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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范文1
“李建栋，基本情况10分，家庭收入30分，银行机构信用20分，社会评价35分，总评分95分，评级授信A级。”翻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惠泽村那本厚厚的评级授信表，上面以统一的方式记录着全村113户贫困家庭的诚信度。
其中获评A级可获得5-10万元的贷款额度;B级为2-5万元;C级为2万元以下。同时，获得了评级的平困户还可以通过专门打造的“富农卡”，享受随时支取，利息按季清还;随时归还，不产生利息同时享受利率优惠等政策。
自“精准扶贫”提出以来，类似上述场景已成为许多地方扶贫工作的缩影。可随着扶贫工作的内涵越发丰富，可操作性要求越强，如何精准开具更加对症有效的“扶贫药方”，是扶贫工作参与各方持续思考的问题。
2016年2月26日，中国政府网与《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主办第21次“文津圆桌”研讨会， 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中国社科院、宁夏、深圳、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邮储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民投、中国华信、阿里巴巴等单位人员，围绕“贯彻精准扶贫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所面临的形势、挑战、对策展开探讨。 金融“血液”向“末梢”流动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唯有进一步疏通金融血脉，发挥其资金融通与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扶贫开发精准有力。
这就需要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找准血管中的“血液”流向，发挥金融合力以实现优势互补。
不过从实践反馈来看，金融“血液”向贫困农户“末梢”流动仍存明显卡壳。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表示，当前金融支持扶贫存在三大明显障碍。
一是贷款定价存在两难，照顾农户往往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则使得农户付息压力过大。二是扶贫贷款成本控制难度大，农村信用体系缺失导致信用调查成本太高。三是银行既有管理机制难以匹配国家扶贫大局，绩效考核机制不支持银行员工踊跃开发扶贫业务。这些约束因素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存在市场竞争乏力、中介机构缺失、创新应用不足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血液”流向贫困地区。而事实也证明，金融扶贫工作开展较为出色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金融扶贫建立起了“支点”。
对此，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力，解决贫困地区资金匮乏难题。
一是建议在金融机构内部成立专门的扶贫金融部门，专注于扶贫事业，单独设定配套的考核机制，与追求利润的商业化原则隔离开。二是央行加大扶贫再贷款力度，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资金，从根源上把扶贫信贷利率成本降下来。此外，可以考虑拿出一块存款准备金支持扶贫事业。三是财政扶贫资金可以分出一块成立“扶贫信贷担保基金”，此举可以大大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扶贫信贷的意愿，具有较大的杠杆效应。四是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形成统一的贫困农户信息系统，并且和银行的信息系统进行对接，便于银行针对贫困户进行精准甄别、精准检测、精准投放。五是银行要和驻村工作队强化合作，驻村工作队可以发挥项目推荐、信用把关、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重要作用。
不过金融扶贫绝非一幕“独角戏”，面对贫困地区各类主体差异化、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需要发挥合力，优势互补，才能彻底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
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锐认为，金融扶贫要依托四大资源、瞄准四大领域、突出四大举措。即重点依托财政扶贫资金撬动、政策性银行中长期信贷、涉农商业银行专项信贷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贷这“四大资源”;瞄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群体就业创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四大领域”;突出人民银行切一块、财政部门贴一块、金融机构降一块、存贷挂钩激励这“四大举措”。着重鼓励金融机构制定扶贫信贷的目标值、时间表和行动方案。 “互联网+扶贫”的巨大潜力
当然，疏通扶贫开发金融血脉，还需找到“血液”循环的动力所在。好的扶贫产业项目能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农民脱贫致富。
对此，宁夏吴忠市委书记赵永清认为，应抓紧总结推广“发展产业脱贫一批”的成熟模式。
据他介绍，围绕“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宁夏探索出了“龙头带动型”、“协会拉动型”、“金融撬动型”等9大可复制的产业扶贫模式。引导农民走进园区变工人，进入城镇做商人，摆摊开店当老板，土地入股成股东，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门路、人人有活干。
以光伏+基础设施+农户的“产业联动型”为例，屋顶光伏每年能够给贫困户带来近3000元的电费收益，村级扶贫电站则每年能够给村集体带来20万的电费收入。这不仅是针对扶贫工作，同时还能够盘活农村工作中的‘空壳村’难题。
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利军看来，“互联网+扶贫”也同样具有极大的潜力可挖。“但目前广泛推进‘互联网+扶贫’战略仍缺乏三个关键要素。”孙利军说。
一是缺乏贫困地区的“双创”带头人，应鼓励有创业激情和想法、经过互联网洗礼、经过大城市洗礼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锻造农村的“双创”带头人队伍;二是贫困农户缺乏获取和分析海量互联网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生产和销售的能力，应加强县域领导干部“互联网+扶贫”的思想理念和顶层设计;三是缺乏高效廉价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当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贵，耗损甚大，应大力推动建设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础设施，让农产品高效率进城，让信息高效率下乡，让交易高效率支付。
精准扶贫范文2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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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范文3
县检察院坚持把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作为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真心为民，真情帮扶,为困难群众办实事好事，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帮助拔穷根、摘穷帽，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该院首先以定任务的形式,每名干警都按照要求结对困难群众,并且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还选派1名干警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详细调查了解每户困难群众的实际,定期深入基层群众,了解群众困难和需求,找准服务群众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在进行精准摸底的同时,根据每户情况的不同特点和原因,对相关困难进行梳理汇总,建立健全干警走访民情笔记和帮扶台账制度,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和措施,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建立帮扶台账的基础上,干警通过本院和借助其他部门的力量,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低保申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体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该院还完善需求首问负责制、限期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监督检查考核力度,对精准扶贫建立考核机制,完善奖惩措施,倒逼干警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让这项工作不走形式,不落空,让干警在这样的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
截至目前,该院针对结对帮扶的79户困难群众,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接通自来水、提供就业机会等困难95件。
精准扶贫范文4
“贫中贫”直面“难中难”
说到扶贫攻坚，就不得不提起甘肃人民首创的“三苦精神”，即“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它终结了甘肃“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历史性成就。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甘肃人民奋斗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着眼于全局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随着扶贫标准的提高，甘肃人民要想在2020年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2012年5月，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刘永富为梁楼村引进甘肃民丰公司产业项目，帮助梁楼村脱贫致富
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富民产业发展不足，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特殊类型地区和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积重难返，这些都是甘肃省扶贫开发路上的“拦路虎”，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2013年初，视察甘肃时强调，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扶贫开发上，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纵观历史与现状，横看中央的重视与人民的期待，扶贫必然成为了甘肃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有人说，走一走东乡三千条沟，转一转庄浪万亩梯田，尝一尝土豆洋芋马铃薯，看一看漫山黄土不到边，就可以体会到“扶贫是甘肃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到2014年底，甘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17万人，规模为全国第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736元，比全国人均纯收入少4156元，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33.2%下降到20.1%，居全国第二，常年返贫率在15%～20%。同时，由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极端干旱区、高寒阴湿区和林缘区，扶贫成本比西部其他省份的重点县高出25%～35%。
无疑，这对甘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甘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远未结束，延绵几代人的贫困想要断根，绝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而构成最后贫困堡垒的，都是已经过多年努力却仍难以根除的顽疾。
2015年5月27日，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要采用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2015年 6月18日上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吹响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号角。“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贫困不休，奋斗不止。精准扶贫呼唤“超常思维”完成超常的任务，需要用超常的思维大胆破旧立新。为此，甘肃很清楚，难点就是着力点，压力就是动力，只有增一倍才能跟上全国的速度。
于是，甘肃早已先一步又一次开启了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历程！
谁来精准？靠“双联”
2013年底，全国拉开了精准扶贫的大幕，这与甘肃2012年2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理念不谋而合，旨在精确地瞄准贫困人口，通过单位联系贫困村，帮助村上找准一个发展路子，制定一个脱贫计划，谋划一个主导产业，指导、协调和帮助村镇发展规划和开发项目的实施，提高贫困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干部联系帮扶特困户，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分析致贫原因，引导他们转变思路，开阔视野，找准脱贫致富路子，解决发展中的难事，切实在增收致富上出主意、想办法。
有人说，“双联”行动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但它让各级干部与特困户之间形成了“直通车”。“一竿子插到最底层”，让干部真正“懂了农村”，制定政策能够让更多的基层百姓受益。也有人说，双联行动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反贫困实践，是一项扶贫开发的全新探索，是精准扶贫新思路的积极探索，是将多种扶贫资源和方式叠加的力量效应。 甘肃扶贫办主任任燕顺（左一）在庆阳市宁县焦村乡张斜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不管怎样，在三年多的实践中，从千里河西到陇东大地，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从驻甘部队到中央在甘企业，40余万名各级干部陆续走出办公室，背负行囊，下乡驻村，和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抓双联、促发展、奔小康，突破农村多年来的发展瓶颈，为贫困村打开了一扇扇发展之门，成为了甘肃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助推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成为党群双向互动、干群双向受益的有效载体，成为群众工作方面具有甘肃特点、在全国叫得响的特色品牌。
梁楼村是原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永富（现任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的双联行动联系点，也是进入陇南成县陈院镇的第一个村，辖6个村民小组337户1339人，耕地面积3347.5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5亩，地形以浅山干旱丘陵区为主，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虽有通乡公路贯村而过，但由于历史、自然等诸多原因，梁楼村劳动力素质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11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00元，远远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属典型的贫困村。
双联行动开展以来，刘永富先后多次深入梁楼村调研，帮助理清发展思路，商定发展大计。在他的关心下，规划的新产业、产生的新变化让梁楼村日新月异、充满活力。
2015年6月12日傍晚，记者一行一路驱车穿行在去往梁楼村的公路上，两旁树木葱茏、芳草青碧、空气宜人。走进梁楼村，浅山丘陵区的田园美景格外好看，即将成熟的麦苗等待着丰收、到处盛开的鲜花争奇斗艳、广场上娱乐休闲的人们笑逐颜开，维修、改造后的房屋整齐有序，宽敞笔直的马路、村道纵横交错，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蓬勃发展……谷禾之香、青翠之色、安居之乐，让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不由得感叹：美景如画，典雅宜居，岂止江南！
一进村委会，村主任朱小艳就向记者介绍刘永富为梁楼村引进的第一个外省项目。朱小艳指着甘肃民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厂房说：“这是当初刘永富副省长牵线搭桥给咱村引进的项目，由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投资。”该企业占地19亩，前期投入资金2600多万元，主要生产有机复合肥、有机硅、防腐蚀涂料、电力护套等环保无污染产品，广泛用于农业、建筑、水电、航运等行业。
在刘永富的协调下，该公司通过探索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型扶贫模式，以项目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梁楼村新农村建设步伐。公司建成投产后的利润用于梁楼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人居环境改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民生实事。从2013年开始，该公司为了助推成县核桃、蔬菜等农业产业的发展，研发出了适应当地的核桃专用肥、诱虫板、蔬菜专用肥等高科技肥料投放市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4年8月，该公司董事长宋福如到梁楼村看望村民时郑重承诺，将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并且要把梁楼村打造成一个具有造血功能的新农村，力争三年内把该村建成甘肃最富裕的新农村之一。
如今，宋福如兑现了承诺。梁楼村60岁以上的老人像城市白领一样领上了“月薪”，而一个具有造血功能的新农村也已步入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提升梁楼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刘永富为村里引进了投资120万元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还挤出自己的办公经费为梁楼村村委会修建了两层现代化公办楼，并建议朱小艳带领村民申请妇女小额贷款开办农家乐。没多久，朱小艳与村民李建红“联贷”10万元开办的陈院镇第一家“开心农家乐”开业了，生意如火如荼。“刚开业时，几乎平均每天都有近2000元的收入。虽然很辛苦，可是看到乡亲们都能够挣到钱，心里就特别高兴。”朱小艳兴奋地告诉记者。
眼下，房子新了、道路硬化了、文化广场建起来了，梁楼村发生了巨变。村民养猪、养鸡已经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并成立了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新开办了榨油坊、小卖铺、面粉加工厂、农家乐等，生意红红火火。2014年5月27日，已调离甘肃赴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的刘永富再次到成县调研扶贫开发工作，并专门抽时间到梁楼村看望村里的老百姓。“梁楼村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老百姓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今后只要是为了梁楼村的发展，你们可以尽管来找我。”刘永富亲切地对朱小艳说。
据悉，双联行动实施四年来，甘肃省市县乡四级1.5万个机关单位联系1.56万个行政村、40.8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67.1万个贫困户。省市县共有429名领导干部联系949户企业，1.8万名干部联系802个城镇社区的1.8万户城镇贫困户。总体看，双联行动已由58个贫困县延伸到了全省86个县（市、区），由农村延伸到了城市贫困户，形成了大规模、全覆盖、综合性、常态化的工作局面且不断向纵深发展。单位联到村，干部联到心，双联行动搭建了扶贫和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平台，将扶贫攻坚与密切联系群众紧密结合，是扶贫工作战略格局下的“大手笔”，是认识到位、感情到位、决心到位的社会参与扶贫的新举措。
精准什么？看“1236”
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不断尝试和实践新的扶贫开发手段，积极打造工作新亮点，为全面完成扶贫开发各项目标任务探索了新路子。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1236”扶贫攻坚行动，又一次向甘肃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甘肃省委省政府把全省58个片区县作为主战场，统筹17个插花县区，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这“一个核心”，确保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两个不愁”，落实扶贫对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个保障”的目标，在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和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实现“六大突破”，构建起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康乐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海拔高，气候变化异常，南部高寒阴湿，北部干旱缺水，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群众生产生活、增收致富。结合全县实际，康乐县坚持以改善贫困地区民生、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为出发点，按照“1236”扶贫攻坚行动要求，实施“大扶贫、大开发”战略，积极开创工作新局面。近三年来，康乐县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和产业特色，按照龙头带农户、协会搞服务、科技作先导、综合搞开发的发展模式，不断提高产业化开发水平。按照“秸秆养牛、舍饲养羊、生态养鸡”的养殖模式和“一村一品”的要求，重点发展牛、羊等特色产业，不断提升产业扶贫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上的比重。
6月11日清晨，康乐县附城镇刘家庙村支书、扶贫产业互助社理事长杨玉斌早早来到村委会，着急为发展养殖业的社员办理贷款手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杨玉斌都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今年，扶贫产业互助社运转很好，一直很忙，我们昼夜想着如何给群众借款、帮助发展产业的事。”至于如何给群众借款，杨玉斌说：“我们村干部对每一个贫困户的情况都了解，就像自家一样熟悉，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我们也知道，所以借款时我们能把好关；再说，社员借的是互助社的钱，也就是大家的钱，所以人人关心他的发展，人人帮助他、监督他。”
在一摞又一摞借款手续账单中，记者看到社员田永贵在互助社借到3000元的产业发展借款，又拿出自家积攒的1万元准备养羊。据悉，他计划修建一座比较好的圈舍，购买10多只羊，既育肥又繁殖。而当初利用扶贫产业互助社贷款发展养殖业的田买苏（音译），现在的养殖规模已经达到8头牛和30只羊。如果没有产业互助社的贷款，就没有田买苏现在的养殖规模。
刘家庙村扶贫产业互助社成立后，资金总额为38万元，经过滚动发展现在资金总额已达到45万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笔不良借贷，45万元的资金还不够用。随着产业的发展，村民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杨玉斌说，扶贫产业互助社成立后，不但解决了村民生产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村民的信用意识。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老百姓感到有奔头了。记者在采访中惊喜地发现，“联村联户”和“1236”扶贫攻坚两项政策叠加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进步与发展，让一些曾被认为更加向往外面“精彩世界”的农民工，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发展。 成县陈院镇梁楼村村主任朱小艳（右四）向记者一行介绍村级产业发展情况 周艳/摄
分析“1236”扶贫攻坚的主要脉络，可以清晰地理出思路，“一个核心”“两个不愁”“三个保障”是攻坚目标，既明确了脱贫致富的根本任务，也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六大突破”是攻坚重点，既抓住了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亟须破解的瓶颈制约，也切中了脱贫致富亟须解决的要害问题。此外，在“1236”扶贫攻坚的推动下，甘肃在全国率先探索创新了贫困县监督考核机制、“减贫摘帽”激励机制、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等一系列新机制，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扶贫攻坚汇聚了持久的澎湃动力。
“实际上，‘1236’扶贫攻坚行动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扶贫方式，强化了顶层设计，强调了从扶贫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如告别传统‘以GDP论英雄’的思维，建立起以扶贫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在制度创新方面释放了干部，改革红利转变给了群众，等等。”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说。
如何精准？有“1+17”
众所周知，“十三五”最后一年，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对于甘肃来说，时间更加紧迫，要用5年时间攻克绝对贫困这样一座堡垒，唯有用“大手笔”的超常手段。
2015年6月初，甘肃省委省政府持续发力，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谋划、顶层设计、充分论证，在“双联”和“1236”基础上，强势推出了《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和17个配套实施方案（简称“1+17”方案），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培育、生态环境、科教文卫、考核机制等方面，在投入方式上精准发力，在金融服务上精准支持，在社会帮扶上精准引导，在资源配置上精准优化，在服务保障上精准提升。
这“1+17”精准扶贫的“组合拳”，是甘肃对全省97万贫困户、417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期盼的主动回应；是聚焦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抛出的又一“大手笔”；更是甘肃向全社会发出“抱团出战”的铿锵足音。
分析发现，“1+17”方案明确了甘肃“两步走”的路线图。从2015年到2020年，按照前三年集中攻坚，每年稳定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到2017年底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其中扶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后三年巩固提高，到2020年，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消除绝对贫困，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基本完成农村小康主要监测指标。
但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1+17”精准扶贫方案所涉及的每一项重点工作，都有明确的具体目标、着力重点、措施办法、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和考核标准。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关键就在于落实，只有发扬钉钉子精神，在狠抓落实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下硬功夫，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积极作为、有力作为，才能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精准扶贫范文5
为完善精准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创新财政精准扶贫工作方式，我们带着是否继续对贫困对象实行救助式精准扶贫的问题，对国家新阶段精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XX镇的贫困状况和精准扶贫方式进行了认真调研，并在新阶段精准扶贫开发工作中，选择精准扶贫方式进行了认真思考，谨借此文谈点见解和建议。
一、基本现状
(一)基本镇情
XX镇位于惠阳镇西北部，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总面积X平方公里，总人口X人，下辖X个行政村，X个村民小组。全镇有X所小学，教师X人，学生X人，镇卫生院X所，村级卫生室X个，卫生从业人员X人。XX镇主要产业为传统种养殖业，主要农产品为稻谷、玉米，规模小，价值低，品种单一。工矿业缺乏，经济基础薄弱。20xx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X万元，国民收入X元，农业总产值X多万元，财政收入X万元，粮食总产量X吨，人均粮食产量X斤，人均纯收入X元。近年，XX镇以旅游业为龙头，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20xx年，全镇旅游收入总共X万元。
(二)贫困现状
全镇现有绝对贫困人口X人，低收入贫困人口X人。因全镇均为典型的高山地貌，XX等村还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的地方，主要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务工。为改变这部分人的生存环境，县委、县政府组织县财政局、县精准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竭力配套改善村民生产基础设施，尤其是在近几年来，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各项精准扶贫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三)贫困成因
1、受自然条件的影响。XX镇大部分村寨位于深山区，海拔高，地理条件差气候条件不好，道路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灵，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收效不良，农产品经济价值不高，农民增收不快，改变自然状况的能力不强，使得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然条件差农民收入低改变自然条件难农民收入低的恶性循环中。
2、受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影响。由于受经济、地理、人文、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低于市民，尤其在偏僻落后得山村，农民的教育状况更不容乐观。根据20xx年人口普查，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仅为X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高达X%。20xx年的调查显示，在低收入人群中(纯收入X元/年人)，XX镇1845周岁劳动力(农村主要劳力)文化层次很低，高中仅占X%，小学及以下占X%，在XX的务农劳动力中，初中以下学历所占比率高达X%。由于文化层次偏低，小农经济意识较严重，种植养殖的生产经营方式陈旧，接受新的知识文化的能力相对较弱，劳动力转移输出困难，这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并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的最主要的不利因素之一。
3、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受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所限，XX镇长期以来缺乏工矿业及第三产业，尤其在一类、二类村，第三产业几乎没有涉足。种养殖业投入大，收益小，且主要目的是自产自消，商品率不高;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小，且收效不好，质量不高，农民收入渠道单一。除了传统农业，唯有收效的是XX上寨旅游业，但由于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低下，管理办法不科学，管理方式不规范，农民市场意识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其发展初步凸显瓶颈。虽然在旅游兴镇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近年对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比较大，但还处于在对点(上、下XX)的阶段，一时难以全面铺开。
4、受主劳多病的影响。山区的农业，是一种沉重体力劳动的行业，主要劳动力生病得不到有效的防治和治疗，造成返贫现象突出。一个家庭祈求的是风调雨顺、守望的是五谷丰登、最大的愿望是家庭健康。但受山区自然经济条件的影响，尤其是高、寒、僻远地带卫生防疫工作跟不上，人们缺乏最基本的保健，引起病灾，有的甚至一病不起而引起返贫;受经济条件所限，小病拖，大病挨而失去健康引起返贫。这些主劳大都是家庭的脊梁，主宰幸福安康之神，因病灾将会使原本不殷实的家庭没落为贫困户人。
由于上述的产业结构单一、缺乏生产资金和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低下等因素，农民对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依赖性极强，而且，对病虫害的防治力度不足、方法不科学，农业收成的好坏基本取决于当年天气状况。近年，气候变暖逐渐明显，旱灾频繁，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农业收入，造成农村生活根基不稳的现象。同时，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部分农户倾其所有并贷款投入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养殖等造成暂时返贫。我镇排夫村部分农户为调整产业结构，拉钱负债的购置折耳根苗、魔芋种、良种肉牛等，但因缺乏经验，市场了解不足，加上经营不当，农产品最后不能转变成商品，目前，这些农户已是耗尽积蓄，甚至影响往后几年的农业生产投入。
二、主要难点
(一)山区农民返贫因素控制难
由于自然灾害抵御难，一大批农户因灾返贫，需再次纳入搬迁精准扶贫范围;主劳多病致富难。据统计监测，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农村主要劳动力生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造成返贫的有X户、X人。
(二)高山农业支柱产业形成难
XX镇海拔高，农田分布在高山上，全镇群众沿袭着以种粮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经济林园面积狭小。使得一方面支柱产业科学定位难。高山地区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发展的影响，尚未寻求到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二方面支柱产业规模经营难。高山地区粮经兼作，且多经品种繁杂，要形成产业格局，需要大量的资金、物资，仅靠本地农民现有经济实力难以面对和承受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三方面，高山支柱产业产品销售难。高山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了产业带的形成，因此，要谋求产业的发展尚需围绕基地，加速公路、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难
由于我镇自然环境恶劣，居住在高寒、偏远的农民生产生活异常艰苦。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效益低。据统计全镇还有X个自然村不通公路，要修通这X公里 路需投资X万元以上;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需投资X万元以上，且投入量大而产出率低。
二是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难。由于受到打工经济的影响，中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新型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难度大，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四)隐蔽性返贫因素难以控制和扶持
一是受人口素质的影响，对农产品销售市场缺乏科学定位，生产经营适得其反，血本无归形成的贫困。
二是灾害重建、规模发展至收益过渡期间形成的贫困。对于这两种致贫因素，难以认定扶持范围和标准，既使配套了相应政策也难以到位。
精准扶贫范文6
“好成绩需要有好的环境，这也折射出教育资源的差距。”国务院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扶贫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司树杰在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说。
教育扶贫是整体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任。但相对于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来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仍面临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弄清教育资源的差距和原由，条分缕析地找出有针对性的、可行的解决思路，提高教育扶贫效果十分必要。
教育资源存在多方差距
“从目前情况看，教育资源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司树杰指出，总体来看，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有明显差距，省会大城市教育资源最优质；发达地区的其他市县次之；三是贫困地区的市县学校；四是贫困地区的乡镇一级学校；最差的是贫困地区的村小学以及教学点。但在贫困地区内部，县城的教育资源又比乡镇的要好得多，越往下条件越差，越贫困问题越突出。
一是基础设施欠账多，比如教室、卫生间、餐厅、操场这四大件。然后是教学设备，越往下教学设施越少，一部分好的乡镇有互联网教学，主要是投影设备，部分教学点条件简陋，有的学校仅靠几根粉笔、一块黑板、几本教材进行教学。
二是师资力量总体薄弱。贫困地区的乡镇老师总量缺乏，整体素质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例如老教师多，年轻教师少；缺少音、体、美等专业课老师。尽管高校、社会组织到贫困乡村支教，但没有形成规模。父母在外打工，与子女的教育无法形成有效的联动，也影响教学质量。
三是学校发展不均衡、乡村学校布局不合理。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都想方设法到县城就学，贫困地区县城里的学校都在扩建，原本按45人设计的教室，要容纳七八十人，孩子们坐下后甚至站不起来。与之相对的，乡镇学校逐渐弱化，学生的生源遇到严重的挑战。目前，这种情况还在加剧。
四是贫困家庭学生辍学现象多。初中生辍学率普遍偏高，连片贫困地区升学率甚至不足50%。受打工潮、“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许多家庭认为外出打工比读书更实际，个人教育需求不足，教育不被重视。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学习动力不足、自我期望值不够高等非智力因素造成。
五是贫困地区教师的问题。贫困地区很多学校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相应的福利、生活保障低，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优秀教师不愿去贫困乡村，去了也留不住。
内在原因复杂
“贫困地区存在这些教育资源的差距，其原因也是深层而复杂的，有一定普遍性。”司树杰向记者表示，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教育经费总量投入不足，投入不够精准。这些年，虽然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这么多学校分散下去，还是很有限；县城以上的学校获得财力支持的机会更多。试点经费、追加经费以及社会力量资助，关注的也往往是县城以上的学校，乡镇以下的学校由于规模、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得到的资助很少。个别地方财政资金紧张，学校要靠借债度日。
其二，教师留不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贫困地区教师待遇虽然目前有些倾斜，但倾斜力度不够。有些地区教师的生活面临诸多不便，从调查情况来看，尤其是村小学，只有几位老师，吃住都在学校，有些学校附近无人居住，安全也是一个问题，年轻老师还面临成家立业的难题。这些现实问题导致乡镇以下教师很难安心工作，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到县城去教书。
其三，学生流失现象多。一方面是由于学校“两免一补”之外还要缴纳相当一部分学习用品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辅导资料费、补课费、校服费等额外支出。一般而言，这部分额外费用小学阶段要花费1万-3万元，中学阶段3万-6万元，大学阶段4万-10万元。另一方面，学校“撤点并校”增加了教育成本，贫困家庭难以支撑。贫困地区流行着“不上学等着穷，上学立刻穷”的说法。同时教育收益降低，毕业生就业难度大。@对社会资源稀缺的贫困家庭子女的压力就更加明显。
总量倾斜，精准落地
“针对这些现象和原因，需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将教育扶贫更加精准地落实到位，满足贫困生的真正需求。”司树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基础设施等硬件差距，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向贫困乡镇的倾斜力度，特别要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更多地关注贫困乡镇、贫困农村。
对在贫困乡镇或村小任职的教师待遇，应该高于县城以上的教师，才可能形成人才的回流。例如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要进一步加大倾斜力度。关注基层教师的教学和生活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安全问题，让他们愿意留下来。有些地区试点让村小教师集中住在乡镇的集体宿舍。上班去各村，放学再回乡镇。也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