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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策划范文1
CI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的缩写，直译为企业识别，通常称为企业形象策划或CI策划。CI策划是一种明确地认知企业理念与企业文化的活动，是通过将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文化等一切可感知的企业形象构成要素加以整合，塑造成企业良好的整体形象，使公众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从而创造企业最佳经营环境的一种战略。
由CI策划所建构的统一化、系统化、标准化的科学管理系统，被称为“企业识别系统”即 CIS。包括三方面内容：理念识别MI，是指企业的价值观、经营哲学、宗旨、目标、信条、精神、口号、经营策略等内容的统一识别，是企业的思想；行为识别BI，是企业实践经营理念与创造企业文化在行为方式上的具体个性表达，是企业的行动；视觉识别VI，是以标准化、系统化的手法将企业形象转化成具体的个性识别符号在视觉上的表达，是企业的外表。CIS中理念识别MI是核心，是CIS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思想，并通过行为识别BI与视觉识别VI来表达，而行为识别BI与视觉识别VI都要围绕着理念识别MI这个中心展开。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通常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经营理念、行为规范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可以说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精神价值，所以广义上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企业文化涵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内容，分别是：表层的物质文化：指由企业员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共同构成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和人际关系中产生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深层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道德、企业价值观念、企业风貌等内容，是企业意识形态的总和。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企业形象策划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应着CI策划中的理念识别MI。
企业文化是形成和提高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的源泉，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企业文化的特征是企业识别的个性所在，企业竞争实质是企业个性文化的竞争。企业建设企业文化往往是关照企业自身的发展的需要，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施使企业总体人文素质得以提升，从而推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达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文化的建设的目的已从原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一元论逐渐转向不但要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同时还要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二元论。企业要肩负起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责任，要求企业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全面建设，从而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同步发展。
三、企业形象策划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CI策划作为一种组织形象管理方法而产生，现已发展成为一种企业文化战略。CI策划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企业理念与企业文化的活动，在塑造企业形象的同时，认知、积淀、凝练和参与构建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经营中，CI策划被用来承载企业的文化理念、传播企业的文化信息，其本身就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企业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企业文化是CI策划认知活动的对象，CI策划就是明确认知企业文化的活动：CI策划的理念识别MI对应企业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行为识别BI解决和构建浅层的行为文化和中层的制度文化；视觉识别VI主要针对表层的物质文化内容。企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反过来也对CI策划的提升和完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资源和素材，两者作用与反作用，相辅相成。
四、企业形象策划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
在导入CI策划过程中，要真正将企业理念MI系统作为核心，行为识别BI与视觉识别VI要紧紧围绕着理念识别MI这个中心展开，避免将VI当作CI的误区和浅层次的CI运作水平而流于“表象化”。CI策划不仅仅是塑造企业形象，更重要的是企业内在文化和精神的挖掘和传播，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CI策划应该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要与时俱进，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时代在发展，感性消费逐渐代替理性消费，消费者一改理性消费时代遵循共性的理性消费心理，注重产品形象、品牌形象、追求精神消费，崇尚个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由于品牌形象直接面对消费者，容易与之沟通，企业更加重视品牌形象的塑造，把品牌推向前台，精心打造广受欢迎的个性化品牌形象， CI策划的重心开始向BI（品牌设计）转移。为了适应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也要强调个性化发展，建立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是赢得市场的关键所在。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特定的经济形态、国家经济体制及企业历史有关。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形象的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贯穿企业发展从始至终的过程。企业文化建设应兼顾企业文化的承接与发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更要勇于探索、锐意创新、跟上时代的步伐，建立起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企业肩负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责任，企业文化要健康向善，“参与、奉献、协作”的企业精神、“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体意识为大众所接受。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守企业道德，与社会文明进步取得一致。将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结合，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素质, 凝练和丰富企业文化的同时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并将这种美好形象传播给社会和公众，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企业形象策划范文2
近5年以来，我国软包装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快。根据中国软包装研究中心的调查，从2012年到2013年，国内4个一类城市的软包装行业平均薪酬增长从高到低依次为广州（10.2%）、上海（9.9%）、北京（9.7%），深圳（8.5%）。同时，在软包装企业比较集中的华北、豫、皖、鲁等地区的软包装人才红利正渐渐缩短与华东、华南等投资热区的差距。比如以人才抢夺最为激烈的一线工人为例，其薪资水平在内陆二三线城市与沿海二线城市的差距已缩小到8%之内。同时，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也在不断上涨，如各企业需求较为热门的凹印机长，从2011年的平均薪资3800元，到2012年的4600元，再到2013年后的5300元，其平均薪资保持稳步增长。可见，从2011年随着国内软包装行业的变革，软包装企业的平均薪资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尤其是在软包装印刷、复合、制袋、分切、质量管理等领域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一线人员待遇上，更有相对比较稳定的上涨。此举极大地提高了软包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各企业平均劳动力成本上涨10%以内。
软包装行业劳动力成本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一，软包装从业者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了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其次，软包装行业从业者大多数是跨省的流动，同时企业所需求的高层次技能人才在不断流失，新的愿意投身软包装行业的人力资源对于技能需求极度严格的行业的适应性还需要时间，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矛盾比较突出；其三，各地政府对于工资收入的宏观制度的影响在不断的加强；其四，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在影响：最后，生活成本的提高推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
1 软包装从业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整体素质日益提升
近几年，笔者发现，投身于软包装行业企业的人力中，大中专生越来越多，各地大型软包装企业采用产学研，教学实习基地等各种手段招徕印刷或包装专业大中专生，这种从业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利于软包装企业整体提升其劳动者的素质，这对行业内日益提升的自动化水平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能是相互适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薪资的增长。2011～2012年软包装行业薪资增长率如下图1所示。
2 软包装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
根据中国软包装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软包装行业从业者大多数是跨省的流动，来自湖北、河南、四川、贵州、安徽、河北等省的从业者数量偏多，其大多是跨省之间的流动，追逐高工资与待遇，同时这几年，在软包装行业从业10年以上的高层次技能人才有部分逐渐转向其他行业，对软包装行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而新来的90后大中专毕业生刚进入这一行业，由于该行业对于技能要求比较严格，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和发展过程，难以承担企业高技能的岗位工作。再者，这几年湖北、河南、四川、贵州，安徽，河北等省的软包装投资加大，原在华东、华南、闽等地区的技术人员回流现象加剧。这导致整个软包装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由此出现各地软包装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所言的“用工荒”，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软包装行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3年来，软包装行业的招聘率和离职率都很高，软包装销售，设计研发和生产部门的技能型员工是企业最难招聘的人员。笔者可以预言的是，这一局面会随着国内软包装市场的持续增长而不断存在，需要整个行业做出统筹安排，共同应对。
3 各地政府对于工资收入的宏观制度的影响不断加强
在软包装行业，工资是从业者最关心的话题，也是劳动者价值的体现，同时更是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所在和从业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工资水平，也成为国家宏观制度调控的重要对象。主要表现在：其一，各地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为全国部分省市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自我国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来，全国各地政府已先后多次调整最低工资，各地最低工资平均上调幅度在25%以上。由于我国劳动法中明确地规定了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资的整体上涨，这也加大了软包装行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二，各地加强了立法建设，对于企业工资行为的支付进行了规范。从各地媒体可以看到，很多省市都出台了工资支付规定，对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项目标准等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了工资支付行为，从而为软包装从业者顺利取得劳动报酬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企业形象策划范文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2AZD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制度关系的创意产业文化、技术、经济的融合研究”（7117315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创意产业链形成与发展研究” （NCET-12-0389）；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系统科学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文化企业家行为与创意产业发展研究”（XQ12A01）
作者简介：杨永忠（1968-），男，重庆秀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创意管理研究。Email： yangyongzhong116@163com
摘要：借鉴Throsby的艺术家决策模型，本文将文化企业家的决策目标界定为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偏好下，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联合最大化。梳理出文化价值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的多样性、收入水平、文化经验、声誉、目标市场和行业观念等，并利用中国表演艺术团体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多样性、行业观念和目标市场对文化价值偏好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而收入水平与文化价值偏好则呈现负相关，文化经验和声誉的影响尚不显著。
关键词：文化企业家；文化价值偏好；决策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31；G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8907
一、引言
现代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的行为动机是复杂而且多元的，在关注经济激励的同时也开始考虑非经济激励的作用。Velthuis的研究表明，文化产业中的企业家往往承受着相比其他产业较低的盈利水平和更高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着不太适合作为单纯金融产品的文化艺术品[1]，因此其决策行为明显受到非经济激励的影响。关于非经济激励的内在驱动因素，Swedberg的观点认为其来自建立文化帝国、抓住新奇或者完成计划的欲望，特别是他认为文化企业家的精神就是追求能被欣赏的创新作品[2]。Netzer对非营利性文化组织进行了研究，他的观点是文化企业家期望得到非经济回报，比如消费性利益（企业生产出一些可供内部成员欣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和个人地位等[3]。思罗斯比明确指出，作品的文化价值是文化创造者效用函数的一部分[4]。相关案例研究也表明[5-6]，现实中的文化企业家通常也是文化爱好者或曾经的艺术家，出于审美（这种审美可能是为了确定消费市场的接受度或者满足自己的艺术趣味或追求）的需求，文化企业家通常在美感、历史感、象征意义等多个维度寻求高的评价，即追求产品的文化价值。可见，文化价值偏好是影响文化企业家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但文化价值偏好是如何影响文化企业家决策的，文化价值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目前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特别是结合中国背景的分析。本文拟建立引入文化价值偏好的文化企业家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进一步分析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的影响因素，最后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二、引入文化价值偏好的文化企业家决策模型
1 基本模型
思罗斯比基于对艺术家行为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决策模型[4]。其核心思想是将文化产品的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产品在市场交易中的价格来体现，这种价值的评估又受到消费者主观偏好的影响；文化价值具有审美的、精神的、社会的、历史的、象征的和真实的等多种维度的特征，外在的文化准则和个人内在的鉴赏尺度都可能影响文化价值评估的标准[5]。艺术家决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安排创意的合理投入，追求作品中两种价值的联合最大化。这里的创意代表着通过作者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对文化元素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信息进行安排组合，进而通过物质载体（即文化产品的物质实体）的媒介作用被消费者接收、体验和理解并产生精神效应。
我们借鉴这一模型对文化企业家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企业家为了企业生存发展和对利益相关者（比如股东）负责，必须要保证产品能实现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一般艺术家可以只追求作品的文化价值或艺术价值，而完全不考虑消费市场是否接受，但文化企业家的决策中必须要考虑产品的经济价值约束。
具体地说，文化企业家的价值最大化问题为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考虑到必须满足Ve≥L，因此文化企业家的决策区间（曲线S与直线U的切点）为图中AB区间。其中，A点（λ=0）代表文化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况；B点代表在满足最小经济约束时追求文化价值最大化的情况。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偏好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追求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较低的经济价值（即越靠近B点）；λ越小，越倾向于追求较低的文化价值和较高的经济价值（即越靠近A点）。
三、文化价值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思罗斯比的模型中，文化价值偏好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影响文化价值偏好的相关因素尚缺乏系统分析。本文认为，短期内的文化价值偏好比较稳定，但文化价值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现代文化企业特别是大型集团往往涉及多产业和多产品的文化生产经营活动，文化企业家在不同时期有可能表现出不同文化价值偏好的行为特征。通过对文化企业、文化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提出以下有关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形成的一些主要影响因素：
1收入多样性
许多文化企业生产多种文化产品（比如大型集团可能同时经营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多种业务），或者可以从多种途径获得资金（比如政府补贴、私人赞助等），这意味着企业具有多样性的收入来源。这种收入多样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产品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盈利风险和收入压力，使得企业家更加敢于尝试文化艺术创新。特别是与市场经营活动相关性弱的补贴，可以抵消文化企业家对消费者可能抵制新创作作品的顾虑。例如Pompe等对美国交响乐团的研究表明，公共补贴的增加明显地促进了表演曲目的创新[7]。同时公共资金补贴的博物馆在购买艺术作品时通常会更多关注艺术价值[1]。可见，文化企业的收入多样性一般与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正相关。
2收入水平
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个人收入或公司收入较低的文化企业家倾向于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来满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当收入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后，对文化价值的偏好就可能明显增加。Throsby的研究表明，艺术家在经济收入上升之后表现出更倾向于投入艺术性工作的“工作偏好”特征[8]。而佛罗里达对包含文化企业在内创意阶层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收入水平不是文化工作者最看重的因素，但“收入不高”仍然会降低工作满意度，这最终会影响创意能力的投入并导致文化价值偏好的降低[9]。可见，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达到同等年龄和教育水平的非文化产业工作者收入的平均水平）至少是文化价值偏好的保健因素。在满足一定的经济条件后，文化企业家的收入水平与其文化价值偏好将更多地呈现正相关。
3文化经验
具有较多文化经验的文化企业家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文化价值偏好。这里的文化经验主要是指接触或从事文化行业的时间。从Netzer的研究可以发现，文化企业家往往也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这种消费本身就是企业家效用的一部分来源[3]。Levy-Garboua和Montmarquette论证了一般消费者通过不断消费文化产品而进一步提高了对文化消费的偏好[10]，与之类似，消费经验的积累可能导致企业家文化价值偏好的增加。同时，那些原本就是艺术家或文化爱好者的文化企业家往往具有一定的艺术抱负，比没有文化艺术背景的普通经理人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偏好。Bryant和Throsby对艺术工作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文化企业家的从业经验与其创意产出（这里指富含文化价值的艺术作品产出）正相关[11]。
4声誉
声誉包括来自同行或文化专家的评估、获得的奖项或消费者口碑等，可以是针对企业家个人、团队或者其产品。由于文化产品是“经验商品”[12]，其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所以文化企业家的声誉作为一种象征资本赋予文化产品价值，也能起到质量证书的作用。而在累积声誉的过程中，Bourdieu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向文化界发出他们对短期经济利益不感兴趣而更在乎产品本身的信号[13]。因此文化企业家在迎合市场口味的同时，也要追求文化价值，以便通过专家评估来建立声誉。可以合理推断，具有更高声誉的文化企业家拥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偏好。
5目标市场
Bourdieu提出过一种广为接受的文化市场分类，其中包括以大量观众业已存在的需求为导向的大规模市场和以由同类文化专家、评论家和发烧友等数量有限的专业人士构成的观众的预约为导向的小规模市场[13]。在前一种市场，文化企业家的任务更多地是满足追求新奇但又缺乏耐心和深刻文化理解能力的尝鲜型的消费者。在后一种市场，文化企业家则受到苛刻的要求，必须使自己的产品富有新意、艺术美感或历史感。受到不同目标市场需求差异的影响，后者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偏好。
6行业观念
文化行业中一些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这些观念往往是长期的行业传统，形成了一种内在制度的约束），也会影响从业的文化企业家的价值偏好。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概念，从学术研究上来说，“高雅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围绕道德审美原则建立的体系，具有追求永恒价值的使命感，担负批判性、道德指引和促进修养等责任，它要求欣赏者具备机敏的反应和基于背景知识的深刻理解力。而通俗文化几乎是完全以娱乐或感官享受为原则，只要求欣赏者最低限度的注意，以一种通常只限于喜欢或讨厌的肤浅反应为满足[14]。历史上，一些文化行业往往长期处于“高雅文化”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认知，比如交响乐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欧洲宫廷才能欣赏的节目。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不会轻易改变，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依然可能影响着相关行业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比如现代的罗马交响乐团仍然认为自身负有推广意大利古典音乐艺术价值的责任[15]。而那些一贯从事“通俗文化”比如综艺娱乐节目的文化企业家，就可能更倾向于迎合普遍的市场口味。
四、文化价值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我们利用《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中表演艺术团体的数据，实证分析以上因素与文化价值偏好的关系。
1样本选取
由于部分剧种的样本量较少，这里选取表演艺术团体中所占比例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歌舞轻音乐团、戏曲剧团（其中包括京剧）、曲杂木皮团和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四个剧种作为考察对象。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表演艺术团体数据，考察文化价值偏好及影响因素。由于我国表演艺术团体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发展，表演艺术团体的行为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表演艺术团体的企业家行为。因此，我们假设表演艺术团体的文化价值偏好，代表了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
2文化价值偏好和其影响因素的测量
首先确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测量指标，继而确定文化价值偏好的指标。然后设计文化价值偏好的各影响因素的测量指标。
（1）经济价值的测量。艺术表演团体的主要产品显然是现场表演活动，其市场经济价值可以通过演出收入水平来衡量。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我们采用以下指标来估计不同地区表演艺术活动的经济价值：
Ve=从业者人均演出收入=演出收入/从业人员数
（2）文化价值的测量。表演艺术的文化价值具有多种维度，可以利用专家评价、行业奖项和观众口碑等作为其中某些维度的观察变量。根据现有数据，采用以下指标来反映文化价值：
Vc=场均原创首演剧目=原创首演剧目/演出场次
该指标的逻辑是：假设文化企业家（这里是指表演团体负责人）清楚原创剧目首演面临着不被观众接受的风险，并且具有更大的固定成本（如编剧和排练准备），如果仍然愿意尝试演出新的原创剧目，则体现出对艺术创新的尝试，表现出追求文化价值的行为特征。
（3）文化价值偏好的测量。目前数据难以计算上述模型中定义的文化价值偏好的数值，因而采用近似方法来估算：
CP=VcVe+Vc（3）
即文化价值占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总和之比。由式（1）易得，对图1中AB线段上任一点（Ve，Vc），有CPλ>0。这表明CP值和文化价值偏好的理论值λ具有同样的变动趋势，因此可以用CP来间接估算λ的值。这里，分别对Ve和Vc的值进行了归一化处理，以便进行求和运算。
CP数值越高，表明文化企业家越倾向于更多的文化创作和相对较少的演出收入，文化价值偏好越大；反之则表明其希望通过更多地表演传统剧目来获取更多收入，文化价值偏好越小。
（4）收入多样性——财政拨款占收入比（F）。根据我国表演艺术团体的现状，多样性的收入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与演出收入构成了总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因此，我们选择F=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演出收入）来衡量收入多样性。
（5）收入水平——从业者人均年收入（I）。由于详细的文化企业家的个人收入数据不易取得，这里采用表演团体从业者人均年收入来替代。通常，从业者人均收入越高，企业家的收入也越高。
（6）文化经验（EX）。这里以表演艺术团体文化经验的平均水平代表文化企业家的文化经验水平。主要考虑到文化经验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在艺术团体内部职位晋升中，文化经验的高低往往起着重要作用。通常，表演艺术团体的平均文化经验越高，其中作为领导者的文化企业家的文化经验也越高。
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缺乏准确的从业时间数据，考虑到这类部门的职称评比很大程度上要考虑个人的从业时间，因此各地区表演艺术团体的文化经验水平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其他职称的比例加权来衡量。 即假设高级职称的文化经验是10年，中级职称是5年，其他职称是1年，再根据团体的高级、中级和其他职称的人员比例加权，得到团体文化经验的估计值。
（7）声誉（RP）。表演团体的声誉一般难以量化，但是从经验来看，省级、地市级团体在表演功底、艺术性和知名度方面比县级团体要强。因此这里分别赋予省级、地市级和县级表演艺术团体不同的“声誉级别”：3、2、1，并按照各地区省级、地市级和县级表演艺术团体数所占比例进行加权，得到各地区表演艺术团体声誉的总体水平。
（8）目标市场（MT）。考虑中国表演艺术团体的实际情况，农村文化消费市场普遍存在消费意识不强，产品种类单一，消费所需的公共设施基础薄弱等问题，并且农村文化消费需求也偏向于在内容上能够带来感官刺激和享乐的文化活动[15]。这就导致一般面向农村市场的表演艺术演出倾向于迎合对通俗节目的偏好，并且抑制了对更具有文化价值和艺术性的创新节目的尝试。而城市市场中的消费者一般具有更多的文化消费经验，更能接受新奇的演出内容，同时城市市场也存在更多的文化专家，因此城市市场中的表演艺术团体有更多机会进行艺术创新和尝试。因此，本文认为城市市场更符合Bourdieu提到的专业消费者市场的特点，并以非农村演出场次占所有演出场次的比例（即城市演出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目标市场的分布情况，该比例越高，说明目标市场越集中于专业消费者市场。
（9）行业观念（C）。表演艺术部门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具有一些固有的传统观念，包括对于艺术性、市场口味、传统文化的价值取舍。这里考虑表演艺术团体中所占比例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四个剧种：戏曲剧团、歌舞和轻音乐团、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和曲杂木皮团。根据经验，赋予四个剧种不同的“高雅值”，该值越高，表明团体越倾向于艺术性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等行为，即更偏好于文化价值。具体地说，戏曲剧团、歌舞和轻音乐团、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曲杂木皮团的“高雅值”分别赋为5、3、3、1。然后按照各地区4种剧中团体比例进行加权，得到各地区表演艺术团体行业观念（高雅值）的总体估计值。
按以上分析进行测算，各地区表演艺术团体的文化价值偏好、财政拨款占收入比、从业者人均年收入比、文化经验、声誉、目标市场和行业观念数据如表1所示。
4结果讨论
在式（6）中，财政拨款占收入比例F的系数为1557，说明财政拨款对促进表演艺术团体的文化价值偏好有积极作用。财政拨款占收入比例每提高1%，文化价值偏好将提高1557%。可见，由于财政拨款等非经营性收入，降低了单纯依赖演出收入的情况下艺术创新活动带来的经济风险，保证了表演艺术团体的基本生存，从而促进了文化价值和艺术创新的追求。
行业观念C的系数为正，从表演艺术团体的角度，这说明普遍观念中更加“高雅”的表演艺术团体（比如戏剧团体）的文化价值偏好更高。这与某些剧种固有的传统观念影响有关，比如京剧表演团体，就可能认为自己担负传承与弘扬传统艺术的任务，在创作和经营方面不只考虑盈利，还会考虑节目本身的艺术价值。
从业者人均年收入I的系数为-0003，说明表演艺术团体从业者人均年收入的提高与其文化价值偏好负相关。从业者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 000元，文化价值偏好值降低0003。这与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提高从而促进文化价值偏好的假设相悖。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表演艺术从业者的绝对收入水平或相对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收入还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收入的增加尚未能对文化价值偏好和艺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
此外，从表2中可见，目标市场与文化价值偏好明显正相关，说明我国城乡的文化价值偏好存在显著分割。城市更偏好高雅的艺术，农村更偏爱大众化的通俗节目。但目标市场与行业观念等也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说明行业观念的不同往往也与其目标市场的不同有关，越是“高雅”的表演艺术团体，其演出活动越是集中在城市地区。
在对表演艺术团体的实证分析中，文化经验和声誉对于文化价值偏好的影响尚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表演艺术行业目前处于改革和变动中，导致既缺乏被广泛接受的声誉体系，也使得文化经验在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中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结语
以上分析可见，文化企业家的行为同时受到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激励，两种价值的激励效果受到文化企业家自身文化价值偏好的调节，这种偏好与收入水平、收入多样性、文化经验、声誉、目标市场和行业观念等因素有关。
对中国表演艺术团体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收入多样性，行业观念和目标市场对文化价值偏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收入多样性更大、行业观念更“高雅”和目标市场更集中于城市地区的表演艺术团体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偏好，而其他因素则表现出不确定性甚至负影响，这与处于转型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中国背景有关。随着中国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文化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将有重要意义。因此，应积极鼓励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行为、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价值。为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拨款，适度补贴文化企业，多渠道改善文化企业家的收入，提高文化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追求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制定政策鼓励和支持文化行业发展，推动行业声誉的树立和良性发展，使文化企业家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担负着创造或传播文化价值的责任，从而促进企业家的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16]。此外，兼顾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在需求方面为艺术创新和文化价值的追求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市场空间，也有利于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偏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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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策划范文4
关键词：新兴产业；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3-0040-08
如何对科技孵化器的运行进行评价，一直是孵化器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十分关注的问题，然而早期的研究大多对科技孵化器的总体情况进行基本描述，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科学的评估方法。本文应用DEA方法对我国27个地区140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进行技术效率的评测，并以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孵化器类型，构建研究不同类型孵化器技术效率差异的实证模型，探求影响科技孵化器运行的关键因素。
一、孵化器的运行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回顾
早期孵化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孵化器如何运作、如何提高在孵企业的存活率、成功率和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1］，并多为概述性的讨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孵化器的研究从概述性的组织模式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讨论，转向开始更多地关注孵化器的运行性能、效率、业绩及其评价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倾向于从内部条件来评价孵化器的效率状况，Rice和Abetti指出孵化器的治理是影响其性能的关键要素，并讨论了高校与其它经济实体联合设立孵化器的问题［2］。Allen和McCluskey研究孵化器的设施和在孵企业状况对孵化器绩效的影响［3］。Mian尝试解释孵化器的供给者或者股东结构对其运行效果的影响［4］。2000年之后的研究更关注于各种外部因素对孵化器运行情况的影响，并开始基于大量样本数据的系统方法对其进行评价。Colombo和Delmastro对意大利高科技孵化器的研究表明创新活动的投入和支出对孵化器的运行有积极的作用［5］。Chan和Lau提出了包括以下几项标准企业孵化器的评估框架：资源汇集、资源共享、咨询服务、公共形象、网络平台、地理优势、成本优势以及融资支持［6］等。
国内的科技孵化器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发展状况、支撑环境、运作与模式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对于影响科技孵化器运行效率的因素，《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问题研究报告（2005）》指出，规范服务行为与态度、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和高效的内部管理是科技孵化器发展的核心。曹细玉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科技孵化器评价体系，对孵化能力进行评价［7］。王莹和周勇对我国科技孵化器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孵化器发展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是由于外部环境不足造成的［8］。宋艳认为影响我国科技孵化器有效运行的外部因素应包括政府政策、法律环境保障、投融资环境等多个方面［9］。张娇和殷群应用DEA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科技孵化器的运行效率进行评测和聚类，并讨论了不同类型孵化器的效率特征与改进途径［10］。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于科技孵化器运行效率的评价与研究尚未深入，缺乏体系完整的评价标准与方法，也缺少对其运行状况差异外部影响的定量研究。有学者指出，孵化器运行效率可以归结为这一组织的投入产出问题，因而可以用技术效率来衡量孵化器的运行情况，并作出了尝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一个组织能否达到理论最大产出，依赖于其技术效率水平的高低，已经有许多研究关注于不同组织的技术效率的测度、评价、变化和影响因素问题。在众多关于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中，许多学者把技术效率的变化归因于经济体制、组织管理、产权结构和对外开放度等因素，这些因素有个共同点，大多是制度性因素，所以技术效率是与所处经济环境中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对于微观视角中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指的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时，孵化器所能获得的最大产出或投入最小成本的程度。如果从投入角度来看，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表达的是在其现有管理技术和所有原材料与产成品的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且要素投入的比例固定不变，提供等量产品所需的实际成本能够减小的程度；以产出角度来看，它表达的是目前该孵化器在价格、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同样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提品能够扩大的程度，因而对技术效率的测量可以反映出科技孵化器的产出情况，作为其运行效率的评价依据。
二、我国各地区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的测算与聚类分析
1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测算
科技孵化器的投入产出要从社会效益、自身效率等多方面来衡量，是典型的多种投入和产出的系统，本文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对其进行测量。在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上，我们依据之前研究采用科技孵化器的管理人员总数、高素质人才数、孵化基金额、孵化器的场地面积和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投入指标，科技孵化器新增企业数、新增就业岗位数、获批准知识产权数、孵化器总收入和服务性收入作为产出指标。研究样本来自《2008 火炬计划统计年鉴》中的229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由于数据来源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据空白问题，在229个样本中，去除数据缺失的89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后，我们将剩余的140家孵化器作为有效样本，总有效率为61%。这140家孵化器广泛分布于我国20余个地区，包含在孵企业18 389家，累计毕业企业13 379家，能够从整体上代表我国科技孵化器的基本水平。我们使用DEAP21软件中的以投入为导向的CCR和BCC模型测算我国国家级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这三个指标，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仅报告各项效率的统计特征值情况，见表1所示。
同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140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总体技术效率值的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技术效率值大于08的科技孵化器要占到140家孵化器的1/2以上，说明我国孵化器在效率方面总体情况基本良好，但是还有近1/2数量的孵化器技术效率值在08以下，是造成整体效率不足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我国的科技孵化器在技术效率改进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要考虑这些孵化器效率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由于资源投入方面存在问题抑或是规模不当引起的原因。在效率值为08―1的区域中，规模效率大于08的孵化器个数要多于纯技术效率大于08的孵化器个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原因，我国大部分科技孵化器的低技术效率不是由于孵化器自身的规模达不到要求而导致的，而可能是由于在投入资源的配置和节约方面出现了问题造成的。
我们使用SPSS 180分析软件选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指标变量进行K-均值聚类，聚类的分类数根据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高和低相互组合确定为四类。在K=4的K-均值聚类分析中，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有着显著的差异，所以此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同时我们将通过技术效率聚类所划分的不同区域的科技孵化器进行分组命名，并归纳出其运行特征，见表2所示。
具体而言，类别1高效型科技孵化器，典型代表有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值都等于或接近于1 ，即总体接近于或者达到DEA有效状态，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孵化器在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方面和孵化器整体规模方面都是高效的。整体规模高效，说明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处于或接近于最优规模状态，现有情况下即使再增加投入量也不可能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增长，其现有的投入和产出组合已经达到最优，且规模效率也发挥得很好，因此，重点是要保持现有的资源投入产出组合和自身规模水平。
类别2配置高效型科技孵化器，包括福建、江西、陕西等地的科技孵化器。该类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规模技术效率值低直接导致的，说明该类型孵化器在资源投入产出组合的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和突出，需要改进。因此,重点改进思路应放在规模调整上，即调整现有的规模与投入产出水平不相匹配的问题。
类别3规模高效型孵化器，包括湖北、黑龙江、成都等。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值都等于或接近于08，这些省市的孵化器在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方面表现出较低的效率，而孵化器整体规模方面的效率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这些省份的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资源配置问题造成的。因此，这些省市的科技孵化器要想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效率不能单从资源的配置或规模的调整方面着手，而是既要控制孵化器的场地面积，调整人员数量和结构以及避免资金使用不当，又要增加投入量使科技孵化器的规模处于最优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性的提高技术效率。
类别4低效型科技孵化器，包括甘肃、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的科技孵化器。这些省市中的科技孵化器的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组合这两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也就意味着提高这些省份的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只仅仅通过控制孵化器的场地面积，调整人员数量和结构以及避免资金使用不当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减少投入资源中的冗余和浪费。
三、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相关假设
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布在经济、社会、政策环境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特征等多个方面。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作为政府提供的满足创业需求、推动创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服务平台，其运行效率同样受到来自上述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将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对外开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等五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外部因素如何引致不同地区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的差异。
1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区域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总量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程度，以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反映。而技术效率指实际产出水平与在相同的投入规模、投入比例及市场价格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量的百分比，它反映对现有技术使用的有效程度。从聚类分析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最高的几个省市几乎都集中在我国沿海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几个省市，例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几个我国典型的经济活跃地区。而在规模高效型类别和配置高效型类别中集中了中东部较为发达的几个省份。技术效率最低的甘肃、广西又处于我国西部省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发展好的区域表现出创业的活跃度也较高。
假设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是引起区域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差异的因素之一，并对科技孵化器平台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2区域创新水平
在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由于我国不同省份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历史发展过程和行政管理手段等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以行政地域划分为基础确定我国的区域创新系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事实上，我国许多关于区域创新能力和绩效的评价都是以行政区域为分析单元的。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具有不同的创新能力，不同创新系统的效率和生产力各不相同。即便同是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创新系统在能力和绩效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在研究创新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时，在考虑创新投入要素的同时还要考虑与创新环境相关的其他因素。所以一个地区的创新水平必定会影响该地区技术效率的高低。
假设2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差异对区域科技孵化器平台技术效率的高低有正向影响。
3政府公共支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有关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内生增长模型，从此，公共支出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成为除了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因素之外的能够有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路径的又一重要变量。与此同时，对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也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Wagner最早提出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此后，Denon研究了公共支出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制造业企业的产出供给和投入决策有重要影响作用［11］。Munnell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投资和就业有统计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12］。Maria也研究了西班牙的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13］。陈迅和余杰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影响，然后研究了我国生产率变化的源泉问题［14］。公共产品作为公共投资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其技术效率同样受到公共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同区域公共投资的力度，政府对于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存在差异，这必定会导致不同地区科技孵化器平台技术效率高低的不同。
假设3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差异对区域创业平台技术效率的高低有正向影响。
4对外开放程度
众多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国内需求和国内投资的拉动，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充分肯定了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但是，在对外开放能否有效地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方面，已有的研究却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描述论述，还缺少实证支持。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同样对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机遇。在与国内外不同市场的接触中会产生更多新的创业机会，有创业警惕性的创业者希望通过把握市场机遇从而开创新企业，这也促进了区域科技孵化器平台的繁荣。
假设4对外开放程度不同，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不同，并且对外开放程度与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正相关。
5智力支持水平
智力支持水平是从人力资本特征来考察其对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影响。人力资本对经济产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论点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但目前为止，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文献较为丰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GDP)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然而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途径便是它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孵化器方面，孵化器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创业和知识转化，而人力、智力最为集中的地方――高校一直是创业的活跃地带。各种大学生创业基地、高校科技孵化园等都是为了迎合大学生逐渐高涨的创业热情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聚类分析中，我们同样看到，我国高校集中的几个省市，例如北京、西安、上海、广东等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也较高，所以我们认为在高校集中区域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也较高，两者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假设5智力支持水平影响区域科技孵化器平台的技术效率高低，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对于本研究中的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难以用单一指标直接进行测量，因此需要多指标测度，而结构方程模型（SEM）能够克服传统多元回归的不足，适用于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做实证性分析研究。
1指标定义及数据收集
结构方程模型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能够对抽象的构念进行估计和验证。在SEM中包括两种重要的变量：一种叫做外显变量也叫测量变量，这些是可以直接获得数据的变量，若是受到同一个潜在构念的影响则会具有共同性，并反映在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上。如果对于这些变量的共同性加以估计，得到的一个能够反映该潜在构念的强度的数据，则称之为潜在变量。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于孵化器技术效率的五个影响因素分别使用不同的外显变量进行测量。具体变量选取如表3所示。
在数据来源、收集以及处理方面，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这五个影响因素的测量变量数据基本来自2009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他中经网缺失数据我们通过其他网络数据库或《2009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得到。为了消除数据之间由于单位不统一而造成的数值差异过大问题，我们对于指标的选取基本选取比值型数据指标。所有的数据收集计算完成后，考虑到众多指标以及各个指标间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所以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处理分析之前我们又进一步对测量变量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此外再通过Spss软件对这些无量纲化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到各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值。通过上述比值指标选取、数据的无量纲化、标准化处理基本消除了指标数值间单位不统一、数值差异过大的影响。
2模型及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我们提出的孵化器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与孵化器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并使用Amos70软件对140个孵化器样本进行模型拟合性检验。有研究认为从鉴别力角度而言，每个影响因素最好有2―3个测量指标，样本容量为自由估计参数的5―10倍，对于大多数模型来说，至少需要100个以上的样本容量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的样本数量为140个符合要求。我们对于整个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包括研究常用的绝对拟合指数（GFI、AGFI、RMSEA）和相对拟合指数（NFI、TLI、CFI），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与样本数据有较为良好的拟合度。
从检验结果来看，除了“对外开放程度技术效率”之外，其余各路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技术效率的各个影响因素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来说，经济发展水平（p
3检验结论分析
政府公共投资对于技术效率的高低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产品技术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效率的计算、分类等方面，而对于公共产品特别是孵化器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的技术效率研究还比较欠缺，很少有像本研究一样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孵化器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我们基于之前对于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总结，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对外开放程度和智力支持水平这五个关键因素会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地正向影响。经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和模型拟合度、路径分析检验，我们得出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产生最高的正向影响，符合我们之前的假定。同样，对于孵化器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它的投资、组建、运营的主体――政府对其也会产生较强的影响，经过模型检验也符合我们之前的假设。而创新、高技术是中小企业的特点，地区创新水平高反映出该地区创新活力强，孵化器是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机构组织，所以创新水平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会产生正向影响。智力支持反映的是人力资源状况，高素质的人才必定推动孵化器技术效率的提高，模型检验结果虽然显示智力支持水平对孵化器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如之前预计的强烈，但是仍然呈现出正向的积极的影响。最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对外开放这个影响因素，它的检验结果与我们之前的假设正好相反，并且检验结果也不显著。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本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是二手数据，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存在一定疑虑；二是在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是地区间技术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它本身可能不会对技术效率的高低产生影响，而只是造成地区间技术效率差异的因素。
综上所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是影响地区孵化器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且均会对区域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五、讨论与结论
第一，我国各地区新兴产业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总体情况良好，部分效率不足可能源于资源投入或规模不足。
效率研究一直是经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众多研究者从多种视角评价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以及企业的技术效率，并进一步探讨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具有公共产品特质的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存在着空缺。本文选取了全国140家各地区科技孵化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计算了这140家科技孵化器的总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有近1/2数量的孵化器技术效率值在08以上，这说明我国孵化器在效率方面总体情况基本良好，但是还有近1/2数量的孵化器技术效率值在08以下，这表明我国孵化器在技术效率方面还存在改进的空间，分析造成效率不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资源投入方面存在问题或规模不当引起的。
第二，我国新兴产业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区域差异显著，可以聚类为高效型、配置高效型、规模高效型和低效型四类，应遵循不同途径提升技术效率。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孵化器技术效率的差异性，我们对140家国家级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进行聚类分析，并按照聚类分析结果将它们划分到四个类别中，分别为高效型、技术高效型、规模高效型和低效型。高效型包括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在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方面和孵化器整体规模方面都是高效的，重点是要保持现有的资源投入产出组合和自身规模水平；配置高效型包括福建、江西、陕西等地，由于规模技术效率值低引致总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应将改进思路放在规模调整上，调整现有的规模与投入产出水平不相匹配的问题。规模高效型包括湖北、黑龙江、成都等地，孵化器在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方面表现出较低的效率，应既控制孵化器的场地面积，调整人员数量和结构以及避免资金使用不当，又要增加投入量使科技孵化器的规模处于最优状态。低效型包括甘肃、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组合都存在着问题，应从多方面着手综合解决问题。
第三，我国新兴产业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应将其影响强度作为提升效率的客观标准，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建设。
基于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和理论分析，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和模型拟合度、路径分析检验，本文得出孵化器技术效率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的影响的结论：
第一，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产生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和间接地多渠道影响其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
第二，政府公共支出的提高将提升科技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事实上对于孵化器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它的投资、组建、运营的主体――政府对其会产生较强的影响。
第三，区域创新水平会对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创新、高技术是中小企业的特点，地区创新水平高反映出该地区创新活力强，孵化器是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机构组织，所以创新水平对孵化器的技术效率会产生正向影响。
第四，智力支持会对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但程度有限。智力支持水映的是人力资源状况，高素质的人才必定推动孵化器技术效率的提高，模型检验结果虽然显示智力支持水平对孵化器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如之前预计呈现出高水平 ，但是仍然呈现出正向的积极的影响。因而提升区域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水平，对地方政府而言应从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创新水平、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智力支持水平着手，构建适宜孵化器成长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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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策划范文5
关键词：东莞民营企业；形象建设；现状；途径
1 东莞民营企业形象建设的现状
1.1 东莞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东莞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实施“三来一补”经济模式不断深入而带动起来的，改革初期以加工作坊的形式，为外资企业加工零部件等；改革开放中期之后，由于外来劳工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进驻越来越多，出现了投资办厂的高峰期，集市、物流、商场、饮食、酒店、娱乐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东莞由纯粹的工业制造工厂，向居住休闲、商贸购物、文化消费型城市的转变，城市的主体经济结构开始变化，民营企业被作为一种城市的品牌形象和民族文化，提上了城市规划和政府管理的重要议程。
1.2 东莞民营企业形象建设现状分析
东莞民营企业发展迅速，然而企业形象建设却与其发展速度不相符。东莞地区拥有步步高、唯美陶瓷等知名品牌，但总体上讲，东莞民营企业品牌形象建设工作比较滞后，名牌产品比例很低，大量民营企业主要以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或品牌形象比较差。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东莞民营企业形象建设起点晚，企业不予重视和与其自身的客观条件所限制，使企业形象不尽人意。影响东莞民营企业形象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产品因素。
东莞民营企业大部分为“三来一补”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低、性能差、设计粗糙、质量差、档次低、包装粗糙、服务水平不到位、产品创新能力不强、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等。
自1999年推出第一款MP3后，东莞一些民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采用落后的、功耗大、失真度高的闪存芯片、劣质的屏幕、线路板、粗糙的手工焊接以及音质较差的耳机，造成MP3质量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利润，却因产品原因造成了不好的企业形象。
（2）企业环境因素。
东莞民营企业环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工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部分东莞民营企业为追求利润，对工人的生产环境、生活环境不给予重视。首先，东莞民营企业工人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差、工资福利差、安全保障低、缺乏活动场地等。东莞民营企业往往给人“血汗工厂”的不好形象。其次，东莞民营企业往往不重视环境保护，任意向周围倾倒工业垃圾和向外界直接排放工业污水等。
（3）企业员工因素。
东莞民营企业因为工资福利、企业环境各种原因和东莞城市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民营企业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留不住高素质的人才。企业管理者的低素质，管理者的知识、能力、魄力、品质和风格等形象差，给人“暴发户”的形象；企业员工的低素质，员工的服务态度差、文化水准低、缺乏内在素养、作业技能低等，都直接影响到企业形象的建设。
（4）社会形象因素。
首先东莞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比较低调和保守，消极为社会做出贡献，不愿公开地表现自己和宣传自己。其次，东莞民营企业对企业形象不给予重视，不愿意花钱去包装自己，不愿意去做公关活动，不愿意花钱去为产品、企业做宣传。
（5）企业文化因素。
东莞民营企业缺少“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人、爱护人、培育人、注重提高全员素质、创造条件挖掘员工潜力等方面都不尽人意。另外，民营企业往往缺乏价值观、经营理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和管理制度不健全。
2 东莞民营企业形象建设的途径
2.1 注重企业形象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是指企业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目标，在充分进行企业实态调查的基础上，对企业总体形象战略和具体塑造企业形象活动进行谋略、设计和筹划的运作。
企业形象策划是以提升企业整体形象为目的。实施企业形象策划战略，就在于通过向外界传递信息，展示企业个性，促进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企业形象策划的功能分为内部激励和外部感召。其内部激励具体表现在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企业凝聚力的加强、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企业适应能力的提高等；其外部感召主要表现在有利于企业经营资源的运用，有利于消费者的认同和有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等方面，企业形象策划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2.2 完善企业形象管理
企业形象管理是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目标，全面提升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从而提高其市场综合表现的现代管理方法，是对企业内外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管理。
（1）产品形象管理。
产品形象是产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综合反映。顾客往往首先通过接触企业的产品来认识企业;然后又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企业的认识，从而使心目中的企业感性化、具体化、形象化。
产品形象不仅仅包括产品的外观和包装，更重要的是包括从产品的总体设计直到一个零部件生产，以及总体组装的内在质量。在产品形象管理中，要把企业形象意识渗透到、贯穿到产品生产直至销售、使用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做到环环紧扣，一丝不苟，即从产品的初始设计、原材料选定，到加工造型、组装，到确定品牌名称、包装装潢、使用说明，一直到销售服务。
（2）环境形象管理。
环境形象是企业生产、生活条件的建设状况和总体表现。良好的环境建设，不仅使员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证员工的精力充沛和心情舒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给外界一个整洁、舒适的第一印象。环境形象管理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环境建设、环境卫生、环境绿化、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形象教育和管理制度化，企业必须通过这些方面来改善企业的环境形象。
（3）员工形象管理。
员工形象既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企业形象人格化的具体体现。员工必须注重自己工作中乃至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把企业形象传递给每一位公众，并传播到四面八方。企业可以通过对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加强职工的道德规范教育，实施员工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来提升员工形象。
（4）社会形象管理。
企业的社会形象是企业在社会上的公开表现和反映。企业的社会形象管理，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策划、实施企业在社会上应有的表现。一方面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辐射和传扬企业的良好形象，以便获得社会公众的了解与认同。在当今名牌林立、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市场里，要成为名牌企业就必须注重企业的社会形象。
（5）企业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企业管理的人性化，把企业办成职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尊重人、爱护人、培育人和发展人，以全面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职工素质，实现企业目标。进行企业文化管理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要以人为本。
企业行为是由人来承担的。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管理的关键环节。以人为本，主要是尊重人，爱护人，培育人，注重提高全员素质，创造条件挖掘员工的潜力。
②培育企业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对企业行为起导向作用，它调控、规范着企业行为。企业应培育四种价值观。一是市场观，即以市场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充分挖掘市场资源，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二是人本观。即树立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观念。三是质量观。质量是产品最为用户接受的基础。四是效益观。即把效益作为评价企业行为的最终标准。
综上所述，东莞民营企业进行形象建设迫在眉睫，东莞民营企业可以从注重企业形象策划和完善企业形象管理两方面进行企业形象的建设，为企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何讯佳. 品牌形象策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罗长海. 企业形象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企业形象策划范文6
无数事实证明，良好的企业形象一经树立，可以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对接踵而来的质疑和越发严峻的社会环境，重视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形象的作用，推动企业经济发展，成为烟草商业企业的当务之急。烟草商业企业是我国烟草行业工商分离的产物，是中国烟草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参与者，在我国卷烟制品的销售和管理中具有唯一性。因此，中国烟草商业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卷烟上水平”的思想战略，而且有利于抵御外烟的强烈渗透；不仅有利于提高烟草商业企业的外在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增强烟草商业企业的内部凝聚力；不仅有利于促使烟草商业企业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有利于凸显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组织使命；不仅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其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有利于企业的招贤举能和良性发展。
二、我国烟草商业企业形象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形象认识模糊，对企业形象存在认知误区
我国烟草商业企业发展至今，在形象认识上普遍存在误区，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表现：第一，企业形象无用论，忽视企业形象的导入；第二，企业形象形式论，忽视企业形象的系统性；第三，企业形象理念论，忽视外在形式的重要性；第四，企业形象万能论，视企业形象为灵丹妙药。种种认识上的误区，致使烟草商业企业的形象建设没有形成合力，形同虚设。
（二）企业形象定位不明,缺少谋划
形象定位明确是塑造企业形象的先决条件，优异的企业形象都是在明确的形象定位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例如美国花旗银行的精神标语和宣传口号是“富有进取心的银行，向上流社会的客户按高品位的价格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对我国烟草商业企业来讲，垄断背后的高收益使得大多数商业企业无暇顾及形象建设的深层问题，加之引入企业形象建设的效益在短期内难以体现，从而造成烟草商业企业的形象建设缺少科学谋划，缺乏理论指导，缺失传承与发展。总而言之，烟草商业企业形象建设没有落地生根、没有开花结果。
（三）形象内容移位，注重局部宣传，忽视整体建设
目前，大多数烟草商业企业开始重视企业形象的建立，重视企业形象的宣传，但却缺乏对企业形象要素的系统认识。大多数基层烟草商业企业没有注意到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和企业对外宣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注意到产品形象、员工形象和环境形象等综合形象的外在体现。
（四）形象策划与企业、市场实际脱节，主观性强
企业形象建设是建立在企业实际情况、市场环境这片土壤中的，它必然要在这里才能生根发芽。只有认真周详地进行市场调查，充分掌握企业自身的实情和市场的发展前景，才能认定企业的市场定位和产品方向，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企业发展状况的宏观规划，过高过快的要求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有的单位不把建设企业形象看成是自身的事，而全部委托给各类策划公司，这就导致这些策划公司不能针对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造成了设计者和具体运作者“两张皮”的现象。这种企业形象设计只能是像花瓶一样的摆设，外在形式上可能会显得轰轰烈烈，内在构建方面则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
（五）形象传播失衡，企业形象不能有效传达
对于企业形象建设来说,传播和设计同样重要。有些单位认为完成企业形象设计便大功告成，忽视了企业形象要向公众传达的效果。形象与传播密不可分，因此对于传播媒体、传播形式、传播对象、传播内容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就烟草商业企业的发展实际来看，烟草商业企业的特殊性致使其传播途径受到限制，很少有烟草商业企业去努力开拓新的途径扩大传播效果，对企业形象信息有效的传播载体，如员工精神、精神风貌等要素往往视而不见。
（六）形象实施急功近利，缺乏连续性和长期性
企业形象塑造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性投资，必须经过长期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努力。对企业形象建设应有一个定量的分析和研究过程，缺乏对企业形象构建与管理的定量分析，就可能误导出两种极端的做法：一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的粗放型投入；二是认为企业形象不直接创造效益,因此采取收缩型投入，从而使企业形象的构建与管理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有些烟草商业企业就存在这种现象，当新产品上市之初，以优异的形象战略取得成功后，就以此为资本，对眼前利益津津乐道，殊不知，打开销路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企业的形象并没有深入消费者的内心，若没有坚持不懈地维护、提升企业形象，最终必然导致企业形象的“昙花一现”。除了上述问题外,烟草商业企业形象塑造还存在着形象异化误区、文化误区、极端做法误区、环境误区等问题。只有正视并积极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才能构建良好的烟草商业企业形象。
三、烟草商业企业形象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烟草商业企业的形象建设应是在国家烟草总局（公司）的宏观统领下，省级烟草商业企业详细部署、市级烟草商业企业亲自操作的联动过程。在企业形象建设的宏观要素中，市级单位应时刻与国家、上级部门、同级部门保持高度的相对一致性，且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种明确的发展格局。
（二）科学规划原则
任何企业形象建设都具有整体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总印象、总评价的形成是各方面长期沟通、反馈的结果，是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的一种显现，非一时之功，一蹴而就，因此，科学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学规划原则要求烟草商业企业从多维的、整体的角度去考察、研究、设计、实施、评估企业的形象建设，从而形成一套长期的、系统的、科学的形象建设战略发展体系，进而不断推广和应用。
（三）对象公众导向原则
形象的传播沟通具有两重性，即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包含主观性和客观性。两重性在传播中起主导作用，传播沟通起效能作用，公众反应起制约作用，最终效果都是从公众身上体现出来，必须经由公众来检验，因此企业形象建设与管理必须坚持以对象公众为导向的原则。
（四）灵活性原则
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形象建设也不例外。任何企业、组织形象都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环境而言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形象。所以，企业形象管理要以变应变，尤其要注重不同时空环境下导入企业形象的灵活性，形象才能常变常新。同时，烟草商业企业在进行形象塑造时，要注意表达方式、传播途径的灵活多样，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特点。
（五）个性化原则
市级烟草公司作为烟草商业系统的一个基层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烟草商业企业形象的具体构建者。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微观层面，应具有鲜明的企业特色，不同的企业应该建立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个性化理念、行为和服务特色，以展现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例如：不同的市级烟草商业企业，发展定位、经营风格、企业家的素养都不一样，所以在形象建设和管理中只有从实际出发，创造出适合自身的产品特点、营销战略、竞争状况、自身资源情况的模式，形象建设才会收到实效。
四、我国烟草商业企业形象建设的策略和建议
(一)树立企业形象观念,强化企业形象建设
烟草商业企业应从上至下充分认识企业形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导入现代企业形象战略的重要意义，树立系统、科学的现代企业形象观念。只有真正把形象战略纳入企业发展的议事日程，积极倡导，身体力行，才能以此为契机，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积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企业整体形象策划，提升企业国内外形象
烟草商业企业应根据长期发展战略，在对行业发展现状和企业现状清晰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公众调查和市场调查，围绕“两个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认真研究体现本行业、本企业自身特点的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通过对企业各种形象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对企业各种经营管理活动和视觉识别进行系统设计，有效地把零散、模糊的企业形象转变成鲜明、独特、全新的形象，并诠释给自己的目标受众。这样，企业才更有利于扩大业务，并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更多先机。
（三）企业形象塑造有理有据，适时推进企业形象战略
企业形象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要，从调查入手，经过系统策划，再具体管理实施。每一步都不能天马行空、随意想象，而应有理有据、有张有弛地按规律进行。因此，首先要从大环境着眼，搞好形象调查。其次，企业应依据自身条件，适时适量推进形象战略，决不能头脑发热，违背规律，可根据自身财力、物力、人力等条件，借助策划人员确定导入计划和方案。
（四）突出企业个性特点，强化创新意识
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企业形象若没有个性特点，是很难引起公众注意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此，企业要敢于标新立异，突出个性，这是企业形象定位的基本要求。创新是企业生机与活力的不竭源泉，实施企业形象战略要大胆探索，在创新中求得不断发展。企业形象的个性化就是强调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带给公众全新的感受与感觉。众所周知，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企业,由于所处区域环境、文化气氛、传统习惯以及企业业务性质、范围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造就了各个企业的特殊性，使其在个性上与众不同，在风格上富有创意，在整体形象上具有特色。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产业的企业，由于各个企业的历史背景、经营目标和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不同，也会导致同类企业经营上的差异，企业形象就应当表达这种差异，求异避同，在求异中反映特色、体现个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公众内在的心理需求，使他们能够迅速地辨认和接受本企业的新形象，这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烟草商业企业要充分借鉴优秀企业形象建设给予的启发，结合行业特点，形成自己特有的企业形象。
(五)科学策划传播，争取目标受众的支持
传播是塑造良好企业形象、争取公众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手段。烟草行业的传播途径受到种种限制，因而更应该全面考虑，通盘打算，积极探索有效、有用的新途径。企业应根据形象塑造的需要，全方位综合运用传播载体，包括人员媒介、实物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等，并在不同发展时期针对不同目标受众的特点和要求，做好传播沟通工作，使越来越多的目标受众理解和认可烟草企业的工作。同时，烟草商业企业还要热心公益事业，参与社区事务，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从而帮助企业获得良好的群众口碑，并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
（六）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战略为主，创建企业形象的理念精髓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理念，而企业理念又是企业形象的灵魂和精髓。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而企业形象又是企业文化的外在显现。实施文化战略，关键是构建和提升企业经营理念。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借鉴：一是通过对企业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找出富有自身特点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特征。二是充分考虑时代特点和社会特征。烟草商业企业是开放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企业理念与社会政治、社会伦理观念都应息息相关，不能脱离这个宏观环境而自行制定。三是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内核是中国文化。企业形象建设，必须注重研究中国文化，要符合中国文化氛围，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当前发展形势下，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寻求自己的定位，才能确立符合国情的企业形象理念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