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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临写千字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字；中国人；书法教育；语文教学
中国书法昭示了华夏民族坚韧不拔、刚柔相济、智慧团结、坦荡自然之风范。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书法艺术是我们中华儿女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我们的学生书写现状又如何呢？目前，有的中小学虽设书法课，但名存实亡，书法教育基本上已经淡出了中小学教育，多数学生的写字水平越来越差，字迹潦草难认、错字屡出，提笔忘字的情况十分普遍。针对此种状况，语文教师应如何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加强书法教育，我根据自己的一些教学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读书家故事，传国学情
书法教学中，教师不能只注重书写技巧，而要注意兴趣的培养，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而要培养书法兴趣，读中国书法名家故事必然是我们必选的途径。这些书法小故事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芒。苏轼曾经说过；“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退笔成冢的书家不只是怀素一人，还有陈、隋间的智永，还有明朝的张凤翼等。“墨成池”说的是张芝等人学书的故事。学习书法故事，学生们可以学得书家的苦练精神和学习的毅力。这是读书法故事的功效之一。其功效二，功夫用在平时。聚沙成丘，滴水成河。零星时间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极其可观了。关键是要坚持不懈。文征明少时“拙于书”，因为字差岁考没通过，而后勤学书法，临写智永《千字文》每天一遍，终成名家。其功效三，学问在书外。爱学还要爱思考，艺术一半靠悟，张旭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书之神；王羲之看鹅而得书之韵；黄庭坚观摇橹而得书之力。读书法故事学到的岂止只有书法？
在这些故事中，学生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既会对书法产生浓厚兴趣，也会得到一些成功的经验，更能有启发、激励以及提高书法认识和鉴赏水平的作用。
2 赏名碑名帖，品国粹美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区别于其它艺术类型，因其雅俗共赏性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吸引人们揣摩和欣赏，从中感悟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魅力。随着社会日趋信息化、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与飞速发展，汉字的书写一度陷入尴尬局面，国人对书法艺术越来越生疏，甚至发展到不会写字的地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大众传媒引领书法艺术传播发展的主流，净化书法艺术创作环境，让人们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让书法艺术欣赏者能更好地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营造良好的书法艺术生存环境，不断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民族书法艺术的发展，要拓展当代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挖掘艺术与科学合流的价值，实现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
书法欣赏不仅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鉴赏能力，而且还是我们提高书写水平的前提条件。
要写好字，要学习书法，我的主张是必须先学会欣赏，这是前提条件，不会欣赏，眼睛不会看，如何去指挥手？会看才可能会写，不会看是不可能写好字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可以指引创作的方向，在创作时自己就是老师，如果创作水平高于欣赏水平，就要时刻找别人指点，岂不麻烦。欣赏和创作相辅相成。书技的提高跟实践关系很大，颜真卿一生创作了多少碑文，这样的实践为一位旷世楷书家的出现作了铺垫。
3 写篆隶行楷，爱中国字
要让学生真正练好字，需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教学生打好基本功，从楷书练起。第二有基础后要引导学生学习喜欢的字体，练习名帖。现实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一是专业老师少，教师书法技能本身存在缺陷，教起学生来有很多误区，事倍功半；二是好多老师鉴赏水平低，学生们练习书法得不到正确引导，没把书法当成一种艺术，因此难以帮学生选择正确的帖子。“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国艺术的瑰宝。为了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写出规范、端正的汉字，很多学校就提出“写规范字，做中国人”。要求全体语文教师重视学生的写字，充分利用写字课，认认真真教，扎扎实实抓，力求每个学生能写好方块字。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基本保证，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其它课程，形成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热爱祖国文字，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具备熟练的写字技能，并有初步的书法欣赏能力是现代中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素养，也是基础教育课程目标之一。”因此，把写字课落到实处，对学生严格要求，培养其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出一手端正、规范的汉字。
4 泛墨海之舟，养浩然气
文征明临写千字文范文2
《石渠宝笈》是什么样的书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主要收录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两书各有初编、续编和三编，总数为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
《石渠宝笈》著录的法书名画，主要来源于清代开国以来到乾嘉时期历朝皇帝的收集、臣工仕子的捐献。该书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等。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全是精品。这是国内文物鉴定界的共识，尤其是国家文物局所组建的书画专家鉴定组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全国文物大普查以来，他们将各省、市博物馆、文物店的收藏都进行了详尽、权威的鉴定和筛选，不仅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佳作，同时，更起到去伪存真的功效。在大量被否定的古代书画中，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为数不少。以故宫为例，在书法、绘画库中被历次专家审查后降级为参考资料的绘画作品就有唐・李思训《采莲图》、元・钱选《洪崖移居图》、明・陈淳《写生花鸟图》、清・王《仿云林荆溪清远图》等自唐至清历代画作不下200多件；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所以说，乾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是相当有限的。
不仅如此，文臣的鉴定还时时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如被明代邹之麟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现分藏台湾故宫和浙江省博物馆），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是将摹本当作了真迹，反复题咏，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后来真迹出现了，皇帝的尊严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没眼”，又不能眼睁睁让好东西跑掉，只好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真迹题为伪品，后来，此卷亦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又如，乾隆喜爱苏州的名园“狮子林”，他一生中6次南巡，5次都必到此园，并先后4次亲笔摹仿元代倪瓒款《狮子林图》画意作图，题咏多达9叠韵，百余首。实际上，这件在乾隆二次南巡前就已入《石渠宝笈》的手卷，是清初王的手笔，并非元人画。类似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散藏于国内外的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手中，如元人伪李公麟《临韩狮子图》在辽宁博物馆、明人伪苏轼《御书颂》在北京图书馆、南宋人画后加燕文贵款《秋山萧寺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可见，“《石渠宝笈》著录”并不能为书画的真假、优劣作十分的保证。如果不去对一位书画家的创作规律做深入、精细的研究，不客观地看待《石渠宝笈》作为清代宫廷对古代艺术的一种总结记录所存在的片面性，那么，对于一件作品的总体把握就会有偏差，甚至以假当真，以次为精。
《石渠宝笈》中宫廷词臣、画工的作品
除了唐宋元明的古代名迹，如何看待现今人们较为热衷的《石渠宝笈》所著录的清代宫廷绘画，似乎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虽然这些作品也是古代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它或以详实细腻的笔触和视角记录了史实，或以绚烂逼真的花鸟、讲求谨严法度的山水等体裁装点了宫苑和帝后生活。《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中著录了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皇帝等人以及活跃在当时的宫廷画师、文学侍臣和皇室贵胄的书画作品。如西洋画家郎世宁的绘画入《石渠宝笈》著录的有53件，乾隆的儿子亲王永的作品有38件，词臣张照的作品167件……但从整体地位看，它只是以文人画为主流的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小小分支，从宫廷绘画的数量上讲，也是沧海一粟，对于任何一位画家一生的创作来讲，更是只鳞片甲。
许多著名的宫廷画家的精品并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有的是因为皇帝并不十分欣赏；有的因为尺幅巨大的贴落，包括不少绘有乾隆及其他皇帝形象的，如郎世宁的不少各种背景的《弘历行乐图》，本来是作为装饰画被贴在避暑山庄或圆明园的一面墙上，后来被揭下装裱成轴。又如著名的《平安春信图》以及郎世宁与中国画家合作完成的《弘历射虎图》、《弘历哨鹿图》等大批反映宫廷生活实景的画作也都未入《石渠宝笈》著录。它们的未入《石渠宝笈》，并不是题材和水平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皇帝命人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并非是要“赏玩”，而是看重它们的纪实功能，许多带有皇帝形象的杰作，都是作为厅堂装饰贴在墙壁上的。未经著录的大多还有的是原来被皇帝相中的作品，而且水平确实好的画作，有的都已经钤盖了“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能最终入编《石渠宝笈》，甚至一些作品画心上的“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又被用小刀抠去，只留下一个淡红的印痕，如故宫藏李世倬《木兰秋景图》册，此册以淡墨轻色，描绘皇帝出塞狩猎的场景，关山绵亘，骏马疾驰，帐幕耸立，野炊袅袅。画中以一个随驾文人的视角，既真实又写意地再现了帝王的巡游生活，是难得的山水、人物画佳作，但最终也并未入《石渠宝笈》。李世倬出身汉军，自其祖、父辈辄隶属在怡亲王胤祥门下，他自己也担任过如湖北布政使、大理寺卿等职。为官之余，创作了大量的绘画，其中很多是以描写帝王出巡、游猎场景的作品，是一个多产且多才的文臣，《石渠宝笈》仅收录了他的12幅作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的就更少得可怜。与存世的近百件作品相比，这些并不全是他最精的，也并不能代表李氏艺术的全貌。由此可见，单单以一个书画家的作品是否被《石渠宝笈》著录过来判别它的优劣是很幼稚的，会使人与许多优秀的作品失之交臂。
清代皇帝的书画
在《石渠宝笈》中，顺、康、雍、乾、嘉五朝皇帝的书画著录的数量也多达数千件。这些特殊作者的特殊作品，从它们所包含的人文内涵、创作数量以及艺术水准都是最为精良的，单单看它们的装潢形式和材质，都是极尽瑰丽奢华，在艺术性与工艺性的完美结合方面也是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皇帝书画绝大多数都保留在北京故宫，外间流传极少，即使偶尔出现三、五件，并不一定都是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藏家对于这些作品的热情明显的不如有《石渠宝笈》著录的高。实际上，帝王书画只要是其亲笔就有其独特性，是否经《石渠宝笈》著录并不是首要的因素。
皇帝书画的鉴藏尤其讲究是否为皇帝的亲笔，是因为皇帝书画存在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能以文人画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优劣，毕竟他们不是职业的书画家，也没有受过长期、艰苦而系统的绘画基本功训练，因此，往往那些看去写、画得极不在行的才是皇帝亲笔真迹。
顺治皇帝的书法的情况不多，因顺治笃信佛教，故其存世作品以书写习字帖和佛家偈语较多。至今，北京故宫还保存着顺治习字时的字页，现存的顺治帝习字帖类似儿童用的描红，不少在作品边侧记有写作日期，大致是从顺治十三年秋至顺治十五年夏，可见他开始学习汉族文化的年岁并不早。帖的每个字边还有汉文师父的圈点。顺治的书法经《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著录的共20件作品，其中以御书禅语轴、御书七佛偈卷、世祖御书语录卷等为一类，以御临苏轼满庭芳词卷、御书王维诗轴等为一类。故宫现藏的顺治书画数量本极有限，而经《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著录的更是稀少。
顺治皇帝的绘画的人是戴明说，善画墨笔竹石，亦工山水，受董其昌影响较多。其画墨气淋漓，笔致饱满，为一时名家，受到了顺治皇帝的破格赏识。如鉴藏家徐宗浩题戴画时所说：“诗名德业重当时，余事朝朝写竹枝。世庙锡章真异数，大哉尊宠一人知。”现存的顺治款绘画，从绘画的笔墨水平看，基本是经过戴明说或润色的。大致有两种面貌，一是墨竹，一是多用披麻皴的墨笔山水。虽然一些清人笔记中和画史中有关于顺治帝也能书、画甚至能指画的记载，但考察现存顺治款的绘画，笔墨较为稚拙，并不十分在行。
据清人笔记及观察《石渠宝笈》等书，可知康熙皇帝也是能书善画的，但是，他的单件绘画作品极其少见；书法作品存世数量也不算多，如行书凯旋闻雁诗轴、行书塞外新秋五律轴、小楷临赵平泉图记卷、楷书避暑山庄记册等在研究康熙的生活及其施政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作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他的书法主要取法明代董其昌、文征明，不论是结构还是用笔，都大气磅礴，以骨力取胜，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雍正皇帝是不太能画的，他的书法经《石渠宝笈》著录的数量也很可观，共48件。雍正以行书见长，书法稳健凝重。他的云龙黄绢本《行书柏梁体诗序卷》现藏北京故宫，卷中表达了“朕继大统，惟朝乾夕惕，兢兢仰法……欲昭圣祖养育之恩”的心情，是反映雍正继位初期政治和宫廷活动的宝贵史料。雍正的长幅对联真迹外间并不多见，上个世纪90年代中在北京嘉德公司拍卖时被一位华裔藏家以15万元的价格购得。
乾隆皇帝的书画在清代帝后书画中占据了最大数量，也代表了最高质量。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乾隆绘画约计2000件（套），有明确纪年的约占总数的一半。而书法数量更为庞大。排比分析乾隆的绘画也可发现，除了每年新正养心殿试笔写“福”字、书《心经》、作《岁朝图》等应景之作以及仲冬月为皇太后寿辰作画之外，乾隆继位之初的10年间书画作品很少，他的创作频率与题材渐次增多和丰富是在乾隆十三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五年，是他书画创作的极盛期。此后，作品逐年减少，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到他去世，每年除新春《岁朝图》之外或无作品，或只一、二件而已。即使在他创作的多产期内，遇有特殊的年份或重大事件也都有很多变化，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崩、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崩，都是他作品大量减少的年份。
乾隆的书法数量庞大，除了大量的即兴诗文和临古之作的卷轴外，更有数以千计的对联、匾额。其书法主要取法赵孟的秀媚瑰丽，并影响和带动了整个宫廷书法的审美取向。在书法上，他的作品也不少，尤其是长篇巨制或匾额一类。乾隆的画作，有创作年份可考的最早是雍正十年（1732年）秋所作《三余逸兴图卷》和《九思图卷》，时年仅22岁；最迟的是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的《戊午岁朝图轴》，年88岁。在这些作品中，花鸟、杂画小品在数量上占2/3还强，其次是山水、再次是人物、佛像及仕女画，另外还有一部分写生、纪游的花卉、山水、走兽画。乾隆的书画经《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著录的是清帝中最多的。但凡是署款是他的书画，未必就是他的亲笔。比如山水有董邦达，人物“开脸儿”有郎世宁，衣纹有金廷标、丁云鹏等。虽然如今我们还是将这类作品归为乾隆的“御笔”，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入了《石渠宝笈》，也只能算是为皇帝“圣学”之“渊博卓绝”、“神动天随”的把戏，增加了些许虚假的光环而已，这类作品的价值并非在于“御笔”，而更多的是在宫廷画院的研究上的资料价值，它们被无知者或“有心者”在近一、两年逐步炒高的价格，今后会随着藏家对中国古代书画全面、深入的学习而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