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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1
为了配合上列规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6日转发了我国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于1997年3月27日发出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就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等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此规定共有9条，其主要内容：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在国内使用，须经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判决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以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在国外使用：（一）若居住国可根据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或其他证明材料，为当事人出具婚姻状况证明，不需要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我使、领馆可不予干预，但不干预不等于承认。（二）若当事人不能在居住国取得婚姻状况证明，需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此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应先向国内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判决的承认。该判决经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有关公证。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时，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真伪不能判定，要求当事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进行证明的，当事人可向驻外使、领馆申请公证、认证。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可经过居住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我使、领馆认证；或居住国外交部直接认证，我使、领馆认证。进行上述认证的目的是为判决书的真伪提供证明，不涉及对其内容的承认。当事人不能亲自回国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可委托他人。驻外使、领馆可为此类委托书办理公证或认证。受理委托书公证应要求当事人亲自申请。当事人或其人申请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裁定承认，必须提供：（一）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二）若申请人是离婚判决的原告，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被告已被合法传唤出庭或合法传唤出庭文件己送达被告的有关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三）若判决书中未指明判决己生效或生效时间的，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驻外使、领馆应按照公证、认证程序为上述文件办理公证或认证。上列所述的“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可经如下途径证明：（一）外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及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二）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三）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与我国法院裁定承认日期不同，离婚后未再婚公证应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为准。国内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不予承认的，当事人可到国内原户籍所在地或婚姻缔结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离婚。驻外使领馆可根据国内法院的离婚判决，为当事人出具在国外期间的婚姻状况证明。有关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等方面判决承认执行的公证、认证，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29日公告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自同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共有3条，其主要内容：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巳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
现在再讨论域外法院民商事案件（即过去的纠纷案件）裁决在我国承认和执行。
首先，应该指出，从法律上看，我国法院在这方面是持谨慎态度。其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本规定。”
其次，随着我国的入世，最高人民法院就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裁决的有关事宜，又作出了一个新的规定，以推动此项工作的健康。为了进一步规范海事审判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讨论通过了《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并于2003年3月18日了《关于印发〈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要求在海事审判工作中遵照执行，并把《样式》运用到海事审判的实践中去，实现海事诉讼文书样式统一。同时规定，此样式仅适用于我国《海诉法》所涉及的内容，其他海事诉讼文书的制作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1992年6月20日印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在海事审判工作中应将两个诉讼文书样式结合使用。凡已制定新的诉讼文书样式的，原同一种诉讼文书样式不再适用。此《样式》共有87种，其中涉及到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诉讼文书式样共有3种，即式样之四：民事裁定书（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用）；样式之五：执行令（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用）；样式之六十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申请书。上述样式之五的说明称：供海事法院去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作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的申请后，对于该裁定的内容的执行事项发出执行令时使用。
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2
一、 公约的产生及
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的缔约者们意识到，货物、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通固然很好，但如果对义务的广泛履行存在困难，将会阻碍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按照《罗马条约》第220条之规定，6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以期为了它们国民的利益……简化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程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关国家于1960年设立了专家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的公约。
当时，欧共体国家之间有关判决的相互承认执行主要由成员国缔结的少数双边条约调整。这些条约不仅适用范围很有限，而且绝大多数的条约都规定了间接管辖权原则，即执行地国法院只有依据其本国法认定判决作出国法院有管辖权时方可执行该外国判决。起草公约的专家委员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保持间接管辖权原则这一繁琐的程序；要么实行统一的管辖权规则，即采用直接管辖权原则。正如皮特·凯所指出的： “简便、有效地执行外国判决的真正障碍是国内法上执行条件太复杂、不统一。因此需要方便、简化、统一的执行程序。由于个别成员国之间现存的双边条约既零乱又不完善，所以公约若采用间接的承认和执行标准将会继续导致对成员国公民的歧视。
《布鲁塞尔公约》的起草者们大胆地采用了直接管辖权原则。所谓直接管辖权原则，从执行地国法院的角度来说，是指如果外国法院适用的管辖规则与本国相同。则执行地国 法院就无需对该外国判决进行管辖权方面的审查便可予以承认和执行。这样就保证了法院判决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像货物、人员和资金一样自由流通。
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欧共体任何成员国意欲加入该公约必须在原公约的基础上与原始缔约国订立特别协定。1973年当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欧共体成员时．它们为加入《布鲁塞尔公约》与原有的6个公约缔约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并于1978年签署了《加入公约》。1982年当希腊加入《罗马条约》成为欧共体成员时，也通过签订《加入公约》加入了《布鲁塞尔公约》。这些《加入公约》只在 1968年的《布鲁塞尔公约》内容基础上作了一些纯技术性的修改，并末改变公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为避免缔约各国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作出不同的解释，1971年6月3日欧共体6个原始成员国在卢森堡签订了《关于由欧洲共同体法院解释布鲁塞尔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授予欧共体法院对公约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布鲁塞尔公约》是以4种正式文字作成的，这样就给解释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公约没有一个一般性条款可以用来指导国内法院的法官克服公约解释和适用上的困难。1971 年的这一议定书在欧洲、法律、一体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 “近来欧洲法院在促进成员国一体化以及宣扬欧共体法高于国内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院从一个统一欧洲的角度出发，应该有权解释公约适用中所产生的。”
1988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缔结了一项《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称为洛迦诺公约。该公约是为了确保欧共体成员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6个成员国之间判决的自由流通而缔结的。因为在这两大组织之间共有3500万消费者，而且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50％的贸易是与欧共体进行的。《洛迦诺公约》的一般原则与《布鲁塞尔公约》基本一致；两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一样，甚至连条款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公约在适用上又是独立的。对此，《洛迦诺公约》在其第54条13款中专门规定了它与《布鲁塞尔公约》在具体适用方面的相互关系。
二、 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基本条件及程序
司法裁判是国家的主权行为。按照领土属地管辖原则，法院判决的效力仅限于作出该判决的国家领土之内。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判决只在其本国领土内有效和执行的限制。如果一项判决的性质属于《布鲁塞尔公约》意义上的民商事判决，而且判决的事项也属于公约第1条的内容，那么该判决应在其它缔约国间予以承认，无需办理特别手续。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第26条之规定，外国判决应予以自动承认，也就是说公约不需要执行地国法院再作出一项新的司法裁判，而是由请求执行的一方当事人直接援引原判决。因此按照公约第26条所承认的判决就像是在执行地国作出的判决一样，原则上具有相同的效力。
公约第44条还规定，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法院已享受全部或部分司法援助或司法费用减免的，有权在承认和执行程序中享受执行地国家规定的最优惠援助或最大减免。提供司法援助显然有利于判决的自由流通，尤其涉及支付抚养和赡养费的案件。此外，申请人在一缔约国申请执行另一缔约国作出的判决时，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者在被请求国没有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任何名目的保证金或抵押物。
从《罗马条约》第220条的要求来看， 《布鲁塞尔公约》的目的在于“简化承认和执行手续”。因此．公约已将申请执行的程序尽可能地进行了简化。按照公约的规定，执行申请应依执行地国国内法规定的程序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提交申请时还应提交下列文件：（1）经认证的判决书副本。如系缺席判决，须提供已将传票及判决书送达缺席一方当事人的证明正本或经证明无异的副本。（2）证实该判决依判决作出国法律是可以执行的并已送达对方的各项证明文件。（3）如需要时须提供证明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享受司法援助或减免诉讼费用的文件。公约第48条还规定．执行地法院认为必要时可要求提供各项文件的译本。
执行地法院收到申请后应迅速作出决定。被要求执行的一方在这一阶段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只能因与拒绝承认判决相同的理由而被拒绝。但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国判决的实质性均不得审查。对申请书作出决定后须立即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三、 拒绝承认和执行判决的理由
（一）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 “如对某一判决的承认违背了被请求承认国的公共政策”，该判决不能予以承认。参与制订公约的有关专家曾指出，本条款只在极个别情况下适用，因为缔约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密切相关的法律体制，很少会出现一项外国判决与被请求承认国的法律制度或基本价值观相矛盾的情况。但是为了达到公约统一适用的目的，公约给法院保留了这一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权力。这一点与《罗马条约》中关于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给予缔约国的公共政策审查权是一致的。
公共政策审查权的行使是受到公约严格限制的。首先，《公约》第28条明确声明公共政策不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规定。也就是说，被请求承认国不得将公共政策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审查。其次，公约第27条(1)款外的其它款项所列明的不予承认的理由也不能以公共政策理由取而代之，否则会导致法院在拒绝承认和执行方面扩大公共政策理由的适用范围。除了上述限制外，对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很难进一步界定。从欧共体国家法院判例汇编中刊载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来看，有许多是将公共政策理由与第27条（2）款的缺席判决理由相互混淆。在此还应注意，被请求承认国不能仅以自己国内的公共政策去拒绝其它缔约国的判决。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等国公共政策的概念很广，而且英国法院也常常表现出对外国法的排斥。但是在公约这—体制下，这些国家就有必要限制其法院的司法权力。另外，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判决是否可以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尚不确定。斯卡拉思尔报告就援用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一项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外国判决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该报告认为，由于公约所有成员国的法律制度都专门规定了纠正欺诈判决的救济程序和理由，因此没有必要对欺诈判决动用执行程序中的公共政策理由加以否定。
(二)维护被告权利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2)款规定：“如果因被告未及时收到有关起诉的文件，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辩诉而作出的缺席判决”不能予以承认。所有诉讼当事方都应有机会出庭并陈述其主张，这是欧共体法中的重要原则。从实践来看，这一基于公正（natural justice)的要求而产生的理由在承认执行阶段引起的争议最多。
公约第27条(2)款可以看出，在下列情况下是不能拒绝承认和执行的：(1)被告已得到正当的通知；(2)该通知是及时送达的。被请求执行一项缺席判决的法院必须独立地审查判决作出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可以按照第27条(2)款对该判决予以执行。然而该条款的含义存在着3个问题：(1)什么情况下才构成“缺席判决”；(2)何谓正当送达；(3)怎样才能构成使被告“有充足时间安排辩诉”。以下将结合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如何认定上述这些问题分别进行。
1、缺席判决。构成“出庭”的必要条件一直很少引起争议。但在最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欧洲法院对“出庭”的含义给予解释。在该案中，申请人请求德国法院执行一项意大利法院作出的判决。申请人的儿子在意大利一次车祸中由于被申请人的疏忽大意而死亡。申请人在意大利对被申请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了民事赔偿请求。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送达给了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虽然在刑事程序中通过其律师出庭，但对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没有进行答辩。欧洲法院在此需要考虑的之一便是本案被申请人是否构成了《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被申请人的各项行为能够表明他已得到了诉讼通知并打算为自己辩护就足以构成出庭。然而如果被申请人只是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或仅对诉讼文书的送达本身表示反对，则不足以构成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这一观点已被德国上诉法院在该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所采纳。在德国上诉法院的这起案件中，被告收到一个传票要求他在意大利法院出庭。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对送达的传票表示反对，要求意大利法院撤回送达。其理由是他对收到的文件从文字到形式都无法读懂。德国上诉法院认沙定这一行为不能构成出庭，它只是对传票的送达提出了反驳。对“出庭”一词作广义的解释符合便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这一公约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判决作出国法院的管辖异议未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异议失败的一方不参加庭审则不构成“不出庭”，而应视为出庭。
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3
一、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一项基本原则，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
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主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主权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
二、男女平等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所确定的男女平等原则的内容是：
（一）男女双方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平等；
（二）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主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三）夫妻之间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平等；
（四）夫妻双方在赡养各方老人总是上权利义务平等；
（五）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权利义务平等；
（六）子女可随父姓，也可随母性；
（七）兄弟姐妹等一切男性和女性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平等。
三、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结婚
完全具备下述条件者，始得结婚：
（一）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二）任何一方必须没有与第三者存在的婚姻关系；
（三）必须达到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四）必须没有不应结婚的生理缺陷。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
（五）双方之间无不应结婚的血亲关系，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
四、结婚要履行登行手续
男女双方凡符合结婚的条件，又不违反禁止结婚的规定，而自愿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经过登记机关的审查，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准予登记，并发给结婚证，才算确立了合法的夫妻关系，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按照1985年公布的《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办理婚姻登记机关，在城市是区人民政府或其它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在农村是乡镇人民政府。男女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和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出具的关于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的证明。凡离过婚的申请再婚时，应携带证明已与前配偶离婚的法律文书。申请婚姻登记的男女双方对于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的情况，都应如实反映。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而故意隐瞒的，应当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当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五、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
血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血亲又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两种。直系血亲是指有直系关系的亲属，从自身往上数的亲生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均为长辈直系血亲。从自身往下数的亲生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均为晚辈直系血亲，是与自己同与一源的亲属。如兄弟姐妹、伯伯、叔叔、姨母和侄、甥等这些平辈、长辈、晚辈，都是旁系血亲。
六、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所谓三代内的旁系血亲，是指从自己上溯至同一血源的亲属，再向下数三代。例如，计算男方本人同、表妹属于第几代旁系血亲，可先由个人经过母亲上溯至与表妹同一个血缘的外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一代向下数至表妹的母亲，即本人的姨母，为第二代，再向下数至表妹，为第三代。男方本人与表妹即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依法禁止结婚。按此计算，凡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姑侄舅甥女等均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均禁止结婚。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上述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除表兄弟姐妹外，一向不许结婚，所以当前特别要着重改变允许的表兄弟姐妹可以结婚的习惯。
七、夫妻共同所有的家庭财产
夫妻结婚后，到一方死亡或离婚之前这段时间，是法律上所称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这期间夫妻所得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家庭财产。夫妻双方共同财产都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些财产包括：夫妻双方的劳动报酬，如一方未参加工作，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他们的劳动报酬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双方或一方接受继承、遗赠所得的财产，或接受他人赠与的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八、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与义务
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管教，首先指抚养教育。抚养教育是作为父母的基本义务，也是父母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抚养义务主要是对年幼子女及生活困难无劳动能力的子女而言。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教育义务，主要也对未成年人而言。父母应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培养子女，关怀子女的身心健康。
为使父母认识管教子女是赋予每对父母的神圣职责，《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父母虐待或遗弃子女，是法律所不许可的。溺婴或其它残害婴儿的犯罪行为，更为法律所不容。
九、子女对父母的权利和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是指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父母因为健康原因需要子女在生活上加以照顾等情况而言。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既是基本道德要求，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虐待或遗弃父母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父母双亡后，子女有继承遗产的平等的权利。
十、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是因父母一方死亡、他方再行结婚；或因父母离婚、一方或双方再行结婚而发生的。继父母或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对于生父或生母已经死亡的继子女，有抚养的义务。继子女对于尽过抚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或继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十一、祖父母、外祖父母同孙子女、外孙子女间的义务
其他家庭成员之间，都应互相关心，互相扶助，平等相待，和睦团结，共同进步。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十二、兄弟姐妹间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弟姐妹，对于无劳动能力而生活困难的兄弟姐妹，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十三、离婚的程序和手续
离婚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自愿离婚，一是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由于离婚情况不同，决定离婚程序也有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之别。
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必须亲自到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办离婚手续。登记机关接到离婚申请书后，要当事人进一步询问有关离婚问题的情况，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当事人经过慎重考虑后，仍然坚持离婚的，在查明离婚确系双方自愿，没有强迫、欺骗等违法行为，并对抚养子女和分享财产等问题确有适当处理时，就应即准予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对于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另一方不愿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不经有关部门调解直接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也应首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时，根据实际情况判决。夫妻感情已破裂的。判决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判决离婚。
离婚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如当事人不服，可在规定上诉期内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上一级法院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必须遵照执行。如人民法院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意见，过了上诉期限不上诉，人民法院的判决即成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当事人必须遵守执行。
十四、夫妻一方生理上有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可以离婚
一方因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本来就不应该结婚。如果婚前隐瞒这情况，与双方结婚，婚后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一方要求离婚，应当准予离婚。
十五、妻子没有生育孩子，男方不能作为离婚的理由
妻子没有生育孩子，不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因为夫妻关系能不能维持，并不取决于有无子女。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没有生育孩子，认为无法“传宗接代”，便要求离婚，这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反映。因此，人民法院依法不能准许其离婚。同时，有关组织也应对这种人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以帮助他提高认识，搞好夫妻关系。
十六、男方在某些情况下，不得向女方提出离婚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男方不得向女方提出离婚：第一，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第二，女方生养小孩后一年之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如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男方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人民法院应该说服男方撤回诉讼。如果男方坚决要求离婚，不肯撤回诉讼，人民法院应该作出不受理这个离婚案件的决定并通知起诉人，但是如果女方要求离婚，即使在怀孕期间或生养小孩不满一年，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至于是否准许离婚，还要经过审理后再行决定，另外，在特殊情况下，女方虽在怀孕期间，或生养小孩不到一年，男方提出离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者，也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
十七、夫妻离婚时财产的处理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夫妻离婚时，依法只就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夫妻各方的婚前财产，一般应该归各方自有。但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从一方的婚前财产中，给予对方一些照顾。对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由于情况变化，已经难以区分，离婚时，可作共同财产处理。
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4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先由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列举规定，最后由《行政诉讼法》作一般性规定。
其设立的目标在于力求兼顾保障人权和保证行政效率。这种制度一方面是通过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形式，来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末提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另一方面它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的设定，主要由《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八十六条至九十六作了详细规定。笔者在此仅就行政非诉程序的构成、现阶段实践中非诉执行程序出现的问题与难点等与大家作一简单探讨。
一、概述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我认为，简单来说，它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动程序，第二部分是审查程序，第三部分是执行程序。
行政非诉执行的启动程序，指行政机关提起行政非诉执行所需适用的程序。
它主要包括申请主体、管辖、申请条件、申请方式、申请时间等几个方面。
管辖原则依据若干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同时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
申请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机关或者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审查程序，指在法院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审查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审查人员、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审查时间等几个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实审查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并不意味着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第二，从法院角度来看，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机关，它担负着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如果允许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存在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的职能相背离。
第三，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角度看，之所以将人民法院作为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主体，一方面在于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权与执行权部分分离，避免行政机关既是决定机关又是该决定的执行机关，可能造成违法执行；另一方面则在于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多一道纠正错误的手续和环节，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起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由行政审判庭负责进行，审查实行合议制。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合法性的主要内容有：
（1）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2）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证据是否充分可靠；
（3）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4）行政机关是否滥用了职权；
（5）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等。
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书面审查，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查，对重大的案件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其他审查方式。人民法院应在受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当在30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经合议庭审查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正确，人民法院应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并送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审查完毕后，无论是准予执行还是不予执行都应以裁定形式作出，对此裁定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执行程序，指在法院审查了该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执行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执行主体、执行方式等。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中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处罚。
二、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是不是“行政非诉执行之诉”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类似启动了一次诉讼程序，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仅仅是执行标的，法院执行的依据是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这一过程中，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接受与行政诉讼基本相同的合法性审查，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裁判，然后才是实际强制执行阶段。现行立、审、执分离的审理模式适用于非诉执行案件，也说明了这类案件不同于执行生效裁决文书的案件，更具有完整诉讼程序的特点。
但是它不同于诉讼程序，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具有“非诉”性质，一方面审查方式定位为形式审查，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只进行书面的、形式上的审核，审查标准定位于“只要该申请形式规范完整无大的瑕疵和明显的违法之处就应裁定执行。不需法院就具体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核判断”，审查程序不强调对抗，强调书面审查，更多的是强调单方面的参与性。
2、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
受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初衷的限制，也由于缺少基本的程序约束，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实践中发生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严重混同的现象。其实践恶果是，“法院在行政机关建立由审判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执行室、’‘办公室、’‘收费（税）队、’‘清理办、’‘工作组’等机构，负责非诉讼行政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送达、申请、通知、执行等一系列行政与司法程序实行所谓一步到位，由同一班人员、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恶劣事件。所有这些，虽然有基层法院执法违法的因素，但同非诉讼行政执行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和混同有直接关系。
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中，裁定维持率居高不下。运作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执行，很难及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致使一些具体行政行为长期停留在行政主体意志的表达和宣告阶段，妨碍了行政职能的实现，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执行不及时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行政机关不愿申请，甚至放弃申请执行的现象，致使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被废弃，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二是不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一概予以执行，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扼制。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对不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作出裁定，也不进行宣告，只是退回行政机关了事的做法，造成不明不白的结果。个别拥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仍以被法院退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依据，继续执行。这同样使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在上述环节上已有所改进。
3、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制度不完善。
对申请撤回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在审查阶段撤回申请或者在执行阶段撤回申请如何处理。非诉行政执行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也不申请复议，又不自觉履行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并最终实现生效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活动。目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数量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成为行政审判一项繁重的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法院审查后的结案方式是作出准予强制执行或不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后，发现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错误，应予纠正，或者行政相对人在法院审查的过程中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形。对行政机关能否撤回执行申请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做法不一，有的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或不予强制执行。笔者认为，只要行政相对人完全履行了行政义务，或者行政机关自行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法规允许纠正的错误的，行政机关因此申请撤回执行申请，法院可以准许。但法院准予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的理由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2、行政相对人已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或者继续履行行政义务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已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3、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能撤回执行申请，但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有一种做法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裁定执行终结；第二种做法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1条裁定准予撤回申请。笔者赞同第二种做法，理由是：1．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有着类似诉讼审理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行政诉讼案件相比，非诉行政执行审查只不过少了一个开庭审理的程序。目前许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要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由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依据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再由行政相对人陈述、辩解，这种听证制度有着很强的“诉讼审理”色彩。故而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在程序上有着同诉讼案件极为类似的程序。2．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所处的阶段特殊。非诉行政执行审查与强制执行是有区别的。对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是法院是否立案执行的必经程序，这也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区别于民事执行案件的重要标志。执行立案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应当有执行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民事案件的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调解书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法院审查后作出的法律文书即行政裁定书，而非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从而，对行政机关在法院审查过程中撤回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审理程序中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执行程序中的法律规定。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现要通过司法审查转化为司法强制执行权，并通过司法强制执行活动最终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因此，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有着诉讼审理的性质。审查阶段执行依据尚未形成，行政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撤回执行申请应当允许，法院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作出裁定，而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笔者建议，对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的有关撤回及其法律适用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以规范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与不停止执行制度冲突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明确规定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即在行政诉讼活动期间被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因原告的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而停止其执行，这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但以下几种特殊情形下，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申请停止执行的，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其它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与不停止执行制度相似，《行政复议法》第22条也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即复议期间也不停止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停止执行制度包括两方面内容，即通常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几种特殊情况，则应停止执行行政行为，即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与若干解释第九十四条的法律冲突如何解决。
执行手段规定匮乏。主要为民事审判的执行手段，对行政事务的适用程度。
随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的提高，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和行政征收决定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人民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往往因部分相对人（被执行人）去向不明，而无法对处罚决定或征收决定认定的事实和程序进行核实认定，如以相对人去向不明为理由，裁定不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待找到相对人后再申请，一方面会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会导致不良的司法效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建议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应引入“中止”审查程序。其理由如下：
一、建立审查中止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期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根据该条规定的审查期间，对一般的非诉执行审查案件均可适用，但在一部分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或征收决定后，申请强制执行前，举家外出，不知去向，行政机关如不申请强制执行，则会出现第八十八条规定的逾期后果，如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非诉审查期间，因无法找到相对人核实材料，在30日内根本无法审查结束，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对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应适用中止审查的规定，待中止情形消失后，自行恢复。
二、建立中止审查的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就有诉讼中止的规定，诉讼中止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某些法定情形使诉讼无法继续，而暂停诉讼的制度。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系弹性条款，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以使诉讼中止制度与复杂多变的客观情况相适应。而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在审查过程中出现了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况，参照适用此规则，并未损害任何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建立中止制度与法律规定的精神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使办案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综上，笔者认为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如遇上述情形，应适用中止审查程序，待中止情形消除后，即可自行恢复审查。
协调在行政非诉中的应用。
三、改进与完善
（二）实行申辩制。为了弥补对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进行书面审查单一做法的不足，人民法院在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后，先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执行通知书”，明确告知被申请人如果对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认为申请人办案程序违法、查证的事实有出入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辩。人民法院根据被申请人的申辩理由，通过审查核实后，再决定是否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这样既有效地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地消除和缓解被申请人的对立情绪。德城区法院的做法是，在该法院收到行政机关要求强制执行的申请书后，由行政审判庭向被执行人送达《非诉讼行政强制执行限期申辩通知》，告知被执行人某案件已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被执行人认为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不应强制执行的申辩理由，可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口头申辩或提交书面申辩。《限期申辩通知》中附带载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的有关法律规定。
实行该做法后，有效地缓解了被执行人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提高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效率，优化了办案社会效果，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人的普遍欢迎。
（三）推行听证制度。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解释》没有对审查的程序和方式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法院大多是遵循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作书面审查，审查的理由不对外公布。这种“暗箱操作”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没有当事人的参与和监督，人民法院往往迫于行政机关实际或习惯上的压力，使审查流于形式。因此，应当引入听证程序以公开法院的审查过程。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从今年起开始试行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过程中，传统的方式是从书面材料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往往十分困难，出于对行政执法的怀疑和对法律程序的陌生，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很大，简单的通过书面审查而后裁定进入执行不仅难于消除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大执行的困难程度。由此，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中引入了听证制度。
听证是指由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组织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当庭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面对面的举证、质证，然后由合议庭当庭认证，并根据听证的结果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决。通过引入双方面对面的抗辩、对质，一是充分听取被执行人的理由、意见，以充分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使执法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消除被执行人对执法公正性的怀疑和对执法机关的对抗情绪，并起到很好的法律宣传作用；三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通过听证的互动作用，监督和促进其提高执法水平。
该院行政审判庭仅今年上半年就审查行政非诉案件31件，其中举行听证21件。经过听证程序后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12件。在实行听证的案件中：房屋拆迁安置案件4件，自动履行率100％；卫生行政处罚案件17件，自动履行8件；卫生行政处罚审查后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只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数的55％。目前该院行政庭除当事人放弃听证的而外，其余有条件的非诉行政案件均引入了听证
内容摘要：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对此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文章从实际出发，对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93条，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在30日内对行政主体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对审查的形式未作具体界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或以书面审查或仿庭审模式，做法不一。2001年初，笔者所在法院尝试性地将“听证”引入非诉行政案件的初始审查程序之中，并逐步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听证审查制度。2002年，试点工作得到了江苏省高级法院的首肯，并在全省范围内予以推广。
一、听证制度的设立
非诉行政案件的显著之处在于相对人未依法行使复议权或诉权。由于当事人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抵触情绪较大，矛盾易于激化。究其原因，既有相对人自身因素的影响，也有行政主体程序不当所致。由于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毕竟不同于诉讼程序，加之对行政主体所提交材料书面审查的局限性，客观上增加了审查的难度，难以保证裁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则有效弥补了上述缺陷与不足。首先，通过一定形式的“对话”，增加了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再认识，弱化了双方的对立与抵触。其次，通过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申辩和质证，切实保证了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提高了裁定制作的公正性。第三，充分保护了相对人的知情权，极大促进了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第四，通过相对人的“质疑”，切实增强了行政主体以后工作的责任心。最后，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不仅钝化了当事人双方的“官民”矛盾，也有效缓解了司法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与人民法院之间的障隔与猜疑。
二、听证案件的范围
由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为生效行政行为，显然有别于对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审查，具有“非诉”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从审判效率的角度出发，对需要听证案件的范围应当加以明确。既不能任意扩大确立听证案件的标准，对全部案件或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所有案件一律听证，也不能刻意限定听证案件的范畴，而轻意剥夺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依审判实践，笔者以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举行听证：(一)案件有重大影响的：(二)案件有较大争议的；(三)申请执行标的额巨大的；(四)执行后果难以补救的；(五)仅以书面审查方式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六)其他认为需要听证的。
为保证行政主体对重大案件处罚的公正性，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行政主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案件，设置了严格的听证制度。若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已行听证，且认定案件事实较为清楚的，则无需在司法程序中再予听证，以免无谓之作，浪费审判资源。
三、听证主持的形式
由于此类案件的“非诉”性，使听证审查的程序设计，不宜照搬诉讼程序。在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当简则简，以求事半功倍。因此，在听证主持的形式问题上，应当确立“合议庭组织听证与主审法官组织听证相结合”的原则，由合议庭视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对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则由合议庭组织听证。其他案件则适用简易程序，由主审法官组织听证。该原则的设立，有的放矢，繁简得当，使听证审查制度既不拘泥于形式，又注重了审查的实效，便于实际操作，能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片面强调听证案件一律由合议庭主持审查或一律由主审法官独任审查，皆不足取。
四、听证的告知与申请
许多行政行为的作出，多涉及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既然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赋予了利害关系人作为行政案件原告或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那么作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对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已被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并申请听证。
人民法院在立案后，应当向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二)行政主体申请的事项；(三)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四)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五)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期限。由于司法实践中个别行政主体向法院所提交的行政文书与相对人签收的文书不一致，也为了便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了解非诉行政案件的启动程序，有必要在送达告知书的同时，一并送达申请文书及行政文书的副本。听证申请人请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告知书的合理期限内(一般以3日为宜)，书面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听证的，视为放弃。但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听证的除外。为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切实提高案件审查实效，不宜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对听证案件直接进行审查，可以考虑由主审法官提前介入并先行书面审查，然后经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对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听证申请，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书面告知听证申请人不予听证。
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5
关键词：贸易报复；301条款；贸易壁垒调查
贸易报复是指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一国为迫使另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性的经济手段。贸易报复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制裁手段，它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以进口抵制的方式迫使被报复国取消贸易保护，打开国内市场。国际间的贸易报复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的，如征收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制等等。其中加征高额关税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下文将首先对贸易报复做出一般性的阐释，然后对中美欧三国的贸易报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贸易报复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贸易报复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社会对贸易报复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贸易报复迫使他国让渡了部分经济，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法律体系中找到贸易报复的合法性依据。贸易报复在某些国家的外贸法律制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如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该条款就授予了美国总统有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的进口限制进行报复的权力。在国际法制层面，WTO有着“经济联合国”的称谓，它规范着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90％以上的货物贸易活动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的规定，贸易报复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具有了合法性。
WTO体制下的贸易报复应遵循以下先决条件：(1)违法成员的有关行为仍出于非法状态。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定有关成员方未遵守对其适用的协议，因而产生了对另一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违法成员在一定的“合理时间”(reasonableperiodoftime)内并未履行DSB的建议或裁决。(2)争端当事方未在“合理时间”到期后的20天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协议。(3)请求报复成员(申诉方)获得DSU的授权，而报复的方式也要视报复的作用和效果而定，报复的程度也应当等于其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另外，贸易报复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在违法措施已被撤销、被诉方对申诉方所受的利益损害提供了解决方法、争端当事方达成了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的情况下，报复措施应当被终止。可见，当WTO的成员间发生争端时，当事方应按照《谅解》的规定寻求争端的妥善解决，任何单边的、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是WTO体制所禁止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谅解》并没有直接使用“报复”一词，而是使用这一术语——“中止对有关成员实施适用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尽管WTO为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以贸易报复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要赋予本国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因此，美、欧等国，相继在国内法中设计了贸易报复制度，以寻求通过国内救济方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将国内的贸易报复制度和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较好的衔接起来，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报复制度。
二、中美欧三国贸易报复制度概述
(一)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与法律实践中使用报复手段的典型代表。最初，301条款主要作为实施关贸总协定的权利的手段，但后来《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301条款实质上演变为对贸易报复的授权与实施的法律规定。根据一般301条款的规定，美国主要对以下做法采取报复措施：(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unjustifi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所谓不公正的做法是指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侵犯了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例如外国有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政策或作法；(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unreason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据美国法，如果外国某一特定立法、政策和做法没有侵犯美国的国际法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但确属对美国私人不公平或不公正(unfairorunquotable)，即是不合理的。(4)外国歧视性做法(Discriminatorypractice)，包括外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在适当时拒绝给予美国产品、服务或投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以采取法律明确授权的措施进行报复，除了法律明确授权的制裁措施之外，贸易代表还可以行使总统在其权限范围内指示采取的其他措施。针对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外国行为，贸易代表应当采取报复措施，又称为“强制性报复”(mandatoryaction)。外国的不合理做法或者是歧视性做法，贸易代表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报复。具体的报复措施包括实施数量限制，中止关税减让，取消优惠待遇，与外国签订协定以取消立法、政策和做法或对美国提供补偿等等。
(二)欧盟的《贸易壁垒条例》(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至于美国在其贸易法中引入了301条款，欧盟也成了美国利用301条款打击的主要对象。欧盟虽对此颇有抱怨，但同时也感受到了301条款的威力和作用。1983年，欧委会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新贸易政策工具》(NewCommercialPolicyInstrument，以下简称“NCPI”)的建议，以保护在第三国市场上遭遇贸易壁垒的欧盟出口产品。但在采纳欧委会建议的同时，理事会努力使NCPI与美国的301条款保持距离，要求欧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需与其国际义务保持一致，避免体现过强的单边性和攻击性。NCPI最终于1984年9月17日正式颁布，其目标是在遵守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但NCPI的实施并未根本遏制第三国实施或维持的贸易障碍，其规定的行动步骤在实践中也被证明并不完全有效。1984～1989年间，NCPI程序仅被启动3次，而同期美国提起的301条款调查案超过70起。
1994年10月，欧委会欲使NCPI在调查和消除国外贸易壁垒方面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了NCPI的最终修改建议，并欲将其作为欧盟一揽子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框架的一部分。同年12月22日颁布了《贸易壁垒规则》(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取代了NCPI。根据TBR，欧盟企业、产业以及成员在外国遭遇贸易壁垒，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时，可以要求欧委会对有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决定是否存在贸易壁垒。若存在贸易壁垒，则可以采取以下救济方式：(1)启动国际磋商或争端解决程序；(2)接受第三国单边措施；(3)按《欧共体条约》第113条与第三国谈判；(4)采取报复性的商业政策，包括暂停或撤销商业政策谈判达成的减让；提高现行的关税或征收其他新的进口费用等；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工具，TBR实为欧盟保护其产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不遭受阻碍，而提供的一种进攻型的法律机制，该机制也确保欧盟充分享有其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中的权利，尤其是WTO协定赋予它的权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7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违反条约、协定的规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该条约、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者受损，或者阻碍条约、协定目标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可以根据有关条约、协定中止或者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可谓是中国的301条款，它是符合WTO《争端解决谅解》要求的贸易报复条款。另外，我国还进一步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依据《规则》，申请人可向商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申请贸易壁垒调查；被指控的措施被认定为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应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1)进行双边磋商；(2)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申请人须是与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产业或企业。《规则》对申请书的内容要求比较宽松，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规定也具有一定弹性。可见，该立法在调查申请方面的指导思想即降低申请要求，方便申请的提出。另外，如果商务部认为确有必要，也可自行立案，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三、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之比较
综观三国国内法，贸易报复措施均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内容包括对申请人、受理机关的规定、调查的程序性要求和最后的救济手段等等。一国最终决定是否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势必要根据本国的法律规定，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出决定。但中美欧的贸易报复制度不论是若干实体问题还是调查程序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我国确实需要取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
(一)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实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1．适用范围。中美欧的贸易报复措施都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也都适用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下面主要讨论进口贸易的问题。考察美欧的实践，进口救济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打击外国政府的出口限制做法。如外国(地区)政府实施某些措施，限制特定产品(如原材料)向本国的出口，进而影响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利益，即发起调查，如阿根廷进出口限制案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另外就是用于打击外国政府对出口本国产品进行补贴的做法。旦三国对进口贸易的规定也有着不同之处。TBR适用于进口救济时，申请人只能以产业的名义而不能以企业的名义向执委会提起申请，这就相对减少了申请人的数量；而301条款和我国的《规则》对进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与适用于出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相比较，并不存在特别的限制与不同。也就是说TBR用于进口救济方面只起补充作用，欧共体其他贸易救济工具则起主要作用，而我国和美国的做法则是把救济工具的选择权赋予了申请人。
2．法律依据。在贸易报复制度中，有关机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外国(地区)的某一做法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并最终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而如何进行判断，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对贸易壁垒认定的法律依据问题。
美国的301条款对贸易代表采取强制行动的条件及其例外，以及采取任意行动的条件均做出了规定。从“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构成认定的角度考察，美国贸易代表采取行动的要件也就是贸易代表据以认定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不公平贸易”做法可进行如下划分：(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4)外国的歧视性做法。
根据TBR第2条第1款规定，“贸易壁垒”必须是国际贸易规则赋予了受影响的成员对其采取行动的权利的做法，而这种行动的权利要么存在于国际贸易规则明确禁止该做法，要么是指上述国际贸易规则赋予受影响的成员寻求消除该做法的权利。可见，依TBR认定某一外国(地区)作法构成贸易壁垒，其法律依据是“国际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traderule)。根据TBR第2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国际贸易规则既可以被规定在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贸易关系的任何贸易规定中，也可以被规定在以欧共体为一方的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的任何非贸易规定中。但是，无论如何，欧共体与第三国之间都存在明确的国际法义务。从美国和欧盟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都将WTO的各项协议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本国国民通过国内程序启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而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第3条，与美欧相比较，我国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贸易壁垒认定依据的角度考察，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既可以是国际法上的依据，即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共同参加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也可以是我国国内法，即《规则》第3条第2款所作的规定，即使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之间不存在上述多边贸易条约或双边贸易协定，只要其做法满足此规定，也视为贸易壁垒。这种立法与301条款相同而异于TBR。第二，将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而非以贸易规则作为壁垒认定依据，这点类似于301条款而不同于TBR。
本文认为，欧盟采取贸易规则，而非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的做法，有其优越性。因为某些被外国(地区)所违背的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有可能被规定在一些非贸易条约或者协定之中。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外国(地区)作法虽然违背了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只要这些规则不是与我国缔结的经济贸易条约或协定，则不能该规则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依据，这显然不利于贸易报复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以规则体系作为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认定依据，但是有关“不合理”的做法的认定依据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我国若借鉴欧盟的做法可能更为妥当。
3．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主要是指贸易壁垒对调查国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是伤害，损害认定标准的科学性、明确性以及与WTO既有损害标准的一致和相悖，都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制度的运转，进而影响到最终是否需要采取救济措施，包括贸易报复措施。
美国301条款规定，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满足“不公正”、“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标准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若不满足后者，便不构成不公平贸易做法。根据“限制”标准，申诉人应当证明对美国进口的增加，或者其在外国失去了市场机会。但是301条款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便于美国的私人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而设计的国内程序。所以，当外国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致使美国依WTO各项协议的享有的权利或利益遭到否定时，301条款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外国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此时只需证明外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WTO协议，或者美国依协议享有的利益遭到否定即可。
欧盟的TBR依据不同的申请程序分别采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述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对欧盟产业所造成的损害。在以欧盟产业名义提起申请的程序中采用的是“损害”(injury)这一概念，在以欧盟企业名义提起的申请程序中采用的则是“不利贸易影响”(adversetradeeffect)。根据TBR的规定，“损害”是指贸易壁垒在欧盟市场上在货物或者服务方面对欧盟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的任何“重大损害”(materialinjury)。“不利贸易影响”是指，贸易壁垒在任何第三国市场上再货物或者服务领域给欧盟企业造成的不利贸易或者有造成不利影响的威胁，并且对欧盟经济或者欧盟境内区域性经济或者经济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materialimpact)。而且。TBR对如何确定“损害”和“不利贸易影响”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便申请人掌握和执委会操作。具体表现为TBR的第2条第3款、第10条第1-3款(关于“损害”的规定)，和第2条第4款、第10条第4款和第5款(关于“不利贸易影响”的规定)。
我国的《规则》涉及损害标准的条款主要有第3条以及第7条，在不涉及贸易条约或贸易协议时的对损害的界定用语为“造成阻碍或限制”和“负面贸易影响”，但并无细化的规定，我国应当借鉴美欧立法对损害的标准予以细化，并尽量给出定义，使《规则》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强。
4．国家或地区利益。根据美国的301条款，整个贸易报复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严格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应当以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贸易代表决定是否报复和如何报复时，必须衡量是否适当(appropriate)，如果外国已经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或者已经采取行动补偿美国；以及采取301条款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将大于报复措施所得的利益时；又或者是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均不应进行贸易报复。当然在要求行为国提供补偿时，301条款也会兼顾到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等的利益。TBR第12条第1款则规定如果采取行动不符合欧共体利益，执委会不得采取行动；执委会必须将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它对欧共体更加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进行权衡掂量。可见，欧共体利益在调查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终止调查程序时规定到，若终止调查程序不符合“公共利益”，则不能终止调查程序。但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利益，我国应借鉴美欧做法，在立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以凸显其重要性。
(二)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程序问题的比较分析
1．申请者的范围。我国的《规则》第5条规定：“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企业、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规则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前款所称的“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是指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产业。与此相对应的，美国301条款允许任何利害关系方提起申请；而TBR第2条第5款则将“共同体产业”定义为所有共同体生产者与供应者，包括：生产或供应与被诉贸易壁垒设计的产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生产或供应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相竞争(competingdirectlywiththatproductorservice)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消费、加工被诉贸易壁垒涉及产品或消费、使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服务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合作生产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如果其合作生产量已经在该产业的生产总量中占了较大比例。显然欧盟、美国对于提起申请者的定义范围，远远宽于我国规定的“有直接关系者”。为了便于使有关方得到及时、公正的救济，本文认为应在未来的立法中，放宽可提起申请者的范围。
2．有关证据的规定。TBR第3条第2款、第4条和第2款和第6条第2款都要求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sufficientevidence)，包括贸易壁垒的存在及其对欧盟产业或企业产生“损害”或“不利贸易影响”的解释性清单(illustrativelist)。如果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执委会则不予立案。301条款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只要求满足对请求的支持即可。而我国的《规则》第8条对证据的提交予以了规定，“申请书应当尽可能附具下列证据材料并说明其来源：(一)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的证据材料；(二)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造成的负面贸易影响的证据材料。”但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对“负面贸易影响”予以具体说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当事人举证的难度，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对其进行细化规定。
3．申请的撤回。TBR第5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执委会可以据此终止程序，但终止程序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的除外。我国的《规则》第9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商务部做出立案决定之前撤回申请”，但是，此时当事人撤回申请可能有违我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增加相应的规定。
4．调查中的专家咨询程序。依301条款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贸易代表向相关的委员会(如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寻求信息和征求意见是一个必经程序。TBR第7条专门规定了咨询程序(consultationprocedure)，要求设立以执委会代表为主席的，由各欧共体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并就执委会的行动以及该行动对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的影响发表意见，这也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我国《规则》第20条对成立专家咨询组的规定是任意性的，咨询内容的范围也仅限于调查中涉及的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但贸易报复等救济措施的采取影响到我国与涉案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事关重大，将必要时的咨询程序规定为强制性的必经程序似乎更为慎重。
5．调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在TBR实践中，由于“共同体利益”的灵活性，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发动调查后采取救济措施时)，因此，欧盟法院司法审查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我国商务部对贸易壁垒进行调查的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根据WTO的要求以及我国加人WTO议定书的承诺，应允许对其进行司法审查，进而提供相应的救济。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当考虑建立调查过程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三)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和贸易报复措施最终作出的不同规定中美欧均在法律中规定，在调查阶段结束后，若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应当依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的是，TBR规定调查结束后由执委会与成员进行磋商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但并没有规定磋商的期限性质，这无疑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后果。而美国的301条款则规定如果调查涉及贸易协定，并且在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磋商期结束或者磋商开始后150日之前没有达成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贸易代表应当依贸易协定规定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要求立即开始该程序。@但我国的规则第29条将双边磋商与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作为救济措施，并无先后之分，对于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我国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
对于涉及WTO协议的申请案件，若要对存在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其他WTO成员方采取报复措施，中美欧都须获得DSB的授权并接受严格监督。从贸易报复的内容来看，中美欧所采取的报复措施都基本相同，包括中止或撤回根据贸易协定所做的贸易减让、对外国的货物或服务施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等等。但我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仅就被报复国是与我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情况予以规定，这无疑是不全面的，也是应当完善的。
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6
票据是由出票人签发的，约定由自己或指定他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按票面要求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卷。一般认为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分为绝对的丧失和相对的丧失两种。票据丧失以票据的有效性为前提，至少应当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有效的票据。丧失票据后补救措施所要解决的首先是要保护失票人的权利不受侵害，还有一个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手段来实现其权利。票据丧失后，票据权利人最可能想到的就是通知债务人对该票据立即停止止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挂失止付，这属于非诉讼途径的解决。但这种补救只能是一种紧急的和临时的措施，并不能达到补救兑现其票据权利的功能。因此，票据丧失人就必须寻找另外一个途径来最终恢复对权利的行使，而转向了诉讼补救的途径中去。在普通的补救途径中，又存在一个票据行踪的问题，从而需要一种能够昭示失票人是否拥有票据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也就是公示催告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结果有两种，但通常都会引起下一个诉讼程序的进行 ，从而实现对于票据权利人的补救。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用各种补救措施弥补和保护票据权利丧失人的权利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棘手的问题。本文针对失票补救做了法理和制度上的考察和，希望能够为和实践提供一点。
关键词：票据丧失 挂失止付 公示催告 普通诉讼
根据《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简称《票据法》，票据是由出票人签发的，约定由自己或指定他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按票面要求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卷，票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受《票据法》所保护的仅指狭义的汇票、本票和支票。
一、票据丧失的概念及其性质
票据丧失既是一个用语，在法律上有特定的含义并为我国票据法所提及 ，一般认为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 ，分为绝对的丧失和相对的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丧失的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已被消灭，如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改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丧失的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如票据的丢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绝对丧失必须是确定的，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绝对丧失还是相对丧失，则应推定为相对丧失，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
票据丧失以票据的有效性为前提，至少应当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有效的票据，比如必须符合票据的形式要件和生效要件等等。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
1、票据必须脱离票据权利人的占有，这又包括绝对的脱离和相对的脱离。必须有丧失票据的事实，在此情况下，票据的物资容体可能已经消失，或者虽然存在，但失票人不知其在何处。
2、对票据权利人来说其主观上脱离是非自愿性的。也就是说丧失票据并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获票人产生积极的法律后果。其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存有争议。在此情形下，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
3、票据丧失人对票据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也应当是有效的占有，否则就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补救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也就是说，失票人必须是真正的票据权利人，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未获付款的有效票据。如果是已经付款的票据，或者属于必要记载事项不全的票据，或时效其权利已消失的票据等，不能采取该等补救措施。
票据权利与票据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票据一但丧失，票据权利的实现就会受到。为此，我国《票据法》在第15条规定了票据丧失后的补救，该补救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的方式。
二、票据丧失后补救措施的法理和比较性分析
丧失票据后补救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要保护失票人的权利不受侵害，还有一个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手段来实现其权利。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有着不可分离的依附关系，因此票据权利的产生以有效票据为前提。持票人所持票据一旦丧失，其权利便失去了法律依据。特别是在票据相对灭失的情况下，更可能发生被他人冒领票据金额或被他人善意取得的风险。然而，票据毕竟不是纸币，也不像一般财产权那样随着物的形态的丧失而导致民事权利的丧失。如果并非基于持票人本人的意思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并不会跟着消灭，只是在行使权力上发生相应的困难，必须而且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途径获得补救。因此，保障失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损害，保障票据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取得人的权利，以调整票据丧失后各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乃是各国票据立法设计票据丧失后补救制度的价值和理论基础所在和依归。
票据丧失的补救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仅仅是一种事后补救，而不是事前的防范，补救途径也必须在票据权利尚未被实际侵害时进行，否则票据丧失的补救制度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因此，失票补救措施的有效性是非确定的。票据丧失后，票据权利人最可能想到的就是通知债务人对该票据立即停止支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挂失止付，这属于非诉讼途径的解决。但这种救济只能是一种紧急的和临时的措施，并不能达到救济兑现其票据权利的功能，因此，票据丧失人就必须寻找另外一个途径来最终恢复对权利的行使，而转向了诉讼补救的途径中去。在普通的补救途径中，又存在一个票据行踪的问题，从而需要一种能够昭示失票人是否拥有票据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也就是公示催告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结果有两种，但通常都会引起下一个诉讼程序的进行，从而实现对于票据权利人的救济。
国外对于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也存在着分峙。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公示催告作为票据丧失的补救。如德国票据法规定，对遗失或灭失的票据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宣告无效，公示催告程序开始以后，宣告无效以前，权利人应提供担保，于到期日向票据的承兑人或付款人请求付款 。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采用普通的补救途径，如英国的票据法规定票据在到期日前丧失的，持票人可请求出票人补发同样文义的票据，如出票人要求担保。出票人在失票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拒绝补发同样文义的票据，失票人可请求法院强制补发。失票人可向法院提起丧失票据的诉讼，法庭或法官应裁定票据的丧失不能成立，如能提供使法庭或法官满意的担保对对抗任何人对丧失的票据提出的权利主张，则不在此限。 在我国地区基本上是仿效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同时保留了挂失止付的补救方式，补救措施比较发达和完备，并且与大陆票据立法有较大的差异。
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都力求完备，并且又有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保护丧失票据权利的人的同时，也在极力的寻求一种能够保护其他法律主体和票据流通秩序以及交易安全。
三、票据丧失后补救措施的制度分析
1、挂失止付就是指失票人为了避免票据权利被他人行使，将票据丧失的事实通知付款人，请求付款人暂时停止支付所失票据记载的款项，付款人在款项未付时暂时满足失票人请求的失票补救方法。它仅仅是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暂时的预防措施，以防止票据被冒领或骗取，因此，要真正解决失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问题，失票人还需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求提出诉讼。但是，票据丧失后，票据极易被冒领，骗取，而且法院在受理公示催告或起诉有一个过程，故失票人应在票据丧失后通知付款人挂失止付为宜。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付款人或者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之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日起，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但是，如果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前，已经依法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接受挂失止付，因此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根据票据性质来说，并非所有的票据丧失后票据款项的问题，无需要挂失止付，挂失止付对于失票人权利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其暂时性，不能解决票据被善意取得后的失票人的权利保护等。
我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无法确定付款人或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根据这一规定，挂失止付的票据应当是不属于未记载付款人的票据，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的票据，未记载付款人的汇款、本票、支票属于无效票据，故不能挂失止付；无法确定付款人的付款人（一般指银行）的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本票是由付款人在见票时直接支付票款，且付款人的名称都未在票据上记载，经转让后，更难确定人，故挂失止付通知无法送达，当然也不能挂失止付，通过对这一规定的分析来看，存在一些问题：
1、该规定扩大了挂失止付的范围，即只要是记载了付款人的票据丧失均可以挂失止付，这不符合票据流通兑现的规则，给付款人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2、该条的除外规定没有实际意义，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未记载付款人的汇票和支票，未记载出票人（即付款人）的银行本票均为无效票据，当然不存在挂失止付的问题。建议将《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予以淡化，使法律文件的规定更加规范、明确、一致，以免产生歧义。
2、公示催告
公示催告程序，是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的迅速以及票据的广泛运用，在持票人票据丧失后的一种权利救济和保全措施，是一种票据丧失的最终补救措施，一般依据民诉法确定，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十八章专门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并在第193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丢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所谓公示催告，是指票据丧失以后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以公告的催促不定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如果逾期不予申报，则权利失效，而由法院通过判决宣告所丧失的票据无效的一种制度或程序。如果说挂失付只是暂时冻结了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公示催告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更好地维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救济方式是最终的，更加有效。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票据丢失后的公示催告程序为：（1）失票人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失票人向人民法院递交公示催告申请书时，应当表明票面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主要和申请的理由以及事实等，如果是已通知挂失止付的，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2）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后，应当同时向付款人及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付款人接到停止付款通知后，应当停止止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人民法院应在受理申请后3日内发出公告，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地少于60日，涉外票据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3）人民法院收到利害申报后，应当载定终结公示催生程序，人民法院在收到利害关系人提出的票据权利主张后，应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查看票据。如果公示催告的票据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法院应栽定予以撤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4）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及在判决作出前，没有利害关系申报权利的，公示催生申请人应当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一个月内申请法院作出判决，法院判决丧失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付款人，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或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此外，为了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如果利害关系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1 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从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公示催告程序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首先，许多单位及人员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其次，公示催告程序本身还存在一些缺憾，实际中难以操作。如在实物中，如果公示催告程序开始后，判决未作出之前，票据已到期，失票人能否要求付款？对此民事诉讼法和票据法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另外如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是否有效？对此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转让行为无效，这就使得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公示催告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只靠公示催告补救办法也难以解决票据丧失中存在的所有。
3、普通诉讼补救
普通诉讼指丧失票据的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付款人向其支付票据金额的活动，采用普通诉讼的前提条件，须上诉符合三个条件（1、必须有丧失票据的事实；2、申请人必须是真正的票据权利人；3、所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未获付款的有效票据）此外，根据民事诉讼发第108条的规定，失票人起诉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原告是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在票据实物和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应当向法院提供其对所丧失票据拥有所有权及丧失票据所记载的主要事项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但当失票人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时，也应提供证据和票据所载事项。
2、在失票人向法院起诉要求票据付款人支付或清偿票据金额时，法院或票据付款人应要求失票人提供担保，以用来补偿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
3、如果票据付款人与失票人就担保问题达不成协议时，可由法院来栽定担保的方式和期限等，当失票人不能提供担保时，可由法院裁定将票据款项从票据付款人处提存到法院或由法院指定的保存。
4、当所丧失的票据出现并提出付款时，如果在判决以前，付款人应以该票据是处于诉讼阶段为由暂不付款，而将情况迅速通知失票人和法院，法院应该终结原有的诉讼程序。
5、失票人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时，被请求付款的票据付款人必须付款。
6、对丧失票据付款后，如果失票人丧失的票据又出现，票据付款人又依照票据法的规定付款的票据付款人有权从失票人提供的担保中取得补偿或请求法院同意后收回所提存款项、并及时通知失票人。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票据丧失后的普通诉讼中，由于主要着眼于通过诉讼保护失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实现其领取票据金额的权利，而并没有象公示催告程序那样判决和宣告所丧失的票据无效。因此，所丧失的票据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仍是有效票据，在丧失期间的转让行为只要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条件和公示仍属有效，善意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到应受保护。
因此为了既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又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克服公示催告救济方法的不足，更好地促进我国票据市场的顺利发展，对票据丧失，应积极主张采用普通诉讼的救济方法，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尽管普通诉讼救济方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有所不一致，但它与《票据法》的规定和票据的基本特性相吻合，有利于票据的流通转让，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总之，三种救济方法并存，使失票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显示了较大的灵活性，体现了我国《票据法》既充分保护失票人合法权益，又不损害其他票据利害关系人正当利益的立法宗旨。并且如果我们更加关注这些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就能让失票救济理论和实践都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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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志远：《商法案例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梁英武：《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立信出版社1995年版。
3、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经济法》，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