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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下囚的自我修养范文1
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11月12日,我随党员干部前往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了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图片展,观看了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录像,接受了一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我看到了、听到了少数党员干部由于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抵御不住诱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以致身陷囹圄,令人痛心。那些摆在面前的反面案例、人物,那些萦绕在耳边得声音,使我震撼。通过参与这次警示教育活动,我的内心深处受到了一次洗礼,感受颇深,启发很大。使我更清醒的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增强了反腐倡廉的坚定性、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这次活动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要严把欲望之关,抵御各种诱惑,坚定理想信念。纵观那些服刑人员的成长轨迹,可以说他们过去都是热血方刚、踌躇满志,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曾经是父母的好孩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亲、都曾经是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好干部、好领导,而今天成为阶下囚,成为罪人。究其原因:他们在功成名就后放松了学习、淡化了党性修养,放弃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党性原则;放松了对欲望的控制,淡化了道德情操的培养,抵挡不住权欲、利欲、贪欲、的诱惑,丧失精神支柱,丧失灵魂。导致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只讲实惠、只讲钱财、只讲索取,不讲理想、不讲奉献、不讲原则。他们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攫取更大权力、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丧失信念、贪得无厌、腐化堕落、践踏道德,最终踏上了不之归路。警示教育会上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用他们的忏悔,用他们痛悔莫及的警醒,用他们对自由和生活的渴望,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告诫我们,作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到“淡泊名利,清风拂袖身自正;曲直分明,正气在胸威自生”。
二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坚持思想政治学习,法律法规学习;向焦裕禄、孔繁森等,这些楷模学习。不断校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找准自己的人生航标,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充满诱惑、纷繁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吸取他人的教训,防患于未然,坚持防微杜渐,时刻为自己敲醒警钟;要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严防“一念之差”,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远离“红线”。在自己的工作实际中,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时刻强化自律意识,提高自我约束能力,提高自我警醒能力,坚决抵制社会上物欲横流的诱惑,过好权利关、金钱关、人情关,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住各种诱惑,立于不败之地。要不断地用“清风扶正气,廉字值千金”来勉励自己。
阶下囚的自我修养范文2
关键词: 历史人物 命运冲突 悲剧意蕴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三皇五帝以至于汉武帝,其中72列传,为历代先贤立传。本文通过韩非、李斯的对比呈现,韩信、萧何的对比分析,窥探史记传记人物的悲剧性。
一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如泣如诉,精练传神。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秦王费尽心思,花大力气引入韩非,人或传其书至秦。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秦王先起欲见韩非子:“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按常理而言,秦王必重用韩非子。韩非却因李斯、姚贾谗害而身陷囹圄,自杀而死。司马迁并特意指出“秦王后悔之”,其矛头指向了李斯、姚贾的谗害。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俯拾即是:写屈原受迫害“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写孙膑受迫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写吴起受迫害“鲁人或恶吴起”,“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写司马穰苴受迫害“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
司马迁善于将历史人物对比呈现,李斯韩非则相对而成,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可谓富贵已极“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秦始皇死后,赵高密谋立二世,李斯为求自保,屈从于赵高,矫天子之诏,拥立二世胡亥,残害扶苏、蒙恬、蒙毅等。李斯自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陈涉兵起山东,秦朝统治岌岌可危,李斯身居高位难辞其咎。国家危机的境遇下,不思报效国家,为求自保,苟且求容。“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为维护个人私利不择手段。李斯为赵高所陷害,临刑前对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斯为求自保,不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独立人格,而且把国家导向了深渊。
韩非和李斯,代表人类的深层命运冲突的两个侧面,或者追求人格的独立则为人谗害,或者委曲求全最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二
韩信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然而,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太平不用旧将军”的用人制度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选材标准,不可能真正尊重和使用人才,只不过是将人才作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目的达到,江山既定,功臣所扮演的“功狗”角色业已完成,被烹便成为必然,武将彭越、英布、韩信、卢绾、陈g等如此,文臣萧何、张良、陈平等亦然,刘邦甚至连自己的女婿张敖、连襟樊哙也未豁免,而不唯“触逆鳞、犯龙颜”者,这是历代人才悲剧之源。因此,韩信悲剧说到底还是封建社会使然。只要不把从王权政治出发审视人才的视角转变为由人出发审视整个社会,人才“立身”的价值取向就永远以单元而非多元形式存在,人才的“全身”也就永远存在危机,这是必然结论。由此可见,真正尊重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最大限度地让人才挥洒自己的创造才能为整个社会服务,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统治者永恒的研究课题。
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生价值的层面考察,不难发现,张良的功成身隐,萧何的买田、贱贳贷自污,陈平的颓废自戕,都付出了人性备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沉重代价,原本鲜活的生命,已然抽象为几个生命符号,其结局之悲惨与韩信无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韩信等开国功臣惨遭杀害,既是汉高祖刘邦个人性格和好恶所决定的,更是封建社会帝王与重臣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韩信贫而无行,寄食于南昌亭长,漂母食之十日,淮阴少年侮之,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仗剑从项梁、项羽,不得重用;后亡楚归汉,作法几乎被斩,又不得重用,入蜀路上逃亡。这种种令人费解的举动都是韩信受辱而不辞的真实写照,有大志而不得施展。韩信许诺漂母“吾必有以重报母”对淮阴少年“孰视之”,在赞语中称赞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从反面衬托出韩信对人生价值的强烈追求。
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登坛拜将,他施展出卓越的军事才能,顺民心还定三秦,“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同时韩信表现出对自我欲望实现的渴求,劝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攻下齐国后,迫不及待地请求封为齐王。通过正面叙述其战功,展现其人生价值的实现。
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为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刘邦给予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机会,韩信则对刘邦忠心不二。
韩信封王,功高盖主,受到刘邦的猜忌,刘邦以陈平的计策,游云梦,执韩信,并贬为淮阴侯。韩信自我发展与实现受到阻挠限制时,他表现出不合作的抗拒。首先称病不朝,“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并在刘邦面前夸其将兵之才,称己将兵多多益善。
韩信一生积极追求自我的价值实现,而表现在韩信一生的另一侧面,就是其人生价值实现的处处被束缚、压制。
韩信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韩信取赵降燕,刘邦夺其军权,收其精兵,“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当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先“袭夺齐王军”,后“徙齐王信为楚王”。韩信功高盖主,无形之中对刘邦统一大业构成潜在的威胁。
“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对韩信的尊重和重用,只不过是刘邦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功业继承,确立了君主的崇高的地位之后,需要臣服于其君力的顺臣,一切都要臣服于君主的意志之下。韩信的地位、军功无形之中对刘邦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正如蒯生所言:“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兔死狗烹,最后韩信成了阶下囚,含冤而死。
与韩信相对的,为萧何。萧何为汉初三杰之首,给予刘邦统一大业以最坚定的支持,但是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中对他的功绩一笔带过、治国策略不着笔墨,重在写萧何在刘邦的猜忌下求生:“汉高之狙诈猜忌,鲍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何哉?”
三
韩非李斯之对比呈现,韩信萧何之对比呈现,可以发现司马迁善于挖掘历史人物人性的光辉和命运的悲剧性,给予我们以深刻的人生启迪。认为,在人类活动的任何历史时期,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主体精神,即“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在人类的蒙昧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的认识、实践能力有限,大自然作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存在,人类在与异己的可怕的自然力量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强烈认可。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表现出人类永不放弃的坚韧;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鲧窃息壤以湮洪水表现人类永不屈服的倔强和胆识;弈射日,女娲补天表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这时期的人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力量对抗自然界,以自己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人类要在客观的世界里展现自我主体意识,表现出人类对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志的强烈认可。到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强烈的关注。由对自然的改造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干预,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强烈干预。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寄托在现实的功业中,个体的自身道德修养都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孔子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历史责任感。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要求以自己的学说来治理社会、改变社会。孟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钛嗥.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86.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