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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1
在国际化的语境中，本土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处祖国边陲的黑龙江省并不因其偏远而在文化积淀及文化根源上有丝毫逊色，黑龙江流域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这些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而这些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是我们应该认识并深入了解的。可是，就我国当前的音乐教育整体而言，仍是沿袭了学堂乐歌以来的“西乐”之路，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对种类繁多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就其深度与广度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极少被纳入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故此，这对推动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长谢嘉幸曾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的观点，但针对这一命题进行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其“不知道”“没兴趣”现象严重。这一答案把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认识和了解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学校教育在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和功能？通过本土音乐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社会文化背景去理解、分析和感受此音乐，并从中了解、体验这种文化，是当前国内外贯彻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仅民歌这一种音乐类型就反映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的、宗教的、游戏的、爱情的等。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音乐类别中，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擅长和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种类，进行收集、学习、研究，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音乐基本技能及知识的积累，更能形成自己的个性音乐与追求，进而在音乐实践中归纳完善对本土音乐的认识。
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定位准确，方法得当建立一套研究型学科体系，把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课程定位在研究型课程上，使该课程与其他的学科相区别。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学习方式可以采用田野采风、分组学习、资料分析整理、分类汇总等多样学习方式。在师生共同实践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去认识各民族音乐的类别与其表现形式的各异。
2.积累素材，发展创新学生积累一定的音乐素材，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发展创新本土音乐。将本土音乐渗入到音乐教学中，加强本土音乐与其他相关教育课程的联系与结合，创作出一种将音响作为传播媒介，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叙事、达意、娱情的艺术。直接诉诸观众感官的视听综合影像，是区别于文学（文字间接形象）、造型艺术（纯视觉形象）、音响，把音乐的视听语言的运动性和时空自由转换，又使它突破了同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和戏曲的舞台局限。
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周杰伦，歌曲叙事意象，叙事主题，叙事语言
长期以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快餐式文化，难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它在音乐领域并不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它作为当代最为普遍流行的音乐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追捧，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当下流行乐坛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掀起的“中国风”对寻找、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流行音乐作为回归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用它的创作与传播对背离传统文化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状提出抗议，另一是某些音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通过传统文化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度认同、热爱与追随。从叙事的观点来分析周杰伦所演唱歌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歌曲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叙事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诗学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中跳动着多个鲜活的自然意象（、稻香、芭蕉等）和蕴含丰厚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炊烟、阁楼等）。
以《青花瓷》为例，瓷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使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特殊名词。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工艺、书法、绘画的精髓。青花瓷以其稳定的色泽，明净素雅的画面成为瓷器中的珍品。歌曲中的青花、檀香、烟雨、锦鲤、汉隶、宋体等对青花瓷的描绘完全展现出了青瓷洗尽铅华、古朴典雅的那种“自顾自美丽”。再加上古筝叮咚，牙板清扬，琵琶淙淙和周杰伦柔情而古朴的唱腔，构成了一阕佳作。
《东风破》中孤灯、圆月、烛火、酒、水东流、古道、荒烟等意象音乐论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见欢》或《天净沙秋思》等诗词，这些意象的运用不仅深化了歌曲的内涵，而且重复渲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海一九四三》中泛黄的春联、黑白照片、雕花的门窗、斑驳的砖墙、豆瓣酱、旧皮箱等都是显明的传统文化意象，它们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有相同的文化浸润。 二、叙事主题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当前人们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是，它属于文艺作品的深层意蕴，它常常透过形象、意境而表达出包含某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具体作品来看，周杰伦的歌曲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从众多而多样的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演唱的歌曲主题大多不离传统文化。
爱国主题是周杰伦歌曲的第一大主题。广为传唱的《蜗牛》于2006年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100首》的推荐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本草纲目》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曾经创下了古文明，因此要“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希望“华佗再世”，医治“崇洋媚外的病症”，并且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甚至还要让“外邦学汉字”。《双截棍》一歌中以武林绝技将“东亚病夫的招牌”“一脚踢开”，歌中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既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立身与处世的根本所在。《龙拳》豪情万丈的宣告：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这里的叙事者是一个自信、骄傲以及充满尊严的中国英雄。
“百行孝为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爷爷泡的茶》讲爷爷在主人公小时候泡茶的生活情节，那就是家的味道。《外婆》告诫当今的人们孝顺长辈不但要给予物质上的赡养，还要给予精神上的关爱。《听妈妈的话》通过与童年时自己的对话教育现在的孩子要爱自己的妈妈，要听妈妈的话，让她少操心。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与工作节奏加剧，人们充满焦虑，再加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陷在了困难的负面情绪中，针对这样的现实，《稻香》表达了对单纯、原始生活的向往，其中虫鸣鸟叫的乡村能够使人想起庄子的文化，它的主题是什么？知足。而“知足常乐”也是被当下人们所遗忘了的一种可贵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周杰伦的歌曲中大部分常常表现出对过去世界深情的留恋，时间在他的歌曲中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过去是充满意义与价值理想、美好的所在地。
三、叙事语言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当下流行音乐的歌词以直截了当为风尚，浅白易懂到无味地步。而周杰伦的歌曲语言却能以中诗的委婉胜，这在于它的叙事不但十分注重琢词炼字，而且大量出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比喻、拟人、引用、通感、用典等叙事手法，使作品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的风格与神韵。“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的黄”与“笑容的黄”一起呈现音乐论文，使人感到曾经温暖甜美的笑容已逐渐淡离远去，令人无限伤感。同时，这句又令人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名句，真是更添思念哀伤之情。“只恋你化身的蝶”（《发如雪》）用的是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典，《发如雪》歌题本身对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转化，《《四面楚歌》歌题用是项羽的历史典故，这些切题达意，浑然天成的用典或转化以古喻今，使歌曲显得古朴而文采斐然，体现出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表达着文化，可以说，语言能够反应一个人特性，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反映着人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
结语：周杰伦的歌曲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爱的原因究竟何在？用精致的笔触、流畅的叙事营造出古典诗词般的意境，体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色彩，可以说是周杰伦歌曲的制胜法宝。同时，通过周杰伦的歌曲流行，又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3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4
下边，我想谈一下关于“理论评奖”的分组和学习、研究传统民族音乐的问题。这次评奖分成四个组，我可能分到了“民族音乐学”组，我想，大概凡是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文章都在这一组。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法不太准确。“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来自西方，是音乐学的下属学科，它在欧美兴起，经日本人翻译（日语中就有“民族音乐学”这几个汉字）后传入中国。它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有的民族音乐学家现在也称这个学科为“音乐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的音乐学”。人类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其方法也是研究文化，音乐中的文化，特别是那些还保留着原始状态下的人类的文化事项。这是民族音乐学家所感兴趣的。故他们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音乐本体的研究上，而是在这种文化事项上，如民间礼俗、民间禁忌和祭祀等。即便提到其中的音乐，也很少与那些文化联系起来，或联系的不那么紧密，形成了“两张皮②”的现象。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为什么总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哪里跑？他们说：那里更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我还问他们：既然民族音乐学所关照的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音乐，你们为什么不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一下中国的昆曲音乐，看看他的音乐是如何和文化脉络相联系的呢？他们说了两个字：很难。（这可能是实话！）而传统音乐学是继承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更多地是去关注音乐的本体，即音乐的形态。当然现在也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注意到了音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脉络的关系。不过，在研究中“两张皮”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如果什么时候能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纸”，那问题也许就解决了。所幸的是，现在有的民族音乐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努力试图把音乐本体和文化脉络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这次参加评选并获得奖项的伍国栋先生的《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一文，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的得奖论文，严格地讲不是“民族音乐学”，而是“传统音乐学”。这两者，我不认为有什么高下之分，或谁比谁更科学，而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我之所以又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虽然在“国音”、“央音”、“上音”都设有这个专业，也经常举行研讨会（如“国音”在前年，“上音”在去年，据说这种研讨会将每年举行一次，由各音乐院校轮流主办）。各院校又有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研究和教学的老师以及学这个专业的学生。但是在人们的观念里，“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这一学科，还没有被学界所普遍认可③。我经常碰到一些人说：你们是搞“民族音乐学”的（大概是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吧）。这时我就很尴尬，便无言以对。如果今后再分组时，我建议叫做“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或者干脆就叫“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它们所研究的音乐领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从目前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更关注文化，一个更关注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的储藏量用无以计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从当下来看，我们对这笔财富还是有些忽视了，对它的发掘还很不够。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如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国音乐的繁荣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从历史上看，凡是重视和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人，凡是去挖掘它、学习它并研究它的人，不管你是音乐学家、作曲家还是表演艺术家，都会有大的收获，并且都能运用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去。比如当年在延安的“五人团”，他们都是作曲家，如马可、刘炽、张鲁等。由于他们从“小鲁艺”走进了“大鲁艺”，即认真地、虚心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故而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浸透着中国人的血液，浸透着中国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国人民大众的喜爱；再比如一些歌唱家，如郭兰英、李双江、吴雁泽等，他们长期受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使他们的歌唱那么有中国的韵味。还有一个例子，当年选择演唱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手时，有20多位明星大腕参加选拔，但谷建芬女士却独独选中了杨洪基，认为他唱的有味儿！后来杨洪基说，因为他曾学过京剧。再比如竹笛演奏家张维良，他是苏州人，从小住在昆曲和评弹团的大院内，不仅天天受熏陶，还特意向剧团的笛师学习昆笛的演奏，所以他创作、演奏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江南风韵。
这里，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于会泳。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经他手创作的“样板戏”音乐，可以说个个是经典。其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创新了传统。“样板戏”的许多剧目，如今还经常上演，其中很多唱段还经常被人演唱。经过“样板戏”时代的人爱听爱看，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也十分喜欢。“样板戏”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于会泳深厚的民间音乐的功底，和他对传统音乐普遍规律性的研究的结果。他所著《腔词关系研究》、《民间曲调研究》（手抄本），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他在“上音”任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时，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进行着有计划的、卓有成效的传统音乐研究。他本人更多的进行所谓“综合研究”，实际上就是我认为的对传统音乐进行“非程式性”的、普遍规律性的研究，而这些都应用在了他在“样板戏”创作的实践中。他这种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传统音乐学家们、有志于创作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曲家们，都能像他这样对传统音乐进行从个体到总体、从个别规律到共同规律的深入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去（当然，音乐学本身还有对音乐的认知功能），我想，不光我们的京剧乃至戏曲发展会有光辉的前途，整个中国音乐都可能按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音乐风范的要求去发展，于会泳的这些经验是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
①该文是根据在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颁奖典礼期间召开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稿，加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
②所谓“两张皮”是李方元先生提出的。是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互“不搭界”的。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5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音乐非遗 传承探讨 实践
福建漳州是闽南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根植于深厚肥沃土壤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锦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一块瑰宝。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人们审美的转变，漳州锦歌没有得到青年观众的喜欢，与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命运一样正面临危机，甚至濒临失传。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对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题进行着广泛的探讨和实践，政府对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着积极的、新的有益尝试，文化馆、中小学、民间艺人等都在进行研究与普及，但真正坚持并研究得深入的人并不多。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与使命感，特别是高校传承与发展要有切实行动。为此，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2007年以来，从教育保护、音乐创新和学术研究方面，对高校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实践。
一、教育保护
1.高校音乐专业传承环节的设置
（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音乐专业的课程建设里，纳入教育环节中，成为专业的必修课授课环节。学生通过选修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乐器，在乐器的学习实践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音乐形式。其实，音乐的重要表达方式除了人声就是乐器，在必修课里开设漳州锦歌的特色乐器有月琴、洞箫、南琶，还有打击乐四宝、拍板，特别是用喝功夫茶的小茶杯叠在一起，运用特殊的奏法产生奇特的音效，这些传统的奏法及丰富的弹唱技巧，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带来无限乐趣，从而使其了解到本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的多彩多姿，体会到本土音乐的韵味、节奏变化、旋律的丰富及即兴表演的高质量，这是传承的突破口之一。
（2）后续课程的设置。传统乐器学习之后的后续课程设置上应多样安排，如，闽台闽南语民歌、闽南歌曲创作、地方戏曲音乐、闽台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采风，特别是学生的论文写作课，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田野考察、录像、录音、摄影、笔录等方式采集本土原汁原味音乐的第一手资料，感受本土音乐风格，发现和搜集闽南民间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风俗、仪式。在学生论文选题上大力提倡研究地方本土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设置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同时可以极大地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经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采风整理，逐步完成对音乐遗产的存储和整理。学生在“非遗”传统音乐的学习活动中，培养对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环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6届的276篇毕业论文中，选择对本土音乐研究的共有56篇，占毕业论文总篇数的 20.2%，并逐年增多。
2.音乐类“非遗”引入高校公共选修课
培养观众、普及推广是极为重要的，每个地区都有独具地方色彩的音乐品种。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全校公共选修课《音乐鉴赏》中，不仅讲授音乐知识、音乐欣赏，还专题介绍本土音乐“漳州锦歌”的来历、形成、兴盛、传承及音乐特色，学说闽南方言，观看由方言演唱的锦歌和学生对本土音乐采风拍的DV。当看到年轻人上课时双眼发光，感到他们的享受、喜悦和感动，特别是看到自己学校学生演出的场景更觉亲切。因此，通过这一形式让在校学生在欣赏课上认识乡土音乐“锦歌”，改变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想法，引导学生对传统音乐产生兴趣，集聚人气，培养观众，扩大影响，也培养了直接和间接的爱好者和追随者，这是活态形式传承之一，也是把锦歌引进高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
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坚持传统，不是固守老法，因为时代在前进，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从音乐上创新、改进演唱形式、对服装进行大胆的设计，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1.音乐上的创新
（1）自觉地根植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中。可以说，离开本剧种的音乐母汁，任何音乐形式都将失去其灵魂和价值。在创作时努力将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尽量发扬锦歌的特点与优势，同时将现代音乐创作技巧，如主题音调贯穿发展、复调、和声、对比、模仿等技法加以综合运用等，只要是有利于锦歌音乐继承和创新的因素，都兼收并蓄，巧妙用之。
（2）传统的创新，创新的传统。许多在锦歌的曲牌基础上通过“创新”的唱腔，保留住了浓郁的“传统风味”，使唱腔有“传统风味”，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曲牌，就是在创作中将传统音乐思维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赋予其新的活力，保证创新不失法度，促使锦歌在“创新求变”中获得迅速发展。
（3）创作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化。用新的形式演绎漳州锦歌，西洋音乐讲究乐器之间的和谐，也讲究音乐个性的张扬，尝试西为中用，将西方的东西用到锦歌音乐中，重视从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运用乐器表现性能、音域、音区特色及演奏技巧，将所要表现的音乐形象在乐器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创作及编排的作品锦歌弹唱《寻租》获福建省2009年艺术院校文艺调演二等奖，2010年“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鄞州赛区比赛”节目入围奖。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其主题发展改编，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在原有的基调上进行新的音乐设计，创作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广大师生喜爱的新锦歌作品，体现了既继承又创造性地发扬锦歌音乐的优良传统，也顺应了音乐创作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趋势。
2.演唱形式的改进
传统的锦歌演唱形式包括：（1）走唱，是锦歌的最原始形式，演唱者手持月琴，自弹自唱，也可双人齐唱；（2）坐唱，坐唱或对唱，加有伴奏乐器；（3）歌仔阵，边走边唱，除演唱者还外加有锣鼓和笛管，演唱者身挎乐器吊，随队行走，这样的形式为“出阵”；（4）表演唱，是坐唱发展而来，把说唱内容戏剧化处理，由演员上台表演，乐队伴奏。在这些传统演唱形式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运用坐、走、出阵等形式的基础上，还通过演员在舞台上活动位置的安排与转换，演员形体动作的过程中构成艺术语汇，使舞台生活形体化、视觉化，通过形式的创新使舞台语言在视觉形象上有更好的体现。
3.唯美的演出服装设计
服装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体现演出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时尚是当代大学生新的审美追求，追新求异是大学生的天性，为满足年轻一代的审美要求，对服装设计应要求唯美、亮丽，既时尚又有浓郁的传统风格，能帮助演员塑造角色形象和利于表演、符合演出风格。因此，服装设计是需要用心的，演员一出场就应让人眼前一亮，获得美感，舞台上的美感动了观众，自然也能让观众有想要进一步了解设计服装的意念，这就是教学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三、学术研究的无悔坚持
学术研究是重要的，与教育保护、创新构成一个整体工程。高校教师必须是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上做到无怨无悔地坚持。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全体教师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用很大力度打造艺术系的亮点工程，2007年以来，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B类社科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等共9项，还有出版专著一部，专著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漳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品获省百花文艺二等奖，获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论文奖。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近年来，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一要做好高校传承；二是坚持传统与创新；三是坚持学术上的研究。继承与创新应是高师音乐教育任重道远的任务，大学人才集中、学科齐全，思想活跃且具有雄厚的理论储备，在传统音乐的更新和创造上有巨大优势，应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总之，作为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共同努力做好高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让青年人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