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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区分。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东西,属于个人领域;而语言是社会集团约定成俗的规则,属于社会领域。语言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集团来说,是固定不变的;而言语是变化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和工具。二是语言的内在成分和外在成分的区分。他用象棋做比喻,形象生动的解释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象棋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这种游戏从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在的;而涉及到游戏的体系和规则,则是内在的。其三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他认为和静态相联系的是共时性的,和动态、演变相关的是历时性的。他把言语放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对那些演变的、动态的因素(比如:历史的、社会、交往因素)则不予考虑。其四是语言的静态是一个符号体系学说,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里程碑式的,对人类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巴赫金思想的睿智、见识的深邃、涉猎的广博无人不知。作为话语理论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对话学说、“超语言学”理论、意识形态话语观等一套话语理论,为解析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对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从文学入手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理论,交往与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谓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对话不单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是思想、文化内部的交流。“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止之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新闻是一种多重多角关系的对话,他们之间绘声绘色的生动对话,形成了多彩的新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符号论作为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建树,对学术界和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他认为,对话存在于某个具体语境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个字、每个词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大于符号的制约。我国新闻传媒作为,汇集了不同阶级、政党、派别、政权等声音,成为了一个实质性的舆论阵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所有的意见和想法汇集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意识形态符号论”构成了“超语言学”的基础。话语问题是超语言学的核心。他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活的语言”是针对索绪尔“死语言”而提出来的,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具有进步意义。
三、福柯与权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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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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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促销外国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营销渠道在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着文化。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于营销渠道中一些可能影响国民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负面因素，进行必要的控制和引导，同时加强中国传统又化的传播，使营销渠道能够发挥促进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
在现有的市场营销理论中，专门针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营销活动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所构成的心理影响;二是特定文化环境对营销活动正常开展所形成的影响。而从营销渠道中文化传播这一独特的视角研究外国文化对中国国民生活的影响，现有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很多。因此，本文主要探索营销渠道中外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国民生活的潜在影响力。
一、营销渠道中外国文化传播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加人w to时，理论界当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外国企业及其产品的竞争力对中国市场所构成的威胁和冲击，并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中，重点强调了中国市场开放的层次性和提高民族工业素质的紧迫性。那时，在行业关注度排序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重要行业，如石油、石化，金融、保险、证券，铁路、民航，邮电、通信、电力、矿产、煤炭、能源，和一些竞争能力较弱的行业，如汽车、软件开发、计算机、家电、农业等，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象。这些行业由于都是生产行业，是再生产过程中的源头环节，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相反，对于批发和零售行业，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很多，研究的也不是很透。这可能是由于批发与零售属于生产过程结束之后的销售经营环节，因而被认为从属于生产活动，地位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外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在中国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大量外国批发与零售企业进人中国市场，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大量外国产品与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这些产品与服务的附带品—外国文化，也会随之进人中国。尽管引进的外国文化大多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具有排斥性和替代性。毕竟文化交流与文化输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的是主动地寻找文化中的共同点与积极的一面;而后者则是较为被动地接受来自强势文化国家的影响。现阶段，批发商与零售商已经成为外国文化输人的主要渠道之一，他们在传输外国文化方面，地位与作用远远超过了设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这种现象需要引起中国市场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外国文化在营销渠道中的表现形式
可以说，任何一种产品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其生产国家的文化特征。只要有了人类的智慧施加于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之中，所形成的产品就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文化的特点，只是这些特点是否能够被轻易察觉而已。比如，同样是汽车，未总装之前都是一些标准化的零部件，但是在按照一定的设计样式组装之后，就已经有了生产国所坚持的生产理念和经营文化特点了:有的国家生产的车宽大而稳重;有的国家生产的车简便而轻巧;有的车型设计追求速度与性能，有的则追求外观与感受。来自国外的一些普通生活用品所包括的文化特点主要体现在产品的外形及其包装、标签与说明书上，这些不同之处就是文化的客观体现。又如，在一家西式餐馆用餐时，顾客会更多地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流程、用餐的方式、产品的式样、产品介绍方式、餐馆的内外陈设及各类广告的内容等方面。这些环节中所包括的文化元素对于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具有程度各异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青少年顾客群体而言，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中老年顾客群体。如果进人中国市场的外国产品是电影、电视、文学、艺术作品，则其文化的影响力会更大，因而对于中国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也会更大。
市场营销中的渠道是产品流动的场所。销售这些带有文化特点的产品，是批发商与零售商的重要职能。但是，以怎样的方式来促销这些产品，是否一定要带有产品生产国的文化特点来促销某一类产品，这是需要认真对待与深人研究的问题。客观地讲，在市场开放的环境中，市场监管者无法控制与引导合法的外国产品的销售，但是，他们应当能够对于这些产品的销售形式，特别是含有文化传播性质的一些促销活动进行监督与引导。营销渠道不同于生产场所，由于它主要是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因此，其中的文化传播具有受众扩大化的特点，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当地人们的消费习惯，甚至改变核心价值观。由于以批发商和零售商为主力的经销商，其销售网络具有区域广泛性、市场渗透性、经营系统性、合作稳定性的特点，因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像生产企业所产生的影响那样仅仅局限于生产所在地，而是以一个不断扩大的、持续延伸的人际网络向外扩散。因此，对于外国文化传播，特别是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的强势文化传播，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的监管力度，把营销渠道中的文化传播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倡导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也要防止一些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替代。例如，以在中国举办外国的节庆文化活动来促销外国产品，或者以同类型活动促销中国的产品，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把外国文化传播到中国。虽然，在所传播的文化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积极的，甚至对于改造中国文化中的落后内容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确实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利用营销渠道直接推销其对中国文化有损害的文化产品。因此，应加强营销渠道中文化传播的监管，把营销渠道中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引导营销渠道中外国文化传播的措施
在对待营销渠道中外国文化传播的潜在影响力方面，可以采取的态度主要有三种:置之不理、广泛接纳和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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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一前人对李白诗歌风格形成原因的认识
李白在世时已名闻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时人可比，“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论及李白诗歌风格，千载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将其风格概括为一个“奇”字;元镇说李白的风格是“壮浪纵志，摆去拘束”,沧浪诗话》贝组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将其归于飘逸一类;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现在一般文学史和研究者多以“飘逸”总括之。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
其实，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朱熹说曾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抒发性灵，寄托规讽”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飘逸”的，恐怕是以古朴厚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的评论见出消息，而且从“自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的赞誉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认为“工部缓，供奉深”，像《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概夕.寒难特合。
对于李白诗歌风格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甫就说“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认为是学习庚信、鲍照的结果;《河岳英灵集》评李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将诗歌风格归结为人格的反映;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对李诗的风格和形成原因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描述，诗云:“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任华以“奔逸”和“既俊且逸”来概括李白诗歌的风格，并从人格与风格的紧密联系来加以说明，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受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宋人孙觑在《送删定侄归南安序》中也说:“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劳，一山之阻，神林鬼家，姐魅之穴，猿杭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
元和十二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对李白的性情抱负、人格气度以及诗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分析，范《碑》云:“(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将李诗风格的阐释建立在分析诗人性情抱负和人格气度的基础上，却又打上“宿命论”的烙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说得更干脆:“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聚，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完全将李白诗歌风格成因神秘化了。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李白的再认识，如《文献通考》引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这种神秘化的倾向必然导致对李诗风格的现实基础的忽视，陷于不可知论的泥潭。
星宿论固然不可信，将诗风归于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亦似是而非，而完全归于诗人个性的反映，虽能解释部分诗歌，却无助于对李白诗风的整体认识。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分析比之对其他唐人诗风的分析要更困难一些，这首先是因为李白的诗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严羽在仔细研究过李白诗集后发出感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其次在于李白创作动机的多样化，一方面“我欲攀龙见明主”，“为君谈笑净胡沙”，幻想功成业就图阁渔隐，另一方面却是“向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低声下气以求馈赠。近乎完美的仕进理想和近乎绝望的仕途现实，使诗人的创作动机更加复杂化。第三就是李白为了使自己“以匹夫而动九重”，已认识到了传播的社会力量。《独异记》载:子昂初人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婚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毅，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枚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假如这件事可信的话，小陈子昂4O多岁又是同乡的李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初出川时，李白以诗投渴名流，“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喜爱题壁的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崔颇的题诗后搁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颇题诗在上头”，说明李白已经有了很强的传播意识:宁愿罢笔也不甘居人后。“滴仙”之名是贺知章在李白初人长安时当面奉送的，他竟终生以此自称:“青莲居士滴仙人”，“大隐金门是滴仙”，更以早年与司马承祯相交往时说的客套话“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相佐证，这个他在世时叫得很响，死后无人敢膺的绰号，虽缘于关诗人贺知章所赠，但更重要的是看重它的传播效果。可见李白也是自觉地重视民间这种口头传播的力量的，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恰当地考虑到了传播的因素，因而对其诗风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对李白的诗歌作些分析，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传播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传唱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唐诗的传播方式粗略分为语言传播方式和文字传播方式两大类。这两类可以称作是诗歌的传统传播方式。在文字出现以前，口耳相传是诗歌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台湾朱传誉先生曾论道:“口头传播是最早的传播方式之一，韵文则是为了便于口传的最早的传播技术”。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序中说:“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披之管弦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饶歌，横吹等曲是也。”这说明文人创作乐府诗时就已考虑到了传唱(传播)的对象和特点。到了唐朝，能否人乐歌唱更是造就诗歌流传的标志性手段。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就反映了当时诗歌被伶工配曲演唱的情况，而诗歌也就凭借乐曲广为流传。所以胡震亨干脆说“古人诗即是乐”。在这里，诗歌的传唱对象有两种，一是民间和社会底层，一是宫廷和上层社会，李白所创作的针对不同对象而传唱的诗歌正好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前者如《巴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这是李初次出川时买舟东下的作品，一般认为是他学习古今乐府民歌的产物，而使诗风为之一变。刘禹锡《竹枝词》序称巴渝民歌“其卒章激舒如吴声，虽枪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说明巴渝一带的民歌风格是以“淇澳艳音”为主，而巴渝一带的民歌传唱者和传唱对象都是“下里巴人”，正是这一阶层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要求决定了这类民歌的内容和风格。杜甫写过“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能够使人“饱闻”，可见其数量不在少数，说明有不少的文人创作的诗歌进人了民间传唱领域。李白学习古乐府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注意到了民歌的传播对象，决定了该类型诗的风格特点:语言直率，真情毕露，喜用夸张，极少用典，诗思宛转，性情泼辣，这些都是因诗歌的传播对象而决定的。胡震亨《李诗通》卷四说:“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人情土俗，因采而演之为长什。一从长干下巴峡，一从江夏下扬州，以近乎行贾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误嫁之恨、盼归望远之伤。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白是个极爱用典的诗人，有时竟达到句句用典的程度，但在这些诗中极少用典，无不用极为朴素平易的语言来表达一种单纯、真挚的感情或一种莫可捉摸的情趣，这首诗朴素明快，清新自然，全诗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闪烁出晶莹耀眼的民间文学的光芒。它的风格不是豪放飘逸，而是朴素自然。它的感情基调也不是优郁和愤怒，而是诚挚天真。故朱谏《李诗辨疑》批评说:“辞气粗鄙，皆鄙人之语”，而认为“俱非李作”。他没有看到李白有时为了传播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同类型的还有《长干行》、《乌栖曲》、《越女词》、《长相思》、《杨叛儿》等。
后者如《清平调三章》。任半塘云:“《清平调》是唐代曲牌名，前所未有。有声无辞，李白三章乃倚声而成。”可见《清平调》应写什么内容、什么风格并没有规定。其时唐玄宗正“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为?”因而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李白填之。李白的《清平调》正是考虑了特殊的传播环境，特定的传播对象，加上特定的描写内容，从而形成了该诗的风格特点，叶燮认为“平平宫艳体耳”，此论虽偏激，然该诗写得艳丽旖旎，艳而不俗，风神韵清，实是承宫艳体而来，由于李白强烈的出名欲望和出众的才华，使该诗“运笔空灵跳脱”。明陈继儒《唐诗三集合编》评云:“三诗俱戛金石，此篇尤胜，字字得沉香亭真境”，说的就是该诗艳而能清，乐而不。现存《宫中和乐词》八首、《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清听新莺百琳歌》、《春日行》、《阳春歌》等，内容虽无可取，从形式上看都是属对工切的五律，风格上承宫艳体，词丽句清，气象氰氛，少于用典，不涉粗犷，可见李白的“狂介”气质和“瓢逸”诗风都没有得到反映，而是因为传播要素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诗风。
三题赠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题赠是古人最常用的一种通讯方式，通常是向特定的读者寄赠诗歌，或言志咏怀，吐诉衷情;或写物记事，传递信息;或含怨托讽，寻求帮助。这是种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正如威尔伯·施拉姆等言:“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了解人类的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关系的”。李白题赠诗的对象有两种类型:身处魏阂的官吏和寄身湖海的布衣。前者包括藩王、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判官、都史、司户、司士、参军、明府、少府、赞府、录事、主簿等。在赠给太守、长史一级的地方大员中，经常称赞对方是招贤纳士的战国某公子，而以寄食门下的某客自居，如《赠宣城赵太守悦》、《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博平郑太守见访赠别》、《江上赠窦太史》等;甚至在区区县承面前也唱出“长铁当来乎”，如《于五松山赠常赞府》;在赠给县宰一级的父母官的诗中，也是经常恭维对方的政绩，如《赠清漳明府侄幸》、《赠范金乡》、《赠从孙义兴宰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或投其所好，把对方比作当彭泽令的陶潜，如《赠临明县令皓弟》、《赠崔秋浦》、《戏赠郑漂阳》、《赠间邱宿松》、《别中都明府兄》等。李白写作此类诗的目的或求干渴，或求依托，或求布施，诗风奇峭，语势峻急，格局宏大，惯用事典，色彩明丽。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云:“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眠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全诗格局宏大，气势雄深，开放得体，精严浑成，为此类诗歌风格的主要特征。
后者主要是寄赠亲人、诗友、隐朋、居士、同僚，他们和李白一样或奔走仕途，辗转呼嚎;或隐居山林，希冀仕进，或寄身幕府，干渴求生。如《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金陵酒肆留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赠汪伦》、《哭宜城善酿纪史》、《宿五松山下荀姐家》、《下终南山过解斯山人宿置酒》，这类诗的寄赠对象因大多是仕途失意或身为布衣，李白和他们的交往也就缺少了功利心理，不必披上“仙风道骨”的鹤堆，诗中感情真挚，诗也写得深情绵邀，情致悠长，色彩明快清丽，行文平易浅切，俊快流畅，不事用典，归于婉约一路。李白最爱使用的风、月、心等意象大都出现在这一类诗歌中。
即使有时李白诗歌所题咏的意象相同，但由于题赠对象不同，也会导致诗歌风格的差异。《上李琶》是早年干渴李琶之诗，写得极度狂妄自负，可谓俊逸潇洒;而临终诗《临路歌》虽气局宏大，但气挚跌宕，两诗虽都以大鹏自比，然词气有飞扬跋雇与黯然神伤之别，就是因为前者是写给李琶看的，后者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南陵别儿童人京》和《寄东鲁二稚子》都是写给儿女辈看的。前者写其奉诏人京时的狂喜心情，诗歌写得悠肆，痛快淋漓，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而八年后写的却是沉挚顿挫，一唱三叹，关键原因就在于读者对象不同了，虽同是寄语儿女，但前者的真正读者是弃自己而去的妻子刘氏，而后者的读者却肯定是儿女自己了。同是闻笛，《春夜洛城闻笛》“风调清华，作法工致”，感情直露无遗，因其在少年时，涉世未深，又当青年，更重要的是此时只有自己一人，可以无所顾虑地吐露心声;而《与史郎中饮黄鹤楼上吹笛》则写得隐晦，“思清填密，齐梁余风犹在”，因为此时是两人闻笛。《梦游天姥吟留别》，留别的对象是东鲁诸公，所以他在诗中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誓言，而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向一个县尉乞怜而求推荐拨摧。如果说这还是青年时的僧懂无知，晚年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表现出少有的舒畅心情，其原因是在“卷身编篷下，冥机四十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而在永王幕府写了不少风格明快的短诗，《永王东巡歌》中极尽称颂之词，组诗节奏明快，慷慨激昂，如风行水上。永王势败后，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却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滴夜郎天。”全不念永王对他的“三顾之恩”了，对韦良宰吹捧得几近肉麻，“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他“识度甚浅‑，明朱谏《李诗选注》论曰:“白虽有文章而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也。孰谓白果有助于永王哉？大概说的就是这类诗歌吧。
四题壁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如果说口头传播是声情并茂的、动态的传播方式，那么题壁是便于观览的、静态的传播行为。题壁主要是指题写于公共场所的释亭、释馆、庙宇、寺观、山崖、酒楼、饭肆，它以稳定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媒体，其传播对象是不特定的，而辐射范围在当时来说又是最为广泛的。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认为唐人题壁诗“在于它是公开发表，便于传播。所以题壁诗少用典故，倾向于明白易晓”，题壁诗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想藉题壁达到传播的目的”。这也说明，唐诗的题写行为，主要属于大众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较为广泛、较为直接的方式。最早所见的题壁诗大概是陶弘景的《题所居壁》。唐代题壁诗蔚为大观，刘洪生编《唐代题壁诗》，收诗人324位的诗作841首，其中录李白题壁诗十首，在唐人中不算多的，但远非其全貌，如《金陵白下亭留别》、《自巴东舟行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人彭兹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醉题王汉阳厅》、《题随州紫阳先生壁》、《题江夏修静寺》、《题许宣平庵壁》，该书均未录。该类诗大多写其慕仙学道、羡隐求友的志趣，诗歌意境空檬清旷，想象瑰奇，可谓“飘逸”之风的典型反映。唐代南北一统，交通发达，文士漫游成风，题壁传播媒介多处于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名胜古迹区，便利于受众观览传播。李白从小就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仙风道骨式的人物，“长庚人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余昔于江陵，见吴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以求“终南捷径”而人仕途，题壁求誉，制造舆论，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干谒诗发展到最后是行卷风气的盛行和诗人结集留存。在编选过程中，对其所传播的“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抉择和抽取，只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转化为传播信息。杜牧在嘱托外甥裴延翰为自己编集的第二年，便“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幸因裴延翰久有藏蓄，“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就是明证。与李白大致同时的魏预，与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因尽出其文，命颖为集”。“上元(761)末，颖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可见李白也是作过编纂努力的。这一过程只影响到诗人对自己诗风的取舍和作品流传，对创作影响不大，故不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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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对我国传媒生态带来挑战和冲击，给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给我国传媒生态带来了很大影响，这需要我们改变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网络传播影响媒介生态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到我国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数字化浪潮下，我国报纸、电台、电视节目、杂志等传统媒体也纷纷与网站融合，寻找发展空间。从全国性报纸到地方性报纸，从综合性报纸到专业性报纸，都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或大或小的步伐，报纸的阅读终端越来越多样化。二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对新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原来的“单打选手”走向“全能选手”。网络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渠道在增加，时效性更强，信息形态呈现多媒体化趋势。三是网络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平台，更是民意聚集地，意见交互平台。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给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网络传播给新闻传播实践带来新问题
网络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以及传播者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探索，给《网络传播概论》课程的教与学都提出挑战。截至2010年6月我国网民达到4.2亿，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批准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共190家，其中新闻网站150家、商业网站40家。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龙头、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商业网站积极发挥作用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网络电视台于2009年12月28日开播，融电视特色与网络特色于一体的多功能、多语种、多终端的传播平台，是各种功能、内容、终端的集大成者。
《网络传播概论》的“教学手段要多媒体化、网络化、现代化，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接触互联网，实现开放式教学”，通过验证性、综合性、研究式、制作式实验，通过学生自己的接触、总结与思考，提高学生对网络传播规律与特点的认识。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强调通过学生充分的网络接触和体验活动，通过素材搜集整理和分析、数据统计分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探索活动，形成自己对网络传播特性、传播规律、社会影响、发展趋势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
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安排
（一）学习内容设计
《网络传播概论》主要是从网络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出发，对网络传播的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为构建网络传播学奠定基础。该课程在理论层面主要探讨了互联网的发展历史、网络传播的技术基础、基本原理和特性、宏观效果、管理与调控及网络传播中的受众；在实务层面主要探讨了网络新闻业、出版业、广告业及在线艺术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网络传播概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实验教材。针对《网络传播概论》教材的具体内容，我们自行设计实验项目有：门户网站比较分析；政府网站和商业网站比较；商业信息传播研究；网络论坛的管理与互动组织；网络新闻专题分析；对新时期新闻工作者角色的反思；传统媒体微博传播特点、功能研究；网络新闻评论；网络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议程设置或沉默的螺旋等。
（二）研究要求
围绕实验项目，组织学生认真浏览查阅网站，做好相关记录，搜集素材，特别是经典个案，然后形成自己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理解网络环境下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化，把握数字化浪潮下信息传播工作的发展趋势。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掌握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的变化和要求，提高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业务能力以及与用户互动沟通的能力，提高网络媒介素养。
（三）研究步骤
1.选好学习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做好准备。2.做好方案规划，确定实验范围，选择某一个或几个网站。3.网站浏览，做好记录，搜集素材，收集好资料。4.通过观察、比较、统计，得出结论，撰写实验报告。5.老师批阅、讲评。
学习效果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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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文献》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4858国内统一刊号CN42-1756/J，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于1993年创办，是传播与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权威刊物。
《美术文献》理论研究栏目，立足于专业性、学术性、研究性，以发表美术、设计作品以及美术、设计类学术论文为主，成为美术家、书法家、设计师、美术与设计院校师生、文化机构展示创作成果、交流学术的平台。
《美术文献》理论研究栏目涵盖：大家论坛、美术史论、艺术教育理论、设计新观察、文化遗产研究、书法研究、影像多媒体艺术、艺术实验、作品评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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