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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主流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1.引言
翻译促使两个不通语言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为了使译作能被读者所理解并接受，译者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永远与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为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文化、意识形态与翻译
翻译是译者有关原语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往往受到有关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语言中承载着文化，语言体现反映文化，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浓缩与象征。语言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映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故翻译语言的过程，也不可能只是字字对应，词句对应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1990：127）。”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促进了沟通，有助于传播文明。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方面、交际语言方面等。诺德指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Nord，1991）。文化翻译既需考虑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又要注意那些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典故。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既要兼顾语言表层含义的微妙差别，同时也要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大多数情况是“褒义”，代表喜庆，欢愉、祝福，如“红包”，“红盖头”，“满堂红”，“红红火火”。而英国人却视“in red”（汉译：“红”）为“赤字，亏空”。这起源于《圣经》，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让十二门徒喝下他的血，最后耶稣遇难，钉于十字架上被处死。因此“红”在西方就与“血腥，杀戮”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张岱年，1995：433）因此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译者在处理翻译时没有遵循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他的译本就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蔑视。由此可知，每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摩擦。因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支配和操控。
3.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概念和功能
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目的语中恰当地体现具有原语文化的概念、词汇和一些地道的表达。另外，译者还需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合理处理原语中的文化要素，尽可能忠实原文，将原文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以上问题，翻译界处理的策略大致分为两派，即异化派和归化派。
以Nida（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认为：翻译原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郭建中，1998：2），从而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
以Venuti（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派认为：异化这种翻译策略，着重强调原语或原文作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表达保留原文的特色，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的独到之处，并尽可能促使译文读者接受原语文化。
4、翻译的策略取向
勒弗维尔（著名美国翻译学家）认为，控制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因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文学家和翻译家运用话语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王东风，2003：3-6）。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1：14-41）
因此，受主流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从译语的可理解性考虑，译者一般会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4.1归化法
所谓归化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容，而转化的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并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妙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埃文・金（Evan King）在翻译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离婚》时，采用了归化译法，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翻译成了圆满的结局，而把《离婚》中讽刺民族懦弱的部分翻译成了轻浮的闹剧。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那时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整个民族处于矛盾激化的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民众需要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当下的压力。另外，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力发展工业机械化生产，人们面临着紧张忙碌的工作，闲暇时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由此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文化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掩饰现实的激烈矛盾和各种复杂冲突，让读者内心感受到虚幻的和谐和圆满。
4.2 异化法
所谓异化法，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语文化部分以非常接近原貌的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形式。这种方法往往能让目的语的语言成分以及表达形式呈现全新的面貌。
例如，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古老的中国慢慢开始睁眼看世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面临严重危机。按理，受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主张异化的策略。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采用异化的方式从事翻译。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的不足，敢于直面惨淡落后的现实，积极学习先进文化，勇敢地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他们希望用西洋文学挽救中国及中国文化。
4.3 零翻译
“零翻译”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教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当然与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翻译态度也密切相关。
例如，《鸳鸯刀》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在译成英语时，有译者译成“Blade-dance of the Two Lovers”，这里把“鸳鸯”译成“two lovers” 是为了达到可译的效果，采取了零翻译的策略。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鸳鸯”指的是一种水鸟，经常雌雄一起在水面上嬉戏，成双入对，相亲相爱，悠然自得。因此“鸳鸯”常常用来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无此寓意，因此翻译时不能忽略词语所加载的文化意义。
5、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学术活动中，文化研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将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的角度，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为翻译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它不同于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它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作为翻译研究中必须考虑的要素。
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领域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
但在当今中国，我们在基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讨论译者翻译策略取向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理论只有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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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Lond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 要：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功能，例如保存、传递、选择、复制、创新、反思等功能入手，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着重分析了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具有交叉性、超越性等突出特点，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加合理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更好的通过实施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发现，教育一方面要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同时，其又在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目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够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巨大挑战。我认为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即是应当对教育的文化功能加以重新理解与定位。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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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4
杜蒙（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地区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主要从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娱乐活动、祭祀活动、宗教仪式活动等几个方面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中在婚礼仪式音乐方面有较为细致的描述。陈玉芝2008年《杜尔伯特地区文化研究》中描述，杜尔伯特生诞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盒日常礼仪的写作中对音乐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礼仪过程当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风》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龙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对以上几个礼仪有所描写，其中不仅对杜尔伯特县蒙古族地区进行了描写，对黑龙江省蒙古族整体均有阐述。洪英华主编2001年《黑龙江蒙古部落史》中对杜尔伯特蒙古族的仪式文化也有描写。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论文《简述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的地方特点》中将杜尔伯特的《诺恩吉雅》和内蒙民歌《诺恩吉雅》进行比对，阐述了杜尔伯特《诺恩吉雅》内容的丰富性。邵萱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当中对杜尔伯特的民间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将民歌的题材分为反映历史人物民族由来、男女爱情、思念亲人、民俗风俗习惯、作战尽忠、革命事业、七个方面。徐国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极其研究》当中对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将杜蒙民歌统称为——嫩科尔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艺
蒙古族曲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乌力格尔合勒讷”，是一种自清朝就已经出现在本地区的蒙古语说书形式，也有人称为“蒙古书”；另一种是“好来宝”，杜蒙蒙古族地区的好来宝的形式和汉族的“莲花落”、“数来宝”有些类似，多采用问答形式，说中带唱，歌词对称。2015年金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说唱艺术——好来宝》中对传统曲艺“好来宝”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介绍了杜蒙“好来宝”的来源、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陈玉芝在2010年《杜尔伯特蒙古地区文化研究》一书中针对说唱文艺进行了专门的描写，将蒙古族说唱音乐分成七类，分别是“胡仁乌力格尔”、“亚不干乌力格尔”、“好来宝”、“绍格耶日阿”、“怯热”、“玉热勒•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乐
杜蒙蒙古族乐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寺庙乐器；一类是民间乐器。寺庙乐器有羊角号（其木根布热）、大钹（羌）、中号（伊和布热）、唢呐（毕西固日）、羊皮鼓（衡日格）、海螺号（苳）；民间乐器有四胡、马头琴等。赵月梅在2010年《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地区的“蒙古四胡”艺术》中专门提到了蒙古族四胡艺术的现状和传承。陈玉芝在2010年《杜尔伯特蒙古地区文化研究》一书当中将乐器的种类和名称解释得较为具体，其中对“火不思”等乐器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乐器的改进情况、材质、音色特点等方面都有较为贴切的描写。
五、蒙古族音乐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情况
自1685年以来，杜蒙地区一直延续着各民族人口迁入迁出的情况。2015年笔者《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中指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民歌与汉族文化在歌词内容、旋法、创作内容和特性方面的融合均有较为概括的论述。笔者查阅过1965年影印本资料，仍能够发现当时蒙古族音乐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中的相互融合，其中主要体现在歌词和演出形式内容反映当时主流社会思想方面。
六、结论
主流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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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论文范文6
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而在中国新闻奖中设立网络新闻奖，目的是为了发挥网络优秀新闻作品的示范引导作用，推动新闻网站与网络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网络新闻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2006年在评选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时，中国记协审时度势，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国新闻奖评选内容和机制，首次为网络新闻立项，标志着网络新闻作为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新闻品种得到新闻行业权威奖项的认可和鼓励，2007年又将互联网新闻论文纳入中国新闻奖评选范畴，《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应对》一举夺得“新闻论文”一等奖，成为网络新闻事业和互联网新闻研究领域发展的里程碑。
2006年，国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新闻事件的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国内少数网络媒体为了提高网站访问量，通过一些小道消息、论坛帖子、手机短信等渠道获得所谓的“独家猛料”，炒作出一些哗众取宠的“独家新闻”、“最新消息”，这严重影响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
面对突发事件，网络媒体到底该怎么做?各级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新闻宣传和管理部门也面临着如何适应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特点，认识网络舆论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突发事件公共信息管理的理念，健全突发事件新闻应对机制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