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五方杂处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五方杂处范文1
【关键词】房屋建筑；基础处理
本工程建设单位为某鞋材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惠东县某建筑工程公司，监理单位为惠东建设工程管理公司，本人为监理单位现场监理。项目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项目地块大致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南侧是原来山挖平的原土，北侧是回填土，回填土下面有的是田，有的是水塘，有的是山与山之间的低谷。设计者将此地块基础型式以地块长方形中间横向中轴线的大路为界分为两类，大路北侧回填土部分采用静压预应力管桩基础，南侧原土部分采用天然基础。地质报告选点间距较稀，选点原则是每两栋并排的商铺（约16000m2）选点5个，四个角和中央各一个。
在桩基础施工时发现地质报告反映的情况对静力压桩施工指导意义不大，遇到大量的孤石或大面积埋深很浅的岩层，导致频繁断桩，有些地方甚至连续整片无法施工。有一编号为E2的商铺在基槽开挖时有八个承台的边轴线桩出现严重偏位，原因是开挖至两米多深时遇淤泥层，而且地质报告反映此处淤泥层达五至六米厚，开挖时由于基槽部位卸荷，基槽底出现拱起现象，同时边坡部位对其下部淤泥的压力对桩形成了侧压力，加之边坡堆土，更加重了桩的侧向偏移。经测量，桩顶标高偏移严重的有50～60cm，最小的也有30cm，对这部分桩进行小应变检测，结果是大部分已断，不能使用，必须进行处理。
针对在施工中出现的以上情况，以下分别对压桩遇孤石、开挖基槽导致桩偏移和天然基础开挖这三种情况，所采取的处理方法进行论述。
一、压桩遇孤石断桩的情况
1.孤石直径不大的情况
遇到孤石不大的情况，根据设计的意见和施工经验，首先对埋深较浅的孤石进行开挖，将孤石挖除，然后重新压桩，但开挖的结果只有少数直径小的孤石能够用挖机挖出来，大部分直径都较大，挖机没能力挖出。第二步采取在孤石旁边一定的距离补桩的措施，将承台加大，用这种方法处理了少部分遇直径在1～2m多孤石的部位。
2.孤石直径较大的情况
对于大部分直径都在3m以上的孤石，因为承台不可能做成这么大，而且直径这么大的孤石补桩的话，基本上与相邻的承台连成一体了，所以采取补桩的措施显然不合理。桩基施工队建议在这些部位采用冲孔桩，经过与设计院沟通，同意采取冲孔桩的处理方法并出修改图。采用1.0m直径的冲孔桩。
冲孔桩施工也遇到很大困难，孤石很硬，用1.0m的冲锤重量不够，冲不动，冲一天才下去20～30cm，而且锤牙损耗严重。不得不将桩径改为1.2m继续冲孔，最后只有六根桩顺利冲孔完成，但锤牙损耗严重，成本很高。其余大部分有的由于孤石硬度太大冲不下去；有的孤石表面为斜面，填毛石下去依然不能冲，只好停止冲孔施工。最后经与设计讨论，决定采用人工挖孔桩，遇孤石爆破，最终将这部分桩基础完成。
3.处理中的失误
在遇到大量孤石的初期，设计方就提出人工挖孔桩的处理方法，但没有被建设单位决策层采纳，理由是成本太高。几经周折，最后还是不得已要采用人工挖孔桩来解决，对工期影响很大，成本也增加了不少。
二、开挖基槽导致桩偏移的情况
1.处理方法
在商贸城中编号为E2的商铺基槽开挖时边轴线A（每栋商有A、B、C三条纵轴线）有八个承台的桩出现严重偏位，原因是开挖至两米多深时遇淤泥层，地质报告反映此处淤泥层达五至六米厚，开挖时将基槽部位卸荷，边坡部位对其下部淤泥的压力对桩形成了侧压力，加之边坡堆土，更加重了桩的侧向偏移。经测量，在基槽标高处桩偏移严重的有50～60cm，最小的也有30cm，对这部分桩进行小应变检测，结果是大部分已断，不能使用。
在桩偏位出现后，设计及时到现场，决定将土回填至自然地面标高后重新进行静压补桩施工。因这部分基础都是两桩承台，根据设计意见，补桩时只要将每个承台的桩位转90°方向即可。补桩只是针对边轴线，所以重新回填土时只填要补桩部分（只考虑足够压桩机工作面即可），但压桩机一移到补桩位置时立即发现，中轴线B已浇的垫层开裂。大家意识到，中轴线B的桩由于静压桩机巨大的压力偏位了。结果是A轴线的桩补好了，B轴线的桩又被静压桩机压偏了。经甲方、设计、监理、施工方共同协商，决定B轴偏位的桩不再采用回填静压补桩的方法，理由是可能会造成C轴或其它相邻桩偏位。大家一致认为，使用钻孔灌注桩方法比较合理，因为钻孔灌注桩机不重，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而使桩偏位，同时这一区域没有孤石（经压桩检验），钻孔施工不会因遇孤石而受阻，施工速度也较快。设计经计算，每个承台补一根直径为1.2m的钻孔灌注桩，经测量，B轴有6个承台的桩偏位了，用钻孔桩的方法很快将E2栋B轴偏位的桩处理完了。
2.处理中的一些失误
在E2栋开挖A轴线桩出现偏位时，本人曾提出采用钻孔灌注桩直接在基槽内补桩，这样既避免了回填土的麻烦，也不会造成后来B轴桩的偏位，但未被采纳。结果不但增加了重复回填、开挖的成本，还造成了B轴桩的偏位，更额外增加了补6根钻孔桩的费用。
三.天然基础的情况
本工程南侧的天然基础为独立基础，施工时也遇到一些困难。本来设计图纸要求基底标高仅为-1.5m，但必须达到砂质粘性土。其中的B1、B2栋是天然基础区域南北走向的两栋并排的长方形商铺，长度为172m。在进行B1、B2栋施工时，基槽开挖顺序从北往南，靠近北侧的一半左右持力层埋深为1.5m左右，开挖进行到整个建筑长度中部时，持力层埋深开始逐渐加深。
基槽从北往南开挖时，由于持力层埋深逐渐增加，开挖深度也逐渐依次加深，加深的原则是相邻两个基础基底高差不能超过其净距。但开挖至最后四分之一的长度时，地下水相当丰富，开挖深度已达6m，却还未达到砂质粘性土持力层（承载力为220kPa），只达到中粗砂层（经检测承载力为150kPa，与地质报告吻合）。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往下挖深水量更大，地下出水速度比抽水速度还快，而且地下水会浸泡持力层，对地基承载力影响很大。所以作为建设方工程管理代表，我决定不再往下挖，与设计取得联系，建议直接将中粗砂层作为持力层，在上面进行基础施工，考虑到砂质粘性土的承载力是中砂承载力的1.47倍，我们将此区域的独立基础底面积加大至原基础底面积的1.5倍，设计同意按此方案实施并补充了修改图纸。
四、结束语
五方杂处范文2
噁唑酰草胺是一种高效稻田除草剂，对直播稻田中的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具有较好的防除效果。灭草松是一种具选择性的触杀型苗后除草剂，用于杂草苗期茎叶处理，主要防治莎草科杂草和阔叶杂草，而对禾本科杂草无效。笔者在试验中比较了不同剂量的噁唑酰草胺单剂及其与灭草松、吡嘧磺隆的混用处理对直播稻田杂草的防治效果。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为直播晚稻一次性化学除草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
试验田种植水稻品种为秀水134（海宁市潮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供试药剂有10％噁唑酰草胺EC（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生产）、48％灭草松AS（齐齐哈尔盛泽农药有限公司生产）、10％吡嘧磺隆WP（江苏瑞禾化学有限公司生产）。
1.2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地点在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万新村稻田，前茬为冬闲田，晚稻为翻耕直播，2011年6月8日播种芽谷。试验设施药处理：A、B、C、D分别为10％噁唑酰草胺EC单剂80、100、120、160ml：E为10％噁唑酰草胺EC100ml+48％灭草松AS200ml；F为10％噁唑酰草胺EC100ml+10％吡嘧磺隆WP30g（以上处理中各药剂用量均为667㎡稻田的用药量）和清水对照（CK）。3次重复，共21个小区，小区面积22.14㎡。随机区组排列。6月27日（水稻5叶左右，千金子4～5叶，阔叶草以耳叶水苋为主）用药。施药采用农邦WBS-16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喷雾，每667㎡用药液30kg。施药前排干田水，药后48h复水，并保持3～5cm浅水层5～7d。药后8d（6月28日至7月5日）气温在27.1～32.0℃之间。降雨量分别为0.2、3.7、0.9、0.5、0、0、16.1、1.5mm。各处理残留杂草不补除或人工拔除，均保留到晚稻收割。因需测定杂草对晚稻产量的影响，故未考查杂草鲜重防效。
1.3调查内容
1.3.1 杂草防效 药后15、30、45d分别调查各小区的残留杂草数量（调查前先目测小区的除草效果及均匀度）。药后15d每小区取3个样点，每点0.11㎡，调查各种杂草的残留株数；药后30d每小区取6个样点（对禾本科杂草调查整个小区的数量），每点0.11㎡，调查各种杂草的残留株数；45d每小区取8个样点（对禾本科杂草调查整个小区的数量），每点0.11㎡，调查各种杂草的残留株数。
1.3.2 水稻安全性 于药后10、15d分别目测施药区各处理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1.3.3 产量 按小区收割水稻，晒干后分别称重测产。每小区随机调查0.33㎡面积内的有效穗数，进行折算。每小区随机取3丛稻穗，晒干后进行室内考种。
1.4 数据处理
所有调查数据用Excel2003和DPS（V5.12）进行分析，方差分析采用Duncan氏新复极差法。原始数据不作任何转换。
2结果与分析
2.1杂草防效调查
2.1.1 药后15d防效 10％噁唑酰草胺EC单剂不同剂量处理对莎草科杂草均无防治效果，但与48％灭草松AS及10％吡嘧磺隆WP的两种混用处理对莎草科杂草的防效均达100％。对阔叶杂草以10％噁唑酰草胺EC100ml+48％灭草松AS200ml的防效最好，达92.89％，其他各处理对阔叶杂草的防效均不理想。对于禾本科杂草，10％噁唑酰草胺EC100ml+48％灭草松AS200ml处理防效较低，其他各处理均有良好的防效（表1）。需要指出的是，噁唑酰草胺与灭草松混用处理的防效不佳，可能与施药后初期田间禾本科杂草总体数量较少而产生的试验误差有关。
2.1.2 药后30d防效 药后30d各处理对禾本科杂草均有良好的防效，方差分析表明，各药剂处理的杂草株数均显著低于对照。对于莎草科杂草，10％噁唑酰草胺EC单剂防效不理想，而与灭草松、吡嘧磺隆的复配组合防效良好。对于阔叶杂草，以10％噁唑酰草胺EC100mL+48％灭草松AS200ml处理的防效最高（96.07％），其他处理的防效均较低。
2.1.3 药后45d防效 药后45d各处理对禾本科杂草均有良好的防效，而对莎草科与阔叶杂草，各处理表现出与药后30d相似的状况。10％噁唑酰草胺EC100ml+48％灭草松AS200ml处理的防效最好（对莎草科杂草97.95％，对阔叶杂草94.80％）。10％噁唑酰草胺EC单剂及其与吡嘧磺隆混用对阔叶杂草的防效均不理想。
2.2安全性评价
药后10d目测各小区的药害情况。10％噁唑酰草胺EC+10％吡嘧磺隆WP混用处理区出现稻苗矮缩现象，但药后15d目测，稻苗受抑制已不明显。其余各处理均未见药害症状。
2.3产量与穗粒结构
从产量调查及穗粒结构分析的结果（表3）可以看出，水稻有效穗数以10％噁唑酰草胺EC+l0%吡嘧磺隆WP处理区为最多，其次是10％噁唑酰草胺EC+48％灭草松AS，方差分析表明两者有效穗数无显著差异，且均极显著高于CK。而产量、穗长、每穗实粒数、千粒重均以10%噁唑酰草胺EC+48％灭草松AS处理为最高，且显著高于CK。通过分析穗粒结构还可以看出，草害对直播稻田产量的影响主要是造成水稻有效穗和实粒数的减少，特别是其严重影响分蘖，导致有效穗锐减；其次则是千粒重的降低。
3小结
五方杂处范文3
关键词：直播稻；杂草；防效效果；药剂
中图分类号 S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01-52-02
水稻直播是巢湖地区种田大户的主要栽培方式，田间杂草是直播水稻田主要有害生物之一，若不及时进行有效防除，将会造成直播水稻严重减产。为了更好地指导农户防除直播水稻田杂草，减少除草用工、降低除草成本，笔者于2015年在本地的直播水稻田中对60%丁草胺（商品名：巴面除）EC加5.16%五氟磺草胺・丁草胺（商品名：易索得）GR进行了田间效果试验。现将相关试验情况介绍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药剂：丁草胺60%EC（商品名：巴面除）、5.16%五氟磺草胺・丁草胺GR（商品名：易索得），均为兴农农业（中国）有限公司生产，市售。试验水稻品种：单季晚粳稻，品种为嘉花1号。
1.2 试验设计 本次试验其设3个处理，分别为处理1：60%丁草胺EC100mL+5.16%五氟磺草胺・丁草胺GR1 000g，处理2：60%丁草胺100mL/667m2，处理3：空白对照（ck）。3次重复，随机排列，每处理面积为200m2，合计试验面积为1 800m2。
1.3 施药时间与方法 试验田于6月26日整地，整地后处理1、2每667m2用巴面除100mL拌细沙土4kg撒施，6月29日排干田水后采用撒播法直播水稻；处理1于田间杂草2～3叶期（7月21日）每667m2用易索得1 000g拌细沙土4kg撒施，并保持浅水层3～5d；处理3不施用除草剂。
1.4 试验田概况及天气情况 试验在巢湖市庙岗乡莲花村村民王学森承包的直播水稻田进行。试验田地势平坦、肥力基本均匀一致，土壤为黄白土田，有机质含量1.37%、耕层pH6.2；前茬为小麦田。最后一次调查空白对照区杂草密度为1 481株/m2，草相为千金子占3.33%、稗草占9.63%、莎草科杂草（异型莎草、碎米莎草、日照飘拂草、野荸荠）占32.4%；陌上菜占30.42%、节节菜占24.21%；第一次施药当天小雨、气温23～27℃；第二次施药当天雷阵雨、气温23～31℃。
1.5 调查分析
1.5.1 安全性观察 药后1～10d目测观察各药剂处理区水稻有无黄化、扭曲、矮缩、死苗等药害症状，并与清水对照区进行比较。
1.5.2 防效调查 每处理小区随机固定3点、每点0.25m2，于第二次药后5、10、30d调查千金子和稗草、莎草科、阔叶草的数量，计算杂草数量防效，药后30d（杂草生物量最大时）调查时剪取所有杂草地上部分分种类称量鲜重，计算鲜重防效。
1.5.3 产量调查 水稻收割前采取对角线3点取样法，即在田块对角和中央各随机取一个样点，每个样点离小埂1m以上，在每个样本点围取1m2，数出有效穗数，每个样本点连续数取50穗，记数每穗总粒数和实粒数并称量千粒重，测算理论产量。
1.5.4 防效计算 采用下列公式计算药效：、
[株防效（%）=对照区杂草数量―防治区杂草数量对照区杂草r重×100]
[鲜重防效（%）=对照区杂草鲜重―防治区杂草鲜重对照区杂草r重×100]
对平均单穗实粒数、千粒重、理论产量利用DP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 药后各次观察，各施药处理区与空白对照区水稻生长基本一致，无药害产生。表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试验剂量对直播粳稻安全无药害。
2.2 不同处理的除草效果比较
2.2.1 对千金子防效 药后30d调查：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对千金子数量和鲜重相对防效均达100%，高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的相对防效（51.34%、42.78%）（表1）。
2.2.2 对稗草防效 药后30d调查：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对稗草数量和鲜重相对防效均达100%（表1）。
2.2.3 对莎草的防效 药后30d调查：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对莎草数量防效与鲜重防效分别为89.17%与89.74%，明显好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对莎草的防效（表1）。
2.2.4 对阔叶草的防效 （1）对陌上菜的防效：调查结果表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对陌上菜数量防效与鲜重防效分别为98.52%、98.8%，明显好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对陌上菜的防效（表1）。（2）对节节菜的防效：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对节节菜数量和鲜重相对防效均达100%（表1）。
2.2.5 对总草的防效 由表2可知，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对直播水稻田单子叶杂草、阔叶草、总草数量与鲜重防效均达90%以上，明显好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的防除效果。
2.3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结构及产量的影响
2.3.1 对单穗实粒数的影响 理论测产显示，平均单穗实粒数以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最高、达98.93粒，显著高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处理（表3）。
2.3.2 对千粒重的影响 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平均千粒重达32.73g，显著高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处理（表3）。
2.3.3 对理论产量的影响 测产结果表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加易索得于杂草2～3叶期撒施处理平均产量为736.77kg/667m2，极显著高于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和空白对照处理，巴面除整地时撒施处理极显著高于空白对照处理（表3）。
3 结论
五方杂处范文4
关键词 武汉方言 武汉商业文化 码头文化 汉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2.074
=Abstract The dialect is the local varian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customs in the dialect are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ulture. Wuhan with nine provinces of location， from the start， taking the famous， has a strong commercial atmosphere and long commercial culture， this feature must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dialec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how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uhan dialect， Wuhan dialect and how to carry and present the Wuhan commercial culture，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ed in where.
Keywords Wuhan dialect；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harf culture； Hanju
方言是民族共同Z的地方变体，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方言区域内独特的人文风情，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借助九省通衢的地利之便，从商起步，以商闻名，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及悠久的商业文化，这一特点必然要在这一地域方言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作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自古便有“货到汉口自然活”的说法，因此武汉方言中有不少带“货”的词语：泡货、俏货、赖（第一声）货、荒货、槐货、苕货……有些词语甚至用“货”来比喻人的品次，这不能不说是武汉方言所独有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方言与地域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相辅相行。武汉商业文化如何影响了武汉方言，武汉方言又怎样承载并呈现了武汉商业文化，它们的个性特征又体现在哪里，在此作一番探究不失为一件有意义及有趣的事情。
1 武汉历史、地理环境对武汉商业文化及方言的影响
据武汉年鉴记载：武汉地处古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邻近，上古时其语言属楚语，后经动乱移民，融进北方语；及近代，以“汉腔”为标志的武汉话，约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公元十五世纪下半叶）汉口镇崛起之后；而由三镇话融成的现代武汉话，约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武汉方言专家朱建颂先生认为现今的武汉话是在汉阳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吸收周边迁来居民的方言而形成的不同于原先汉阳话的方言。武汉历史及地理环境决定了武汉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口岸文化”（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码头文化”，包括“江湖文化”、“帮会文化”），这些文化在武汉方言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武汉方言中很多日常词汇都与“码头”、“船”、“水”有关。
（1）“下河”：在武汉方言中为“倒马桶”的意思，较早见于《汉口指南・方言志要》。为什么叫“下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商业繁华，民宅稠密，许多商店、家庭使用马桶（武汉称“围桶”），积肥的船停在河边，人们挑着粪送到船上，便要下河。“下河”是武汉人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日不做的家庭事务。
（2）“报水荒”：意思是说假话。用报水荒来指代说假话，似乎与“狼来了”的潜在意义差不多。它本身还是离不开“码头”、“水”之类具有地方特色的大背景环境。
（3）“见风车舵”：意思是见风使舵。根据有关字典，“车”在方言中有转身那道意思。而在新华字典里，用轮轴来转动的器具都可以成为“车”，可见，“车”可以指代“船”。驾船要根据风向，“见风车舵”比“见风使舵”更形象，也更具武汉地方特色。
（4）“弯着船折骂”：张三被李四得罪了，张三特意去李四家门口骂人、挑事，这样就可以形容张三“弯着船折骂”。
武汉码头众多，活跃在长江沿线的最大两个帮派“青帮”和“洪帮”之间的江湖纷扰无形间对武汉方言乃至文化都起到了很大影响。帮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暗语，俗称“行话”，这些暗语也逐渐成为现今的武汉话的来源之一。
（1）“打码头”：意思是强出风头。可以想象，解放前“青帮”和“洪帮”这两大帮派在码头争权夺势，出尽了风头的“盛况”。
（2）“拐子”和“来子”。“拐子”、“来子”都属于黑帮行话。武汉称老大为“拐子”，老二为“来子”，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流行，源于洪帮隐语。据李子峰《海底》：“老大――拐子；老二――来子；老三――香炉脚子。”武汉只接受了前两个，“拐子”（普遍），“来子”（不普遍），并诌出一句顺口溜“拐子来子，橡皮鞋子”（来与鞋都是ai韵）。
（3）“柴调子”：帮会也是会有很多忌讳的，在以前，早上和节日期间（比如春节），小孩都不允许直接说“牙齿”二字，要换称“柴调子”，年轻一辈的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记忆了，至于来历，可能也只有帮会自己人才能说清楚了。
（4）“脉子”：武汉方言称长相、容貌为“me（阳平）子”，如“脉子正”指漂亮，“脉子‘啄’”指难看，“熟脉子”指熟人，“踹脉子”指受气的人，“斋脉子”指无能的人。洪帮《海底》书中记载的隐语有：“自己人、自家人――熟麦子；见面、相识――对麦子；见一见面――对对麦子，可见武汉方言中的“脉子”有可能出自洪帮。
（5）“清铺”：查问的意思。本来应该是“清谱”，出自于丐帮。旧日乞丐结帮，在各自的范围内，不准外来乞丐乞讨，如有发现，则由帮头出面查询其是否入帮；若自称是丐帮同祖，就各自说出从师的文武先生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和上下襟（同门师兄弟），称为“清谱”。
武汉商业发达，产生了众多的老字号，一些老字不仅惠及当时，还被武汉人引入生活，成为歇后语。如谦祥益的房子――内外“祥”（强）；王玉霞的碱酥饼――绝酥（劫数）；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叶开泰――药（要）面子；曹正兴的镰刀――割（搁）得好；江汉关的钟――有点有谱。
有人这样形容武汉方言的发展历程：“武汉话是漂在长江里、系在码头上的，在来汉口大码头讨生活的三镇贩夫走卒的肩膀上晃荡成长起来的，随着武汉商业的兴旺而发扬光大。”
2 武汉商业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武汉方言的个性特征
武汉传统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复合性、流变行和市井性。所谓复合性，就是“东西南北汇集，古今中外杂糅”。武汉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了新的复合文化。所谓流变性，与商品随行就市、变化不居一样，汉口文化也有灵活多变，不断开新和赶潮流的特点。所谓市井性，即市民性或平民性。那么，武汉方言是否也具备这样的特征？ 根据朱建颂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示，武汉方言无疑具备以上的特征。朱建颂先生对武汉方言词汇进行了动态考察研究，认为从纵向看，武汉方言词汇包括历史词、传承词、转型词、新创词、复用词，其中“历史词”指在一定历史阶段曾经流行，现在已经消失，如“东洋车子”、“巡捕”、“私塾”等；“传承词”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现在仍在使用，如“十冬腊月”、“地米菜”、“过早”等；“转型词”指不同历史阶段流行过的词语跟改变形式的词语同时流行自由选用，如“油条（油饺）”、“馒头（馍馍）”、“爷爷（爹爹）”等；“新创词”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新创的词语，如“下了课”（下了岗、退了学、撤了职等）、“水货”（假冒伪劣货）、“带一脚”（请求司机把汽车停一下）等；“复用词”指曾经成为历史词，又重新流行，如“尖板眼”（奇特的事物）、“挑土”（临时替代，轮换补缺）、“信邪”（表示感叹、不满等的用语）。从横向看，武汉方言词汇有全国通用词、本地独有词、多地共有词，其中本地独有词如“里份”（胡同）、“男将”（男人、丈夫）、“女将”（女人、妻子）等；武汉方言词汇中有不少是不同时期从共同语、其它方言、外语中吸收的。有人总结，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武汉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嗓门大，语言粗俗，好凶斗狠，对哥们讲义气，比如武汉人把“情人”叫“情况”，把一个高雅诗意的称谓变成了俗气的称谓，所以武汉方言始终透着那么一点豪气、俗气、土气。
3 武汉商业文化及武汉方言的影响
国人曾以能说会说上海话、广东话为荣，那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经济曾处于领先地位，其实武汉方言在全国也曾经“阔“过。武汉九省通衢、五方杂处，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方言受到东西南北各地方言的影响，同时武汉方言也曾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处于较高地位。如京剧中的许多唱腔念白都受到了武汉方言的影响，京剧中带有“汉腔” 味道的念白多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台词，可见“汉腔”地位之高。再如汉剧是以武汉方言作为主要依据来设计歌唱旋律、进行舞台语言交流的剧种，汉剧作为武汉的地方大戏近四百年来曾有过数度辉煌，对很多其它地方剧种都有影响。同时汉剧不仅仅属于武汉这个地域，在很多其它地方也有汉剧，它流行于湖北，远及湘、豫、川、陕、粤、皖、赣、黔、晋等省的部分地区，都同样使用的是武汉方言。武汉作为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其方言也无疑对周边地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据有关专家对武汉方言和黄冈方言进行考证，虽然这两地方言分属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但武汉方言中少量的白读与黄冈方言中系统的白读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两种方言关系的密切。
此文是武汉商学院院级课题《武汉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武汉方言研究》（课题编号：2012G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也是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建颂.武汉方言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五方杂处范文5
关键词：建筑色彩；历史建筑风貌；色彩多元化
建筑色彩蕴含城市意向，展现城市风貌与文化发展程度。同时，也是建筑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因素。直接的反应了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本文结合天津市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与建筑色彩现状，通过实践调查和科学研究对中心城区建筑色彩进行分析。
1、天津历史建筑色彩
天津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2005年《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中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一宫花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解放北路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劝业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古文化街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中心公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这些风貌建筑不仅饱含着天津的人文历史，而且凝缩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天津属典型北方城市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降雨集中。建筑选用中高明度，中低彩度暖色调，使天津市冬季亮丽起来，并满足人们趋暖性心理需求。在雨季既利于辨识，又不过于强烈，形成含蓄的色彩印象。此外，天津有明清以来体现儒家文化的文庙、佛教文化的大悲院、道教文化的玉皇阁、妈祖文化的天后宫、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大寺以及天主教文化特色的望海楼、老西开教堂，这些建筑色彩勾画出天津历史民俗文化的清晰面目。
天津文化概括为包容、吸收的特征，多元化的构成和与时俱进的品位，天津以“五方杂处”的人口构成特性，使天津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受外地影响，但因多采用津城地方材料建造，仍不失整体砖灰色。开埠后，天津形成中西融合的独特城市文化，原租界区建筑体现各殖民国家建筑色彩习俗，如意租界内建筑多为清水红砖墙配以灰色水泥檐口与墙裙。天津交通航运便利，有利于引入国内外建筑新材料、新技术与新文化，使天津建筑色彩趋于多元化的变异。
2、天津近现代建筑色彩
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天津的城市建设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调整期，相比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新建建筑的数量较少，色彩也基本以灰色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天津城市色彩的相对稳定。近年来，随着天津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新建建筑大量增加，建筑的色彩呈现出多元化。
对天津现代街区进行筛选，选取时代奥城和梅江南等地区色彩进行分析。天津现代街区的建筑使用现代材料，比如铝合金、玻璃等。建筑色彩趋同并表现出以灰色系为主。而在天津万科水晶城设计中，建筑师充分体现了建筑立面的材料质感，特别是色彩的选择，通过材料本身的表现力赋予建筑以时代的意义。在充分尊重代表天津本土特色的“五大道”建筑的材料选择、色彩搭配、立面形式的基础上，整个项目中多个单体建筑，通过选用防过火砖的窑变面砖、防亲水泥的灰色涂料、水泥瓦等材料，利用其固有的红褐色、浅灰色等颜色搭配，形成颇似“五大道”整理色彩分为的环境，不但隐喻天津城市主色调，而且符合现代典雅朴素的审美需求，是一个有历史感又充满活力的新型居住社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核心区域，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街建筑群所在的区域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心区，除此之外这里还集中了泰达图书馆、南开大学泰达学院、泰达小学、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泰达总球场等多个建筑。虽然建筑数量众多，且建筑材料各有差异（金融街以富有活力的橙红色陶瓷材料为主，泰达学院和泰达小学以普通的贴面材料和粉刷为主），但基本上以红褐色和灰白色为主，甚至部分路面也施工成砖红色。砖红色在良好的绿色环境中起到了很好的统领作用，而由于这里风沙较少，相对鲜艳的颜色也得以长时间保持不褪色。而灰白色则在不破坏主色调的基础上，又体现了滨海新区轻灵高效的城市形象，如果在今后的建设中，注意协调同色建筑的分布位置，形成一定规模的建筑群，相信一定会发展成为色彩控制的良好城市区域。
3、天津建筑色彩展望
基于对天津城市色彩发展的研究，笔者认为将红褐色和灰白色定位天津城市色彩的主色调，辅以蓝灰色，将能够符合今后天津城市发展的需要。在基本色调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将有差异的色彩用于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域。在商业建筑以及文化建筑中适当加以点缀，市区以维持和修复现有城市色彩为主，滨海新区等新兴区域以塑造和发展城市色彩为主，共同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特征的城市色彩格局。
大的基调和小的变化并不矛盾，确定了一个城市的色彩基调，并不等于这个城市只能用一种颜色，而是在一个主色调基础上进行衍化和搭配，使各个分区的城市色彩布局合理，突出城市的风格特色，利用和谐的城市色彩体现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内涵。
综上所述，城市色彩对于当今中国城市而言，仍然算是一件新鲜事物，然而其重要性已经在国内外的城市建设中得到广泛的验证。做好天津城市色彩的规划和设计不仅对于天津城市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其他城市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东平 色彩与中国人的生活【M】 北京：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0
五方杂处范文6
【论文摘 要】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苏州地区部分庙会和神社分析，阐述它的积极意义。
一、庙会神社的组织者多为巫婆神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称作法事的人）的群体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苏州地区有着许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早在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启便有《里巫行》一诗，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们指定的某一庙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
再如，《清诗铎》里有清代吴江人袁棠的一首诗，诗里他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阳春，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
庙会神社之风至清代为最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
苏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为清明、中元、及烧衣节。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开始仅有府城隍出，后各县城隍也出。未几，各乡土地尽出。
清顾禄《清嘉录》有记载，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
有读明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祀”《二郎庙》一则，记述苏州葑门内二郎庙的风俗：“传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昼夜不绝，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一进庙门，便阑入珠翠丛中，双拜双起，日以为常，神亦不以为异。”也有祖师可拜，真是开了眼界了。
昆山、太仓地区有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庙会，并有男女自愿服务此事。家有红白喜事，亦有请讲“宣卷”的习俗。
二、庙会神社对民生的积极意义
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如此类活动中的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转贴于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会”，由女乞丐扮装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轿喝道。
苏州东山，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出猛将”庙会。来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数万民众，分别从陆路及水路进行了“出猛将”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打船拳、荡荷船、舞龙、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龙头山葑山寺进香，并举办庙会活动。这些“出猛将”活动，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户出钱，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动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钱。而庙会活动的差役，也可从中获利。这也许既是他们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
农历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苏州人的民俗节日——“观荷节”。苏州人爱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是日上午，城东乡人必于二郎庙中卖萤灯（细篾为架再糊白绵纸或用牛角薄片相胶内贮萤虫）、荷花、泥婴，游人甚伙。可见，扎灯匠、捏泥人等手工业者都能从中获得生计。
再如，苏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山塘街上茶楼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
再又如，昆山胜浦宣卷执业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侣们的“俗讲”。它是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听的人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爱、而恨。在苏州的农村庙会和农家的红白喜事、寿诞、新居的落成、婴儿剃头活动当中，一般都喜欢请宣卷人来热闹一下，以求祈福禳灾。宣卷执业者之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生计。其实也可以讲，庙会神社的活动稳定了社会。
庙会神社的兴旺还带动了其他的商业活动，如苏州城里的纸马香烛铺、锡箔手工业（据统计，刚解放时仅我市区仍有锡箔业者近千人）的发展、乡村的喜乐班，甚至也影响到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会、神社活动，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就业问题，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统治，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 M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