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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考察报告范文1
(一)**和**花卉市场**花卉市场始建于1998年，交易区占地面积74亩，总投资1亿元，拥有功能齐全的综合鲜切花交易大厅、玫瑰交易厅、车花交易厅、精品花交易厅，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批发市场。**花卉世界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中部，亦于1998年启动建设，规划总面积1万亩，集花卉生产、销售、科研、信息、旅游、服务六大功能于一体，被誉为“岭南花乡”和“中国花卉第一镇”。
两个花卉市场的主要特点是：
1、规模较大。*市场采取集中交易，分散种植模式开发培育。其交易市场占地不到100亩，但与此相配套的种植面积则达到20.8万亩，去年交易额达21.2亿元，物业管理费(含租金)收入600万元，税收近千万元。*市场采取“政府搭台，花卉唱戏”模式，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后再租给客商，起点高，标准高。目前，已开发面积6000亩，进场企业450家，年交易额近20亿元。去年，土地租金收入达4000万元，*镇全镇税收收入达2亿元，其中，花卉苗木及相关产业的贡献在50%以上。
2、特色鲜明。*花卉市场以鲜切花为主，日上市鲜切花66个大类，300多个品种，如玫瑰、百合、康乃馨、非洲菊等。针对鲜花的需求特性，形成花农，花贩、花商三位一体的交易方式，快进、快出，每天从凌晨左右开始，有近万人进出市场交易，运销鲜花达300吨。*市场以苗木为主，荟萃了世界名花异卉，花卉种类既有传统的盆景、荫生观叶植物，又有高档的洋兰、凤梨等，多达5000个品种，任由选购。大宗交易方式多为在市场上去看样，交适度的预付金，然后由基地进行配送。
3、功能齐全。两个市场除具备基本的交易功能外，还具有：一是高品位的展示功能。将花与艺术、花与自然、花与生活、花与科技生动地融为一体。二是生态休闲旅游功能。商业性、专业性、观赏性完美结合，*每年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与30多家旅行社建立了合作关系。三是完善配套功能。市场内配有工商、邮电、金融、消防、治安、进出口检疫、报价、运输等相关服务机构，既按规定收取了一定的税费，又为客商提供了一个保障有序的交易平台。
4、辐射面广。两个市场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鲜切花，不仅销往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还部分出口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吸引了包括美国、荷兰、意大利、新加坡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花卉企业参加。
5、带动力强。“一花带来百业兴”，*花卉市场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典范，带动花卉种植户10万余户，吸纳下岗职工1500余人，农村富余劳动力3000余人，有力地促进了小城镇建设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花卉市场为龙头，将全镇上万花农，成千个花场和国内外花商有机连接起来，构筑了庞大的产业群。“户以花为业，村以花出名”，创出了地域品牌，提升了土地价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园长考察报告范文2
我仔细读了你在《人民日报》(内部资料，总第755期)上发表的《贫与富》一文，使我联想很多，禁不住想给你写几句话
《贫与富》写得很好，情况分析见底，评论引证准确，是多年来难得见到的国外考察报告。
我曾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事到过印度，时间是三年前，先后到了新德里、阿格拉、班加罗尔、瓦拉纳西(恒河畔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所见所闻，同你的感受完全一样。一个社会竟能容忍如此巨大、广泛而深入的差距和对立，是麻木，还是宽容?是悲，还是喜?是进步，还是停滞?实在值得深思。前些年，国内曾经对印度以电子信息软件为龙头的经济赞不绝口，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以为那是夸大了的判断，是人云亦云，是不了解印度的真实情况。印度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销蚀剂，它对印度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历史。我在印度参观国家植物园，有园长等高级官员陪同，当我问起一个树种，而园长又答不上来的时候，旁边一个技术人员接上来回答，园长当即瞪了他一眼，他吓退了。我发现那个人手腕上没有带红箍，身份很低，没有资格同尊贵的客人对话。这是随机观察，是真切地反映了印度的人文环境。
《贫与富》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一面镜子，照出了印度的问题，也照出了中国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基本国情相近的，我看没有比中印两个更相似的国家了。历史包袱，十多亿人口，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等，都是两国面临的历史性老大难问题，都值得我们去下功夫探索，找到真正有用的他山之石。
印度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浮肿，是政客的炫耀，它对印度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起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太大作用。执政的失败，不失为一种公道的报应。
中国从印度这面镜子，能看到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隐患?我认为主要是分配问题，至少是第一位的问题之一。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绝不是糟粕之见，而是中国历次动乱的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要坚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讲，分配是尤其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误解，似乎一讲分配就是忽视效率，就要平均主义，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正好相反，苏联的衰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都是最好的证明。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能真正起到缩小差距、调剂贫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你讲的五个方面都对，但我感到其中的税收政策应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一些人暴富后的挥金如土，腐败性消费，几乎没有任何法制约束和道德谴责。上亿元的豪华别墅，有的城市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到每平米8万元，这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不合理的，更不值得炫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消费都不应该脱离这个经济基础。媒体的炫富炒作，攀比奢华，完全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这在发达国家也是不为社会所认同的。为什么对这些人就不能搞征税超额累进?搞得狠一点就“左”了吗?就会影响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了吗?我看不见得。连马克思都极力主张的，为什么我们这些信徒就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狠下决心呢!
中国长期贫困，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增收观念根深蒂固，分配是不敢碰的烫手山芋。一讲分配，就是多支出，就要动预算盘子，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你管财政，知道深浅，我看没有那么严重，全局、局部都可以动，而且能动好，可以把税收杠杆放在最好的支点上。中国要抓住机遇，这是重要的机遇之一。越往后，问题更多更大，解决的难度会成正比例地增加。早在十多年前，我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时，就曾同税务总局的负责人议过这个问题，他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概括起来讲，就是只能小动，不能大动。他说服不了我，当然，我更说服不了他。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现在“内需”上不去，我看说到底也是这个问题，一次、二次分配都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