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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论文范文1
长治县有位剪纸艺人郭培清，为了表达自己对的缅怀之情，于2011年12月26日同志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在家中展出数十种与生平相关的红色剪纸作品。12月26日下午，我带学生来到郭培清老师家中，看到房间的墙上，柜子上、桌子上、箱子上，随处可见“纪念”、“像”、“抓农业生产”、“和我们心连心”等已完成的剪纸作品，整个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红色剪纸博物馆”。作品色彩鲜艳，精描细剪，形神兼备。学生欣赏剪纸时聆听了郭培清老师的讲解，看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他还告诉同学们，很早就有创作系列剪纸的想法，今年是诞辰118周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学生也深深陶醉在郭老师的喜悦中久久回不过神来。蛇年正月，我陪学生再次来到郭老师家中，郭师傅向学生展示了他的最新作品《蛇盘兔》。他介绍，这幅作品直径为66厘米，画面中间剪有6对花瓶、6朵牡丹，寓意富贵吉祥。花瓶周围剪有6对蛇盘兔。“蛇在十二生肖里是最难剪的，它的形象比较单一，所以作为剪纸来讲，就要想办法美化它。在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剪纸作品中，蛇盘兔有着好的寓意。蛇盘兔、必致富。我剪这个《蛇盘兔》也是希望恭祝长治的父老乡亲，在蛇年里富贵吉祥、生活更加美好！”郭师傅说。
二、统观全局，环环相扣
2012年暑期，我们走进剪纸村———长治县南宋乡南宋村。村里村民人人会剪纸，民间艺人告诉学生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表现的主要内容。此时此刻，学生对剪纸浓厚的兴趣已悄然变成自觉的创作欲望，纷纷拿起剪刀，把自己的思绪变成了一件件妙趣横生的剪纸作品。我坚信艺术的种子已经播种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三、小处着眼，抓好课堂
民间文艺论文范文2
民间艺术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较为稳定，几乎不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深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格尔茨认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储存”在象征中的意义才具有普遍性与共享性，因为象征比较直观，无需借助语言文字的解释，人们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义，而且，在象征没有受到历史意识与哲学观念批判的地方，象征体系就是生活常识，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们发现，民间艺术通过复杂的象征体系，使其文化内涵具有了普遍性与共享性。就民间造型艺术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现社会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绝大部分是依据象征体系创造的，这个象征体系由形象、图案、符号、色彩等构成。形象系列主要来自古老的图腾崇拜，如老虎、猪、牛、羊、麋鹿、龟、龙、蛇、鱼、蛙、凤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这些形象在民间的剪纸、刺绣、印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类形象虽然来自日常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民间故事赋予其某种神话内涵，将其纳入象征体系之中，如无锡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许是先有了这个形象，为了神化这个形象，就有了民间传说“沙孩儿”勇斗猛兽的故事。再有一类形象则是通过谐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摆着花瓶象征着平安；画一位官员骑着一头梅花鹿，寓意是“进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大鲤鱼，寓意是年年有余。我们发现，即使是当代的一些单纯再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民间剪纸、绘画中，民间艺术家仍然会在场景中加个龙、凤、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见象征意识以及古老的象征体系对民间艺术影响之深。在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中，除了极为丰富的具体形象系列之外，还有大量相对抽象的图案或符号，比较著名的如双喜、如意、中国结、九宫图、八卦图、阴阳鱼、“盘长”、卐字等，这些抽象符号大都来自中国阴阳、五行、八卦哲学观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观念。如卐字符，据唐代慧苑《华严音义》载，卐本非汉字，原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号，武则天时期才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盘长”符号也可能来自佛教，张华就认为，“盘长”并非是对“盘肠”形象的模仿，而是来自佛教的法器“盘长”。在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如红色象征着热血、生命，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着万物凋零与死亡，是中国人的丧服色彩；绿色象征着春天、大地、生育，所以传统婚礼中新娘子往往穿红戴绿。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色彩甚至与空间、时间，乃至人伦道德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具体而言，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春主青色，夏主红色，长夏主黄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红色象征热血、忠勇，黑色象征正义，白色象征奸邪。诚如靳之林所言，中国民间美术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来处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条件色彩体系，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间表演艺术，我们惊讶地发现，民间表演艺术也受到了象征思维的深刻影响，从舞台、服装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内容，都有某种象征性内涵。舞台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体系与象征思维的。比如古戏台的藻井形式的顶棚，井顶一般为圆形的明镜形式，象征着天圆地方，人在天地之间，顶棚的内壁上大都绘有民间常用的双鱼、龙头、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号。就民间艺术的表演流程来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较典型的是傩戏中的请神、祭神、送神与秧歌中的“谒庙”、“排门子”、跑场图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场图，看似随心所欲，变化不定，其实基本图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张华在研究秧歌场图时发现，人们花很大力气排练的秧歌场图，对于参与者来说，远不如“扭”和“逗”来得利落、痛快，对于观众来说，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闹秧歌之所以重视场图显然不是出于娱乐或审美的目的，而是因为“那些图式也许是作为某种神秘内容的巫术象征，因而被认为具有了相应的神秘功能。而踩过它们，按它们的模式去跑舞图，就会得到某种超现实目的的实现”。
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表演程式，不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间舞中，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就民间表演艺术的内容而言，傩戏的象征性内涵最为显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体系的仪式化演练。在傩戏演出中，神坛、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师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装道具，巫师的念咒、作法以及神灵附身的模拟性表演与念唱神话等，无不具有象征性内涵。正是借助于象征体系，傩戏表演者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带进了神圣世界之中，实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不仅傩戏的内容具有象征性意义，许多地方歌舞小戏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如浙江湖州地区流行的歌舞小戏《扫蚕花地》，就是通过模拟性地表演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叙述养蚕生产劳动过程，说唱祝愿蚕茧丰收等吉祥话语，借助于象征体系表现其在审美娱乐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过象征体系，民间艺术的深度文化内涵转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识，人们耳濡目染，代代相传。且不论专职从事傩戏表演的巫师，就是传统社会中乡间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村姑，也熟知各种各样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靳之林在陕北考察时曾有意问一群剪纸的姑娘，“鱼戏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谈恋爱的意思，靳之林又问，那“鱼唆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一下子羞得涨红了脸，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替她们回答说，“睡在一块儿了呗！”有一位姑娘剪了一个“莲里生子”图案，说必须放在“鱼唆莲”中，而不能放在“鱼戏莲”中，那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解释说，如果放在“鱼戏莲”中，那就是说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见，不管是民间艺术家，还是乡间普通妇女，对民间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其界限区分得很严格。我们看到，通过民间艺术及其象征体系，在没有文字的底层社会，民众活态传承着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民间艺术的当代意义
由于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因此，在古代社会，官方与文化精英往往漠视、贬抑民间艺术，虽有所谓“采风”制度，却并非因为真正尊重民间艺术，而是为了补察时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却晚明的李贽、冯梦龙、凌蒙初等少数人，在古代绝大多数文化精英的眼中，无知无识的乡民是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信仰是不合礼制的、愚昧的“祀”，他们的绘画、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们的音乐连一贯比较重视底层民众的白居易也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间戏剧艺术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其内容比较粗俗，不合礼教，有的甚至暗含着某种抵抗意识，因而，官方时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时，就曾“京都新禁舞斋郎”，明清时期更是禁令不断。“五四”之后，在西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批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民间艺术，有人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但是，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认为民间艺术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时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华在1950年代初讨论秧歌时说，“北方的旧秧歌、皮影戏、自乐班、大小戏班、瞎子说书、吆号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词、念佛句、山歌、弹词、评话、花鼓灯、秧歌等，数量之大，深入群众的程度，远超过新文艺和新秧歌，新的还赶不上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秧歌，改造旧秧歌，是向封建文艺夺取阵地工作之一，是一个艰巨长期的战斗。”诚然，民间艺术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内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间艺术是一种尚未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浑然的艺术形态，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难剥离，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谨慎地批判、改造，积极地保护、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剧烈地变迁，人们普遍面临着文化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困境，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重估其当代意义。首先，民间艺术通过象征体系成为一种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它是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媒介，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尚未丧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寿辰时亲戚赠送礼幔，丧礼上亲友赠送各种纸扎等，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不仅促进了亲友之间情感层面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礼仪，他们共享了这些文化符号中的文化意涵，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形成有机社群。尤其是民间集体表演艺术，如节庆、庙会时的演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演练，通过审美化的仪式，人们直观地体验到他们在情感、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热闹之中，人们陶醉了，即使平日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争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来，在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当代，不仅华北的乡村，甚至一些大都市，传统节庆、庙会反而大有复兴之势，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庙会依然会保留在现代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人们文化认同与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民间艺术中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我们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尤其是通过一次次操演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感受到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以及他们的情感与信仰。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艺术可以让我们与祖先共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大传统已经断裂的当代中国，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小传统也许是我们通往过去，重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重要途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新世纪以来，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民间艺术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间艺术建构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象征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场所的记忆”，这对于“离土”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活在当下，生命的意义离不开记忆，尤其离不开来自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中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是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对重要事件的回忆所提供的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维度。对于文化记忆而言，稳定的社会空间以及诸如文字、图片、仪式等一整套符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被迫迁居陌生的环境会有种种不适应，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记忆丧失了社会空间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号体系。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之后，出现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汤姆•米勒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课题组2013年在江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交往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不同，比重为27.5%。在原有生活空间丧失的情境下，凝结在民间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与文化理念却是可迁延的，通过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事实上，“离土”的乡民也非常渴望通过民间艺术重温他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高小康发现，在远离乡土文化的都市，兰州滨河马路的休闲带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儿》，广州越秀公园景区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仅有大量客家人来此自发地唱山歌，而且台下往往聚集很多听众。
三、总结
民间文艺论文范文3
傩堂戏是傩戏中的一个重要种类之一，演出多在主家堂屋或院子进行，因此称之为傩堂戏，在贵州又称为傩愿戏或傩坛戏，主要流传于黔东、黔南和黔北一带的苗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中，尤其以思南、德江、沿河、印江、松桃、石阡、江口、道真、绥阳、务川、贞丰、正安、湄潭等县最为丰富。自古以来，由于各民族的多次迁徙，致使贵州历史民族文化受到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相互影响，在元末明初傩戏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传入贵州，并逐渐和贵州当地地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傩堂戏形态。傩堂戏面具主要用于傩坛祭祀活动和依附于傩坛祭祀的傩戏演出。傩堂戏面具一般有 24 个，各代表 24 个神戏。傩堂戏面具有“半堂戏 12 面具，全堂戏 24 面具”之说，各地面具角色也略有不同。傩堂戏面具一般用白杨木、丁木或柳木制作，白杨木、丁木材质轻又不易开裂，柳木在民间则被看成是避邪之物，民间艺人用它制作面具显然有其象征和喻义。傩堂戏面具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艺人们所雕刻的面具个性鲜明、形象夸张、造型生动，雕工精湛、技艺高超，是贵州现存傩面具中艺术性较高的代表类型之一。傩堂戏面具在着色上又分为淡彩和重彩两大类；淡彩先在面具上涂抹上一层赭石色或土黄色作为底色，再用桐油反复刷上几遍，眉毛、眼睛等部位用黑色进行勾勒渲染，帽子上描绘出如龙、凤、云纹、牡丹、兰草、和福寿等各种装饰图案。重彩则用红、蓝、黑等色彩在面具上涂抹勾画，帽子上的花纹则用笔精心加以刻画，简言之，傩堂戏面具色彩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沉着古朴、浑厚凝重、古雅高贵。总的来说，傩堂戏面具神态生动、个性鲜明突出，表现手法主要是通过人物五官及色彩的不同变化，刻画和表现出人物的威武、正直、忠诚、剽悍、凶猛和奸猾等性格特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另外，与安顺地戏脸子进行比较，傩堂戏面具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大都没有头盔和头盔装饰，只有道帽和发式，艺术上多采用刻绘结合的手法，注重整体、简略概括，并将人物眼睛与下唇做成活动结构，武将头上生角、嘴吐獠牙，显得怪谲诡秘，恐怖森严，摄人心魄，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威宁彝族撮泰吉面具
在贵州高原西部，威宁县盐仓区板底乡裸戛村，至今仍保留着一种原始古朴的傩舞戏—撮泰吉，撮泰吉又叫变人戏。“变人”在彝文中的意思是刚从猿变成的人，土语叫“老变婆”，学名则为“类猿人”，是彝族祖先神灵的化身。撮泰吉共有六个角色，五个面具，戴面具的五个角色分别是：阿普摩，戴白胡子面具（1700岁的彝族老人）；阿达姆，戴无胡须面具（1500岁的彝族老妇人）；马洪摩，戴胡须面具（1200 岁的苗族老人）；嘿布，戴豁嘴面具（1000 岁汉族老人）；阿安，戴面具（彝族小孩儿，阿达姆的孩子）。撮泰吉面具制作程序是把杜鹃树干或漆树等高山硬杂木锯成段并破成两片，在半片木头上用工具砍出高高的额头和鼻梁，并凿出三孔代表眼睛和嘴巴，再用锅烟灰把面具涂成黑色即可。其造型非常朴拙简约，面具前额高长，如猴似猿，使用时在面具上画出各种走向的白色线条，以示苍老并用以区别不同的角色。撮泰吉表现的内容大都是彝族先民在原始宗教仪式活动中的神灵形象或在远古洪荒时代的生活内容和本民族的历史故事。具体而言，撮泰吉面具在撮泰吉仪式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戏中撮泰老人神灵的再现和化身，对于他们不仅是沟通阴间与阳间的工具，而且是连接死亡和生命的媒介。当巫师戴上面具举行仪式时，上千年的远古生活通过巫师的表演即刻显现在眼前，他们以祖先神灵的化身出现在世俗人群面前，从撮泰吉的对话和表演中再现彝族先民迁徙、劳作和繁衍的历史并为彝族子孙扫除邪魔瘟疫。威宁彝族因为世代生活在深山岭谷、群山环绕、层峦叠嶂的大山怀抱，因此造就出大山般豪放、粗犷的性格，其面具艺术也呈现出原始、古朴、粗犷、野性、刚劲、豪放、稚拙、怪诞、肃穆的风格特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安顺地戏
居住在黔中腹地安顺屯堡的居民，其祖辈是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兵征战云南、屯兵安顺，集体南迁而来，并建立了安顺城和相关的“屯、堡、族、关、哨”等带有屯兵意义的村寨。屯兵的士兵和南迁的随军移民，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古老的傩戏，古时被称为军傩。时至今日，当年屯堡人的后裔仍然在追忆和传承着祖辈的遗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服饰穿戴和生活方式，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地戏（即傩戏），因此也较为完整地传承下来。所谓地戏，是指以贵州安顺地区为中心的这片地域上流传的近三百堂脸子戏，因演出时不用戏台，而是在户外空旷地带或低处平坝上进行表演，故名地戏。在地戏的整个演出过程中，演员都要佩戴面具；因演出剧目多为古代军事、征战故事，面具便以武将最具特色，这也是安顺地戏是由军傩传入当地并与当地巫文化相融合的一个佐证。安顺地戏又称“脸子”，一台戏有很多面具，多达百面、少则数十面，堪称贵州傩戏面具之最。面具选材于梨木、核桃木等硬质木材，人物脸谱的刻画十分夸张，并有红脸、黑脸、花脸和白面之分，面具的胡须多用土 、动物棕毛制成。安顺地戏脸子的雕刻，一般是连头盔整体雕刻，头盔的形式分尖盔、道帽、如意盔、凤翅盔等，盔上的装饰又有龙凤、星宿、吉祥喻义几种纹饰。男将一般装饰龙，盘龙于盔顶，穿插有致，富于变化；女将多饰凤于盔，有“双凤朝阳”、“凤翔牡丹”等造型，还可饰花、蝶、蜂等。
上述的雕饰物富丽、精美、堂皇，作品多采用透雕、镂空的雕刻手法，显得玲珑剔透。简言之，头盔（包括耳翅）雕刻是安顺面具的精华所在，这也是安顺地戏面具艺术的最为独特之处。另外，安顺地戏面具又分为“五色相”（五个基本类型），即文官、主帅、老将、少将、女将之面容。除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小军、道人、丑角等面容。人物五官的造型一般有固定的程式；男性武将额饱腮圆、眼鼓眉突、咬牙张鼻；女性少将面部平和丰满、柳眉凤眼、英姿飒爽。再有就是民间艺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要求，例如雕眉有“少将一支箭、女将一条线、武将如烈焰”之说，雕嘴有“地包天”（邪神）、“天包地”（正神）之分。至于眉弓和鼻孔的夸张塑造，更是安顺地戏面具刻画人物性格的点睛之笔。而在色彩的应用和处理上，安顺地戏面具也是非常大胆、夸张、鲜明、强烈，所用色彩的色相纯度极高，如红、橙、黄、绿、蓝、青、紫、黑、白等，均可往面具脸上整块涂抹，并以色彩来寓意对面具角色的褒贬，例如红色代表忠烈，黑色代表刚烈，白色代表奸诈，绿色代表邪恶等（类似中国京剧脸谱的寓意），十分强烈醒目，使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丰富面貌。安顺地戏面具现存最古老的是三百多年前即明代晚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但现在已经难见真品，现存清代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其形态丰富多彩、风格富丽堂皇，雕刻技艺高超精湛，体现出装饰富丽、大气庄重的审美特征。如前所述，贵州傩面具大体上可归纳为三大类型，即傩堂戏型、撮泰吉型（变人戏型）和安顺地戏型。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源于古老的原始巫术与宗教，并作为宗教的礼仪出现，具有狰狞恐怖的神秘美感和震慑人心的艺术力量。通过对以上傩戏面具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隐约窥见一个共处、人鬼共处、人神共处的混沌、鸿蒙的世界以及人类文化发展中出现巫文化和原始宗教阶段的历史轨迹。而在其共性中又有其显而易见的个性差异，傩堂戏面具狰狞恐怖、怪谲诡秘，撮泰吉（即变人戏）面具原始古朴、粗犷单纯、野性怪诞，而安顺地戏面具则体现出富丽堂皇、威武雄壮、气势庄重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
四、结语
民间文艺论文范文4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性艺术，是在民众生活功利性驱动下萌生和发展的。功利性是民间艺术发展的主要动因，离开了与其相依的现实生活需求，民间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社会经济转型期，随着传统农耕社会土壤的缺失，民间艺术原有的物质或精神功用与当代民众的生活需求脱节，生存危机凸显，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为此，政府、学界、业界提出并践行了多种民间艺术保护方式。概括而言，可分为两大类，即民间艺术的“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前者主要通过文字记录、摄影、录像、录音、博物馆收藏等手段，实现民间艺术品及其文化信息的静态保存。后者则主要借助于工艺品业、旅游业、演艺业、会展业等产业载体实现民间艺术的“生产性”保护，使民间艺术以活态形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伴生。民间艺术会展开发依托民间艺术资源，结合市场需求，举办各种与民间艺术相关的会议、展览、节事活动，具有民间艺术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的双重功能。其一，民间艺术会展开发，借助于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陈列馆等各类陈列展览场所，搜集、整理、收藏、展示民间艺术精品，起到了保存、展示、宣传民间艺术的作用。其二，民间艺术会展开发，通过举办相关展览、节事活动，将民间艺术的供求双方及信息有效联系起来，有助于将民众的消费需求反馈到民间艺术的生产环节，通过市场的调剂整合与民间艺术自身的适应性调整，推动民间艺术在题材、内容、形式、功能等方面的转换与创新，从而对接当代民众的消费需求，实现民间艺术的活态保护。此外，民间艺术生产个体或组织借助于展会可实现知名度的提升与市场空间的拓展，这为其自觉保护、传承民间艺术提供了精神及物质驱动力。同时，民间艺术会展开发通过对民间艺术知识、民间艺术传统及现代创意产品的展示、宣传与推广，有助于增进民众对民间艺术的认知与文化认同感，培育、扩大民间艺术的消费群体，从而为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营造必要的社会文化空间。
二、拓展会展业务领域，打造特色展会品牌
会展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我国所具有的民间艺术资源优势及其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民间艺术会展开发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及市场基础。一方面，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民族众多，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多彩，“民间艺术之乡”在神州大地星罗棋布，这为民间艺术会展开发提供了优质资源基础。另一方面，民间艺术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及符号价值，契合了当今民众的消费需求，具有庞大的现实及潜在市场需求，这为民间艺术会展开发提供了客源基础。首先，民间艺术源发于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实用功能是其首要功能。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在民众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面临着日用工艺品市场、礼品市场、旅游市场、环境艺术品市场、投资收藏品市场、演艺市场等诸多应用场域，具有家庭日用、礼品馈赠、旅游体验、环境装饰、投资收藏、游艺娱乐、商贸促销等现代使用价值。当然，民间艺术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与传统农耕社会环境中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相适应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民众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艺术上述现代使用价值的挖掘及发挥，有赖于市场需求导向下的民间艺术创新开发。其次，当今消费社会，人们除了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外，愈来愈注重对其符号价值的消费。民间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符号价值契合了当今民众的消费需求，为其会展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其一，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以及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全球化时代，在民族情感的召唤下，出现了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回归传统的文化势潮；其二，民间艺术具有“母体艺术”的特性，饱含高情感容量，具有疗治工业文明、科技理性及商品经济对人的异化，实现人的感性和理性平衡的文化调节和情感补偿功能；其三，民间艺术所具有的恒常的求生、趋利、避害的吉祥文化主题，契合了民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一贯追求，具有恒久的社会需求与广阔的应用空间。[2]总之，我国民间艺术会展开发有着坚实的资源及市场基础，是会展业务拓展的重要方向。这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相关展会的活动内容，提升展会文化内涵，营造气氛、集聚人气；另一方面，有助于打造特色展会品牌，提升区域会展产业竞争力。例如，自贡灯会、潍坊国际风筝节、南宁民歌艺术节、吴桥杂技艺术节、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等依托区域民间艺术资源优势，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品牌展会，极大地提升了举办城市会展产业的竞争力。
三、推动民间艺术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从微观角度讲，民间艺术会展开发为参展企业提供了理想的宣传、展示、交易平台。通过参展，企业可以向观众展示、宣传其产品和企业文化，达到提升企业和产品市场知名度，实现与新老客户的交流与合作，推销产品、开拓市场的目的。从中观角度讲，民间艺术会展开发与民间艺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民间艺术会展开发依托于区域民间艺术产业基础，反过来又会促进民间艺术产业的发展。民间艺术会展开发，可为民间艺术产业发展带来所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必备要素，具有产品展示、人气集聚、文化交流、经贸洽谈等多重功能，为区域民间艺术产业发展提供助力和宣传展示平台。例如，潍坊风筝节、庆阳香包节、广灵剪纸节、南阳玉雕节、宝丰魔术节、吴桥杂技节、南宁民歌艺术节、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等民间艺术展会的举办，提升了区域民间艺术的市场知名度，极大地推动了举办地民间艺术产业的发展。从宏观角度讲，民间艺术会展开发有助于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一方面，会展业是一种综合性、关联度非常高的行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按国际博览会联盟的估计，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约为1：9，即展览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中，只有10%是展览会行业的，其余90%为相关行业所拥有。”[3]民间艺术会展开发，除了给会展公司、会展场馆带来直接经济收益之外，还可带动旅游、交通、住宿、餐饮、通信、建筑、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催化作用，有可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有力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艺术会展开发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如推进市政建设、提高社会整体服务水平、促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有助于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如“自贡灯会”经过近30年的精心培育，在诸多的年节灯会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天下第一灯”的美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展会以及自贡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有力推动了自贡彩灯产业、会展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提升了自贡作为“南国灯城”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结语
民间文艺论文范文5
1.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配合课程设置。连云港市农村小学美术专职教师紧缺，为了完成课程设置，学校从其他科目调配非美术专业教师担任美术教学工作。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分析及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目前农村美术教师构成阻碍了课程改革深层次推进，基础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担负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使命。第二，体现课程性质。2011版美术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强调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乡土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美术课程资源，是对国家美术课程的补充，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本课题是立足于连云港市板浦特有的民间艺术，让民间美术从艺术角度反映民族特色和本土艺术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意识与价值观。第三，提高教师素养。通过课题研究，引导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涵养。本课题的研究将引发教师及学生转变创新观念，丰富和发展美术课堂教学的理论。第四，解决现存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让学生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得到锻炼和审美教育，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把家乡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在学中做、做中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二、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第一，学生的美术素养。小学民间美术课程的开发既要把握民间美术资源的“民间”特性，又要注重与学生身心发展认识规律相结合，重在培养学生的技能与理解力，让学生多渠道地体验学习乐趣，逐渐认识民族艺术的价值，通过探索活动主动地在生活中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态传承。第二，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与民间艺人直接接触，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让教师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学习与探讨，据此确定课题研究的一些方案和策略，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第三，学校的整体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办特色艺术学校，形成健康的校园文化。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大力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水平。
2.研究内容
乡土特色美术手工课教学，是根据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学生准备美术学习用具较难而设计的。经过实施可以弥补农村基层学校教学方式的不足。第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习惯。改变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探究式学习方式成为这次课题研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第二，教师教学的方式与途径。在美术教学中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教学中让学生多看、多思，多讨论、交流和动手操作。第三，教师研究水平。教师在实践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教学行为。以人为本，依托课题教研，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三、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实践
“连云港民间艺术在乡村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课题不仅体现了美术课堂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也是衡量美术课堂教学优劣的原则和标准，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思路，进行科学、有序的研究，主要过程如下：
1.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单一化现状研究
第一，现象分析。根据调查发现，以往海州区农村美术教学的课堂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海州农村地处偏僻，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海州农村，缺少美术馆、画廊、历史博物馆等设施。海州区部分学校经费紧张。教师缺少辅助设备、图片资料等。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厌烦，从而对美术课失去兴趣。由于美术课对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导致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学生材料的准备情况。农村学生的学具很难齐全，常令教师犯难。学生在接触美术作品时，主要使用一些蜡笔、彩笔、水粉等常见的绘画材料，材料的单一使学生的作业带有明显的复制痕迹。第二，对现状的反思。通过调查分析，课题组发现要改变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现状，必须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转变观念作为切入点。当前的教学在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靠经验的描述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课堂教学中长期困扰美术教师的难点问题、症结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才能有效地建构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因此，必须积极引导教师针对教学中的困惑进行研究，让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教师的教学行为更加符合教学规律。
2.农村美术教师课堂教学“生态化建构”的实践研究
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民间艺术的实践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实证研究法，从理论上弄清课题中民间艺术的内涵，明确生态化教学的特点、价值，初步形成生态化教学的理论体系。在实现生态化课堂教学的前提下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第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如广阔的田野、蓝天白云、美丽的山川、河流、动物和奇花异草，还有天然的材料，如各种竹、石、木、土、草等，不仅自然风光美，而且物产丰富等，这些都是学生绘画的好题材。罗丹曾说过：“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在特色化美术教学的探索中，笔者积极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熟悉的家乡寻美，在取材中欣赏美，在绘画中创造美。第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传统的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民间美术的大荟萃。走进节日，参与民俗活动，亲身体验民间美术在这些节日中的特色，也是对学校美术教育的有益补充。在节日里，农民杀猪宰羊、走乡邻、访亲友、逛庙会。不同的时节，农民有不同的庆贺方法。古镇板浦有着悠久的舞龙、玩花船的风俗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古镇传统的花灯节。这是全镇性的盛大庆祝活动。在活动期间，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配合下，笔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画脸谱、糊龙鳞、龙头点彩、染彩车、舞大龙等活动。第三，方便利用的民间工艺资源。连云港市的服装业比较兴旺，自然废弃的布角料也很多。在教学中，笔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指导学生用布角料进行布贴画的创作，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当笔者把这些经济实用的材料作为美术学具引进课堂时，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学得主动、愉快，课堂氛围生动、活泼。
四、研究的理性认识
第一，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乡土文化课堂教学有助于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明显提高了，大大推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第二，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在课程改革中的应有地位。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借助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以农村小学所形成的教学系统为中轴，以连云港乡土文化渗入课堂教学为主线，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小学美术课堂形式，建构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生态化的环境，达到了教学的平衡、协同、和谐，实现了课堂教学的优质化。第三，梳理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实施中的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不断丰富生态化美术课堂的内涵。二是处理好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的关系，追求“乡土文化”的教学环境，追求乡土文化基础上的生态课堂。三是处理好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寻找生生之间“协同”的连接点，让乡土文化课堂更加完善。
五、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1.存在的问题
这两年多的研究过程，课题组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研究的动力尚显不足，课题研究活动还没有真正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课题研究还只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未能建立完整的体系；第二，课题注重对农村小学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特色化的研究，但对特色化课堂教学的构建研究还有欠缺。研究过程中关注乡土特色文化教学过多，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构建乡土特色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2.对研究的反思
民间文艺论文范文6
中国民间美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包含独特的色彩体系和造型体系，这对中国油画创作的技法和观念而言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1.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体系对油画创作的启示
首先，主观性色彩对油画创作的启示。当前，很多油画家为获得理想的画面效果，在色彩的应用上发挥主观性的特点，主观色彩也成为艺术家表达绘画理想的重要途径。与油画色彩体系类似，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体系也具有主观性的特点。民间美术的色彩多蕴含吉祥、喜庆的寓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很少受到原有色彩的局限，创作者主要根据喜好进行施色，用色更加自由。艺术是相通的，油画创作中的主观色彩也可借鉴民间美术的主观色彩，汲取民间美术色彩的营养，更多地体现油画的民族化色彩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其次，艳丽、和谐的色彩对油画创作的启示。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创作者在运用色彩时多遵循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和补色原则，所应用的色彩艳丽而深受大众喜爱。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就是应用单纯的颜色和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满足受众的不同审美需求。而补色的运用则更为广泛，如具有极强装饰性的农民画、唐卡等。油画也主张用色奔放，这与民间美术用色十分相似，因此，在油画创作中可借鉴民间美术中对比色的经验。最后，色彩象征意义对油画创作的启示。民间美术随着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发展而来，其色彩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内容，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而色彩所传达的含义具有差异性。这使得民间美术中色彩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多彩。油画创作同样需要象征意义的色彩，为此，画家可充分借鉴民间美术中的色彩象征意义，将情感与色彩相交融，利用象征意义表达概念，以此体现民族精神。
2.民间美术中的造型对油画创作的启示
中国的民间美术在造型上具有独特的个性，更多地体现主观想象的造型观念，这与民间美术的形成过程有很大关系。劳动人民在创作时偏向用直率、朴实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主观情感或愿望，并未遵循科学、理性的观念。因此，这有利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塑造很多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这反而让民间美术中涌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造型形式，使民间美术造型变得富有创意、多元化和抽象性。油画创作可从中得到启示，如利用中国民间美术中的超时空、阴阳五行观造型观念等，或运用传统象征图像、阴阳对换等对形象进行变形，以获得别样的艺术效果。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