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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1
【关键词】问题意识 中国史研究生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47-03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培养研究型人才，通过学校教育以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独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所谓问题意识，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独立思考，进而具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国史研究生来说，培养问题意识应是多方面的，而在具体的学习和研究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史实与理论、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是他们论文写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
一、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多与一些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倾向相关，部分研究对象和选题过于琐碎。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部分论著缺乏问题意识，使其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烦琐的史实描述和特征罗列的层面，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做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讨，从而显得浅层化、表象化或支离破碎。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走向了重理论而轻史实的另一面，他们在学习运用西方某些社会理论时，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也多有发生。
在研究生教学中，老师时常会发现学生提出的选题或者撰写的论文缺乏问题意识，整篇论文看不出作者要讲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仅仅以把事情讲述完整为目标。以研究较多的人物为例，除了诸如、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外，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物，但很多学生对人物的研究却较多地流于传记式的写作，缺乏对人物背后社会、历史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挖掘与分析，缺乏对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而不是其他人物的深层次发问。他们对某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较多地罗列观点、言行，而未能进一步发问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思想性的东西，抑或是其“在其位谋其政”式的工作言论。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问题意识不强，平时理论学习不够或忽视理论，只追求史实的讲述。
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史越来越趋向区域研究，中国史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较多地倾向于区域或个案研究。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也只有先对局部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进而对整体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区域路径的选择又使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沦为地方史的潜在威胁，写作思路和方式的程序化犹如一部部地方志，有现象和史料的描述与罗列，但缺乏对问题的挖掘与分析，更缺乏对规律性特征、特点、趋势等的总结、归纳与条分缕析。这一点，在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其论文学术史梳理中也只非常具体地关注与题目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乏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究其原因，也是因为问题意识不强所致，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挖掘、史料分析与理论探索。对此，陈春声也讲到，在越来越多学者进行区域研究的现今，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
实际上，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导致的是他们在学习、思考、研究历史问题时止于浅层化与表象化，缺乏敏锐与深刻。
因此，加强中国史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对创新教育、教学有重要意义，更对学生养成创新精神和主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意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一）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中国史研究生在具体开展研究时首先应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归史实，挖掘史实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潜在逻辑，带着问题来梳理、分析、探究史实，用理论来指导研究过程，避免零散与空泛。正如黄宗智对解决中国研究领域存在将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的现象时所指出的，经验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理论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
至于怎样实现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就对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有过专门阐述。他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存在的或重视具体事实而忽视理论，或重视抽象理论而忽视事实的现象。他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因区域或历史等的不同，必然会有些差异;假使在研究具体事实时离开了理论，固然会陷于支离破碎;反之，如仅研究理论而忽视具体事实，同样也会陷于浮泛空洞。他进而提出，在具体研究时应注意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正确的理论分析具体事实，另一方面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理论，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这就是实际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再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日常生活史和制度变迁研究为例，也同样存在史实与理论脱节的问题，或重史实轻理论，或重理论轻史实。在诸多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论著中往往存在或流于琐碎叙事或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的现象，而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又较多地偏重结构式的宏观分析。如果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结构式的、宏观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则能够较好地避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琐碎和制度变迁史研究过于宏大的弊端。如此，既能透过日常生活观察制度变迁的具体实践形态，又能够从制度变迁中理解和认识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行动逻辑和社会含义，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较好地将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做支撑，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迅速抓住主要问题与事件本质的思考能力与研究能力，问题意识正是培养上述这些能力的基础。
另外，中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也要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能够从中探求出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问题，实现各研究之间的对话。这一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即予以了充分注意。李景汉等在选择定县进行调查时，除乡村建设实验的因素，更因为当时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地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因此，他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也对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有过精彩阐述。曾有人质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仅以一个小村庄怎么能代表中国，他回应道，一个人认识问题总要从小到大、从偏到全，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微观的调查，放到宏观的世界里去。进而他提出用“典型”以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研究探求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些区域研究背后所具有的宏观视野，才能够从一个个的区域或个案研究中提炼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命题，而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带有问题意识，能围绕问题解剖个案，展开深入思考，探究、探索隐藏在诸多个案背后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趋势，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问题的探究中寻找出规律与特征，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和认识。
再以农村经济研究为例，其在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几度占据十分凸显的地位，有关论著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仍可以发现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发展，更确切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村的衰败与滞后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不仅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民国以来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别、人士都对中国农村经济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展开讨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仍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对此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和问题导向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时就需要注意到个案或局部的研究与整体的主线与背景的关系，否则在面对如汗牛充栋般的农村经济研究论著时就会无从下手。而这样的研究，同样需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与探讨。
所以，中国史研究生一是在平时学习与训练中就要注重理论修养的提升，只有用理论武装自己，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缺乏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面对大量琐碎、繁杂的史料时，往往很难快速找到头绪甚至有时感到无所适从，这就给学习、梳理、研究史料带来诸多不适与障碍;二是在论文写作中要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包括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培养和训练研究生抓住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与探讨的各种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除上述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外，老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等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老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既要广泛地阅读，又要掌握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十分重要。笔者以在人民大学参加黄宗智先生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高级研修班时其所提倡的阅读方法为例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黄宗智先生提倡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时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并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当然，也要多阅读一些带有理论性的著作，熟练掌握一种以上的理论工具。如此，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
其次，老师要改变课堂教学的单方面灌输式教育方式，提倡参与式教学法。传统的教学多是老师讲授内容，学生被动接受，难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以笔者教学实践为例，在多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每次都会专门安排时间鼓励学生就讲授知识进行自由讨论。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数学生只是沉默不语，在老师反复多次要求后，才有个别学生响应，而且多数情况总是那么几个比较固定的学生在主动参与讨论，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其他大多数学生只有在老师直接点名要求其提出问题时才会被动地有所响应，且所提问题常常大而无当。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与以往长时期灌输式教学法不无关系，在那样的被动学习环境中，学生已失去主动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积极性，甚至形成了被动接受、不质疑、少思考的学习习惯与思维定势。
（下转第68页）（上接第48页）
再次，老师应营造宽松、自由的讨论氛围，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学术权威或裁判的身份面对学生，对学生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启发，充分调动学生思考、探究的积极性，而不是过多批评甚至嘲讽。学生对参与式讨论不积极、不主动，除其自身知识欠缺、少有发言习惯以外，也与其顾虑自己的发言有可能因为错误或不当而受到老师批评或同学嘲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老师应以平等的参与者姿态与学生共同讨论，特别是要允许学生提简单的、粗糙的甚至是肤浅、错误的问题，从而激发他们的热情和自信心，逐步做到善于思考、善于发现。
最后，老师应鼓励学生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供机会、提供建议，锻炼学生、磨砺学生，且提醒学生事前做足功课、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带着问题与目标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与研究，更有实效地培养自己、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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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农村， 1934（1）
[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简述我一生的写作[J].群言，2000（1）
【基金项目】河北大学第二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YJ11-15）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述评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演化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成本理论，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其主要标志就是在纺织业、动力机械和冶金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也加速了市场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
当工业革命兴起之初，新生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对尚无经验的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潜在的社会危害，并没有充分认识和相应对策。对在工业生产的成本中，所费于社会的代价，资本家既无意识，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仅有少数观察力敏锐，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开始提出企业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
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发生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成本管理论文，人类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索取而不考虑对自然的补偿，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自然开始向人类实施报复。接连不断的悲剧的发生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环境保护政策，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要求企业约束自身行为对社会的不利影响，试图将其造成的社会损失进行计量并转化为企业成本的内容，归由企业承担使社会成本得到补偿。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词组是1924年由美国人谢尔顿提出来的，指企业不能仅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在财务报表中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属的国际会计报告准则专家小组于1982年在《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中，对社会责任的披露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建议。
根据社会责任报告在线收录网站CorporateRegister的数据，截止2008年9月28日，该网站已收录全球4609家公司18299份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我国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主要是进入500强的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华能集团、南方电网、南方航空、中石化、中石油、中国银行、中移动、中远集团、中钢集团、中化集团、中国平安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列中。
二、中西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评述
根据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重视社会责任，并把其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之一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如果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则利益相关者就会将隐性的要求转化为显性的，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有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够健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成本问题也就越突出，因而，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是历史的必然。
从人们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关注到推动企业社会成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成本管理论文，许多中外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对社会成本理论作了积极的探索。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法国籍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弟提出的“社会成本”概念，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的“社会成本簿记”和“社会价值”理论，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A?C?庇古的“外部效应”思想，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弗里德?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理论，还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W?卡普的“社会损失”理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那德?哈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美国会计学会关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对社会成本理论也做了许多探索，主要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社会生产费用”论，以许毅、王振之为代表的“社会平均成本”论，以陈今池、刘凤歧为代表的“社会代价”论，还有吴水澎教授的“企业对社会的任何成本”论，谢志华教授的“企业非自愿性支出和耗费”论以及有关学者的社会成本是“国民经济成本”说等等。
在上述的西方“社会成本”理论中，克拉克的“社会成本簿记”和“社会价值”观念，可以说是早期较为完整地研究社会成本的学术成果；庇古的“外部效应”思想为研究社会成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性”的观念，使经济学从单纯分析单个企业组织经济行为，扩展到对单个企业组织经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影响作用的关注；卡普的“社会损失”思想试图用实物和价值指标对环境污染作为“社会损失”即社会成本的实例进行了他的计量研究。而科斯所说的社会成本是私人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总和，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私人成本就会等于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的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其社会成本的含义一方面包含产品成本，另一方面又包含交易成本。
我国关于“社会成本”的诸多认识中，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社会平均成本论”和“社会代价论”两种不同的社会成本观念，尽管二者差异悬殊但彼此并不矛盾，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概括和描述，都反映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社会经济资源耗费管理的社会化程度也应提高的要求。他们涉及不同的研究范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社会经济资源耗费水平和状况，从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二者不存在取代和替代的关系，而是要以某种形式把二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成本管理论文，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资源耗费，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益。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从萌芽到发展，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角度进行的理解。有些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去理解社会成本的内容；而有些则是按照企业生产经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浪费去理解；还有的则是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理解社会成本。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一部分人是站在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待社会成本，另一些人则是站在企业角度去看待社会成本。由于人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有较大的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的发展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往往是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的现状是：人口基数大，年龄结构正趋于老化，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生态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内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经济资源耗费与补偿的失衡。同时，特大矿难、黑砖窑、三鹿奶粉等社会责任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关注。严峻的形势告戒我们，忽视从整个社会去研究资源的耗费与补偿，忽视社会成本的存在，最终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企业付出应尽的社会责任成本是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投资。只有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才能准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从而，为企业更加健康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价值的定量信息。
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实践意义述评
从近年来的一些调查显示：①大多数企业提供的责任竞争力实践表现而言，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公司发展战略的高度；②企业提供的责任竞争力所体现出的社会效益非常显著；③企业能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④责任竞争力实践所体现或带来的经济效益排在第五位，比较靠后，还有待提高。同时也发现：①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的同时，能较好地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和利益；②实践意识比较高，但系统性、战略性、自觉的实施还显不足；③有较好的兼顾履行责任和提升竞争力的关系；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表现较弱，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更差；⑤企业在遵纪守法和对股东的基本责任的履行状况较好，但道德和自愿性责任的履行状况有待加强。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实践意义在于：
1．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研究源于其社会实践，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2004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目前，我国企业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范围、作用和如何实施等方面还处在学习、消化、探索的初级阶段，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把追求利润当作企业的惟一目的，根本不愿或者只是被动地去承担其社会责任。笔者认为成本管理论文，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长期战略，从客观角度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其发展的需要，因为企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各界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它需要有雇员、供应商、销售商、社区以及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企业发展的资源是社会给予的，企业也有义务回报社会。当然，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会付出一定的短期成本，但从长期看，企业通过向社会证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证明自己能够在经营活动中把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为企业带来社会公众的认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好的企业声誉带来好的财务绩效，从而促进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2．可提升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按照成本层次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应该属于宏观成本范畴，在分析成本对象的范围时，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环境以及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比传统微观成本层次的摘要求相适应。一般来说，人们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分为八类：①保护环境成本。是指企业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环境的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支出；②自然资源成本。是指对在我国境内的企业，因其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而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资源使用费。换言之，是企业因开采和使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应足额支付维持自然资源再生费用的成本；③人力资源成本。是指企业为发展人力资源所发生的耗费与支出。包括对员工的招募录用费用、劳动报酬、集体福利、教育培训支出、职工社会统筹保障金等；④消费者责任成本；⑤社区公益和慈善成本。是指企业为社区及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所发生的各项耗费和支出；⑥其他责任成本，如节能产品的研发费用等，也包括企业对政府、股东、供应商、债权人以及顾客等承担的责任成本；⑦土地使用成本。这是对企业因使用土地而应支付的成本，特别应包括企业因过度使用土地而使土地退化、质量下降计量的成本；⑧外部不经济成本。是指一个公司或企业从事谋利经营活动而消耗的并未记入自身成本费用中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企业应充分计量这种消极外部效应，并加以内部成本化。
根据现行的成本会计制度，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在计算其产品成本时也是相对独立的，一般都以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通过一套相对成熟和完整的成本核算理论，得到比较明确客观的成本计量结果。但是成本管理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仅仅使用传统的成本会计工具，将很难对以上的一个或多个成本做出系统的分析和计算，这往往源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特殊性。即：社会性、间接性、模糊性和滞后性。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性质决定了其计量形式的多样性，只能应用一些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估算，尽量做到相对准确。另外，除了可用货币反映企业的各项社会责任成本和效益外，还可用实物指标和指数，甚至用文字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核算可以借鉴国内外会计机构的经验,采用调查分析法、替代品评价法、支出成本法、设计新型成本信息系统等方法。
3.可加大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与效用关系问题上，美国著名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如果企业能够用他们选择核心业务那样的方法和框架来分析CSR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CSR并不简单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是慈善活动的需要，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当企业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促进了社会的价值，它会因此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
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很多途径。 但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无疑是一条捷径。因为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能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联度，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具体可在提升财务业绩方面，降低运营成本方面，提高效率方面，提高销售量和顾客忠诚度方面以及降低监管力度和市场壁垒方面都会给企业尤其的跨国公司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作为研究课题的专家学者较多，研究内容五花八门，但焦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试图回答：如何从现有的财务报告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的经营绩效如何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如何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如何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效益如何量化，等等。
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有以下三方面：
1．关于企业多元化成本的准确计量问题。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成本，社会责任成本信息的生产应结合使用各种方法，比如成本管理论文，当社会责任成本无法直接决定时，可以通过估计替代品来确定；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发生的实际支出，如购买环保设备，可按历史成本计价；有些社会责任成本可以根据恢复原状所需要的成本来进行估计，如废水对河流造成的污染，可通过估算恢复污染之前的状况至少需要多少治理费用来确定。
2．关于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计算外部不经济成本并将其内部化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较好做法，在计量社会责任成本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外部不经济成本。从经济学分析可知，企业的经济行为可产生两类成本费用：一类是企业自己承担的成本，表现为企业产品成本、营业成本等；另一类是不由企业而由社会承担的企业外部成本。一般而言，企业的成本都是在微观范围内进行最优化选择而付出的代价，但它的活动常常超过自己的财产权力界限，从而发生了一些由社会和他人承担的成本和费用，这就形成了外部性问题。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的建立就是要求在政府干预等手段下解决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
3．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与效用评估的关联体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两方面决定。若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付出的成本大于由此所带来的收益，企业就不会很情愿、很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反之，企业就会很乐意、很热情地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如何科学评估企业在付出履行社会责任成本后所带来的效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在对企业取证调查的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与效用评估的关联体系作进一步的量化考察，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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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3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论文百事通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论文百事通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从中国农村土地的流失、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健康状况处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十分有限的“阴阳两虚”状态。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社会经济发展3大基本资源要素远远不够。(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4大柱石，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制度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3大最基本的资源要素，更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仍然很大，人口压力将继续加大与中国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矛盾。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产品价格、质量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生产投入大、产出小，科技含量低，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研究者对24个省市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达5658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政府批准的1019家。据统计，各类开发区面积为360万hm2，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315万hm2的用地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聚焦失地农民》一文中透露，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26万hm2，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部分。卫星遥感资料表明，违法占地数量占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多达80％l4j。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资源与资产双重特性，又具有保值和增值等多种功能。同时土地又是农民谋生致富不可缺少的最有价值的资本，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2000年以来。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5318hm2。其中。立案查处3．3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3583 hm2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加快城乡统筹进程，农村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如果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发展城乡统筹，将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乡镇、村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为幌子，打着“要想富，先通路”的口号，不经过法定程序乱毁、乱占农田(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基本保护农田)。如果这些乱占耕地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将会急剧萎缩，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的良性发展，可能制约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近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撂荒现象突出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在土地投入方面就出现物质、劳动投入显著递减，重近期效益轻远期效益，重局部投入轻整体改造，重经验轻科技等问题。农民为了提高产量，常常做出不利于土地持续利用的事情，如增施农药、化肥和增加灌溉面积一般都会提高土地的短期产出，但不合理的使用也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等损害土地长期生产力的现象。另外，由于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制的耕地，只享有使用权。有人担心政策改变，出现了粗放经营和掠夺经营的情况。这样必将造成土地抗灾能力下降，土地效益越来越低。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隐性撂荒和显性撂荒2种。隐性撂荒突出表现为减少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不求致富但求自足等粗放耕作现象抬头；显性撂荒则主要表现为劳弱户、举家外出户、土地承包纠纷及前些年的“开发区热”、“基础投资热”、“房地产热”带来的积弊，“包而不种、代而不耕、占而不用”等显性撂荒现象不断出现。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有撂荒土地2170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29％，其中有的村社土地撂荒率竟高达40％以上。
3农户经营的土地分散和细碎
我国不但存在非常大的人口压力，而且耕地资源也异常紧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农户经营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1999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3lml2，却被分成了6．06块l1，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可见一斑。李功奎等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推行，在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征。2003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0．5，户均拥有地块为5．722块，平均每块面积约为0．09hm2，在有些地方，农地细碎化现象更加突出。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使农户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经营成本较高，也使得田埂、土埂等边界面积较多，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耕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另外，由于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土地的灌溉效率、施肥效率、收割效率等和日常管理的效率相对低下，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升高，降低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不足又进一步减缓了其机体的自我修复速度，也进一步减弱了农村经济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4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相对缺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农村资源的有效流动，它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场化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而是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强行结合在一起，农民没有退出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土地流转始终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成为具有明确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与村委会在组织上和功能上相重叠，追求获取经济利益、发展公益事业、安排就业等多重目标，具有明显的“政社合一”的复合性特征。由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这些弊端，导致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在与强势征地主体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土地等资源流失严重。同时土地流转制度还缺乏创新，致使愿意种地人不能取得种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愿种地的人则将土地撂荒，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制约作用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使农民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如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选择空间，限制了农民既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的可能性；阻碍农民素质的提高，导致其“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阻碍农民进城创业；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既阻碍农村人口流入现有城市，又不能在现有的农村建造新的城市，使已经存在的人i=1流动的积极作用被抑制，出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状态l14j，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虽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但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其流转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能处于平等互利状态。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用益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相应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建立，另外有些地方虽然逐步开展保险活动，但是其保险人员并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买保险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5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力度较小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有学者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增长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并没有进一步发掘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因为从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该期间gdp增长率的数据来看(表1)，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如果从二者增长速度的相对矩(d=is—yi／s)来看，可明显地看出其波动幅度变化比较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稳定。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与之相关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能够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紧缩时期自动减轻萧条。
表1 1994 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gip增长率比较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来看，1995～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在缓慢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超过50％，而高中及以上的所占比重很小，不到10％，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表2)。
表2 1995—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这使得：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率大打折扣。②土地流转的规模、时间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难以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经济。这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两栖”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从2004年外出农民工的性别构成来看，在这些青壮年当中以男性为主，占66．3％，女性占33．7％。这对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5
关键词:旅游统计学;教学方法;应用型人才
旅游统计学是社会经济统计学分科中的一个分支,它是一门部门统计学也称专业统计学,它是研究旅游业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旅游部门指标体系的性质,以及收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它是一门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问,从基础数据的采集到综合处理,从数据的分析研究到最终服务于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统计管理办法》的规定:旅游统计是国家统计的组成部分,是提供旅游信息的主体。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制定的旅游统计调查制度属于国家统计调查制度。旅游统计调查制度主要包括旅游定期报表制度、旅游抽样调查和旅游专项调查。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在旅游领域的应用。这门学科实践性很强,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还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近几年旅游管理专业在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都陆续开设了旅游统计学课程,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以培养适应旅游业需要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下,旅游统计学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旅游统计学开设的时间不长,在教学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近几年高校扩招以及教学环境的变化,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同样对旅游统计学学科的建设和改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根据笔者近几年的教学经验就旅游统计学课程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教材的建设、教学计划的安排、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选择以及关于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谈几点看法。
一、教材建设
该课程由于课程建设时间不长,教材缺乏,现有的教材中原创性教材很少。教材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知识更新慢,教学内容陈腐,在教材的编写内容与形式上,剪辑性成果多,研究性成果少,理论内容多、操作性内容少,传统继承内容多、创新内容少。旅游统计学是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它融合了两部分知识即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和旅游统计学,现有的教材结构基本都是分为两部分,前篇是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的内容,后篇是旅游统计学的内容,只是将两部分内容分别罗列在一本书中,实质就是一册合订本。前篇讲述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基本的调查收集资料的方法、统计整理的方法以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基本内容与一般的社会经济统计原理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将原理中的内容冠以“旅游”的字样。而后篇旅游统计学部分则又将前篇所讲的原理内容,按例题的形式应用于旅游领域。前篇的公式、原理等理论内容枯燥无目的性,学生不感兴趣,后篇又独立讲述旅游统计领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和内容上的重复性,前篇和后篇不能融合成一体,前篇和后篇内容相互脱离使学生难于理解。
教材应体现旅游业最新的发展前沿问题,体现实际发展状况,紧跟实践,注重基础应用型知识。为了使该课程前后贯通,建议在教材的编写上应充分体现作为一门完整学科的存在,以旅游业所涉及的内容为主线,以实际统计工作过程为顺序,按照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统计分析的顺序分别介绍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并同时讲述在旅游业领域中的应用。
二、教学计划的安排
旅游统计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之一,目前该课程开设的学时数过少,而其内容又多,包括统计学原理部分、旅游统计学部分、数理统计学的部分内容。目前多数高校开设的课时数是32学时、48学时,在有限的课堂上不能深入讲解原理的内容又没有时间联系实际的应用问题,导致学生对理论的掌握不深入,对实际的应用能力差。在国家教委下达的旅游专业课程设置中,包括54学时的旅游统计学课程,笔者认为这远远不够。建议增加学时设置。由于该课程涉及内容多,并且该学科作为专业基础课重在对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是方法论学科,直接关系到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和在实际工作中管理、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在整个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目前大多数高校在总学分限定的情况下,往往加大专业课的比例,而专业基础课的比例偏少,这样会造成学生基础不扎实,对基本方法掌握的欠缺,导致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考虑到课程的衔接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建议该课程应安排在第2学年的春季,以64学时为宜。在专业课之前紧接基础课之后,为开设专业课提供一定的方法论基础知识。或者分别开设两门课:基础课统计学原理和专业基础课旅游统计学,学时分别为48学时和32学时。
三、教学内容的确定
目前的旅游统计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旅游统计学、数理统计学的部分。在原理部分中往往是无所不包地介绍所有内容,不能体现旅游业的特点,而在旅游统计部分中又过多地介绍了旅游专业的术语,与一些专业课相冲突。在有限的学时内介绍过多内容,只能是泛泛而谈,不能有针对性地讲解重点内容。根据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应该紧紧围绕旅游业的统计范围,有选择地分重点地进行讲解。对于非统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统计学的目的重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在教学中只要讲清统计学的基本方法以及能解读统计数据的含义即可,而大量的计算则由计算机完成,不必花费有限的课时进行讲解。在旅游统计学中计算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使学生掌握对指标和数据的解释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建议在教学内容上增加研究方法论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发挥统计学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工具的作用。建议加强对旅游市场统计调查相关内容的分量和学时分配,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完成从提出问题、调查项目的设计、调查问卷的编制、调查过程的实施、调查问卷的回收、问卷整理提纲的制定、整理汇总表的编制、统计分析表格的编制直到完成统计分析报告的全过程的练习。
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教师仅仅教授相对滞后的教材上的内容是不能培养出为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要使学生能尽快适应社会,学以致用,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时刻关注该行业的动向,及时地将最新的知识补充到教学中。目前一些大型的外资、合资饭店进行经理培训时,都增加了饭店管理的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内容,作为学校教育也要紧跟社会实践的需求。建议在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层次中增加关于统计软件的基本操作的内容,上机授课,讲授电子表格图形的处理、基本统计指标的应用,如:EXCEL、SPSS、SAS、MINITAB等软件的操作和应用统计软件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势必增加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目前多数高校鼓励采用多媒体教学,以提高教学效率,在实施的几年里对于大多数课程来说,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对于强调应用性的旅游统计学课程来讲,不适合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原因是该课程的特点是多有运算和公式的应用,采用多媒体教学不利于分步讲解,也不利于学生的记忆和理解,学生忙于记笔记,而不能集中精力理解老师对于指标的讲解。而采用传统的板书形式,虽然在板书上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更能强化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近几年随着高校扩招和二级学院的出现,高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学校无论是公共课还是专业课往往是将多个班级合在一起上,对于一些公共课和纯理论课,较易自学的课程来讲效果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自学理解有难度的课程来讲,适合进行小班制教学。笔者在实际的统计学教学过程中,比较大班课和小班课也证明了其效果的差异。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课堂讲授多,讨论和案例少,练习少,学生是被动学习,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学生往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建议学习国外的经验,使用案例教学,增加讨论课,开展“一小时教师体验活动”,让学生模拟教师,讲授一个问题、一个章节或者一个专题,然后回答学生和教师的提问。“一小时教师制”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开发和挖掘学生的思维、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给学生提供一次实践的机会。
五、实践环节
旅游管理专业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管理能力,而目前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要求。由于缺乏实际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的练习,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的研究时,往往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论文题目,不善于发现问题,不能很好地分析、解决问题,不能够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这显然是缺少实践环节的锻炼,学到的书本知识不能很好地与实践相结合导致的。因此建议在该课程结束后增加1周的实践环节,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从发现问题、确定研究课题以及调查对象的确定,到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到分析指标的设计到完成分析报告的实践。这样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的锻炼,培养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在模拟的实践中掌握实证研究的主要步骤和基本规范,并能够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成因。
目前在饭店、旅行社的管理机构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统计报表制度,在大型旅游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统计部门,有称统计部、计划统计部、统计规划部的,还有在财务部门设有专人负责的统计综合分析岗位的,教师可以利用或收集使用这些部门的具体工作资料,对学生进行实证教育,拉近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距离。
六、改革考核形式
社会经济现象论文范文6
论文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