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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义范文1
扫地也能扫出名堂，小庙里也能成就大事。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建筑在其他人类成员的协助，以及他们的贡献和成就之上。我们崇尚简约而不是复杂，有的时候需要对一些项目说不，才能真正专注于那些确实重要和有意义的少数项目。
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曾经说过：“一切价值都是由专业服务创造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专业主义精神时代，社会更急需大批具备职业素质的专业人士。
小铅笔的家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弗里德里曼曾经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一支小铅笔异想天开地开始讲它的故事：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造出来的。”
首先制造铅笔的木材来自一棵树，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工人们把它砍倒，运到站台的过程中需要锯、卡车、绳子……无数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单单伐木工人喝的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劳动。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板条被从加利福尼亚州运到威尔克斯巴勒，最后在那里做成这支讲故事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铅笔的铅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而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而成。
铅笔谈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时说：“请想想看所有那些开采锌矿和铜矿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术把这些自然的产物做成闪亮铜片的人吧。”
那个被我们称做擦子的东西在铅笔制造业上叫“笔擦”。人们一般都以为那是橡皮做的。实际上橡皮只用于结合的目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物质实际上叫做“硫化油膏”，这东西看起来像橡皮，其实是用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化合反应制成的。
讲完所有这些之后，小铅笔最后问道：有哪个愿意出来反驳我上面说过的那句话：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吧？”
这个故事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专业化分工在人类生产和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使人类可以创造出阿波罗登月、 神五升空这样的奇迹，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分工，一个人穷其一生，连一支小铅笔也不可能制造出来。
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而去干这一行。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的人们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甚至也许彼此憎恶……但是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工作，最终生产出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出了答案——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在专业分工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看起来毫不起眼，容易被人忘记，但正是他们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专业性工作才创造出如此完美的小铅笔。正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所言：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种植自己的粮食，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穿的衣服。我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使用人类已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专业化与职业化
人类越是进步，分工就越是精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随着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专业主义精神成为时代主流。专业化与职业化虽然已成人们嘴边的时髦口头禅，但就像其他风行一时的管理用语一样，人们习惯处于对新名词一知半解的程度。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和表现形式才算达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
专业化就是通过劳动分工，将类型相近的工作统一由具备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来完成的过程。普通的非专业性群体经过培训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业性职业从业者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那么专业性人才就完成了向职业化的转换。一大批专业化、职业化人才的出现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专业化是职业化的前提，职业化的“专才”首先必须是专业化的人才。专业化并不等同于职业化，一个人如果仅仅具备从事某项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只能称之为专业化人才，而只有当他同时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并将该职业作为长期的追求时，才能称之为职业化“专才”。
一个组织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就需要一大批职业化的“专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据统计，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1800多种职业，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社会化大分工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更多的专而精的人才，要求这些人才对专业钻得深钻得透，而非蜻蜓点水式的“万金油”。受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职业化教育滞后的影响，一方面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缺乏技术工人之类的专才。只有当一批批立志于所从事行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员工不断涌现时，一个组织的竞争战略才能够找到实实在在的支撑。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树立自己岗位的专业品牌，每一个部门都能树立部门的专业品牌，就能缔造出一个组织的专业形象。
专业主义精神
专业主义精神，首先意味着超越世俗和功利的价值和信念。专业，对一个专业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要求任何一个从业者有需要有一种为之献身的勇气和决心，这表现在对工作的极其热爱和投入，把工作视为天职。
专业主义精神是一种专注、敬业的精神。对于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人来说，专业精神就意味着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意味着专业技能的不断提高。在当今生存和竞争压力日趋加重的形势下，要怎样胜出？只有专业精神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处事之道。尽管你可能并不是天才，但通过专注于某一领域，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专才”，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扫地也能扫出名堂，小庙里也能成就大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人才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进入一个好单位并不一定能保证一辈子的饭碗，但专业化素质却能帮你永远找到新的饭碗。什么样的组织最具“人性化”？一个组织能提供给你专业化发展空间，不断增强你在行业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这就是“人性化”的充分体现，也是“人性化”在市场经济中的新注解。
专业主义精神是一种不断追求创新、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行政职务的空间是有限的，你的行政职务可能会被长期封在一个“涨停板”上；专业化的空间却是广阔的，你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持续性地创新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如财务专家、市场营销专家、产品开发专家。超越一般的专业水准，形成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
专业主义精神更意味着团队整体能力的有效搭配和整合，一个团队的力量并非每一个个人的简单叠加。分工的细化使得行业之间的的差异越来越大，所谓隔行如隔山，人与人之间需要分享、相互依存，单个人无法包揽一切工作，只有团队协作才能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转。我国专业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雷锋说：“机器由许许多多的螺丝钉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整体，才能运转自如，发挥巨大的工作能”。
专业主义范文2
“单靠精神赢不了球”
中国女排的辉煌时代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当她们拿到奥运冠军的那一刻，举国欢腾。紧接着，中国女排又以五连冠的佳绩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似乎终于在这时扬眉吐气。正值大学时期的我，也是亿万女排支持者中的一员，尤其对以“铁榔头”郎平为核心的女排精神记忆深刻，中国女排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拼搏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精神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学习热情，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
后来呢？不知不觉中，女排辉煌不再，就这样沉寂了20年，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时，才在传奇人物和的带领下重回世界之巅。可好景不长，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女排在家门口陨落。更让当时的观众难以理解的是，带领美国队打败中国队的，竟是消失了若干年的、1980年代的全民偶像郎平。
时间来到2016年里约奥运，带领女排创造新辉煌的还是郎平。在女排夺冠的这一刻，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8年前对她的苛责，她又重新成为亿万国人的偶像，而对于这久违的女排精神，国人更是热血沸腾。
就在大家不遗余力地颂扬郎平的事迹时，郎平却说：“不要赢球就谈女排精神，单靠精神赢不了球。”一位在里约现场观看了女排比赛的体育高级官员如是评论：“女排赢球靠的是团队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郎平的用人。她真正做到了有勇有谋，将每一个队员的特点都发挥了出来。”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他教练为什么做不到？为何中国足球等体育项目花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甚至请了那么多高水平的外国教练也做不到呢？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郎平是如何做到的了。1985年，在成为全民偶像后，郎平急流勇退，远赴美国8年之久。她开始在墨西哥州立大学里学习体育管理，并在那里适应环境，重新开始。生活是最高的原则。为了生活，她做了大学的排球教练；为了生活，她成为意大利的教练；为了生活，她成为美国国家队教练。
2008年北京奥运，作为美国队教练的郎平正好遇到了自己的祖国队。当时郎平的内心一定是矛盾的，但她既然选择了这辈子只将排球事业作为人生唯一的追求，就只能按照公平的规则与中国队比赛。这也是她在竞技体育最为市场化的国家里学到的――成绩就是评估一切的准则，这是冷酷的、缺少人情味的市场原则，但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为了排球这个终身事业，她需要做得更专业、更敬业。
那些曾将她封为偶像的爱国者们，无从得知郎平是如何度过那些艰难日子的。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历练，才有了郎平的蜕变。在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的35年里，瞬息万变的世界和充满挑战的环境已将郎平塑造成一个坚守专业主义的教练。
当她被广州恒大邀请回来的时候，她是按照专业要求与他们谈判的。她用专业主义为恒大创造辉煌。当国家队邀请郎平回归的时候，她也是按照专业的要求提出组队条件的：赋予她完全的用人权，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不要干预她的决策，当然也不能忘记她的个人价值。里约奥运让国人知道，在职业体育中历经磨炼的郎平，是靠着她的视野和专业主义取得成功。
中国改革呼唤专业主义
体育是一个载体，它让人强身健体，让人感受快乐，让人学会合作，学习面对失败和成功，当然，它还可以构筑国家形象。正因体育承载的功能太多，过去我们常常简化过程，只追求结果，认为冠军就是一切、奖牌就是所有。但如果没有对体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体育公平规则的认识和尊重，优异成绩显然不可持续，即使一时获得，也会迅速失去。女排35年的起落鲜活地告诉我们，依赖举国体制去达成一个目标的旧有模式应当被摒弃，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关系、厚植基础、广泛学习、学会共享，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各种发展中的问题的挑战，迎接转型期的这些挑战，需要全面深化包括体育运动体制等在内的各项改革。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专业主义的精神：请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事情。对于像女排这样的团队运动，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团队支持，仅仅依靠郎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达成任何目标的。在郎平带领下的中国女排，人们既能看到对队员进行体能和康复训练的专业支持团队，也能看到有美国名医加盟的医疗保障团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排取得的第三次辉煌，与前两次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不是举国体制，更不是女排精神，而是专业主义。
在这个分工愈发明确的社会，只有尊重规律基础上的专业主义，只有政府更加明确自我定位，只有更加职业化的市场机制，只有更加尊重个人价值的制度，只有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才能协调好传统体制和专业主义的关系，也只有专业主义精神的学习和传承，才能使现代社会的各项事业走向成功。
专业主义范文3
关键词：灾难；电视直播；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8122（2014）06-0055-02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这场突发的灾难不仅考验着官方的救灾能力，民间的救援水平而且还有媒体的专业精神。如何来报道灾难，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电视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灾难现场充满着变数，紧张、痛苦甚至等死亡因素。一个在镜头前直播的电视人除了要保持理性的头脑，还有要时刻坚持专业精神、新闻敏感以及人文关怀。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直播中，我国的电视人反应敏捷，第一时间展开电视直播，那么我们是如何报道灾难的？这场灾难报道又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一、雅安地震电视直播报道问题分析
（一）报道迅速及时，但有效信息不足
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上海东方卫视第一个开始直播，上午十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开始了直播报道，随后，各大卫视纷纷派出记者抵达现场。可以说电视媒体的反应是比较迅速及时的，这种即刻直播的现象也体现出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媒体人观念的变化，“直播产生公信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在信息的时效上，电视媒体显然敌不过网络社交媒体，但第一时间的画面直播却可以成为电视的竞争优势。二是传播技术的进步。北京电视台在其官方微博中描述了在断水断电的重灾区，雅安地震报道小组的直播装备：两套flyaway卫星站、两套海事卫星、四部卫星电话、一套P2对编辑、四套P2摄像机、两套3G传送包、5台小高清摄像机、两台本田发电机、3G路由若干。正是有了这些成熟的技术设备才能够支撑起他们每天6：30至24：00的电视直播和新媒体。
但即便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和进步的观念，我们从地震直播中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多。这种灾难事故的有效信息包括灾区的伤亡情况，灾民的需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如何防灾自救以及未来的灾后重建。然而，我国电视媒体的报道视角过多的集中在政府的救援工作，英雄的志愿者或是慷慨的募捐人身上，让人有一种消费灾难的感觉，地震中的感人事迹确实有值得报道的地方，它可以提振士气，凝聚人心，但地震报道的重点应该是灾情进展、灾民救援以及灾后重建，报道重点的偏移实际上也是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浪费。
我国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事故时形成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习惯性宣传思维。而媒体掌握着设置议事日程的优势，镜头主体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受众有效信息的获取，这种宣传思维的限制会极大的阻碍着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导向。
（二）报道主体错位，新闻人成了新闻中的人
在一场灾难事故当中，记者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旁观者、记录者还是参与者？是先参与救援还是先记录事件？雅安电视台的女记者陈莹本在4月20日这一天举行婚礼，地震发生后来不及换装的她穿着婚纱拿着话筒出现在镜头前播报地震发生的情况。有网友称她是“最美新娘”，但质疑其作秀的声音也不断。4月20日晚21时，湖南卫视主播邱启明哑着嗓子直播雅安地震新闻直到23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最后主播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专业精神却值得考量。一则新闻当中，记者其实是以记录者甚至旁观者的角色出现，过多的介入事件，放大记者本人，甚至给记者过多的镜头都是对记者身份的混淆。陈莹的新娘妆出镜无疑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记者身上，放大了记者本人而弱化了新闻当中的人和事。邱启明嘶哑的声音播报新闻，以至于观众后来都听不清楚他要表达的内容，新闻播报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到了播音员而非新闻事件上，这无疑是新闻播报的失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如果观众关注记者比关注新闻更多，则会喧宾夺主。职业记者，始终以传播事实为重。”另一名来自成都电视台的连线记者蒋林的表现却赢得了网民的掌声。他在救灾一线发回了超过60次的电视、电话连线报道，冷静客观地报道了雅安的伤亡情况、救援信息和物资需求，全国十家地方台进行了转播，他的报道被称为“首次震中全景式报道”，一名网友的评价是“成都电视台的记者蒋林在雅安震区采访，思路清晰，没有恐慌，没有多余情绪，更没有煽情，为观众带回了很多灾区的真实情况。”陈虻曾经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电视的聚光灯效应容易放大个人，电视记者的神态语言、一举一动都因为镜头被放大，被关注，记者在报道中是采访者，在镜头前是配角，报道主体的错位只会让新闻人成为新闻中的人。
（三）新新闻主义泛滥，新闻从煽情走向滥情
新新闻主义的观点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并不遗余力的刻画细节。这种新的新闻理论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易读，通过充满趣味的故事描写或曲折刺激的情节刻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有时为达到这一效果，媒体会使用煽情、刺激性的手段来包装新闻。
在此次雅安地震的报道当中，一些电视媒体反复播放地震后断壁残垣的景象，抓拍人们泪流满面的表情，辅之以伤感悲情的背景音乐，以此来刺激受众的感官，赚取观众的眼泪。新闻画面配上音乐这在国外的新闻报道中几乎不曾出现，但我国电视媒体在报道重大灾难事故时，常常反复展现触目惊心的画面，特写人们痛苦不堪的表情，再配上沉重悲情的音乐，让受众痛苦的情绪达到顶峰，不催人泪下不罢休。难道音乐可以出现在以真实、客观为特征的新闻报道中吗？这种刻意煽情的报道方式，会使得新闻脱离客观的立场，甚至从煽情走向滥情。
其实正如商品需要包装一般，新闻产品在推向市场的时候在形式上进行适当的设计能够收获更多受众的青睐，但过度的包装和刻意的煽情只会扭曲了报道的本来面目，损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四）忽略人文关怀，形成媒体“二次伤害”
在日本的《灾害报道十条准则》中的最后一条中就提到“灾害报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再次提醒自己――灾害报道是为了受灾者的报道。”然而在电视媒体的采访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比如在4月20日地震直播中某女记者追问一名在地震中失去女儿的母亲此刻的感受，对方已经泣不成声，女记者还是追问不止；4月21日，某女记者为展现灾民被抢救的情况，多次打断医护人员的抢救，甚至提问对方“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采访的最初目的其实是为受灾者服务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灾难现场的情况，但这种忽略受访者的感受，“穷追猛打”似的“逼访”其实是媒体的“隐形暴力”，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也违背了采访的初衷。我们常常说记者要具备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和对灾难面前弱小个体的悲悯和关切。日本的NHK电视台在报道重大伤亡事件时，从不播放血腥场面或死者遇难时的惨状，采访遇难者家属时也避免其直面镜头，所有微小细节的处理都时刻在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二、反思：灾难报道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发生了九级特大地震，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以冷静、及时、客观的报道赢得世界的尊重。我们仍然记得直升机航拍海啸肆虐吞噬房屋街道的画面，仍然记得主播们戴着安全帽在主播台前冷静的播报地震的最新情况，仍然记得电视直播拍摄到的日本民众有序的排成长队领取物资的景象，没有煽情、没有虚张声势、整个报道是理性，有序而冷静的。这正是新闻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它的基本观点是媒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在灾难报道当中，这种专业精神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职业素养。灾情发生后记者要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克服环境的恶劣，将最新的情况传播出来，因而掌握电视摄录技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是对记者的职业技能要求。有时候面对满目疮痍，同胞的苦难，记者个人也难免会感到悲伤，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理性要能够克服感性，呈现在镜头前的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不带情绪的陈述。
其次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一名记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灾难报道的现场，信息纷繁复杂，哪些是重要的资讯，什么是人们亟待了解的情况，什么是需要重点报道的信息，记者的“把关人”功能，媒体的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视线，因而，摆脱固有的宣传思维，从灾情出发，从受众心理出发，从新闻价值出发，让电视直播报道尽可能回归新闻本原。
最后是人文关怀。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为了争夺受众眼球，追求新闻话题、轰动效应，让新闻娱乐化，报道故事化，没有真正体现对灾民的关怀和对弱者的尊重。如何在灾难报道中彰显人文关怀呢？例如减少拍摄灾难现场的血腥场面，关注灾难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考虑受访的心理感受，总而言之，关怀、尊重甚至服务于灾难中的每一个个体。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媒体的报道观念问题，它体现在电视画面的呈现、报道重点的选择和记者采访的方式等等，每一个电视记者在开展直播报道前都需要问问自己，观众此刻最想知道的是什么？镜头呈现的画面会不会刺激到受众？这样的提问会不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以专业的精神和职业的态度来对待新闻中的每个事物，只有这样，在任何重大灾难事故面前，电视媒体才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理性、客观和成熟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彭湘蓉.突发事件媒体信息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考量[J].当代传播，2011（5）.
[2] 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
[3] 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今传媒，2010（2）.
专业主义范文4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学教育；新闻学教育改革；专业主义理念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在河海大学工作期间所主持的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业化运作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公共性研究――基于体制变迁的视角”（项目编号：09YJC860010）的阶段性成果，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界定及其现实意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业的职业标准、态度和行为（侯迎忠，2003）。具体而言，它包括从事新闻业的基本的专业技能、基本的行为规范、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Macdonald，1995）。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摇篮，高校新闻学教育业迫切需要注重对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养。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在新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贯穿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到新闻学教育的各门课程之中。失却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整个新闻学教育就会失去灵魂，一盘散沙，陷入职业训练的泥潭。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新闻社会功能的回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新闻媒体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作为民众知情、表达、监督、参与民主政治的载体，媒体需按照专业主义的理念来生产、传播信息。新闻媒体要真正维护公众的民利，就必须真正成为公众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的平台与渠道；新闻从业者必须理解新闻的真谛，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抵制政治的压力与经济利益的诱惑，主持社会正义，张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这就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二，媒体商业化运作的疾患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注入。随着市场化运作的推进，在生存的压力与利润的诱惑之下，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往往超越了对公共利益的捍卫――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政党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新闻院校必须培养学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学生建立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其三，新的媒介生态，新媒体的普及与新技术的拓展使得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新闻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传播者，这意味着新闻业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者；二是人人都可能同时接收到多种不同来源的信息，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使得人们对信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只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媒体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那么，新闻院校作为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培养单位，怎能不重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塑造？
然而，中国新闻学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这一缺失使得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停留在“求职谋生”的现实层面，也使得新闻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认同感越来越差。
二、中国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及其带来的问题
近几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与年俱增。有关学者（吴飞等，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一些人认为新闻传播与新闻实践有较大的距离；一些人则认为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无用，个别媒体甚至以不从新闻专业进人为乐事和特色。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是不缺人，而是缺少真正的新闻人。
当前，中国新闻学教育分为三大块：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意在通过此建立学生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技能。然而，据笔者了解，在不少新闻院校的教育中，这三块都是割裂开来的，任课教师各自为政，只顾课程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打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将三类课程割裂开来，没有理解其间的联系，几年的专业教育下来，知识架构一盘散沙，对专业主义理念或仅有模糊认识、或毫不知晓。
对此，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新闻院系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理念。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会导致新闻学的空洞化、理论化与技能化，进而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就业以及中国新闻业的良性发展。
第一，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不利于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形成。学生为什么报考新闻专业？一部分名校名专业，如人大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对学生确实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进入这些新闻院校的学生也常常引以为豪，比较容易形成对自身专业的认同。他们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来自于学校的美誉度与良好的传统以及已经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众多校友的杰出表现。然而，对于普通综合性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尤其是近几年才开办新闻专业的一些工科院校、财经院校、法律院校、外语院校、体育院校、医科大学学生，如果不进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学生就很难形成专业认同，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专业、接受这个专业。针对此类情况，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让学生理解新闻的精髓，用鲜活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第二，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难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就业出路。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新闻专业学生不可替代的优势何在？恐怕不是学生看得很重的熟练的采编技能，也不是某一具体学科的深厚专业知识功底，而是其独特的新闻理念与新闻敏感，在于其客观公正的视角以及判断社会变革、透析事件本质的能力。我们姑且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来概括。而这样一种理念只有经过专业的学习才能融化到血液中，并转化为行动。这就是新闻学教育的任务。
由此看来，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是许多高校新闻学教育举步维艰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是新闻学教育招来媒体和社会各界诟病的症结所在。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三、高校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建构的路径探索
要改变当前新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高校新闻学教育中，必须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将之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贯穿到所有课程的教学之中。
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贯穿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全过程。笔者所说的要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并不一定是说要开出单独的以“新闻专业主义”命名的课程。事实上，在现行新闻学教学体系中，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内容很多。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讲授与学习中都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授与实践。首先，在近代新闻史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发展线索，也可以找到专业主义理念践行者的范本。这些都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源起、精髓及其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原本枯燥无味的新闻史教学注入精神与活力；其次，在新闻学理论中，关于新闻本质特征、基本原则、社会功能等的讲授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相联系。例如，新闻的“真实”、“准确”等一系列新闻价值要素以及“客观”、“公正”等原则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互相映证。这就将原本空洞的理论“精神化”、“人格化”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可以成为课堂中那支将灰色理论转化为常青树的生花妙笔；再次，在实践教学中，教师更应当引导学生切实践行专业主义理念，引导学生如何甄别新闻，如何挖掘信息，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客观、公正。实践教学应当将理论教学中传授的专业主义理念升华，使之真正成为学生的一种意识乃至一种习惯。对此，各新闻院系教学主管部门应制定明确的培养计划，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育提升到应有的核心地位，并引导、督促各课程教师实施。
第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应当通过人文素质教育来打造。如前所述，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新闻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于其专业主义理念。然而，仅有理念还不够，新闻专业主义还体现为一种职业技能、一种社会信念、一种责任感。因此，除了专业课程的讲授之外，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广泛学习其他人文社科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通过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其具有客观公正的视角、丰富的知识以及透过新闻现象认识本质的洞察力。
国外许多新闻院校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学生人文社会基础的强化。如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以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为主，其比例占到了75%。而据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2005）介绍：新闻教育必须有超前意识，能超前的主要指观念而不是技术，每当新技术来临，80%不变，20%技术部分比较容易学到，因此学校花更大的精力教学生那80%的内容。他们的本科教育非常注重宽基础，50%以上的课程为非新闻类课程。也难怪普利策（1904）曾经预言，只有在人文基础良好的综合性大学，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人才。
社会对新闻人才的具体要求在变，但总的倾向没有变，那就是宽广的知识面、深厚的专业基础功底与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强烈的专业主义信念。因此，新闻学教育也不能偏离这样的方向，而应当以培养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主线，一方面要重视新闻史论等基础课程，重视采、写、编、评等基础业务；另一方面要开设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要大量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已经走过了搭架子、铺摊子的阶段，该是提升质量和内涵的时候了。作为高校新闻学的教育者，我们应当坚信，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中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新闻人，关乎中国新闻业的未来。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侯迎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2]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2002.4.
[3]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专业主义理念的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专业主义范文5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 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恐怖分子，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 避免将恐怖分子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①苏珊·L·卡拉瑟斯 著，张毓强 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M].新华出版社，2002：196
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专业主义范文6
[关键词]产业转移；珠三角；反梯度转移；模式
一、承接产业转移理论分析
反梯度推移是指某种产业经济的流程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展流动的常规方向发生改变，而反过来由低梯度区向高梯度区推移，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的需要，并具备各必要的基础条件，就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某些有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赶超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级梯度地区进行反向推移。
反梯度推移理论是针对梯度推移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如果简单地按照梯度推移理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只能一味靠追随发达地区，由于梯度推进线路过长，梯度推进时间过久，偏远区域很难得到足够的资源，且中间需要长期的消化、整合、完善等过程。因此，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可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有关反梯度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赤松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在赫克曼(Hirschman，AD，1958)，威廉姆(villianmsion，JG,1965)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美国哈佛大学弗农(vornon，R，1966)等人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Krumme，G)、海特(Hayor，R，1975)等人创立了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麦克萨维提出了梯度推移策略理沦，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受经济实力限制，都会要求优先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拉大，然后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国内研究略晚，夏禹龙、冯文俊等人(1982)首次提出“梯度理论”开始，陆续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梯度与反梯度理论，丰富了梯度转移理论。郭凡生(1984)首次提出了“反梯度理论”，其后又有数位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王实等人(1989)在肯定梯度推移理论作用的同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策略理论，主张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进大量的资金技术。实现其超越性发展，认为落后地区可以跳越发达地区而优先发展起来；邓根伟(1992)首次提出了“区域产业经济分析”理念，并结合广东的实践对反梯度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随着产业结构演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产业逐渐呈现出梯度性转移、簇群化集约、园区化集约、融合化扩张、生态化发展趋势；顾新(2002)提出产业梯度性转移有三种主要形式：产业就近梯度转移、跳跃式梯度转移、反梯度转移；自2003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宏伟构想以来，经济界掀起了对“工业化反梯度理论”的研究。该理论指出，虽然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但这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先进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是梯度推移还是反梯度推移，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决定。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又有市场的需要，并具有必备的条件，就可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移。
运用反梯度转移理论的条件有三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它是指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或市场化经济形态并存。
(2)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所谓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就是指区域内有一定的承接产业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硬件”。
(3)科技创新能力及高素质人才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基础。
二、赣州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经济政策，承接了以香港、台湾等我国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珠三角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加强，迅速走过了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但是，珠三角也面临着众多新问题，从珠三角的视角来看，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随着珠三角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丧失和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第一，珠三角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化了珠三角的产业结构，那些传统产业的比较利益也越来越低，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第二，随着珠三角地区劳动、土地成本的上升，珠三角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按照梯度推移理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会向周边欠发达地区分散，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相对均衡发展。而根据赣州目前的发展现状，如采用反梯度推移理论，将可能带来赣州的跨越式发展。赣州满足了反梯度推移理论的条件：
条件一：赣州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传统的农业部门在赣州的GDP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在一些产业上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如有色冶金工业、食品工业、生物制造业、机电制造业、轻纺业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条件二：各类水、电等基础工程的建设为赣州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近来，赣州建设了华能瑞金电厂、赣州500KV输变电工程、赣县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本着“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目标，赣州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建设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为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赣州新机场投入运营，赣州出口加工区封关运行，瑞金至赣州高速公路、茅店至三益高速公路、赣江大桥等重点工程正加快推进，鹰瑞高速正式动工。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赣州至厦门城际快速铁路、泉南高速、济广高速、大广高速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取得新进展。目前，赣州立体大交通网络基本建成，到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厦门等长珠闽地区车程缩短，航空距离缩短，赣州的对接功能和承载能力全面提升。
条件三：赣南高校总体上囊括了农、医、教、卫等各领域。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锋。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学院、赣南医学院等高校历史较长，办学悠久，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推动着赣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从下表可知：赣州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中期发展阶段。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一般只能发生在传统工业化的中期，即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时期。因此，可以基本认定，赣州已初步具备实行反梯度推移的条件。
由于近年来的发展，赣州积极地承接来自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的产业转移，尽量实现工业增量提质，以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但由于赣州自身的发展，其劳动力、土地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如若只是单纯依靠梯度推移理论，单方面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由于其生产成本的提高，劳动力、土地价格的优势就会下降。因此，根据赣州的目前现状和现实条件，推行反梯度推移理论，大力发展赣州的优势主导产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向更高一级梯度的地区推行反向推移，才能实现赶超目标。
三、强弓固根：赣州推行反梯度转移的布局模式
根据赣州承接产业转移实际，结合一定理论分析，我们构建了“强弓固根”发展模式。所谓强弓型发展模式，就是利用赣州的区位、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优势在与广东交界的龙南、定南和大余等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新的跨越。同时，不盲目招商，不盲目承接，明确各地工业园的产业定位，强化产业特色，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注重产业链延长与完善，推进产业招商，严把环保关，避免引进污染和高耗能企业，而是立足于本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优势，形成强势产业群，在承接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发展和提升赣州本地企业实力，培育赣州企业集群和企业家群体，充分利用赣粤、赣大、赣瑞、厦蓉等高速公路和国道等公路形成的根系牢牢盯住珠三角、闽南三角的一种发展模式，使承接产业与本地产业实现良性互动。龙南、大余等地与广东交界线形成的承接工业带如同弯弓，辐射赣州内地，而几条高速公路就象是箭，拉弓时将珠三角与港澳之力拉至南康、瑞金、崇义等弓腰一线，而拉满的弦的支点就在赣州市区，外向型经济正如出弦之箭，故称之为“强弓”，而重视本地产业与承接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提升本地产业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谓之“固根”。
1．强弓：围绕六大主导产业打造赣粤产业承接走廊，完善产业链。按照赣州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对接”战略，着力打造赣粤产业承接走廊，这个走廊涵盖了赣粤高速、赣大高速和京九铁路两侧的9个县(市、区)，长180公里，有1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8个省级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市2／3以上，聚集了有色金属及新材料、食品、轻工纺织、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等产业，具备了较强的集聚和吸纳产业发展要素的能力。另外，依托赣龙铁路和瑞赣高速骨干线，加快承接海西产业转移步伐。鼓励沿线的瑞金、会昌、宁都等工业园与海西地区的工业园展开“一对一”对接，按照“对接融合、协作配套、错位发展、形成特色”的思路，对接战略在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涉外功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六个方面全面展开，尽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对接沿海产业，走特色化、集群化的发展道路，全面融入沿海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培植壮大有赣州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大经济总量，显著提升区域竞争力。
在引进项目时扬长避短，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现有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四大集群产业和六大主导产业为承接重点。同时，各县(市、区)根据各自不同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都确定了各自招商的主战场。石城县招商调头向东，对接闽东南；会昌县招商紧盯珠三角、闽东南三角区；瑞金市招商策应“海西”重新“洗牌”。2、固根：“一区一圈两翼两线”的主导产业格局，提升区域竞争力。固根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不仅重视“产业承接”，更强调“产业发展”，尤其是转移产业与本地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赣州整体产业的跨越式升级。在这个层面，赣州政府已采取措施，强调不仅要“招商引资”，更要“安商稳资”，还要“富商扩资”，使客商既进得来，更留得住、能发展。这个层面的“固根”能有效地推动赣州政府倡导的“以商招商”方案，更重要的是，作为产业梯度转移中的一个环节，面对垒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物资成本总体上升的趋势，赣州市欲在产业承接后保持产业发展的辉煌，必须苦练内功，不断壮大自身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保持赣州经挤的持续竞争力。在这方而，赣州已小有成效，如中化集团总投资20.32亿元的氟化工基地落户兴国工业园区，并已开工建设，大大延伸了兴国县氟化工产业链；于都工业园区则形成了以格特拉克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产业，明确提出二产重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钨制品深加工、铅锌制品深加工的项目各一个，力争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机械电子项目5个，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机械电子项目15个；龙南以五金塑胶为特色的工业园区，电子五金塑胶企业达48家，使之形成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此外，赣州着力培育了一批特色果业基地，优化了果业区域布局，初步形成了以脐橙为主的“三区、四线、五基地”的果业格局(“三区”即南部、中西部和北部脐橙区，“四线”即105线、206线、323线和昌厦线果业带，“五基地”即兴国甜橙基地、南康甜柚基地、定南蜜梨基地、全南椪柑基地和章贡区域郊多品种水果基地)。
二是在空间布局上，以赣州城区、龙南和瑞金为中心点，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根系，形成点轴式产业承接阵营，扇形辐射全赣州地区，从而实现全“面”发展。此种布局思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发展的整体效应和集聚效应，赣州市规划并逐步形成“一区一圈两翼两线”的主导产业发展格局，即围绕赣州中心城区、“一小时都市经济圈”、瑞金市和龙南县两个次中心城市、赣粤高速公路和赣龙铁路沿线展开产业布局。各县市以工业园为依托，合理分工合作，构造各自优势产业基础，形成点状发展态势；毗邻赣粤高速、赣龙铁路、赣大高速沿线，不断形成产业带，构成承接线；各点工业园和沿高速和铁路产业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扇形辐射，构成承接和发展面，各点和各轴构成完善产业链，形成竞争优势。这个层面的“固根”思想与赣州市正在践行的以香港产业园为龙头的赣粤产业转移承接走廊、以台湾工业园为龙头的赣闽产业转移承接走廊的战略思想相呼应，终极目标在于把赣州打造成“承接产业转移的先行区”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第一城”。
四、赣州推行反梯度推移战略的对策
反梯度推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政府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表现。关于推行反梯度推移理论的基本框架已大致成型，那么制度的建立就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基本的几样生产要素上，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的培养、技术的吸收和改进、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支持和引导作用，同时注意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努力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创造条件。在访淡和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归纳了引进企业对赣州市产业承接后实现优化升级跨越式发展的期望条件：
1、继续努力完善基础设施。近年来，赣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城市建设方面，投资几千万元大手笔完成了城市总体发展概念性规划和中心城区“三江六岸”城市设计，将赣县、南康纳入中心城区一体规划建设，赣州城建实现了与国际现代城市建设接轨。几年间，赣州中心城区面积、人口分别突破50平方公里和50万人，迈入大城市行列。正在筹建中的香港工业园，占地50平方公里，届时赣州城区面积将至少扩大一倍以上，一个100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呼之欲出，成为赣州市经济社会持续追赶跨越的重要增长极。在与企业的访谈中，发现很多企业提出：希望政府能加快建立全市信息网络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电网建设力度，满足工业用电需求；赣州市成立金融管理办公室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公司使很多企业受益匪浅，希望进一步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储蓄能力和放贷能力，形成良性的投资资金运行机制。
2．技术引进时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在技术引进时，要根据赣州本地地情和社会经济条件，既不能片面地追求高、精、尖技术的引进，置本地的实际发展水平不顾，又不能完全从目前的利益出发，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可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当时经济崩溃、资源缺乏、科技破坏、人才资金匮乏以及市场狭小等实际条件出发，只重点引进当时最急需的电力、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技术，这些技术在当时看来并不是很新，也不是最先进，可对日本来说却很有用，可谓“对症下药，妙手回春”，使日本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很大变化。并且，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又要注意与本地区、本产业、本企业的实际相结合，突出技术创新，继续培养出一批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大型公司。
3．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赣州可以借鉴历史上实现工业化突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如果以人均GDP经先后交替点作为跨越的标志，美国花了42年时间赶超英国；日本用了47年时间全面赶上英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花了34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从国内来看，深圳市自1979年建立特区以来，在昔日的落后边陲小镇和荒芜的海滩上建设起一座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城市前列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从一个老工业基地脱胎，而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城市。2000年上海成为在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以外第一个跃上人均GDP4000美元新台阶的省级行政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虽然发展模式不同、条件各异，但其中一些共同规律，如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培植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和企业集团，注重从本国本地实情出发，在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筹，这些对赣州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可以避免走弯路，实现工业化的突进。
根据赣州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现实条件，梯度推移此时已不适合作为赣州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手段。赣州应加大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力度，重点发展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实行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梯度推移战略，并大力通过对外进出口贸易，使经济的外部性增强，实现产业经济开放化。同时，政府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创造条件，使赣州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重要的经济环。
4．团式招商引资，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目前，广东非珠三角地区凭借着广东区内的行政及地缘优势，在总体上采取地对地的招商模式，即设立工业园承接珠三角某个地区的产业，而赣州没有这样的优势。我们认为，赣州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几个重点招商引资产业，广而联系相关企业，每年举行相关的行业高层论坛、招商会、行业展销会等，吸引投资商前来投资。另一方面，在设立香港、台港工业园，针对同一地的投资商采取不同的招商办法。如东莞集中了大量的台商，不少台商还在此安家，东莞还建立了专门为台商服务的台商子弟学校等。2008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关于“对珠三角投资环境的改变，到底留还是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的台商表示准备撤离；20％的台商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剩下75％的台商表示受到影响，但正努力克服，不会轻易离开。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台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在东莞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一家企业想要撤离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要走我们也是一百家一起走。”这是台商协会给他们的撤离意见。针对这种情况，赣州可下大力气，为台商、港商们考虑周全，对他们进行整体的招商工作。
5．大力推动校企合作。引导引进企业升级，因为要想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摆脱以前的东莞模式，只有进行技术改造，完成“订单主导型”到“生产自主型”的改变才是根本。一方面，赣州可动员本地高校多参与这一产业进程。另一方面，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为“赣州创造”提供坚实的科研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