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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仪范文1
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
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古代礼仪范文2
一、纳采 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二、问名 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三、纳吉 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五、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六、亲迎 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带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古代礼仪范文3
【关键词】色彩民俗语汇；诞生；婚姻；丧葬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总是会涉及到一些色彩问题，不同的民俗活动形成了不同的民俗色调，在有关民俗活动中若出“黑白颠倒”的现象可是要受到世人非议的一件大事。同时，人们往往只是知道在某种活动中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相沿习，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民俗内在的文化意蕴。
诞生、婚姻、丧葬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礼仪。在古代任何一项都有其特定的一系列程序、仪式，不同的仪式在人心理上产生的情绪是不同的，因而在整个礼仪中这种心理情绪会以某种色彩基调得到渲染。考查一下不同的礼仪中所积淀下来的色彩民俗语汇，会对此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色彩民俗语汇与诞生习俗
诞生是人一生的开端，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重视子嗣的国度里，更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一件大事。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自己的一套庆生礼仪，但有一些习俗却是相当普遍的，如“挂红布”，“送红蛋”，“食红蛋”，“系红腰带”等。“挂红布”是指婴儿降生后要在门口挂上红布，以向乡邻报喜。这一习俗产生很早，《礼记・内则》中就有“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于门右”的记载。“弧”，即弓；“”，即佩巾，后来由红布来代替，可见挂红布原来是特指“生女”的，后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报喜之象征。挂红布除了报喜的作用外，还有一层意义，即向外人表示不要随意进入打扰，以免带来邪气冲撞了新生儿，比如孕妇、著孝者不能靠近新生儿和产妇。而用选用红色本身也带有祛邪的意味。产妇在生产期间要“系红腰带”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类似的卵生神话传说，因而不约而同地形成了诞生食红蛋的习俗。同时古人还认为鸡蛋是有神性的，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因而“食红蛋”只能是“鸡蛋”，而不能是别的蛋。蛋的神性则来自生蛋的鸡，古人以鸡为百禽之长，为古代“五牲”之一，祭祀活动中也常用鸡血，由此人们推之鸡蛋具有鸡一样的神性效应。种种原因使“食红蛋”的习俗在民间不断被强化。
二、色彩民俗语汇与婚姻礼仪文化
从古自今婚礼都被看得及重，行婚礼之日应该是人生最喜庆的日子，传统中的红色在这一天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从定亲到结婚，每一程序都被红色主导，结婚也被称为“红喜事”，因而形成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红”系民俗语汇。首先从“谋合二姓”的媒说起，《礼记・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坊记》曰：“男女无媒不交。”没有媒人男女双方是无法谈婚论嫁的。传说女娲是最早的媒人，之后又产生很多媒的称呼，如“伐柯人”，“冰人”“月下老”“媒婆”等，而人们最乐于接受的却是“红娘”。“红娘”这一称呼出自元王实甫改自唐元稹《莺莺传》的杂剧《西厢记》，剧中的极力撮合张生与莺莺的丫鬟红娘以其聪明善良的性格打动了世人，这一人物形象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媒人的代称，并且取得了取代其它称呼的地位，同时这也与介绍对象“牵红线”的说法暗合，与婚礼以“红”为喜庆代表的整体基调相合。
按《礼记・婚义》中的说法有了媒之后要行问名、纳吉之礼，这在民间俗称“发红庚”，也叫“下帖”，“换庚”。也就是男方家取得女方生辰八字请人进行占卜，如果八字相合，则男方就可以将双方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并排写在一张红纸上送往女家，称“发红庚”，表明可以议婚。议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下红定”，即男方把财礼送往女家以聘定女方为妻。何以把财礼称“红定”呢，按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诗云：“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任渊注：“今人订婚者多以红缠酒壶。”《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次日担许口酒，以络盛酒瓶，……又以花红缴担上，谓之缴担红，与女家。”概以此称“红定”。
婚礼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红色民俗语汇更是不胜枚举，如新娘新郎要“戴红花”，“穿红衣”，门前要贴“红喜联”，“挂红灯”，“放红炮”，屋内要“点红烛”，新娘要蒙“红盖头”，从下轿到进入夫家双脚不能着地，要“走红毡”，以示娘家与夫家同为姑娘之家，不有界限。据考，此俗始于唐代，明外方山人《谈征・事部》有：“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入，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秀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同时主人家行婚礼要给下人发“花红”，即赏钱，旧时风俗，插金花披红绸是表示喜庆的意思，名为“花红”，因此在喜庆时给仆役的钱物也叫“花红”。现在仍有此称，意义却有所扩大，如职员所得奖金或年终分红也都称为“花红”。
下面说一说古代婚仪中最有特色的“红盖头”。盖头习俗究竟起于何时，有人考证说此俗源于“以扇障面”的婚俗，而这种婚俗则始于魏晋[1]。宋代则是盖头代替了扇子，南宋江已很普遍。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嫁娶”对此有了明确的记载：“（新郎新娘）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盖头，民俗学者有各种解释，如遮羞说、抢婚遗意说、禳解邪煞说、降太喜神说等各种民间说法，而另有一种解释似乎更合情理，认为该俗根源于宋儒道学的影响[2]。考查一下宋代的服饰可以发现，盖头在宋代是妇女普遍的一种头饰，或直接盖在头上或系在冠上，一般用皂罗制成，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活动都不离头。其作用不仅是遮阳或防尘，也是为了遮羞，以防男子窥视。因结婚乃人生一大喜事故而取红色成为“红盖头”。由此可见，宋代妇女是不可以随意地“抛头露面”的。南宋是儒家道学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性”，“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论调成为当时妇女行为的种种禁锢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自然出现了盖头蒙面的婚俗。
其实，古代的婚姻习俗是经历了一个由“黑”到“红”的一个转变过程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尚红的，古代迎亲多在夜间进行，而且有“乘墨车”的习俗，迎亲者服饰也以墨色为主。古人以夜为阴时，黑为阴色，正与娶妻所谓“阳往而阴来”相呼应。而人类文化学家则认为这种礼俗出自古代动夺婚之遗，也有一定道理。后来虽仍有夜间迎亲现象但也早已由尚黑改为了尚红。
三、色彩民俗语汇与丧葬文化
民间与婚嫁的“红喜事”相对称的是“白喜事“，即丧事。为何丧事也称喜事呢，这可能要追源到古人的死亡观念。在以往的几千年里特别是佛教传入以后，其宣读讲的“轮回”“转世”的观念成为下层民众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加之统治者大力推扬，以及人们认为死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人生旅途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到“阴世”，因此，人从死去的一刻起就意味着踏上了新的旅途，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如果前世修得圆满来世就可以投生为富贵人家，虽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却也体现了一种豁达的生死态度。
与婚仪中的“红”相比，丧礼中则以“白”为主，这是几千年留存下来的至今保持得最本色的古风。这也体现了国人心中不变的孝道。色彩民俗语汇在丧仪中主要体现在丧服，如“白服”，“白孝带”，“护白鞋”，“白布约髻”等名称上。丧事服白由来以久，《高帝纪》：“寡人亲为丧，兵皆缟素。”《苏武传》：“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皆白服，曰上崩。”《荆轲传》：“白衣送至易水上。”可见，不只是丧事，凶事也服白，是一种不好预兆的象征。《周礼》中还规定丧服所用白布必须是粗糙的未漂染的白麻布，以表示生者放弃世俗享乐而以清苦的自我折磨的生活来面对死者的亡魂。因此，丧服禁忌穿戴彩色或艳丽的服饰。“白布约髻”是很早就存在的丧礼，《周礼・问丧》中已有关于此的记载。具体指用白布从发髻后绕一周打结。现在丧礼中亦有此俗，只不过没有了发髻只好系于额上，而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在腰上系“白孝带”，以男左女右的传统分别系于左右两侧，这可能是礼仪不断简化的结果吧。丧事中穿“护白鞋”也是后代才产生的，古人丧礼中要白服，白鞋，后来则直接在鞋面上挂块白布即“护白鞋”以代之。
可见，色彩与民俗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不同色彩的信仰本身也是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色彩与民俗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互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色彩民俗语汇，这是两种文化长期磨合的结果。
注释：
[1][2]李晖.掩扇・却扇・盖头―婚仪民俗研究之二[J].民俗研究，2001（4）.
【参考文献】
[1]曲彦斌.民俗语言学概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2]叶军.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古代礼仪范文4
送礼文化在中国是一项重要的礼节，商人的炒作与经济的兴衰都会影响节日礼盒市场的改变。通过端午节礼盒能从产品面与包装方面了解节庆与送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端午节礼盒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产品的造型与节庆寓意的趣味性。而最难的地方是条件的不足，如节庆气氛与送礼习惯等，只有让消费者看见端午节礼盒的价值，发展与推广才会有意义。由于端午节属于本国传统文化，所以必须通过对文化的了解去创造符合现代感与真实性的包装。端午节的礼盒形式可根据文化层面与商业层面发展出各种类型，可分析如下：完全针对节庆而设计的端午节礼盒，无论在产品或包装视觉上都符合端午节气氛；根据端午节其他习俗所发展的附属周边商品礼盒，如香包礼盒；针对节庆发展端午节礼盒包装，但产品不一定与节庆习俗有关；视觉与产品完全与端午节无关，但消费者因为对商品认同而买来送礼，以地方性特产企业居多。对于端午节所运用的元素并不局限于传统或现代的设计表现，首要是通过视觉将文化与气氛表现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端午节氛围，再从商品的主题性与独特性加以衍生成符合当时节令的礼盒，让消费者在端午节的时候能够联想到该商品并购买。
二、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深入思考包装策略，注重端午节元素的转换与应用。设计师通过调查，掌握商品在市场的最佳定位，思考营销方面、功能方面及客户目前的发展情况，考量成本架构的运用，经多方深思规划后，才能设计出符合业主与消费者期待的商品内涵与价值。端午节包装虽然需要运用传统元素，但这些元素与结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通过端午节礼盒的传统元素转换成符合商品属性与现代感的包装，才能真正让消费者产生共鸣与真实性。二是注重成本控制，创造商品价值感。企业与设计师必须将商品的销售视为责任，根据产品的特性规划出适用的包装或赠品等相关设计品，并共同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让企业与消费者都能满意，切勿为了赚钱而要求企业发展不必要的设计品，丧失业主的信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价值比价格更为重要，通过商品的组合或设计去教育消费者并创造商品的价值感，让消费者除了购买商品外，也购买到一份期待与满足。三是礼盒包装应先了解企业的品牌定位后再进行包装规划，进行前应先对礼仪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寻找适切的地方特色视觉设计元素，运用大小比例应以视觉美感为优先考虑。色彩运用应从产品特性与礼仪文化中寻找恰当的色彩计划，才能让包装与文化有直接的印象连接。包装材质的运用可以从地方产物与文化特色中寻找合适的材质，才能使消费者与礼仪文化紧密结合。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案时，设计工作者应有搜集文化信息的能力，在充分对该礼仪文化背景与特色有所了解与认知后，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的规划才能展现礼盒的独特魅力。
三、小结
古代礼仪范文5
关键词：冠礼；道德意蕴；礼仪。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正如国学大师柳诒徵在其《国史要义·史原》中所说：“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可见，伦理道德是礼的根本精神，各种具体的仪节是礼的外在形式。仪节与伦理道德是“形”与“神”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依存，那些看似繁复而琐碎的仪节其实是古人精致而意味深远的文化设计，其中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意蕴，失去了具体的仪节与礼仪活动，礼的道德精神则无从展现。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是嘉礼中重要的典礼，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正所谓“二十而冠，始学礼”。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本文拟通过对冠礼的具体仪节的叙述来分析冠礼所蕴涵的道德象征意义和道德教育功能。
一冠礼的主要程式。
仪式总是通过语言与身体的程式化动作来完成的，冠礼主要由给冠者加冠、取字以及以成人身份进行社会交往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礼辞以及身体的程序化动作所组成。根据《仪礼·士冠礼》及《礼记·冠义》，士阶层以上的贵族男子到20岁时，家庭要在宗庙中为之举行冠礼，冠礼的具体程序和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筮日、戒（告）宾、筮宾、宿（请）宾及赞冠者。
冠礼是古代社会的“成人礼”，是古代贵族青年必经的重要生命礼仪，只有行过冠礼后的人才被社会承认，古人对它非常重视。凡是重要事情，古人都先要卜问吉凶，然后根据占卜结果行事，所以行冠礼之前，要用占筮来决定举行冠礼的日期及来宾。《礼记·冠义》云：“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主人（冠者之父）请筮人在庙门前占筮，筮人通过蓍草茎占筮来决定行冠礼的日期，这叫“筮日”。确定举行冠礼的日期后，冠者之父或兄到宾家（主人的僚友）邀请并告知行冠礼的日期，称为“戒宾”。在举行冠礼前的第三天通过占筮选定为冠者加冠的主宾，主宾选定后，主人前往邀请，称为“宿宾”。最后主人再用同样的礼仪为主宾选择一位助手，即帮助主宾行冠礼的人，称为“赞冠者”。加冠地点选在祖庙。这一切都表明冠礼是一项极为隆重的仪式活动。
2.为期。为期，就是约定举行冠礼的具体时间。
参加冠礼的主要人员确定后，在举行冠礼的前一天黄昏，主人集合将冠者的众兄弟在庙门外与有司及摈者（有司中佐助主人行礼事的人）约定翌日举行冠礼的具体时间。
3.冠日陈设服器、主人及以下即位。加冠的当日清早，主人要陈设冠礼过程中所需要的盥洗之器、冠服、梳妆用具和盛酒礼器等。陈设完毕后，主人、加冠者的兄弟、摈者和冠者都各即各位。
4.迎宾及赞冠者入。摈者向主人报告主宾及其助手的到来，主人从大门左侧出来迎接，导引他们进庙。在这个过程中，每走到拐弯处，主人与宾都要互行揖礼，走到庙门前，主宾要互相揖让后再进庙门。
进入庙门后，主宾在行进中要相互揖让三次，在升阶时，主宾又三揖三让后升阶升堂。不厌其烦的揖让体现了传统礼仪所蕴含的敬让精神。
5.始加、再加、三加。此仪式为冠礼的主要部分，主要是三“加冠”、三“易服”和三“祝辞”。主宾依次将三种不同的冠给冠者戴上，冠者随之要更换与冠相匹配的三套礼服，这称为“三加”。冠者即席入坐，赞冠者（助手）用栉为他梳头、挽髻、加笄，用缁?（黑缯）缠住发髻。主宾从有司手里接过缁布冠，向冠者致祝辞然后为之加上缁布冠，冠者起身回到房中换上玄端服，系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出房面南站立，此为初加。再加和三加与初加的礼仪一样，只是冠服不同。再加加皮弁，冠者回房换白色而腰间有褶皱的裳，系白色蔽膝；三加加爵弁，冠者回房换熏裳，系上赤黄色的蔽膝。在这个过程中，主宾每次加冠时都要向冠者致不同的祝辞，皆为劝勉与祝愿之意。
6.宾醴（向冠者敬酒的仪式）冠者。三加后，主人与赞者（助手）设筵席于室门西边、堂正中，冠者将首次得到成人的礼遇。宾揖请冠者即席，面朝北向冠者授觯（饮酒器），宾赞者向冠者进上脯醢（干肉和肉酱），冠者祭食、祭酒，以感恩的心祭祀先人，表示不忘本。宾则以成人之礼与冠者相互拜揖，表示冠者已成人。
7.冠者见母。冠者带上干肉从西阶下堂，到东墙那边，从北头的闱门出来，面朝北拜见母亲，并献上干肉，母亲拜受后准备离去，冠者拜送，母亲又拜。
8.宾字冠者。取字是冠礼重要而特殊的仪节，因为在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成人之后，名只用于自称，除君父外，任何人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字，以示尊敬。冠者拜见母亲回来，面朝南于西阶东边站立，宾为冠者取表字并致祝辞，此即为《礼记·曲礼上》所谓的“男子二十冠而字”。
9.冠者见兄弟、赞者、姑姊、君、卿大夫和乡先生。冠者见兄弟、宾赞者，然后出庙门、入寝门，拜见姑姑、姐姐，仪节与见母亲一样。冠者回家后更换服装，脱去爵弁服，戴上玄冠，穿上玄端服，系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拿着挚先去拜见国君，然后再分别去拜见卿大夫和乡先生。
10.醴宾、送宾归俎。冠礼结束后，主人用醴（甜酒）酬谢宾，并赠给宾一束帛和两张鹿皮作为酬谢。把宾送出大门，并派人把醴宾用的牲肉送到宾家。
从上述冠礼的具体仪节中可以看出，古代行冠礼的具体过程非常复杂，这表明冠者冠礼在古代受到的重视程度。古人认为冠礼是对青年进行礼仪教育的重要环节，所以他们精心设计的繁复的仪节中都有特定的意义赋予，以此来教育和启发个体。
二冠礼的道德象征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者看来，人类非常依赖象征符号和象征符号体系，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意义。上述看似形式繁复的加冠仪式，是通过器物、服饰、言语、修辞等象征符号构成的表达系统，每一个具体的仪节都隐藏着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极强的道德意味，正如王静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1］指出了礼与德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看出，当初周礼的建立是注德于礼，以礼来规定德。冠礼通过一系列的象征与隐喻，以及精致的具体仪节设计，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它的道德意蕴，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改变发式，表明冠者要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严格区分出童稚之年与成年，古人用发式、着装和字号等外在的形式来作为成年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标志都有道德寓意。从上述加冠过程可知，给冠者束发是加冠前的重要步骤。“冠”的本意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这也叫“束发”，含有“约束”之意。发式的改变象征冠者的身份发生改变的同时，也象征已为成人的冠者从此之后要接受社会道德律令的规范和约束，不能再像童年那样自由散漫。
其二，改变衣着，期望冠者明确社会责任与义务，注重自外而内的修养。加冠是冠礼的主要仪式，冠是古代贵族戴的一种帽子。周代的冠有冕与弁两种，冕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戴的最贵重的一种礼冠。弁是次于冕的另一种比较尊贵的冠，分为皮弁和爵弁两种。在加冠过程中，由主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和爵弁三种冠加于冠者，这三种冠的形式与意义皆不相同，冠服越加越尊贵，意在勉励他有所成就。《礼记·冠义》云：“三加弥尊，加有成也。”《仪礼·士冠礼》：“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初加“缁布冠”，为一般百姓成人时戴的黑色布冠。在太古时代，人们以白麻布做冠，斋戒的时候才把它染成黑色戴上，贵族子弟在冠礼中首加缁布冠，既表示重古，也表示开始成人，从此拥有治权。再加“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帽子，古代的人穿着这种服装去打猎或战斗，象征青年人从此要有承担捍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义务。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这表明冠者从此有参加祭祀的特权。三种不同的冠象征地表达了社会对冠者的期望，也表明他从此可以享有成人的权利，承担成人的责任。
古人戴的冠和衣着是相配的，加冠后，冠者的衣服、腰带和鞋子都要有相应地改变，这从上述的冠礼的“三加”仪节可知。尤为重要的是，冠者穿上新的衣冠，出来向众人行礼，其姿容体态、面部表情和言谈辞令都要和冠服相配。这其实是希望冠者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来加持内在德性的修炼。衣冠的整肃，也能达到自尊而尊人，被人敬重的效果。故《论语·尧曰》里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其三，给冠者取字，强化对他的人生期许。名字是区别社会个体的符号，在古代，名在先，字在后。
名是父亲所取，字是主持冠礼的宾所取，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据《礼记·内则》记载，孩子生下来三个月，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握着孩子的右手，用食指轻搔孩子的下巴，为他命名，这一仪式也叫“命名礼”。表明承认孩子来到人间，加入家族。儿童是无字的，字为尊称，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
所以，《礼记·冠义》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礼上给冠者取字，其象征意义如《白虎通·姓名》说：“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通过称号的改变来表明冠者社会身份的改变，也表明社会对其成人身份的尊重与认同。
最后，通过语言劝导，表达对冠者的道德期望与人生祝福，这主要是通过礼辞来实现的。如上所述，冠礼有三加，三加的祝辞各不相同。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始加、再加和三加的祝辞分别是：“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无疆，受天之庆。”三次加冠的礼辞各异，但都包含着劝诫与期望，劝诫冠者从此抛却童稚之心，保持成人之威仪，谨慎地修养成人之德。同时，以德与福之间的关联来警戒冠者的言行，告诫他们只要能够谨慎修养德行，就能长寿、增福。
三冠礼的道德教育功能。
（一）通过明确的角色期待，促进个体道德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从自由无拘的、无社会责任的童年期到有社会责任的成年期是最重要的阶段。个体能否完成这个阶段的顺利过渡，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每个社会或群体都会想方设法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帮助个体进行心理调适，实现角色的顺利转变。冠礼是古代中国为了帮助个体渡过“生命关口”而设计的仪式，是使个体从一个生物学意义的自我向“社会性自我”
转变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个体进行教育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对个体的社会化尤其是道德社会化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明确的角色期待来完成的。
角色和角色期待是社会学概念，社会学中的角色概念则直接来自戏剧，是指社会个体以其所具有的社会位置所必须具备的特殊行为。社会上的每种角色都有一种被期待的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规定了应如何扮演某一角色的社会规范即是角色期待。传统宗法社会希望一个童稚少年成年后要明确知道自己角色的转变，并能够按照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期待去“做人”和“做事”，也就是严格按照角色期待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那么，什么是成人以及怎样做一个成人呢？北宋吕大临曾言：“所谓成人者，非谓四体肤革异于童稚也，必知人伦之备焉。亲亲、贵贵、长长，不失其序之谓备。”［2］由此可见，所谓的成人并不是说在体貌外观上异于儿童，而是通过角色学习，深刻认知社会的人伦之道，并能严格按照社会期望与规定去遵守人伦之序。
在儒家看来，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他们创立了五种相对角色，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并对每种角色都给予明确的规定与定位，社会则通过角色期望来对个体的行为加以限制、规定和引导。如《礼记·冠义》云：“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从中可以看出，冠礼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教育，培养冠者明确的社会角色意识，让冠者领悟并遵守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角色期待，并通过终身不倦的角色学习，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严格践履自己的角色义务，真正做到为人子则孝，为人弟则悌，为人臣则忠，为人少则顺，扮演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这种个体将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也就是道德社会化的过程。
（二）通过对冠者的身体规训，陶冶道德情感，养成道德习惯。
关于礼仪的道德教化功能，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卷三中这样论述：“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3］由此可见，圣人制定礼仪的目的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希望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涵养人的道德，期望人能在遵循规范的道德实践中养成道德习惯和道德自觉。中国文化向来具有一种“身心互渗”的特性，把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情感与理性、身与心合一的存在物。因此，中国古代伦理非常强调“以身训礼”、“身礼合一”、“以身显仁”，如《左传·成公十三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荀子·修身》谓：“礼者，所以正身也。”对身体规训与德性养成之间的乐观态度，在实践上就会通过身体的规训来启发人的道德理性，而礼仪则一直是身体规训的重要手段。但是，“容礼教育绝非表面琐碎仪文那么单纯，透过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身体表演以及对仪文的诠释，正在进行身体规训的工程”［4］。关于礼仪对人的道德理性形成的作用，梁漱溟曾深刻地指出：“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5］也就是说，直观而具体的礼乐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道德情感，培育道德理性，其效果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来得更快更直接。
冠礼通过一套程序化的身体动作、服饰和语辞等象征符号构成的表达系统营造出一种肃穆神圣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冠者每加一次冠，都要穿着相应的服装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容貌辞令、仪容体态的演示，在揖让进退之间，其身心完全融入其中，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和精神升华。可以说，此时的“精神不再是一种受到礼仪影响的外在存在；恰恰是在礼仪之中，精神得以生动表现并获得了它的最大灵性”［6］，而这种精神又赋予仪式以生命和意义，使得它不是徒具形式的机械动作。于是，仪式在模塑人的身心、变化气质，陶冶冠者的道德情感方面体现出了其独具“神奇魅力”的力量。
它在促进冠者明白并践行“成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成人”所应该具备的仪态和辞令的同时，也形成了其内在的道德自觉。所以，刘向在《说苑》中说，冠礼的意义在于“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是“既以修德，又以正容”。《礼记·冠义》中也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仪备。”
结语在注重礼乐教化的古代中国，礼仪作为独特而精致的文化设计，一直是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并成为中国人做人与做事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在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古代礼仪中最基本的冠礼，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个体修养方面，有助于个体德性的养成。我们这里的修养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是指人们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约束、自我陶冶、自我改造、自我培养的功夫。传统社会把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通过礼来正心、修身，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美德，“学礼”、“习礼”、“遵礼”和“行礼”则成为个体终其一生的生存方式。在此意义上，礼是个人修养、修身的器具。个体遵循礼的过程也是道德实践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道德习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演变成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按照道德规范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自我的道德能力。《论语·季氏》云：“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传统社会，知礼和学礼是修身的基础。作为嘉礼中重要的典礼———冠礼，则是个体真正“学礼”与“行礼”的开始，标志着个体从此将以成人身份进入礼仪社会，一生都要以礼为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视、听、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通过上述的冠礼的具体仪节可知，它首先通过外在形象（发式、衣着等）的改变来提醒冠者认识到未成年和成人的严格区别，希望冠者借此实现内在心理上的转变，从此抛却童稚之心，按照成人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人”与“做事”；另外，它通过礼辞对冠者进行道德灌输，提出明确的德性养成目标，“责成人之道”，已为“成人”的冠者要不断努力去成就德性；最后，个体在行礼的过程中，在庄严而肃穆的仪式情境中，在执行程序化的身体动作的同时，体会与内化这些仪节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其道德情感也会随之升华。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冠礼通过具体的仪式活动向冠者传输、培育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中华文化之“神”由此借助于礼仪之“形”而源远流长。“文化其‘神’是文化内在的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附的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的表现，是文化其‘神’的载体。”［7］中华礼乐文化在封建社会绵延存在几千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文字、仪式和器物等符号载体而得以延续与发展，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样法”。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冠礼是由远古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演化而来，“成丁礼”是氏族社会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所必经的仪式。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通过仪式，原始社会的成年礼的仪式过程大都非常隆重而严酷，一般都是在“男女青年到了性成熟期，一连几年，通过部落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和仪式，接受一系列的训练和考验，其目的在于使即将成为部落成员的男女青年有必须具备的知识，有劳动技能以及对困难和危险的境遇作斗争的能力”［8］。从这里可以看出，成年礼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文化传承，在培养他们必备的生存技能的同时，也向他们传承本部落的文化。产生于农业宗法体制下的冠礼与氏族社会的成人礼有差异也有联系，它不再采用各种严酷的形式考验人的心理与生理，而是采用平和、文明而象征性的仪式来传输“尚德”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进行文化传输，引导冠者进入礼文化的语境。个人通过社会化过程将社会价值观念内化，学习和掌握社会规范，事实上就是继承、传递和保存了社会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很广泛的概念，“举凡行为仪节、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都属于‘礼’的范畴。‘礼’既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也是历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并作为历代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
［9］。所以，对礼的遵从，也就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华礼文化也因此绵延至今。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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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4:13.
［4］林素娟。空间、身体与礼教规训：探讨秦汉之际的妇女礼仪教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7:409.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09.
［6］［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
［7］朱贻庭。论文化的“形神”结构与宏扬优秀文化传统［J］。探索与争鸣，2007（4）：60－63.
古代礼仪范文6
古人送小孩去私塾或学堂读书，大多是在四岁至七岁，称为“开书”、“破学”或“破蒙”。开学的日期并不固定，一般来说要尽量绕过农忙时节。有的地区是“春夏务农，冬入学”，有些地区则选择“八月退暑”之后开学，这和我们今天的秋季入学最为接近。进入学堂之前，家人要先给小孩置办学习用品，条件较好的家庭还会配备书童等服务人员。《红楼梦》记载贾宝玉读书的时候，茶壶盖碗、手炉脚炉等一应俱全，另有四个小书童陪伴和年长者在旁边看护。当然，贫寒之家能够出得起学费已属不易，除了笔墨纸砚，其他物品也就无力负担。
小孩们离开家门、来到私塾或学堂之后，在教书先生们的安排下，开始亲身参与开学礼。开学礼的仪式流程来自于《礼记》等书的相关要求，分别是：正衣冠把自己收拾干净，才能读书做事《礼记》规定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换成现在的话就是，要把自己收拾干净，不能嬉皮笑脸，才能读书做事，新生入学尤其如此。小孩们把衣冠、容貌打理得有条不紊，既相当于理清了思路，同样也是对先贤、老师的尊敬。老师还会让大家站起来，逐个检查，有衣冠不整或者脸没洗干净的顽童，马上责令整改。
行拜师礼磕头拜师之外，还要准备学费和束修小孩一旦入学，就和老师们结下了剪不断的关系。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都能看出老师的重要性。但孩子们在向老师行礼之前，还要跪拜一位更重要的老师，那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当然，学堂的老师们也要跟着一起拜，通常是对着孔夫子的排位，行“三跪九叩礼”。拜完孔子，孩子们继续向自己的老师磕头，只需要“一跪三叩”就行。
磕头拜师，可以说给足了老师们面子，但毕竟这只是空头荣誉，所以还有更为实在的“送礼”环节。“送礼”包括两项，一是基本的学费，二是其他的物资。古代的私塾、学堂，类型不完全一样：有些家境不错者聘请教师到家中，为族人子弟教书；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则是乡里乡亲们自发组织起来，借助寺庙、祠堂等场所，请老师来授课，所以学费也没个定数，往往是量力而行。这种学费，雅名叫作“束修”或“贽见礼”。
《儒林外史》曾提到一个叫周进的人，被乡民们请去当私塾教师，也收到了各家送来的学费。结果打开一看，真是多少不齐，有整有零，“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有三分的，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钱。”
除了这种学费，还有些条件不错的家庭为了图个好彩头，向老师表达一下心意，送点儿名字吉利的土特产，借机也希望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的孩子。此类“送礼”，有时也被当作“束修”，但并不像学费那样每人都需要交。土特产的类目繁多，基本的六样是：芹菜，寓意学生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因其心苦，代表老师苦心教育；红豆，象征鸿运当头；红枣，希望学生早日高中；桂圆，寓指功德圆满。另外还有干瘦肉条，代表学生的诚心实意。
净手净心好好洗手，才能专心学习磕完头、送完礼之后，学生们未免已经衣冠不整、“风尘仆仆”，所以还会被提醒“正衣冠”。不仅如此，老师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脸盆拿出来，里面注满清水，让学生们逐次把手放入盆中，手心手背来回洗，洗净之后拿毛巾擦干。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洗手，而是寄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
开笔礼入学礼中最重要的部分上面提到的几种仪式中，都还没怎么看到笔墨的影子，其实都是为了最后的“开笔礼”做铺垫。“开笔礼”是学生入学礼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包括朱砂开智、击鼓明志、描红开笔、拜笔师等环节。
朱砂开智，是指老师拿着蘸有红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画一个小点儿，就如同人脸上的“痣”，取其与“智”谐音，寓意开通智慧。
击鼓明志来源于《学记》，其中曾提到“入学鼓箧，孙其业也”。意思是说，学堂以敲鼓为令，学生听到鼓声后，就要打开书包，读书听讲。把“击鼓明志”专门当作入学礼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让学生们提前适应这种氛围，也是引起大家对读书的重视。
描红开笔，是指老师带着同学们写下人生的第一个字，一般都是“人”、“一”等简单字。
最后是“拜笔师”。据说秦国的大将军蒙恬发明了毛笔，所以被视为毛笔制造业的祖师爷，进而在一些私塾、学堂里面也受到尊奉。完成了上面这一系列程序以后，学生们便开始准备上第一堂课。毕竟都是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所以并没有地方长官以及教师发表开学致辞的环节。
但还有另外层次的学生开学，就少不了县官、学政们讲话训导。在州、县科举考试时能够考取秀才者，便有机会进入县级学府，称为“入泮”。入泮之前，先换好统一的学服，进而入泮池，拜笔、拜先师孔子、拜自己的恩师。随后县级的官员也会到来看望，发表语重心长的讲话，勉励学子们读书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