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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新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发管理进行描述和考量,力图挖掘出一些先进经营模型,为我国文化遗产开发提供借鉴。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遗产在管理尤其是产业开发之时都面临着几大问题,第一是与生俱来的非营利机构（文化事业）性质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第二是资金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紧缩减少情况下越发突出；第三是在多元文化、新媒体、娱乐消费潮流下,传统文化遗产的营销策略如何得到民众（消费者）认同。面对这些矛盾,只有在保护前提下,将文化遗产的公益性和产业功能充分整合,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永续利用”。世界各国在这个基本理念确立前提下,开展了各种开发经营模式。
1文化旅游
文化遗产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为之发展而服务,就必须全方位大力开展各项商业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以便让受众了解和接受,同时争取社会资源。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
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新晨
（2）广场表演和节日狂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中升华出“广场演绎”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资建设了大型舞台,在“锦绣中华”建立了中华广场,创作“龙凤舞中华”等大型的广场演绎节目,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相配套的是剧场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过节是我们民族格外重视的风俗,造节是经营文化的手段。为了塑造独特性,管理经营者提出了月月有节日的口号,使节庆活动成为亮丽的风景,国际啤酒节、狂欢节、泼水节都成为经典的文化品牌。从2002年开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创办了唯一的旅游狂欢节,游行队伍与观众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题公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以上各国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及与旅游开发等的良性互动结合；第三，坚持“创意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化素材的整合运用上,并使之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消费体验方式,与市场和受众接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飞龙.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6):59-66.
［2］颜文洪.世界遗产与保护地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06(3):79-81.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3
0引言
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成果就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伴随科技对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调整，越来越多的工业设施、工业设备被淘汰，工业闲置空间成为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工业废弃的产生伴随着昔日繁华的老牌工业区的没落，同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工厂倒闭等经济问题、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城市人口外迁等城市问题、税收减少等政治问题、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如何处理大量的工业废弃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一个综合性难题。尤其在二战后，工业变革日新月异，工业废弃的产生以几何体增加，在处理这些工业废弃的过程中各国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对工业废弃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销毁、销毁重建、回收再利用、综合性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渐渐认识到工业废弃物是人类社会自身历史的见证，工业建设过程中的成果与遗存属于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工业遗产的概念由此而来。
1工业遗产研究成果概述
工业遗产的理论依据是工业考古学，是一门包括调查、考察、记载保护工业遗迹的学科，目的在于从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角度评价这些遗迹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学者相继引入工业考古学的概念，并对本国工业遗产展开研究。我国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开始于21世纪，2006年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国工业遗产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伴随着工业考古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工业遗产的实践也在不断推进，相关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纷纷成立，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于2003年通过并提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下塔吉尔》，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内涵、工作原则与技术方式和形态分类，成为目前各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指导性章程。工业遗产被定义为：那些在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组成。它们由建筑物、机械、车间、制造场、工厂、矿场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所、仓库、店铺、能源生产和传输设施、交通设施所组成，与工业相关联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礼拜地和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
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开发的实践，主要以四种模式为主：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景观公园改造模式、艺术创意介入模式和综合开发模式。
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是指将该工业遗产所在建筑、厂区等，再造为同一主题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或者把工业区连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建成生态博物馆，原工业设备、机器、工具等制品就地展示，如意大利罗马的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巴黎的奥塞美术馆。
景观公园模式，指利用原工业遗产与城市记忆的链接，保留一定的原有工业设施，在原工业遗产所在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整理规划，建立城市公园。
艺术创意介入模式，指利用工业遗产原有的特殊美感和空间特色，如工业设施的历史斑驳痕迹或工厂建筑宽敞高大的厂房仓库，把工业遗产改造成为艺术空间，北京798艺术区就是利用大型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重新注入艺术功能。
综合开发模式，往往在一个区域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中出现，如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之路”的策划，把没落的德国鲁尔区改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亨利钢铁厂露天博物馆、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奥伯豪森中心购物区，区域内的废旧铁路和旧火车车皮成为社区儿童艺术学校的表演场地，焦炭厂被改造成餐厅、儿童游泳池。在工业遗产的实际改造中，往往采用综合开发模式，涵盖工业博物馆、景观公园、艺术创意介入等模式。
短短50年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工业遗产相关的法律、制度、组织、学科渐渐建立起来。对工业遗产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最开始的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目标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观念的转变，工业遗产改造的重点变为对遗产的保护和对历史记忆的保留。
2台湾地区工业遗产研究概述
工业遗产，台湾常使用的说法是“产业文化资产”，强调其所具有的价值涵义。台湾地区大多数工业遗产形成于日治时期，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的50年中，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把台湾作为日本的物资补给地，大量搜刮台湾的盐、铁、糖、粮，并由此兴建配套的铁路运输系统。日本退出台湾岛之后，给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存，主要以大型厂房、工业设备、铁路为主。20世纪后期，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影响、岛内产业结构的更迭和转型，工业遗存遭到闲置或废弃。
台湾地区开展工业遗产保护起步较早，1981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成立，1982文化建设委员会公布施行《文化资产保存法》，正式开启台湾的文化资产保护。1998年，台湾“行政院”成立文化资产委员会，确定工业遗产的内容、分类、范围，利用工业考古学的方法建立工业遗产调查操作手册。
在工业遗产评估和调查的基础上，文建会开展了三个计划：1998年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2002年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计划、2002年产业性文化资产保存计划。
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具体指向铁道艺术网络及五大创意文化园区。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指把闲置的铁道仓库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坊和艺术展演场所重新规划，具体包括台中20号仓库、嘉义铁道艺术村、枋寮F3艺文特区、新竹铁道艺术村、台东铁道艺术村、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五大创意文化园区是指，2002年，台湾文建会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在全台范围内选择了四个闲置酒厂和一个仓库，具体指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业遗产再利用为创意文化园区，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与商业机制的连接。
台湾早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是出于环境整治和日常维护需要，并且以观光商业利益为重，忽视工业遗产本身的社会文化功能、历史文化价值。2000年之后，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开始推行一系列文化资产“再利用”主题活动，特别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大量古迹和历史建筑受到很大的破坏，工业遗产再次受到重视。
笔者在台湾学习期间，重点考察研究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走过台湾知名与不知名的很多文化创意站点之后，发现台湾的工业遗产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多是从工业遗产出发，缘于台湾历史古迹的缺乏和工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工业遗存;第二，台湾铁路的记忆贯穿整个台湾当代社会，工业遗产中的大部分资产或直接或间接都会与台湾铁路产生联系，“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阿里山窄轨铁道”、“盐铁专线”、“台铁便当”等，从火车站、铁路线路、铁路仓库、铁路制造厂、铁路餐饮服务等等，台湾地区都把其纳入文化资产，并进行主题开发、品牌管理，台湾铁路不仅从交通地理上串联全台湾空间结构，还从文化记忆上搭建台湾的时间意象。所以对台湾铁道文化的研究就拥有了，了解当代台湾文化的意义。
3台湾地区铁道文化再生历程概述
台湾铁路，自1837年刘铭传建立第一条铁轨以来，已经有180年的历史，期间承载客运货运，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大众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20世纪末，台湾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大众运输系统的进步，都让百年台铁原有的功能逐渐被替代，2005年台湾高铁运行之后，台铁的实用功能锐减，多条支线凋零直至废弃。
对于包含台湾记忆的台湾铁路，台湾地区没有选择粗放式的销毁或丢弃，而是在多方势力介入台铁的留存与保护研究之后，最终确认借由台铁原有的功能与条件打造文化艺术观光路线，让台铁的功能延续，生命力拓展。
3.1大陆对台湾铁道文化研究综述
大陆地区对台湾工业遗产和台湾铁道文化再利用的研究早已有之，多零散见于建筑、城市景观、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类的论文期刊。如石颖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城市工业遗产的人类学思考——西直门火车站的变迁与历史记忆》(2010年)从社会学角度讨论铁道再利用的必要性;林双毅的硕士论文《城市铁路废弃地景观更新设计研究》(2013年)中提到台湾铁道文化开发。还有一部分论文以某一个铁道艺术村为案例，从一个角度讨论研究，如范丽的硕士论文《旅游开发与既有建筑再利用研究》(2013年)，从改造的背景、策略、使用评价角度研究“台东铁道艺术村”;樊丽媚的硕士论文《台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13年)通过对台湾的工业遗产现状进行普查、分析和总结，提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并从建筑类型和改造类型分析“台中20号仓库”和“嘉义铁道艺术村”;王蕾霰、周波在论文《台湾产业遗产保存与再利用实践研究》(2015年)中详细讨论台湾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认识和实践，以“台东铁道艺术村”为例，论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的缘起;赵红霞的硕士论文《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台湾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2015年)从空间结构、建筑类型、改造手法、改造理念等角度分析“台中20号仓库”;李星敏的硕士论文《铁路废弃地的景观更新设计对策》(2015年)从景观更新的角度讨论“嘉义铁道艺术村”。由此可见，把台湾铁道文化作为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
3.2台湾铁道文化再生实践
台湾人的铁路包含的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世代记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台铁衍生出的产业链上下游基本上可以涵盖50%的台湾文化营造，台湾人喜欢并擅长开发铁路文化，例如，制造铁路用铁的铁厂工人，用铁路部件废弃物组装成的装置摆放在台北市政府广场;铁路运输过的木材和旧铁轨为主体建成的“宜兰罗东林业园区”;铁路旁边原来用来存储货物的旧仓库、职工宿舍、办工场所，改建成艺术园区，如台中20号仓库铁道艺术村、新竹市铁道艺术区、枋寮F3铁道艺术村、台东铁花村、花莲铁道商业街区;台铁便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铁路途径的台东县池上地区，为过路的台铁旅客准备的池上便当，成为众多游客的旅行的目的;很多火车站本身就是历史建筑，由于台湾地区历史上被众多不同的政体治理，期间留下的痕迹，又以火车站的建筑样式最为明显，如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日式风格明显的集集火车站、花莲火车站、平溪线十份车站，巴洛克风格的台中火车站，原住民元素突出的台东火车站、台东海端火车站等等。
3.3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项目
“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台湾文建会推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铁道艺术网络利用各个火车站闲置的仓库改造为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坊及展演场所，借由此带动台湾文化艺术发展。2000年，位于台中火车站后方的20到26号仓库成为铁道艺术网络的第一个运营点，开放仓库给艺术家进驻，其中的20号仓库免费开放给大众参观，并同时作为展览和休憩的场所，之后台中的铁道艺术村被称之为“台中20号仓库”。继台中的铁道艺术村之后，陆续完成嘉义、枋寮、新竹、台东四处铁道艺术村的建立，2009年又推动花莲铁道艺术村的规划运营，自此台湾铁道艺术网络串联起由“点”到“面”贯穿整个台湾铁道东西南北的艺术创作网络，并借由此网络整合台湾艺术创作活力、地方文化特色、交流互动方式及相关观光与产业资源。
4结语
250年工业文明历史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都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迹，而工业遗迹所具有的现代气质恰当的契合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所以社区、社群、记忆、城市意象被带入到推动现代社会的视野中，台湾铁路工业遗产的改造试图回应社区诉求，首先致力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合二为一的现代呈现，然后才是对文化发展、产业转型、经济提升、环境改善的显现作用。台湾工业遗产的改造为大陆提供了一种参考，即“微小叙事”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把细微的情感和社区的需要作为从工业遗产到文化发展的立足点，把深入挖掘地方文化，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呈现，方能让工业遗产活化再生。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黑曜石之路
一
黑曜石，又称黑曜岩，属火山喷出岩之一。其材质几乎全部由玻璃质构成。常见为黑色，也有褐色，有明显的玻璃光泽和贝壳状断口。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佩饰器等典型性原料，其石器多采用压制法、琢制法制造而成，尤以琢制技术的细腻、匀称、精美而著称，其琢制工艺令人无法仿效，堪称石叶石镞文化的标志性代表石器，应在新、旧石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称砾石为“石器之母”，黑曜石则应视为石器之星、石器之王。通过对矿化木、页岩、燧石、玛瑙、石髓、碧玉等矿石材质比较，黑曜石器材质坚硬而有韧性，光滑而精美，其坚硬度、耐磨性、锋仞力均高一等。仅就中国黑龙江有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少量一厘米箭头和十厘米石矛即有铤无铤黑曜石石镞而言，在新、旧石器时代应是石叶石镞文化的标志、部落首领地位的象征，也被称为“肃慎人的徽记”。
不知为什么，对黑曜石器的考古研究，多年以来一直不系统、不深入。能够收集到的史料和考古报告中，对黑曜石器只有记载而无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甚至连产地及分布区域也无科学考证。对于黑龙江流域的黑曜石器来源，大多专家认为是“和中原地区往来”的结果，还有的认为是“陨石”、“天外来物”。从获得的关于黑曜石器出土文物资料上看，黑曜石器大量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俄罗斯远东、日本北海道众多遗址，在吉林、内蒙古有关遗址中也有发现。尽管如此，除日本考古学家有个别文章在研究石叶石镞文化中重点对黑曜石进行了关注，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系统研究仍显欠缺。值得兴奋的是，中、日、俄考古专家、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黑曜石信息，尤其是丰富的与黑曜石器共存的文化遗址考证材料，为系统、深入研究黑曜石文化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笔者不是考古行家，只对“黑曜石之路”所产生的黑曜石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试图进行探索性研究。进而认定“黑曜石之路”的源与流，开辟、演变与发展，初始、分布与兴衰。从而认定黑曜石器在新、旧石器时代的地位和对现实与未来的深刻、深远影响。否则，“黑曜石之路”则无从论起，更无法认定其价值和对现实的作用。
据确凿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的商周时期，正当中原地区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阶段，黑龙江地区就居息着三大古老民族，即东部的地区的肃慎族，中部地区的氵岁貊族，西部地区的东胡族。
肃慎人是见载于史籍的黑龙江地区最早的先民。肃慎，又名息慎、稷慎。肃慎族活动地区，据《后汉书·挹娄传》载：“在夫系东北千里，东濒大海（日本海），南与沃沮接，莫知其北所极；”《晋书·肃慎传》载：“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东濒大海，北极弱水（今黑龙江）。”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和《黑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等权威性史籍中，均认为在远古时期，肃慎族就同中原地区发生了密切关系，并举证了大量令人信服的史料。首先是《竹书记年》中关于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的记载。其后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定九州，各职来贡”，其中就有肃慎人。再往后就以《国语·鲁语》中关于肃慎“贡楛矢石弩”的记载为皇家史证。其文曰：“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并有在箭杆上刻下“肃慎氏之贡矢”的证据。”关于肃慎“贡楛矢石弩”的历史见证，笔者毫不怀疑；只是有一点不解，“石弩”是产于黑龙江流域的肃慎居息地吗？它的产地究竟在何处？如无产地出处，何以认定。另一疑问是，许多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陶器等与中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相似，反映出明显的来往、交流的史实信息。但黑曜石器未必就是来源于中原地区，就是来源于中原地区，也不可能作为贡品。如果加上“楛矢（白桦木）”，再作为贡品奉献，并不符朝贡礼仪的传统习惯。众多“蛮夷”贡品中，非特产而不贡的道理自古有之。那么，黑曜石的来源与产地，就值得探究。
“石弩”一词，并非就指黑曜石一种箭镞。石镞，通常解释为，用质地坚硬的石材制作，如矿化木、黑曜石、页岩，以及燧石、玛瑙、石髓、碧玉等，常被考古学家誉为“利箭”，并认定是肃慎人进行生产、生活和防卫的先进工具和武器。黑曜石石镞当为“利箭”中的利箭。这是由黑曜石材质、颜色、锋利程度、耐磨程度决定的。可以说是石叶石镞文化标志性、代表性石器。但“石弩”是石镞精品的总称，并非独指黑曜石。因此，对肃慎人是否就是进贡的黑曜石石镞，尚缺乏有力证据。但珍贵的并具典型性的黑曜石石镞是“贡楛矢石弩”中的一种，而且是重要的、名贵的一种“石弩”，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中结论性的认定，在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等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并用打制法和压琢法制作的黑曜石石镞，用青色或灰色页岩以及其它石材制作的石镞，大体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屡屡提起的肃慎族的“楛矢石弩”既然如此，就应当指出其产地，否认黑曜石是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进而对黑曜石器作出较明确的源流结论。
这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应回避的问题。史籍有记载，不可否认，但后人的不断发现黑曜石器，而且已超过了日本海，超出了黑龙江流域的研究范围，岂不更应该引起史学界高度重视。何况，考证黑曜石器的源流，已影响到“黑曜石之路”的研究。
如果“黑曜石之路”被认定，黑曜石文化亦被确定下来。
肃慎人“贡楛矢石弩”已成事实，“石弩”中有黑曜石石镞也无可否认。正是由于黑曜石石镞作为“利箭”而成为贡品，受到帝舜、夏禹的喜爱，那它一定是肃慎人名贵的特产，地位的象征。进而所引出的黑曜石器组合文化问题，包括黑曜石源流、功能作用、制造工艺、应用范围、分布区域，以及外延的，与其它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文化的共存关系等，就迫使我们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其研究价值，主要是解决黑曜石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黑曜石器的分布带能否被认定为“黑曜石之路”，这一史前文化现象在黑龙江流域文明当中居于何种地位，直接涉及到黑龙江乃至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背景的广阔度和文化底蕴的厚重度。黑龙江流域史前文化中有没有一条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通道；黑龙江流域的肃慎、氵岁貊、东胡三大古老民族在三千年、四千年、直到一万年、二万年前，部族之间是怎样一种交往交流关系，又是怎样跨过日本海，与日本北海道先民及环日本海沿岸土著人彼此来往、相互交流的？北海道先民是否和肃慎人有着某种族源关系？等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都直接决定着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史、文明史。笔者仅就十余年来对出土于日本北海道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各遗址的考察，根据黑龙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黑曜石器及其共存文化材料，探索“黑曜石之路”，认知“黑曜石之路”，试想看到黑龙江文明最古老的一道曙光，增添东北亚文化圈中最遥远的一抹辉煌。
二
几十年来，随着黑曜石器在黑龙江、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西伯利亚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研究黑曜石器的起源及分布区域渐显出来，已不再是20世纪60、70年代的局部发现和散记性研究。在8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在北海道考古研究的基础上，跨国同俄罗斯西伯利亚、滨海边区考古部门进行联合研究，对黑曜石器的源流给予了初步的特别关注和探索，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由此，发现并撰文提出了“黑曜石之路”命题，为“环日本海文化”提供了新的、具有历史现实研究价值，并对当代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启示作用。
目前，认定“黑曜石之路”，虽然只是日本一家之说，中国、俄罗斯还尚未响应。但随着东北亚文化圈、经济圈的形成，特别是随着新世纪欧亚陆海大通道的辟建和发展，对“黑曜石之路”的全面研究，也就显得更具时代意义，理当提到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日程。通过中、日、俄相关地区的文化遗存与黑曜石分布，管见黑曜石石器文化与区域历史文化的关系，探索“黑曜石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进而认定“黑曜石之路”在东北亚地区的桥梁、纽带和外延、辐射作用，是当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学家乃至高层决策者特别关注的一大课题。
随着日本对黑曜石考古研究的进展，不仅确定了黑曜石的产地，而且还进行科学鉴定。黑曜石产于日本北海道的纹别辖内的白滝。经对北海道千岁市宿山——三角山，发掘出土的211件黑曜石器和石片，对于石器共存的木炭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21450±750年。“在萨哈林南部的东海岸的道林斯科（过去的汇合处）附近的索科尔遗址，发现了很多采用涌别技法制作的楔型细石核和细石叶、刮削器、雕刻器等。其中一看便知道含有白滝所产的黑曜石。”“石器原料的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也可以确认其产地的所在。”其年代测定距今1.4—1.5万年前。1986年日苏共同对阿穆尔河河口附近的斯科耶村南6公里的玛拉亚·卡沃尼遗址出土的黑曜石，在日本立教大学进行了放射性化学分析，其结果再次证明此种黑曜石原产地为白滝。这也就证明，最低，早在1.4—1.5万年前，产于日本北海道白滝的黑曜石器已开始跨过日本海向彼岸大陆输出。据新彼得诺夫卡遗址、乌斯诺夫斯卡遗址、布夫森遗址、捷丘赫、索科尔遗址、玛拉亚·卡沃尼遗址等遗址出土的黑曜石器，无一不证明，黑曜石石器源于日本北海道白滝。
至今，中国尚未对黑龙江各遗址出土的黑曜石进行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年代测定。但从日本考古专家的论文中，可以看出，日本考古专家已对密山县新开流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器给予认定。既然黑曜石文化与新开流文化遗址与日本北海道、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滨海地区文化遗址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和新开流文化相同的黑龙江境内其它文化遗址，自然就形成一条黑曜石器文化带。据众多考古报告记载，除新开流遗址最早出土了黑曜石之外，在绥芬河建新遗址、穆棱兴源遗址、宁安莺歌岭遗址、牡丹江河口—振兴遗址、泰来县车翁根山、松树林、绰尔等遗址均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黑曜石石器和碎块。最精美的当属黑曜石石镞，大的有十厘米长，小的仅有一厘米，而且有铤、无铤、锐角、钝角、单刃、双刃达十几种之多，均采用琢制法和压制法加工而成。
遗憾的是，对这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黑曜石器，没有具体的年代测定和放射性化学分析，与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西伯利亚、滨海边区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黑曜石石器也没有比较研究。最新的考古成果——1992年至199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系合作，对牡丹江河口——振兴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但对出土的黑曜石石镞，却没有具体研究结论，因此更无法断代和认定是否与产于日本北海道的黑曜石有源流关系。和以往新开流、莺歌岭遗址、亚布利遗址、滚兔岭遗址的发掘、研究一样，被列为乙类文化遗址而忽视研究，但专家还是在《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一）》中注释认为是“黑曜石器年代可能较早”。鉴于此研究状况，只好参考并依据日、俄两国1986年联合考古调查、研究结果及日本专家带回黑曜石样品进行科学分化的结果，判断上述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器至少距今已有1.4——1.5万年，完全有可能是来自同一产地或带回原料加工的结果。从地缘关系上看，俄罗斯西伯利亚、滨海地区同属黑龙江流域，与滨海边区陆地接壤的绥芬河市建新遗址出土的大批黑曜石，与捷久赫出土的、海参崴博物馆藏的黑曜石如出一辙，观感没有任何异样。绥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向西，进入牡丹江流域，再向西进入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均具有分布着同类文化特征的遗址或文化层，不同程度的有各种类型的黑曜石出土。这就证明，从日本北海道，跨过日本海，整个黑龙江流域，从东到西有一条“黑曜石之路”。
从西向东流经西伯利亚南部，后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据其流经的地形及注入的水系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小流域。其中，最大的支流结雅河汇入处的布拉戈维中斯克市附近的大约1000公里长的一段，是其中游地区。这一地区被大兴安岭等交通困难的山脉包围着，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而另一方面，具体指流经外贝加尔和蒙古的水系，联系着这一地区人们的往来，但这条通道远远不如黑龙江流域东南部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南部各水系，诸如绥芬河流域则算得上最佳的通道。大陆性季风气候，并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形成本地区最佳气候条件，比起北部地区，更具人们交往、交流条件；仅从俄罗斯滨海边区和中国黑龙江东部地区分布的黑曜石器与其它文化共存的遗址东西总体范围的具体分布密度来看，也证明了气候条件、地理条件是形成这一历史文化环境的自然因素。这并不否认“黑曜石之路”北部线，可视北部线为南部线的复线；同时，也并不否认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在选取北部线和南部线的同时，族群分布的密度之交通环境起了决定性因素。翻开地图，结合黑曜石石器分布的区域，南部两条线最后并入黑龙江流域一直向西，呈现出广阔的腹地，几乎涵盖了中国东三省一区。肃慎先民是这一地区曾最具有聚集力和辐射力的强大族群。开辟出“黑曜石之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独具特色的黑曜石文化角色，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
“黑曜石之路”，不单是指黑曜石器从东向西传递，也不是说是日本北海道先民从北海道把属于本岛的特产跨海带入日本海东岸黑龙江流域，而是相互交往交流的结果。正如日本考古学家本材英明论述的那样，“这些黑曜石表明，它们之间的交流不只是从西伯利亚向北海道输入的单向流动，而是两方面的相互交流。”
的确，“黑曜石之路”是古代东北亚地区的一条陆海通道，只不过以石器之王黑曜石命名罢了。值得认定的是黑曜石从日本北海道跨海向西部大陆输入的现象，伴随这一现象，大陆上丰富多彩的石叶石镞及陶器、骨器等纷纷向东跨海输入北海道。东西相向交流交换，形成了黑曜石文化独特的历史景观。
陆海相连的“黑曜石之路”的形成，在地理条件上有多少依据？远在1.4—1.5万年前，人类的渡海能力如何？据地质资料表明，距今1.7—1.8万年，正是乌尔姆冰期的鼎盛阶段。当时平均气温下降7—8度，海平面下降了约100米，在封闭的日本海周围，频繁的人口迁徙和贸易往来，与强大的肃慎先民形成互补互助完全可能，随之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圈、文化带是符合实际的。
在中国黑龙江、俄罗斯西伯利亚、滨海边区、日本北海道所属各文化遗址中，石叶石镞文化最具代表性。
石叶石镞具有两个属性，一个是石叶及细石叶，二是弓箭的镞，前者是指“素材”后者指“机能”，是属于这个年代内所产生的石器。综合比较分析，应该承认石叶石镞是黑龙江流域的产物，它无论登上下游沿岸历史舞台，还是跨海登上北海道历史舞台，并以此为中轴，广泛分布于黑龙江下游两岸勘察加、外贝加尔、贝加尔、蒙古及北亚地区。一部分向西伯利亚扩展，越过乌拉尔山，一部分向东传布，到达库页岛、北海道。这是以黑曜石为代表的石叶石镞文化的基本流向和基本区域。
从这种分布情况上看，不难看出北海道的石叶石镞文化、西伯利亚石叶石镞文化与黑龙江流域石叶石镞文化的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事实上，从石叶石镞的自身特征、制法也得到了证明。除北海道石叶石镞外所看到的其它各种各样的石器形状、制法以及它的组合特征等，均与西伯利亚、滨海边区、黑龙江各文化遗存基本一致，其中相当部分如出一辙。
例如，半柳叶形的石叶石镞是黑龙江、西伯利亚、滨海边区、北海道石叶石镞的最普通的类型。沿适当长度的石叶侧缘做出雕刀面的雕刻器占主体，同时也有仅从石叶的中央向两侧缘做出“山形”的雕刻器和从一个侧缘向另一侧缘斜向加工而成的雕刻器。雕刻器的种类和它们之间数量上的比率也有几乎相同的倾向。虽然，黑龙江、西伯利亚、滨海边区、北海道石器种类繁多，但它们石叶石镞文化的亲缘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也有一部分石叶石镞特征有明显区别，这也许是异曲同工罢了，或作其它解释，但并不影响普遍性和代表性。本村英明在考察新彼得诺夫卡文化遗址后，论述道：“从石叶为“素材”的石器占的比例大约是80%左右，这可以说是新彼得诺夫卡文化和北海道的石叶石镞文化有亲缘关系的很好例证。”
伴随石叶石镞文化而共存是各种纹饰的陶器，俄罗斯远东考古学家称“阿穆尔编织纹”，日本称“女满别式陶器”。也就是在口沿部饰有菱形戳印纹，也有方格纹、短篾状戳印纹；旋转的圆形竹管纹；以条带纹为地，同绳索状带压印纹组成平行的纵向或斜向的纹饰，口沿部的各种几何图形的纹样带等，均可从东宁团结遗址、绥芬河建新遗址、牡丹江河口——振兴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纹饰陶器及陶器碎片中得到印证。而把这种纹饰的陶器与日本绳纹陶器放在一起比较，虽同属日本绳纹时代早期（8000—7000年），但很难与绳纹文化类比，尤其是其绳纹文化的来源一直困惑日本考古界。1986年，日本考古学家在同前苏联联合进行考古研究中，取得了新的突破。承认这种绳纹文化来源于西伯利亚，来源于黑龙江。西伯利亚历史、语言、哲学研究所A.K.卡那耶斯基博士在阿穆尔河口附近的斯森科耶村南6公里的玛拉亚.卡沃尼遗址中发现陶器，其口沿下方的颈部饰有连续的菱形纹带，其上、下部均饰有缠绕绳索状多带压印纹。在其下部还有缠绕锯齿状纹带组成的菱形纹。对此，本村英明承认：“连续的菱形纹饰是由于施纹的旋转而形成的。”由于具有这种纹饰的陶器分布在阿穆尔流域地区，因此，被称为“阿穆尔编织纹”。他还承认在中国的密山新开流文化中也可找到证据。其实，何止新开流文化一处有“阿穆尔编织纹”，绥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牡丹江流域等各文化遗址屡见不鲜。
在日本，很早就有专家提出“女满别式陶器”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没有认同。后来仅通过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文化考察才认定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片面的。只是为寻找北海道石叶石镞相伴生的陶器的原产地提供了初步而可靠的线索。真正寻找与绳纹陶器的原产地，必须来到中国大陆才能找到最终圆满的答案。由此，与黑曜石共存的文化，也会在中国黑龙江得到理想的研究结果。
黑曜石产于日本，是日本的自豪，饰纹陶器产于中国，是中国的光荣。但黑曜石文化没有国别，它属于东北、属于世界。
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形成的。而“黑曜石之路”年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见雏形了，只是尚未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黑曜石之路”是被历史尘封了的文化，是必须被认知、被弘扬的历史文化。这需由中、日、俄、韩、朝、蒙等众多国家集中、联合研究。使“黑曜石之路”更具文化内涵。它将促进东北亚文化圈、东北亚经济圈的壮大和发展，尤其对欧亚陆海大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将奠定悠久的历史背景和呈现丰厚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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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村英明著 赵虹光译《新彼得诺夫卡文化和北海道石叶石镞文化》 《北方文物》 1995年第1期第122页
7 日]岛田高志 著 冷红菊译《日本旧石器时代》 《北方文物》 1995年第1期第103页
8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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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洛阳学；河洛文化；华夏历史文明；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图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图、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图洛书同异考》认为，河图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图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图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政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政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图）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图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洛文明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论文通过分析公共图书馆与产业集聚力、社会整合力、创新力、文化力等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的关联性，提示了公共图书馆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城市竞争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反映了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标志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文化形象。探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将公共图书馆置于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去挖掘它的价值，并进而丰富有关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体系。
1 城市竞争力概述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含义直观而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很多解释。总的看来，这些定义都强调城市资源的有效开发，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为满足区域、国家或者国际市场的需要而产生商品、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改善生活质量、树立自身形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反映了城市的生产能力、生活质量、社会全面进步及对外影响力[1]。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纷繁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从产业集聚力、社会整合力、创新力、文化力等几个被研究者普遍认同的因素入手，来分析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影响。
2 吸引产业聚集，提供商务支持——公共图书馆与产业聚集力
从城市的角度说，聚集力就是城市的吸引力，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力量，产业、人才、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有效集聚，为城市综合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城市集聚中，比较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产业聚集，即经营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一群企业，在地域上更进一步的集中在一起[2]。以具有竞争优势的硬、软环境吸引各种资源在一定区域上聚集并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基本战略。
公共图书馆对于产业聚集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文化产业的积极推动上。首先，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是文化产业产品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其大量的文献采购活动有效地带动着城市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又与印刷、设计、包装、生产、运输等产业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促进了文化产业在城市的聚集。其实，除了自身巨大的文献需求之外，公共图书馆还为文化产业市场培育更广泛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能够促进市民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而随着市民文化修养的提升，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更高，于是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奢求会不断增长，并趋于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这些需求将有力地刺激城市文化产业的繁荣。第三，公共图书馆可以凭借其文献资源优势，直接带动文化产业中某些行业的蓬勃发展。如旅游业是城市文化产业的亮点之一，如何更好地宣传、挖掘更深层次的城市旅游资源，对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公共图书馆作为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载体，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旅游产品支持，可承担起“文化旅游”的重任。一些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辟出专厅举办当地民俗文物展览、地方志展览、珍本善本展览等，让游客在惊叹于城市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更深刻地体味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旅游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凸显出新的魅力。
3 粘合二元文化，促进城市融合——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整合力
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大量的人口集聚及不同社会阶层并存，城市社会健康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城市社会的整合程度，故而社会整合功能是城市竞争力的体质特征[3]。一个城市能否营造出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各阶层和谐共存，直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经济、社会繁荣以及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城市竞争力的大小。
图书馆在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存，特别是实现弱势群体的自我提升方面有着独特作用。正如吴慰慈教授所言，直到今天，比较社会中各类型组织，很难找出一个能象公共图书馆这样贴近群众、体系完备、基本免费的机构。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社会地位，所有社会成员原则上都可以免费享受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将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缩小社会差距；维护住处安宁，保障公民权利；活跃文化生活，提高教育水平；弥补数字鸿沟，推动和谐发展等作用。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二元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粘合剂，它所拥有的馆藏资源和举办的文化教育活动，既有偏重于审美性、高雅性的部分，即所谓的精英文化；也有偏重于娱乐性、消遣性的部分，即所谓的大众文化。这样，公共图书馆既满足了社会大众共同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同时也不排除精英人物对高雅文化的需求，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并存，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生，城市的社会结构得到良好的整合，城市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得以强化。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公平的一种制度保障，有利于实现城市弱势群体的自我提升。公共图书馆是城市公民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的理想场所，读者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强弱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平等的服务。这种无歧视的信息服务本身就传达着社会公平的理念，对于城市弱势群体的心理调适起着正面的安抚与激励作用。而且图书馆中丰富的馆藏资源、良好的学习氛围，也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处温暖而可靠的科学文化避难所，有助于他们通过阅读的滋养来改善知识结构，提升科学素养。同时，图书馆举办各种免费的书法绘画展览、音乐欣赏、经典影片观摩等，还可以增加城市弱势群体的文化艺术福利，使他们不被排斥在优秀文化的影响之外，从而保持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鸿沟问题对城市整合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公共图书馆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恰恰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城市公共图书馆大都设置了电子阅览室，并配备了相应的数字资源，可以为“信息贫困者”提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上网查询各种信息的公益。当然，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培训用户的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更是直接为缩小数字鸿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营造学习氛围，推动城市创新——公共图书馆与创新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建设“学习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创新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有力补充。Van Geenhuizen认为，拥有关于新技术的知识是当今城市和地区获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对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4]。廖远涛等也认为，创新学习能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层的构成要素之一[5]。
公共图书馆是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知识创新体系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所构建的良好文化氛围和学习环境，有助于培育市民的终身学习习惯，使学习和创造成为市民自觉的精神追求。由此，城市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学习型组织，直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和知识竞争力的全面提高。
我们知道，创新的形成总是以一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是一种学习知识、创造知识并将知识与技术进行产业化运作的过程。图书馆与大学、科研机构、知识中介机构、广告传媒网络等其他知识基础设施一起构成了知识创新的基础平台，他们互相配合，传递着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使整个城市都能感受到创新的氛围与活力，也使创新者所需的各种资源与服务能够得到及时、全面的供应并实现有效整合和转化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为城市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从本质上说，城市创新力的大小取决于创新主体的素质，即人力素质。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市民素质的途径很多，通过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就是其中之一。公共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满足各种专业、各种职业、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知识需求，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同时，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的文献比肩而立，本身就传递着文化多样化的信号，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广大市民开阔视野，理解和宽容不同文化。另外，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信息资源利用课程、学术报告、知识讲座等，可以满足市民对新信息、新知识追求，提高市民的信息素养；通过开展外语、计算机应用知识等专业技能培训，可以为市民的职业技能“充电”，使其有能力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通过举办科普展览、书法绘画展览、视听音乐会、影片观摩等，可以提高市民的科学、艺术文化修养。显然，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信息服务和文化活动，对市民的思想道德、科学知识、艺术修养等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和熏陶，对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创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5 打造文化品牌，彰显城市个性——公共图书馆与文化力
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经指出：21世纪的竞争，将不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这也说明文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成份。一个具备独特文化品位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张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对于城市投资环境、商业环境、人才环境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当今，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那些历史积淀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往往被看成理想的投资和居住地，如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京都，我国的杭州、苏州等。
城市的魅力在很程度上来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珍贵财富，更是城市文化品牌和个性特征的生动展示。作为城市的记忆宝库，公共图书馆通常保存有大量的地方史志、家谱、地方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资料等以地域为特色的文献及其他历史典籍，这些文献以特殊的方式记录着历史发展的重要瞬间，描绘着城市风俗的历史演变，折射着城市文明的延续与进步，为彰显城市文化个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信息保障。比如著名旅游城市苏州，就是利用其丰富的史料塑造和提升了历史文化古城的形象。据史记记载，苏州历史上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强吴时代，那是苏州历史上的传奇与经典时代。苏州人十分珍视这一独特的历史闪光点，每隔数年组织召开一次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扩大苏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苏州的虎丘、临顿路、胥门、盘门、灵岩山、玩月池等古迹也因历史文献中的种种传说、掌故、轶闻而得以被识别、被还原、被赋予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成为苏州城里古意浓浓、让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
同时，公共图书馆为深入开发利用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供了信息支撑和业务支持。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专业的技术和手段对其所拥有的城市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分析、精心整合，形成一个系列有形的研究成果，全力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以镇江为例，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社会各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都很重视，文献信息要求量很大。为此，市图书馆专门成立了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资料中心，集中资源优势，有效提供服务，编写出版了《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丛书》等[6]，为镇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文化是城市的一张有份量的名片。要想打造有魅力、有特色、有底蕴的城市文化品牌，公共图书馆是不可忽视的基础要件：它以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承担着城市特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播重任，塑造了独特的、有魅力的城市个性，增强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
6 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怎样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的竞争力，也成为当下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公共图书馆并不是城市竞争格局中的旁观者，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种类信息的提供者，它有利于文化产业的集聚，作为二元化文化的粘合剂和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它促成了城市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共生共存，给予了弱势群体自我提升的机会；作为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知识创新体系的一大支撑力量，它营造了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积极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作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它为打造独特的文化品牌，彰显城市个性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保障。总之，公共图书馆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大力发展和完善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并通过它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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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倪鹏飞. 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68
[3] 林 拓， 张修桂. 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的双向推动及其战略选择.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3，4（4）：76~81
[4] Van Greenhuizen， Marina. 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growth : the case of Delft . Geo-Journal， 141(4):369~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