的合法待遇，也决定了版权法调整与其相关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时采用的原则和方式，因而影响着版权问题的解决，不同的权利主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并因此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与责任［18］。学术界一般认为，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享有一定的版权豁免，应该适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图书馆界建议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公益性图书馆”，设置公益性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条款，认为通过法律赋予公益性图书馆某些特权，使它们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得到某种豁免，是解决著作权问题最根本办法［19］。因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在版权方面具有免责优势，即使发生侵权行为而受到处罚，也具有赔偿优势［20］。至于商业性数字图书馆，业界观点分歧较大。
如果不明确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势必影响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图书馆就会成为被告，只有明确数字图书馆拥有的法律地位，图书馆才能同版权人密切合作，找到一种共识的形式，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犯。2002年陈兴良胜诉中国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被告自称的公益性与运作的商业性结合而成的半公益半商业性质的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没有被承认。已有出版界人士以“法律上还没有给公共图书馆一个准确概念，商业性的标称“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开发商属于公共图书馆”为据质疑《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赋予图书馆网络传播权［21］。由此看来，研究和实践充分表明，从法律上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权利与义务等基本性问题对数字图书馆发展及著作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法律没有提供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公共机构来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和机制，没有塑造出图书馆是实现著作权平衡的重要中介的形象［22］，图书馆以及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是空白的，著作权法中很难找到适用数字图书馆服务性质及合理法律地位的条款描述。我国《著作权法》把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界定作为一般用户，忽略了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没有赋予其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不同性质数字图书馆不加以区别，笼统地规定了数字图书馆的权利和限制，使得公益性数字图书馆的法律主体地位缺失，对其发展不利，结果是其在网络资源建设、数字化服务等方面一直处于无法可依，无所适从的境况之中［23］。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数字图书馆在遭遇著作权问题时处于角色尴尬、权利缺失、行为受缚的境地。
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是调整同其相关权利主体利益关系的基础，如果不对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结合国情客观地界定和明确，将使图书馆所有数字化服务无谓地承担侵权风险，影响我国数字图书馆健康发展［24］。从当前形势来看，数字图书馆法律地位的确立不大可能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修善来完成，只能通过图书馆立法来完成。
2.2 图书馆立法界定数字图书馆性质的必要与可能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不仅仅表现在著作权法条款方面，更主要表现在图书馆立法的缺失与空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图书馆法，图书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权利职责、社会职能等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立法的滞后已经影响到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和改变。因此，在为解决图书馆著作权问题而不断追求对著作权法修订完善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以填补对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与空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对图书馆的社会性质、地位、职能、权利、义务、服务活动等以及用户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原本就是图书馆法的最基本内容。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的实质是权利人和图书馆法律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与利益失衡，通过图书馆立法，直接或间接地明确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并赋予相应的法定权利、功能等，以此基础，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参与对著作权制度的制衡与博弈，争得著作权领域内属于图书馆和公众的法律地位、法定权利等，从而保持相关各方利益的平衡。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最大的不同，不是作品内容本身，而是作品的形态和载体、传播方式的不同［25］。因此，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图书馆法理应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坚强法律后盾，是实现和切实发挥图书馆作为版权制度“均衡器”功效的基本法律保障。
经多年的潜心研究论证和实践验证，图书馆界站在公众立场上，从职业角度，在广泛深入研究国外、国际相关政策法规、公约、宣言等基础上，围绕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中公民信息权利、图书馆权利的保障问题，对图书馆的性质、地位、权利、功能、职责、作用等提出许多深刻、精辟的认识与论断。比如，2005年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提出的“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提出的“实现著作权平衡是图书馆的职能之一”，“图书馆应以促进知识和信息公平，通畅、合法的社会性传播为己任，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必须拥有代表利用者利益，发出利用者呼声，以制衡私权膨胀，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 等等。
这些研究和论述凝聚了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将业界就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向全社会昭示符合法理精神的行业诉求、理念、发出的呼声以及成熟可行的研究成果、思想观点，经过精细化、系统化，上升为立法的参考或遵循的原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并固定下来，给予法律意义上的表述。在此，可以通过两个法律途径实现图书馆界的诉求、理念向法律意志、法律规定的转化升华：一方面图书馆界继续参与著作权制度的修补完善，将这些诉求、理念或直接变为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款或成为著作权法修补完善的参考，用我们的观点、立场态度影响著作权法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图书馆法，把从图书馆职业角度阐释的关于图书馆地位、责任、权利、职能等表述法定下来，使之成为一种为社会各界公认的法定的权利、责任、职能，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共同尊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图书馆界理论研究对著作权立法、图书馆立法的实用参考价值，为国家制定宏观知识产权政策和信息资源建设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比如，2005年图书馆界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制定，为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争得了“有限合理使用”的权利，即条例第7条“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到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该条内容与《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法》2008年修订时对图书馆建设电子图书馆的规定颇为相似，因此，可以考虑将该条规定作为图书馆权利或工作内容加入到我国图书馆立法当中，使条例规定升格为法律规定，增强稳定性和法律效力，完善图书馆权利体系。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阐述的图书馆界在著作权保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作为图书馆立法的指导原则和内容条款来应用。
3 图书馆立法可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3.1 图书馆法促进知识产权制度回归初衷的目的
当今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但涉及法律层面，更与产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文化发展有关，针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不足，为制止知识产权滥用，各国制定了反垄断法。同样，针对著作权保护过度强化而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权的情形，也需要相应的法律给予规制，单纯依靠著作权法本身提供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从立法性质看，著作权既是私权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特殊权利的双重特征要求著作权法具有保持权利人与公众利益平衡的功能，但在知识产权经济时代，著作权法自身具有这种平衡功能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实现，结果往往使公众权益受到侵害，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问题就是典型表现。为此，必须有其他的法律制度对著作权法的平衡机制实行协助和监督，图书馆法就应作为这种制衡的法律力量，图书馆法保障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正著作权制度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原本偏离而具有利益平衡、实现保护私权与促进知识信息传播和进科学文化繁荣辩证统一的作用。
3.2 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法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方面的统一性
著作权法立法的依据一方面来源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公共利益和公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26］，这决定了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既要保护又要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必要限制的二元价值取向，为此，著作权法设置了版权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版权限制制度是版权利益平衡机制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体现， 有利于维护著作权人、数字图书馆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图书馆法对公众信息权利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要通过对版权限制来实现的，正如马海群教授所言：“维护公民的知识权利与著作权，同样被视为图书馆立法工作首要的价值取向”［26］，版权限制制度应是图书馆法研究、关注的范畴，甚至是图书馆法内容的构成，因为，版权限制意味着给予图书馆或公众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以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而且应当体现和包含在图书馆法之中，以便从职业角度和法律角度进一步明确图书馆和公众在获取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知识信息时拥有的法定权利。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丰富公民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立法和著作权法的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精髓和宗旨，也是图书馆法立法所追求的，因此，在维护公众信息权利与权利人权益上，图书馆法与著作权法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它们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促进知识信息广泛传播与公众普遍利用。
公法规范对私法制度的介入并不影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而且知识产权也并不因其权利的限制而具有了公权属性［27］，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立法保障公众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权利不会影响到知识产权的性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产权产品的广泛传播。从数字图书馆建设本身来讲，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二者具有一致性，互促互迸，共同发展［28］。而作为信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图书馆法和著作权法在保护公众信息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相互制约和协调统一，使著作权法在不断完善建设和施行过程中，能够不偏不倚地维护各方面利益，确立利益平衡的最佳支点，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著作权问题的解决也将从此中受益。
4 结语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将随之调整。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要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相适应的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才能保证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29］。图书馆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主要代言人，必然会在今后的利益平衡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从而对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化趋势构成一定的约束力。使社会公众利益在权利人的权利扩张进程中尽可能少受一些损害［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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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明涛.知识自由与信息传播：数字图书馆版权责任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杂志，2010，（7）：146-149.
［5］陈传夫，刘杰.图书馆制度建设的法制化路径［J］.图书馆论坛，2007，（1）：239-2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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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江向东，傅文奇.十年来我国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研
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4
积极、慎重采取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
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法的第五十八条都明确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比专利法更进一步规定了诉前的证据保全。专利法通过司法解释也完善了证据保全的措施。为正确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案件管辖、适用条件、担保、因错误申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将作出类似具体解释。各级法院在具体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凡符合条件的申请，要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立即执行，并及时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驳回。对侵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在采取这一措施时，应当特别慎重。必须强调的是，在适用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要注意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盗版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行为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假冒、盗版的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辨别认定。而专利侵权行为常常不易判断，需要以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对比。同时在侵权情节与行为人主观方面也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上就很难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执行某项措施的裁定。为了严肃、准确地实行这一措施，对在48小时内不能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可在48小时内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间接受询问，然后再作出裁定。在对付盗版假冒等侵犯商标权、版权的案件中，就要更加强调迅速快捷，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实行期间，不得拖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复议申请，应当认真及时审查，不得延误。
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依法受理立案时，以及在以后的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临时性停止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今后，对于当事人在时和以后的诉讼期间申请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申请停止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裁定，并予以执行，以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新司法解释的依照新的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无论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诉讼期间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同时进行证据保全，以防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等。由于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对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证据保全时，要注意保证有熟悉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参加，以确保能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应当依法一律由对专利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著作权和商标权纠纷一般也由各地中级法院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并且由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办理，以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中的该项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
正确确定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担应当围绕着案件的诉讼请求展开，并正确掌握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当事人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提出了新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到该方当事人。如该方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该方当事人提出足以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原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举证责任的转移等一系列的举证、认证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从事。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方法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
要注意对法律规定的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与过错推定原则的运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的该条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成为法官们手中的有力武器，高效率的追究那些未经合法授权或者从不正当渠道获得并经营侵权复制品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商标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商品销售者对自己商品应当为合法取得和提供商品提供者情况负有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
在日益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册。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正确审理涉及高新技术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要坚持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将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只有在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才能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不能随意扩大侵权行为地的范围。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其网络服务的他人侵权行为，在其有过错又造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活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前审理这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是要正确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律。对于被告恶意注册、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其他注册商标、域名等相混淆的域名，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应当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根据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三是要注意对恶意的认定。一般来说，被告为了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以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故意注册、使用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域名，造成与权利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者其他在线站点的，应当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
关于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问题，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范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正确确定案件的管辖地法院。由于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权利稳定性较高，因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审理有关植物新品种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部分的相应规定。
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额计算问题，一直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一个难点。当前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问题。所谓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以满足。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同时还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和民事制裁措施。对因证据问题影响确实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二是要正确适用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额的方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是为使用费的1至3倍，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专利的类别、专利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大小、性质、使用范围、时间等因素予以确定。
一般来说，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即使用费的1倍）仍然适用较多的专利侵权案件的情况。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恶劣、多次侵权等情况，应当按照1倍以上3倍以下的使用费的标准计算赔偿额。对许可使用费本身显失公平的，不宜再按倍数计算，要特别注意防止有的当事人采用倒签合同等办法骗取高额赔偿。
三是法定赔偿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针对作为知识财产的著作权、商标权的特殊属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即在法律的条文中具体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赋予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根据侵权情节，依法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著作权法、商标法确立的损害赔偿制度丰富完善了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该项制度与其他著作权、商标权民事责任形式制度相互结合，必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对那些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仍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额，而权利人又确实因侵权受到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在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当前要防止侵权人为了逃避应赔偿的数额，想方设法隐匿、销毁、转移证据，造成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局面出现，达到不实际赔偿的企图。人民法院应当精心审判慎重对待，不能让少数不法行为人的企图得逞。
四是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是否计算在损害赔偿额之内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依法将因调查、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损害赔偿数额范围之内，这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重要体现。这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都作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专利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也确定了这一原则。
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5
积极、慎重采取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
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法的第五十八条都明确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比专利法更进一步规定了诉前的证据保全。专利法通过司法解释也完善了证据保全的措施。为正确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案件管辖、适用条件、担保、因错误申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将作出类似具体解释。各级法院在具体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凡符合条件的申请，要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立即执行，并及时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驳回。对侵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在采取这一措施时，应当特别慎重。必须强调的是，在适用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要注意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盗版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行为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假冒、盗版的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辨别认定。而专利侵权行为常常不易判断，需要以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对比。同时在侵权情节与行为人主观方面也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上就很难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执行某项措施的裁定。为了严肃、准确地实行这一措施，对在48小时内不能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可在48小时内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间接受询问，然后再作出裁定。在对付盗版假冒等侵犯商标权、版权的案件中，就要更加强调迅速快捷，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实行期间，不得拖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复议申请，应当认真及时审查，不得延误。
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依法受理立案时，以及在以后的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临时性停止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今后，对于当事人在时和以后的诉讼期间申请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申请停止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裁定，并予以执行，以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新司法解释的依照新的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无论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诉讼期间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同时进行证据保全，以防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等。由于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对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证据保全时，要注意保证有熟悉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参加，以确保能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应当依法一律由对专利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著作权和商标权纠纷一般也由各地中级法院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并且由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办理，以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中的该项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
正确确定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担应当围绕着案件的诉讼请求展开，并正确掌握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当事人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提出了新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到该方当事人。如该方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该方当事人提出足以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原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举证责任的转移等一系列的举证、认证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从事。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方法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
要注意对法律规定的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与过错推定原则的运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的该条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成为法官们手中的有力武器，高效率的追究那些未经合法授权或者从不正当渠道获得并经营侵权复制品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商标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商品销售者对自己商品应当为合法取得和提供商品提供者情况负有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
在日益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册。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正确审理涉及高新技术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要坚持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将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只有在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才能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不能随意扩大侵权行为地的范围。对于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其网络服务的他人侵权行为，在其有过错又造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活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前审理这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是要正确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律。对于被告恶意注册、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其他注册商标、域名等相混淆的域名，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应当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根据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三是要注意对恶意的认定。一般来说，被告为了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以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故意注册、使用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域名，造成与权利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者其他在线站点的，应当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
关于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问题，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范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正确确定案件的管辖地法院。由于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权利稳定性较高，因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审理有关植物新品种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部分的相应规定。
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额计算问题，一直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一个难点。当前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问题。所谓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以满足。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同时还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和民事制裁措施。对因证据问题影响确实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二是要正确适用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额的方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是为使用费的1至3倍，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专利的类别、专利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大小、性质、使用范围、时间等因素予以确定。
一般来说，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即使用费的1倍）仍然适用较多的专利侵权案件的情况。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恶劣、多次侵权等情况，应当按照1倍以上3倍以下的使用费的标准计算赔偿额。对许可使用费本身显失公平的，不宜再按倍数计算，要特别注意防止有的当事人采用倒签合同等办法骗取高额赔偿。
三是法定赔偿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针对作为知识财产的著作权、商标权的特殊属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即在法律的条文中具体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赋予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根据侵权情节，依法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著作权法、商标法确立的损害赔偿制度丰富完善了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该项制度与其他著作权、商标权民事责任形式制度相互结合，必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对那些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仍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额，而权利人又确实因侵权受到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在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当前要防止侵权人为了逃避应赔偿的数额，想方设法隐匿、销毁、转移证据，造成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局面出现，达到不实际赔偿的企图。人民法院应当精心审判慎重对待，不能让少数不法行为人的企图得逞。
四是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是否计算在损害赔偿额之内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依法将因调查、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损害赔偿数额范围之内，这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重要体现。这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都作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专利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也确定了这一原则。
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知识产权法多媒体教学，是指在知识产权法的教学过程中，根据知识产权法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针对知识产权的特点运用计算机软件制作课件，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科学地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手段。
一、知识产权法使用多媒体教学能实现“教”、“学”双方的共赢，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一)使用多媒体教学，有利于知识产权法基础知识的归纳和梳理，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法的知识结构。知识产权法最基本的教学目标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知识。知识产权法博大精深，使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通过演示综合图表、系列表格、音像画面、知识小结等，有效地帮助学生归纳和梳理知识，使学生知识产权法方面的知识结构更加完整。多媒体教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学生清楚系统地传授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法律知识。例如笔者在讲授知识产权法“绪言”时，首先将知识产权的范围进行了综合概括，用一个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现，让学生树立一个知识产权范围的整体框架;其次在这个同样的图表中，进一步讲述传统知识产权的“三维空间”，就是指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这三个大的方面，现在有部分台湾学者将“商业秘密”列为知识产权的“第四维空间”，因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商业秘密权就是知识产权法这门课所要讲述的重点。通过一个图表(不同颜色)就把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法所要讲授的重点及知识产权的整体框架表述得清清楚楚了，花费时间少，知识包容量大;将知识产权的范畴归纳得一目了然，将知识产权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梳理得清清楚楚。另外，使用多媒体教学使单位时间内的知识容量增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老师使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和安排所要讲授的重点，学生也可以根据老师的课件一目了然地明白自己所要掌握的重点，省去了许多可有可无的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效率。
(二)知识产权法的多媒体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创新的理念，而且加强了老师自身的修养。知识产权法教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通过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培养学生创新的理念。要让学生树立创新的理念，老师必须要有创新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教学时老师制作的一些创新性课件本身对学生都有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讲教师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给学生讲授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知识的同时无形中培养了学生树立创新的理念。同时，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实际上是老师自我完善学习、加强自身修养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为了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必须要有创新之处:格式要精美、图片要漂亮、理论要翔实、内容要丰富，这就要求老师要大量地阅读相关材料、广泛地搜集相应的图片资料、制作形象生动和不断变换的画面，用声情并茂的声像资料，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兴奋、愉悦的感受，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制作大量精美课件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也是教师自身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
(三)使用多媒体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为社会输送合格的知识产权法专业人材是知识产权法教学的终极目标。现代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有创造性的合格人材。在知识产权法的多媒体教学中，生动的图片、形象的材料、传神的声像资料等，都能让学生如同身临其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地投身于学习之中。让学生由被动的“让他学”变为主动的“我要学”，使学生真正成为主动学习的主体。做学习的主人是大学教学的必然结果。从教与学的关系来看，“教是为了不教”，“教是为了会学”(葛坤英主编《思想道德修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同时，多媒体课件配上一些美丽的图案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配以一定的音乐可以调节学生的紧张心理，起到让学生在“轻松快乐”中学习的目的，让学生感到学习是一种快乐的事情，而不是痛苦的事情，学会快乐学习。知识产权法使用多媒体教学，教师用于写和说的时间相对少了，从而使课堂的信息量增大，这样，学生的知识面就能得到拓展和延伸，有利于今后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视觉和听觉，而多媒体技术中的文字、图像、动画、视频可以作用于视觉，旁白解说、示范朗读、背景音乐等可以作用于听觉。因此，在知识产权法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技术，有利于增强学生视觉、听觉的感官效应，这样就有助于学生学到更多更广的知识。譬如就可以将“两个不同的申请人同一天提出注册商标申请和专利申请的处理方式有什么样不同”这一问题作成超级链接，在讲专利申请的原则时用另一课件给学生做综合性讲授，将《专利法》和《商标法》两者之间的一些不同讲授给学生，这样讲述的话，学生的知识面无形中就扩大了，而且是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学生不知不觉就学到了更多的知识点，而且在今后的实践中也能轻松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通过对知识产权法运用多媒体课堂教学，老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法律知识，而且教会学生一种很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学生快乐主动地学习，能更好地将适应今后社会的需求，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树立一种创新性的理念，一旦走上社会能很快适应社会的需求，成为一个合格的知识产权法方面的专业人材。
二、知识产权法多媒体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知识产权法教学一定要以学生为本，教师要认真制作具有创新性的多媒体课件，以教师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教师的情感因素在知识产权法的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产权法教学使用多媒体教学要以学生为本，同时要以教师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爱学生。要真正用心来爱学生、教学生，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听课情况，用心和学生进行交流，上课时，对课件不要切换过快，要有一定的停顿，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消化理解和做笔记。另外，还要考虑各层次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反馈情况，对演示内容和时间随时作调整，这样才能发挥多媒体教学的最大效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产权法的专业知识。其次，教师要认真制作优良的具有创新性的多媒体课件，严格要求自己，做学生的榜样。教师在设计课件的时候，必须要有创新的理念，要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控制把握好信息展示的速度和节奏，只有把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才是成功的课件。再次，教师从细节上关爱学生，注意自己的行为及肢体语言的表述。教师要经常用信任的目光注视学生，用得体的手势引导学生，用变化的语调提醒学生，用自己的真诚感动学生。笔者在讲授知识产权课时，只要不操作机器时，就会走到屏幕前或走到学生中间，拉近与学生间的距离，加强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教学手段起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