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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艺术论文范文1
老百姓平时所知道的数字电视实际是由彩电生产企业热炒的一个产品概念。数字电视包含的是电视节目采集、制作，信号传输、接收等整个链路的数字化，而仅信号传输角度又可分为三种方式：卫星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数字移动电视其实就是地面数字电视，与传统的模拟无线广播电视相比，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支持在移动状态下接收。
二、市场营销环境的概念
市场营销环境是企业营销职能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和力量，这些因素和力量是与企业营销活动有关的，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容的扩大和自身各因素的不断变化，对企业营销活动发生影响。
三、数字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是由人口、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法律、自然、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所组成。这些环境因素对移动电视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主要是以间接的形式而作用于企业的营销行为。
1、媒介自身的趋利性促使其不断地寻求新的经营增长点
在中国数字电视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兴的数字技术推动中国广电经营的升级、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广电经营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探索新的经营突破口的战略姿态。当前的广电经营正逐渐转型，由一个已经恢复自主经营意识的个体，向一个具有自身发展逻辑和自身发展能动性的产业过渡。
2、人口因素与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关系十分密切
人是市场的主体，人口容量决定了市场规模，数字移动电视针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主要包括城市的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和车站的户外流动人口，他们大多处于无事可做的空闲状态。传统的电视针对的是在某一个地方相对“静止”的人群，而白天出行在外的人群是传统电视媒体无法覆盖的。这个群体不仅流动性大，而且随时段呈现规律性变化，为移动电视开展市场营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有线网络资源积极推动数字电视的发展
数字化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数字技术虽然只是充当了广电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营效益的技术基础和手段，但它自身的优势是对营销的有力支持。
四、数字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及优劣势分析
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本身、顾客、竞争者和社会公众。前面我们提到，数字移动电视从传统的“盲区”中挖出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它针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移动人群，这就是移动电视广告营销潜力蕴涵的根本所在。
1、受众群体的流动性大
以车内受众为例，乘客们乘车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在车内停留时问各不相同，这个时间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
2、受众随时段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不同时段内，乘客的人员结构呈现明显的一致性。比如说，早晨6：30到7：00，乘客以10几岁的学生为主；7：00到8：30，乘客以上班一族为主，收入水平非常近似；16：30到18：30，又以20到40岁的上班族为主。因此，不同时间段的观众结构是可控，相对稳定的。客户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不同群体，进行针对性的广告投放。
3、对受众的垄断和伴随性传播
移动电视的行动路线长而且固定，它的流动也导致电视广告能不断在特定路线上反复，从而增加了广告受众的数量和接触频牢，决定了移动电视广告的优越性，能使信息更精确、更有效的击中目标受众。但另一方面，数字移动电视传播环境中的干扰因素比在家里更多，观众的心态也更浮躁不安，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注意力，虽然关注屏幕频次高，但是单次连续观看时间短。
4、无竞争传播空间
移动电视将电视媒体从户内搬到了户外，搬到了一个低干扰的环境里，抢占了传统电视媒体无法覆盖的空间。但同时，观众也要求伴随在身边的移动电视能提供更实用，更有效更贴近的资讯。观众是媒介微观营销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媒体产品的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对消费者的把握，要从规模和观众需求的质与量两方面分析和了解，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考察，为特定受众服务，创造出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
五、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环境威胁和市场机会
环境威胁。环境威胁是指市场环境中不利于企业营销的因素，对企业发展形成挑战，对企业的市场地位构成威胁，对移动电视而言，环境威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目好坏是影响其经营的关键所在。由于乘客在车内停留时间不长，在公交车上的收视常常呈现为一种伴随性的行为，移动电视的覆盖率和渗透率相对大众多媒介而言，还是小众媒体。如果不能根据自身传播条件及特色来生产节目，将很难维持市场优势。要把握目标受众，移动电视应该按营销学的思路来组织和设计自身的传播产品，有效吸纳受众注意力，使观众获得满意的心理报酬，从而更有利于营销活动的开展。
第二，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收视效果造成不利影响。音量的大小，人声与车声的嘈杂程度，乘客的密集程度，人群的流动性，移动电视图象信号的接收情况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电视的传播效果。
第三，模式是运营中实际的问题。在模拟电视经营模式当中，主要是媒介、广告公司、客户之间的三角游戏。作为广告经营的重要依据，数字移动电视收视效果检测机制的建立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和节目的发展。此外，数字移动电视该如何赢利，依据什么样的价格体系，什么样的成本核算才能赢利，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开拓用户市场等问题，仍具备一定挑战性。
市场机会。市场机会是指对企业营销活动富有吸引力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企业拥有竞争优势。
第一，媒介产品的质量是根据受众满意来定义的，数字移动电视可提供的实用性信息包括：时政新闻、交通路况、出行气象、车位引导、消费资讯、商场促销等，这些信息看似平常，传统电视媒体也可以提供，但因为移动电视在户外实时传播的媒介先天优势，使这些信息具有更大的实用性，也使用广告的传播更有效，人们可以根据实时交通路况选择出行路线，可以根据消费资讯改变吃饭的地点，可以根据商场的促销信息决定逛街的去向等等。
第二，随着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视已经实现了在手机终端梦想成真，实现了面对面的商业传播。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拨开趋同认识的雾障，彰显自己的个性才能赢得市场。
六、结论
市场营销环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移动电视作为营销系统整体，是一个由若干相对独立而又有一定方式相互联系的部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同时又存在于一个由人口、资源、社会文化等组成的大系统之中，它既受大系统的影响和控制，又反作用于大系统。
广告媒介市场营销环境直接影响到广告传播价值和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移动电视在做市场营销管理决策时，必须把与自身有关的环境和营销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各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个构成部分，才能产生增效作用，提高经济效益。
经典艺术论文范文2
一、自然风景与民族认同电影艺术
自然风景在电影中的呈现,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视觉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社会象形符号。自然风景从风景本身转换成为电影中的审美观照对象,往往是一个文化渗入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掺入了道德的、观念的、政治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符号学意义”[1],因此,便有可能形成某种风景政治或风景意识形态。在自然风景的多重意识形态隐喻中,自然风景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是重要的一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例如,美国为了培养公民国族意识的认同,在自然原野中建设了著名的黄石公园,以此作为凝聚国族历史的重要媒介。苏格兰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擅长风景描写,他通过对苏格兰风景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讴歌,使苏格兰成为英雄的家乡、可敬的祖国,唤起了苏格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性建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并非是一种常态和持续进行的过程,而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遭遇外敌入侵或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便得以凸显。例如,在中国的中,为了激发、鼓舞全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战。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创办更多的抗战文学刊物,创作更好的抗战文学艺术作品便是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自然风景成为一个高热度的叙事符号,这仅仅从一些抗战艺术作品的题名中就可窥见一斑,如茅盾的《白杨礼赞》,艾青的《旷野》,江村的《旷野的悒郁》以及感奋人心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在和平时期,如果艺术作品涉及到民族抗战题材时,依旧会运用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战争电影,尤其是以冯小宁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所拍摄的系列战争题材电影,都有意识地运用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为影片增光添彩不少。冯小宁是一位勇于进行艺术探索的导演,注重风景在影片中的叙事功能便是他探索出的成果之一。早在1990年他所拍摄的《战争子午线》中,长城这一人文风景构成影片的重要意象,它既是故事贯穿始终的发生空间,也是抗战民族精神的象征,“沿长城西进”成为一群孩子无言的革命信念,直至最后把鲜血散在长城脚下。1995年后,冯小宁又相继拍摄了《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战争题材电影,凸显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在民族危亡之际担负着融化阶级矛盾和化解家族个人恩怨的作用。在电影《黄河绝恋》中,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苍茫无垠的黄土地和气势磅礴的黄河,而这并不仅仅是起着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的功能,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导演冯小宁在谈到拍摄过程时说:“《黄河绝恋》的‘恋’指的不是一般的男女恋情,而是对中华民族的灵魂、对黄土地、对黄河的眷恋,是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一首颂歌。凡是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同感。”[3]在这里,实际上牵引出一个概念:物恋。物恋最初是一种宗教用语,指对某种单调物体的崇拜,后来发展成精神分析学的意义。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物恋就是被想象为失去了或者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并赋予替代品神奇的力量,使它们成为物恋的对象。在电影《黄河绝恋》中,黄河是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号而构建的,是中华民族的物恋对象,这不仅因为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需要寻找一种中介物来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起抗战意识,而黄河便可以担负起这个职责。在《黄河绝恋》中,八路军班长黑子和女军人安洁要护送美国飞行员欧文西渡黄河到延安去。西渡黄河需要安洁的父亲安寨主帮忙,但安寨主与黑子有三代血仇,在国难家仇面前,当事者如何抉择?黑子夜访安寨主,一席交谈后两人决定冰释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当安寨主为护送他们赶到黄河渡口时,却遇到了事先埋伏的日本鬼子,他不幸被打死在黄河边,而这时他的管家也抛弃掉自己被黑子家族造成失去男儿身的仇恨,点燃茅草屋为黑子报信,以至于自己被日本鬼子活埋在黄河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黄河所见证,黄河在这一刻充当了民族物恋的对象,安寨主等人为了保卫黄河、保卫中国而摒弃了家族矛盾和个人恩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护送黑子等人过河。二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审美对象,在冯小宁的电影中既表征出民族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境遇,也表征出中华民族及文化被西方所认同﹑所接纳的理想吁求。东方情调是一个与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是在东西方文化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呈现出的一种审美风格,即是说,“‘东方情调’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对象而存在并且获得自己的美学定位的”[4]36。东方情调属于第三世界文化,按照杰姆逊的观点,“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5]。换句话说,属于第三世界民族的、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蚀。冯小宁的电影尤为注重运用优美壮阔的自然风景来表征中华民族及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自然奇观,由此诱发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在《红河谷》中,是苍茫圣洁的高原、皑皑雪峰和碧净澄澈的湖水;在《黄河绝恋》中,是西北豪迈奔腾的黄河和雄浑厚重的黄土地;在《紫日》中,是东北繁茂丛生的大兴安岭森林。这些具有神秘情调的自然风光,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西方列强的想象和欲望,他们虎视眈眈,企图征服,于是,英国人的魔爪伸向了高原,日本人的铁蹄蹂躏着黄河和大兴安岭森林。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冯小宁的电影也表现出了东方情调的另一面,即具有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同化的异质性因素”,它以“古老的风情、顽强的独立性,以及巨大的神秘力量”[4]37,深深地折服了西方他者,使其不再报以偏见和觊觎之心,而开始进行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平等交流。《红河谷》中的英国人琼斯,迷恋着这个梦幻仙境和童话世界,对罗克曼少校的侵略暴力行径极力痛斥和反对;《黄河绝恋》中的美国飞行员欧文对黄河充满着无限的留恋,50年后重返黄河边寻觅曾经的爱和天使;《紫日》中的日本少女秋叶子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但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与中国农民和苏联女军医历经患难后彻底醒悟,改变了固有的价值观。在这几部电影中,也出现了西方男慕中国女性的情节,如《红河谷》中琼斯对藏族头人女儿丹珠的喜欢,《黄河绝恋》中欧文对八路军女战士安洁的深深爱慕等,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人对中华民族及文化折服的另一种表现,饶有意味的是,这也与自然风景有关。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与自然天然地具有相似性,因此,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风景是同一的。这样,电影便通过女性———自然风景———民族及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另外一种形式表征了西方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认同。
二、自然风景与生态记忆电影艺术
当今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厌倦和无可忍受之余,人们对于湖光山色、绿树秀林等或优美或壮丽的自然风景心系而向往之,而这也成为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主要题材,尤其是电影媒介在这方面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仿真的视觉艺术,电影再现或表现自然风景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电影还具有警醒人们生态意识的独特功能。本雅明就认为,电影带来了受众感觉器官的革命:“电影在视觉与听觉双方面帮助我们扩大了对世间事物的注意范围,因而加深了我们的统觉能力”[6]。由此,就可以打开受众无意识的经验世界,尤其是“电影施之于肉体和精神的震惊效果,可以极大程度地激发起人的评判意识。这样,当生态电影施之于人的整个统觉,便可以对观众的生态意识起到极大的警醒作用”[7]。当今的很多生态电影,在展现自然风景、表达生态意识时,突出运用了一种生态记忆的形式,通过激活和开掘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和留恋,来弥合内心的生态裂痕。对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原始的自然风景,在这里主要是指具有神秘性和未祛魅的,而人们对之充满敬畏和膜拜的种种自然物象,它们与原始记忆即原始经验密切相连。原始经验是深存于人们内心结构的一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主要内容,突出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膜拜和敬畏。正因如此,当人们对于当今的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不满时,便会激活心理结构中的原始经验,萌生出一种怀恋原始经验的膜拜和敬畏自然的生态情结,重新赋魅自然神性,而这尤为表现在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上,通过赋予自然风景以神性,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态渴望,电影《红河谷》、《德拉姆》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红河谷》中,呈现的自然风景是圣洁的雪域高原,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侵犯的神秘世界,人们对自然充满无限的尊崇和膜拜。在藏族人心目中,那皑皑雪山是圣山,是不可触犯的神灵,稍有不慎便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影片中,傲慢的英国人罗克曼在雪山中行走时,由于固执不听向导的劝告对天开枪,终于引来雪崩而险些遇难。藏族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在嘎玛堆巴星升起在雪山顶之前,不能下河洗澡,否则会冒犯神灵,降下灾祸。当汉人雪儿达娃由于无知下河洗澡后,格桑便特意举行仪式祭拜,为她赎罪。也正是因为对自然的敬仰和膜拜,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活的纯真,死的安详,体现出一种人性与自然神性的和谐结合。在纪录电影《德拉姆》中,自然风景是飘渺的雾气和惊涛拍岸的怒江,她们充满神奇的色彩,体现了天地神人一体的生态存在。“德拉姆”的意思是平安女神,电影开头,那飘渺无常的雾气就是平安女神的化身,她庇佑着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上的朴实的原著民们。电影中的怒江也颇具神性,她时而怒吼、时而温婉,与两岸的人们休戚与共,在哺育人们的同时,也铸就了人们自信祥和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无限希望。对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故乡总是人们心中回忆起来最温暖的一个场所,是挥之不去的心灵栖息地。故乡孕育了每个人的童年,童年最美好记忆如同精美的相册被定格在温馨的故乡,历久弥新。在童年的故乡记忆中,其实包含着一份无意识的生态情结:“童年时代对特殊地方的依附中包含的生态学———在那些地方尚受保护和‘自然’的时候”[8]。这份生态情结使故乡成为人们值得依恋和能够记忆的宜居家园,尤其是在当前,人们居住于都市,每天不得不痛苦地忍受噪音、废气排放以及雾霾天气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故乡的美好环境:美丽的山,美丽的水。尽管这份美好现在可能已经或正在消失,但是那份储存在童年中的美好记忆,是永远无法湮灭的。而当前的一些生态电影,如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章家瑞的《诺玛的十七岁》等,充分发挥其“物质现实的再现”[9]本性,通过再现故乡美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使人们在重温美好记忆的同时,也激发起了强烈的生态意识。《那山那人那狗》其实是一部关于父子情的邮政题材电影,父子之间原本隔阂的感情,在一趟跋山涉水的邮路中逐渐消除。但影片在表达这种情结的同时,尤为注重展示湘西乡村清新、秀丽、精致的自然风景,影片的主色调是绿色,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山川,绿色的树木,营造出一种唯美的绿色生态意境。生于斯的山民们也过着一种绿色的、淳朴的神仙般的美好生活,儿子问:“山里人为什么住在山里?”父亲回答:“因为山里人都是神仙”。这种怡然自得的绿色生态生活,对于那些正在城市中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市民而言,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奢望啊!《诺玛的十七岁》讲述云南哈尼族少女诺玛与外来青年阿明懵懂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同时展现了雄浑壮观的哈尼梯田自然风景。诺玛对于城里的观光电梯充满向往,饶有意味的是,城里人却一群群地跑到与诺玛水融的故乡,欣赏美丽的哈尼梯田,并纷纷在梯田边拍照留影,以获得一份对于乡村生态文明的认同。而诺玛在完成一个少女成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于故乡生态文明的自我认同。
三、自然风景与景观消费电影艺术
经典艺术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卡夫卡，城堡
“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支柱，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城堡》
卡夫卡的经典意义就在于此，人的能动性是在紧张的时间和逼仄的空间里得到最大激发，人的精神是丰富多彩不可预测的，内心的黑洞需要自己填充，但不要以为你可以掌握命运，它会时时横亘在面前如死胡同，人类就这么痛苦着，这既是K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类的局限。
卡夫卡内心不是可以轻易进入的，他孤独又渴望交往，恋爱时热爱通信、犹豫彷徨、既憎又爱其父，是个有着无数缺陷的好人。他颠覆了传统写法，将文学引入新境界。他是晦涩的、隐喻的、深奥的，但更是卑微的、懦弱的、真实的，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身染沉疴的前提下文学艺术论文，创作出如此丰富多才的作品，令人仰止。
说卡夫卡的小说带有浓郁的寓言性质，一开头就显出端倪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K．的人在深夜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城堡。后来我们发现，K．的首次出现就像《圣经》开头的创世纪一样，是一种出生，他刚一来就出生在城堡的外围。从始至终我们全然看不到K．的过去、家乡、亲人和生辰八字等一切过去的信息，仿佛一个迸自石头的孙悟空。这暗示作者从一开始就打算讲一个人在陌生、怪异、牢不可破的异乡追寻、跋涉的故事，而且他的背景只跟他当时所在的处境相关，就像一个突然被上帝抛到人间的人。除了两三次出现在K．嘴里对自己举目无亲的抱怨，而这只是出于一种向别人诉苦的心理，这里边的一个疑点是，K．曾亲口告诉别人他抛弃父母妻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既然已经有了妻儿，后来和弗丽达的婚约又是怎么回事呢？K．后来似乎全忘了他说过这句话。似乎这正是早期中欧“漫游工匠”的生活状况。
无论K．的过去是什么，他代表着一种理性、公正、平等、顽强、负责任的人格形象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些词本身是中性的，属于现代人的正常状态，正是这些正常的人格特点使他在城堡的村子举步维艰、越陷越深，像一个身着冬日盛装的人穿越密密匝匝的荆棘丛林一样。这些特点在某些时候很无奈地变成了令人讨厌的缺点，卡夫卡并未将K．塑造成一个让人喜爱或同情、或者其他挑动人的感情的人，其中顽强这点尤为突出，以至于表现得让人无法忍受的固执。固执、一根筋的倔强，成了他的最大特点，也使得此人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性。
K．越“靠近”城堡就越发现那横更在其间的荆棘般的重重障碍，卡夫卡也并没强调K．行进途中的迷茫与精神挣扎，他更有一种谦卑与忠实，无论他怎么艰苦、无论精神遭遇多么大的阻力，他始终未将其外现，他展示给我们的始终是黄牛一般执拗、不屈甚至盲目的冲撞、打拼。这体现在K．不厌其烦、穷追不舍地通过各种渠道手段与各方“城堡人”的接触或争取接触。我们得以看到“城堡人”的影绰百态。
K．固然也会有所成功，可却丝毫没有坚固的保证。“他也会在人家给予他的似是而非的恩宠的蒙蔽下在公务以外的生活中有失检点，致使自己在这方面大栽跟头，那时衙门就不得不出面，依旧是文雅而和蔼可亲地、摆出一副违反本意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不知道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法令把他清除掉。”他甚至会取得决定性的阶段性胜利，占领某一个地域，“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但同时他又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
《城堡》没能完成，《城堡》是一部无完整性的作品，连结尾都没有，结尾K．被车夫盖尔斯泰克不知所以地强行拽走文学艺术论文，被贵宾楼老板娘叫喊着看她做的新衣服，这能算结尾吗？普通意义上的结尾都算不上。据卡夫卡的朋友说，后来的结果是K．死掉了，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K．与弗丽达的恩怨还未彻底了结，贵宾楼老板娘与K．还有一些纠葛，更不可忽视的是，K．与小男孩汉斯约定要去见他的母亲弗丽达，汉斯母亲是从城堡“下嫁”村子里的高雅的女人，K．希望通过她开启通往城堡的一道门……很多关节都尚待K．去突破，每一个关节都有望实现目标，都构成下文的可能性。所以《城堡》之谜是无解的、未解的，就像K．的行为本身或其必然宿命。
城堡是什么呢？每个人读完都会问，我想是否可以认为是命运，它的不可抗拒是顽固的坚强的，没有人可以左右，若你反抗，只有绝境，但卡夫卡的意义又不尽如此，他还为K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活动空间，指出即使毫无意义，人类依然是不甘心的，依然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奥地利）卡夫卡，《城堡》，译者:高年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
【2】（英）莫里，《卡夫卡》，译者:郑海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
经典艺术论文范文4
作为丰富多彩的声乐艺术中一个“独特的”品种，它的价值就像钢琴教材中的肖邦、李斯特的音乐会练习曲，或小提琴教材中的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一样，既具有高度技巧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是提高声乐专业的全面技巧、艺术水准的重要途径。音乐会练声曲相对于声乐练习曲来说，它不仅囊括了各种声乐技巧。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强调的是歌唱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对歌曲技巧的把握发挥，这更是歌唱修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艺术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歌唱艺术从古希腊的吟唱史诗到中世纪的复调合唱，再到十七世纪初的抒情性音乐剧，歌唱已成为一门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舒伯特曾经说过：“在整个音乐艺术中，歌唱不可争辩的是处于首要地位的，它是一切旋律、转调与和声所环绕的轴心。所有的乐器不过是歌唱声音的模仿。歌唱好似一位帝王坐在他的宝座上，而环绕它的一切乐器都好像是俯首称臣的诸侯王公。人声本质上是一种最原始的声音。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声音不过是这神圣的原始声音的一种遥远的回声。人类的喉咙是世界上最初的、发声最纯正的、最值得赞美的乐器!”。
而要把人类的喉咙训练成美妙动听的歌喉，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声乐训练，以达到专业化的歌唱水准，歌剧和美声唱法的发展更需要良好的声乐技巧和艺术修养作后盾，中国声乐教育家尚家骧曾指出“很多教师把声乐练声曲作为学生演唱歌剧前的技术准备材料”，这就使音乐会练声曲的前身――现在普通而常见的声乐练声曲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可能和必须。
“普通而常见”的练声曲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种来源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版的有钢琴伴奏的视唱练耳练习曲。
视唱曲在巴洛克时期就已出现，而视唱练耳教材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大量出版。视唱曲一般用“唱名”而非“元音”来演唱。一些早期声乐教师延续了这种演唱习惯，例如，多梅尼科?科里在1810年出版的《演唱指南》(The Singer's Preceptor)和曼鲁艾尔?加西亚在1840年出版的《歌唱艺术论文全集》(Trait complet lart du Chant)中，也开始出现演唱“唱名”而非“元音”的声乐训练材料，这可以说是声乐练声曲的雏形。后来，这种有曲调而无歌词、同时还带有钢琴伴奏练习曲的形式，便逐渐定型为练声曲的经典组合形式。到了19世纪中期又有了更多的此类出版物，而声乐教师亨瑞奇?帕洛夫卡(Henri-chi Panofka，1807―1887声乐教师、小提琴手、作曲家)在巴黎的时期出版的同类出版物，已经明确为五本的声乐练声曲。
值得一提的是帕诺夫卡在1840年时研究了众多歌唱家的演唱技巧(如：Marco Bordoni/Jenny Lind/Lablaehe/Frasehini/Staudigl)，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具有教育性的声乐作品《声乐指导训练》(《Practical Singing Tutor》)；1854年在巴黎出版了《歌唱的艺术》(《Lart de chanter》op.81)一书，给他带来了作为小提琴手和作曲家所不能获得的巨大成就。而1858年他为初学者写的一本《带字母的声乐训练》(《Abecedaire vo-cal》)获得了成功并具有创新性；最后的一本书《歌唱与声音》(《Voix et chanteurs》op.85)是在前两本书《歌晤的艺术》和《带字母的声乐训练》的想法和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还包括了许多著名的声乐歌唱家歌唱时的生理感觉。
另一个来源是将已有的声乐作品去掉歌词后作为练声曲。
经典艺术论文范文5
一个苹果引发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水墨画展。
2008年9月，80后画家孙浩到798艺术区的珊和羽画廊参观一个画展，开幕酒会备有苹果酬宾，但没人好意思吃。高大俊朗的孙浩抄起一个啃将起来，画廊总裁张珊宁看得一乐，热情爽朗的她也如法炮制，两道清脆的咀嚼声无邪地在端庄的会场里此起彼伏，两个性情中人因此结缘。
孙浩正和他的朋友们筹备一场画展。2008年金秋11月，国槐如伞，把“珊和羽”的红砖小院映衬得分外雅致，“跨界――当代水墨七人联展”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宁静多时的水墨画坛，7位画家用独特的笔法、迥异的面目重新演绎传统水墨画，业界惊呼这是“放肆的水墨，大胆的跨界”。
参展的7位画家，1980年生的孙浩最小，其余都是70后，青春无敌、朝气逼人。他们都有着长期正统的中国画训练背景，曾经或正在攻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研究生，阴树雨还是在读的国画博士。虽同属科班出身，但都选择了各不相同的水墨画变革之路。
这七人的作品，烙上了鲜明的个性风采，或精致唯美、或直白放肆、或抽象深刻、或幽默俏皮。早在三年前，台湾地产大享山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明哲已斥重金收藏过其中孙浩、吴雪莲的多幅作品。3年过去，这批年轻画家在艺术上的突破，再一次让林明哲惊叹，台湾山艺术基金会已着手为孙浩筹办个展。而嘉德拍卖公司也紧锣密鼓为七人举办专题拍卖会。
水墨圈的“螺彝者”
作为资深策展人，张珊宁毫不讳言自己“阅画无数，都有些审美疲劳了”。但当2008年9月她第一次走进孙浩的工作室时，只觉得眼睛一亮，“那幅红色的《粉丝》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视线。还有一幅《青》看到青花瓷色的人们在飞翔。虽阅画无数，但我没见过这样的画，给我一种挺撞击的感觉。他从小学画，基本功非常扎实，灵魂很干净、高远，画法形式不拘泥。”
“我又从电脑里看了一下其他六人的画作，各有震撼之处。他们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七人联展，也谈过不少画廊，孙浩对我感慨：没想到在北京找家画廊作中国画展很难。规矩很多。有的画廊对于画作的市场价值要求苛刻，有的画廊只愿接其中部分人的部分作品，不可能让艺术家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孙浩他们坚持要七人联展。而珊和羽的政策就是自由，给画家自由生长的空间。于是我对他说：其他人的画室我就不去了，画我也不挑了，选择什么样的画、以什么方式展出，你们自己定。”
在珊和羽画廊亮相的联展，七人都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李飒和阴树雨的作品位列同一展厅’李飒的《残花图卷》等，是仿山人、徐滑等传统花鸟画家的笔意和构图，用现代的抽象符号重新演绎水墨经典，画面抽象而充满视觉张力：阴树雨的《豆畦香满过春期》等，在外行眼里无疑是最正统的技法，画面具像，但空灵、清雅，有种说不出来的美。
湘潭小子谭军，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当过教员的他如今是自由画家，2008年先后在京、沪举办过多场展览，在先锋画家圈已颇具影响力。他展出的《执迷》、《逍遥》等画作，似乎用老庄等中国古代哲学思索当今商业社会中人们的心灵出口。
眉目炯炯的杜小同是陕西关中大汉，展出画作大都是变形的人像。评论界认为他近期作品一类是“枯木浓血式”，让人联想到苍凉岁月、血祭，死亡等，有种直面干尸或凌迟的现场体验，另一类是高士系列，似乎与他最近苦练古琴有关，灵魂悲苦，压抑之中，表现出荡气回肠的坚韧力量和人性光芒。
杜小同1999年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水墨人物画室本科毕业后，在烟台鲁东大学美术系数国画。目前是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的在读研究生，导师唐勇力教授。虽然举办或参加过多次先锋艺术展览，“但我对于美协举办的画展活动一次未参加过，既不引以为荣，也不引以为耻。”
七人中唯一的女性吴雪莲，用绢、水墨、色粉笔、碳条等，勾勒出不同意境的人体，或变形的人体局部残片，画中一种缓慢的、如歌般的气氛，让读画人随之放慢自己的节奏……
王剑的画则几乎全是灰、黑两色，十分抽象，其《等边三角形的坚决立场》可让人浮想连翩，又似乎什么具体内容都没有。他还通过拍摄马路旁的水沟、废墟的对角线，并把不同角度的几何图像叠加，营造“俯拍城市”的意境。画配诗也是他的一大特色，但他写的诗句也是半哲理半朦胧。抽象无比。
“我们七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也大概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我们思路理得挺清的。西方当代艺术已经很多元化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化还远不够。好比大街上突然跑过来一个裸奔的人。大家很惊诧，紧接着又跑过一个穿裤衩的，大家就感到没什么了。我们这七人，就想做水墨画坛上的裸奔者。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能给其他人的摸索当个探路先锋。”
闭关三年
孙浩是一个快乐的人，画画和踢球都是最爱，朋友众多，没心没肺的程度，挺像古龙小说《欢乐英雄》中的郭大路。
他老家山东临沂，是书圣王羲之、书法家颜真卿的故乡，当地民风似乎也沾染了浓厚的水墨气韵。其爷爷、姥爷、父亲都酷爱书法并小有名气，孙浩三岁开始握毛笔习字，自幼接受严格的国画训练，并顺利获得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本科学位。
鲁美对于传统十分尊崇，四年本科学习，使他对于传统水墨画的范式有了全面了解，毕业作品在全国首届美术院校学生联展中，成为国画方面唯一的获奖者。随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胡伟教授的材料与表现工作室研究生。
“胡伟教授是中国画专业第一个博士，1988年公派留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其工作室主要对中国古代绘画的材料和绘制过程深入考察研究。思路非常开阔，鼓励学生创新。他对我的教学是点拨式的，顺应我的个性、画法和我的追求，在我探索绘画的道路上，他是推动力，他把方向盘交到我自己的手里。”
2005年孙浩研究生毕业时参加了成都艺术双年展。闭幕后去九寨沟游览的车上，通过手机短信几番来回，台湾山艺术基金会最终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藏其参展作品《蔓延》，成为那届参展新人最大的单笔交易。该基金会董事长林明哲是高雄地产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大陆收购艺术品，对收藏投资有敏锐的判断，林明哲断定孙浩的作品将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山艺术基金会一口气收藏了孙浩11件作品。当时对孙浩抛橄榄枝的，还有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之妹董建平等收藏家。
当年的中央美院毕业作品展上，他的
作品也获金奖。他到北京印刷学院谋得一份教职，教综合材料艺术，课余像海绵吸水般读书、作画。“3年前我才25岁，作品还不很成熟。那次成都双年展，突然给我一种社会身份，突然很多人知道我，给我提各种意见，圈子里都在说这事，对我评价似乎有点过高。浮躁之后，我静下心来，这3年我未参加任何展览，潜心看书、学习，理顺思路，摸索应怎么往下走。”
“这3年，我看得多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书籍，《道德经》、《画论》、《禅宗》、《周易》等什么都读，从中寻找古人的智慧营养。比如中国古画追求的意境就是一绝，同样‘飞’的画面，西方人画翅膀，而敦煌画的是飘带。青花瓷、豆彩、画像砖、墓室线刻等传统艺术，都给我很多灵感。”
这段静默期，孙浩印象最深刻的是去云岗石窟写生的经历。“石窟就在一条运煤大道的路旁，煤渣使佛像好似被风化，一下雨。灰黑色的水顺雕塑往下流，那种模糊，那种流淌，使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天人合一。我悟到，什么叫创新?也许创新就在于创造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回来后我画了《逆形》，找到一种特别的绘画材料，可以顺着人体的结构往下流淌。显示出那控制与非控制间的感觉，进而延伸、来回流淌。”
“传统水墨画，表达了文人和士大夫阶层对遁世生活的想象，崇尚自然、追求空灵的意境。而当代社会的现实是追求人改变自然，喧嚣、热闹，我希望从新的角度来拓展水墨画的表达空间，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除了挖掘人们美好的情感，还应该更多一些反思。有次我去一个地下酒吧看摇滚演唱会，众多90后的孩子疯狂得有些虚假地自我释放。于是我联想到超女、快男，联想到被过度包装的偶像、年轻人的盲崇，这是一种‘迷’文化，这种迷文化也体现在当代艺术圈里，有些画家的作品市场好，售价高，其他人就跟风去模仿。在这种感悟下，我创作了《粉丝》这组作品，是对当代‘迷’文化的一种反讽。”
儒雅双侠
一袭长衫、戴“五四”经典圆框眼镜的李飒，挺像，说话语速快，笑容满面，待人极友善。而适合中山装的阴树雨，安静内敛、话少意赅。两人虽然都有儒侠气质，但李飒更像唐诗，树雨则如宋词。
他俩都住在望京，画室都在著名的艺术营一索家村，只隔几步路，日常哥俩最爱一起喝茶聊天。2005年同时获得中央美院国画系硕士学位，不过随后李飒执教于北京服装学院美术系至令阴树雨2008年回中央美院读中国画博士。
与画展同步推出的画册，李飒的专辑有一半篇幅是自己反思传统绘画的艺术论文，他读书多动笔也勤，是七人中著名的理论家，七人画册的序言由他撰写。他近年来在北京、重庆等多个城市举办个人画展，今年参加了文化部、澳门艺术博物馆等举办的多场展览并倍受关注。其作品被浙江美术馆、重庆美术馆、澳门艺术博物馆等收藏。
李飒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了严苛的传统国画训练。“2002年我到中央美院国画系学习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临摹了大量的中国传统作品后，再创作时我发现，用传统的绘画语言来表达当下社会的生存经验时，竟无以致用。中国的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传统水墨画诞生于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建立于逃避现实的态度上。避免激情是传统文化首要特征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侵袭，使传统文化一直处在很深的没落‘焦虑’之中，王国维沉湖自杀就是典型例证。时至今日，传统绘画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现代人的生存感受之间，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冲撞、抵触和对峙。”
于是，李飒开始了水墨画的变革之路，“我已经摸索了五六年，有过痛苦的阵痛期。在导师胡伟的材料工作室。我接触了很多新材料，把西方的抽象艺术融入水墨画的创作中。”
他的实验最先得到了一个美国画商的认可。她叫简黎明，租借北京地坛的明代大殿，开抽象艺术画廊。她到李飒的工作室看画，站在《从灰色过渡过灰色》这幅画前良久，然后严肃地说：“你认为人有时是邪恶的么?我在你的画上看到了许多幅面孔。”
李飒的这幅画，借用中国传统花鸟画的构图，用抽象的符号表现一种相互缠绕、相互挣扎的感觉。温和的美国人简黎明从一个个抽象的符号中看到了无数的人脸。
2006年，简与李飒签下两年之约。期间在北京艺术博览会上，希尔顿酒店以5.2万美元买下李飒一幅大画。“简是很棒的艺术鉴赏家，挑画眼光一流，不过她对签约画家的管理也是十分严格，把我们的作品定价都较高，这两年有很多人想找我要画，但我与画廊签了约，不能私自给。今年解约后，我没有急于直接迈向市场，而是先整理自己，把努力的方向认真想清楚再说。”
阴树雨的学院气息更浓厚，是青年画家中“学院水墨”的代表人物之一。本科就读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那里秉持潘天寿的中西“拉开距离”之说。希望推陈出新创出“中国气派”；硕士、博士北上到中央美术学院，这里的国画系始终坚持着由徐悲鸿创立，并经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予等不断完善而成熟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承认传统，强调中西画法有机结合，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表达。
经受南北两大最高国画艺术院校洗礼的阴树雨。师从著名写意花鸟画家张立辰教授，选择了新派写意花鸟作为终生笔耕之路，作品却透露着江南文人画特有的灵性和秀气，鲜活生动。他喜欢下乡，常带干粮住草棚、爬山越岭。带着画夹和相机，搜寻山花野草和飞禽走兽，自得其乐。
阴树雨说，“传统样式的中国书画一直有自己的发展，从未间断过。比如同样画墨竹，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作品就有很大差异。再比如20世纪的艺术巨匠潘天寿，他所面临的社会变革也是很大的，他仍然坚持了传统样式，并找着了自己的路子。现在也是一个变革时代，如果我们认准了道路坚持下去，应该也能有自己的收获。”
七人联展中，阴树雨的画最受普通观众青睐。作为国画博士，已可预见其未来的教授身份。“不管什么头衔，将来我会坚持画画。我不排斥体制内身份，它给艺术家一个名份，让我们能够生存、丰衣足食，否则会丧失很多机会。”他的妻子也是艺术圈内人，“她作陶瓷小雕塑，比较抒情。”抒情也是阴树雨面作的真实写照。
小师妹
小师妹吴雪莲，准80后，斯文内秀，与孙浩、李飒是研究生同班同学，导师都是胡伟。“我不太会用语言表达感受，想知道我作画的感受，看我的画就好了。一般人看我的画，理解应该不会很困难。至于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凭感觉。”
吴雪莲也是自幼习国画，父亲是湖北一中专绘画老师，兄妹二人，哥哥学美术史。她本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工笔国画。成为胡伟的研究生后，在新材料使用和抽象画之路开始了大胆探索，目前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设计课。
吴雪莲对导师胡伟充满感激，“很多人认为读绘画专业研究生，会约束创作天才。似乎进了工作室，就会规范自己的思路。不少工作室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对我来
说，是考对了老师，进对了工作室。胡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直接画画就好，标准很抽象，创作过程中一般他不会提具体要求。只在中途如果他看到发展方向不太好，可能会点拨一下。他对条条框框、对于选用或不用什么材料，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对于我的作品风格，他看后只说比较喜欢，更多的评语，他就没有了。”
吴雪莲这些年在画坛也成绩不俗：2004年她用皮纸、银箔创作的六条屏《唯・一》，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优秀奖：2005年参加成都艺术双年展，作品也被台湾山艺术基金会收藏；近两年在武汉、深圳办个展颇获好评。
燕山隐士
王剑是七人画册的主编，如今住在北京门头沟山区的一个小院里，置身雄浑的燕山山脉，他感到无比舒畅。“我搬来快一年了，每天出门就看山，我喜欢大山里的石头，这么多起伏变化，经亿万年形成恒久不变的姿态，我与山、石交流起来非常地舒服。”
王剑老家河北邯郸，“父亲在铁路上搞工会工作，当年中央美院很多画家下放到那里，父亲就跟着他们学画，也让我学。我爸管我特别严，每天画大量写生。但我文化课不好，16岁当了铁路工人，从火车蒸汽机的司炉到机务段的清洁工等都做过，一做就是8年，当门卫时，我看着单位人变老，于是想一生不能虚度，然后到北京读书，然后做过杂志社美编、图书公司的美术总监，也给电视台拍过纪录片。这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现在我身为自由艺术家，住到山里，真正回到自然，我感觉自己目前的状态最好。”
王剑与杜小同、李飒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以前一起作水墨画方面的展览。4年前，他的传统国画作品《赵氏孤儿》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后来，他也转向水墨画的变革。
在王剑眼里，“传统文化给我们土的印象，而现代都市是硬的。虽然我的作品表现得很抽象，但我内在的东西与传统很近，最主要的体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住到山里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更深入，我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诠释水墨意象。”
七剑合璧 和而不同
这七人，共性是都接受过最正统中国画的教育，目前在画坛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五人是中央美院国画院研究生同一届同学，平日经常联席纵酒、评文弄墨，好不快意!
七人联展最初发起者是王剑、谭军和李飒。2008年初，他们仨在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一家麦当劳餐厅碰头，计划一起办画展，并出画册。当年3月，参展人数扩展为7人，“我们都是中央美院的同班同学或师兄弟，除了私交笃厚，更主要是在水墨画的追求上志同道合。”
“第一次全体筹备会在谭军家，我们决定给七人小团体起个别致的、中国化的名字。谭军家门牌号303，于是决定叫‘三――三’(音为‘三杠三’)。‘三’与老庄关系密切，《道德经》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还是《易经》的乾卦，男为阳，六个男生是六个实杠，女为阴，一个女生用虚杠表示。合起来‘三――三’很像《易经》第九卦之‘小畜卦’，说的是‘城西边有雨，还只是一个雨人，正在积蓄力量，马上就要来下雨’。这种描述与我们七人的现状很巧合”，28岁的孙浩很认真地向记者解释七人团体名字的来由，里面包含了他研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得。
李飒说：“眼下办一场画展，包括出画册等在内，开支少说得二三十万元。这些年我们的精力不在卖画挣钱上，为了自由表达艺术思想，我们没找投资人。这次办展、出画册，建专题网站，都是自费。当代艺术市场上，油画比较占优势，中国当代水墨画还没确定市场。我们也不懂市场，我们有的只是信心，对于作品的自信!”
孙浩说：“电影大师赫尔佐格说：‘年轻人你们去拍电影吧，拍电影只须5美元，用来买一支笔和一叠纸，然后写剧本，然后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办画展也是一样，只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作很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