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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李霄震.农村保险存在的弊端及建议[J].浙江金融，2007（12）。
[2]曹凤鸣.对加快发展我国农村保险市场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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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爵士韦德曾言：权利和救济不能分离，并且救济的属性决定着权利的属性。{1}诉讼是最重要的救济途径，是以公权力为保障的救济方式。传统诉讼理论认为，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审判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或权能。“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是社会主体享有诉权的前提条件。{2}
股东享有诉讼权。股东诉讼可作不同分类：按受益主体可分为：为己之诉（直接诉讼）和为他之诉（派生诉讼）；按诉讼相对方可分为：对公司之诉、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诉和对其他股东之诉；按诉讼内容可分为：侵权型诉讼、参与型诉讼、请求型诉讼和裁决型诉讼等。其中直接诉讼与派生诉讼是最重要的分类，股东直接诉讼以传统诉讼理论的个人权利观念为基础，派生诉讼则是突破传统诉讼理论观的产物。直接诉讼是指股东在作为公司成员所享有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提起的一种诉讼。例如，请求支付已合法宣布之股利的诉讼、行使公司账簿和记录查阅权的诉讼、保护新股认购优先权并可能地防止对其比例利益的欺诈性稀释的诉讼等。派生诉讼又称传来诉讼、代位诉讼，是指当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某种越权行为或不当行为时，由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此不提讼，而由一个或多个股东代表公司对越权行为者或不当行为者提起的诉讼。{3}股东的派生诉讼权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具有一般权利性质的诉讼权，是股东作为公司成员享有的一项权利；而股东的直接诉讼权是股东的一般权利受侵害时具有救济权性质的诉讼权。由于派生诉讼权是一项具有一般权利性质的股东权利，其仅可能存在于股东身份的存续期间，一旦股东退出公司，将不再享有为公司利益提讼的权利。本文要探讨的是具有救济权性质的股东直接诉讼权。
股东退出公司之后的诉讼可以分为继续未完成的诉讼和提起新的诉讼。{4}继续未完成的诉讼是股东在其提讼的进行期间退出公司，但诉讼并不终止，退出的股东仍以当事人的身份继续该诉讼；提起新的诉讼是股东在正式退出公司之后才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股东诉讼的基础：身份还是权利
（一）股东身份与股东权利的关系
公司股东是对公司投资或基于其他的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享有股东权利的主体。股东享有股权，这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股东法律地位的集中体现。{5}股东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股东是公司法人组织的成员；其二，股东是股权的享有者，只要具有股东资格，就必然形成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股东与股权不可分割，股东资格是享有股权的前提，股权则是股东的实质内容。{6}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股东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之法律上地位。{7}我国《公司法》也规定，只有登记为股东者方可主张行使股东权。从学者的论述和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的逻辑关系上，股东身份是决定性的，只有确定了股东身份才能明确股东权利。股东身份是股东权利的前提，所以，股东权存在于股东身份的持续期间，即开始于股东身份的取得，终止于股东身份的丧失。一旦丧失股东身份，股东不得再主张股东权。
但从利益和目的的角度出发，身份只是权利的外壳，权利才是本质。股东最终要获得的不是单纯的身份，而是基于身份的权利。同所有权关系一样，权利人不是要获得所有权人之身份，而是基于所有权关系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公司形式下，同为股东却有着不同的权利内容，所以，对于股东身份的意义而言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股东权利的妨害
在股东个人诉讼中，原告的诉讼主张是被告的侵害行为构成了对其个人权利的侵害或者构成了对其公司社员资格的侵犯。{8}在股东资格诉讼中，一种情形是原告要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另一种情形是原告要求否定自己的股东身份。在前一种情形中，因为股东资格不被承认，在公司看来原告并非公司股东，原告也不是以股东身份提讼，而是以出资人、受让人或继承人等权利主体身份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公司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在后一种情形中，公司认可股东的资格，而原告认为自己并非公司股东，要求明确排除股东身份。所以，股东资格诉讼不是股东退出公司后的诉讼，而是关系原告在公司内还是公司外的诉讼。
股东退出公司后的诉讼都属侵害股东个人权利的诉讼。股东权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而是股东享有的众多具体权利的抽象概念。虽然关于股东权的性质存在不同意见，但关于具体权利的观点基本一致。各国公司立法共同确认的股东权利主要有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转让股份的权利、知情权、股利分配权、公司终止后对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权、新股认购权、建议和质询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和股东大会决议瑕疵诉讼权等。{9}通常情况下，股东受到侵害的是某一项或某几项具体权利，虽然股东权利源自股东身份，但对具体权利的侵害不能视为对股东身份的部分或一定程度的侵害，即使股东的全部具体权利都受到侵害，只要公司不否认其股东身份，股东受到侵害的仍然是权利，而非身份。
（三）股东诉讼的权利基础
“权利和救济这样的普通词构成了对语……更准确的分析可以这样表述：法律制度赋予特定关系中的当事人以两种权利和义务：第一与第二权利和义务，前者如取得所购买的货物和取得货物的价款，后者如强制对方交货，或强制对方就未交货一事给付赔款；或在另一方面，强制对方支付货物的价款或强制对方就拒收货物给予赔偿。虽然只有在第一权利未被自愿或被令人满意地满足的情况下，第二权利或救济权利才能发挥作用，但要求对方履行义务的权利，或要求对方就未履行义务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给予救济的权利，却都是真正的法定权利。相应地，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会矫正由法律关系中的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10}在第一权利即原权利的有效行使受到损害后，原权利便转化为第二权利即救济权，在实现对损害的补偿上发挥作用。救济权在民法中的作用一般被形象地概括为：如果把民法视为一系列旨在保护有关利益的相互关联的权利链条，原权利就是这个权利链条的始端，而救济权则是这个权利链条的末端，是民事权利能否获得最终实现的有效保障和最后依托。{11}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了把权利救济能力理解为一种独立权利的观点。{12}
权利救济通常以某种权利的存在和被侵害为前提，是对权利的救济，即在权利被侵害后对权利的恢复、修复、补偿、赔偿或对侵权的矫正。上述关于权利救济的理解，主要是从其法律属性出发的，它解释了权利救济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属性，明确了救济权相对于原权利的地位和功能。{13}
有学者认为，任何权利或任何权利享有要达到充分与真实的地步，都应包含充分的防御、受益和救济三大基本权能，尽管三大权能在具体权利中的地位和意义有所差异。其中权利的防御权能和受益权能是权利的本体性权能，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权利和义务之所以要被法律确认，恰恰就在于：权利有时会被他人侵犯或妨害，相应义务被违反或拒绝履行。．权利被他人侵犯或妨害，意味着权利的防御权能和受益权能被侵犯或妨害，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为了保证权利的基础性权能得以实现，法律必然同时要充分确认权利的另一种基本权能。这种保障性或手段性的权能，就是权利的救济权能。{14}这种观点虽然与前面权利与救济权的外部性关系不同，但其从权利内部性的角度也论证了权利的既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三项权能。
权利和因权利而产生的救济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权利是救济权产生的前提，但救济权发生之后又不以权利的维持为必要，救济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于权利的独立性。股东在股东身份持续期间享有各项股东权利，当股东享有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时，股东就享有了救济权，这种救济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不以股东身份的存续为必要，即使股东退出了公司，股东也不当然丧失救济权。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除了法律列举的几种特殊情形，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长不超过20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当股东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产生了请求法院给予保护的救济权，该项救济权的诉讼时效应为2年，从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计算。股东的救济权具有相对独立性，股东是否已经退出了公司对其诉讼地位并无决定性影响。
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支持了退出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15}大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1998年12月设立，原告李某系该公司发起人和股东。1999年10月经B省财政厅批复同意设立草武会计师事务所，李某为该所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李某遂于2000年元月向大堤会计公司承诺其在大堤会计公司所持的5％股权自1999年11月30日放弃；交由大堤会计公司处置，按原价转让。2000年6月16日李某将股权转让给了成某，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李某收取了转让费，并以3490650.33元利润总额取得了1999年的分红。而李某在看到大堤会计公司的1999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后，认为大堤会计公司出于侵占1999年原告股东权益的目的，采取当年收入不入帐和虚报支出的非法手段，截留巨额利润。而且，原告在2000年8月前系大堤会计公司股东、董事。在其任大堤会计公司股东、董事期间，该公司从未让其查阅公司的财务账目，剥夺了原告的股东权利。原告曾以书面向被告提出过行使权利的要求，遭到拒绝。故诉请：①依法维护原告作为大堤会计公司发起人、股东、董事的权利，查阅该公司1999年财务账目、收费发票存根和业务报告登记簿；②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大堤会计公司辩称：原告现已不是大堤会计公司的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故不能查阅大堤会计公司的财务账目、收费发票、业务登记簿。原告称被告截留了巨额利润是捏造的；且原告的已超过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股东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权利；为确保其获得应属于自己的财产，法律赋予了股东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知情权。李某要求查阅的是1999年度大堤会计公司的财务状况，当时李某为该公司的股东；故其要求行使1999年度对公司的知情权并无不当；法院应予支持。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大堤会计公司对股东查阅财务账目的时间未作规定，应以李某发现公司账务中存在问题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李某现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大堤会计公司认为李某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未予支持。仅凭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这些表面资料无法真正使股东的利益得以保障，且李某已了解到大堤会计公司存在有利润做到下年度、虚提费用等情况；其要求进一步了解公司具体财务情况应当准许，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依照我国《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法院判决大堤会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李某查阅大堤会计公司1999年度的财务账目、收费发票存根和业务报告登记簿。
法院的判决结果应予肯定，但其判决理由值得商榷。法院同时从两个角度阐述了判决理由。首先，从知情权的角度。法院认为，李某要求查阅的是1999年度大堤会计公司的财务状况，当时李某为该公司的股东，故其要求行使1999年度对公司的知情权并无不当，法院应予支持。由此看来，法院支持的是股东的知情权主张，其判决基础在于股东对于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的公司财务状况具有知情权，该权利的行使不受股东身份保有或丧失之限制，而受诉讼时效之限制。这种观点混淆了权利和因权利而生之救济权的关系。股东必须在股东身份存续期间行使知情权，股东一旦退出公司，不再享有作为一般权利的知情权。但如果股东在其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知情权受到侵害，例如本案中被告公司不允许其查阅公司账簿和财务凭证等资料，股东因此享有诉讼救济权，即请求法院保护其知情权的权利，该权利受诉讼时效限制。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提交相应资料乃支持原告基于救济权的诉讼主张，并非支持原告的作为一般权利的知情权。
知情权乃股东权概念之下的一项具体权利，股东退出公司之后丧失股东权，股东当然不可能再享有作为一般权利的知情权。权利人应当积极行使权利，否则必须承担怠于行使之不利。股东应当在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积极行使知情权，至少应当在退出公司之前获取公司财务会计等重要资料以备后用。另外，如果股东退出公司之后对公司提起侵权之诉，并认为公司控制之下的资料讯息对于确定侵权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在达到一定证明程度后，可以请求法院转移举证责任。但绝不能因为所谓的保护股东利益之需而独将知情权延伸到股东退出公司之后。
其次，从财产权的角度。法院认为，仅凭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这些表面资料无法真正使股东的利益得以保障，且李某已了解到大堤会计公司存在将利润转移至下年度、虚提费用等情况，应当准许其要求进一步了解公司具体财务情况。2006年10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的“股东知情权案件研究课题组”认为，能够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股东不应仅限于被告公司的现任股东。其理由在于，如果法院对于股东退出公司后提出的知情权诉讼一律做出否定判决，无异于鼓励公司造假隐瞒利润、然后采取排挤方式将股东挤出公司（迫使或诱骗其转让股权或减资），从而“合法”占有股东应得的利润。{16}这种观点似乎是从财产权保护的角度将作为一般权利的股东知情权延伸到股东退出公司之后。但笔者认为，股东退出公司之后不再享有知情权，但不影响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的知情权受到侵害后提起司法救济，“造假或隐瞒”就是对股东知情权的侵害。此时股东提出诉讼主张的基础在于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知情权受到侵害，而不是退出公司之后主张知情权遭到拒绝。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0日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公司知情权纠纷纳入该规定的第二部分即《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份案由》第127条之中，这说明股东知情权之诉在性质上属于侵权之诉，应当结合我国诉讼法的规定来辨别原告的资格，而不能仅仅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考虑。{17}三、股东诉讼的条件：对于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益
上文解决的问题是股东诉讼形式上不以股东身份存续为必要，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股东退出公司后提讼的实质条件问题。关于股东退出公司后的诉讼地位，讨论股东在程序法上的地位没有实际意义，惟有法院做出实体判决才能体现。只有当事人适格，法院才会做出实体判决。当事人适格不一定能够获得胜诉判决，但不具备正当当事人资格的原告绝不能胜诉。当事人适格是胜诉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原告还可能因为证据不足、未尽举证责任等原因而败诉。{18}
正当当事人理论经历了从德国诉讼法学者黑尔威格以管理权为基础的诉讼实施权理论到诉的利益理论的发展。黑尔威格试图找到可以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的统一标准，他认为有关财产权的诉讼实施权可以统一于“管理权”这一概念下。这时成为正当当事人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实体要件被抽象出来，称为诉讼实施权，这一概念为确认本案当事人是否适格提供了一般标准。{19}管理权学说的缺陷在于仍然没有脱离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来构建当事人适格理论，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诉的利益被引人当事人适格理论中。它与管理权学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即便当事人对请求法院保护或承认的权利没有管理权，但只要有诉的利益的存在，仍然会被确认为正当当事人。“诉的利益乃原告谋求判决时的利益，即诉讼追行利益。这种诉讼追行利益与成为诉讼对象的权利或者作为法律内容的实体性利益以及原告的胜诉利益是有区别的，它是原告所主张的利益（原告认为这种利益存在而作出主张）面临危险和不安时，为了祛除这些危险和不安而诉诸于法的手段即诉讼，从而谋求判决的利益及必要，这种利益由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时才得以产生”。{20}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诉的利益掌握启动权利主张进人诉讼审判过程的关键，也就是通过诉讼审判后而创制实体法规范这一过程的重要开端”{21}德国学者亨克尔认为，当事人适格应当以当事人的利益与处分权限共同决定，处分权和法的利益同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理由在于，因为要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所以要赋予当事人诉权，在诉讼实施权只赋予发生争执的法律关系主体时，当事人对争执的纠纷有法律上的利益是当事人适格的前提条件；因为判决可以产生类似于实体法上处分权的效力，所以，正当的当事人必须对审判的利益具有处分权。{22}
前苏联学者认为，并不是一切有权利能力的人都能成为具体案件的原告，而是对提起这项诉讼有法律利益的人，即享有被告所侵犯的或争执的那项纠纷的权利人才可能成为原告。{23}英美法中的“实质利害关系人”迄今仍然在英美法的许多法规和几乎所有诉讼法教科书中加以使用，与大陆法系正当当事人概念很相近。{24}我国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和对他人的民事权利有“管理权和支配权”的人，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25}
股东一旦退出公司，将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但这并不影响股东因此前的股东权利受到侵犯或存在法律争议诉诸法院，只要其对提讼或继续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例如，如果公司已经做出股利分配决议，而决议规定的分配期限届满之时，公司却未向股东支付股利。此时，股东的股利分配权受到侵犯，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分配决议规定的股利。在股东就此提讼之前或诉讼进行之中，其可能因某种原因主动或被动退出公司，在退出过程中股东获得的对价或补偿不一定包括其应得之股利。在股利分配权未能得到充分考虑的情况下，股东对于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其股利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这种利益并不因股东已经退出公司而有所改变。相反，如果股东在退出公司之前因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而提起司法解散之诉，在诉讼进行过程中股东退出公司，则其不再是适格的当事人。因为其已退出公司，公司僵局状态的持续或消除与其不再有利害关系，其对诉讼的继续也不再享有法律上的利益。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则判决中认定原告在丧失股东身份后仍然有权继续撤销之诉，因为其对该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益。{26}原告原是被告M股份公司的少数股东，Me股份公司是该公司原来的大股东，持有大约9％的公司股本。1997年5月23日被告的股东大会以Me股份公司的表决多数做出决议，股东大会同意将被告的1个商场以及附属的资产分离，归入一个两合公司，接着将两合公司的股份全部出售给Me股份公司。原告反对这些决议，遂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除了称违反在股东大会上的资讯权等各种指控外，原告还特别提出，企业战略部分以29500万马克的价格出售明显低于应有之价值，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43条第2款，作为大股东的Me股份公司通过行使表决权违反诚信地获得非法的特殊利益，损害了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
在一审程序进行中，被告的股东大会应新的多数股东D控股两合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的要求于2002年8月26日做出决议，将少数股东的股份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转让给多数股东（《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7a条），强制排除决议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到商事登记簿。小股东因现金补偿的适当性问题而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7f条在Saarbruecken州法院提起的司法裁决程序尚未作出裁决。州法院驳回了诉讼，{27}法院权衡认为，原告及其诉讼辅助人因原告被有效排挤出被告公司而后来丧失撤销权，被指控的股东大会决议在财产法上仍可能存在的影响仅可在关于现金补偿适当性的司法裁决程序中予以考虑。州高等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上诉，{28}仅仅因为原告丧失了股东地位而缺少提起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所必要的诉讼权限和可能提起确认之诉所需之确认利益。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尽管在法律纠纷进行期间原告因强制排除决议在2003年1月24日登记到商事登记簿而丧失股东地位，但类推适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款之规定原告有权继续撤销之诉，因为原告对于以宣告被指控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48条第1款）的形成判决为目标的法律纠纷的继续（包括提出请求的有限范围内）仍然具有法律上的利益。
法院在判决中述称，参照帝国法院对合作社法所做之判决，(29〕法院已就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裁定，已对一项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无效之诉或／和撤销之诉的股东，只要其对法律程序的继续还有法律上的利益，即使在转让股份之后也可以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继续法律诉讼。{30}该判决可以借鉴到股份公司法撤销之诉的相应情形中：只要在诉讼程序中转让股份的股东对法律程序的继续享有法律上利益，则《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保护也应该使这样的股东受益。在两种形式的资合公司中，无论是股东身份还是申请及撤销权（参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45条）都不构成《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上的法律诉讼对象。因为撤销权是一项直接源自股东身份的管理权，{31}并且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除了被控方之外至少还应当保护原权利人及原告对于诉讼之继续所享有之利益，{32}所以，该项规定的法律思想在有限责任公司法和股份公司法中都同样适用于在诉讼进程中转让股份的情形。
除了自愿转让陷入纠纷的法律地位，《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款之规定还适用于因法定的债权转让或因国家行为而非自愿丧失权利的情形，尤其是因征用、拍卖或强制执行中的移转而丧失权利的情形。{33}对于司法裁决程序本庭同样已裁定，即使股东在司法裁决程序进行当中因公司联合协议的终止{34}或者因多数性归附{35]而非自愿丧失股东地位，其仍然享有申请裁决之权限（参见《德国司法裁决法》第3条）。通过支付适当现金补偿而将股份转让给多数股东的方式“强制排除”少数股东（《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7a条）之行为也属于此类非自愿丧失股东地位的情形。在法律后果方面，遭遇强制排除的股东的情况与自愿出售股份的出让人的情况是一样的：股东丧失了股东地位，获得了与出售股份中出售价格相当的现金补偿。如果类推适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款给与自愿放弃股东地位的股东在享有法律上的利益时继续进行股份公司法上的撤销程序的权利，就必须给与在强制排除的情形中非自愿丧失股东地位（也就是从外部侵入股东地位）的股东同样的权利。{36}
因此法院认为，如果要承认因《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7a条而遭强制排除的股东原则上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款撤销股东大会决议权限的延续，则延续诉讼程序的权限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限定在股东对于具体个案中诉讼程序的继续有法律上的利益的层面上。只有当退出公司的股东对于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之诉的消灭不再享有正当的利益时，作为撤销之诉原告的股东的撤销权才随即退出公司而终止。
综上所述，不能简单因为股东已经退出公司而断然否定其诉讼地位，只要股东对于诉讼的提起或继续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即使退出了公司也不失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在审理股东退出公司之后提起的诉讼时，应从权利保护和诉讼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实质审查，不能仅以股东身份为标准进行形式审查。
【参考文献】
{1}参见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2}参见王红岩、严建军：“广义诉权初探”，《政法论坛》1994年第5期。
{3}参见石少侠：“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4}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示案例分别为提起新的诉讼和继续未完成之诉讼。
{5}参见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275页。
{6}参见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7}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8}参见[马来西亚]罗修章、王鸣峰：《公司法：权力与责任》，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8页。
{9}参见前注{5}，赵旭东书，第277～279页。
{10}〔英〕戴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页。
{11}参见张维：“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法律科学》2008年第3期。
{12}参见菅从进：“论权利的救济权能及其发展”，《河北法学》2008年第8期。
{13}参见贺海仁：“自我救济的权利”，《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4}参见前注{12}，营从进文。
{15}参见蒋大兴：“超越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司法困境”，《法学》2005年第2期。
{16}股东知情权行使主体资格，参见公司法律服务网，登陆时间：2008年10月20日。
{17}参见徐贵勇、陈震：“信义层级视野下的股东知情权若干实务问题探析”，载《四川省＜公司法＞实务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2月），第2834页。
{18}参见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9}参见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93页。
{20}〔日〕山木户克己：“诉的利益之法构造—诉的利益备忘录”，载《吉川追悼文集》（下），第73页；转引自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21}〔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22}前注{18}，肖建华书，第106页。
{23}参见〔前苏联〕顾尔维奇：《诉权》，康宝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转引自前注{18}，肖建华书，第80页。
{24}参见前注{18}，肖建华书，第98页。
{25}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26}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6年10月9日之判决-IIZR46/05
{27}参见BB2004,1132。
{28}参见ZIP2005，714。
{29}参见RGZ66,134,137f;119，97．99。
{30}参见BGHZ43，261，266ff;vgl.auchBGH,Sen.Urt.v.12.Juli1993-IIZR65/92,ZIP1993，1228，1229；vgl．ausdemSchrifttumnur：Lutter/Hommelhoff,GmbHG16.Aufl.Anh.§47Rdn.64。
{31}参见vgl.dieentsprechendenNachweiseinBGHZ43，261，266。
{32}参见vgl.BGHZ43，261，267；Sen.Urt.v.24.April2006-IIZR30/05，ZIP2006，1134,1135Tz14m.w.Nachw.-z.V.b.inBGHZ。
{33}参见vgl.BGH,Beschl.v.27.Januar2000-IZB39/97，NJW-RR2001，181，182。
{34}参见vgl.nurZo1ler/Greger,ZPO25.Aufl.§265Rdn.5m.umfangr.Nachw.；vg1.auchBGHZ86,337，339。
公司论文范文3
（一）模型设定投资往往具有累积效应，即前期的投资行为会影响后期的投资行为。基于此，本文建立一个含有被解释变量一期滞后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模型中投资规模的一期滞后项Ii，t－1是个体效应εi的函数，故Ii，t－1与干扰项μit相关，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这使得常用的OLS估计严重上偏，固定效应估计严重下偏，随机效应估计也存在一定的偏误。针对这种情况，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GMM估计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内生性问题。GMM估计方法主要有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两种，前者设定解释变量的差分值为工具变量，能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和异方差问题，但Windmeijer（2005）的研究表明，差分GMM估计不能充分利用样本信息，并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系统GMM估计法同时使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并将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法的小样本偏误，因此，本文选择系统GMM估计法作为研究工具对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问题进行研究。
（二）变量选择1．投资变量。多数文献将资本性投资视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部分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其他资本投资的比例过低，甚至为零，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为固定资产净额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净额为固定资产原价、工程物质及在建工程三项净额之和。2．融资变量。将融资因素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类，并且外源融资可具体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类。文中采用资产负债表中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流动负债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来刻画这三个融资因素。融资因素变量也都除以年末总资产来消除公司规模对融资变量的影响。此外，由于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由期初的融资情况决定，本文引入这三个融资因素变量的一期滞后为解释变量。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的研究文献，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控制变量是有益的。本文发现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投资机会和年度虚拟变量等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经回归比较分析发现，当期和往期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较为显著，引入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系统进行修正，但不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本文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时间延续的长短和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数量选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传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经营不稳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数据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经过筛选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深市9家，沪市11家，共107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二）统计分析通过对2006～2011年的年末总资产平均数进行排序来对样本公司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类，20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属于大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14家属于中小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的分布较对称，且没有较大的异常值；投资规模（I）和投资机会（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规模的公司偏离程度不一，这说明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规模差异。表3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结果表明：所选取的融资因素变量与投资规模显著相关，各融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太显著。除股权融资变量之外，其他融资变量与投资规模均正相关，但是各变量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还需要通过模型验证才能得知。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取值处于1．25和3．14之间，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数据存在1～3年覆盖不全的情况，横截面单位数量大于时间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回归估计，并进行了检验干扰项序列相关性的Arellano－Bond检验和检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Sargan检验。表4为模型（2）分全样本、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三种规模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系数的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Robust）处理，均为纠正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后的估计量。从表4可以看出，三种情况下模型（2）的Wald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整体非常显著，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Sargan检验的结果均接受了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表明三种情况下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和中小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情况下，模型（2）符合系统GMM估计法差分后的干扰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一假设，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动态模型由于横截面个数与时间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统GMM大横截面数量、小时间跨度的假设，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实证结果显示：（1）三种情况下滞后一期的投资规模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估计值为正，表明滞后一期的投资行为与当期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从而说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确具有显著的累计效应。其中，中小型企业动态模型的回归系数0．958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小型企业受往期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2）滞后一期的内源融资（IF）的估计系数在全样本和中小型企业的情况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没有随着内源融资比例增加而扩大。虽然内源融资具有低成本、低风险且自主性强等特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并没有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3）滞后一期的债务融资（DF）和股权融资（EF）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依赖外源融资来满足投资活动的资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业的滞后一期的股权融资的回归系数0．994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小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股权融资偏好。（4）控制变量中除了滞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与投资规模显著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基本上都不显著，说明公司规模（ASSET）和投资机会（Q）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5）与全样本相比，中小型企业融资因素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数值相对较大，表明中小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因素的影响更大。这符合中小型企业的处于发展初期的特点，其发展空间更大，对融资带来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三、结论与启示
公司论文范文4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权分配；股权分置
在公司制以前的企业形式中，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基本上是统一的，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经营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企业组织形式和财务管理要求，不能满足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权利划分及利益要求，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应运而生，对财权的划分进行制度规范。目前，上市公司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主要是因为财权分配而产生的。
一、上市公司财务治理存在问题
1．公司组织机构不完善或不能发挥应有职能。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形式的最佳体现，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建立规范的组织结构。《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主要目的就是使其能够互相制约与监督。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不完善，或设置完善但部分机构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这就使、损害股东和企业利益事情的发生成为可能。
2．控股股东专权，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国有企业改组实行公司制后，公司也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但实际上国有股一般都控股51％以上，占绝对控制地位。根据我国公司法律制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由于股东按其出资额比例具有的表决权，监事会、董事会的意见，实际上成了大股东的意见，经理的人选实际是国有股股东的人选。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公司里，普遍存在着一股独大的情况。而正在迅速发展的私营上市企业，由于大多是家族企业，家族控股一般占到公司股本的60％到70％以上，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3．债权人权益时常遭到损害。
债权人分享一定的财务治理权源于保障债权人资金安全的需要，特别是当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对某个企业的贷款数额大、期限长、流动性差，或进行连续贷款，以至于该企业的经营非常依赖于该债权人时，债权人就会要求一定的财务治理权。上市公司滥用公司法人资格侵害债权人权益的表现主要有：公司设立上市公司时股东出资不实或不充分；股东抽逃出资或通过其他方式榨取公司财产；“脱壳经营”等。
4．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随着公司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接收所有者的委托对公司进行管理，并接收所有者给予的报酬。由于委托人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受托人在实现股东目标的时候希望自身利益应首先得到满足，在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财务治理中的问题。
二、问题分析
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中之所以出现上面几种比较典型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司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不当所致。
财务治理权是对公司资金进行计划、调配、使用、监督和控制的权力，主要包括财务收支管理权、财务剩余索取权和财务监督权，而财务治理是一种财权在企业有关掌管方之间划分的制度规范。在所有者和接受委托的经营者之间，各方如何划分财权则依据谁对财产最终承担责任而定。但是，不同层次经营管理者和所有者各自拥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同层次的财务监督者或监督机构各自掌管何种和多少监督权，事先必须用明确的契约或制度来规范。
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对上市公司财权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及具体财务管理人员中的分配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具体如下：第一、股东大会（即所有者）拥有公司财产所有权，因而，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行使着公司财产所有者的全部权利。股东大会在公司拥有的财权主要包括出资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对公司重大财务战略决策权等。第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闭幕期间，代表股东行使财权，同时它对公司的经营进行指导。第三、监事会代表所有股东行使财务监督权。监事会接受委托，对所有者财权进行监督，代表所有股东对上市公司财产行使财务监督权，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第四、经营者层的财权，主要是行使公司法人财产的经营权中包括董事会授权的公司重大财务问题执行权。经营者层除了全面掌管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外，还表现在财权的配置上。而财务经理以及其他具体财务管理人员，由经营者授权后具体行使日常财务活动的执行权和控制权。他们负责具体的财务事项和业务的处理，仅有岗位职责范围内的执行权和授权范围内的控制权。
上市公司的财权经过明确的分配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再辅之以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每一环节都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责任中心。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出现我们讨论的四种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有章不循，循而不正。不能使监督主体与决策主体有效分离，监督主体与执行主体相互串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三、解决办法
1．建立明晰的公司产权制度
上市公司必须根据公司法律制度和财务治理理论的要求，设置完备的组织机构，并在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间合理分配财权，实现委托有效，清晰，执行合理，监督有力的公司运行机制。
国有资产必须建立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实现国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实质性分离。国家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旨在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理顺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相互关系。该机构受托实施国有资本的运作管理，对同级政府负责，接受政府的审计监督，对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承担法律责任。其操作难点在于增加了环节，延长了链，会有新的风险产生。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实行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切实解决国有资本所有者虚位的问题。明晰的产权关系除了将投资者所有权与法人经营权相区别之外，它还要求实现产权结构的合理化，以及要界定清晰的具有独立或相时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即财务主体。
2．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首先，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法体系。我国最新修订的《公司法》已经对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了更详细有效的规定，这使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据。新法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且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有限公司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股份公司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份公司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原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按照这种投票制度，股东在选举董事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待选人数的乘积。投票时，股东可以将其表决权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候选人，通过这种局部集中的投票方法，能够使中小股东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监事，避免大股东垄断全部董事、监事的选任，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
其次，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目的是解决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为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保护投资者长远利益。在上市公司股改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大多采用送股或缩股的方式，这将使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下降，股权结构分散化。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市场上存在的一切问题如大股东恶意圈钱、大股东肆意挪用巨额资金等都会迎刃而解。管理层和大股东将会致力于公司业绩的提升，上市公司的发展障碍会完全消除，步入良性发展趋势。
其三，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中小股东作为股东之一，首先应享有基本的公平剩余索取权和参与控制权；其次作为外部股东，在控制权的参与方式上一般为知情权、监督权和重大事件的参与决策权。中小股东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应通过了解自身的权益从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还应当充分借助社会外部力量，利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制度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即使在合法权益被侵犯之后，也可通过向行政机关请求救助或者向法院提出诉讼。
3．重视债权人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银行实行了“拨改贷”的政策，债务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债权人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只能到期收本得息，这就使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约束和限制力较弱，这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债权人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允许银行向部分企业投入股权资本，这样银行就可以同其他股东具有平等的财权。另外也可采取在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吸纳银行等债权人代表的办法，对经营者进行事中监控，防止企业以改组、破产等方式逃离高额债务，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合理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建立合理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建立经营者人才市场，公司可以到市场上选择经营管理者。这样就强化了人才竞争机制，能够找到懂管理有能力的经营者，同时也强化了经营者的风险意识。其次，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允许经营者持有公司股份，使经营者成为公司的所有者之一。在全球排名前500家大企业中，有近90％的企业采用了股票期权制度。这种激励制度将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所得与企业的长远利益、企业的资本升值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得以很好地结合，不仅有利于激发高管人员经营管理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素质。其三，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重视对经营者的事业型激励。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实现个人价值的心理需求是多方面的，物质激励的要求将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因此，应加强对经营者非物质激励，如：职位升迁，终身雇佣，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等。这种综合性和社会性的激励机制，对经营者更容易保持长期激励的效应。其四，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强化内部控制。企业选定一些必要的指标，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对公司经营管理者定期进行考核，强化其经营意识。同时，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岗位间的相互牵制和约束。激励和约束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效的约束是激励作用完全发挥的前提条件，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激励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
参考文献：
[1]王继仓，程国辉．生产力研究．山西：，2005．
[2]熊蓉佳．美日企业财务治理的比较和启示．财会月刊．2004．
公司论文范文5
资本三原则是有限责任的产物，在公司制度初期，盛行无限责任制。由于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公司债务与股东个人债务不能分离，不存在资本三原则的生存空间。有限责任出现后，由于公司责任与股东个人责任相分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当公司因经营失败而破产或解散时，债权人不能越过公司直接追索股东的个人财产偿债，公司债权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护债权人，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立法者规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学者将这些具有共同法理的条文归纳综合，把它称为“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
二、资本确定原则与授权资本制
（一）资本确定原则，又称法定资本制，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足，否则公司就不能成立。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公司资本总额必须明确记载于公司章程，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数额；二是要求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分解落实到人，即由全体股东认足。
法定资本制中的公司资本是公司章程载明且已全部发行的资本，所以在公司成立后，要增加资本时，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变更公司章程的资本数额，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就股款缴纳而言，认股人在认购股份以后，应负责缴纳股款，但在具体操作时，又有两种立法主义：一为全额缴纳制，即认股人对其应缴纳的股款必须全额一次缴清，不得分期缴纳。如法国、台湾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即是。二是分期缴纳制，即认股人对其应缴纳的股款可分两期以上缴纳，不必一次全额缴清，但通常第一次缴纳的股款不得少于全部应缴纳股款的法定比例，其余部分则由公司另行通知认股人分次缴纳，一旦接到公司通知各认股人即应按期如数缴纳股款，如意大利、丹麦公司法规定即是。
这种做法的优点：由于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设立时，全部注册资本落实到人，因此可以保证公司资本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以及有效地保障债权人和交易安全。但是不利的地方在于：1.因为该原则要求公司在设立是募足全部资本，势必给公司设立造成困难，从而降低设立效率，阻碍公司制度的发展。2.在公司成立初期，往往营业规模较小，需要投入营运的资本量有限，故可能导致筹集的资本的闲置和浪费。3.若公司在设立时筹集的资本数额较少，则其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增加资本来扩张规模时又必须履行繁的法律程序。因此，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公司法已不再严守此项原则，而是对其加以改造和放松限制，使其更能适应公司灵活经营的需要。
（二）授权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资本总额中亦应记载于章程，但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认定，只认定并缴付资本总额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未认定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随时发行新股募集。因为未认定部分已在章程中记载的资本总额之内，所以再行募集时，无须变更章程，也不必履行增资程序。
授权资本制的出现，使公司资本内容趋于复杂化，并呈现出五种不同的具体形态。
1.注册资本（RegisteredCapital），又称名义资本（NominalCapital）、核定资本或核准资本，是指公司在设立时由章程载明的，经过公司登记和机关登记注册的。公司有权筹集的全部资本，它包括公司已发行的资本和法律允许公司分期发行的资本，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士和挪威等国公司法都规定，公司所有核准资本都必须全部认购和发行。因此，不论股东是一次缴足还是分期缴足股款，它都能在一定时间为公司所实际拥有，注册资本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公司资本。
2.发行资本（IssuedCapital），也称认缴资本，是指公司实际上已向股东发行的股本总额，即股东同意以现金或实物等方式认购下来的股本总额，发行资本可能等于注册资本，也可能小于注册资本。在授权资本制下，一般不要求注册资本都能得到发行，所以它小于注册资本，而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应一次全部认定，即便在修改章程，增资发行新股时亦须如此。因此，其发行资本一般等于注册资本，但股东在全部认定资本后，可以分期缴纳股款。
3.实缴资本（Paid-upCapital），又称实收资本或已收资本，是指公司发行股份，并经股东出资而实际已经收到的现金或其他出资的总额。它是公司现实拥有的资本，由于股东认购股份以后，可能一次缴清全部出资，也可能在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限内分批缴清出资。因此，实缴资本可能等于或小于发行资本，简言之，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和实缴资本的关系便是：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
4.催缴资本（un-paidCapital）是指发行资本中应当缴清而尚未缴清，需由公司催缴的部分，这是授权资本制下与实缴资本相对应的一种公司资本的特殊形态。
5.授权资本（AuthorizedCapital）是指公司根据章程授权可以筹集的全部资本，授权资本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不必在公司成立时认定或募足，可以在公司成立后根据业务需要分次发行，在授权资本的数额之内发行新股，不必由股东会批准。由于授权资本非由股东全部认定，有学者认为它本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资本。“它仅仅表明全体股东授权董事会还可以分期发行股票的一种权限，或者说预示着公司目前和今后可能达到的规模。”日本学者认为，授权资本“是通过章程授与董事会的股份发行权限及其范围。准确地说应叫授权股份数，它与法律上的资本无直接关系。”
上面是对相关资本概念的辨析。在实际中，为英美公司法所创立的授权资本制，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认定公司注册资本，甚至只认定注册资本总额中的小部分，公司亦可成立。它具有便于公司迅速成立的优点。公司增资时，可随时发行新股募集，无须变更章程，亦不必履行变更登记程序，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对公司决策迅速高效的要求。但是，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的实收资本可能很少，注册资本的相当部分未能落实到人。所以，它更可能被欺诈行为利用，减弱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对这两种公司资本制度的取舍，取决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及不同的司法制度。
1.法定资本制度重在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多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授权资本制则侧重于对投资人和公司提供更便利的条件，较多地体现了个人本位的立法原则。
2.从两大法系不同的司法制度来考察，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使命在于适用既定的成文法律，因而公司立法力求详尽，公司资本力求确定，防患于未然，使公司依法运作，避免因公司资本不实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紊乱。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法官司法判决可以创设法律，成文法上的漏洞可以通过判例来弥补，英美司法判例所确认的“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公司资本充实原则”都是对授权资本制的补充和完善。
（三）折衷授权资本制。由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便于吸收英美国家的投资，德国于1937年颁布《股份法》规定了一种近似于授权资本制的“认许资本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于1950的修改商法形成了“折衷授权资本制”。折衷授权资本制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
其一，对授权发行资本的期限予以限定，在折衷授权资本制度下，董事会虽然也可直接依据授权在法定范围内发行股份，但其权利行使多有期限限制，这是它与纯粹的授权资本制的不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定资本制的增资困难，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02条规定“章程可以授予董事会最长为期5年的全权。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后通过发行以投资为条件的新股票，把基本资本增加到被批准的资本。”
其二，对授权发行资本的数额予以限定。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地区）公司法都规定授权发行的数额不得超过公司资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如日本《商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均规定，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资本总额的3／4.卢森堡公司法规定较为特别，即在公司设立时，全部资本必须予以发行。但是在公司成立后增加资本时，允许有在已经授权而尚未发行的资本。这实质上是在公司设立时和成立后的两个阶段，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本制度。
折衷授权资本制是在总结长期的公司资本法经验，充分吸收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克服其弊端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型资本制度。它有以下优点：1.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2.由于对公司首次发行股份的数额和公司资本总额的最后筹集期限作了明确限制，又使公司资本相对地稳定和确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资本是公司对外交往的一般担保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公司拥有足够的现实财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有限责任给债权人带来的交易风险。一般而言，在公司成立时，公司资本即代表了公司的实有财产，但这一财产并非恒量，尤其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它可能因公司经营的盈余、亏损或财产本身的无表损耗而在价值量上发生变动，当公司实有财产的价值高于其向外明示的公司资本的价值时，其偿债能力增强，对社会交易安全自然有利，其实有财产价值大大低于公司资本价值时，必须使公司无法按照其所标示的价值承担责任。从而对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构成威胁，同时，由于股东往往对盈余分配有着无限扩张的偏好，如果法律对盈余分配没有一定的限制，股东在短期求利动机的驱动下，就可能蚕食公司资本。
在各国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有下面这些内容：
1.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退股，不复抽回其出资，我国公司法第34条、35条、143条有规定。
2.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面值。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表现形式，股份总和就是公司资本，为维持公司资本的实际财产价值，一般各国公司法都禁止公司折价发行股份。日本商法、德国股份公司法、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我国公司法都有这方面规定。
3.公司应按规定提取和使用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可视为资本储备，主要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或增加公司资本，各国公司法大都对法定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商法称“盈余公积金”，该法第288条规定了盈余公积金的提取方法，289条规定盈余公积金“除充作资本亏损的填补场合外，不得使用”，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
4.亏损或无利润不得分配股利，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须先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前，不得分配股息和红利。而且，公司在虽无亏损却无利润的情况下，也不得分配股息和红利，日本商法第290条规定，当公司违法分配时，公司债权人可以让其返还。
5.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的股份或将其收为质物，德国股份公司法第56条，日本商法第210条，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67条以及我国公司法第149条作了规定。
6.债务不得抵销，公司是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与股东在法律关系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因此，公司的债务人不得以其对公司股东个人债权，主张与其所欠公司的债务相抵销，即使是无限公司的债务人，亦受这一规则的限制。而且股东在缴纳股款时，也不利以其对公司的债权实行抵销，日本商法第200条第2项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能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作股款。”7.股东和发起人的连带认缴出资责任，当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缴足出资，致使公司实收资本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额和应收股本时，其他股东或发起人应负连带认缴责任，而且当实物，无形财产估价过高时，股东或发起人也应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四、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资本总额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动，资本不变原则只具有相对意义，并非指资本绝对不能改变，而是指公司资本一经确定便不得随意变更。事实上，在公司成立后，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公司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如经营规模的扩大或缩小，股东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在公司法上，资本不变原则主要体现在公司增减资本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严格法律程序上。日本商法认为，公司增资对债权人无害，所以对增资条件不作严格限制，德国股份公司法对增加资本作了严格限制，该法第192条第（2）项规定，有条件增加资本应限于以下目的：1.用于保证可兑换债券的债权人的兑换权和新股票认购权。2.用以准备多个企业的合并。3.用于保证公司职工以支付现金为条件认购新股票的认购权，这些支付现金的要求涉及所有从公司获得分离盈利的职工。各国公司法对减少资本的条件无一例外地加以严格限制，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甚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不得减少资本总额。
五、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我国从1983年开始着手公司立法，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模糊待定，导致法制建设的长期困惑和分歧，公司立法亦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直至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立法步伐才得以加快。虽然《公司法》制定历时十年，但是严格地说，实际制定《公司法》的时候还不到一年，由于立法时间过于仓促，立法界和理论界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最新演变趋势缺乏研究，结果在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上存在问题也是在所难免。下由谈谈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本人的一点立法建议。
（一）建议将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
我国公司法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额（公司法第23条、第78条）、有限责任的公司章程应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第22条第（三）项、第（六）项）、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应载明公司的股份总额、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第79条第（四）项）、注册资本均应在公司设立时缴足（第25条、经82条、第91条）。需要说明一点，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有一个例外，即在合营企业中采用授权资本制。《中外合资企业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中外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国家工商局《中外合资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可以在公司成立后分期缴付，有些地位的股份合作企业规定也采纳了折衷授权资本制。如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注册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注册资金为股东认缴的股本总额，股东认缴的出资可以分期出资，但第一次必须注入认缴股份的百分之五十，最后一次必须在营业执照鉴发之日起一年内注入”。
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定资本制的弊端外，法定资本制给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的事实，由于公司法将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定为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相当一批业绩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组建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在上市包装中为了凑够法定资本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资产质量和每股盈利下来了，不少上市公司为了依法一次性募足巨额的社会资金，只能挖空心思编项目，政府主管部门则忙于草拟项目批文，而这些项目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则存在巨大的疑问。面对一次性募足的庞大资本，在无项目可投的情况下，不少上市公司只好用作去炒股票、买债券、开发房地产或委托放贷，发起设立公司增资扩股或上市公司配股、增发、均陷入了繁琐的召开会议，修改章程，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之中，反复奔波，若不堪言，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法定资本制已经不适用公司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司法修改时，把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制与折衷授权资本制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差别不大，考虑到从法定资本制转换成授权资本制，落差太大。因此是否以折衷授权资本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我们认为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法，不管立法者最终采用哪种制度，都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意，至于这种制度的实施效果如何，就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采用授权资本制之所以成功，与这些国家司法制度及配套设施完善，人们的交易习惯有很大关系。英美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无疑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有很大帮助，美国建立了一些记录公司资产和信誉的专门数据库如“D&B（Dun&Bradstreet），任何人只要有电脑和一根电话线跟数据库联网就可以查询，一次仅需几十美元，查询时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点，与公司有关的资料即出现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来，其内容包括公司的财务情况、员工人数、营业额、债务额、偿还利息和本金的记录、有无拖欠、有无悬而未决的经济和法律纠纷等，通过这些材料，与公司打交道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评估风险的大小，然后决定是否与对方公司交易。我认为这种方法可值得借鉴。
（二）关于公司转投资的规定，《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的利润转增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从该条法律规定分析，我国《公司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了限制性规定：1.在公司对外投资的对象方面，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未对公司向公司制企业以外的投资对象进行投资作出明确规定。2.在公司对外投资的金额方面规定了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此约束。3.在公司对外投资的法律责任方面，规定公司以对外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限制公司对外投资有下列积极作用：
1.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利于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和避免不良债权的形式，就公司最典型的债权人-银行而言，其信贷原则是讲求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在银行-公司这一借贷关系中，银行投入的是安全性、流动性俱佳，而盈利性不足的现金，通过贷款公司有效的经营运转，实现信贷资金的盈利。在贷款公司运用信贷资金对外投资的情况下，虽然债的主体双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由于这部分信贷资金在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形成的是长期投资性质的股权性资产，它的盈利状况必须取得于被投资对象的盈利与否和盈利大小，从客观上使银行不得不面临贷款公司和被投资对象的双重经营风险，在贷款利率相同的条件下，运用信贷资金对外投资大大降低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同时从流动性方面考察，由于信贷资金的使用权掌握在与银行无直接信贷关系的被投资对象手中，最终形成的是被投资对象的实物资产，而在贷款公司则只体现为财务会计上的股权性资产，一旦贷款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甚至进入破产清算状态，要资本市场性的约束，很难保证贷款公司股权资产的及时变现和银行贷款的快速回收，因此通过法律形式对公司对外投资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为提高银行贷款及公司其他债权的安全性，流动性提供了保障。
2.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防止社会资本的过度虚增。应该说，公司之间适度的投资行为是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司战略，促进公司间良性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法律对公司的对外投资不加限制，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将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的权益，而且会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首先无限制的转投资将造成社会资本的过度虚增，助长经济运行中的泡沫成分，使宏观经济信息严重失真，最终必将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其次，公司不加限制地对外投资，将促使垄断的产生，妨碍竞争，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本质属性，将极大地损害社会公平，阻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第三，无限制的转投资会加大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难度，抬高管理成本。
限制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消极影响如下：
1.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是对公司行为能力的限制，将减少公司资产的盈利选择，公司作为法人组织，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相应的各种权利，公司的这种法人性质决定了它的行为能力与自然人不同，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然而，如果法律对公司行为能力限制得过于严格，一方面是对公司法人资格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公司行为空间变得过于狭窄，就投资行为的限制而言，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大量沉淀，严重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
2.过分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将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司运用其资产对外投资的过程，也是技术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组织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长处就是能够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达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除了国家投资外，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世界经济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公司兼并，收购的历史。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的对外投资，我国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公司重组浪潮，不仅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也为相应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契机，过分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将导致公司的投资冲动减弱，投资需要萎缩，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
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和分析，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变革，在立法上可以作的就是：
1.就投资对象而言，《公司法》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这样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取向，但同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的现状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非公司制企业仍将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相比，缺乏务实精神，建议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将公司投资对象扩大为企业法人。
公司论文范文6
查办案件，惩处腐败，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在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中，要深入开展“廉洁从业”主题教育活动。分公司领导干部要带头到基层联系点，进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提高风险防控意识，为实现全年目标保驾护航》等专题廉政党课；组织分公司党员干部观看廉政教育片，重点讲述身边违纪违法人员，剖析身边违纪违法事，使大家接受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
2完善制度监督机制，保障权力健康运行
2．1健全管理制度，着力提升预防腐败能力
公司党委要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江钻股份公司招标管理规定》、《招投标制度》、《分子公司领导班子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重新修订《门卫管理办法》、《产品货物进出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以严谨的制度体系约束相关部门薄弱环节，完善廉洁风险防控制度体系。认真抓好压缩机分公司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及时了解各部门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进度，对分公司部门及关键岗位的职能职责、业务流程及管理制度要进行全面梳理。收集各部门的职权目录、审核登记表、三级主管以上领导干部岗位职权目录及审核登记表、廉洁风险防控业务流程图，进行统一整理，并汇编成册分发至各部门，方便各部门工作中查找廉洁漏洞。
2．2完善体制机制，规范薄弱环节管理
在开展规范经营秩序活动中，公司纪委专项工作组对举报线索进行了分类统计，对涉及的人和事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基本上都与物资采购、管理、废旧物资处置等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抽调专人成立物资管理检查小组，对武汉压缩机分公司的物资管理相关制度、业务流程、实际状态等进行专项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对《压缩机分公司不要物处理程序》、《整理整顿执行标准》、《改善活动实施细则》等8项管理制度要进行梳理和修订。
2．3突出效能监察，加强关键环节过程监督
压缩机分公司要严格落实招投标制度。首先是对多家供应商进行合格供方评议，综合质量、价格等因素淘汰不合规范的供应商；其次对多家供应商资质、采购物资的规格型号、投标金额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查，通过对物资采购合同的登记、审核、汇总工作，加强效能监察职能力度。针对库房废旧物资处理工作，要严格按照《对外处理废旧物资审批表》程序进行监督，有效预防公司财产损失。
3强化查办案件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1坚持有案必查
公司党委对查办案件始终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有案必查，违纪必究，不管涉案人员职务多高、背景多深，都要排除干扰，一查到底，尽可能为企业挽回或减少经济损失。在规范经营秩序活动中坚持定期听取办案工作的专题汇报，党政主要领导还要亲自批转重要信件，听取重大案件、重要问题调查情况汇报，做出重要决策部署。
3．2坚持为查办案件做好配合工作
公司纪委要下达《关于开展检举揭发各种损害分公司利益不良行为的通知》，号召全体员工检举揭发损害分公司利益的各种问题，受理举报，形成时时反腐的常态。查办案件阶段，当油田综治调查组和公司纪委专项工作组进驻武汉压缩机分公司时，对有关违法线索开展调查时，要给予积极配合。
3．3坚持查办案件与司法机关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