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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调查报告范文1
一、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现状
改革开放初中期，我国靠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现在依靠制造业单一生产型、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造成我国经济内外失衡。我们要把这次经济危机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一次机遇，引导三次产业本着着眼现实、着眼未来、着眼世界的原则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目前，株洲经济正处在追求总量和速度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协调的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期。我们应从经济运行质量、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结构变化、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五方面综合考虑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现状。
（一）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提高
“十一五”以来，株洲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走低投入、低耗能、高产出、高效益的发展道路，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加快。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全市税收收入29.14亿元，比增长87.9%，年均增长23.4%；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6.74亿元，比增长90.3%，年均增长23.9%。，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93.2%，比提高61.8个百分点；工业利润总额30.31亿元，比增长74.4%，年均增长20.4%。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为16430元，比增长46.3%，年均增长13.5%；农民人均纯收入5837元，比增长72%，年均增长19.8%。
（二）经济运行环境较为宽松
近年来，株洲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通过推进决策科学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下放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加强公共行政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十一五”以来，株洲经济的良好运行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善密不可分。截至末，株洲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755.44亿元，比增长62.2%，年均增长17.5%；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49.34亿元，比增长54.1%，年均增长15.5%。株洲逐步完善城市和产业布局规划，改善了城区路网、强化了城市管理和优化了交通秩序，城市品位大幅提升，极大地缓解了株洲发展的空间瓶颈问题。目前株洲突出“一提两改三化四创”，正在形成“一体三极、一圈三环”的城市发展新格局。资金供应稳步增加与城市功能的逐步完善，为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三）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仍以二产业为主
近年来，株洲以发展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到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调整为12.1：54.7：33.2，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1%、59.3%和35.6%。与相比较，一产全市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下降1.9个百分点；二产全市比重上升4.4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下降0.4个百分点；三产全市比重下降3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上升0.1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株洲二产业发展最为迅速，株洲产业结构仍以二产业为主。
（四）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
“十一五”以来，株洲坚持发展与节能同步、开发与节约并举，以狠抓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工作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株洲万元gdp能耗1.39吨标准煤，比下降11.8%，年均节能3.8%，超过全省目标0.1个百分点。同时，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gdp电耗分别由的2.93吨标准煤和1206.2千瓦时下降到1.54吨标准煤和1016.3千瓦时，分别降低47.4%和15.7%。同样，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全市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由的56.02万吨/日提高到的57.25万吨/日，增长2.2%；工业烟尘去除量由的121.65万吨降低到的115.18万吨，下降5.3%；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量由的185.27万吨提高到的238.13万吨，增长77.8%，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五）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
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株洲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围绕运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环境，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业对于株洲经济有着风向标的作用，以科技创新促进工业发展是推进“工业强市”方略的重要举措。目前，全市拥有7个国家级、19个省级技术中心，7个国家级、2个省级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经费达16.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8%，居全省首位。到末，株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55家，实现高新技术增加值143.8亿元，高新技术增加值占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5.9%。
二、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株洲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株洲经济，特别是二产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与株洲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有的经济指标看，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产业结构矛盾仍然突出
近年来，株洲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但结构性矛盾仍较为明显。首先是工业内部结构矛盾突出，层次不高。由于多年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影响，资源型和原材料工业仍占主导地位，多数产业位于产业链条上游，下游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不多。其次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总量不足，比重偏低，“十一五”以来株洲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一直在34%至35%左右，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这一比例在60%至80%之间；二是领域狭小、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发展缓慢，至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70.7%、70%和70.2%，而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比例过低，发展严重不足，吸纳就业能力不强。
（二）研发能力相对偏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为1145家。其中，国有企业47家，集体企业47家，股份制及其他企业1051家，分别占4.1%、4.1%和91.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自主创新活动的仅有102家，覆盖面为8.9%。数据显示，自主创新活动尚未成为株洲工业企业的普遍行为。此种情况如不改变，可预见的结果是研发的低投入，直接导致技术落后，进而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与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企业陷入只重视产量和价格而不重视研发投入的恶性循环，进一步阻碍技术进步，这样必将严重制约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
（三）高排放、高能耗的现状未得到根本改变
由于株洲属典型的重工业城市，主要工业原料与能源消费品种，例如冶金、化工、煤炭在加工转换及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较为严重，且处理成本过高，部分经济增长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得不偿失。另外，株洲经济结构偏重，高耗能的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行业发展迅速，这种重型化工业导致了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过分依赖，同样对能源消耗过大。以株洲工业支柱行业中的化工为例：化工行业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49.3亿元，同比增长22.1个百分点，耗电量下降2.5个百分点。虽然数据显示化工行业耗电量增长速度低于增加值增长速度，但是从总量构成的角度来看，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14.3%的化工行业消耗掉的却是全市24.9%工业电量。同样属于株洲工业支柱的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51.3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14.9%，消耗掉全市27.1%的工业电量。
（四）发展空间仍然不足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株洲不断加大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加快房地产开发、园区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土地资源日渐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株洲旧的建设布局比较分散、零乱，规划不尽合理，造成现今株洲发展空间不足，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株洲逐步完善城市布局规划，空间拓展也取得初步成效，但用地仍趋于紧张。
三、推进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从株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有效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和市场调节作用，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向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环境生态需要转变。要继续推进株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快服务平台建设。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按照立足科学发展、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提供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政府发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而需要加快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合理规划，拓展发展空间，继续加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完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技术交易、人才培训、劳动力供给、信息服务、管理咨询等方面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与服务水平。
2、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株洲要继续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加快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步伐，继续实施“5115”工程，按照集中式布局、集约化生产、集群化发展的要求，打造千亿产业集群，构筑以“两型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以加速园区建设为重点，以“大招商、招大商”的理念为纽带，大力支持高新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和陶瓷创意产业园做大做强，发展各县区工业园区和工业小区，突出骨干项目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做大做强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一、三产业，实现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农业设施建设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增长，通过扩大农业设施规模，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基地，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造出更多的农产品品牌，培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提高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扩大服务业规模和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平，继续加强传统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和旅游产业，大力促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子商务、金融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房地产业，积极引进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入驻株洲，积极利用好国家、省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实现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共同发展。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2
一、沿街店面房存在的主要火灾隐患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于建筑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的百货店、理发店、修理门市部等公共服务用房称作商业服务网点。对于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或者根据其使用功能，沿街店面房可分为商场、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对于高层民用建筑，沿街店面房被称为商业营业厅。对于附设于高层民用建筑和多层民用建筑底部的沿街店面房，虽然其消防技术要求有所不同，但其火灾危险性基本相同，沿街店面房主要存在以下火灾隐患：
一是 三合一现象严重。沿街店面房往往底部作为经营用房，夹层或二层作为仓库、住宿使用，形成了集仓库、经营、住宿于一体的典型三合一建筑。
二是建筑物耐火等级低。沿街店面房往往被作为经营用房，夹层楼板和楼梯往往采用木质材料或未经防火处理的钢质材料，降低了建筑物的耐火等级。有时，因造型需要和突出艺术效果，采用可燃材料装修，不仅降低了建筑本身的耐火等级，还人为增加了火灾荷载。
三是消防设施配备不到位。大部分沿街店面房在建设初期按一层进行设计，其消防设施的设计也按一层进行考虑，内部加了夹层后，其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往往被忽视，有的业主不仅没有按加层后的实际进行配套完善，反而将原有消防设施人为废除。
四是疏散设施达不到规范要求。沿街店面房在改造过程中，由于建筑结构的局限，很难达到规范的要求，撇开内部楼梯的设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业主出于防盗的考虑，底层门窗周围安装的防盗网、卷帘门等防盗设施，在火灾情况下，妨碍了疏散设施的正常使用，影响火场逃生。
二、沿街店面房形成火灾隐患的原因
一是设计的盲目性。沿街店面房建筑面积不大，一般为几十至几百平方米不等，底层楼层高度为3-5米，有的店面房楼层高度达4-9米。开发商或建设单位往往将店面房的楼层高度作为卖点，致使沿街店面房的楼层高度越建越高，楼层高的可分隔成三层，有的甚至可在中间形成一个小中庭，设计人员在设计时，过于迁就开发商，没有从实际使用需要进行通盘考虑，仅局限在平面局部，就事论事，草率设计。
二是改建的随意性。沿街店面房的经营者多为个体工商户，其消防安全意识普遍不高。由于经营需要，业主往往在门面房内随意改建、搭建和内部装修，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同一间店面房今天是美容院，明天可能就换成了卡拉ok房。
三是经营的多样性。沿街店面房经营项目多样，一排沿街店面房中，超市、百货店、饮食店、美容美发店、茶楼、打字复印、服装、装饰材料、家庭小作坊等应有尽有。可以说，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店面房，什么项目赚钱快，就经营什么项目，且沿街店面房改建成公共娱乐场所和经营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屡见不鲜。
四是管理的独立性。一栋建筑内的沿街店面房往往由多个单独的门面房组合而成，各自的门面房自成一体，门面房之间用隔墙进行分隔，各自为政，互不干扰。同时由于面积小、规模小等原因，一般均未经消防、工商、公安等行政许可，日常也难以将其纳入管理视线。
三、加强沿街店面房消防监督管理的对策
一是改进消防设计。根据对沿街店面房的实际使用情况的调查，一般情况下，对于层高超过5米的店面房，业主都将其分隔成了两层，因此，设计单位在消防设计时，应从实际使用角度出发，按两层对其进行消防设计。对于国家规范没有明确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建筑底部的沿街店面房，应增设消防水喉或简易自动喷水灭火设施，给水管道可直接由市政管网接入，由于店面房位于底层，只要进水管的管径足够，其消防水喉或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就能基本满足扑救初起火灾需要。对于需要设置室内消火栓的店面房，考虑到店面房的独立性及利用室内消火栓扑救火灾的可操作性，可采用将室内消火栓设在建筑的外墙上，或者在建筑附件增设室外消火栓，各门面房自已配置水带、水枪的方法替代。对已经设置了自动报警喷淋的店面在改造过程中应及时增加报警、喷淋设施。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3
其实，这种反差现象的产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准确地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发生了转移，不然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效益的转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个人分配三个方面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稳定。
第三是向个人分配转移。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改革以来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局部实行了工效挂钩，如经营者按承包利润提成，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设计员按设计费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个人倾斜。效益向个人分配转移的结果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导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使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民营经济、股份制的发展等。
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经济效益较高的原因恰恰与当前发生的转移相反，那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业领域：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的价格都压得很低;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费;职工的工资也很低;从而保证国有工业有较高效益，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经过30年后，基础产业的瓶颈、第三产业的衰退、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不高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要调整经济结构时，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就必然会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上述国有工业效益的转移是我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个旧方言；语音系统
Abstract：This is a first-hand material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Gejiu dialect，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study of southwest Mandarin and its several dialects.
Key words：Gejiu dialect， phonetic system
第一部分引言
1.个旧概况
个旧位于云南省南部，境跨东经102°54′至103°25′、北纬23°01′至23°36′之间，面积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万，少数民族人口约16万，世居民族有彝、回、壮、苗、傣、哈尼、汉七个。“个旧”是由彝语“果作”的音译演化而来，意即种荞子、吃荞饭的地方。个旧是以生产锡为主的冶金工业城市，中外闻名的“锡都”。
2.语言使用情况
个旧市除汉族外，尚有21种少数民族，其人口占总人口数约35%，属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区域内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汉语为主要语言，是全区各民族交际的共同语；部分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彝语、壮语是除汉语以外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多数少数民族能使用汉语。由于，汉语同各少数民族语之间相互渗透，少数民族语之间也相互影响。
3. 个旧方言的形成及类属
个旧因其富有锡矿从清代始大规模开发，从而大量汉族人口迁至此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个旧设厂，称“个旧厂”，专收锡、银课税。光绪十一年（1885），设个旧厅，建立衙署，专管矿务。因此，矿业的开采对个旧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个旧方言属西南官话贵昆片。其在汉语方言中的系属可表示为：现代汉语方言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云南次方言贵昆方言片。杨时逢（1969）将个旧等地域昆明等地的方言划为“第一区”。吴积才（1989）认为个旧方言属滇南小片。滇南方言确有不同与西南官话其他方言的特点，路伟（2003）认为可将其划为一个独立小片。
第二部分语音系统②
1. 声母
个旧方言共有24个声母，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排列如下③：
声母说明：
（1）双唇清塞音p和ph不与y、iou、ou、ue、ua相拼；双唇浊鼻音m不与y、ue、u相拼。
（2）唇齿清擦音f不与i、y、iao、iou、ao、ue、ua、uo相拼，唇齿浊擦音v只与e、、u相拼。
（3）舌尖前音ts、ts和s只与i、e、、u、ao、ai、uo相拼。
（4）舌尖中塞音t和th不与单韵母y、相拼，与复韵母ao相拼；舌尖中鼻音n只与i、a相拼；舌尖中边音l与i、e、a、、、ao相拼。
（5）舌叶不送气塞擦音t只与i、o、uo相拼，舌叶送气塞擦音th只与i、ou相拼；舌叶清擦音只与i、ue相拼，舌叶浊擦音只与a、i、e相拼。
（6）舌面音t和只与i、、o、iou、ao相拼，th只与i、相拼。半元音j只与、相拼。
（7）舌面后不送气塞音k与e、o、、u、ai、ao、ou、ue相拼，舌面后送气塞音kh与e、o、、u、ou、ua相拼。舌面后浊鼻音只作韵尾，舌面后清擦音x只作韵头。
2. 韵母
个旧方言共有17个韵母④。
单元音韵母9个：i e a o u y
复元音韵母8个：iaoiouaiaoouueuauo
3. 声调
个旧方言有5个声调：55 33 212 51 21
4. 音节结构类型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戴庆厦. 语言调查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红河州个旧市人民政府[EB/OL].[2014-06-16]. http：///mlgj.htm
[3]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4]路伟. 滇南方言的特点和范围[J]. 红河学院学报（创刊号），2003，5：61-64.
[5]路伟. 云南个旧方言谓词的体范畴[J]. 中国语文，2006，1：26-30.
[6]吴积才. 汉语方言志（云南省志卷五十八）[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7]杨时逢.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595-610.
注解：
①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海**，女，汉族，25岁，居于云南省个旧市，2008年迁至北京上学并工作至今。调查方式为实地调查。
②本语音调查以《方言词汇调查表》为蓝本，共调查了399个日常词汇，并按声母、韵母分别校对，详见附录一、附录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间所限，调查词汇数量较少，所归纳的语音系统或存在遗漏，有待日后扩大调查规模进一步修正。另因学生无音韵学基础，故未能作历史演化分析，待完善。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5
[关键词]岭南方言 濒危方言 濒危语言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41-04
岭南是汉语方言的重要集聚地，品种多，结构复杂，分布形态多样。岭南粤、客、闽三大主体方言播迁海外，尤其是粤语，它是多数海外华人的母语或第二语言。岭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初期，国人一度兴起学粤语的热潮。不过，近20年来岭南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变，粤语北上势头已停息。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在岭南集聚和居留，岭南单粤语区和一些双方言区通行共同语和粤语的双言格局逐渐明显。偏远地区的方言，尤其是人口少的方言，深受双言影响与侵蚀，正在走向濒危和消亡，这已成为凸显态势。因此，关注岭南方言濒危问题，开展岭南濒危方言研究，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已有学者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濒危方言研究缘于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环境的牵动，以及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研究热潮的影响和感染。但是，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研究相比，汉语濒危方言研究在理论建设、技术运用、实践经验方面，还处于起步与摸索之中。岭南濒危方言研究是汉语方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也是近年汉语方言研究的亮点。本文就岭南濒危方言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岭南濒危方言研究的目标和当前任务
濒危方言研究与传统的方言研究有所不同。传统的方言研究主要体现为学术性，方言学者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调查和研究方言现象；而濒危方言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它也是应用研究和文化实践活动。David Crystal曾提出建立“应用保护语言学”。[1] （P8） 濒危方言研究就具有这种学科属性。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濒危方言研究不是语言学者的个体行为，而是需要方言群体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行为，是抢救和保护地域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工作的组成部分。（2） 濒危方言研究需要调查方言的生态系统，充分而有效地记录和收集方言资源，研究濒危方言活力延续的可能性。濒危方言研究的应用属性由语言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所决定。濒危方言研究的对象是濒危方言。关于濒危方言，目前还没有一致认可的定义，学者们对“濒危”的理解存在差异。我们认为，“濒危”具有动态性和级次性，濒危方言应包括活力不足、正在衰变的方言，以及濒于灭绝的方言；前者可能进行“抢救”，后者则无法“抢救”，惟有记录和保存语料。不管哪种情形，濒危方言研究都要围绕下面两个目标进行：（1）建立针对濒危方言资源的语言记录、描写和保存的现代科学体系；（2）挖掘濒危方言的资源价值，系统研究濒危方言资源的可利用性。这是濒危方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偏离了这个目标，濒危方言研究就失去了自身特有的意义。当前，岭南濒危方言研究主要有以下三项任务。
（一）对岭南汉语方言作补缺普查。过去20年间，岭南方言调查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粤语和客家话，成果丰硕。如：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10县市方言调查报告、粤西10县市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客方言调查报告、广东粤方言概要等等。同时，对一些土话群也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如粤北韶州土话和连州土话。尽管这样，岭南方言调查仍有许多空白。粤北和粤西、桂西、桂西北广大地域，还有众多方言没有得到充分调查；即使在珠三角粤语核心区，也还存留着零星早先未发现的方言岛。对岭南方言进行查漏补缺普查，是岭南濒危方言研究的前提。弄清岭南方言的具体种类、详细分布和现实使用状况，濒危方言的提出才有依据。
（二）编制《岭南濒危方言名录》。岭南众多的汉语方言中，哪些属濒危方言，濒危状况如何，这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目前岭南濒危方言的确定大多凭经验和印象判断。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岭南所有方言的语言活力进行科学排序，对方言生态作出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濒危方言作出科学认定，编制《岭南濒危方言名录》。关于濒危方言的认定，可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的指标体系[2] 和孙宏开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指标体系。[3] 前者是在总结国际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其基本原则、理论框架和相关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用于评估和鉴定濒危方言时，还需要细化各项指标，确保濒危方言的评估和鉴定在统一标准下进行，消除主观性。
（三）编写《岭南濒危方言调查手册》。岭南濒危方言研究虽然已经开展两三年了，但仍然以学者的学术意趣为主导，在研究内容、程序、记录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仍然拘于传统的研究路线，在方言调查、记录、描写，语料分析、立档、存储等方面，缺乏科学的规范和标准，研究成果也难以反映濒危方言的资源价值，采集的语料数据也缺乏可利用性。这种局面应当改变。目前应尽快编写《岭南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手册》，对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规定：（1）岭南濒危方言调查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方法；调查对象的选择标准，调查的内容范围和质量要求；（2）调查表格的设计以及格式规范，语料和其他材料的分类标准，材料建档的编码系统，相关数据的类型、统计模型和评估标准，材料分析处理的技术路线；（3）各种材料记录和收集的程序、方法和技术手段，材料存储介质的类型和技术标准，调查设备器件的规格和技术标准；（4）调查研究成果的类型、数量与质量标准。
编写《岭南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手册》需要方言学者通力协作。只有建立岭南濒危方言调查研究的工作规范体系，才能避免主观盲动，调查和记录的语料、采集的数据才会体现出最大的有效性和利用价值。
二、方言群体的主导地位与方言学者的服务角色
濒危方言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间性和生态性；使用濒危方言的大多是分布在乡村人口少的传统族群居民中。濒危方言研究是抢救和保护濒危民间文化遗产和资源的组成部分，民间群体的主导参与必不可少。这种主导地位表现为语言群体对研究计划和行动有知情权和支配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对语言族群的主导地位也作了明确肯定。
在少数民族语言族群中，越来越多的人…（1）要求对指导研究的要求与条件拥有支配权；（2）要求有权享有并在未来有权使用研究成果。例如，他们要求享有征得他们同意与否决的权利；他们想了解研究成果能给自己带来何种利益；他们希望有权决定研究成果的传播和使用方式。总而言之，他们期望拥有与外来研究者同样的平等关系，期望在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研究过程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4] （P35）
岭南濒危方言研究应遵循这一准则。从研究设想、规划到实施，应充分听取民间意见，有民间主体参与，以保证所记录和采集的方言资源数据全面、真实、可靠，体现方言资源的文化价值。
方言学者还应充分认识并摆正自己的角色。“尽管语言的记录者并不直接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却可以帮助政府注意到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语言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帮助这些族群提出他们的语言权和其他的人权要求，成为重要的中间协调人。”[4] （P35） 从这里可以看出，教科文组织对语言专家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濒危方言的研究者不只是濒危方言的调查记录者，同时也是方言群体的服务者――要关注方言群体的生存状况，为方言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濒危方言资源和文化遗产的抢救或保护，归根到底有赖于方言群体的自觉维护与传承，而要使方言群体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有自觉的保护意识，就必然要重视该群体的各种权利和诉求，使方言群体在保护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之中充分受益。这也是濒危方言研究的目标能否实现的真正动因。濒危方言研究应避免走单纯的学术路线，研究者应树立为方言群体服务的意识。与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要求相比，本地研究者的服务意识还普遍显得淡薄。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仅为追求个人学术成就而研究濒危方言，如以此获得课题，出版学术成果；二是排斥民间群体，不让他们了解和参与研究计划，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编写民间需要的读本、教材或工具书。濒危方言是学术资源，也是文化资源；为地方群体专有，也为社会共享。单纯以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为取向，是将濒危方言视为个人研究资源，本质上是对民间资源的一种抢占。每个研究者对此应有所警觉。濒危方言研究者应充分考虑研究成果对民间方言群体的效用性，同时应花力气培养民间语言文化积极分子，传授语言文化资源记录与保存的相关技能和技术，尽可能积极协助民间方言群体和地方职能部门，制订能使他们受益的语言文化发展规划，或参与这种规划的实施。
三、岭南濒危方言记录和描写的内容及质量标准
濒危方言研究的核心工作是对濒危方言资源进行收集、记录、描写。濒危方言的记录和描写要遵循四项原则：系统性原则、穷尽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5] 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曾提出，应根据濒危语言的不濒危状况，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并区分“保存”与“保护”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这一观点对于岭南濒危方言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充分记录和保存语料，是濒危方言研究的主要任务。但如何进行充分记录，还应根据方言的濒危状况，采取不同策略，即保存性质的“抢录” 和保护性质的记录。前者针对短期内面临消亡的方言，应尽最大努力在消亡之前作充分的抢录，对其语言结构作细致描写，利用各种存储介质对活态语料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后者针对濒危但不是必定消亡的方言。保护性记录，就是要从可能增强方言活力、使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角度，对濒危方言进行记录和描写，语料资源要求具有可利用性，能够为方言群体所理解、学习、使用和传播。岭南有不少濒危的土话群和方言岛没有进行调查和记录，对这些濒危方言要实施抢录。抢录应尽可能做到充分、全面和系统，即语料种类和数量必须充分，内容描写必须系统全面；还要考虑语言的资源价值，如文化价值、文学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价值、信息价值等等。其语料的采集、记录和描写，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对濒危方言的语音系统作全面描写，包括音系、音位变体的发音特性与分布、变调、各层级的语调（含韵律结构）。传统的方言记录大多限于声韵调基本系统的归纳，以及基本变调描写，记录的字词数量较少，忽视了句子、语段、语篇的字音、声调、语调的动态变化描写，这种记录法对濒危方言来说，不能达到充分性的要求。濒危方言的记录，除了静态音系描写和详细的字词收集记录外，还应对短语、句子、语段、语篇（含会话）等语言层级各种语音动态变化（包括社会变异或差异）做出描写。记录的语音材料应能够满足编写该方言语音学习（听说）教材以及语音语调教学和自学的需要。
2. 对濒危方言语法系统做详细描述，尤其是对虚词系统应尽可能做穷尽式记录。传统的方言语法调查往往只有几十条例句，对语段、语篇和会话中的篇章结构几乎没有描述。濒危方言语法描述要包括词法、句法和辞章法，语法例句应充分记录自然话语的简单句、复杂句、长句和语段语篇。语法材料应能够满足编写方言语法学习教材，满足方言语法教学和自学的需要。
3. 大量收集濒危方言词汇，对词语用法做全面解释。应尽可能不遗漏地记录词语的所有义项，对词的用法，如使用场合、范围、褒贬意义、委婉或禁忌、感彩、雅俗特点、民间词源等作出描写。对自然环境词语、生物词语、文化习俗词语、姓氏人名、地名、俗语谚语、民间俗字造字等，都要充分记录和收集。记录词汇量应达到5000条以上，才能基本满足编写该方言专门词典和学习词典的需要。
4. 广泛收集和记录自然生态下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童谣、歌谣、戏剧或表演的口语语料，民间礼仪习俗（如婚、丧、节庆、祭祀等）的口传（口唱）材料，如师公、道士、法师、祭师的口唱或口诵语料，并作详细注音、转写、翻译和注释。自然语段或会话在日常语速（约每分钟30-60音节）下，时长不低于2小时；长篇语料不低于4个小时，语料总时长不低于6小时。这样才能基本达到编写该方言听、说、读、写教材的需求。
5. 所有记录和描写方言的语料，应有相应清晰的原声档案。原声语料的采集应兼顾不同类型的发音群体，原声语料在质量上应能够进行二度利用和开发。
6. 根据民间的普遍知识程度和需求，征求民间意见，制定简明易学且能为民间接受的拼音方案或文字转写系统。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应充分借鉴汉语拼音方案，拟订濒危方言的拼写系统。
濒危方言不能仅以原始语料和学术研究著作形式留存，而应以统一规范的，便于学习、使用和传播的文档和多媒体介质等形式保存。因此，必须制订岭南濒危方言记录材料的类别、数量和质量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提出了一套指标（指标9），用于评估濒危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认为，记录材料应至少达到该指标规定的第3级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岭南濒危方言的记录材料，经过甄别、分析和整理的文档和介质成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应达到如下要求：（1）至少有1部对该濒危方言语法进行描写的语法教科书或专著；（2）至少有1部供民间查阅使用的濒危方言词典；（3）有发音清晰、语速正常、注释清楚、长短篇数量均衡、归类分明、时长达6小时以上的音像磁带或光盘，并配有文字对照（或转写）文本；（4）至少有1-2本适合濒危方言教学或自学的初级或中级教材；（5）至少有1本反映方言群体历史、文化、生活、自然环境、文学、艺术等内容的读本。
上述标准是从岭南方言现状和文化资源利用角度提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技术规范和标准问题。比如：语料数据采集和制作的仪器、设备技术参数标准，数据存储格式标准，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软件系统，语料数据的二次开发效用，等等。濒危方言的调查、记录、描写和语料采集与保存，对传统方言调查研究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国外，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语言学者就如何在当代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记录和描写濒危语言、采集和保存濒危语言资源等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懈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语言应用学科――记录语言学（documentary linguistics），[6] 并在这一学科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濒危语言研究工作。相比之下，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岭南濒危方言的研究，应吸收国外记录语言学的成果，将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研究之中。事实和实践证明，濒危语言或方言的资源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语言的学术方面，它还体现在人类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的诸多方面；濒危方言的调查记录和数据采集与保存，不只是单纯的对语言结构的调查记录和语料保存，它也是对语言资源价值的调查和记录，是对文化资源的保存。一种语言或方言，如果没有充分的记录，一旦消亡，就永远无法恢复，它的文化资源价值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利用。因此，应当从它消亡后可能恢复和利用的高度来指导濒危方言研究。
[参考文献]
[1]大卫・克里斯特尔. 跨越鸿沟：语言濒危与公众意识[J]. 暨南学报，2006，（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 民族语文，2006，（2）.
[3]孙宏开. 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9）.
[4]范俊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C].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6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
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
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