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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理论范文1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2
内容摘要:中小企业的稳健成长对企业、国家、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综述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类比工程力学金属拉伸试验的特性,研究机制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视中小企业为契约主体,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信息、激励、人约束,分析中小企业与相关机构、相关大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契约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小企业 企业成长 机制设计 契约
随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日益突出,中小企业的稳健成长对企业、社会、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创新速度、市场竞争、税负、融资、员工激励、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下,当前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相对缓慢,生命周期偏短,其持续性成长成为相关机构及学者研究的主题。
国内外关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研究主要分为四类:剖析企业成长的动因分析,主要有Edith T Penrose(1959)、杨杜(1995)的资源利用理论、Ansoff(1965)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的协同理论、Peter Drucker(1966)的员工成长理论、Williamson,O.E(1971)的企业边界理论、Alfred D.Chandler(1962,1977)的管理层级制理论、Boone(1996)的企业家成长动机理论等;中小企业成长过程研究,主要有John Kenneth Galbraith(1978)的成长路径理论、Larry Greiner(1972)、Ichak Adizes(1979)的成长生命周期阶段理论等;中小企业成长的因素分析及成长性评价研究,主要有Storey(1994)的影响企业成长的35个因素分析、Adli abouzeedan和Micheal Busler(2005)的中小企业成长的ASPEM模型研究;中小企业成长的经营管理研究,有Chris R.Chatwin(1996)的基于知识系统的中小企业运营管理、Jens Hutzschenreuter(2009)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控制模型研究等。
上述研究主要从企业资源及能力理论、竞争战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视角解释或剖析企业成长的动因,从产权结构、管理职能、技术、体制、生产方式等方面定性描述中小企业的管理运营进而实现企业成长。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契约环境实现中小企业持续成长。
机制设计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研究开始普遍重视企业组织的作用。机制设计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从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个人行为出发,研究社会制度或经济组织要如何设计,才能使得尽管每个人的行为不同,但可以根据各自的信息和情况进行优化,最终实现社会效果或组织目标。
对于已知的环境集、结果空间Z和目标函数F,寻找一个隐私保障的机制π=(Μ,μ,h)实现定义于的F(利奥尼德•赫维茨,2009),其中Μ:信息空间;μ:Μ的均衡信息对应,代表了经纪人的行为;h:MZ的结果函数。若对于属于已知空间的全部环境,机制π都能得到对应相应环境的满意结果,即π实现了定义于的F(见图1)。
由此分散资源配置的三个关键因素:信息、激励和人的约束被确定,并发展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个分支(Daniel McFadden,2009)(见图2)。第一个分支是有关信息经济学理论;第二个分支是激励理论,被应用于公共物品的社会决策和拍卖理论;第三个分支是关于有限理性的分析,经济人处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和自利假设的局限性;机制设计理论的这三个分支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激励理论是委托-理论和规制理论的基础,信息的依赖性在机制设计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 现实中的人都是“契约人”,他们无不处于交易之中,并用各种或明或暗的“契约”来规制他们的交易。中小企业可被视为一个契约主体,通过设计机制引导企业主体的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机制引导中小企业成长
工程力学金属拉伸试验中,对金属试样施加拉力,试样产生变形。根据形变的不同,拉伸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如图3所示。
弹性阶段OA:拉力和伸长成正比关系,表明钢材的应力与应变为线性关系。
屈服阶段AB:当应力超过弹性极限到达锯齿状曲线时,示力盘上的主针暂停转动或开始回转并往复运动,试样在承受的拉力不继续增加或稍微减少的情况下变形却继续伸长,这种现象称为材料的屈服。即当载荷增大到屈服点时,试样所承受的载荷几乎不变,但金属却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塑性变形。
强化阶段BC:过了屈服阶段以后,试样材料因塑性变形其内部晶体组织结构重新得到调整,其抵抗变形的能力增强,随着拉力的增加,伸长变形也随之增加,材料的力学性能发生变化。
颈缩和断裂阶段CD:拉力达到Fm以后,变形主要集中于试样的某一局部区域,该处横截面面积急剧减小“颈缩”,此时拉力随着下降,直至试样被拉断。
如果把金属试样比作一个中小企业,所施加的载荷比作企业的一种(或一类)机制,当机制实施于中小企业时,在机制开始作用的阶段(OA),企业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有序经营发展;机制作用于企业一段时间后,企业主体的行为在机制引导下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经营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AB),在这个类似于“屈服”的阶段,机制对企业的影响逐渐扩散,企业能力得到重塑;随着机制的继续实施,企业能力经机制在屈服阶段重塑后得到显著提高,企业可通过由这种机制衍生的企业变革能力实现企业的继续成长(BC);原有的机制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CD阶段),必须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机制设计在中小企业成长中的应用
基于机制设计的中小企业成长研究视中小企业为一个契约主体,着重分析企业契约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中小企业成长相关的最重要的主体有三个:相关机构、相关大企业、员工(假设其他主体在本设计中忽略)。
(一)相关机构
与中小企业成长具有密切关系的相关机构很多,比如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关的政府和银行。银行之所以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其原因主要在于:信用风险,中小企业的信用往往不足以支撑贷款;财务风险,很多中小企业财务本身不透明;市场风险:中小企业抗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能力差;交易成本高: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可能需要签订上百个合同,导致交易成本高。从机制设计的角度,这四个方面可概括为契约风险。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可归结为契约风险相对较大,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机制导向、契约设计。
第一,对政府而言,政府的资金应以导向作用为主,靠政府的投资带动更多民间投资而不是挤出民间投资,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中小企业。
第二,对银行而言,调整信贷结构,让更多的贷款投入并落实到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中,解决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
第三,对中小企业而言,必须明确企业责任和管理伦理,在宏观政策大背景中,在政府规制和公众监督下诚信经营。
由于银行、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契约风险较大,合理的机制设计避免逆向选择和防范道德风险是构建中小企业与相关机构契约环境的关键。
(二)相关大企业
大企业利用中小企业不断推进其资本积累,中小企业成为经济的弱者沉淀在产业结构的底边,由此形成能够影响外部环境的大企业系统和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中小企业系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大企业主导的市场环境是中小企业重要的外部环境,面对与相关大企业竞争和共生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博弈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形式的过程中,与大企业联盟合作是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策略之一。中小企业不仅可以借助供应链上大企业的信誉进行供应链融资,还可以与大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在与大企业合作过程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一方是委托方,另一方是方,应用委托-模型,引入合理的契约参数、设计有效的资源配置及任务分配合同,引导和制约两个契约主体的行为,实现合作目标。
(三)员工
由经理阶层和中高层管理人员构成的管理层级以及组织结构决定了企业成长的方向和速度。企业成长的程度由员工所能成长的程度决定,因此中小企业成长的关键途径在于实现员工的成长。
由于中小企业制度不规范、激励方式不合理、发展机会空间受限等导致企业核心员工流失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发展,这些问题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可归结为员工激励不足。从信息、激励、人约束三方面进行机制设计的思路在于:
第一,从人约束角度出发,中小企业必须实现成长(在企业-员工契约模型中,员工是人)。企业成长为员工的成长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更重要的是,使员工获得了最根本且持久的心理激励,这种激励将成为员工成长的源泉,进而推动企业成长。
第二,从信息角度出发,员工所能成长的程度由其所具有的知识决定,构建中小企业员工知识共享机制是促进员工成长的根本途径。
第三,从激励角度出发,设计合理参数,运用激励理论进行员工激励的契约设计。
相关机构与相关大企业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外部经济,员工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内部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共同作用决定中小企业成长。
结论
视中小企业为契约主体,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信息、激励、人约束),研究了中小企业与相关机构、相关大企业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合理的契约环境引导契约主体的行为,实现中小企业成长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为中小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新的思路,关于中小企业成长的机制设计模型是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参考文献:
1.利奥尼德•赫维茨.经济机制设计[M].格致出版社,2009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3
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环境污染跨域治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这是由于政府间收益与其付出的成本不一致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博弈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行政决策权过于模糊，使得环境污染跨域治理越来越复杂。现实中，跨行政区环境污染治理涉及政府间的利益博弈。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财政分权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管理实行垂直领导，中央统一制定环境标准、设定环境管理目标，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环境污染治理。由于二者目标函数不一致，会导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忽略环境治理。在地方政府间，自利动机会使地方政府采取搭便车的投机行为，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合作状态，从而导致“公地悲剧”，陷入“囚徒困境”，使得地方政府间合作成为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
（一）权力分化：博弈关系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看，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地方政府形成“领导支配－服从执行”关系。一方面中央与地方间权力不对等，中央承担着指导和协调解决各地方、各部门以及跨区域、跨流域重大环境问题的职责，地方所承担的职责以辅为主；另一方面中央在环境跨域管理过程中调控乏力，在政策规划、实施以及协调相关机构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导致地方积极性不高。
（二）主体分化：博弈关系形成
中央政府作为环境的宏观管理者，目标取向是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发展与相互协调，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决策时，为避免己方的效用损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边界环境纠纷频繁以及跨域环境公共事务治理失灵。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壁垒都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在政治博弈中做出最优反应的必然后果［2］。这种行为主体分化形成的利益博弈包含两组关系：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竞争，是不平等主体间的博弈，称为纵向竞争；一是参与人是平等主体的政府间的竞争博弈，称为横向竞争。（三）利益分化：地方政府自利动机在财政分权体制和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下，这种自利性带来的影响与结果是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期利益，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政治晋升机会是地方官员的目标函数。地方政府为保护环境，需关闭重污染企业，要求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以减少污染，政府还需增加公共性投资以达到既定的减排标准，这无疑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收益，进而减少地方生产总值。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会根据成本与收益原则追求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最优策略，对环境污染治理等涉及全局或其他地区利益的事则漠不关心［3］。
二、环境污染治理中央－地方利益博弈模型
（一）模型设定及说明
在环境跨域治理中，中央－地方各自的多个竞争策略构成策略集。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是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何种策略都属于地方政府最佳选择的竞争策略，但是这种最佳选择常常导致不理想的结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是选择不治理，由此将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本文仅就中央－地方、地方－地方间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以及主体间的博弈机理进行探讨。根据博弈理论确定博弈的几个要素［4］：1．对弈者。这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本文将对弈者设定为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竞争，中央－地方政府间博弈表示为N＝｛A，B1｝；地方政府间博弈竞争表示为N＝｛B1，B2｝，N为虚拟参与人。2．战略。对弈者在给定信息集情况下的行动规则，一般用si表示第i个对弈人的一个特定战略，Si＝｛si｝表示第i个对弈人所有可选择的战略集合［3］。政府间环境治理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战略选择为Si＝｛检查，不检查｝，地方政府的战略选择为Si＝｛治理，不治理｝。战略规定对弈者何时选择何种行动。3．支付。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对弈者得到的效用水平。支付不但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还取决于其他对弈人的战略选择，我们用Ui表示第i个对弈者的支付，u＝｛u1，…ui…un｝为n个对弈人的支付组合。所有参与人战略选择的函数为Ui＝Ui｛s1…si…sn｝［3］。
（二）中央－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分析
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中央政府来说，任何地区环境质量的恶化都意味着国家整体环境质量的下降。而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GDP，在面临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时往往会忽视民生与和谐，牺牲环境。在中央－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私人信息，称为“人”，而中央政府不拥有私人信息，称为“委托人”。在我国当前分权的治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将任务层层分解，通过行政逐级发包的方式，将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5］。委托－理论试图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够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来行动，或者中央政府怎样根据观测和收集到的有关信息对地方政府进行奖惩，以激励地方政府选择对中央政府有利的行动。以下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模型，并做如下假设：（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检查成本为Ca；（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成本为Cb，Cb＝f（Q，G，P2），此为增函数，Q表示污染物治理量，G表示污染治理投资，P2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行动，选择不治理时将受到的处罚D；（4）地方政府治理时收益为π；地方政府不治理、中央政府不检查时的收益为ω，π＜Cb＜ω；（5）地方政府选择治理，中央政府收益为Σ。第一种情况：在θ给定的的情况下，假定θ为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α为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中央政府检查（α＝1）和不检查（α＝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μa（1，θ）＝（σ－Ca）θ＋（D－Ca）（1－θ）＝D－Ca＋（σ－D）θ；μa（0，θ）＝σθ＋0（1－θ）。解μa（1，θ）＝μa（0，θ）得纳什均衡解θ′＝（D－Ca）／D，θ′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等于（D－Ca）／D，检查和不检查的效果是一致的；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大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小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检查。第二种情况：在ɑ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选择治理（θ＝1）和不治理（θ＝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μb（α，1）＝（π－Cb）α＋（π－Cb）（1－α）＝π－Cb；μb（α，0）＝－Dα＋ω（1－α）＝－（ω＋d）α＋ω。解μb（α，1）＝μb（α，0）得纳什均衡解α′＝（ω＋Cb－π）／（ω＋D）。α′表示如果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等于（ω＋Cb－π）／（ω＋D），地方政府随机选择治理或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小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大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治理。因此，此时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α′＝（ω＋Cb－π）／（ω＋D），θ′＝（D－Ca）／D。表明地方政府以（D－Ca）／D的概率治理，中央以（ω＋Cb－π）／（ω＋D）的概率检查。从均衡结果可知，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成反比的关系，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成正比，双方的博弈均衡解为（不检查，不治理）。拥有占优策略的地方政府拥有明显的优势，处于竞争中的主动地位。中央政府监管成本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采取不治理策略；处罚越大，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就越大。表明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环境污染治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三）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理性人”博弈过程中都遵循占优策略，即不论政府B1（B2）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政府B1（B2）所选择的都是唯一最佳的策略。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是两个同质政府，各自都是理主体，将总投资预算用于公共性投资将使环境污染得以改善，用于生产性投资则增加污染物排放，产生环境污染。假定B1进行生产性投资排放污染物，会使政府B1受益，B2受损；政府B1进行公共性投资能让双方受益。用F表示公共性投资行为，代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P表示生产性投资，代表具有负外部性的生产行为。1．假设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资的收益函数分别取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Ub1＝（FB1＋γFB2）α（PB1－φPB2）β（1）Ub2＝（FB1＋γFB2）α（PB2－φPB1）β（2）其中0＜α，β，γ，φ＜1；α＋β＜1，假设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资总预算为H。B1（B2）进行公共性投资给B2（B1）带来的正外部性参数用γ表示，B1（B2）用于生产性投资给B2（B1）带来的负外部性参数用φ表示。2．政府B1与政府B2之间不合作。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则政府B1的决策可以表示为：MaxUb1＝（FB1＋γFB2）α（PB1－φPB2）β3．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中央政府作为决策机构，激励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追求各地区总收益的最大化目标，即为：MaxUB1，B2＝UB1＋UB2以上两种情况的讨论可以看出：同质地方政府B1和B2在不合作的情况下进行平等博弈，纳什均衡条件下（式7、8）的均衡结果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基于个体理性地方政府B1与B2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的决策将导致公共性投资不足而生产性投资过度。不合作情况下用于公共性投资比例会少于合作决策时的最佳投资比例，只有在整体理性支配下，资源配置才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使社会福利最大。这也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博弈的后果常常会导致边界环境纠纷频繁以及环境跨域治理失灵的结果。
三、跨域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
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出于自身需要，为实现本区域居民福利最大化、促进本地经济充分发展，往往会制定更符合本地利益的政策。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既有正面的意义，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前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投资不积极问题等。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合理干预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协调一致，形成合力，以实现地方和整体利益整合的最大化［6］。
（一）寻找利益重合空间
环境跨域治理博弈中，寻找利益重合空间是激励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激励的关键是要使中央－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能够同时从博弈中获益，这就要求二者的利益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本文认为，只有建立一系列政府间公共品的产权及交易制度，才能使激励机制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在环境保护领域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激励和利益补偿机制是政府间合作共识的达成和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6］。在目前行政分割的现实和保护地方利益的背景下，在区域磋商时应使各方利益平衡，分配方式应综合考虑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环保意识、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等。政府干预并不一定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惟一办法。政府可以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以定价出售的方式合理地将权利分配给各个主体，也可采用公开拍卖以及特定条件下无偿分配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做既不损害现有主体利益，又能保护未来进入交易市场的主体的利益。
（二）形成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机制
为减少地方政府无序竞争引致的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从中央政府层面，应构建一套以绿色GDP为指向的，纳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一些重要指标的，科学、规范、可量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这些考核内容，其指向不仅仅限于某一行政区域，还要包括周围相邻行政区域的资源环境质量。要完善和强化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严格奖罚措施，严格结果兑现。要完善和强化绩效考核的监督体系，将考核的全过程都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保证客观公正。通过这一措施，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增强区域环境治理合作意识，减少垄断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行为［7］。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考核机制下，要发挥环境保护利益主体意识，将自身的努力更加平等地分配到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两个方面，避免对区域环境投资方面采取单方面竞争策略，以有效整合地方政府间利益，克服因环境治理外部性导致的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三）构建地方政府合作平台
由前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合作时的环保收益比不合作时多。因此，为促进地方政府间的自愿主动协调合作，在地方政府之间发展共生关系，应创建地方政府合作平台，协调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利益矛盾，从而走出“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困境”，促进整个区域收益最大化。这个平台应包括：签订区域环保合作协议、制定区域环保规划、实施区域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区域环保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区域环境执法联动机制等。但是这些合作的持续性都较差，以短期为主，在资金保障、人员配备等方面都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地方政府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在环境治理中主动自愿协调合作的长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间的长期良性互动。针对目前环境跨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机制既应该包括直接与环境跨域治理有关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也应包括区域产业合作机制、监督约束机制等保障支持性机制［8］。
（四）强化地方政府参与环境规划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4
关键词 设计伦理 艺术设计 教育
现代的设计艺术从西方发展以来，其总体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追求是在人与物的关系基础上进行思考的，这就造成现代设计艺术所奉行的评价标准依然是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随着设计艺术的变化和设计带来诸多的负面问题，原有评价标准应该发生改变，传统型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已不能全面指代和解释设计的本质和存在价值。
李砚祖在《从功利到伦理》文中谈及：艺术设计有三种境界，而伦理境界是最高境界，具有理想性特征，实存于功利和审美境界之中。设计伦理追求的是现代审美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完美结合。对于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把设计伦理纳入设计教育体系已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有必要针对设计伦理的教育问题进行思索，建立具有良好设计伦理价值观和设计道德意识的年轻一代设计师的培养机制。
一、艺术设计教育中设计伦理教育比较薄弱
艺术设计在中国发展的20多年里，我们的设计学科只是在建立自己的方法论，设计艺术教育主要还是以“设计史”、“设计概论”、“设计方法论”、“设计美学”以及与各个门类相关课程为主干的教育体系。专门针对“艺术设计伦理学”的课程并没有涵盖于其内，关于艺术设计伦理教育的体系框架更是没有。
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绝大部分还只是注重于艺术设计的技巧、方法与思维的培养，教师在教学中也更着注于为学生讲解消费社会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设计原则，很少将设计与伦理道德范畴的有关内容相联系，更多地只讲设计理性和实用主义，对于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相对薄弱。这也造成学生的设计作品表现出只关注物质而忽视精神的表现和文化的探索，完全市场化的教育和设计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推动消费从而获利，设计的伦理道德意识几乎完全被忽视。如此教育模式培养下的艺术设计人员思想中伦理道德的意识缺失，许多设计师头脑中充斥着消费文化下的“金钱主义”，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抛弃尊严与道德，全然不顾设计出来的产品对社会、自然环境及人文的伤害。
当然，随着艺术设计领域及教育的发展，在更多的专业课程中，教师常常会融入诸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无障碍设计”等一些理念于教学中，这固然是艺术设计教育朝着更为健康、人文的方向发展，对学生进行了一定的设计伦理意识的引导，但这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设计伦理教育还差之甚远。
二、艺术设计教育需要设计伦理的回归
艺术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伦理缺失下的艺术设计只会无限刺激人类的“物质欲望”，无休止的物欲追求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最终与人的生存发展背道而驰，也导致人类整体道德水平的滑坡。
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但要从就业的角度或者说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还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培养具备鲜明的是非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设计人才。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强调设计伦理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有必要将设计伦理学的内容贯穿于艺术设计教育学科中，艺术设计教育需要设计伦理的回归。
所以，设计伦理教育应成为艺术设计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设计教育者的角色也应由过去单纯的知识和设计经验的传授者向信息资源的调配者和引导者转变。通过构建设计伦理学课程体系来平衡和协调人、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关系的价值标准，探讨和研究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将设计伦理学的内容列入艺术设计教育中，只有让设计伦理观念成为每个设计专业学生的自觉意识，把伦理性设计作为一种设计态度、设计思想、设计理念，并在其指引下，寻求有效的设计策略与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设计活动中彻底杜绝那种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设计。学生在教育中一旦确立了牢固的信念，就会在今后的思维与行为中体现出来，进而影响到整个设计工作。
三、设计伦理教育的发展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设计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例如，美国一些艺术设计教育中已经开始实行有关伦理价值导向的专业伦理教育的新课程结构。设计伦理教学除了以专门的设计伦理课程开设外还应注重设计伦理的实践性。通过专业设计课实际案例的教学中，来增强学生的设计伦理意识。在实际教学中，结合设计中真实生动的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是将学习与设计现实、学生兴趣和思考判断结合起来，在教学中促成学生实践中的设计伦理意识。
(一)设计伦理融为设计理念
古人在造物时会把人论道理融到具体技艺传授中，最终使造物技艺达到“物以致用”的境界，这种融伦理观念与技艺传授为一体的教学方法还是值得现代设计教育借鉴的。只有学生具备了设计伦理的理念，其在进行设计时才会关照到人与物、人与自然、物与物以及使用人的心理感受，从而使设计创造的过程成为社会责任传递的过程，使设计使用的过程成为社会责任感化教育的过程。
（二）设计思维中具有设计伦理意识
设计意识不仅是设计师对外界事物的感悟，更是其从心得发现向设计行动转化的心理活动。高校有必要将设计伦理意识纳入到设计教育中去，使每个未来设计师形成设计伦理的自律，让设计伦理意识真正成为他们设计工作中自觉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设计“技能”。只有强化学生的设计伦理意识，才有助于加深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通过心理内省发现社会问题，以设计行动引导人们行为与意识，达到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共生才是设计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设计伦理作为设计技能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5
如果齿形误差大，渐开线齿面就会不平滑，就会有波谷与峰谷的产生，这样在啮合线就会不连续的产生冲击。可见，由于齿形误差而产生的噪声音调比较尖，频率也比较高。齿圈径向跳动和齿形误差在轮齿每次啮合中通常能引起多次冲击振动,特别是在直齿啮合时噪声会更大。磨齿，剃齿和滚齿的正常加工得到的齿形形状不同，它们产生的噪音也不同。剃齿是现在比较常见的齿轮加工方法。剃齿容易产生中凹齿形的危害，啮齿过程中的啮合系数在1到2之间变化，齿形中凹造成的冲击和噪音是很明显的，而想要解决中凹齿形需要对剃齿刀进行修形。由于齿轮中部被过切的中凹现象是由各接触点分压力的变化产生的，所以需要将刀具齿形进行修型成中凹，从而得到齿轮的中凸齿形。一般情况下，齿形中凸量在0.002到0.005mm之间。此外，当剃齿刀齿数和被加工齿轮齿数得比为奇数时，可以有效避免累计的误差。
2接触精度和运动精度对噪音的影响：
齿向误差影响齿长方向的接触，基节和齿形影响齿高方向的接触，它们都会产生高频噪音，而齿圈径向跳动和周节累计误差会产生低频噪音。齿轮传动受安装与制造的误差,齿轮在传递功率时有变形的发生,造成载荷沿齿宽方向的分布不均匀,使偏载的现象出现。想要使齿轮的接触精度提高，使轮齿的承载能力增加，使齿面负荷均匀,可以使用齿向修形的办法。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加工，提高接触精度，减少噪音，通常使用齿端修薄的方法,做成鼓形的齿向,使轮齿在啮合的时侯在中部接触渐进向两边延展。齿向修形就是为了使齿面形状理论上的齿形有差距，而有意识地沿着齿线的方向对齿面做小量的修削,齿向修型分为鼓形修整与齿端修薄。齿端修薄就是在一小段齿宽范围内，对轮齿的一端或者是两端,根据越接近齿端削薄量要越大的规定,削薄齿厚。鼓形修整就是为了使轮齿和相啮合齿面在齿面中部区域接触，将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并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剃齿加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利用工作台摇摆机构或利用成形剃齿刀实现。鼓形量根据齿宽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控制在0.01到0.025之间。齿向修形图如下所示：（其中标明了设计齿向，设计齿形，理论齿向和理论齿形）
3减速箱体孔精度对噪音的影响：
孔的尺寸精度、中心距误差和同轴度误差都会对噪声产生影响。孔与轴承的配合公差的选择对整机噪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情况下孔与轴承外圈的间隙在0.01mm左右时，可以有效地降低轴承对整机的噪音影响，此外选择适当的油品对降低噪音也有好处。齿轮箱体是一个典型的弹性结构系统，它会在轴承动载荷作用下产生振动，辐射噪声，可见，想要降低噪音，需要合理的设计箱体的振动特性与结构。为了减少噪音，使在动态激励作用下的箱壁振动达到最小，应当做好几何约束，应力约束和频率约束等相关的约束条件。此外，为了减少系统的振动，需要注意在箱体结构设计中让箱体支点和轴承支承座之间的结构联系保持足够的刚度。为了减少振动噪声的幅度，对于较大面积的薄壁，需要设置加强筋。
机制设计理论范文6
关键词：产品设计价值工程人性化价值观
前言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建启，李君华．新论工业设计融合价值工程的理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