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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1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只要一份就可以，可以申请多个证人出庭，需要提供证人的身份信息，按规定的时限交给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来源：文章屋网 ）
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2
一、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
第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第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第六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八条、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第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
二、提供证据的要求
第十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
（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
（三）提供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四）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
（二）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四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第十五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提供人应当作出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法庭予以审查确认。
第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条、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页数、件数、种类等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
三、调取和保全证据
第二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第二十三条、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
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
（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取证据的申请，经审查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调取；不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向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书面委托证据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后，按照委托要求及时完成调取证据工作，送交委托人民法院。受托人民法院不能完成委托内容的，应当告知委托的人民法院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
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保全证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到场。
第二十九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十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
第三十一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鉴定的内容；
（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技术手段；
（四）鉴定的过程；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
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
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
第三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
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
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四、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
第三十五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
第三十七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及其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
第四十条、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一条、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一）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
（二）证人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三）证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
（四）证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
（五）证人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第四十二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根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由有关部门鉴定。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交由有关部门鉴定。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出庭的，经法庭准许，可以不出庭，由当事人对其书面鉴定结论进行质证。
鉴定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参照本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对于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及案件的关系，并告知鉴定人如实说明鉴定情况的法律义务和故意作虚假说明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历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
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第四十九条、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
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
第五十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一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
（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
（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五十五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十六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一）证据形成的原因；
（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五十八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第六十一条、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第六十二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3
最近，秋生可谓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痛―父母在两个月内先后去世。好不容易办完遗体告别仪式，心力交瘁的他又迎来了另一个打击。
丧事过后，秋生到住房与建设委员会房屋登记大厅询问父亲在世时的房产，以便和妹妹有个合理的分配。然而秋生得到的答案却是：“这房子不是你父亲王宪卿的名字，一年前就过户到一个叫王红丹的人名下了。”秋生一愣，什么时候父亲把房子过户给妹妹了？自己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父母身先去，儿女兴风波
事情还得从秋生的父亲再婚说起。
原来，秋生的父亲王宪卿中年丧妻，后经邻居介绍和一个叫谷丽娟的老姑娘结婚，父亲与继母婚后第二年生下了妹妹红丹。
转眼秋生也成家立业，日子过得还算红火，婚后买了两套房。妹妹红丹3年前也结了婚，对象是一个外地来京的小伙子，由于房价太高，两个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婚后一直跟父母住。父亲老年得女，对红丹一直非常宠爱，多次嘱咐秋生要照顾好妹妹，让妹妹住大房子。秋生每次都默不作声，自己不想跟妹妹争，可他哪里做得了老婆阿凤的主。
父母去世后，秋生居然查出这样的事实。夫妻俩合计半天，决定先不露声色，明天到妹妹家打听虚实。
秋生夫妻俩一进门，妹妹脸上就没了往日的和气，也不招呼哥嫂，一直自顾自做家务。阿凤给丈夫使了个眼色，秋生便跟红丹说起了房子。妹妹说：“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可瞒着的，父母在世前一年，就已经把房子卖给我，只不过怕你有想法就没有告诉你，不信你看买卖合同和房产证。”
哥哥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嫂子就不干了：“我们两口子也赡养老人，你别想拿这两张纸唬我，我不是你哥，不吃你这一套！你大哥平日对你不薄啊！竟然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来！”王红丹平日被家里上上下下地宠着，哪里受过这个气，姑嫂两人从语言升级到了厮打。王红丹毕竟年轻，嫂子阿凤吃了亏，回家后气得一病不起。
见老婆病成这样，秋生心里也怪妹妹，再想到自己对父母一向赡养到位，如今房子给妹妹竟然连声招呼也不打，心里越想越气。第二天找律师咨询，律师建议他先去房管登记处查询一下当初过户的详细档案。在登记处秋生看到买卖合同的落款处虽然“有”父亲的签字，但这个签字根本不是父亲本人的，而是妹妹王红丹的。
秋生一纸诉状把房屋所在区的住建委告上了法庭，要求住建委撤销给王红丹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书，理由是父亲根本没有把房屋卖给红丹，合同上的名字是红丹代签的，建委给王红丹颁发房屋产权证属行政行为违法。法院受理案件后，通知王红丹为第三人参加了案件诉讼。
【法律点】
为什么法院会通知王红丹出庭？这个行政诉讼第三人到底是什么？
王芳释疑：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与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根据该条可知，本案秋生要求确认建委给妹妹红丹颁发房屋产权证的行为违法，法院认为红丹作为现在房屋的产权人，与建委颁发房产证的行政行为之间有很大利害关系，因此将其列为了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案件的审理。
两度“法庭会”，遗愿终成空
经过庭审，虽然买卖合同上卖方的签字鉴定后确实不是父亲的签字，但住建委却出示了当初办过户手续时，父亲王宪卿在其他材料上的亲笔签名。法院认为从双方举证情况来看，将房产过户给第三人，确系王宪卿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过户材料有些瑕疵，但这不足以影响该转让行为的效力，所以判决驳回秋生的诉讼请求。
秋生两口子不服，决定找个更专业的律师重新上诉。一个礼拜后，王红丹接到了法院电话，说是哥哥又把自己给告了，让她去法院领书和传票。
秋生这回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书上写明要求确认当初红丹与父亲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很快案件如期开庭。
法庭上秋生聘请的钱律师陈述说：王宪卿患有小脑萎缩很多年，早就有行为障碍，已经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当视为无效。并当场向法庭提交了一部分王宪卿在医院看病的诊断证明，上面清楚地写明王宪卿患有小脑萎缩症。同时，钱律师申请法院前往王宪卿看病的医院调取其近些年看病的全部病历。
红丹向法官解释说：“我爸去世前半年是自己骑车去单位交党费，还能提着篮子去菜市场买菜，怎么可能无民事行为能力？我爸单位的同事和邻居都能为我作证。”红丹的人也补充：“小脑萎缩是人类衰老的必经阶段，很多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小脑萎缩，即使患有小脑萎缩也不意味就没有行为能力。为了证明王宪卿有行为能力，我们要求法庭给举证期，我方将提交新证据证明这一点。”于是法院宣布休庭。
第二次开庭，法院调取来了医院病历记录，里面记载了王宪卿患有小脑萎缩、流口水、反应呆滞等症状。红丹找到了两位重要证人出庭作证，一个是父亲单位的会计，他证明父亲去世半年前曾亲自来单位办理医疗报销手续和交党费，当时神志清醒。老街坊也出庭作证，证明王宪卿生前脑子清醒得很。
这时，钱律师把准备好的申请书递交到法官手上，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对去世的王宪卿做行为能力鉴定，钱律师还特别说明，要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的王宪卿行为能力做鉴定。
“给我爸做鉴定？王秋生，你是不是人啊？你要让九泉之下的爸爸死后不得安宁吗？”秋生听到这里，心里也不好受，没想到钱律师会申请对去世的父亲做鉴定，这怎么使得？
【法律点】
父亲已经去世，还能做行为能力鉴定吗？
王芳释疑：我国法律规定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认定某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法院接到申请后，首先应按照程序确定有资质的专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具体鉴定工作，并依据鉴定结果来认定公民的行为能力。本案中被鉴定人父亲王宪卿已经去世，那么儿子秋生要提供王宪卿在世时的相关诊断证明、病历等详实的证明资料，才可以申请对王宪卿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做鉴定。司法实践中把这种给已经去世的人做的行为能力鉴定叫做既往行为能力鉴定。
所以，实际上既往行为能力鉴定并不非要利用尸体才能做司法鉴定，仅凭书面的诊断材料、检验报告等也是可以做行为能力认定的。
法院接受了钱律师的申请，给鉴定中心提交了所有王宪卿的病历资料。一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王宪卿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法院依据该份鉴定结果，最终判决认定红丹与父亲当初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4
此前2009年5月16日，个头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和两名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城管在一处民房内发生冲突，结果两名城管申凯、张旭东死亡，另一名后来的城管张伟自称受伤。
按照刑事诉讼制度，这一案件如果没有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或诉讼程序不合法，死刑判决恐难获更改。
但已经披露的案件细节和终审裁判并未能令公众和相关法学界人士信服，相反引发了更大质疑。案件无论在程序还是事实方面均存在诸多瑕疵，甚至明显事实不清。
终审之后，《财经》记者再赴沈阳，追问夏俊峰案，梳理相关纰漏疑点，以期司法之公正透明。
关键人张伟
夏俊峰案的主要定案依据来自于四名城管的证言，其中当事人张伟的陈述最为关键，但也最为蹊跷。
据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在张伟作为证据的陈述中，其称亲眼目睹了夏俊峰刀扎城管张旭东，之后自己也被夏俊峰扎伤。
然而，这与案发当天下午他接受警方询问时所说大相径庭。据案卷记载，2009年5月16日13时左右，在四六三医院急诊室，面对办案警察“申凯和张旭东是谁刺倒在地”的询问，他回答，“我不知道。”警察继续问，“是不是夏俊峰刺的?”回答是“我没看见”。
据当天张伟的病历记载，在医院就诊时，他神志清醒。
当天，他的陈述是：“等我回到队门口时，看见夏俊峰手中拿了一把刀向我冲过来，我向屋里走，他迎面就给我一刀，刺在我左大腿根部，我就向外跑。”
一个月后，笔录地点改成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案审科办公室，他一改之前的说法称：“夏俊峰背对着我，正在用刀扎张旭东，我一看情况不好，就过去拽了夏俊峰一下，当时我把夏俊峰拽到墙附近，夏俊峰回手就用刀扎了我一刀。”
如此明显的事实差异，出现在警方的刑事侦查案卷中。一审法官也发现这一问题，于是当庭问张伟，“哪一份说的对?”张伟回答，“第二份。”但并没有对两者差异作出相应的解释。
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回答法官提问的张伟坐在旁听席上。按照刑事诉讼制度，如果是被害人应当坐在原告席上，如果是证人则不允许参加旁听。据案卷记载，在开庭前和张伟回答问题前，法庭均没有核对他的身份，他也没有在庭审记录上签字。然而，这一供述却成为定案的最关键证据之一。
2009年10月9日，在一审法院人员询问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张伟和其他两名死者家属一样，均签写书面材料表示要附带民事诉讼。然而控方书显示，附带民事诉讼人名单中未见张伟。
此案中与张伟有关的疑点不止于此。在案发现场，警方送交DNA鉴定的材料中，包括申凯、张旭东和夏俊峰送检样本均为血液，唯独张伟的为“张伟唾液纱布”。鉴定结论显示，现场血迹中发现了申凯、张旭东和夏俊峰三人的DNA，但没有发现左腿受重伤出血的张伟的DNA。
司法鉴定材料还显示，当天11时19分，张伟被送到医院，司法鉴定材料摘抄的病历记录显示，“3小时前被人用刀刺伤”，此处时间记载“3小时前”与案发时间完全不符。
夏俊峰历次接受询问时，他并不记得还伤过申凯和张旭东之外的第三人。在死刑复核阶段，面对律师陈有西“你还扎过人吗”的询问，夏俊峰的回答与前几次一样，“我真没印象，没有扎过。我不知道，我没法承认。”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曾将张伟和两名死者鉴定结论通知书交由犯罪嫌疑人夏俊峰签字，夏对张伟的鉴定结论通知书拒绝签字，办案人员亦注明“该人拒绝签字”。
但在只有张伟个人供述的情况下，其遭到夏俊峰刺伤的情节却被法院确认。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均认定夏俊峰刺伤了张伟，且张伟见证了夏俊峰刺杀张旭东。
谁在说谎?
夏俊峰妻子张晶对《财经》记者称，案发当天上午，共四辆车、十几名城管人员来到五爱街附近执法，她和丈夫在跑到南乐郊路时被城管人员拦下。随后夏俊峰被带走，其中一名城管曹阳并未离开，而是留下来开具“行政执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曹阳第一次递给她，她扒拉开，“罚单”掉在地上。曹阳捡了起来，直接塞到了她的倒推车上。
夏俊峰在接受律师陈有西询问时称，他所乘坐的车上只有三人，没有曹阳。车到达执法队后，司机陶冶先走后门进屋，然后从屋里打开了前面的卷闸门。
但曹阳和陶冶均称，他们是同车回到执法队，是曹阳，而非陶冶，先下车从后门进屋打开卷闸门。
张晶对《财经》记者坚称，曹阳因开罚单未和夏俊峰同车返回：“以前见过曹阳，斯斯文文的，与其他城管队员不同。”
针对这一细节冲突，律师陈有西认为，相关城管涉嫌作伪证。
按照2010年7月起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然而，法院在此处依靠的全部是控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此外，陶冶和曹阳两名证人的证言也存在矛盾。陶冶称，“我进屋时，屋里有曹阳、张旭东、夏俊峰和申凯，什么时候进的屋我没看见。”这意味着，当时屋内有五人，那么曹阳应该看到了夏俊峰在案发现场。但曹阳的证言恰恰否认了这一点：“我从洗手间出来，夏俊峰已经不见了。”这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涉嫌说谎。
案卷材料显示，曹阳的两次询问笔录对现场关键细节的记载存在差异。在案发当天的询问笔录中，曹阳称申凯“用手捂着前胸，鲜血直流，对我说，炸串那人用刀给我刺伤了”。
一个月后，曹阳的叙述是，“我出来看见申凯向勤务区的后门走，走到我身边就倒在我怀里说，‘我被炸串那小子给扎了。’就倒下了。”
司法鉴定材料显示，此时申凯已受重伤，身穿制服的破口达七处，其中几刀是致命之伤，奄奄一息的申凯如何走向曹阳，法庭并未细问却将之认定，并载明在判决书中。
辽宁省高级法院在此案判决后曾二度回应外界对案件的质疑，在被问到为何没有让辩方证人出庭时称，因为辩方证言与夏俊峰本人供述存在矛盾。此处矛盾即指在冲突双方第一案发地，城管队员试图没收夏俊峰的煤气罐时，是否存在殴打后者。围观人群称夏俊峰被殴打，而法院认定并非殴打而是肢体接触，并称得到夏俊峰证实。
据此，法院认定辩方证人证言和夏俊峰口供矛盾，因此没有让辩方证人出庭。
但是，对于控方证人之间多处矛盾，辽宁省高级法院则并未细查。
正当防卫之辩
在此案一审、二审期间，夏俊峰和辩护人均提出，夏是因为受到暴力袭击后才奋起防卫，其刺伤两名城管属正当
防卫，不应被认定为故意杀人。
在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会见笔录中，夏俊峰详述案发经过称：“我进门后脚跟还没站稳，后车下来一个人就很重地打我后脑勺和耳朵，我当时就蒙了。我想往外跑，打我那人堵在门口，现在知道那人叫申凯。一米八以上的。我推他想从门边跑，他一仰靠桌上，屁股靠桌上。这时张旭东从后边拽我衣领向后仰脖，我的脸已经朝门外，张抓住我后衣领，我仰脖子，申凯就一脚踹到大腿根处，很重，我一下就跪地上了。申凯从桌上拿着一个将近十几厘米的白色不锈钢杯，往我脑袋上砸。砸了好多次，不停地砸。张旭东也从后边打我，用折叠椅从后边打。我用手臂挡我脑袋，胳膊被打伤。一瞬间的事。我就急了。也碰巧，我刚出摊，还没卖货，身上带的一把折叠水果刀，还在裤兜里没用过。踹我后，我一直单膝跪地上，他们俩从上边打我。”
陈有西律师问：“捅的时候他们还在打吗?”夏俊峰回答：“两人一直压着打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就没看，往上捅，乱捅，眼睛也没睁。他们向下，我往上。他们用铁茶杯、椅子、拳头打我，我用水果刀往上乱捅。”
如果按夏俊峰的供述，其刀刺瞬间的情势、角度、力度均可通过现场勘查及死者、伤者的伤口勘验情况进行对照印证或证伪。
但是，对于这一案发现场的关键细节，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进行查证。二审裁定书中，法院对此进行了模糊处理，“证人陶冶始终距现场几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的情况，现场附近卫生间内的证人曹阳证实只听到争吵声。”
对于夏俊峰当天上臂内的明显瘀痕，法院推断为“这种伤痕更符合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时肢体接触所形成”。夏俊峰则称，其被打后的伤情，其在看守所同监室的人都有看到，但法院并没有对其所述受伤情况进行调查和鉴定。
此案二审时的辩护律师助理马银玲认为，“判决书里就写有血迹，但是什么样情况下形成的血迹，对于一个两死一伤的重大案件，为什么就这么简单过去了，没有分析呢?”
在刑事侦查学中有一句名言，“尸体会说话。”即通过对案发现场勘查、对尸体的解剖、鉴定能够基本还原案发现场。但在此案中，一审、二审均未对死者和伤者受害时与犯罪嫌疑人行凶时的情形作出说明，仅根据造成死亡的结果，推断夏俊峰故意杀人。
2011年5月23日，陈有西律师向最高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主要涉及相关物证，如第一次现场勘验录像、全部勘验照片；夏俊峰到案后拍摄的全部体表检查伤痕照片等，并要求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继续侦查查获作为关键证据的凶器――水果刀。
夏俊峰案已经进入了一审、二审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死刑复核程序，这是最后决定夏俊峰命运的时刻。
命悬最高法院
2007年始，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此后，任何社会关注的热点死刑案件，最高法院都处于风口浪尖，此前重庆“打黑”中的樊奇杭案、正在接受死刑复核的药家鑫案均属此类。目前，夏俊峰案正处于同样的境况。
当年，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通过新华社消息称，死刑复核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对认为应当核准死刑的，原则上都要提讯被告人。
据陈有西透露，5月23日，最高法院的法官已经提讯夏俊峰两个多小时。夏俊峰告诉他，“最高法院的法官记录了7页半”。陈有西认为，可能是最高法院想加快死刑复核办理进程，他亦必须加快工作进度。
相比于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是一个特别程序。按照2007年颁布的《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死刑复核只有两种结果：核准和不核准，对于不予核准的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然而，对于核准的结果及原因，最高法院不会告知律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对《财经》记者说，“律师只能天天打电话问，可能人头已经落地了，律师却不知道。”该所曾2009年《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实证报告》。
张青松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还得知，“对重大案件，最高法院的合议庭还会向庭里汇报，由集体合议决定。”
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只规定了律师可以向法官提意见，但是却没有规定控方参与。“这个程序还处于完善之中。”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对《财经》记者强调。
5月23日，陈有西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最高法院对夏俊峰案举行听证的申请，对于这个申请被接受的可能性，陈有西自己也无把握，“这完全由最高法院决定。”多位刑辩律师或法学专家对《财经》记者称，他们还没有听闻过有控方参与的死刑复核程序案例。
但是，这亦不排除最高法院借夏俊峰案进行制度创新的可能。刘仁文透露，2007年最高检内部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办公室，中央编办已经批准了这一机构。据其透露，对目前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最高检提出的修改意见包括要求最高检参与死刑复核程序。
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5
“诉状是法官帮我写的”
据蒋宗明介绍,他今年34岁,是江苏淮安人。去年下半年,蒋宗明东拼西凑筹得了一笔钱和妻子来到了南京,在栖霞区暂居下来。同年10月份,蒋宗明看中了位于幕府东路附近的一处场地,想办家汽车修理厂。这块场地的所有权系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蒋宗明于去年的10月31日与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租赁协议。按照约定,蒋宗明将于2003年12月1日进场办公。双方同时还约定,如果任何一方违反了租赁协议,要赔偿对方违约金10万元。
原以为签订了协议就可以放手大干了,不料事情并非蒋宗明想像得那么顺利。蒋宗明告诉记者,自他和“吉利达”签订了租赁协议之后,不知为何,对方却一拖再拖不愿交出场地让他进场办公。今年4月份,蒋宗明沉不住气了,他先后多次与“吉利达”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对方却始终没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既进不了场又拿不到违约金,三番五次交涉又没结果,蒋宗明想通过法律渠道讨回说法。
“打官司,得先找个精通法律的人写状子。”蒋宗明懂得这个理。经朋友介绍,蒋宗明找到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一名姓金的法官。蒋宗明说,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金法官见面地点就在栖霞区法院。那天,金法官仔细看过蒋宗明带来的材料之后,把材料拿到了楼上办公室。“没一会儿,金法官下楼来告诉我,这些合同是有效的,并说可以帮我写一份起诉书。”蒋宗明回忆说,“就在栖霞法院一楼的调解室里,金法官给我写了诉状。”据蒋宗明介绍,当天金法官替他写下诉状之后,让他尽快还给他。按照金的嘱咐,蒋宗明当即回家打印了一份,就把原稿交还给了金法官,金法官在一番细看之后,又在上面进行了修改。
记者在蒋宗明提供的一份原始的诉状上看到,在诉讼请求一栏中有着明显修改的痕迹。其中,第三条的诉讼请求修改留下了“并支付违约金十万元”的字样。在诉讼请求的右上方,还有圆珠笔留下的两个数字。蒋宗明告诉记者,这些笔迹都是那位金法官给他修改诉状的时候留下的。“太热情了。”金法官给蒋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蒋宗明交纳了7510元的诉讼费用。
“法官向我借5万块钱”
蒋宗明告诉记者,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三四天后,他接到金法官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金法官告诉他官司已经分到他手里办理了,现在还有些事情要办。蒋宗明立即和爱人开车到了迈皋桥法庭(栖霞法院经济庭在迈皋桥法庭办公)。来到法院,金法官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据蒋宗明称,当时金法官说为了防止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财产转移,最好申请财产保全。蒋宗明立马写了份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并缴纳了1570元的保全费。第二天,蒋宗明和爱人一起开车载着金法官来到迈皋桥信用社。就在工作人员办理相关业务时,金法官将蒋宗明叫到了门口。“我没想到金法官会跟我提出借钱的事。”蒋宗明说,金法官告诉他最近有点急事要用钱,问能不能借5万块钱。蒋宗明投资修理厂,进了几十万块钱的配件,手头并不宽裕,显得有些为难。从信用社出来之后,金没有按照原再到吉利达汽车修理厂进行财产保全,而是匆匆忙忙地回法院了。“当时把钱借给金,也许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蒋宗明向记者叙述这事时,显得有点懊悔。
“能赢的官司一审输了”
栖霞区人民法院对蒋宗明的诉讼请求立案后,在完成了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手续后,蒋宗明什么也没多想,就期待着官司早点结束。蒋宗明认为,在和办案法官接触中,他得到的就是打赢这场官司不难。正式开庭前几天,蒋宗明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官司不可能赢了。蒋宗明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开庭。
据蒋宗明介绍,7月23日,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蒋宗明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庭审中,蒋宗明提出,要求证人出庭。然而,就在证人出庭的时候,金法官宣布休庭了。第二次开庭的书面通知是9月6日。那天,蒋宗明把证人带到了法庭,审理该案的金法官宣布,因为有事,何时开庭两天后通知。9月9日,金法官打电话给蒋宗明,通知他过来开庭。这一次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在开庭的时候,蒋宗明无法通知证人。“金法官当庭宣布,由于证人不能到庭,证词作废。”蒋宗明说。9月27日,蒋宗明收到了栖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法院驳回了蒋宗明的诉讼请求。蒋宗明一审输掉了这场官司。
“电话恐吓要我注意点”
官司输掉了,蒋宗明不服。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这场官司胜诉率虽不能说是稳赢,也有80%的把握。蒋宗明的律师认为,蒋宗明的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判输实在让人觉得不解。
11月3日,蒋宗明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向该院纪委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让他写了一份材料。蒋宗明在材料中,把事情经过及对办案法官的怀疑写了一遍。
“两个小时后,我从法院出来回家没几分钟,手机响了,打电话这个男人‘提醒’我要注意点,不然要我好看,另外,对方连我在法院反映的问题,也掌握的一清二楚。”蒋宗明告诉记者,他接完电话就感到了一种恐惧感。
那么,事情是否真的像蒋宗明所说的那样。11月5日,记者在未透露身份的情况下,随蒋宗明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蒋宗明在该院纪检部门提出,要拿回他写的材料。一名工作人员将他带到了一间小房间,蒋宗明写了一张收条,拿回了反映材料。走出小房间的时候,蒋宗明质问,那名曾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为何当天自己前脚离开法院,后脚刚跨进家门就接到了恐吓电话,法院纪检部门是怎么替当事人保守秘密的。那名工作人员当即否认。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
记者随后亮明了身份,提出欲了解事情原委的要求。那名工作人员表示“拒绝采访”。记者紧接着又拨通了栖霞法院一位负责宣传的院长的电话,提出采访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了拒绝。
调查:被告财产解冻原告不知
为了求证,11月6日,记者再次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准备找那位金法官当面了解情况。遗憾的是,记者向该院分管宣传的副院长提出要见金法官了解情况,被婉拒。调查中,记者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迈皋桥信用社里,记者查到了蒋宗明委托法院办理的有关财产保全的材料,上面显示的日期为7月1日。据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冻结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产的时候,一位姓金的法官留下了签字记录。
同样在记录本上还记录这样一条,原本被冻结的财产被解冻了,落款时间为7月2日。司法界人士指出,按照正常的程序,法院冻结和解冻财产时,应该给双方当事人下发裁定书。蒋宗明坚称,自己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被告财产解冻的。
主审法官:没有向当事人借钱
11月15日,金法官终于出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于蒋宗明的一些说法,金法官给出了解释。据金法官讲,自己仅仅是帮蒋宗明修改过起诉书,那是因为他觉得起诉书有些瑕疵。
当记者问他与蒋宗明单独到信用社对对方财产进行保全,为何没有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在场时,金法官称,当时办案比较心急,书记员抽不开身,所以当天只有他一人在场,金法官承认,自己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妥。
对于蒋宗明提出法院在保全被告财产的次日法院就给解冻一事,金法官表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在第二天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解冻,法院可以这么做。
至于蒋宗明反映的有关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向他提出借钱遭到拒绝一事,金法官坚称,完全没有这回事。
省高院:该案的判决值得商榷
审案法官有没有替当事人写状子?提没提过要借巨款的事情?目前还有待纪检部门查实。该案当事人认为案件审理不公,司法界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复友对该案一事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
法官要回避给当事人写诉状。法律规定,如果法官和当事人与涉及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写诉状、提供一些法律咨询是可以的。不过,一旦发生了利害关系,那么法官就不应该参与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写诉状等活动。如果写了诉状,当事法官就不能参与主审,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禁止的。
另外,法官是不允许向当事人提出任何要求的。法官审理案件应该秉公执法,依法办案,如果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利害关系,比如什么借款、借交通工具、借通讯器材,包括报销发票等等,这都是法律上禁止的。
证人出庭申请书范文6
内容提要: 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申请证据保全与申请取证存在本质差异。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可以制衡追诉方取证过程中的随意性，避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关键证据在以后难以取得，又能使无罪的被追诉者尽快摆脱涉讼之苦。同时，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有助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该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明确规定决定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机关、保全申请权的主体、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以及申请权的救济。
二、域外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之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上述诸多价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但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涉及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条款，有鉴于此，下文拟对域外法制进行考察，以利于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特殊情况，从司法利益考虑，一方当事人预备提供的证人证词需要先行采证并保存至审判中使用时，法院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申请和对有关当事人的通知，命令对此类证人的证词采证”、“反对保全证词、证据或其中某一部分，应当在证据被保全时提出异议并阐明理由”、“本条规则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后保全证据，无论是采用口头或书面询问方式，以及使用该被保全的证据”。[1]对于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d）项要求按照民事诉讼中实施证据保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采证应当以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方式进行并保存……（2）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范围和方式应和审判时的要求相同。”[2]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制度的操作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在审判之前，当事人双方可以不附带任何理由，要求传唤包括对方当事人在内的任何相关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场所接受询问。证人必须宣誓后，才可以接受传唤一方的询问，对方当事人可以针对询问内容提出异议。整个采证过程应该通过速记记载下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对采证过程进行录像。”[3]
通过证据保全获取和固定的证据，其效力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实施证据保全时，被告人有权在场，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羁押官员应当交出被告人，以保障被告人的在场权。实施证据保全时，直接询问与反询问的范围与方式与庭审程序一致。另外，被告人可以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被保全的证据。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申请证据保全权，美国的一些州通过判例明确规定，如果追诉方在执行法庭的证据保全令状时存在偏差，法庭可以对其进行惩罚。如新墨西哥、缅因、内布拉斯加等州即有此类规定。[4]另外，法庭还可以从被告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追诉机关作出一个附加的惩罚决定，直接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5]对于被保全证据的保管，鉴于联邦法院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则，每个司法区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6]通常情况下，各个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证据管理政策，设置了证据监管人，专门负责管理被保全的证据。[7]
德国和瑞典也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明确规定：“（一）被法官讯问时，被指控人申请收集对他有利的一定证据，如果证据有丢失之虞，或者收集证据能使被指控人得以释放的，法官应当收集他认为重要的证据。（二）如果应在其他辖区内收集证据，法官可以嘱托该辖区法官收集。”[8]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相类似，《瑞典诉讼法典》也赋予了被追诉人证据保全的权利，该法典第41章对证据保全制度作了专门性规定：“诉讼中涉及对于某人之法定权利极为重要之事实的证据有灭失或难以收集之风险，且未对该未决权利进行任何审理的，地区法院可以询问证人、专家意见、勘验或书证等形式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任何人（包括被追诉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说明想通过该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该证据的性质、申请者提出收集该证据的根据，可能的情形下，应说明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人。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产生的费用应由申请人支付。法定权利与该次取证有关的其他人被通知到庭且参与了取证的，申请人应向其支付法庭认为数额合理的必要的差旅费、生活费和时间耗费补助。”[9]
日本和意大利为了适应对抗制改革的需要，均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证据保全制度，以增强被追诉人的取证手段和防御能力。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以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前为限，可以请求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处分。受到前项请求的法官，对于该项处分，有与法院或者审判长同等的权限。”[10]将证据保全制度规定下来，是日本“现行诉讼法中才设立的制度”。[1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增设证据保全制度旨在增强控辩之间的对抗性。虽然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申请人的救济途径，但是判例对此作了较为宽松的解释：“如果将询问证人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提出而被驳回时，由于该驳回裁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关于扣押裁判’，故对此允许提出例外的准抗告申请。”[12]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扣押裁判”范围的理解，包含了一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有关的诉讼行为，因此，在日本，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通过准抗告程序获得救济。与日本的刑事诉讼立法相似，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附带证明”程序（证据保全制度），专门用一章13个条文对“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申请、法官对申请的决定、实施保全的程序以及所固定的证据的效力等作出了严密周详的规定。具体而言，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包括：证人确有理由认为将会因疾病或者其他重大原因而不能在法庭审理时接受询问；有理由认为将出现以暴力威胁或者许诺给予钱款等好处的方式使证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者作伪证；与向公诉人作出前后不一致陈述的证人进行对质；需要进行鉴定或司法实验的人、物或者地点，有证据证明其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辨认程序不能推迟到法庭审理时进行；如果在法庭审理时进行鉴定，会导致庭审过程延缓60日以上。申请附带证明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包括：申请人必须提供要求采取附带证明的理由与证据、进行附带证明程序的对象、为了实施附带证明程序必须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理由，等等。对于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前程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明确规定：法官应该审查附带证明申请，确定庭审日期、地点，并送达被调查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至于法官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审程序，从该法第401条的内容来看，本质上就是一次完整的庭审程序，控辩双方必须展开辩论和质证。[13]
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这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下文将详细介绍其立法背景及内容。与日本和意大利相似，2003年之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追诉方证据调查申请权，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申请侦查机关作出“为有利于己之必要处分”（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2项），侦查机关在讯问被告人时，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也负有应先告知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95条、第100—2条），但是，上述条款只是表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据调查申请，并没有赋予被告人实质性的救济条款。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被告人借助调查申请权收集到于己有利证据的案例，被告人的证据调查申请权明显“遭受漠视”。[14]基于上述原因，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专门在第12章“证据”中增设了第五节，确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其内容有：第219条之一（证据保全之声请）、第219条之二（声请证据保全之裁定）、第219条之三（声请证据保全之期日）、第219条之五（声请保全证据书状）、第219条之六（犯罪嫌疑人于实施保全证据时之在场权）、第219条之七（保全证据之保管机关）、第219条之八（证据保全之准用规定）。具体内容是：在侦查阶段，对于证据有湮灭、伪造、变造、隐匿或者碍难取得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检察官采取搜索、扣押、鉴定、勘验、讯问证人或其他必要保全的处分措施；除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应予驳回外，检察官应该在5日内实施保全措施；检察官驳回申请或者没有在5日内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除申请属于法律上不准许或者无理由的情形外，法院都应该作出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即使证据保全申请不符合法律程序上的规定，法院也应该通知申请人补正以后再作出批准保全申请的裁定。[15]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弥补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缺陷，使得“检察官不能如过去般地默不作声，而必须有所回应（此处，或许是新‘修法’关于证据保全最有意义的地方）。”[16]从立法意图上看，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实质上是进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改革的一个体现。因为证据保全制度意味着提升了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权、防御权和决定权，被告人在行使证据保全申请权时，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一直以来以检察官为中心的侦查程序，使侦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于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传统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在侦查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证据保全制度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诸多价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条文来看，虽然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规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不同。首先，虽然将证据保全申请权作为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并单独立法，但是，在证据保全申请主体的限定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将申请主体界定为“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4款将申请主体规定为被告人、辩护人、自诉人和检察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以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则将证据保全申请主体扩大到诉讼双方当事人。其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对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设置了专门的程序，都必须经过类似于庭审的辩论和质证程序，只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要求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采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对申请证据保全的期日、批准主体、犯罪嫌疑人在场权，甚至书状的具体表述事项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再次，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机关规定为法院。当然，这种立法例是在裁判法官和令状法官有着成熟区分制度的前提下才予以确立的。最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置了对证据保全申请进行救济的程序。证据保全申请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故此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申请人可以提出程序救济，并且会引发相关的程序性制裁。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美国某些州就明确规定有惩罚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一规定，保全申请被检察官驳回的，可以向法官申请救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具体设计与一国或一地区的诉讼目的、诉讼结构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在借鉴域外立法以建构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三、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申请取证制度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根本差异，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缺失既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弊端，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为证据保全申请的批准机关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除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1款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公诉人和被调查人可以要求法官采用附带证明的方式进行以下活动……”；[17]《瑞典诉讼法典》第41章第2条也规定：“任何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18]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19]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20]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21]均采取了与意大利和瑞典相同的立法例，规定只有法院才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国内有些学者也主张将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22]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法院居中裁判的司法令状主义并没有确立，检察机关既是国家追诉机关，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实施一切强制手段的批准或者决定权。同时，从刑事诉讼制度层面以及侦查策略来看，也宜将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检察院。分述如下：
首先，将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给法院，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不一致。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本质上是由国家专门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固定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证据保全也是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因此，与常规的取证手段一样，证据保全措施也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诉讼手段，实施证据保全措施往往会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造成侵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侦查和公诉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大多对追诉程序采取诉讼化构造，由法院通过签发令状的方式进行居中监督和制约。“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来看，只要是涉及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剥夺或限制，司法机关原则上都有权介入。”[23]具体而言，在奉行司法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和扣押这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必须由法院统一签发令状。因此，在西方法治国家，将是否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权交由法院，是与其刑事司法体制相吻合的。但是，目前在我国，除逮捕这一严重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的侦查措施，无论是对人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还是对物的搜查、扣押、冻结和查封等，都由侦查机关内部自行审批。因此，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势必会颠覆现有的侦查措施审批体系，给其他侦查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法院对承担主要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并没有具体的监督与制约手段。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行使公诉职能的唯一主体，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客观性义务。虽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与客观性义务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公诉职能的发挥，但是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诸多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与侦查活动的权力及措施，因此，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来看，由检察机关而不是法院统一行使证据保全决定权更为适宜。
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层面而言，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申请证据保全，如果将决定权授予法院，意味着法院必须了解基本案情，以判断有无进行证据保全的必要。而要了解基本案情，法院必须查阅侦查卷宗。从现行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公安机关应该将卷宗移送给法院。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6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7条也要求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说，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只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即可。如果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法院，则意味着必须完全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明确规定法院审查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公安机关必须将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到法院。显然，这种做法在制度层面上存在障碍。
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权力交给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的双重身份相吻合。人民检察院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是国家专门的追诉机关。基于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检察院可以主动地介入案件的侦查过程，特别是一些较为复杂和重大的刑事案件。对此，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也应该主动通知人民检察院，参加讨论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检察机关，就不会出现由法院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所面临的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
（二）申请证据保全的主体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相比，笔者认为，除辩护律师当然享有证据保全申请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属于证据保全申请权的主体。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证据保全时，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分述如下：
首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保全申请权既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通例，也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明显弱势的诉讼地位，在收集和固定证明自己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方面更是如此。如果仅仅赋予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权，难以切实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而自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16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侦查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比率仅仅为12％。[24]在上述有律师参与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的比例仅为23．5％。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时不给出任何理由。[25]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也取消了一些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性条款，但是，毫无疑问，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和会见辩护律师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观，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是必要的。
其次，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既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必需的权利，也可以改变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现状。我国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均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这种增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和结果的影响的做法，既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趋势相一致。[26]因为自1970年以后，“各国越来越注意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得到加强，被害人当事人化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27]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立法上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诉讼人代为调查取证，并出庭参与诉讼；同时，1998年4月25日司法部颁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140条明确规定：“意见与公诉意见不一致的，律师应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出发，独立发表意见，并可与公诉人展开辩论。”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赋予其切实有效地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但庭审过程中律师在与公诉人意见不一致时难以展开辩论，而且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收集和固定证据的现象都较为少见。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乏证据保全申请权。围绕黄静是否生前遭受，警方先后组织了四次结论不一致的尸检。2004年3月底，当司法部法医鉴定中心的专家准备做第五次司法鉴定时，却发现黄静尸体的器官标本被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送到医院锅炉房火化了。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可能沾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套被害人内衣裤也丢失了。更为荒唐的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证明被害人黄静是否有心脏病史的体检表也从档案中消失了。如果立法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该案显然不会成为死案而无法侦破。针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失申请证据保全权等诸多权利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盲目地为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而将其列为纸上的当事人，又不赋予其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权，只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混乱。”[28]如果考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赋予被害人证据保全申请权也是有立法先例的。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4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附带证明的申请权：“1．被害人可以要求公诉人倡议进行附带证明。2．如果公诉人不接受此要求，他宣告附理由的命令并将该命令向被害人送达。”[29]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立法上应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证据保全申请权。
再次，如果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民事诉讼法第74条赋予了民事诉讼原、被告证据保全申请权，同时，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也应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确立证据保全制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申请证据保全时，很难获得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这实质上侵犯了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三）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
申请保全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相关性和紧迫性。相关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该证据对证明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是不可或缺的。紧迫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具体而言，对于物证或书证，主要是指该证据可能存在灭失、散落、隐匿、被篡改等情形；对于证人，则主要是指该证人因年事已高、病重等因素可能死亡或即将移居国外；证人可能变更证词也是请求保全的一种理由，但诸如因时间间隔太长，证人的记忆可能淡薄等一般性原因则不构成申请保全证据的理由；对于勘验，主要是指存在难以保存原样的情形；对于鉴定，则主要指物证或书证存在灭失、毁损的可能性。不过，如果物证或书证存在仅依靠扣押、勘验尚不足以充分保全其证据能力等特殊情况，也可以作为预先鉴定的理由。申请证据保全的理由只需简单说明并予以佐证，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证明，只要检察官能够形成大致的心证即可。
申请人请求证据保全应当向检察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载以下事项：案情摘要、应保全的证据及其所在地点、证人的姓名和住址、证据保全的方法、拟保全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保全证据的理由等。
（四）申请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对于符合申请条件且情况紧急的，应该立即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于案情相对复杂，检察院难以立即判断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必须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不符合证据保全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有碍侦查的情形除外）；对于检察院作出的不予批准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影响决定的效力。
检察院在审查申请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并作出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检察院应该查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了解基本案情。人民检察院在接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应该通知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并与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在了解基本案情以及侦查进展与策略后才能作出决定，而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直觉或办案经验进行判断。第二，检察院在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适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具备相关性与紧迫性，检察院承办人员的心证程度只需达到盖然性标准即可，即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保全的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较大，无须达到提起公诉甚至是法院定罪的标准。第三，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检察院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应该附带理由。前文已经指出，申请证据保全制度与申请取证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必须对申请者有所回应；同时，如果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申请者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途径进行救济。救济性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知悉权利被侵犯的理由。因此，通常情况下，如果检察院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应该附带理由。
（五）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
前文已经指出，被保全的证据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无须出庭，该证言即可采信，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收集和固定被保全的证据时，应该采取更为严密和规范的程序。具体而言，对书证，要尽可能提取原件，提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取复制品，但必须附卷照片、副本、节录本等以备查；对物证，可通过勘验笔录、拍照、录像、绘图、复制模型或者保持原物的方法保全；对视听资料，可通过录像、录音磁带反映出现的形象或音响，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加以保存；对证人证言，在采用证人笔录的方式加以保全时，必须力求准确、可靠，保持其原稿和原意，笔录经本人核对盖章后，正式附卷加以保存，不得损坏或未经批注而销毁。针对年迈、重病、有死亡可能的证人，或者即将出国的证人，必须立即取证，以免贻误时机。对于需要通过一些专门性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保全的，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或者鉴定机构代为行使；对于已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由检察机关保存，并随着程序的逐渐推进与案卷一并移送。
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由于通过保全措施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的效力优于常规手段获取的证据，专门机关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必须通知申请人到场。对此，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充分意识到申请权人的在场权对实施证据保全的重要性，故在其刑事诉讼法第219－6条规定：“告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辩护人或人于侦查中，除有妨害证据保全之虞者外，对于其申请保全之证据，得于实施保全证据时在场。保全证据之日、时及处所，应通知前项在场之人。但有紧迫情形致不能及时通知，或犯罪嫌疑人、被告受拘禁中者，不在此限。”[30]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明确规定，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
（六）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救济权
对于专门机关侵犯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权利，当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多规定了申请人的救济权及途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如果专门机关毁灭证据或者不予保全证据存在“恶意”（bad faith），那么就属于违反宪法上正当程序权利的行为。[31]美国有11个州的立法明确规定，如果证据被“恶意”毁灭或者没有被保全，法庭可以采取刑罚方法并对申请人实施适当的补偿。[32]另外，前文已经指出，在美国的有些州，对于法院的证据保全命令，如果追诉机关执行不力，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惩戒，并代表被追诉者的利益，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
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应该赋予证据保全申请人救济权。通常申请保全的证据既存在可能灭失或者在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同时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证据保全申请权人的权利遭到侵犯，检察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却没有采取的，立法上就应该赋予申请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及途径。具体而言，如果检察院应当保全证据而没有保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时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的，法院可以作出对控诉不利的推论。所谓不利的推论，是指法院可以减损控诉方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并作出与公诉人控诉事项相反的结论。如果被害人的证据保全申请权受到侵犯，庭审过程中法院可以作出支持被害人控诉犯罪的主张，在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法院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害人物质补偿权的判决。
注释:
[1]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以下。
[2]同上书，第53页。
[3]yale kamisar，wayne r．lafave，jerold h．israel and nancy king，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west group，9th ed．，1999，pp．1209－1210．
[4]me．rev．stat．ann．tit．15§2138（2）（2004）．
[5]e．g．，n．m．stat．ann．§31－1a－2（f）（2005）．
[6]see kreimer ＆rudovsky，double helix，double bind，factual innocence and post conviction dna testing，151u．pa．l．rev．547，554（2002）．
[7]see edward connors et al．，convicted by juries，exonerated by science：case studies in the use of dna evidence toestablish innocence after trial，19u．s．dep’t of justice（1996）．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9] 《瑞典诉讼法典》，刘为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以下。
[10]《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2]［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2页以下。
[13] 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14]参见杨云骅：《侦查程序中证据保全制度之检讨》，《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6卷第2期。
[15]我国台湾地区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可参见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act／act＿other＿tw＿display．asp？channelid＋1040000＆keyword＝＆rid＝560，2012年3月15日访问。
[16]许泽天编著：《刑事诉讼法论》，台湾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17]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40页。
[18]前引[9]，《瑞典诉讼法典》，第81页。
[19]参见前引[10]，《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页。
[20]参见前引[1]，《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52页以下。
[21]参见前引[8]，《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3页。
[22]参见韩旭：《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9期。
[23]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24]参见余澳：《关于我国刑事拘留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5] 参见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6]当然，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该适度。参见张泽涛：《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7]王若阳：《刑事被害人制度比较研究》，《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2期。
[28]胡铭：《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29]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41页。
[30]前引[16]，许泽天编著书，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