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差异管理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1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肝炎，乙型，慢性；治疗；拉米夫定；干扰素
0引言
拉米夫定(LAM)通过特异性的阻断嗜肝病毒DNA的合成，显著抑制HBV的复制，目前已广泛的应用于乙肝的治疗［1］，长期应用LAM其耐药突变的发生率为16%~43%.突变发生后一方面降低疗效，另一方面使肝病活动，甚至诱发重症肝炎，为此我们采用了LAM与干扰素联合对抗乙肝病毒变异进行了临床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200202/200407住院的HBeAg和HBVDNA阳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异常，均经过LAM正规的治疗12~18mo的患者80(男48，女32)例,年龄20~52岁.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2组，其中LAM与干扰素共用为联合治疗组，LAM单独为对照组.联合治疗组：INFα1b，隔日5MU，im,及LAM100mg/d；LAM组LAM100mg/d，口服，共12mo，慢性乙肝的诊断标准符合2000年西安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标准［2］.
1.2方法
①肝功能用美国Beckman全自动生化仪及其配套的试剂检测；判定标准；治疗后ALT降至正常参考值为显效，有所下降为有效，无下降者为无效.②HBVM用酶联免疫法试剂由美国Abbott公司提供；e抗原的判定：e抗原转阴，产生e抗体，若e抗原转阴，但没有产生抗体表示基因突变.③HBVDNA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由广州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仪器和试剂盒，截止值为103copies/mL；判定标准：HBVDNA转阴的标准是0.001PG/mL，约等于100copies/mL.④YMDD变异用基因芯片检测［3，4］，以HBV序列（GenBank4490408）为模板设计以下引物：上游引物：5′GATGTGTCTGCGGCGT3′，下游引物：5′GTAAACTGAGCCAGGAGAAA3′，在50μL含20mmol/LTrisHCl,50mmol/LKCl,2mmol/LMgCl2,0.2mmol/LdATP,dTTP和Cy5dCTP(英国Amersham公司产品)，100mmol/L引物、2UTaq酶的体系中，经95℃5min预变性，以94℃30s,50℃30s,72℃30s循环30次，扩增并标记长度为308bp的待测片段.扩增产物经乙醇沉淀纯化，55℃杂交30min,45℃洗两次，晾干扫描，计算判读按每块芯片检测4位点计可测得基因突变数同时可获得确切的突变类型.⑤肝脏组织病理的变化用肝穿刺活检的方法对肝脏的炎症程度进行检测，每个受试对象都接受2次肝穿.用放免法对肝纤维化程度进行检测.
统计学处理：用SPSS10.0软件，记数资料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成组t检验.
2结果
2.1均衡性检验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ALT、乙肝病毒e抗原和乙肝病毒定量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LAM组：40（男25，女15）例，年龄（36.26±1.25）岁，病程（12.20±1.61）mo,ALT（86.07±1.26）,乙肝病毒e抗原阳性（40例）、乙肝病毒定量阳性（40例）；联合治疗组：40（男23，女17）例，年龄（36.18±1.75）岁，病程（12.01±1.23）mo,ALT（87.25±1.34）,为乙肝病毒e抗原阳性（40例）、乙肝病毒定量阳性（40例）.
2.2治疗后在ALT，HBeAg，HBVDNA的变化联合治疗组ALT复常率、HBeAg和HBVDNA转阴率明显的高于LAM组（P<0.01,Tab1).表1两组治疗后ALT、乙肝病毒e抗原、乙肝病毒定量方面的比较（略）
2.3肝脏组织病理的变化治疗后两组肝脏组织病理的改善，LAM组为45.0%(18/40);联合治疗组为87.5%
(35/40)，联合治疗组肝脏组织病理的改善明显高于LAM组（P＜0.01）.
2.4对治疗后基因突变的检测在常规PCR检测中，发现LAM抗病毒作用在短期达到较好效果，但随着抗病毒时间的延长，治疗效果反而有减弱的现象，为此用基因芯片技术对有关标本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观察HBVYMDD变异，LAM组基因突变数为80%(32/40)，联合治疗组基因突变数为37.5%(15/40)，LAM组突变率明显高于联合治疗组（χ2=14.907，P＜0.01）.
3讨论
虽然LAM是目前治疗乙肝的主要药物，它可迅速抑制HBV的复制，在短时间间内使HBVDNA转阴，肝功能和肝脏组织学得到改善［5］，但是在其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可出现HBVYMDD变异，其突变率高达16%~43%［6，7］，给治疗带来许多困难，是继续用药还是终止用药，一直是临床工作争论的焦点，现在还无定论.体外实验证明，YMDD突变发生后LAM的用量提高105~106倍［8］，应该停药或更换其他的药物治疗.由于缺乏相应的临床资料也有专家认为；体外实验并不能说明体内LAM的效果，因此即使出现耐药，还应继续用药.针对这一临床问题，我们采用了LAM联合干扰素对乙肝病毒变异进行了正规的治疗，通过治疗临床观察表明：LAM和干扰素联合治疗可显著的减少YMDD变异的产生，能有效的抑制野生株并能控制突变株的发生已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可能因乙肝的发病机制是持续的胞内病毒复制和细胞介导的免疫损伤，所以联合治疗仍然是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主要方向，即在抗病毒治疗的同时进行免疫调节治疗.治疗后可使血清转换率、肝脏的炎症及纤维化程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也使HBVYMDD变异出现了抑制或是延缓的发生.LAM联合干扰素对乙肝病毒变异应该是理想的治疗.
【参考文献】
［1］YaoGB，WangBE，CuiZY，etal.Arandomizeddoubleblindplacebocontrolledstudyoflamivudine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chronichepatitisBvirusinfection［J］.ChinMed（Engl），1999;12（35）：387-391.
［2］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0;8（6）：324-329.
BranchofinfectiousdiseasesandparasitediseasesofChinesemedicinemeeting.Virusnaturehepatitispreventionandcurescheme［J］.ChinJLabMed,2000;8（6）：324-329.
［3］宋家武，林菊生，孔心涓，等.检测拉米夫定耐药基因芯片的制作及其初步应用初探［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3;26（15）：1-3，68.
SongJW，LinJS，KongXJ，etal.DoingofdetectlamivudinedurablegeneCMOSchipanditsfirstexploringofprinaipiumapplication［J］.ChinJCheckout，2003；26（15）：1-3，68.
［4］宋家武，林菊生，孔心涓，等.基因芯片检测拉米夫定致乙型肝炎病毒耐药突变的临床研究［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3；6（9）：361-363.
SongJW，LinJS，KongXJ，etal.lamivudineinwhichgeneCMOSchipdetectresultinclinicresearchofhepatitisBvirusdurabledruggenemutation［J］.ChinJHepatol，2003；6（9）：361-363.
［5］姚国弼，催振宇，姚集鲁，等.国产拉米夫定治疗2200例慢性乙型肝炎的IV期临床试验［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3；11（6）：103-108.
YaoGB，CuiZY，YaoJL，etal.IVperiodclinicTestof2200caseschronichepatitisBinwhichlamivudinemadeinChinatreating［J］.ChinJHepatol，2003；11（6）：103-108.
［6］ZoulimF.TherapyofchronichepatitisBvirusinfection；inhibitionoftheviralpolymeraseandotherantiviralstrategies［J］.AntiviralRes，1999；44（26）：1-30.
［7］计淼淼，杨敏燕，钱又宏，等.拉米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临床疗效及病毒变异［J］.肝脏，2000；6（18）：75-77.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企业；管理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蓬勃发展，而公司经营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跨文化的差异。有人举例说：“一幢各国人群居的大楼起火，犹太人背出来的是钱袋，法国人背出来的是情人，中国人背出来的是母亲。”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即使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问题其思维和行动却是大相径庭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不同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不同。因此，比较分析中外管理文化特别是中西管理文化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文化渊源不同
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既是一种以农民社会为主体的农业文化，又是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制度文化。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早期发展中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忽视商业经济。而农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安于现状、乐天知命，缺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另外，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文化把人以家族、宗亲为单位紧密的联系起来，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看做是家庭、社会的一员，所以东方人强调群体意识，强调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宗法制度导致了“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形成了重人治、轻法制的传统。以欧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三个历史渊源。第一个是古希腊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一种科学精神，强调人要正确的认识自然，按客观规律改造自然。所以西方人特别崇尚科学，讲究理性主义。第二个是古罗马的法律制度。这种文化思想主张以法律制度规范每个公民权利和义务，主张产权清晰，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所以西方人重法制、守规矩。另外，古罗马法律里强调的是个人，保障个人的权利、履行个人的义务。所以在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自己的财产和地位。第三个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这种文化强调人应该有信仰，崇尚个人奋斗精神。由于中西方文化渊源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东方人格是在是儒家文化、农业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宗族荫护；强调集体，追求和谐，封闭，感性；西方人格是在西方宗教文化、商业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依靠个人奋斗； 追求民主；重开放，理性。
二、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是管理文化的核心，从价值观的不同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最根本的不同。价值观主要指人们对事物不同的评价与认识，是衡量人们信仰、价值和心态的一个测量工具。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西方企业员工崇尚个人奋斗，主张通过个人奋斗获取财产，拼命奋斗也拼命享受，追求从自身的努力工作中得到更多的物质满足和乐趣；而中国人受到安分守己的小农思想的影响，习惯平和、懒散的生活，不热衷改变现实，重视维系人际关系，把工作时间看作是同事间交往的机会。其次，西方人喜欢挑战和冒险，他们热衷于运用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和开发的新产品，只注重过程，不在乎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相反，中国人崇尚团队精神和协调，缺乏一种冒险精神，墨守成规而且害怕变革也害怕承担责任。再次，西方人认为个人与企业之间只是工作关系，而且下级对上级有一定的建议质疑权，有较大的自，敢于直截了当的指出上级的错误。而中国员工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注重对领导的服从。
三、管理行为不同
西方文化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注重实施的是制度化的理性管理。西方企业管理重视一种硬性安排，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讲究用法律条文作为主要依据约束人的行为，注重实证与依据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但中方尤以国有企业为代表，更多的强调上下级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管理人员行动的主要依据是上级的指示，上级为至尊。而规章制度成为摆设、形式，甚至可以随着个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实施的是关系化的情感管理，制度往往不被企业管理者所重视。企业管理者对制定制度毫无兴趣，即便制定出来制度，员工在执行时，也常常因为所谓的特殊情况或者特殊照顾而“灵活”放弃。中国企业管理依赖于人治，讲究一种情感的互动，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四、人力资源上的不同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主要是依靠外部劳动力市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达，企业一般直接通过市场招聘所需人员。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靠契约维系，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雇佣关系。这种简单的法律关系使得员工与企业之间双向流动，一旦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的发展，就马上解除契约关系，所以可以实现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最优配置。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采用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企业只注重员工的能力，只要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以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主要是靠考核、内部培训的方式，一般员工流动性不大。在人力资源使用上往往要熬年头、论资排辈，重视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即家庭背景，重视德才兼备，政治素质等。另外，在企业人员的工资组成上，西方企业主要以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来进行发放，而中国一般都纳入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等要素，并且这些还是区分员工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
五、管理决策方式不同
西方管理文化思想是在崇尚自由、平等、法制的社会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管理者的决策非常民主，主观性也比较强，管理者一般都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善于听取各方意见，所以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谁最了解问题，谁最有发言权。西方企业常常是习惯于个人做出决策，并由决策者承担最终责任。而中国管理文化思想是在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集权专制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内部等级秩序严格。在决策方式上，中国企业的决策常常由集体做出，效率低下，实际上大多数仍是主要领导相互妥协作出的决策。这种集体决策没有明确的责任人，所以不管决策对否，都无须承担责任。中国企业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也不善于听取下级意见。而下级也不敢轻易越权，只要是领导说的，都是对的，对上级有着强烈的依附心理。所以企业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
六、约束方式和激励方式不同
西方管理文化认为，人是自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通过物质刺激就可以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员工。中国管理文化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人，是一种关系化的情感管理。通过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对员工产生一种人格影响力，促使这个被管理者也从主观上对自己加以管理，而惩罚等都只是一种辅助力量。
总而言之，我国的管理文化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单纯的分辨哪个好哪个不好，它们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外管理文化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不管是以家庭为本的中国企业还是以个人为本的西方企业，都在管理中突出了人的重要性，重视个人的发展。另外，各国企业都倾注极大热情在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宗旨等管理文化建设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使中国经济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中，也导致了中外管理文化的相互取长补短、交融汇合。
参考文献
[1]武，康星华.《现代管理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芮明杰.《管理学教程》.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程国平，刁兆峰.《管理学原理》.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合并报表编制理论 33号准则 差异
财政部在1995年了《合并财务报表暂行规定》，2006年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及其指南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2014年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该类准则的完善既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更结合了我国业务实情。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该准则的潜在不足，并在具体实例分析中验证其可靠性，这一结论有助于厘清合并报表编制理论与准则规定的差异，使准则规定及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始终保持趋同趋势。
一、合并报表的理论依据及33号准则规定
（一）编制合并报表的理论依据
合并理论源于长期以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实务活动且随着企业集团本身及其业务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完善，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并理论主要包括实体理论、母公司理论和所有权理论。我国合并理论在企业集团的不断发展中，逐步从重母公司理论过渡到重经济实体理论。按照经济实体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目的在于提供将不同的法律实体组成的企业集团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信息，这种合并方法与控制的经济实质相吻合，承认企业并购过程中母公司通过产权控制而产生财务杠杆效应的客观事实。同理，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是反映企业集团管理者运用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所取得整个经济实体的经营成果，企业集团的净利润既包括控股股东所享有的净利润部分，也包括集团少数股东所享有的净利润份额即少数股东损益，因此合并利润表中的合并净利润是整个经济实体实现的经营成果。
（二）33号准则关于同一控制企业的合并处理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是指反映母公司及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在编制合并底稿时，母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以及业务时，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即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在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三）合并报表编制理论与33号准则的潜在差异
准则及合并理论有共同的目标基础，都是以展示整个集团经济状况为目标，但在实际业务处理中存在部分差异。经济实体理论主要强调三大目标：①合并资产负债表要反映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有义务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②合并利润表要反映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③合并现金流量表要反映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会计期间内现金的增减变动。若按照33号准则规定，对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处理则背离了两者的共同目标，准则强调大集团概念，要求母公司追溯调整期初数及以前相同期间的对比数，而追溯调整后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集团在过去某个时点的财务状况，也不能真实反映集团在过去某个时间段内的真实经营业绩和资金变动情况。
二、实例应用与分析
例：C集团持有控股子公司A公司60%股权，持有控股子公司B公司80%股权，2015年8月，C集团与A公司达成协议，A司以30亿元银行存款换取B公司80%股权，A公司自8月起将B公司纳入合并范围。A公司和B公司同属于C集团控制，无内部关联交易，合并性质属于同一控制下合并，合并日已完成款项支付及相关凭证调整。按照33号准则，在合并日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合并，对资产期初数及去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为简化合并处理，表中项目都简化处理，如表1所示。
按照33号会计准则规定，对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业务要追溯调整期初数，如表1（期初合并金额）所示，追溯调整后的A集团拥有和控制的资源为206.61亿元；按照经济实体理论，年初合并金额应与A公司在2015年1月1日所拥有和控制的经济资源一致，即96.01亿元（期初数所示），根据准则调整后的金额远大于经济实体理论反映的结果，既与二者的共同目标矛盾，也扭曲了经济实质。同理，按照33号准则规定合并的损益情况如表2所示。
按照33号会计准则规定，对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业务要对经营情况对比数进行追溯调整，如表2（2014年8月合并金额）所示，追溯调整后的A集团在2014年1-8月实现收入17.3亿元，净利润实现4.85亿元。按照经济实体理论的观点，2014年1-8月实现的损益取决于A集团在2013年同期的营销状况，其使用的经济资源并不包含B公司，实际收入和净利润应为6.9亿元和1.37亿元（2014年8月所示），与追溯调整后的金额相差巨大，准则规定与合并理论的目标相背离。同理，合并后的现金流量表也存在类似矛盾，如表3所示。
按照33号会计准则规定，对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业务要对合并现金流对比数进行调整，表3中（2014年8月合并金额）所示，追溯调整后的A集团在2014年1-8月实现现金净流入18.82亿元。但按照经济实体理论观点，2014年1-8月实现的资金回笼情况取决于A集团在2013年同期的资源调动，并未包含B公司，实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6.22亿元（2014年8月），与追溯调整后的金额相差巨大，准则规定与合并理论的目标相互背离，未能准确反映集团实际情况。
三、结束语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5
大学风险管理论文题目
基于JAVA EE平台的项目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数字化六西格玛项目管理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疏浚工程进度管理
对商业建筑项目成功标准的调查与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建设项目统一信息平台研究
农电工管理项目问题研究
基于电网工程项目的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项目管理中PERT/CPM与CCM的比较及实证研究
合资企业项目沟通管理
宝钢大方坯连铸过程机国产化项目管理研究
项目导向的创新型企业员工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我国高校修缮工程项目管理研究
青岛奥帆基地项目建设管理研究
基于J2EE的项目管理系统安全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胶济铁路改造项目管理之工作分解和进度管理
广州新电视塔项目实施管理研究
价值工程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应用研究
体外诊断试剂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方案——以中生金域公司为例
建筑安装企业施工项目的管理分析及应用
国内中小型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的管理模式研究
新型封装开发过程进度管理的研究
电信运营企业传输工程成本控制研究——以佛山移动传输工程项目为例
长输管道工程进度与控制
唐钢步进炉翅片管式蒸汽发生系统及项目管理
一重集团曲轴锻件技改项目经济评价
中国工程监理企业向代建制项目管理公司转变的研究
电影制片项目风险管理探讨
房地产开发项目质量策划研究——以A公司为例
大丰110kV草庙变电所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
小规模开发团队过程改进的方案设计与实施
项目管理中的项目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路径分析与模糊数学相结合的项目管理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内蒙古海满一级公路项目管理优化研究
精益建设理论在项目投资控制中的应用
丽水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模式研究
基于项目化的采购管理
江中集团基于ERP项目的业务流程重组研究
无锡电信IPTV产品研发项目管理研究
青龙场立交桥维修工程项目进度计划与控制
大学风险管理论文
探讨现代风险管理
摘 要：本文简要探讨现代风险管理。科学合理的风险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其价值;相反，缺乏风险研究将不仅威胁企业本身，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所以在当今多变的社会环境下，要高度重视风险管理。
关键词：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将重点介绍风险管理是如何影响企业经营与运转，并分别分析不同理论的优长与不足，旨在为企业经营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一、风险的定义
风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使经济实体产生损失。它可以分为两大类：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或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导致未来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金融风险指的是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如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等。
二、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差异
目前，风险管理理论主要派系包括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权衡理论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这是种静态分析方法或库存理论，可以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分析风险。例如，负债可能导致的财务危机成本威胁。然而，企业产生负债并不总是坏的一面，有时它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所得税支出。啄食顺序理论首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梅尔提出的，即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首选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其中内部融资主要是指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外部融资又可分为通过银行筹资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包括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所以从本质上说，啄食理论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并且以对不同性质的资本进行排序的方式，给出了决策者应当遵循的行为模式。权衡理论和啄食理论之间的差异。首先，在权衡理论中，权益和债务之间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只有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债务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无论权益或负债太高都不利于企业运作。然而，啄食顺序理论认为企业应该采取最低的融资方法，以使风险最小化。另一个差异是对债务的处理是两种不同方式。权衡理论里债务是用来减少所得税支出，使企业能够保持充足资金。在啄食顺序理论中将对比不同的债务风险，从而考虑哪种债务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虽然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权衡理论和啄食理论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首先，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理论研究，这两个理论均是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们同时都观察到不同的融资方法都会影响市场价值。其次，他们都证实，债务融资优于股权融资。虽然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对融资的不同看法，都是寻求最好的方式来使企业实现最大利润和最小风险。
三、案例分析-索尼公司的风险危机
风险对于国际企业的威胁极为严重，因为他们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可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全球。以索尼公司为例，索尼成立于1946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生产电子产品，如今是一个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企业。索尼的产品主要是音频、视频、信息、通信、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等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尤其是PC电脑行业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索尼的竞争对手如IBM、联想、戴尔和华硕均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索尼公司凭借其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优良的设计成为行业的领先者，许多厂家也将索尼元件作为其生产原材料之一。作为国际性的行业龙头企业，索尼同样面临许多风险。根据索尼2006年公布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显示，索尼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境。通过财务报告可以看出，尽管索尼公司收入增加156亿美元，增幅8%，但是与过去同期比较毛利润却降低将近94%。索尼财务报告解释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问题电池召回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严重破坏了索尼公司的品牌信誉，同时使索尼遭受约4.29亿美元的巨额损失。除此之外，2008年索尼企业再次召回有问题电池，此次召回影响范围是全球PC电脑制造行业。由于索尼电子产品质量的良好口碑，许多著名的PC制造商都使用索尼电池作为其生产的一部分，如富士通，戴尔和联想。问题电池召回事件同样也降低了这些公司的声誉，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失去信心。一些公司正在考虑起诉索尼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这进一步使索尼的品牌形象受损。二是索尼的电子娱乐部门SEC损失惨重。索尼投资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和推广PS3游戏机项目，PS3的研发成本极高。但是由于负面信息和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世界各地的PS游戏机销售量大幅下降。索尼公司的风险管理需改进的方面：首先，索尼需降低其信用风险。由于召回问题电池事件使索尼公司声誉受损，股东动摇对索尼的信心，直接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跌。索尼为解决这个困境可以通过增股派息，以表明企业对未来仍然是乐观的，从而增强消费者和股东的信心。下一步的改进是提高管理市场风险能力。巨额损失是由于索尼电子娱乐部门SEC不关心市场风险的结果。如果风险管理者意识到PS游戏机市场现状和对市场销量预测正确，从而确立以成本最小化为首要目标的站略，那么损失将不会如此巨大。此外，索尼公司在SEC部门投资最多，一旦对市场预测错误，那么它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索尼公司将资本分散在不同的投资领域，那么风险可以被分散转移或是避免。由于风险可能对企业存在消极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界人士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高风险带来高利润，但是追逐高利润同时如果决策失误，其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并保持效益?一般来讲，企业管理者会通过保险弥补损失。但这是处理风险的消极方法，因为它处理的仅是风险的结果。随着风险管理的发展，现代社会通常使用四种手段处理风险，分别是风险保留，自我保险，转移和避免。风险保留是发生频率低、产生结果牵涉面小的常用方法;自我保险通常需要一个风险池或风险准备金;转移是指风险发生频率较低，但潜在的后果严重，这样的风险通常被转移到第三方来规避;避免风险是企业无法承担的风险，这样的风险通常是高频率发生以及后果严重，意味着企业风险的潜在收益不能弥补风险成本。除了以上方法，企业投资多样化也是有益的，所谓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例如：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说法。多元化的投资可以降低风险而回报却不显著减少。仍以索尼企业为例，索尼企业可以优化企业的财务结构来支持企业的运作以抵御风险。在研发PS游戏机产品时，外部环境即市场，全球PS游戏机销售不如往常。索尼可以研究为什么消费者降低了对PS游戏机的购买，是否是因为产品过时还是PS游戏机已经有其他更好的替代品?如果是这样，替代品有何优势，PS游戏机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等等。对市场的深入研究，索尼可以制定战略然后重新安排对PS游戏机的投资，应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促销而不是开发技术。对于内部环境，索尼企业可以努力保持资本结构足够强大，为更高更集中的投资SEC部门提供支持力量。
四、结语
总之，本文针对的是风险理论的机会和威胁，并以索尼公司为案例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建议。风险管理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经营与运转，不完善的风险研究会导致企业遭受财务危机。管理者只有重视风险，才能使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康尼.《经营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的理论关系》.企业财务与会计杂志.1982(2).
[2]克劳伊.风险管理要素.2006.
看了“大学风险管理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大学风险管理论文
2.保险风险管理论文题目
3.风险管理论文精选范文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一、引言
在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历史性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比较多，尤其集中在强制性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方面，对预测性会计信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IPO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研究，对管理层的预测性信息研究相对较少。
预算信息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笔者查阅文献发现，现有有关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也只有少量的规范性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献对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及其可靠性进行实证研究。在盈利预测信息由强制性披露改为自愿性披露的情况下，笔者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进行研究，找出影响预算可靠性的因素，可以发现公司预算的质量和水平，反映公司治理的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预算信息披露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我们可以借鉴现有盈利预测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一定的研究。下面经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1、外部环境变动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预测是一种基于目前客观性情况推测未来趋势的主观性行为。对于预测的准确性，一方面取决于预测所涉及的预测期间的长短，预测期越长财务管理论文，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从而预测的准确性也就越差。另一方面，公司预测期间的盈利变动幅度（程度)也是影响预测准确性的重要因素，盈利变动程度越大，代表盈利越不稳定，即盈利增长幅度或降低幅度越大，预测的误差就大，则难以对下期盈利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由于预算活动属于预测行为，二者具有相似性，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外部环境变动幅度与预算的可靠性负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2、股权集中度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传统理论认为，股权结构越分散，单个股东就无力去监督经营者，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就更有动力和能力去监督经营者，提高经营者管理效能，从而减少成本。但是，在股权过度集中的情况下，比如我国上市公司就存在严重的“一股独大”现象，大股东较容易操控上市公司，这样，大股东实际上成为上市公司的“内部人”。Laporta等(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Fan(2002)分析东亚国家股权结构与盈余信息含量时指出，控股股东运用控制权对中小股东进行“掏空”时，控股股东会操纵盈余信息，这降低了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同时，控股股东为避免外部股东的密切监督，也会降低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假设2：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预算可靠性负相关。
3、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会计事务所站在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司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盈利预测的实现。相对来说，声誉越高、规模越大的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较高，致使公司预算的误差较低。由于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声誉较高，他们对上市公司具有更严厉、更广泛的信息披露要求（Graswell和Taylor，1992），通常认为经“四大”会计事务所审核的预算报告比经“非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预算报告的可靠性要高。蒋义宏、魏刚（2001）研究认为会计事务所审计对预测的可靠性有一定的影响。
假设3：经过“四大”会计事务所审核的预算报告的可靠性较高。
4、财务杠杆与预算信息可靠性
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公司面临较多的市场风险。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公司的资本来源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论文，通常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再是股权融资，最后才是债务融资。但内部筹资有限，配股和期权融资受公司盈利能力和业绩影响，外部债务融资面临的风险较大。从而公司有操纵盈利预测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预算的可靠性也就越低。
假设4：资产负债率与预算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
5、公司治理机制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公司治理机制反映了公司的基本特征。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等公司治理变量对公司的盈利预测和预算信息披露可能产生影响，通常认为，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监控和约束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降低CEO或董事长控制董事会的可能性，促进信息的透明化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聘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参与公司决策，会促使公司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从而对预算信息披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显然也会影响到预算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假设5：公司治理特征对预算可靠性有系统影响论文格式范文。
6、成本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笔者在研究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中，预期成本与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负相关，并得到了实证检验，即成本越大，公司越不愿意披露预算信息。通常情况下，成本能影响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行为，从而也对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假设6：成本对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有系统影响。
7、信息性质与预算信息披露可靠性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信息披露能向外界释放有关公司基本信息和私人信息的信号，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投资者理性投资和决策，减少成本。管理层在有利好消息时，通常会向投资者披露更多信息(Clarkson，1992)。笔者在研究预算信息自愿披露行为中，已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信息性质与预算披露行为正相关的结论，即公司有利好信息时，管理层对公司前景持乐观态度，也更愿意披露来年的预算。因此，信息性质对盈利预测披露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也造成盈利预测误差存在差异（张翼、林小驰，2005）。
假设7：信息性质对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有系统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深市和沪市的A股上市公司2005-2008年共4年的年度公开数据。在原来研究预算自愿披露行为的3595家样本中，我们筛选出对预算进行披露了的公司，有1215家。经过数据整理财务管理论文，剔除异常值和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189家样本公司。所有样本都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和PT公司。预算数据来自于各年度财务报告中的披露，笔者从其“董事会报告”一栏中一一查出，并经手工整理。财务报告主要从巨潮网中下载，其他如公司理治、董事会特征、会计事务所审计等变量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2、变量设计
笔者将会用到的变量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指标的选取都参考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取舍和适当修正，使得各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各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表
变量名称
变量指标描述
度量
因变量
Error
预算误差，代表预算的可靠性（也可称之为预算编制松弛）
（营业收入预算数-当年营业收入实际数）/当年营业收入实际数的绝对值[2]
自变量
Cost
成本
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
News
是否拥有“好”消息
哑变量：有取1，没有取0。收入预算数大于当年收入实际数，为好消息，否则为坏消息[3]
Ceo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由同一人担任
哑变量：是取1，否则取0
Board
董事会规模
为董事会成员数
Ourdir
独立董事规模
为独立董事人数
Supervise
监事会规模
为监事会成员数
Environ
外部环境变动幅度
为小行业营业收入年度增长率
Audit
财务报告是否由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
哑变量：是取1，否取0
Square
股权集中度
赫尔芬德指数，等于公司前10位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Liability
财务杠杆
资产负债率
控制变量
Size
资产规模
为公司总资产的对数。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哑变量：若年度为2006，Year=1，否则取Year=0，依次类推
Industry
行业
哑变量：若为制造业，取1，否则取0
3、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预算的可靠性。
Error=a0+a1Environ+a2Cost+a3Ceodual+a4Board+a5Ourdir+a6Supervise+a7Audit+a8News+a9Square+a10Liability+a11LgSize+a12Industry+a13Year+ε
四、统计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国证监会于2004年12月31日条款规定，若公司公开披露过本年度的盈利预测，其利润的实际数较预测数低10%以上或较预测数高20%以上，要求公司详细阐明造成差异的原因。于鹏（2007）将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可靠性）范围定义为预测误差在10%以内论文格式范文。本文将预算相对误差进行分类，不管是预算数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只要误差绝对值位于0-10%、10%-20%和20%以上的，就分别认为预算是准确的、比较准确的和不准确的。
表2报告了预算相对误差的分布情况。从各年份和整体上看，预算误差在0-10%范围内的公司比例在06年、07年和08年分别为50.99%、44.31%和42.83%，三年的平均值为45.33%，可以看出，我国有近一半上市公司的预算是准确的，但公司所占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预算误差在10%-20%范围内的上市公司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预算误差在20%以上的公司比例没有太大波动，各年份和整体平均值的公司比例保持在25%-30%之间；预算误差在10%-20%范围内和20%以上的公司比例在各年份和整体平均值上都是相当的；各年度的预算误差平均值分别为14.55%、16.16%和17.23%，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且三年整体的平均值为16.24%财务管理论文，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预算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可靠性一般，但可靠性越来越差。
表2 预算相对误差统计表
年份
预算误差范围
各年度预算误差均值
0-10%
10%-20%
20%以上
2006年
155（50.99%）
72（23.68%）
77（25.33%）
304（14.55%）
2007年
148（44.31%）
91（27.25%）
95（28.44%）
334（16.16%）
2008年
236（42.83%）
165（29.95%）
150（27.22%）
551（17.23%）
合计
539（45.33%）
328（27.59%）
322（27.08%）
1189（16.24%）
表3反映了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在1189家样本公司中，预算误差均值为16.24%，从整体上看，预算准确性比较好，可靠性一般；外部环境变动均值为25.47%，公司面临的环境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成本均值为7.85%；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样本有124家，占10.43%，董事会规模平均有9.5人，独立董事人数平均为3.3人，监事会规模平均为4.2人；公司财务报告由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有67家，占5.65%，说明绝大部分公司还是选择“非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审计；有利好消息的公司共996家，占83.77%，说明绝大部分公司有利好消息；股权集中度均值为19.08%，最大值达70.29%，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非常严重；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2.14%。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值（1/0或总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rror
0.1624
0.1127
0.1673
0.0000
0.9892
Environ
0.2547
0.1943
0.4694
-0.3395
12.5749
Cost
0.0785
0.0610
0.0767
-0.1498
0.9809
Ceodual
124/1065
Board
9.5374
9.0000
1.9660
2.0000
17.0000
Ourdir
3.3263
3.0000
0.7405
1.0000
6.0000
Supervise
4.2330
4.0000
1.4744
1.0000
13.0000
Audit
67/1122
News
996/193
Square
0.1908
0.1652
0.1226
0.0099
0.7029
LgSize
9.3429
9.3102
0.4210
7.9667
11.2749
Liability
0.5214
0.5252
0.2339
0.0348
5.0638
Industry
806/383
2、变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只是揭示了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4]。本文的相关性分析结论如下：公司具有的信息性质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外部环境变动指标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在Pearson系数下统计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监事会规模、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负相关，但统计不显著；成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分别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都不显著；单变量相关分析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有效地揭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相关分析表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都小于0.5），不存在高度相关性，表4中的每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5，故模型中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回归分析
在利用Eviews、SPSS软件回归检验中，利用怀特检验，我们发现模型有异方差现象，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消除了异方差。又模型的D-W值为2.047，说明模型没有自相关现象。模型的F值为39.833，在0.0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同时，修正的R2值为0.314财务管理论文，说明模型成立，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解释力。
我们发现，成本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成本越大，预算越不准确，预算的可靠性就越低；通常成本越大，公司越不愿意披露预算信息，同时，对预算信息披露了的公司，成本越大的公司，预算的可靠性也比较差。具有“好消息”的公司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即具有利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误差越小，其可靠性就越高；通常具有“好消息”的公司更愿意披露预算信息，同时，对预算进行了披露和具有“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可靠性比较高。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即经过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预算的误差较低，可靠性相对就高，这些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假设得到了检验。资产负债率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虽然自愿披露了预算信息，但预算的误差也越大，其可靠性也就低，这也与本文预期相一致。
在董事会特征变量中，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都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由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大股东有较强的控制权和表决权，董事会成员内部存在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同时，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完善财务管理论文，独立董事的专业胜任能力与工作精力和态度严重影响到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运行，致使独立董事制度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董事会治理效率和作用并没有显著提高。监事会规模也与预算误差不显著正相关，通常情况下，监事会只起到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督作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控，但无权加以干涉，所以，监事会对预算可靠性没有实质性影响。
此外，公司规模、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也与预算误差正相关。公司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公司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就不同，资产的配置也不一样，故预算的可靠性也就不同。样本在各年度由于公司不同、数量不同、环境不同，故各年度的预算可靠性也不一样论文格式范文。
表4 回归检验表
Variables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B
Std. Error
Beta
Tolerance
VIF
Constant
0.290***
0.044
6.607
0.000
Environ
0.006
0.004
0.044
1.462
0.144
0.635
1.575
Cost
0.063***
0.023
0.078***
2.682
0.007
0.682
1.466
Ceodual
0.006
0.004
0.042
1.325
0.185
0.562
1.778
Board
0.001
0.002
0.043
0.825
0.410
0.211
4.748
Ourdir
0.005
0.004
0.058
1.149
0.251
0.229
4.362
Supervise
-0.001
0.001
-0.032
-1.060
0.289
0.641
1.560
Audit
-0.031***
0.007
-0.106***
-4.194
0.000
0.902
1.109
News
-0.069***
0.005
-0.340***
-13.048
0.000
0.848
1.179
Square
0.072***
0.016
0.125***
4.578
0.000
0.769
1.301
Size
-0.021***
0.005
-0.137***
-4.466
0.000
0.611
1.637
Liability
0.093***
0.008
0.301***
11.156
0.000
0.796
1.257
Industry
0.014***
0.004
0.113***
3.858
0.000
0.675
1.482
06Year
0.020***
0.004
0.161***
4.705
0.000
0.492
2.030
07Yeay
0.032***
0.004
0.274***
7.212
0.000
0.399
2.505
R Square
0.322
Adjusted R Square
0.314
F Change
39.833
Sig. F Change
0.000
Durbin-Watson
2.047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4、稳定性测试
在稳定性测试中，我们可以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三分之一的样本数，再进行回归检验，看回归结果是否与总样本回归结果一致[5]。在1189家披露了预算信息的公司中，我们随机抽了350家公司对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文上述的结论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回归结果表），所以本文通过了稳定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描述统计方面，我们发现，有近一半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误差维持在10%以内，预算误差均值为16.2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预算的可靠性较一般；且预算误差逐年上升，预算的可靠性越来越差。
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中，我们发现，成本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即成本越大，预算越不准确，预算的可靠性就越低。具有“好消息”的公司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具有利好消息的公司，预算的误差越小财务管理论文，其可靠性就越高。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与预算误差显著负相关，经过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预算的误差较低，可靠性相对较高。财务杠杆与预算误差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虽然披露了预算信息，但预算的误差也越大，其可靠性也越低。在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都与预算误差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监事会规模也与预算误差不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司规模、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也与预算误差正相关。
对后续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公司由于面临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和信息需求，预算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应该较高，故样本选择可以扩展到B股上市公司，进而比较A股与B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异。再者，地区市场化水平不同，面临的环境和市场竞争程度也不同，从而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披露水平也不同，因此，我们也可以考虑把这些因素引入预算信息披露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1]蒋义宏，魏刚.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1.
[2]唐跃军，程新生.信息披露机制评价、信息披露指数与企业业绩-基于931家上市公司的调查[J].管理评论.2005(10):8-16.
[3]叶少琴，胡玮.IPO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影响因素与准确性[J].金融研究2006.9.
[4]张翼，林小驰.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盈利预测[J].中国会计评论，2006，12.
[5]Clarkson，P.A. Dontoh，G. The voluntary inclusion of earningsforecasts in IPO prospectus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2，(Spring):601-626.
[6]Chen，C.J.P. Jaggi，B. Associ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non-executive director， family control and financial disclosur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0，19:285-310.
[7]Fan，J.P.H. T.J.Wong.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Journal of Accountingand Economics，2002，(33):401-425.
[8]Ferris，K.R.D. C.Kayes. Some evidence on determinants of Profitforecast accur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Accounting. 1987，(16):27-36
[9]Craswell，A.Taylor S.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of reserves byoiland gas companies: an economic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1992(19):295-308.
[10]Haskins，M.E. Ferris，K.R.，Selling，T.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reporting and analysis: a contextual emphasis， Irwin McGraw-Hill，Boston，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