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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手段，通过经济体制内的各种经济变量，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使企业和居民不断得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达到国民经济新的平衡的作用过程。
凯恩斯（1936）提出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理论，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代表了一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既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条件下，更低的利率刺激投资支出的增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产出增加。在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利率是核心环节，而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发挥作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货币与利率的关系，即流动性偏好；二是利率与投资的关系，即投资利率弹性。该传导机制的核心是流动性效应，即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凯恩斯认为，前者大，后者少，故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作用不大。
二、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现状。在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部分。虽然从1995年开始我国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处于经济转轨特殊时期的历史背景，使我国的利率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被管制状态。由此原因引出了我国利率传导中的诸多问题：
1.扭曲了利率的形成体系。在我国，基准利率更大意义上是居民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这样我国就出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倒挂机制，即存款利率充当了基准利率，并且决定了货币的市场利率。
2.制约了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对企业来说，我国公布的贷款利率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投资成本，直接造成了投资利率弹性偏低。对居民来说，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且波动幅度小频率低，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利率变化对财富价值的影响。
3.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提供。利率处于管制状态下。在经济扩张时期，银行的信贷扩张并不能推动利率的下行，从而必然造成通胀的压力增大和信贷的过度扩张。同样，在经济紧缩时期，信贷紧缩也不能推动利率的上升，从而形成过度的信贷紧缩。
（二）原因。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和放宽了多种利率管理工具。但我国利率体制仍然处于人民银行利率管制制度下。事实上，我国面对各种经济形势做出利率调整时是被动的且决策时间很长。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利率调整，这制约了利率发挥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调节资金供求的作用，从而使利率水平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这样就不能发挥利率工具的信贷资金供需调节作用，还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通。并且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企业和居民的消费价格预期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企业和居民的价格预期下降，那么即使利率下降了，增加即期投资也是不划算的，因为将来的投资和消费价格会更低。所以，在我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尽管多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但物价会继续上涨，企业和居民己经形成了物价上涨的价格预期，通货膨胀会相应的抵消企业和居民的消费。当人民银行下调利率时，也会面临相同的状况。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利率管制制度是我国的利率政策不能对实体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原因。被管制的利率误导了人们对利率水平的预期，这使得各方面对利率的判断变的不敏感，也就导致消费利率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非常低。又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之间利率的渠道不通畅，使得货币市场利率与这三方面的利率不能有效联动，严重降低了利率传导的效果。为此，我们应该：
（一）要努力营造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完善同业拆借的市场业务是当前应该首先完成的。再者要加强货币市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逐步开放短期利率以及国债利率.最后，为真正反映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达成市场基准利率。
（二）适当放大商业银行各种利率的增减幅度。采取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小行，后大行；先调整幅度，后彻底放开的方式，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在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以浮动。
（三）完善资本市场。首先要规范证券市场，发展多元化的金融资产，以促进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其次，为增强利率的引导作用，应扩大市场的交易主体，且疏通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
（四）在实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银行的监管。从现实情况来看，还要提高中央银行监管人员的素质，加强业务培训，建立健全各种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各项程序操作，以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总结
为使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调节我国的经济状况起到更明显的作用。我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并坚定不移地推行利率市场化。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平衡机制。就宏观经济处于扩张的时期来讲，总需求扩张，大多数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上升，贷款的风险相应降低，于是商业银行将原来安排在其它资产的资金转而用于增加贷款投放，信贷资金供给增加。在利率由市场决定的条件下，贷款发放的扩张会导致利率的降低，利率的降低增大了信贷资金的需求并抑制资金的供给，促使信贷资金市场达到新的均衡。在经济收缩时期同理。
参考文献：
[1]方显仓.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23-45
[2]博昭.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分析.经济论坛,2007,2
摘要：近年来，利率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居于越来越核心的地位。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又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故利率直接关系到我国货币政策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利率传导机制又助于我们认清阻碍货币政策传导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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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主体对受教育者提出的思想要求、观念要求、道德水平要求、人格品质要求，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和人格品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负责组织调动各种教育要素与教育资源，设计教育计划与目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既定方向运行。客体作为受教育者在本身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会在受教育过程中产生主体性，一定条件下具备主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在各种要素关系动态变化过程中展现的，其实质是促进受教育者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格品质的教育实践过程。
1 正确认识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
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对于丰富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素质和能力，对于更深刻认识和更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方法去逐步实现教育目标任十分有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是指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各种要素在教育目标引领下发生必要的有效的联系。基本机制不是教育方法，而是方法之原理，机制受教育规律制约。方法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运用必须要通过教育机制的桥梁作用来体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规律，而规律也要通过机制的作用对方法进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基本机制以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教育实践的具体过程中用自身的有效性推动思想教育向新境界发展。
存在于思想教育中的基本机制主要有宣讲机制、学习机制、说服机制、激励机制、调节机制、沟通机制、管理机制。宣讲机制是指通过向社会成员讲解和阐述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机制。学习机制是指组织社会成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时政政策的教育机制。说服机制是指用新的理论观点教育和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是指教育主体遵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规律，以社会要求为依据，运用利益方式、荣誉方式、奖励方式去激发和鼓励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的教育机制。调节机制是指教育主体运用调节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调节、关系调节、行为调节，为受教育者创造一个和谐愉悦身心状态的教育实践活动。沟通机制是指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在认识观点上互相交流的实践活动。管理机制是指运用管理手段约束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促进受教育者达到社会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的实际运用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必须面对受教育者实际状况，必须遵循机制在解决受教育者思想实际问题上的有效性原则。
2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许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存在基本的矛盾和一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是发展需要所具有的要求与受教育者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要求之间的矛盾。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平同社会对思想品德要求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用教育的力量推动社会成员以实际行动缩小这一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存在和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和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这个基本矛盾，弄清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在哪些方面还不符合社会要求，还存在多大差距，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决。要从现实出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逐步达到社会要求的水平。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不停顿不间断进行的，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不间断不停顿进行。社会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人的思想品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总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教育过程的完结之后，下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又重新开始，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决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其他具体矛盾。除了基本矛盾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矛盾，比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教育介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都服从服务于基本矛盾的解决，实质是为了使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转化为受教育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意识和实践行为方式。
3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本质联系及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对于这一规律认识，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有些学者从学理意义上作出比较严谨的界定，但如果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教育实践，任何纯理论上的界定都是有缺失的。笔者认为，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观念发展的要求以及人格状态，运用一定的教育机制、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去教育感化受教育者，不断缩小其思想品德水平与社会品德规范要求之间的距离，使其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向前行。 这个规律才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观念接受规律来支撑而存在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活动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状况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应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如果无视这些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脱离实际，就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还存在着具体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具体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这些具体规律的存在客观的可认识的。具体规律主要有：互动规律、变化规律、内化外化规律等规律。互动规律是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是双向的受益的，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体现，也离不开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发挥。 变化规律是指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处在变化过程之中，是可以教育和引导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改变其思想观念的。内化外化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和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内化和外化，从而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平的过程。内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过程。外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品德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新问题性情况和解决性问题新情况的开放的过程，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且与社会环境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和影响。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消除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教育功能，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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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次分析
构建判断表进行比较为适当降低区分难度，将常用的Saaty九级评分表修改成了七级，即两两指标比较时相对重要程度的最大值为7，最小值为1。参与高校科研产出效益评价指标权重调查的理工类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七个学科的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回收有效问卷16份，专家的专业背景包括了化学、数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矿业工程、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大学等11所高校的学术带头人、教授。回收有效问卷15份，专家的专业背景包括了经济学、历史学、马列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新闻、中文、英语和心理学等。层次单排序结果及一致性检验对专家的打分结果进行几何加权平均后得到各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相对于评价目标而言，各一级指标间相对重要性比较的矩阵）及各指标的相应权重。由于受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判断矩阵很难出现严格一致性的情况。因此，还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需要通过计算一致性比例来检验[11]。检验结果表明，专家对四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二级指标间的判断矩阵的计算方法与一级指标类似，也均通过了单层一致性检验。限于篇幅，计算结果文中不再赘述。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专家们对二级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参见表3和表4。为避免专家们综合评价出现不一致，同样也要对总排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方法是计算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指标，同样判定条件是当时此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表明层次总排序的结果没有通过检验，还需要修改层次结构模型或者再一次构造比较判断矩阵。本研究计算结果为理工类和人文社科类的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分别为.，表明层次总排序的结果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专家们对两类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一致，各级指标权重评价结果合理。
评价结果讨论
理工农医类权重结果讨论对理工农医类科研产出效益的评价中，权重最高的一级指标是知识产权转化。这表明专家们认为研究成果能否转化成生产力是高校科研产出效益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也恰恰符合了中国目前高校发展政策的导向——高校要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因此，该评价体系将知识产权转化作为最重要的产出效益指标可以促使高校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增强其社会服务能力。论文影响力的权重仅次于知识产权转化，专家们普遍重视论文对其学术领域的贡献，特别是其国际影响力。一级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对各位参与问卷调查的专家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专家普遍认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二级指标中除了国际会议的特邀报告能够反映研究者具有较高国际水平外，其他指标特别是国际会议提交论文数、合作派出人次等很难反映出该校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另外，成果获奖的权重相对较低，在咨询专家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部分专家认为目前奖项的评定并不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另外有些专家则认为特别是国家级奖项少有高校能够获得，每年设立的国家级奖项数太少，在评价中不应该过分看重成果是否获奖。在对二级指标权重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与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赋予的权重基本一致，但国际交流与合作下属的四个指标权重评价得分差异较大。权重最高的是特邀报告篇数，专家们普遍认为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通常能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者，表明其具有较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做出诸多原创性成果。而且，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也是传播与交流科研成果的佳径之一。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权重是CSCD论文被引频次权重的4倍，可见专家学者们如今更看重论文的国际影响力，重视高水平论文对学科领域做出的贡献。人文社科类权重结果讨论人文社科类各一级指标权重顺序由高到低依次是论文影响力、社会服务、成果获奖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文社科领域对论文影响力最为看重，在该领域专家们认为论文的国内外被引频次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论文的质量，而其他指标如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很难判断其水平和质量，比如难以衡量一个咨询报告对政府决策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权重仍然最低，这可能与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学者参与机会也增多，使得该类会议的学术水平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有所下降有关。与理工类SCI、CSCD论文被引频次指标权重不同的是，人文社科类S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权重仅是CSSCI论文被引频次的2倍。许多人文类专家表示，在一些学科领域如政治、中文、历史等，他们更关注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因为这些文章更多是解决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体现科研为本国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而且其受众面更广。因此，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内能够被国内期刊引用次数较高的论文就是高质量和高学术影响力的论文。另一值得关注的二级指标权重是部级奖项的权重是省级奖项权重的3.15倍，反映专家们更看重部级奖项，省级奖项由于更易获得而使其分量相对较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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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CI
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SSCI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献离散律理论、以加菲尔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论为主要基础，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而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而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所以，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简化为如何评价论文所承载的内容对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因此，SCI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SCI所收录期刊的内容主要涉及数、理、化、农、林、医、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用刊物来源于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其中主要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部分中国（包括港澳台）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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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利益；国际化；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出版体制；学术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69-04
学术期刊肩负着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社会文化与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责任，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标志之一。作为科研成果积累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中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中国现有期刊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整体水平不高，小散乱现象突出，期刊管理体制仍沿袭传统模式，滞后于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中国学术期刊还面临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的巨大冲击。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期刊出版集团在学术期刊出版的学术质量、运作模式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优势以及成功的经验。中国学术期刊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如何应对当下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热潮？这些值得学术期刊从业者反思[1]。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宏观战略的背景下，为了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期刊，进行最大限度符合国家利益情况下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途径探索与研究，也是目前学术期刊管理和主办部门所关心的问题。那些背离国家利益、缺少国家支持的学术期刊，其发展方向势必会偏离；同样，管制不合理也势必会阻碍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因此，应适度扫除学术期刊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促进学术期刊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目前开展了所属学术期刊质量提升项目与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从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学术期刊进行分类资助，打造了一批在本专业领域影响力和辐射力较强的中文学术期刊。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通过被引频次等指标，全面分析中国6 400多种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认为2012年以来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国际总被引频次连续3年大幅增长，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正不断提升。
笔者试图运用政治学观点，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从国家利益视角对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的利弊进行反思，以期为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路径和推进措施研究提供依据。
一、学术期刊与国家利益的特性
（一）国家利益与学术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决定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经典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根本是指国家生存与安全，在此基础上保护本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自由主义学者安德鲁・斯科特则认为国家利益是基于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即国家政策应与跨国利益、国际利益相结合，履行对国际体系以及全人类的义务。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满足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其中，国家安全利益为基本条件，包括领土、以及良好的周边环境等，是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的基本条件；政治利益是维护国家现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地位；经济利益包括保障国内经济发展与提高国际经济地位；文化利益则是保护国内历史的、传统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维护等。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全民性和阶级性、持久性和动态性等多重属性。国家统治过程时刻伴随着寻求知识支持和论证的过程，学术自由是国家对知识价值承认与否，以及国家对知识的社会效益与国家利益权衡利弊的结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目前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在科学研究方面投资分别占各国GDP的1.9%、2.2%、2.5%和3.0%[2]。在1994年美国的《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中指出，科学应为国家重大目标服务，政府资金也优先投入到这些领域；在确保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开展与私人企业、国外企业合作。巴斯德曾经说过：“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学术无国界是支持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内在原因，其内涵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崇尚学术自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即由国家主导的基于本国利益的科学研究，如由国家资助建立大学和研究所，雇佣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攻关等。
（二）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与国家经济利益、科研实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利益紧密相关，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学术期刊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国家也大力支持学术期刊的发展。中国学术期刊大多由政府审批与管理，依赖政府和主办单位扶持，市场经济虽然也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但因为市场本身存在局限性，在某些程度上妨碍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学术期刊是中国学术思想交流与传播以及科技成果展示的窗口，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引领科学研究的旗帜。学术期刊及办刊单位在研究领域内的话语权具有较强的学术风向引领作用。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应由学术活动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通过刊发文章选题设计、研究方向、栏目等的设置，吸引国内乃至国际的专家与学者，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解决设置的研究议题，从而促进该学术期刊出版国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进步成果。在学术期刊刊发议题的设置中，成功的范例是美国的《科学》和《自然》杂志。也有一些国内知名学术期刊通过定期设定研究议题，邀请领域内专家、学者撰写研究综述，分析国内外行业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基础，充分发挥了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
二、学术期刊现状与国家利益忽视的原因
（一）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科研成果质量鉴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常缺少客观、量化的指标，而基于学术期刊数量、影响因子等的科研成果评价为其提供了可操作的便捷性指标。学术的国际化开拓了学术视野，方便中国学者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对话，中国学者的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一流刊物上，促进中国科技进步。据统计，2013年中国学者16.5万篇，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的数量增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论文大国。《2012中国自然出版指数》一文指出，在2012年所有《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论文中，中国作者共303篇，占其论文总刊载量的8.5%，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比2011年数量增长加了35%。国内科技成果评价、职称评聘、科研人员业绩考核、奖励制度攻读学位等均与挂钩。然而，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下，与项目申请几乎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人员唯一的科研活动，出现了过度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科研考核体系，导致学术浮躁，科研商业化、学术造假等现象凸显，如：花钱买论文、跟风与重复性试验论文较多等，缺乏创新与必要的科学质疑精神。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是危险的，由于过度崇拜SCI、EI等指标，国内作者都热衷于将高质量于国外影响力大的期刊，一些档次较低的文章才会考虑国内刊物，大批科研成果外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学术期刊质量下降，最终导致中国科研创新动力消失。
（二）学术国际化与学术期刊
与对学术评价机制的纷争与诟病不同的是，国内对学术国际化问题则基本达成共识，为此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开展国际合作并召开国际会议，在加快科学技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同时，学术期刊管理和主办者也开始探索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路径。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学术期刊办刊理念向开放存取、数字化与国际化方向转变，期刊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出版业的必然反映。
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引文索引主要收录英文期刊。据2013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被SCI收录的期刊约有160种，其中90%以上是英文出版[3]。英、美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其学术出版霸权地位已形成，学术期刊背后的国家利益也自然向其倾斜。《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是国内顶级期刊，其多个专辑均为英文版，且已被SCI收录，但因其是中文出版而照样不被中国学者看重[4]。德国、荷兰等非英语国家为了扭转本国出版国际地位下降的趋势，也利用英语办刊并取得成功。中国一些办刊实力较强的学术期刊也开展了国际化尝试，旨在提高学术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针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等问题，有的政协委员提出了打造中国知名英文学术科技期刊的意见和建议。虽然目前中国在扩大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国内学术期刊小、散、乱等问题凸显，即使期刊被SCI检索其影响因子也不高，难以受到国外科学研究者的重视[5]，难以吸收国际优秀稿源解决本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就很难形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可以说，中国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经营模式、评价体系、办刊理念以及编辑队伍素质等是制约其国际化影响力提升的限制因素。
（三）基于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热潮反思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优秀科研成果（主要是论文）的产出不断增加，但顶级学术期刊缺乏的状况将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据统计，中国物理学领域每年发表的论文有2万篇左右，大约80%发表在国外杂志上，这些发表在国外的学术论文对国内科研的影响程度值得我们深思[6]。
由于学术话语权被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占有，使其他国家的科研处于被动局面。国外学术期刊通过设置议题，引领着全世界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与思路。科研仪器设备购买国外的，论文成果也优先在国外刊物发表，中国科研工作者沦为学术期刊发达国家的打工者。这种由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版权无偿转让给国外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科研成果和智力资源的流失。据美国《2012年科学和工程学指标》统计，中国科研投入总额位列全球第二，但是国内的创新体系仍然表现不佳。美国《科学》杂志也曾“炮轰”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高质量论文外流现象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朱剑等通过对学术国际化与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以及学术期刊关系的论述，对中国期刊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探讨。赵文义分析了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国家利益被忽视的原因，提出适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战略。国内学术期刊缺少高质量的稿源，那么拿什么拯救高质量科研论文外流的状况？学术期刊办刊模式与国际接轨问题、期刊质量以及审稿流程以及传播方式的国际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三、国家利益下的学术期刊国际化路径
在目前中国学术期刊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部分期刊也进行了一些国际化发展的探索，形成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热潮，如何让中国学术期刊在不妨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走出去、创造中国国际知名品牌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行业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如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束缚、经营理念与模式单一、办刊理念缺少特色、编辑人员素质与语言障碍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制约等。
目前评价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标准是能否被SCI、EI等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收录。国际化评价常与学术评价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用财政资金供养的英文学术期刊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与仅谋求SCI、EI检索的意义何在？当前国家已停止了官员考核中以仅GDP论英雄的考核办法，那么考核科研人员的SCI“紧箍咒”是否也应松绑？SCI、SSCI创始人加菲尔德曾指出，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获取学术信息的快捷路径是三大检索系统的首要功能，其次才是评价功能，SCI影响因子评价与核能影响一样，为学术期刊带来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7-8]。过度追求影响因子与被引频次等指标，忽视了期刊影响力的主要基础――期刊文章内容与质量，将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作为所有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标准，在中国很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其结果必将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特性与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当下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过程中应该怎么办？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包括形式上的国际化和内容上的国际化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形式上的国际化包括论文作者国际化、编委及审稿专家的学术观点及审稿意见国际化、期刊语种的国际化、编校与排版等出版人才国际化、出版与发行的国际市场等。而国际化的实质是内容国际化、科研论文研究对象国际化、研究水准国际领先，因此内容上的国际化比形式上的国际化重要得多。中国现有体制下要实现学术期刊国际化，应选择在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科研领域入手，由政府财政支持。在语言方面，应首先实施中文出版，其次可由编辑翻译成英文，国际稿源也可先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家利益下，学术期刊应限制国家资金产生的科研项目论文外流，同时努力争取国际稿源。在购买自然、科学等高端杂志的版权后，可由国家组织专业出版机构进行翻译，降低国内科研人员接触国家前沿领域的获取成本，提高便捷性。
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整体仍较低，高水平论文外流更降低了其竞争力。当下政府通过资金资助部分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已经初显成效，部分英文刊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但目前分散资助个体办刊的方式难以形成能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竞争的规模化的出版集团。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得到国家宏观政策与经济的支持，突破期刊经营管理模式，支持期刊出版部门通过兼并、重组形成期刊群模式，走集团化、国际化之路，才能大幅提高中国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占有更多的学术资源。
四、结语
在科技实力日益增强的同时，学术期刊发展却与之不匹配，我们必须进一步改革，加快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热潮有助于国家科研实力与地位提高，但同时应合理、适度地协调国际出版与国内出版的关系。在当下“走出去、引进来”的国家战略下，关于学术期刊国际化传播和本土化传播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等问题值得反思。
参考文献：
[1] 赵文义，张积玉.国家利益视域下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J].思想战线，2011，37（4）：93-95.
[2]苗凌葛，赵青，赵大良，等.中文科技期刊国外影响力的统计与分析[J].编辑学报，2012，24（6）：605-608.
[3]王淑华，王亨君.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分析[J].编辑学报，2009，21（2）：173-175.
[4]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实践的样本探析――以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为例[J].中国出版，2011（10）：6-11.
[5]王丰年.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问题和对策[J].科技与出版，2012（5）：43-45.
[6]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4（5）：126-137.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6
过去，作为一名南亚历史方向的学生，现在，作为中国南亚研究学会的一名会员，我对中国的南亚研究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心。2006年10月，我有幸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我一直注意观察和思考英国的南亚研究状况，形成了一些看法，提供给大家，寄望于能够促进中国的南亚研究事业。
我对英国南亚研究的看法主要来自我所参加的以下活动。一，在牛津大学，自始至终坚持参加南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课程与讲座(包括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二，尽可能全面参加在牛津召开的有关南亚的大型演讲和专题讨论会；三，先后参加了英国的南亚研究学会11月在巴斯大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和2007年3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年会；四，在日常学习与生活过程中，与一些印英学者和学生进行的交谈。
牛津大学的南亚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由于我的专业决定了我对南亚研究的兴趣主要局限在印度，而且侧重于现代印度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而对博大精深的南亚文化涉入很少。这一点，我自己深感遗憾，所以，我称之为侧记。
英国的南亚研究环境
英国人对印度的感情非同一般。印度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成年后的英国人，或者高中生，在选择外出旅游的东方国家时，一般首选印度，而且会多次去印度。所以，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非比寻常。
要了解印度，英国的环境也非同一般。印度独立后宪法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印地语。很多学生宁愿选择英语学校而不去印地语学校。英国的BBC广播里，经常能听到印度人的声音，大街上随时随地可见印度人。每每参加南亚方向的课程、讲座、讨论会和大型会议，我都要全面观察一下参加的成员。绝对的情形是，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有时会有一个香港人，一两个日本人或韩国人，其余都是南亚人和西方人，南亚裔的人绝对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如果要认识和了解印度人，非常容易，但不利的是，很多印裔不如西方人对中国人友善和热情，态度是客气而疏远。我的经验是，以心换心，只要自己诚信、热情、自重，最终绝对会结识两三个印度好朋友。
英国对南亚研究的重视也非同一般，研究力量十分强大。我的最大感触是，英国尤其是牛津的有关南亚的学术活动，会使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人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忙碌、紧张和充实，甚至经常处于兴奋与激动之中。作为发达国家，英国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的研究。牛津大学有很多大型研究课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如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此外，牛津大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发展系。高校里也经常会遇到印度裔老师。通过有意识的观察，我发现，在英国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中，印度裔占到二分之一。印度学术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南亚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或担任全国性的南亚研究组织、大学的研究中心、院系、各种项目负责人的，恰恰都是英国人。例如，在牛津，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研究的芭芭拉・哈里斯一怀特，从事印度历史研究的朱迪思・布朗，大卫・沃什布鲁克，从事印度历史文化研究的玛丽・欧汉伦等，从侧面反映出印度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有关印度的图书与信息资料比比皆是。牛津市中心的宽街正对着的是1883年建立的印度研究所大楼，房顶四周是栩栩如生的富有印度特色的雕塑，圆形塔顶的尖端屹立着正稳步行走的金色大象――印度的国家象征，与周围浓郁的基督教雕塑形成鲜明对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座大楼的正门上方的一块石头上，至今保留着19世纪雕刻的Indian Institute(印度研究所)字样。这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牛津的印度研究出类拔萃。这座大楼一度成为校机关的办公楼，现在是历史系的办公楼。被迁出的印度研究图书馆现位于新博德利图书馆(New Bodleian Library)，属于牛津大学总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886年设立。其藏书之全面与丰富，让我感觉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最明显的是，英国的各种组织和大学的有关南亚的奖学金项目专门为南亚人设立。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南亚研究项目奖学金、牛津的南亚研究奖学金项目、英国南亚研究协会的奖学金项目都只为南亚人提供，而且南亚人加入该协会的会员费大约是通常个人会员费的一半。即使比较开放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其年会奖学金(bursary)的规定是，只提供给那些论文被接受的南亚人。这些都令我这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中国学者感到非常郁闷。
英国南亚研究学会和南亚研究协会
关于这两个组织的一些信息，感兴趣的学者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我则通过与它们的实际接触和了解产生了一些看法。
关于南亚研究学会。成立于1986年的英国南亚研究学会(BASAS)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显的商业性运作，二是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这两个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
明显的商业性运作首先体现在组织的成员构成上。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你的背景如何，只要填写申请表，缴纳年费，就可成为会员。作为会员，不仅订购其《当代南亚研究》杂志可以打折，而且会定期收到学会发来的各种有关南亚研究的信息资料。第二，体现在资金来源上。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积极争取基金会的长期资助，每次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提供资助。现在的资助者主要是尼尔曼基金会(Nirma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资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年的年会有一个该基金会资助的年度演讲，成为年会议程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议程，该演讲的场所、规格等均高出一筹。另一个方面是，年会的博士生奖励也由该基金会提供资助。第三，体现在会议场所的布置上。在会议的报到和讨论及吃饭与喝咖啡的场所外的大厅里，摆放了至少三家与南亚研究相关的著名出版社的宣传单及其出版的南亚研究的杂志和书籍。第四，如果你要入会，在参加年会时缴纳一半的会员费，就可成为会员。第五，会议结束后有一次全体入会者的大会，除了颁发奖金外，专门讨论下一年度学会的发展及研究主题。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主要探讨如何获得研究资助，如何成立新的学术委员会来组织各种课题研究组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研究资金。
广泛深入的学术组织与引导。首先，英国南亚研究学会的年会只有论文被接受者方能参会，但是会议的开放性极强。学会提前在网站上发出征集论文的广告，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什么背景，只要提出的讨论专题能被接受，只要提交的论文提纲能够被专题讨论组的负责人接受，或被该
次会议的组织者接受为独立论文，就有资格参会。2007年的剑桥年会，参加者就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
其次，会议的讨论专题既广泛又集中。广泛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包括了南亚的所有国家，而且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专题讨论小组，或在某些专题讨论小组中囊括了几个国家的论文发言，二是会议的专题讨论小组非常多，同一个时段至少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专题讨论组，每个专题讨论组至少有三位发言人，一位组织者。集中性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对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关注。这次剑桥年会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有两个专题讨论小组是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学者尤其关注阿富汗问题，二是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很多讨论专题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
最后，注意吸收和培养从事南亚研究的学生。在会议召开期间，学会召开成员大会，从论文被选中的博士生中选举出该次年会的获奖者，而且，获奖者的论文将在学会出版的杂志《当代南亚》上发表。另外，论文被接受的博士生申请年会奖学金的成功机率非常高。
会议召开期间，至少有两次高规格的演讲。2007年的剑桥年会，就有巴基斯坦驻英国的高级专员和挪威南亚研究学会会长分别发表演讲。
另外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南亚研究协会(SSAS)。协会的历史久于学会，成立于1972年。我在牛津日常参与的一些系列讲座都是由该组织的成员组织或主持的，我还参加过该组织的一个专题研究小组“现代早期的南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系列研讨活动，包括连续两天的专题讨论会和随后的小组讨论会。
我对该组织的最大感触是，这个组织明显属于一个高级别的实实在在的南亚研究学术团体。说它级别高，是因为它不仅与英国政府的最高学术机构――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关系密切，也不仅因为它与各种愿意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财团联系渠道广泛，更主要的是因为协会成员都是在南亚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人。例如，“现代早期的南亚”研究小组的玛丽・欧汉伦教授是牛津大学新近授予的大学院士，牛津大学的校长彭定康亲自为她主持了隆重的就职演讲。所以，尽管各种机构和个人只要交纳会员费都可以加入该组织，但南亚研究协会的主体会员都是南亚研究的学术精英。他们都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南亚的学术研究活动。
该组织由各种专题的自主研究小组构成。这些研究小组被称为有效的思想库。它们不仅获得协会的资助，而且在协会的帮助和运作下能与相关的资助机构和团体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保证充足的研究资金。一个研究小组就是从事一个大型研究项目的研究团体。在协会的组织下，这些研究小组的研究课题在不断更新。
该协会有各种名目的学术研究基金，包括研究小组基金、项目发展基金、项目基金、学界交流计划、语言学习基金、学术会议基金，甚至有专门为学生提供的实地考察基金。当然，只有英国居民才能申请这些基金。该协会的杂志名为《南亚研究》，与我们中国一样，但一年只出一期。协会还组织出版专著，以及临时性会议、讨论会的论文集。它与南亚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圈。比如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建立起了联系圈，分别与研究所或机构或图书馆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便于英国学者到这些地方进行调研和考察。同时，它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的南亚研究所和大学的学术联系相当频繁。当然，这与西方学者的流动性强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很多研究南亚的学者，原来在英国的大学任教，现在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反之亦然。所以，英国南亚研究的学术圈总是在不断扩大。
由此，我想到了南亚研究的力量整合问题。应该说，英国的南亚研究的学术力量之整合非常成功。全国性的组织团体之间联系密切。全国几个南亚研究力量比较强的高校之间联系紧密，如伦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即是如此。各个单位的南亚研究学者相互参与对方的学术活动、做报告和演讲，而且各个单位的学术活动等方面的信息也都相互通报。牛津大学有很多的院系和研究所与中心。牛津大学的制度非常独特，每一位老师都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某一个系或所或中心的成员，代表着专业方向，另一个身份是学院的成员，各种人事关系都属于学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学生亦然。所以，很多南亚研究的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院和系所。但凡从事南亚研究的人都集中于一个南亚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学期要散发一本小册子，内容包括介绍目前在牛津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及其研究方向，该学期关于南亚的讨论课、讲演课、系列专题研讨会和重大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目前英国南亚研究的课题特点
(一)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必不可少的实地考察
与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点不同，英国的南亚研究非常侧重案例。牛津大学研究南亚政治的南迪妮・古普塔博士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全印的环境运动还是哪个地方的环境运动。一年三个学期中，我参加了各种讨论会，几乎看不到那种全面的研究，即使看似一个全国性的题目，但只是就某一地方的案例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如果就同一问题询问他们印度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往往坦然告诉你不知道，即使他们是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或在英国教书的印裔学者。他们总是说，印度这么大，根本无法了解那么多。这一点与我们国内的南亚研究正好相反。我们一直强调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的国家，但我们往往没有细致地研究印度的多元层面，而总是研究宏观层面。这在英国研究南亚的学者看来，在印度人看来，至少不够深入而准确。但我想，对我们来讲，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在细致的案例研究中，有几个地区受到他们的特别重视。一个是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研究。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个系列“当代南亚研讨会”，每周一次，一个学期共八周，至少有两次谈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发展变化。在剑桥的南亚研究年会中，挪威的南亚研究学会会长专门做了关于喜玛拉雅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演讲。英国的南亚研究协会也把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一个要建立专门联系圈的单独区域。每每听到这些演讲与报告，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总有一些伤感。我们中国不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我们的南亚研究学会开会时，总要探讨中印对这片领土的争端，可是，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又有多少?包括人民、地理环境、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我们该如何建设性地帮助中国政府实际解决问题呢?第二个受到他们重视的地区是西孟加拉。我们知道，西孟加拉由左翼政党执政达三十年，毛主义或纳萨尔巴里运动在此影响很大。另外，在印度各邦中，左翼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和喀拉拉，人文发展水平很高，公民社会发达，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非常活跃，所以，无论学校里的讲座，还是年会中的论文，凡是牵扯到左翼政治和公民社会的，都离不开西孟加拉。据我了解，
牛津大学至少有三位博士生的论文，主要是关于西孟加拉地区的研究。他们侧重研究西孟加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牛津的很多印度学生、印度裔老师，甚至学习南亚专业的白人学生，都会讲孟加拉语。
与细致的案例研究相对应，令我感触很深的是，英国的南亚研究离不开实地考察。一名一年级的博士生专门研究西孟加拉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去过印度六次，调查过西孟加拉的近100个非政府组织。他的计划是，在最后的写作完成前，他年年都要去印度。当然，他们有很多渠道获得实地考察的资助，有基金会，也有学校等各种组织机构。与他们相比较，就我本人来说，从成为南亚方向的博士生开始，我就一直从事印度的学习与研究，然而，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印度进行实地考察。来到英国后，每当我告诉别人我的研究方向是印度时，他们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印度吗?”而当我与研究印度的人或来自印度的人说起我的研究领域时，他们总是直接就与你谈论起印度，压根想不到我没有去过印度。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汗颜。如此这般，我们如何向世界级的研究水平靠近?
(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
传统的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已经近乎饱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从英国的南亚研究课题和兴趣点可以明显看出。
以对现代早期的南亚的跨学科研究为例。牛津的历史研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南亚历史的研究纳入了英帝国的历史研究中。然而，这一研究跨出了传统史学所侧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史的范畴，重点放在科技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研究方法也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史料考证等方法，加强了对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塑等材料的挖掘研究，从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当时那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再以对种姓制度的研究为例。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召开了一天的专题讨论会，主题是印度的种姓、政治与经济。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这次的讨论小组就对与种姓特别是贱民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领域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案例研究与宏观分析。尽管国内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文章与著作汗牛充栋，然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研究似乎一直是隔靴搔痒，没有深入到具体而确切的层面。比如，最关键的问题，印度的种姓制度到底有没有弱化，弱化的程度到底如何?国际发展系的芭芭拉教授试图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出分析，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由此可见，当今的学术研究，仅仅靠几个例子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无法令人感到十分信服。所以，我们的南亚研究应该吸收其他学科专业的新鲜知识。
(三)对南亚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
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很多，有关于印度民主的，有关于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也有关于种姓、贫困与社会公正的。
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那么，印度人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民主呢?海外的很多印度学者纷纷研究印度的民主，尤其是印度民主的实际运作情况，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价。英国一年有三个学期，仅一个学期中，一次是全校性的著名演讲，一次是一个系列研讨会中的主题发言，都深入细致地探讨印度的民主。选修南亚政治的学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也都激烈地争论印度的民主到底如何。当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我想，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对印度民主的正确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