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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处罚申请书范文1
我是****班的学生***.因为旷课学校给予警告处分。此时我怀着万分愧疚与懊悔的心态，以及急切恳求院领导的眷顾与从轻处分焦虑，来写这份撤销处分申请书。
经过一段时间深刻的反醒，我对自己犯的错误感到追悔莫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纪律和学习上都更加努力，现在我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的我，有很强的纪律观念，也懂得了身为一名大学生学习的态度是必须端正；而不是靠投机取巧可以获得的。人无完人，我会继续自觉的不断反省不断发现并改正自己的缺点。
在之前我从来不认为违纪违规的事情会和自己沾边，不去认真对待，总觉得无所谓，这次我总算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了。对于这件事，我深刻的剖析了自己的错误，我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影响的广泛性和对学校的负面影响深度，恳求能在我认知和反省错误的同时，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能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中，摒弃恶习，遵纪守纪，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是这个处分给我敲响了警钟，回想自己的行为，我幡然醒悟：在这个崇尚记录的社会，人的品德的好坏完全比所获得的知识多少更为重要。在犯了错误之后，我找到了老师认识错误，接受了老师的引导和鼓励：希望我不要抱怨别人和环境，要勇敢的去面对错误，争取后面的做的更好，甚至努力去做出更出色的成绩来弥补这次错误，让我在犯了错误之后，没有就此颓废，也没失去面对未来的勇气，我自信的抬起头，并告诉自己要走好以后的路。
犯了错误就要受到处罚，所以处分下达以后，我深深的谴责着自己的所做所为，反思了自己之前对待生活、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观念，潜心地从自己身上找缺点、查不足；事实上，这一年多以来，我也按老师同学们的希望在努力着，并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向着那些优秀的学生看齐。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纪律和学习上都比以前更加努力认真的对待，坚持从认识上、从观念上转变，要求上进，关心集体、关爱他人，常和优秀的同学交流！积极参加校系的活动，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进行着大学生涯的每一步。
现在我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有较强的纪律观念，也懂得了身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学习的态度必须是端正的，因为学习乃是学生的天职；知识不是靠投机取巧可以获得的。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重要的是犯了错误后怎样改过自身。 经过将近两年时间深刻的反醒，我对自己犯的错误追悔莫及的同时，所做出的努力和改过自新的表现也得到了老师同学的肯定。 恳请学校领导准予取消处分。我非常感谢学校领导老师对我所 犯错误的及时指正，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有类似行为发生在我身上，相信院领导看到我诚恳的认错态度也可以知道我对这次事件有很深刻的悔过态度，相信我的悔过之心，我的行为不是向考场纪律进行挑战，是自己的一时失足，敬请院领导可以原谅我的错误。
此致敬礼
申请人：***
从轻处罚申请书范文2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整合力量，全面加强对辖区道路交通事故的联动管理，落实责任，提高效能，让市民满意，让领导放心。
二、实施机构
市新区综治办
市交警大队
市法庭
三、目标任务
目标任务：对辖区道路交通事故，做好基层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衔接，完善基层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四、实施措施
(一)整合管理资源。
在管理过程中，综治办、交警、法庭三部门联合行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战斗力。通过实现管理资源的共享，进一步提高执法管理工作效能。
(二)加强沟通联动。
实现联勤联动机制，关键是构建一个畅通高效的联络网。综治办、交警、法庭将通过各自部门，将情况通报给联勤单位，联合管理、及时处理。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双方要加强沟通，了解相互的管理职责，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三）互补管理职能。
根据管理职能和有关法律法规，综治办负责辖区各单位的治保部门出面协调本单位当事人之间关系；交警部门主要负责道路交通事故事故认定、赔偿调解等工作；法庭主要负责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及判决等工作。实施联勤联动机制，综治办、交警、法庭三部门除严格履行各自的管理职责外，还要注重相互的协调与配合。
（四）实施步骤
1、人员机构联动，确保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工作机制
无缝对接
为解决交警部门和法庭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机制、
程序不畅等问题，由新区综治办、交警大队、法庭共同成立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分管综治的管委会领导为组长，综治办主任、法庭庭长、交警大队大队长为副组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设为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联动工作中的沟通、协调工作。成员单位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座谈会，总结联动工作经验，研究解决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交警大队定期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制培训，提高人民调解的调解能力和法律意识。
2、调解联动，确保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交警部门的调解不再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案件数量下降。由于交通事故案件通常争议大、当事人人数多等各种原因，诉至法庭的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率也不高。因此虽然相关法规未将调解作为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但为了更好的化解矛盾，交警部门要尽可能组织调解，每宗案件调解不得少于2次，两次调解时间间隔3天以上，并制作调解笔录。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民事调解过程中，针对被告人积极理赔的情形，可书面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庭应充分考虑交警部门量刑建议。在调解过程中三部门均可邀请对方相关人员协助调解。为了统一执法力度，法庭制作了《交通事故调解中各项损失计算标准参考》，供交警部门调解时参考。对于经交警部门调解成功的案件，若当事人申请法庭制作民事调解书，法庭在收到申请后2日内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
3、工作联动，确保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工作效率最大化
提前收集证据材料，确保案件准确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常出现肇事司机与车辆所有人之间存在挂靠、借用、租用、车辆转让未过户、被盗等复杂情况，这给法庭查明事实、确认责任主体造成很大困难。为此交警部门在处理事故发生时，就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及时、全面收集相关证据，查明车辆实际所有人、支配人及流转情况。
提前财产保全，保证权益实现。有的肇事方在事故发生后转移、藏匿、毁灭财产，致使法庭判决难以执行。为此，交警部门对无法达成调解的案件就直接告知受害人向法庭提请财产保全申请，并将法庭制作的格式化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给当事人填写，并告知其诉讼相关事宜。法庭作出保全裁定后，送达当事人及交警部门，由交警部门保管查封车辆至法庭对查封车辆作出处分为止。
协助查扣车辆，多领域合作。为了充分发挥交警部门在查扣控制车辆方面的有利优势，对非交通事故案件的其他执行案件，法庭如须查扣车辆，交警部门在收到协助查扣通知书后予以配合。
4、救助联动，确保事故受害人最大限度地得到救济
为加强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救助力度，交警部门保管法庭查封车辆时保全期间的停车费用原则上由肇事方承担，但若肇事车辆依法定程序处理后所得款仍不足支付赔偿款的，可由交警部门减少或免除停车费用。对于经济困难的重大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综治办、交警部门和法庭应分别从各自职能方面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尽可能的减、缓、免受害方预交诉讼费用。
5、宣传联动，确保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普及
为了增强大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综治办、交警大队与法庭定期共同举行交通安全宣传，并将宣传教育范围拓展到社区、工厂、单位、学校和家庭。
五、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深入发动。要对新的工作机制进行宣传，切实抓好内部动员部署工作；对目标任务的实现，要充分调动电视、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的积极性，加强社会舆论宣传，获得市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从轻处罚申请书范文3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措施建议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72-03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自由裁量权是现行法制状况下之必然，也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中国人民银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有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金融行政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规范和监督不力，将会给腐败以可乘之，导致执法不公，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形象。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督，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一、关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是对其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中，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或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结合情势所需，就有关事项进行权衡、裁量并做出决定的权力也就是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从法律设立自由裁量权的初衷来讲，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合理性原则。行政关必须在法定限度内，尽可能适当、合理地自由裁量。不适当、不合理的裁量行为是不当行政行为，包括明显不当、受不相关因素的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或违背公众意志等行为，严重违反合理性的行政行为则是。二是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
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活动中，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人民银行对所管理事项的状况和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有关行为是否违反金融管理秩序，是否需要按程序做出相应处理。如根据《金融统计管理规定》，金融构统计及相关部门和人员，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含地、市)以上构和有关部门对该金融构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构是否有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行为的认定，规定并不太明确。金融构报送的报表数据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差错或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也可能是故意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资料。对其行为认定的自由度很大，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的问题。
(二)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
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金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违法情节。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许多法律、法规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但是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人民银行执法工作实践中也制定了一些关于对情节轻重认定的参考标准，如根据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笔数等认定违法行为情节轻重。但这并非法律法规规定，也正是体现了实际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人民银行有权实施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有警告、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此外还可以通过建议处罚权，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6条规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构的违法行为在区别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可选择实施不同的处罚种类，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均可选择。罚款处罚幅度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分为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和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两种情况。在现有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中，罚款是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行政处罚种类，也是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四)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
在人民银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中均存在对时限选择自由裁量的情况。如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于2个工作日内对银行报送的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的合规性予以审核，符合开户条件的，予以核准；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应在开户申请书上签署意见，连同有关证明文件一并退回报送银行。人民银行可以于当日对银行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也可于第二日审核批准，只要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是否符合条件决定核准或退回即可。这就体现了行政许可中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程序中存在大量的时限要求，也都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授予人民银行某种权力，人民银行可以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进行检查。具体的检查方式、要求等，有些法规、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规定并不明确。同时，对特定金融构的检查频率、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些构进行检查也没有明确规定，也不便具体规定。这样，在工作实践中人民银行就拥有了很大的选择自，在开展具体检查时也就体现了自由裁量权。再如，《反洗钱法》第26条规定省级以上反洗钱部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对“是否采取临时性冻结措施”做出选择，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决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三、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在实际执法实践中，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会与关系案、人情案联系在一起，自由裁量权会成为腐败的突破口。中国人民银行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滥用自由裁量权
由于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存在错误认识，或者为达到某种不当目的故意滥用自由裁量
权，从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立法初衷。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假公济私、等。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对某一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多种处罚种类，同一处罚种类又规定了处罚的上限和下限，或只规定了下限。在实施具体处罚时，出于多种原因，对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出现畸轻畸重，显失公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可以根据《反洗钱法》第32条区分不同情形对金融构处以20万－50万元的罚款，对致洗钱后果发生的，可处以50万－500万元的罚款。这个裁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反洗钱执法部门不根据具体案情慎重考虑、综合权衡，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虽然并没违反法律规定，但违背了法律的公正精神，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有的法律对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规定不明确或未规定，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执法人员便可以自由裁量。对于有明确期限要求的，可能出于不正当的原因，行政关有时会选择在期限到期前履行。这都会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嫌疑，也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违反了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原则，也不符合打造服务型关的要求。
(四)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
有时法律法规并没有授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权力，而执法者误以为授予了并按他的理解进行了自由裁断，这就是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有的因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条件理解不正确而错误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了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和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但有的执法人员可能出于错误的理解，以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检查、整改措施较到位等为理由，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要保证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民银行公正执法、廉洁履职，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内部控制。
(一)缩小自由裁量权的选择弹性，从源头控制
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需要由人民银行制定实施细则的，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以保证新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及有关实施细则要处理好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从源头上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限制。通过加大立法解释力度，及时弥补立法缺陷，避免出现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和省会中心支行可结合地域实际对辖区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定指导意见，可对罚款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推行阶次制度，将违法行为分为不同等次，确定对应的罚款幅度，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
(二)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从主体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人员本身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领导对法律的重视程度和依法行政的意识对单位的执法水平起着重要的影响。要健全学法制度、加强法制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大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使执法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法律法规条文，善于把具体案件实践与法律原则融会贯通，准确定性，忠实于立法本意。要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使执法人员以公共利益为执法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管理相对人负责，实事求是，秉公尽责，不谋私利，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从过程控制
设定严格的行政执法程序可以预防行政人员无故拖延行政行为，避免执法人员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客体的义务，可以防止凭借手中职权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在行政活动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程序要求，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举行听证权、行政救济权等权利，通过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从轻处罚申请书范文4
关键词：气象；行政执法；法律文书；规范措施
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参与和监督直接决定了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1]。行政处罚文书是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行为的文字记录，是相对人了解监督行政执法过程和结果的途径，与实现行政民主化息息相关，所以行政处罚文书规范制作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气象行政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授权气象部门的法定职权。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规范使用和制作是气象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内容，关系到气象法的严肃性，也是维护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体现。然而，气象执法研究多集中于法律依据、执法内容、责任考核等方面，针对气象执法文书制作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在多年气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法学理论和制作实践，对气象执法文书制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以期对未来气象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概述
目前学界对行政执法文书的定义尚不统一，但较为全面准确的定义是：行政执法文书是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或进行行政管理行为时所使用的文书[2]。如此，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就是气象主管机及其依法授权委托的组织依照气象法的授权，对气象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罚以及归档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书面文本和格式。简单地讲，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就是在气象行政执法活动中所使用、制作的各类文书的统称。任何其他机关和个人均无权制作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根据气象处罚案件性质可以分为气象简易处罚案件和气象一般处罚案件，一般性处罚案件的文书共有24类，可以分为必用文书和择用文书两类[3]。其中必用文书包括：处罚案卷封面、卷内目录、立案审批表、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书、案件讨论记录、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结（销）案审批表、备考表；择用文书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证据登记保存审批表、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解除证据登记保存审批表、解除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鉴定委托书、通知书、听证告知书、听证笔录、案件移送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结案报告。
二、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作用
（一）气象执法活动的原始记录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是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的原始记录，每一类文书都发挥着对前一环节执法过程进行小结的作用，并作为下一环节执法活动的重要依据，一套完整的气象处罚案卷是每一类文书环环相扣的逻辑集合。通过查阅气象行政处罚案卷，能够清晰地再现案情的真实情况，也可以剖析每一个具体执法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二）气象执法程序公开的体现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是民主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依法行政的基础。气象行政处罚程序公开包括文书格式统一公开和特定案件文书公开两部分，其中文书统一格式的公开有利于相对人了解气象行政处的步骤和过程，而特定案件文书的公开有利于被处罚对象接受相应的处罚结果，两者相辅相成，公共保障公民对气象行政处罚过程和结果的知情权，增强公民对气象部门的认可和信任。（三）气象执法民主监督的保障气象执法文书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被复议和被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必须根据执法文书确定；其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被告应是执法文书上署名的气象部门；最后，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间根据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送达时间决定。（四）气象执法人员培训的实用教材每份气象行政处罚案卷都能够集中表现出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业务能力、逻辑思维、工作态度等内容。执法文书可以作为学习资料供执法人员学习，指导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规范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经典的执法案例进行学习，不规范的执法文书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反思。认真学习已有的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可以提高应用气象法律法规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
三、主要文书制作中常见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调查询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调查询问笔录是气象执法人员在查明案情的过程中向案件当事人、知情人及证人进行询问时，如实记录询问过程的法律文书。调查询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询问逻辑性、连贯性差，导致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记录不全、表述不清，降低了询问笔录作为后续处罚证明材料的可信度。二是文书制作时字迹过于潦草，出现调查人员代替被调查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使得笔录失去了应有的证明力。此外，调查询问笔录还存在时间地点记录不准确、法律用语不规范、询问笔录不完整、写出拟处罚意见、缺少“此记录属实”等问题。（二）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的突出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气象主管机构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将处罚理由、依据和决定等事项告知当事人的法律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违法事实与处罚依据不统一。如在查处“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案件中，做出给予当事人警告处罚的现象经常发生[《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此条罚则规定，对于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违法行为，并没有警告处罚。]，严重危害了气象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二是处罚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权滥用，在缺少从轻、从重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处罚不当，导致处罚额度不合理。三是违法事实叙述不完整、定性不准确，如未写明违法时间、地点、违法标的物以及违法行为性质等。（三）立卷归档材料存在的问题立卷归档材料是指气象行政处罚案卷归档时使用的案卷封面、卷内目录以及备考表三种文书。其中案卷封面的常见问题包括案件类别简写、案由未使用“违法主体+违法行为+案”的书写格式。卷内目录常见问题包括卷内文件日期混乱、目录内容与卷内文书不对应、页码不连续等。备考表常见问题是案卷确有需要特殊说明情况，但未在备考表中写明、立卷人与案件承办人不一致等。气象执法文书存在上述不规范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执法理念有偏差，“执法为完成任务”的观念破坏了气象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影响着执法人员对气象行政执法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为了完成任务而执法的理念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行政处罚决定的不严肃。二是执法依据不统一，气象法律法规立法本身存在缺陷，现行气象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完善，与现实情况不契合，概念模棱两可，并且气象法相关规定缺少法定解释，导致执法人员在实践中无法准确把握。三是执法行为不规范，由于大部分气象执法人员为兼职身份，所以平时对于法律知识学习不到位，行政处罚程序应用不熟练。四是当事人不配合，法律仅规定当事人有配合行政执法的义务，但在气象执法实践中，当事人不配合询问调查、拒绝接收法律文书等情形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气象执法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是导致部门气象执法文书不规范的客观原因。
四、气象行政执法文书规范制作的措施
（一）制定不同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气象行政执法包括人工影响天气、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雷电灾害防御、施放系留气球、气象预报与传播、气象信息服务单位等方方面面，主要特点是专业性较强，且适用法条单一，所以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处罚对象，将经常用到的法律条款规范地写到不同格式文书中，执法人员在处理对应违法行为时只需要填写基本信息即可完成。这样的格式文书既可以实现气象处罚决定的简洁明了，又能够提高气象行政效率。（二）动态调整行政执法文书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针对气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执法体制、执法方式的改革、调整情况，动态调整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格式，完善执法文书内容，细化不同执法文书使用技巧。始终以方便操作为主要原则，及时收集气象执法一线人员对文书使用的反馈意见，了解文书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具有针对性地完善气象执法文书内容，满足气象行政执法的实际需要。（三）健全执法队伍，规范执法行为一是执法要坚持属地原则，小案自办、要案集结。选拔政治素质硬、法律意识强、工作作风正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执法队伍，克服职责不专的问题，逐步建立一支集执法和研究于一体的专业执法队伍。二是要加强对执法队伍的培训，提高执法人员对行政法、气象法等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和应用水平。形式上应多样化，在集中培训、法律授课等主要形式外，还应增加案例重演、执法竞赛、案卷评比、外出调研、互助交流等形式，以期从不同角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其执法行为。（四）完善气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机制国务院在《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气象部门虽然每年组织开展气象案卷评查工作，但是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评查制度，各地区的评查模式也存在差异。对此，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可以制定统一的《气象行政执法案件评查管理办法》，并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定期组织评查并公布结果，配合一定的奖励和惩戒措施。同时可以推行气象案卷电子化共享，有利于实时监督气象行政执法行为，及时发现执法文书中的问题，方便不同气象执法机构间相互学习先进经验。
参考文献：
[1]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2.
[2]杨晓琼.行政执法文书的规范化研究——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视角[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
从轻处罚申请书范文5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安乐死 非犯罪化
一、 刑法学与犯罪学关系：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前提
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 也有人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缺少被害人的犯罪，即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其就不能成为刑事案件。
上述定义都表明了无被害人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没有被害人。但对该“犯罪”的属性并不明确。而要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必须要对“犯罪”的性质作以澄清。虽然犯罪作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研究的客体，但“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具有较大的不同”。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不同使二者在犯罪概念上得以区分。犯罪概念的提出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规范（法律）和事实（实体）层面。犯罪学是规范性学科，其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而犯罪学上的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 可见，犯罪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其研究对象还包括社会中其他被作为否定评价的现象，诸如反社会行为、酗酒、滥用以及无家可归等。在刑事违法性上，“刑法学犯罪概念中的‘违法性’要素，在犯罪学犯罪概念中，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存在的”。 而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正是基于二者在该点上的区别提出的。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分别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还是缩小刑法干预范围。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表明该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当然性”，在犯罪学中就表现为刑法中规定某种行为的“应然性”，即是否应当赋予某种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将其纳入到刑法学视野范围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即是对于已经存在刑法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从刑法规范中剔除，不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至于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根据则在于两者在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基础上。
由此可见，无被害人“犯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另一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因当事人相互间的合意，纵使是属于犯罪或偏差行为，当事人均不会对此等行为，向执法机关投诉。至于若从刑法的观点而言，则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犯罪行为不会造成法益侵害（包含个人、社会、国家法益）或法益危危险；换言之，乃指无明显法益保护的犯罪而言。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就是分别就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犯罪而言。犯罪化之“犯罪”即是刑法意义的犯罪。刑法上的犯罪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仅仅是对在此前已经实际存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确认，在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顺序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学上的犯罪）是先于刑法定义的出现而存在的，即先有实质（事实性）犯罪，后才有对实质（事实性）犯罪的刑法确认（法定犯罪）。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原来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行为不再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应从刑法中剔除去。因此，虽然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能由此抹杀刑法学上和犯罪学的联系，正如耶赛克所言：“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学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则正好反映了犯罪学和刑法学在犯罪圈扩展或紧缩的关系。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战后欧洲的非犯罪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赌博、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荷兰是后来居上的，荷兰人以一些令人咋舌的前卫或者务实精神，不仅积极推动**、同性恋、吸毒等这样一些行为的非犯罪化，而且率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了。
二、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围绕安乐死的争论还在广泛的进行着，但安乐死的实践一直都在悄悄进行着。
在我国，安乐死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我们一直就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合法化，抽象一点讲，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个人自由，抽象的人权保护，抽象的个人自觉，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说反对安乐死，主张把安乐死仍然作犯罪处理是有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 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 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 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学说上意见不一。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四、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面临的难题
对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的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深入，而要做到使安乐死非犯罪化则面临许多难题。尽管前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条件已作出分析，但从立法技术上来看仍然有难以确定的方面。如病人的痛苦“不堪忍受”应该以病人本人的忍受能力为根据，还是以社会上一般人的忍受能力为标准？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肉体痛苦的忍受存在差异，法如何规定才能使之明确，此为一难；再如“不治之症”的确定，也就是法律如何规定不治之症的范围？医学的发展使其范围不断变化，无论法律作出概括性的规定还是列举似乎都不够妥当，此为二难；又如安乐死的对象由于上述标准不明确而难以确定，此为三难；还有如行为人的人道主义的动机也难以从立法的角度加以明确。要想对安乐死科学立法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对待在我国的安乐死的问题，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在目前看来取决于这种法律上的正式安排条件是不是成熟。这涉及我国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否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的保障，我国的福利卫生与社会医疗体系，是否能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保障，医务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以及医术水平，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等等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给安乐死行为出罪、阻却罪责，给它作正当化处理或者至少不罚的一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