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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1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危机;认知主义;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d，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6（24）49-58.
[3]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J].浙江社会科学，1997（2）.
[4] 郭慧玲.“危机”与“脱危”：西方社会心理学近期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2015（2）51-54.
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2
【关键词】密苏里大学 双师型 新闻与传播硕士
一、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的特点
早年，我国高校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型硕士教育为主，目的是为了培养教学和科研专业人才。但传统的培养模式使得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着知识体系单薄、创新思维弱等问题特点，不能适应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的需求。于是，国务院委员会在2010 年批准开设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其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
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考核机制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无法严格区分
虽然学界已经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严格区分，高校也因此将原来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修改。但是在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里，某些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仍然是由原来的理论课教师授课，所讲授的内容与之前的相差无几。而且，专业选修课的开课也是根据学生的选课人数及老师的上课时间而定，有些对于专业硕士比较重要的课程，却因为选课人数过少或是没有相应的老师授课而不能开课。最终，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方案与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方案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些课程的学习不能满足新闻媒体部门对专业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不能达到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2、教学内容实践性缺乏及考核机制过于宽松
专业型硕士学位的设置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特别是对于新闻与传播学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更需要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新闻与传播硕士的课程内容往往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主，实践课程并不多。各高校在新闻与传播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投资力度不够，教学与实践脱节。并且，高校对于新闻与传播硕士的考核机制仍然侧重于科研能力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因此新闻与传播硕士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理论知识和论文写作上，实践活动相应减少。同时，大多数新闻与传播硕士所发表的论文学术性不高，最终导致专业型硕士学生在学术要求与实践能力上都达不到研究生应有水平。
3、师资队伍建设的管理欠缺
国务院委员会在培养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培养方案中指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重视吸收来自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但在实际教学培养过程中，各高校对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师资配置上有很大差别。校内的教师理论知识丰富，但是缺乏实践能力；校外聘请的教师，虽然实践能力较强，但是很多外聘教师在名义上作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兼职导师，多数导师并未尽到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的责任，更多情况学生还是与校内教师完成科研项目。同时，高校对校外教师缺乏有效的管理，兼职教师可能因为自身工作的原因无法定期指导学生，甚至无故中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和其他工作。
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模式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美国第一个开设新闻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大学，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雄厚的师资队伍，更是在新闻教育上有着自身独特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其独创的“密苏里方法”（包括课程体系、实践体系、支撑体系）对美国的新闻教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独特的课程设置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在建院初期提出他的教学理念：实践是新闻学习的最好方法；新闻工作不是封闭性的，而是一项面向全世界的工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教学理念，密苏里新闻学院培育出全世界优异的新闻界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将硕士学位教育的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研究生二年制的学生一共有16种专业方向，且每个方向都有不同的课程（“4+1项目”即本硕连读的学生也有9种不同方向的课程设置）。课程包括理论知识：美国新闻史、新闻学基本规范、传播法等；实践能力包括让学生掌握基本采访、写作、编辑等技能。
2、完善的实践体系
在硕士生的录取方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会优先考虑具有媒体工作经验的申请者，这并不是忽略那些完全没有经验的申请者，而是对于这些没有经验或是经验不足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提供实践的平台：在创办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同时，学校也创办了一份面向社会发行的报纸――《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在校学生可以在该报社兼职。不仅如此，学院还创办了日报、商报、电台等，在这些媒体中，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部门实践。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KOMU是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的一个分支机构，在这家商业电视台里，记者、制片人和电视录像制作人都由学生担任。在这些机构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使得学生在进入社会后更加符合新闻媒体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3、严格的考核机制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专业硕士需要在研究生阶段完成不少于37个学分的课时，平均每学期修4门课。除了新闻与传播知识的理论课外，学生还需要修一定的实践课。成为《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的记者就是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报纸采访、写稿、编辑。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生中，有75%的学生选择做专业项目，他们毕业后直接去新闻媒体工作而不会选择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这部分毕业生更希望对自身的工作技能有更好的锻炼，他们将目标放在了专业领域上；而剩余的25%需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则选择提交毕业论文。
4、多元的师资队伍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师资分为专业实践课教师和学术教授两个方面。学院对于专业实践课教师主要注重于他们的工作经验、授课技能和专业成果上，这些教师大多数都是在业界有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能传授给学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技能。同时，专业实践课教师们拥有广阔的人脉关系网，能为学生的求职道路指点迷津。在对学术教授的考查上，学院更倾向于他们的科研能力、讲授能力和学术成果等。学术教授不仅为学生授课，也会参与院内外学术或行政会议，担任研究生论文评审委员，带领学生做学术科研项目。
三、对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尽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专业硕士的培养上具有很强的借鉴性，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模式，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适合中国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密苏里方法”。
1、加强新闻与传播硕士课程的实践环节，创新教学内容
在进行新闻与传播硕士教育的培养过程中，必须严格与学术型硕士区分开，不能再采用“一刀切”的培养模式。在这期间，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打造相应的实践平台，加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实践环节。首先，有实力的高校应当创办自主的面向社会的新闻媒体，不仅提升了学院的声誉，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其次，充分利用学院实验平台。新闻与传播硕士除了学到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之外，也可以利用学院的实验平台得到自身实践能力的提高。此外，要加强与校外媒体单位的合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教学内容上，我国大部分高校都还停留在一成不变的专业知识的教育。创新教学内容，将全世界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传授于学生，同时也要多提供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让学生了解在不同文化下的媒体运作的特点。
2、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构，改进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还是由校内理论教师进行授课，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俨然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一方面，应该加强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的协调，引进优秀的校外兼职教师。例如可以聘请一些新闻单位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加强校内外师资的交流。另一方面，原来的校内在职教师也可以安排到媒体单位挂职锻炼，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
与之相对应，师资队伍的管理也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对于校内教师可以设立校内教师评估委员会，主要负责校内教师的引进、晋升、评定和解约等。对于外聘教师的评估，应由各地方政府建立起地方性的教师评估机构，主要负责校外教师的能力评定及教师的引进等，加速该地区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构。
参考文献
①蔡雯、周欣枫，《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学模式探析》[J].《现代传播》，2006（2）
②武志勇、李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J].《新闻大学》，2009（4）
③童兵，《为高层次新闻人才培养拓宽路径――对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期待》[J].《新闻前哨》，2010（10）
④董小玉、韩丹雨，《开放・实践・融合：构建西部高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J].《当代传播》，2012（10）
⑤卞地诗，《美国的新闻硕士教育对我国媒介人才培养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1）
⑥党苗苗，《当代新闻学研究生教育的困惑与出路》[J].《东南传播》，2008（11）
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3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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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4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5
关键词：体育新闻；实践教学；实验室建设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137-02
我国体育新闻专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目前有近 20 所高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为新闻学教育增加了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求。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创办于 2005 年，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探索，已经初步构建并明确发展方向与目标定位，2012 年在学校的总体规划下开始实施 2013 版体育新闻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针对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构成、课程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进行了重新梳理，使之规范化和系统化，并突出和强化了实践教学，突出了学生专业素质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实践教学体系提出的依据
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新闻学是特别强调应用的人文学科，体育新闻专业更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对专业能力有明确的要求，如对体育运动项目的了解，对采写编评及摄录采播技术与能力的要求，实践能力也恰是体育传媒行业对当前教育的要求，只有开展实践教学模式，才能够培养出综合素质高，既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又能胜任各种岗位技能操作和管理的综合型人才。
其次，实践教学体系和内容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要从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要求出发，提出本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并将其为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在 2013 版培养方案中对培养目标的要求是系统掌握新闻学、传播学和体育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专业素养，熟悉我国新闻、宣传的政策法规，了解新闻与体育行业的发展变化，能够在新闻、出版、宣传领域从事策划采编、媒介经营管理及文化传播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体育新闻专门人才。
二、实践教学实施方法
（一）完善教学计划，制定合理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建立要围绕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通过课程设置和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的配置而建立起来的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内容体系。体育新闻专业的实践课程体系加强了实践性，突出了应用性，将体育新闻专业的 23 门专业必修课分为三大类，学科理论课程、技术性的实务课程及实践平台课程。
理论性课程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事业史》等采用精讲的方式进行，以点带面着重介绍重要的理论，其余内容通过课外阅读书籍和讨论，研究论文等形式完成。如《中外新闻事业史》首先为学生梳理历史发展的大体脉络，挑选重要史实和人物精讲，其余内容以作业和课外阅读形式进行，同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查找报纸原件，探寻历史人物足迹等方式来还原历史，并在课上进行讲演。
对技术性的实务类课程如《体育新闻编辑》、《新闻评论》、《体育摄影》、《体育赛事报道》等增加了课程种类及学时，增加实践教学周。每个重点实务环节必须进行实践练习，如在《体育新闻编辑》教学中，以任务驱动为主要教学方法，从教学开始阶段为学生布置实践作业“设计并完成一份报纸”，每人要从报纸的媒介定位、产品设计、报道的策划与组织、稿件的分析与选择、稿件的修改、新闻标题的制作、版面设计、实际版面制作几个环节，将报纸从设想到完成一份真正的报纸，实践整个报纸编辑环节，实现了人人动手、一对一的进行实践操作与指导。
实践平台类课程如《电视摄像与编辑》、《图片编辑》、《电视节目制作》、《体育播音与主持》、《网页设计与制作》、《新媒体技术与应用》等，依托实验室将三分之二的教学环节安排在实验室或课堂之外，所有课程都要安排各种作品的实践，期末试卷不做纯理论与文字考核。
（二）完善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基地和实验室是推进体育新闻专业改革的基础工程和保障，将实训基地的建设作为重要基础设施来实施，通过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使得实训基地与实验室在培养实践创新人才中发挥重要作用。
体育新闻专业计划建设及升级演播厅（包括录音室）、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平面排版与设计实验室、摄影实验室、体育主持模拟实验室、新媒体实验室，这六大实验室针对不同课程和实践要求，进行统筹规划，明确功能，同一个实验室能承担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增强学科专业的适应性，提高使用效益。从功能上看演播厅、电视编辑实验室、体育主持实验室将直接服务于电视媒体模块课程包括《电视节目制作》、《电视摄像与编辑》、《体育播音主持》等课程，平面排版设计实验室与摄影实验室服务于平面媒体模块课程包括《图片编辑》、《新闻编辑》、《摄影基础》等课程，新媒体实验室服务于新媒体模块课程包括《网页设计与制作》、《新媒体技术与应用》、《新媒体营销》等课程。
同时，实验室与实训基地要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加大开放力度，帮助学校及其他专业进行技术培训、会议保障、科研与科技服务等工作，使得实验室成为学校科研发与人才培养的基地，为鼓励、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开放实验，将学生参加开放实验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纳入要求，强化对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第二课堂及校内外实习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充分沟通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将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开放型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课堂活动将密切结合体育新闻专业的特点，利用体育学院的体育术科项目优势，使得学生深入了解体育运动项目，为今后从事相关项目报道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可以丰富课外生活，加强身体锻炼。第二课堂提供了足球、篮球、跆拳道、羽毛球、乒乓球、体育舞蹈等运动项目，供学生选择，在固定时间提供场地，由运动训练专业指导员进行辅导。其次，针对专业技能定期开展各种知识和技能竞赛，如海报设计大赛、报纸版面设计大赛、体育解说员大赛、微电影创作大赛，学生通过这一系列校内实践活动，能够对创新能力得到很好的培养与锻炼。同时，还与图书馆、大学生体育馆、继续教育学院进行全面合作，建校内实习平台，提供志愿者，新闻宣传等服务。
此外，赛事志愿者活动是长期坚持下来的特色，每年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中国网球公开赛”、“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羽毛球冠军赛”等国际、国内大型赛事中，体育新闻专业学生已经成为了固定的志愿者团队，在赛事期间提供了球员接待、赛场服务、票务服务、场地保障服务、媒体服务等工作，在多种志愿者活动中，许多学生通过接触赛事、球员、规则、体育记者，对赛事流程，运动项目，培育兴趣爱好，新闻技能实践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锻炼，已经成为该项赛事的准专家。
在校外实习方面，将实习与社会实践作为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来落实，相继与《北京日报》体育部、中央电视台《体育星探》栏目、人民体育出版社、《田径》杂志社、乐视网等 20 余家媒体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机会和实践条件。
（四）构建毕业设计实践教学模式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体育新闻专业的毕业设计之前全部为毕业论文的形式，大部分毕业论文更偏向于理论和科研性质，对学生的实践能力锻炼与考核明显欠缺。在新版的培养方案中，对毕业设计进行了明确细化，毕业设计可以以毕业论文和毕业作品两种形式来完成，毕业论文对选题、格式规范、研究方法的使用、论据论点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毕业作品可从平面、电视、新媒体三个模块中选择相应的新闻作品做为毕业设计，同时对毕业作品在设计、主题、数量、规范、展示等方面提出要求。
三、实践教学的保障措施
（一）转变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助力实践教学
对学生的教学活动，不能仅停留在传授理论知识体教师，要形成联系实际，以实战出发为指导思想的教学观念，着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二）加强教师队伍与专业建设支撑实践教学
教师队伍与专业建设是体育新闻专业的基础工程和根基，对实践教学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逐步整合教师资源形成平面、电视和新媒体三个研究方向，争取每门课程能够由两到三名教师进行讲授互助提高，形成专业强势。
同时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鼓励教师横跨两个或三个研究方向。每学期对教师要进行单独或集体的专业技能培训，如运动项目知识培训、摄影摄像技术培训、网络技术培训、新媒体行业进展培训、电视包装培训、演播室节目创新、平面创意培训等等，通过各种培训、培养途径，使他们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并对表现出色的教师及实验室进行表彰和奖励。
在教材编写方面，目前已经有两套系列教材，体育新闻传播系列教材及体育新闻实训系列教材，同时对国外体育新闻实务研究的系列著作正在编译中。届时将形成三套系列教材，能够对体育新闻专业实践从理论和实务层面进行指导，并具有一定国际视野。
广泛与校外名师及体育新闻行业工作者合作，通过校内讲座，项目合作，邀请进入课堂教学等环节。
（三）完善实践教学规章制度护航实践教学
科学管理必须要有规章制度进行保障，为使实践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在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培养方案》的精神下，将逐步修订和制定各门课程的课程要求、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第二课堂管理规定》、《毕业设计工作方案》、《新闻实验中心管理规定》、《新闻实验仪器设备管理规定》、《本科毕业实习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从而使实践教学管理更趋于规范化，为实践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提供了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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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媒介融合趋势给应用型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媒介融合趋势对应用型新闻教育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现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调整课程体系、改进师资结构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路径和建议。
“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兴作业模式。在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媒介融合”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传播通道有效地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近年来，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已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趋势亟需复合型新闻人才
媒介融合对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其中人才战略是改革的重点。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必须关注并适应这一变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不断改革新闻学教育，培养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媒体融合复合型新闻人才。
追溯起来，用“融合”（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媒介的发展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术语逐渐成为描述媒介发展趋势的通用概念。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这些研究可以说铺展到了与媒介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涉及到媒介经营与新闻传播的各个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论研究日趋繁荣的进程中，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也日趋兴盛。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最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百余家传媒机构都相继开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逐渐形成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国际传媒业媒介融合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着复合型新闻人才。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在总结美国比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闻传播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体传播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第一种人才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培养出来，只能在媒介竞争中大浪淘沙磨练出来。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第二种新闻人才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训培养出来的。新闻院校可以也应当承担起第二种人才的培养任务。200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世界上设立了第一个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专业。目前，美国很多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媒介组织都在进行这类培训，让文字记者学习摄影、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学习音频、视频编辑技术和图表制作等。力图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抢占先机。
近十年来，国内媒介融合大势乍起，但媒介之间的融合主要还是在报纸与网络之间，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华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先行者，开始进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们在探索与实践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与业界的探索实践相呼应，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的相关理念与实践；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在全国首设新媒体专业方向，开展了媒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践；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但是，与国外新闻教育的改革相比，国内新闻院系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学界对是否需要从新闻教育的角度对媒介融合的趋势进行回应，至今仍有争议，主要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这样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2]总的来看，虽然还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持疑虑的态度，新闻教育界针对媒介融合趋势的教学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趋势及早做出主动性反应和调整，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未雨绸缪，终归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做法。
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内在要求的不相适应
面对国际传媒业方兴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新闻实践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新闻教育要超前把握，开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认真解析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决方法。 转贴于
笔者认为，现行新闻教育实践，在应用型专业技能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要求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体分专业进行专门性教育的学习方法。各新闻院系的学生，基本上是4年时间学习一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要使学生毕业后适应媒介融合的工作环境，则要求他们在4年时间内掌握多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如何处理好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的矛盾，是培养媒体融合复合型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精通某一媒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涉及的内容很广，既需要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也需要专业技能的培训与实践。大学四年时间，要求学生掌握并精通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现有师资队伍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性媒介素养的差距。目前，承担新闻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后任教的。他们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单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多种媒介融合贯通教育的媒介素养。即使部分从媒体转到院校的老师，此前的媒体实践也主要集中在单一媒体，同样缺乏综合媒介素养。二是媒体的实践经验不足。大部分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新闻业界的现行变革状况了解不够，媒体实践经验特别是多媒体融合的实践经验明显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师担当的现行课程体系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还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设置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与单一媒体实验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闻实验室依然是按照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设置实验室的，如摄影实验室、电视非编实验室、报纸排版实验室等。媒体融合教育，要求实验室的设置也能实现多媒体融合，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
三、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可行性路径
未来媒体的主流传播形态必定是多媒体融合的传播形态，新闻学教育应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主动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现行应用型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内在需求的不适应，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从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讨应用型新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改革课程设置，变单一教育为全媒体教育
针对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高校可以“一专多能”为导向，对新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4年的大学教育时间内，可以让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和实践某一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对其他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则依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和可能，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其选修涉猎。对“一专”的媒体，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精通”的目标；对“多能”的媒体，则只要求学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晓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学一、二年级可以集中安排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并完成各专业的初步技能课程，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在培养媒介基本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同时，即对各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树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三学年，则可以设置专业方向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可能就业的方向，选择专业。对所选专业方向的知识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体系。与此同时，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学生对其他专业的课程进行选择性学习，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培养全媒体教师队伍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当务之急，是要引导教师清醒地认识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培养超前把握的责任意识，逐步树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要引导教师深入研究新闻业界的变革与发展。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技术支撑、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等，对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归纳，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针对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需求，要充分发挥各位老师的业务专长，使其在培养学生“一专”的知识和技能上发挥作用。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要有计划地“走出去”，进一步了解当前业界的变革和发展状况，及时将最前沿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与此同时，要大力改革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大一、大二阶段，可以尝试在专业基础教育上将各媒体打通，同一门课程试行多个老师讲授多种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课则要突出“精通”意识，引导学生在精通某一媒体的基础上达到对其它媒体更深层面的认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体界限，构建以媒体融合实验室为中心的实践基地
要从媒体融合教育的需要出发，建成与未来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全真教学实验室。要大力开发基于全媒体资源库的多种媒体业态融合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媒体融合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一站式全流程运作，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媒体融合意识和操作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要努力把课堂和实验室变成解读与创新媒体融合的模拟试验田，紧跟业界媒体融合的创新实践，培养合格的“一专多能”型全才。以媒体融合为导向，培养“一专多能”式复合型人才，是新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它期待着更多的探索与实践进行破题攻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