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报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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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1

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

日前,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博士在扬州举行的第5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上表示。当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了《2007/2008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据了解,本次报告涉及全球5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个代表了当今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使用了 GDP 的规模、人均GDP、跨国公司的劳动指数、专利申请数、价格优势、人均增长率等9项客观指标对全球500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研究。

报告显示,在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中国有59座城市进入500强。和两年前的排名相比,中国一线城市排名大幅上升,上海从两年前的第69位跃居第41位,北京从第70位上升至第66位,深圳由第73名升至第64名。

在一些局部指数排名中,中国城市也表现不俗。例如在跨国公司落户指数前10名中,北京列第9、上海第10;人力资源竞争力前20名中,北京列第16;软件环境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中,香港位居第3;全球联系竞争力前20名的城市中,上海排14,香港排17;全球10个最成功的城市,深圳和扬州占据两席。

相关专家也表示,如今,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

竞争力增长快速

令人瞩目的是,报告中,中国的一些城市竞争力增长最快。在2001~2005年GDP5年增长世界 20名中,中国包头、呼和浩特、烟台、东莞、 中山、惠州、潍坊 等15个城市成为近5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

倪鹏飞表示,从竞争力增长排名看出,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转变为各地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西部的包头、呼和浩特,中部的南昌、芜湖,已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齐头并进,共同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得中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覆盖面逐渐扩大。

报告显示,经济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占500个城市GDP总量的 27% ,全球城市竞争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同时,全球城市收入水平空间分布崎岖不平,世界经济核心区一些顶级城市越来越强,与其他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世界经济边缘地区一些落后城市进一步衰退。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2

[关键词]知识竞争力 评价体系 区域竞争力

[分类号]G352.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先后出现了关于区域竞争力评价的相关研究,即通过评价找到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度。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区域竞争力评价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知识竞争力评价。

1 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演化

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其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工业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评价阶段。这一时期的区域竞争力评价主要是以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为主,评价指标全部是硬指标,而且指标体系比较庞大,指标间的关系松散,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工业化国家。代表性的评价体系有1979―1998年间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WCY)。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1年),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国际(城市)竞争力评价阶段。这一时期区域竞争力评价的范围从工业化国家逐步扩展到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测评社会在知识的投入与产出状况及其反映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创新、知识流通与知识应用。代表性的评价体系有1998年-2001年间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WCY)及其国际经济组织的知识经济测度体系及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阶段(2002年-),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阶段。这一时期区域竞争力评价的范围涉及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以罗伯特・哈金斯协会提出的“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WKCI)为标志,WKCI首次对全球经济体的知识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度量和分析,是衡量各地区知识容量、能力、可持续性以及将知识转换成经济价值和该地区居民财富程度的整体综合基准。至此,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产生并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2 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类型与结构研究

对区域知识竞争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对知识经济的理论研究。

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卢普在其著作《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中提出知识经济概念。随后,OECD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1996年以后,国外出现了一些国际组织机构对知识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笔者认为这些指标体系是对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初步研究;国内外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类型大致分为4个方面:

2.1知识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

美国是第一个对知识经济测度指标体系进行研究的国家。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分别于1996年、1998年设计了知识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知识评价指数”与“美国国家新经济指数”。美国国家科学院认为,近年来世界变化加速,而驱动力来源于技术创新和知识革命。该体系构建了6大指标23个细分指标;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于1998年提出美国国家新经济指数,用以对美国各州在知识经济各项重要指标上的发展状况给予评分并做出排名,总计包括5大类17个细分指标。此后,OECD、APEC、澳大利亚知识经济机构、新加坡、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分别于1999年、2000年制定了对知识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

从各国及国际组织机构所构建的知识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知识存量、知识创新、知识应用与转换在区域知识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知识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是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研究的起点。

2.2国际(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

国际(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以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每年分别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为代表,这两个竞争力报告自2001年以后,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对“知识能力”要素的量与质的关注以及对其指标的不断修正,如表1所示。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这些机构对各国竞争力的排名作为评价自身国际地位、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依据。

国内对国际(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是对国际三大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排名的介绍分析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倪鹏飞建立了10多个测评指标用来测量国内城市竞争力并进行排名;此外还有尹玉龙评价体系、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评价体系、王秉安等提出的福建省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肖红叶等的区域竞争力评价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其他主要的相关研究有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的严于龙以地区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8大类要素作为衡量我国地区竞争力的基本要素,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1980年与1995年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排序;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姚先国教授建立的评价区域竞争力的体系,从地区经济实力、经济国际化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金融环境、企业竞争力、科技和人力资本8个方面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并对各因子的各个指标进行省际间静态和动态的比较分析。吴玉鸣、徐建华、李建霞构建的我国区域信息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王福新对国内33个城市1996―1998年三年间的“城市内部经济竞争力”进行排名。研究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价指数等指标进行比较,但该研究没有清楚交代城市内部经济竞争力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仅对计算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说明与比较。黄宏亮把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逐级分解到10个系统层、31个状态层和103个变量层,从而建立起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中各类指标的相应权重,直观地展示了各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和分层次竞争力的状况,对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构分析与趋势分析。

国际(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的制定与研究为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3国家创新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创新活动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创新活动的组织运作越来越具有国家或全球规模特征。1987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

弗里曼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之后,各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从国家或区域的层次上研究知识创新的组织结构网络、网络中各种活动主体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特定国家生产、传媒和使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

1997年,OECD推出《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是从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整体出发研究个人、企业和机构之间的知识与信息的流动,研究的重点已从传统的投入一产出分析转向对创新活动过程的分析。1998年OECD公布的国家创新系统专题研究报告简本提出了从创新企业网络、产业群、人力资源流动和组织结构关系等4个方面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进行分析和测度的指标体系。为了测评OECD国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迎接全球化挑战的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表现,1999年,OECD正式发表《科学、技术和产业计分表:知识经济基准》一文,该文建立了一套反映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的指标体系,测评的焦点在知识创新、知识流通与知识应用。该指标体系包括12个大项,44个中项指标。

为了评估国家创新体系的强度,波特和斯特恩1999年建立的国家创新力指标体系发表在华盛顿国际竞争力会议上。该体系包括4大指标10个细分指标,并使用统计上的回归分析和数学模型,用以辨识那些与国家创新绩效以及相关贡献紧密联系的因素。

2000年,欧盟理事会制定了欧盟创新计分牌(EIS.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目的是关注欧洲企业政策与竞争力,希望能让会员国了解其在创新绩效上的优势与劣势。该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知识经济的主要动因及数个创新产出指标,共4个大类16个二级指标。EIS指标体系总结了创新绩效的主要方面。根据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欧洲创新计分牌”大纲设计的这一指标体系,2001年反映创新活动的指标增加到17个。2005年欧盟与联合研究中心(JRC,Joint Research Centre)密切合作,进行了EIS自2000年欧洲理事会首次提出后的第5次修订。通过这次修订,评价总体创新指数(Summary Innovation Index,SII)的EIS指标体系经过改良增加到现在的26个,创新指标种类由原来的4类增加为现在的5类,新处理方法通过评估指标间的相关性,允许忽略某几项并增加在新的方面影响创新绩效的数据信息。

国家创新体系侧重对国家创新能力与绩效的测度,反映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知识创新、知识流通与知识应用。国家创新体系强度的评估指标成为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2.4区域知识竞争力测评体系

2002年,英国罗伯特・哈金斯协会(RHA)首次提出了“知识竞争力”的概念,并建立了《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WKCI),通过该指数评价体系对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竞争力进行评价。

RHA的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与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标体系、IMD的国家竞争力指标体系在指标设计、评价理论与方法、要素构成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对“知识能力”要素的指标设计方面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对其量与质的关注以及对其指标的不断修正。可见国际竞争中“知识竞争力”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显。

国内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刚刚开始,除了对RHA的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标体系、IMD的国家竞争力指标体系的介绍与评价外,一些学者在参照罗伯特・哈金斯协会的《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及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竞争力报告》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鉴》的有关“知识能力”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个别指标进行处理与更换,构建我国的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林善浪,王健(2008年)构建的我国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共三个一级指标:知识要素层、资源要素层和市场要素层,8个二级指标。

张川蕾(2008年)在构建知识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2003―2005年区域知识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及比较分析,采用由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地区经济产出和知识的可持续性5个一级指标下的1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

相丽玲等(2008年)在分析国际三大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的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由知识经济产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基础设施、知识的经济转化能力6个一级指标下的18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

曹如中等(2008年)将城市知识竞争力指标分为与知识资本有关的指标、与知识创新能力有关的指标、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关的指标、与知识基础设施有关的指标、无法归类的其他指标5个一级指标59个二级指标。

3 区域知识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与模型研究

目前国内外建立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每种评价方法都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主要区别在确定权重上。

一类是主观赋权,所采用的方法是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打分,但难以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如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并给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类要素相应的权重,如表2所示:

一类是客观赋权,所采用的方法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但往往忽略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有时确定的指标权数与预期不一致,如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在IMD的国家竞争力指标体系中,不管每个二级指标所含具体指标数目的多少,IMD都赋予其5%的相同权重。IMD认为这种赋予相同权重的方法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与过去评价结果间的高度兼容性。因为统计数据有时会出现误差或过于冗长,固定权重就可以起到如防火墙的功能,防止因权重不同所引起的问题的放大。同时,IMD也使用了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两种类型的数据来分别评价定量与定性问题。其中硬性的统计数据在所有测算指标中所占权重将近2/3,而来自年度问卷调查的数据等软性指标占所有指标权重的1/3。

我国现有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方法多采取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对知识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有林善浪,王健构建的知识竞争力层次模型;曹如中等构建的知识竞争力决定因素钻石模型和城市知识竞争力决定因素循环链;相丽玲等构建的知识竞争力模型。

4 结论

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产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经济测评体系、国际(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国家创新体系走向归一的必然。

知识经济测评体系的研究是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研究的起点。国际(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的制定与研究为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定与研究对国家创新能力与绩效的测度,反映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知识创新、知识流通与知识应用。国家创新体系强度的评估指标成为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为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知识创新能力的测评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目前,国外的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皆出自权威机构,RHA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可谓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代表,其全球知识竞争力排名对许多国家和地区评价自身的国际地位、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3

《报告》提出网络就绪指数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用来评估一个经济体是否在以下方面做好了全面利用信息技术的准备: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获取成本及确保最优使用的必要技能;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纳和使用情况;商业和创新环境,政治和监管框架;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网络就绪指数(NRI)使用了公开渠道获得数据以及“高管意见调查”的研究结果。“高管意见调查”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由全球167 家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商业组织组成的合作伙伴网络共同开展的一项全面的年度调查,调查对象超过15000 名高管,提供了网络就绪关键领域的洞察和意见。

《报告》用网络就绪指数考察全球144 个经济体,位列前十名的经济体为:芬兰、新加坡、瑞典、荷兰、挪威、瑞士、英国、丹麦、美国、中国台湾。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台湾(10)、韩国(11)、香港(14)、日本(22)、马来西亚(30)位列前30名。由于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率停滞不前,中国排名下降了7位,降至第58 位,被“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超过。“金砖国家”的排名表现普遍不佳。除非对信息通信技术、技能和创新进行恰当投入,否则“金砖国家”成员在过去所取得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头或遇险阻。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4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6-02

一、引言

国际竞争力(International Competiveness)的定义一直以来不同的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视角给出了不同解释,但越来多的人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经济体长期、可持续、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国保持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涨的能力。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美国政府成立竞争力理事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目的是推动有关国家的竞争力讨论、研究和比较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竞争力白皮书(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4—1998),并从1999年开始,陆续了年度竞争力指数排名。经合组织(OECD)在国际竞争力上也进行了多项研究。早在1980年,经合组织的科技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简称CSTP)成立了科技与竞争力临时工作小组,目的是更深入的了解国际竞争力以及其与技术的关系[1] 。

现有的文献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围绕着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的定义,设立一套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然后给出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研究成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教授研究设立了“全球竞争力指数体系”,“世界经济论坛(WEF)”根据这一体系每年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来综合评价各国的竞争力状况,分析一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劣势,并提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也同样制定了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和借鉴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最新理论,建立了国际竞争力成长的基本目标,对世界各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过程与趋势进行测度。IMD每年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是目前国际上有关国际竞争力最权威的年度报告之一;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在2010年发表了《世界竞争力报告2009—2010》公布了世界7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2009—2010年国际竞争力的总指数排名,并对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及其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

这些分析多为感性的文字叙述,缺乏理性的定量的分析。故笔者想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即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国际竞争力的回归模型对国际竞争力进行一种定量的分析。

二、国际竞争力回归模型

1. 模型变量的选取。根据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过程相统一的原理,选取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创新能力(Innovation)、对外贸易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作为拟合国际竞争力的自变量。首先,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可将它作为竞争力资产的代表引入模型。它不仅包括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更包括教育、科技、医疗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其次,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可以大大提高竞争力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的效率,对竞争力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2.变量的衡量。用什么数据来衡量国际竞争力、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这些抽象的变量呢?一些国际组织(如IMD和WEF)通过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采用相应的指数来对其进行衡量。这些数据具有科学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我们可以采用里面的数据进行衡量。而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一变量的衡量,可以通过定义([IM+EX]/GDP)计算出它的具体数值。

3. 模型形式的设计。设定因变量国际竞争力指数“IC”,自变量基础设施指数为“Inst”,创新能力指数为“Inov”,对外贸易依存度为“Ddft”。通过散点图发现IC与Inst和Inov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与Ddft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分析数据研究原因引入虚拟变量D(是否正常参加国际贸易看这个国家是否加入WTO,是否设置高的贸易壁垒等):

D= 0 正常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

1 非正常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

研究发现IC与(Ddft+D)存在线性相关关系[2] 。于是设计模型的方程为:

IC=C0+C1Inst+C2Inov+C3(Ddft+D)+μ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5

瑞典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也正如瑞典的国花铃兰一样,香飘万里,被介绍到了中国。

本期,我们聚焦瑞典的社会责任状况,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倡导并系统开展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探索的国家之一,瑞典在国际舞台上一贯扮演着积极的甚至是导向性的角色。

国有企业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楷模,这是瑞典国有股权政策的明确目标。瑞典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高效专业的管理者和实践负责任经营理念的建设者,将可持续性要求融入国有企业的监管中,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瑞典国有企业不但要像其他普通企业一样,要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同时还要履行好社会所赋予的公共服务等相应使命,承担起可持续发展相关方面的社会责任,成为可持续商业的楷模和典范。这也就进一步说明并彰显出,国有企业经营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产品或者服务,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它所经营的还是引领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瑞典金融市场大臣彼得·诺曼特地给本刊来信,他这样说道:“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某些企业用作提升自己企业形象、讨好监管机构和媒体的一个短期口号。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为企业利润、地球和人类带来持久的发展动力。”

在策划中,我们集中介绍了瑞典政府及瑞典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所作出的努力。究其原因,也是希望这些实践能够被更多的中国企业参考和借鉴,并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实现转型升级的决定性优势(详见本期“封面文章”栏目)。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发展方式的转变既需要在理念上变革,同时也需要在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上进行探索,摆脱过度依靠GDP等经济指标评价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局面。

全球竞争力报告范文6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ICT经验很难推广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巨大的“数字鸿沟”仍制约全国IT整体水平的提高。

3月28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06~2007),在对122个国家的网络普及度和IT业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丹麦登上第一名的宝座; 紧随其后的分别为瑞典、新加坡、芬兰、瑞士、荷兰; 卫冕冠军美国仅名列第七; 中国连续第二次下滑,跌至第59名。

中国排名第二次下跌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但这次出炉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可以说给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状况敲响了警钟;中国连续第二次下滑,且下降幅度惊人――下降了9位,跌至第59名。

报告指出,我国的手机使用率和互联网接入程度低,IT竞争力仍然较弱。

此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ICT经验很难推广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巨大的“数字鸿沟”仍制约全国IT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且,要想从低成本产品组装,发展成能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科技大国,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新加坡是惟一一个进入前10强的亚洲国家。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Irene Mia表示,新加坡之所以能连续几年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排名中名列前茅,关键在于该国已建立起极佳的监管和市场环境,并且政府很早就已拟定了全面的科技发展策略,如“注重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有效地结合私人企业共同提高科技的渗透率和传播”等等。

在此次排名中,印度的名次下降了4名,列第44位。报告指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备、新应用个人使用率偏低及科学技术利用不充分,中、印两国的ICT业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有限。

但中国和印度的IT业发展前景还是被业内人士所看好。市场调查公司Yankee Group分析师Laura DiDi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丹麦在此次报告中位列第一,但该国不会成为全球最大的IT消费市场。不久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IT消费市场的地位,将被中国或印度所取代。”

她预测说,“在今后的三到五年内,中国、印度等国家排名将逐渐上升。”

北欧成最大赢家

在此次的排名中,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前10强中占有5席。

凭借优秀的产业监管环境,以及政府在IT产业增长、促进信息及通信科技产业(ICT)渗透和使用等方面有效的领导和推动,丹麦在互联网渗透率、PC使用率、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环境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能在今年的《全球信息产业报告》中排名第一。

参与撰写报告的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Irene Mia说:“丹麦政府在ICT领域的有效管理,在确保该行业持续繁荣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反映在该国很早就开放了电信业、政府具有一流的管理和多种高效的IT业管理政策等方面。”

早在1996年,丹麦就对本国的ICT业发展有了很清晰的规划; 1992年,互联网就已经向青少年开放;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丹麦就早于其他欧盟国家开放了电信业,有效地促进了电信企业间的竞争。

此外,在经济发展良好的内部环境下,丹麦政府始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重视研发和先进技术的应用,这为丹麦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rene Mia说:“北欧国家在通过关注教育、创新和促进IT产业渗透扩散,来提高网络的普及率和IT业的竞争力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美国ICT业衰落

作为去年报告排名中的霸主美国,跌至第七名,这引起了美国各界对IT业发展的深刻反思。

本次报告指出,美国名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IT业发展方面监管不善; 手机使用率低(所有国家中排名第48位);数学与科学教育质量低等。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Peter Morici教授就表示,美国的监管环境急需改善。他指出,电信公司在美国要面对联邦政府、各州和市的层层监管; 而网络提供商为了互相争夺利益,不重视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在ICT业的众多方面,美国都缺少像北欧各国一样的合理政策扶持和有效监管环境。

美国投资公司Piper Jaffray资深分析师Safa Rashtchy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并没有处于互联网和无线技术的领先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衰退和IT业缺乏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的竞争过于激烈。”

虽然美国的IT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名次下滑了6个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在技术研发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人之一、经济学家Thierry Geiger说,从互联网渗透率、产学结合和风险投资利用等方面来看,美国的IT市场环境仍是世界上最好的。

链接:“网络准备指数”统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