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1
关键词：七夕；文化；发源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287-01
一、七夕节名称来源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
二、七夕节日形成与古代典籍
追溯由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七夕节的过程，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的诗句，这是有关牛郎织女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还有一首与织女有关的《周南·汉广》中所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中的“汉”即指汉水，又指天汉（银河），“游女”是指汉水女神或织女星神。楚人雄距江汉地区，甚重祠祀“汉之游女”。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注文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而在南阳汉画像石 “牛郎织女星座”中，正是以河鼓为牵牛。
三、七夕节日发源地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全国各地的民间流传相当广泛，故事的起源地，一直在河南南阳、山西和顺、山东沂源和陕西西安等地争执不休。
根据现代诸多的民俗类的出版物，大都记载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南阳，完全符合神话传说地方化的特征。牛郎织女传说的诸多版本中，都离不开织女的纺织技术。据文献记载，南阳历代养蚕业和丝绸业发达，由此形成了乞巧风俗，见证了“奇巧”中的织女与南阳丝绸的渊源关系。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化，所反映出的农耕地区的特点非常明显。耕牛是农耕地区不可缺少的役力，是从事农耕的主要“生产力”。
山西称和顺是中国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发源地。传说中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发源于美丽的天河梁下、沐浴池畔。在和顺当地乡间，一直传承着许多与牛郎织女故事相关的古老地名与景物名称。诸如牛郎洞、金牛洞、喜鹊山、南天门、天河池等与故事主人翁相对应的地名，一段段优美的故事被当地百姓传诵着。
山东沂源则拥有目前国内唯一一处传说与实地实景相对应建于唐代的织女洞和牛郎庙珍稀景观。两处景观隔沂河相望，沂河与银河的谐音，一河两岸的山水格局，与天上“牵牛星-银河-织女星”遥相呼应，惊人的相似，形成了天人合一、天地神奇的独特景观组合。2008年，沂源县与中国民俗学会举办了全国首届和第二届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认定沂源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传播地，沂源被中国民俗学会授予“牛郎织女传说之乡”。同年6月，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西西安是座历史古城。据史书记载当年汉武帝在这里开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大人工河—昆明湖，把它比作天上的银河。为了上应天象，就在河两岸特地雕塑了牛郎和织女像，逐渐演绎出了牛郎织女的民间爱情故事。七夕当日西安市在昆明池两岸，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外，“华清池七夕中华情人节”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同时启动。
四、中国情人节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又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
现代的中国情人节，充满了爱意。情侣间的浪漫温情，在中国情人节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相亲约会，互赠礼物，观看爱情电影，共同旅游度假，温馨的烛光晚餐，甜蜜的鲜花巧克力，中国情侣共同打造出了“银河隔不断，真情永相随”的真挚爱情。现代的中国情人节，又充满了无比的商机：影楼情侣拍摄优惠多，珠宝情侣选购折扣大，情侣专线旅游纷纷出。各类机构举办的交友征婚、集体婚礼、相亲大会热闹登场，大小商家均会以此作为噱头打出了各种各样的促销主题，中国情人节成为一块商家争抢的充满甜蜜商机的“爱情大蛋糕”。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2
七夕是中国民俗大节之一，七夕在农历七月七日。七夕在汉代以前不一定在七月七日，它大约在七月朔日。
七夕的时间点在上古是根据织女星的位置确定的。织女星即天琴座。它是北半天球亮度仅次于大角的明星，也是北半天球最亮的早型星，因此织女星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上古，人们将织女星作为季节的标志星，“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汉书・律历志》）。织女星成为时间的天文点，星纪以织女星为标志，说明织女星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的重要地位。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在古代同样被作为天文时间变化的标志，“推之以上元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牵牛之初”（《太平御览》卷一引《礼含文嘉》）。织女、牵牛的携手与两星的天文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上古七月初昏时，银河正对着门口，织女星在正东方向出现。人们以织女星出现的方位确定七月月序，它与北斗斗柄的南指相配合，相辅相成。《星经》则明确地记述了织女星出现的日期，“织女三星，在天市东端，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见东方”。织女星只要初昏时在正东方向出现，就标志着进入了秋季月序，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七月初一。
从星纪来说，这是“星回岁终”新旧更替的时节，七月初一具有星纪岁首的意义，而岁首祈年、祈福、祈子嗣的习俗一直成为后世七夕习俗的核心之一。由于后代历法的改变，除专业人士外，一般人们对古代星纪的情形不大了解，但社会历史的记忆也很顽强，人们对以织女星为新年标志的记忆尽管模糊，可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还可以作为秋季来临的季节星象，立秋日的确定一般要参考织女星的位置。由于织女星与牵牛星分别为银河两侧的亮星，二者在上古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作为星纪的标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想象力日益丰富，于是将人间生活投射到苍穹天幕，逐渐滋生了有关织女、牵牛的神话传说。织女、牵牛的传说起源很早，传说时代无以确证，现存最早的透露出此传说信息的是《诗・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天上的银河波光荡漾，看银河这边织女每天移动梭子，也没有织出布来，看银河那边闪亮的牵牛也不拉车负重。此时的织女星与牵牛星已经人化，但那时织女与牵牛大概还没有发生男女关系。
织女与牵牛的情感纠葛传说至迟在战国末期秦朝初年已经广为流传，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一五五简正记“取妻”忌日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简文的大意说，戊申日、己酉日牵牛迎娶织女的喜事没有办成，如果在这样的日子娶妇的话，三年丈夫就会离弃妻子。在另一简文中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由此可证当时不仅流传牵牛与织女缔婚的传说，而且因为织女牵牛为河汉的阻隔未能成婚的传说而影响到民俗生活，形成一种民间婚嫁的时间禁忌，当然很有可能是民间已有七月初的婚姻禁忌，然后以织女、牵牛的传说来特别强化这一习俗，《日书》中就有“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娶）妇，夫妻必有死者”的警告。本人以为这是一种上古习俗的变异，上古春秋二季是男女自由婚配的季节，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成为社会主体之后，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受到限制，为了阻止秋季男女的传统聚会，因此出现了七月初的结婚禁忌。汉魏六朝以后由于家族文化的发展，人们才将对封建礼法提出的抗议融入节俗之中。
传说楚怀王初置七夕（明罗颀《物原》），从上引《日书》的材料看，战国已有七夕节俗部分因素，但真正将七夕视为节日并定为七月七日是在汉代。在秦初，七夕还是一个禁忌日，织女牵牛的故事悲剧结局还是对禁忌的说明。《古诗十九首》描写的就是这一情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古诗大约是《诗经・大东》的扩展，它用优雅的诗化语言与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前，牛郎织女故事在民间还是时日禁忌的依据，我们从当时流行的一个巫术习俗中可得到证明。《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记载了使妇人恋家巫术，“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这则巫术表露了时人仍将七月七日视作别离日。《四民月令》则只记合药丸、曝经书及衣裳，晒书曝衣是汉代七月七日的习俗之一。
汉代是七夕由古代历法的天文点向岁时节俗转变的时期，后世七夕中的节俗要素在汉魏之际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七夕节俗主题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七夕的分离禁忌逐渐演进到男女的良宵欢会，七夕由凶时恶日转变为良辰吉日，这是七夕民俗的一大升华，也是七夕真正成为传统民俗节日的精神助力。织女牵牛的悲剧传说演进为牛女鹊桥相会的喜剧故事，这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扩充、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民众的精神情感需要，社会可以改变人们的现实行为，但不能泯灭人们原始的情感渴望，在秋夕晴朗的夜空之下，人们自然会唤起对历史与美好人生的回忆与向往。
七夕的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七月七日汉武帝与西王母的多次聚会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表明七月七日已是人神交游的吉日良时。而西王母降临前每有青鸟探看，又为汉代将乌鹊融入牛女传说提供了依据。汉代民间认为鹊重情感，“鹊脑令人相思”，因此汉代有巫术“取雌雄鹊各一，燔之四道通，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思也”（《淮南万毕术》）。由鹊之导行、相思的特性，逐渐变化推演出乌鹊搭桥的传说，《风俗通义》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七夕在汉魏之时初步完成了它由忌日向民俗节日的转变，魏人董勋就明白地表述了“七月七日为良日”的民俗事实（《风土记》引述）。董勋的说法是对民俗的概述，民俗自身有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七夕节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六朝时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的记述。经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首先记述了汉代宫廷七夕节俗情形，汉宫“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卷三）;又：“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卷一）。由此可知，男女好合、乞巧等习俗已开始出现在七夕节俗中。这是上层社会的七夕情形，民间情况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确知，照常理看，其节俗的性质类型也约略如此。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七夕的节俗性质变化首先发生在上层，然后由宫廷向民间扩散，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就是在汉代还有京城习俗向四方扩布的显例：如汉代的发式变化，长安民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七夕新节俗在汉代民间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传说窦后少时因为头秃，家人不喜欢她，“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结果，“有光照室”，窦女反而得到了作太后的祥瑞（《荆楚岁时记》）。
晋人周处《风土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七月七日成为欣赏天庭欢会、乞求人间幸福的良宵。其后，《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等民俗。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六朝时期已经完全消解，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望的节日。
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形态有两则颇有意味，一则是《荆楚岁时记》引录纬书的传说，“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钱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传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牵牛与织女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牵牛星在荆楚地方变为河鼓三星，后世大多以河鼓代牵牛成为牛郎的天上星象），此传说反映了当时婚姻论财、致使贫民男女不能好合的社会问题。
传说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于汉代社会，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搜集了数则婚嫁礼聘的事例，有夫家贫者，妇家或假贷币以为聘，如张负相中了陈平，将女儿嫁他，“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汉书・陈平传》）;有官吏助民礼聘，循吏任延在东南为了推广嫁娶礼法，出钱资助搞了一个“集体”婚礼，“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后汉书》本传）。当时聘礼礼金往少里算也要二三万钱，展允笃学贫苦，年将知命配匹未定，李固为此替展允募集礼金，“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当时确实存在重纳聘的习俗，即使外国国王迎娶汉朝公主也不能免俗（见《汉书・西域传》）。这些汉代婚嫁事例令人称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传说的细节十分真实，婚姻纳财，礼金数额较大，人们借贷下聘礼，男女因经济的原因而不能成婚等社会现象，都成为牛女传说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众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投射到了天庭，隐含着人们对专制势力的不满，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社会伦理观念。
另一则牛郎织女的故事则在南朝梁人殷芸的笔下首次完整地被记录下来，“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应该说这是一个较早期的故事，织女与牵牛郎的分离，是因为织女的过错。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的反映，体现了家族社会的伦理规范。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3
关键词：星宿 古代诗文 艺术性 文学性
在古代社会，人们格外重视天象与世间万事万物的关系，《易・系辞上》云：“天垂象，见吉凶”。上层社会中有“天人感应”说、星宿分野说、星象与王权的联系等；下层民众中占星术、星宿与历法、星宿的神话也普遍流行。《诗经》产生的时代，人们对星宿的了解便十分详尽了，可以根据心宿所处位置判断气候变化。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二十八星宿则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由此成为第一个系统的星经性质专著。古代诗文中提及星宿的也比比皆是，《古诗十九首》中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南箕、牵牛就都是星宿名字。特定的星宿在诗文中的作用也是有象征意义的，类似黄昏、钟声等意象，可以寄托感情，渲染氛围，比如牵牛星与织女星常被用来形容男女情感，但有时候诗文创作者们却并不细考究，信手拈来，便会有星宿误用情况出现。
一、古代星宿简介
我国古人将星空分成“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二十八星宿即是按东南西北划分了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均有七大星宿组成：“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1]此外，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五行所指的这五大行星也是常被诗文提及的，像彗星、流星和未名小行星则多被叫做客星，以上基本涵盖了所有名称。但是，古人对星宿的称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一直沿用的官方命名外，还有民间称呼和指代称呼，再加上数量繁多，随季节变化万端，整个星空愈加显得神秘烂漫。
二、星宿名称在诗文中的误用
李煜曾写过：“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此诗诗意浅显，晓畅明白，借用天上的星宿抒写男女思恋却不能相见的怅惘之情，联系诗的上下内容，自然会理解成说的是牛郎星和织女星，然而经过考证就会发现，黄姑女在这里其实是误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黄姑，牵牛星，一曰河鼓。”从资料中查证，牛郎星又名牵牛星，这个称呼比较常见，然而它有其他不太常见的名字，如河鼓、黄姑、何鼓、檐鼓、荷鼓，其皆为有些吴地的民间称呼。也就是说诗句里的牵牛星和黄姑其实指的都是牛郎星，李煜却将它们搞混了，以为黄姑指的是织女星。不过，这样的误用并没有影响整首诗的整体效果，读者也能很容易地理解其背后表达的情感。
再有郭璞的《游仙诗》中有一句“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昴宿又名西陆，是西方七宿中著名的一个星宿，关于西陆最早的记载在《左传》中，后来有“日行西陆谓之春”的说法，西陆也就成了春天的代名词。但联系郭璞这两句诗的上下文意思，很显然这里的西陆并不是指代春天。草木凋零，太阳的光芒变淡，所处的季节是秋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郭璞的误用不但没有任何歧义，反而是西陆这一称呼词意变更的一个表现。诗句中提到西陆的有很多，“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整御当西陆，舒光丽上弦”，此时的西陆皆是指代秋天。西陆一开始的确是昴宿的别名，但随着五行思想的渗透，古籍记载上的模糊，文人们开始用它指代一片区域，进而演变成秋天，慢慢地它便确定下来指代秋天了，这也是作家主体和社会环境对文词影响力之大的一个佐证案例。
散文创作上，苏轼的《前赤壁赋》中著名的两句：“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是北方七宿中的斗宿和牛宿两个星宿的合称，分野上指的是吴越之地，在文中则指月亮从东方升起。清朝张尔岐在《蒿庵闲话》里考证：“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相对，月当在陬訾。斗牛二星在星纪，相去甚远，何源徘徊其间？”[2]，苏轼与李白均属于浪漫气息浓郁的文人，他们的诗文中涉及日月星辰的内容也较多，对浩渺的星空更是抱着莫大的兴趣。联系《前赤壁赋》的创作背景和整体风格，苏轼挥毫而就，一蹴而成，文章洋洋洒洒，而对于七月十五月亮在斗宿、牛宿周围的位置就没那么准确地把握了。
通过以上诗文中星宿名称误用的考证，我们发现文人们对星宿的应用是有群体特色的，这一方面归功于古代社会星宿文化的普遍，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对星宿的独特影响。
三、文学化了的星宿
首先，星宿在诗文作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象表达和景物描述。
星宿背后有着大量的中国古代神话为积淀，牛郎织女的神话自不必说，像奚仲、傅说、王良、造父等等都有着它们美丽而离奇的故事。古代占星术发达，国家专门设置灵台、明堂等机构观测天文景象，用以预知人世间的变化，史官这一职位早起跟巫者也有莫大联系，所以史实上留下的关于星宿的典故也非常之多，这些都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背景。因而用作意象表达，可以增加诗文潜在内容，升华感情，形成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4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教育也逐步课堂化，学生的实际体验较少、动手能力差，对于课本中远离他们生活实际的文章缺乏兴趣，即使去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动的。所以就要求教育者必须拉近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抓住他们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主动的去发现生活、感悟生活。
现在初中学生的心理年龄较小，比较喜欢听历史故事，因为历史里有许多名人的伟大事迹，他们也比较崇拜这些历史名人。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历史名人的作品时，用他们的经历去吸引学生，用他们人格、精神激励学生。例如教学《杜甫诗三首》中的《望岳》时，首先在山东兖州任司马的父亲那里省亲，在三、四年间游览了山东大地，尤其是当他看到五岳之首的泰山时，更是被它的神奇、秀丽所吸引，这更激发了他少年时的雄心壮志，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泰山的雄伟、同时也领略一下诗人的远大志向……。这样就紧扣住了学生的“心”，让学生带着渴求的心理走进知识的殿堂。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渗透了泰山的地理知识，不仅拓宽了知识范围，还提高了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在教学其余两者《春望》、《石壕吏》时，先讲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生并不一帆风顺，他在中年时正逢“安史之乱”；然后出示中年杜甫的画像，让学生仔细观察，是他们看到一个憔悴、忧愁的杜甫；接着讲诗人带着报国、救民的理想继续前进，当他经过石壕、新安、潼关、长安等地，看到的一幕幕景象使他更加忧愁……，那么，他忧什么呢？然后让学生带着“忧”字读诗、在诗中找答案。这样不仅学生获得了知识、培养了自学能力、了解了相关的历史及地理知识，还受到诗人伟大志向和品德的熏陶。真可谓一箭多雕。这就是语文教学的“历史性”、“地理性”，用历史伟人的经历和相应的地理知识来引起学生的兴趣，达到教学目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讲述的是一个历史伟人的经历，有的讲述的则是普通人的事迹，例如杨绛的《老王》。再讲这篇课文时，我先提问，在我们生活周围有没有一些生活贫苦又善良的人呢？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好人？这时学生满怀兴致举手并流利的讲述这些人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些人在生活中一般憨厚、老实、容易接近，有的甚至是有些学生嘲笑的对象。我又讲，普通人并不被历史遗忘，他们同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优良品质也被人们传颂，下面我们来学习现代评论家杨绛的作品《老王》，介绍完背景，让大家自读课文，首先找出表现老王“苦”、“善”的句段；其次他在什么地方令你感动；最后找出我们身边的“老王”，我们该怎么做。学生不仅兴致高，而且找得快、准，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正是作者要表达的中心。这就是语文教学的“生活性”，教学时必须拉近课文与学生的距离，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去感悟实际生活，让人物的优秀品质真正的触动他们的心灵。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5
既然是以农业立国，农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又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的研究，又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所叙述的，实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其意义又不限于农业文明本身。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从历史学中已经分离出思想史、法制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专门学科，而对于中国古代立国之本的农业及其文明史的研究，虽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却尚未建立起独立的专门学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作为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历史的专著，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作者对于“农业文明”即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科学定位：“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农业技术形成一定的体系、生产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开始上升到更高的认识，才能称之为农业文明。”同时，将农业文明细分为物态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丰富了其内涵；又将研究重点放在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上，以区别与一般的农业研究。其次，作者对于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判断，认为“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围绕这个中心，本书对农业文明的发展线索、内在理路和主要贡献等进行了系统探讨，把宏观研究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做到了融会贯通、重点突出。其三，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作者灵活运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和剖析。这些，都为本学科的建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可操作性理论体系。
因为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理解不一，一般通论性的文化史和文明史著作总不易做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不是与思想史、哲学史混淆不分，便是对各种文明成果进行简单的罗列和描述，因此，这些著作就不免流于琐碎，缺乏宏观统览和融会贯通。《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的作者显然关注了这些弊端并力求予以克服。作者在《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其理论假说：农业塑造了中华文明，农业对中华民族的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家庭结构和价值体系也即文明的四个层次都起着决定作用，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一种农业文明。在这样一种宏观的理论视野指导下，作者再从饮食、文学艺术、茶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微观地分析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两个层次，以充实的史料对其理论假说进行了严密论证，言之有理，颇有说服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种宏观的理论关怀也为微观的文化成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如唐宋以下，咏诵花卉的诗词视前大增，以往我们只是对这些诗词的创作特点、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进行分析。但作者在本书中却指出，这些吟咏花卉的诗词之所以兴盛，是与花卉种植业的发达分不开的。宋代以下，赏花和种花逐渐在民间形成风气，促进花卉种植成为专门行业，许多人以种花为业，也有人以卖花为生。在这种背景下，花卉自然成为了文人雅士们的创作题材。再如宋元时期农事诗的繁荣，作者指出这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混乱，一般的知识分子因躲避战乱而流离颠沛，辗转于社会底层，流落乡村，从而有机会接近农民，有的甚至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过起农村生活。有些上层官吏也因企图改革政治以挽救垂亡的政权，需要掌握农村实际情况，因而在他们的诗作中有许多描写农事的诗歌。像这种例子书中随处可见，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和文化现象的一个独特视角。作者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既具整体眼光，又不乏细致描述；既有理论视野，又有史料基础，实可为今后撰写文明史者借鉴。
本书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时也是对农业文明的创造主体的关注也值得称道。底层民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农业文明的创造主体，其群体性的欲望、信仰、价值观念等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传统的政治史模式结束了其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史大行其道，底层民众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社会史学者将关注底层奉为圭臬，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其中许多成果可被划入文明史的范畴，但至今尚未进入文明史研究者的视野。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文明，这为关注底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底层民众，研究农业文明，自然绕不开底层民众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念。故本书作者很自觉地将农业文明的范围确定为“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在行文中二者兼顾，在某些地方甚至对大众文化有所偏爱。作者通过对农谚、农事诗、饮食风尚、耕织图的叙述，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底层民众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也使读者对底层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迁有了深刻的理解。以农事节日为例，作者在叙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农事节日时，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各式各样的节日习俗，而是进一步指出，与秦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节日有明显的变化：一是更趋向生活化，二是宗教性加强，三是全国性的统一节日形成，四是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再如唐代中期后，饮茶之风普及全国，茶在广大农村日常生活中已经与米盐并重，一天都不能缺少。而作者指出，唐代饮茶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佛教的盛行有关。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故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茶会成为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佛门如此重视饮茶，信佛的善男信女自然仿效。这些论断，都直指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虽然在宏观史学者看来显得琐碎博杂，但却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真真切切的情感，而这就是历史。本书对底层的关注还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底层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视野，是将过去所忽视的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但并非一定要做区域社会史才可关注底层，通史性著作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底层取向固然需要大量收集地方志、家乘族谱，但正史、政书、农书等全国性资料同样可以用来做底层研究，而且更具普遍性和针对性。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对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尤为重要。中国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成果日新月异，但如何获取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并摒弃一些学术著作通常采用“举例子”的办法，却是检测学术成果品质高下的重要标准。本书在全面搜集和整理大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考古材料、文献记载等有关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广泛关注学术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资料和成果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辨，使每一知识点的判断均有可靠的资料作实证铺垫，避免了“拿来主义”，坚持了原则性，提升了科学性，这既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除了以上所举学术价值外，本书还寄托了作者深切的现实关怀。中国正在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此过程中，因种种原因，使原来农业文明中一些优秀传统和遗产被忽视、遗忘甚至破坏，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提到的：“不要说‘’期间以‘破四旧’名义，破掉了多少优秀文化遗产，即以农业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节日’来说，过去有一些地方政府以‘移风易俗’为名，轻易地将一些祭祀祖先的民间习俗视为封建迷信的‘陋俗’而强行废除，并没有认识到民间风俗是历史遗传下来的文化行为，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更何况，这种禁止的理论根据并不怎么正确……又如这些年来，在类似的情况误导下，许多青年已经淡忘了祖国的传统节日而热衷过西方的洋节。传统的春节味越来越淡，圣诞节却热闹非凡；不知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却陶醉于西方的情人节。”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对传统社会中的农谚、农事节日、宗教习俗、饮食风尚等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细致描述和热情歌颂。而且，在追求学术价值的同时，力求使行文通俗易懂、生动流畅，将甲骨文、《诗经》等艰深难懂的文字翻译成通俗易晓的白话文，使这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既是一部价值极高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普及传统文化精粹的易懂读物，对于推进学术与普及学术之间的有机结合，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巫山生女不必丑，湘树开花也自红。”虽然此前也不乏有关于农业文明史的研究成果，但像《中国农业文明史》这样专门讨论农业文明的煌煌巨制，却还是第一部。但这个第一次无疑是成功的，其视野之开阔，行文之流畅，以及处处可见的思辩性与实证性，均显示了作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深厚的专业功力及内在的智慧。而作者长期从事农业史特别是农业科技史研究，又以一人之力开创并支撑《农业考古》刊物二十几年，无疑为这一部著作的推出奠定了学术基础。
关于牛郎织女的诗范文6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传统节日；中华文化；民族精神；文化内涵；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而且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久经沧桑，凝聚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延不衰，以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令华夏子孙世代陶醉和向往，以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仪陶冶和锤炼着民族的品格和个性，以欢乐祥和的氛围弘扬着民族的美德和精神。其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是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立世之魂、传承之本。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和传承的传统节日文化，可谓是最具活力和影响力、最具民族特色和个性的文化，它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动展示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①今天，我们要利用传统节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过节理念，充实和丰富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民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源流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唤起国人参与节庆活动的热情，并形成守护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是厚重而多彩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中，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即节日日期的选择与设定是古人依据天候、物候和气候的周期性转换而约定俗成的，都对应着特定的节气和农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农业文明的古国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国之大事在农”的观念，并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认识到：人类要生存、庄稼要收成，就必须观察和掌握天象（日月星辰的变化）、物象（动植物随季节而生的变化）和气象（寒暑雨雪的变化）及其规律，顺应天地运行的节奏和气候变化的秩序，来合理地计划和安排其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为了准确地反映四季气温、降水、物候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情况，用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古人依据太阳在黄道的不同位置，确定出了“二十四节气”。岁时节令一经确立，一些特别的日期就凸显出来，它们作为农耕周期中的关节点，备受先民的重视，每当特定的节气来临之时，都要举行与这个节气相应的仪式和庆典活动，这样，农耕周期便也成了庆典周期。“‘节’正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渐变分成像竹节一样的间距，把两节气相交接之日时定为交节，由此转意为节日。”②
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的中国传统节日，充分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节律，顺应自然时序，感悟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追求和升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从时序安排上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春天，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春节、元宵节、中和节、清明节等节日接踵而至。人们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阖家团聚、拜年庆贺、舞龙观灯，尽情欢庆新春的到来；还要祭奠先祖、尽孝寻根、踏青赏春、娱乐健身，在慎终追远中享受新春的赐福，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农耕播种。炎炎夏日，端午节又如约而至。人们佩艾采药、驱邪避毒，凭吊屈原、裹粽竞渡，斗草送扇、归省探亲，以期安度酷夏、消除邪恶。时至秋季，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纷至沓来。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人们，乞灵巧、放河灯、赏秋月、玩秋菊、登高辞青，以多种方式庆贺丰收、祭奠亡灵、祈福纳祥。严冬降临，瑞雪飘飞，腊八节、小年、除夕是对它最好的迎候。人们忘记了寒冷，扫洒除疫、送灶祭祖、社火游街、欢欢乐乐地团圆守岁，品味着“田增五谷人增岁”的喜悦。四时吉庆的和谐有序、错落有致，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
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还体现出了农闲农忙安排有别的特点。从节日在一年四季的分布上看，农闲的冬春两季，安排的节日较多，节庆活动内容丰富，且持续的时间也相对长一些；而农忙的夏秋两季，则安排的节日相对要少，节庆的内容和时间也相对要稍短一些。如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个一年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活动内容最丰富的年节，即安排在冬春之际的农闲时节。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农耕社会使然。只有在冬尽春回的农闲之际，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才得以休息娱乐，并有充裕的时间祭神祀祖、阖家团聚。
四季佳节的娱乐庆典和烹饪饮食，也是适时合令、因时而设、应季而生的。如春节的燃放鞭炮、扭秧歌、跑旱船、耍社火、转九曲、逛庙会，确能给寒冬里的人们增添不少激情和欢乐的气氛；清明节踏青郊游、荡秋千、放风筝，是因为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满目葱翠，一派生机，正是人们投身大自然、享受明媚春色的好时光；端午节赛龙舟，恰是江南水乡汛期未到，而气温已高，宜于水中嬉戏的良辰吉时；中秋节家人团聚，祭月、拜月、赏月，时及湿气已去，沙尘未起，空气清新，碧空如洗，圆月如盘，可谓“花好月圆人团聚”的最佳时日；重阳节登高望远、赏菊宴饮，正值晚秋，秋风渐劲，寒意渐浓，霜染枝头，云淡山青，适宜人们登高秋游、活动筋骨、陶冶性情，尽享盎然秋意。此外，烹饪食物的多样性也体现了春夏秋冬、朝夕晦明等不同特点。夏秋之时，正是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于是此时的节日，如中秋节、重阳节等，人们的餐桌上，蜜桃、苹果、石榴、葡萄等各色水果便成了主角；冬春之际，猪羊壮鸡鸭肥，于是春节、元宵节等节日里，各种丰盛的肉食成了人们的最爱；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自然清香诱人的粽子就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花旦”；中秋时节，“秋风响，蟹脚痒”，于是螃蟹便成了最受青睐的中秋美食。可见，传统节日的娱乐饮食等诸多节庆民俗，都是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
“如果说，有些民族的节日体系是以宗教纪念日作为核心的话，那么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和其他某些民族的传统节日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特征在于，这些节日是以协调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而建立的。”③中国传统节日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节律和独特的审美心理定势；反映了先秦以来历代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从远古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是“感自然节律而成，蕴人文精神而丰”。岁月的推移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使传统节日不断被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润泽渗透，有民间传说的嵌入，有宗教活动的影响，有历史人文的大量积淀，有民族智慧、情感、生活习性的融合等，节庆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如介子推居功不受赏的传说之于寒食节，爱国诗人屈原、忠臣伍子胥、孝女曹娥的传说之于端午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爱情传说之于七夕节等。又如，源于远古“腊祭”的春节，腊月初八先民用五谷杂粮做腊八粥敬祖祭神，是古代“腊祭”的开始。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各大寺庙纪念释迦牟尼成道日做腊八粥与古代“腊祭”的行事相融合，形成了民间食腊八粥的习俗。中国传统节日以博大的包容性，不断地融汇、积淀、丰富、发展，使之成为蕴含丰厚、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成为一面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多棱镜”，它能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礼仪、民间信仰、伦理道德、人文诉求、审美情趣、文学艺术、饮食服饰……。由此我们可知，中国传统节日是源自人们生活中的共同需要而通过积淀形成的，并以传统礼仪、仪式、游艺等为重要内容和方式，在特定时空关系中利用相应的物质载体表达思想、信仰、道德、理想等的民众群体活动的日子。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艺术形态是多元多样的。若依据传统节庆的性质和内容对其进行分类，可以将中国传统节日分为：生产类节日、祭祀类节日、纪念类节日、庆贺类节日、社交娱乐类节日、驱邪祛病类节日等类型。虽然各类节日均是围绕着特有的主题而展开，但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又不断渗入新的内容和形式，一个节日中常常包含了多种性质的民俗活动。所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大多具有了综合性，通常由多个节日主题、多项民俗活动所构成，其丰富的内容也使这些节日承载着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系统，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它们交互作用、彼此依托，构成了中国节庆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1、精神文化层面
中国传统节日浓缩着我国数千年文明进程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风貌，寄托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理想情怀，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春节是由原始农业社会庆贺丰收的“腊祭”演变而来的，祭神敬祖，表达对大自然和祖先的感恩之情；辞旧迎新、阖家团圆，这是一年一度的春节的主题。春节的一系列仪式礼仪，不仅使民众的生活绚丽多彩，而且显示了以人为本，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反映出可贵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凸现着团圆、祥和、平安、欢乐的精神追求。清明节，人们通过扫墓祭祖、缅怀英烈先贤，送上一份哀思和敬意，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敬祖报本、热爱亲情和友情的道德情怀，并包孕着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郊游踏青则体现了中国人哀而不伤、乐而不的豁达心态和回归自然、热爱生活，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端午节，人们纪念屈原，体现了传统价值观里对于爱国忧民、清高自守、卓尔不群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悬挂艾叶菖蒲、采药制药，在驱邪避毒中感悟祖先遵从自然令律应对灾疫的生活智慧，传达出民众对生命健康、家庭幸福、国运昌盛的渴望；龙舟竞渡反映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中秋节，家人团聚，共食月饼，共赏明月，共享天伦，体现出中国人追求家庭团聚、生活祥和、未来美满。
2、行为文化层面
中国传统节日是各种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集中展示的平台，这个平台荟萃着祭奠、礼仪、表演、技艺、艺术、体育、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行为文化，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就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集大成者。自古祭祀和庆典仪式就十分丰富。就祭祀而言，春节祭祀活动很早就形成了两大祭祀文化传统：一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如祭祀灶神，是对灶火烧食之功的感念；祭祀土地神，是对大地母亲繁衍万物的回报；祭祀井神、河神，是对生命之水的感恩；对牛、马、鸡等各种家畜的善待和祭祀，则是表达了对帮助人类生存发展的动物们的酬谢，等等。这些祭祀，是中国人一年一度与大自然沟通、对话的方式和渠道，是虔诚的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写照。二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慎终追远的尊祖情怀是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在春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隆重地举行祭祖活动，宗族家长们率领着儿孙虔诚祭拜列祖列宗，感念祖先的恩德，祈祷其“在天之灵庇佑儿孙”，并倾诉出儿孙们的承诺和告慰。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饮水思源、永不忘本的传统精神。春节期间的社交娱乐活动更是丰富多样：团聚、守岁、贴春联、剪窗花、挂年画、放鞭炮、拜长辈、访亲友、逛庙会、观花灯、闹元宵等等。人们在释放内心情感、满足心理诉求、体味人间温情、享受年节欢乐中，演绎着、传承着、创造着中华民族的节日文化，并净化和提升着亲情、友情。春节也是民间艺术、技艺的大展演。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年节史中，历代先民发明和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游戏、艺术、体育的形式和品种，其中既有讲、唱、演，又有游戏、竞技、杂耍等。在春节期间常见的有：社火、戏剧、舞蹈、秧歌、高跷、旱船、舞龙、耍狮、耍猴、杂技、武术、跳绳、打秋千、放焰火、走灯阵、讲故事、说书等，这些多姿多彩的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容和品位，而且使春节的喜庆氛围迭起，使每个人都能尽享这份愉悦身心的欢乐，并得到精神上极大地放松。恰如有的学者所说：“普天同庆的春节的确是日常平淡生活的一种超越，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生日，也是最具东方色彩的狂欢节。”④此外，围绕年节文化而产生的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历代文人墨客创作的诗文佳句，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年节的歌谣和俗语等，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族精神。
3、物质文化层面
在传统节日文化系统中，外显的、有形的物质文化也十分丰富，既有四季飘香的节令佳肴，更有纷繁多样的装饰品、吉祥物，还有大自然赐予的植物、花卉等，这些物质载体，通常具有多种功能，不仅能满足佳节中民众的某种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审美需求、点缀需求等，而且以其特有的象征性和富含的文化蕴意，满足人们避瘟驱邪、祈福纳祥、生活圆满、健康平安等各种美好的心理企盼和精神欲求。
传统节日中的许多美食佳肴，都有着一定的象征寓意：除夕子夜与新年交替之时吃饺子，又称“更岁交子”，饺子取“交子”的谐音，有“辞旧迎新”与“喜庆团圆”之意；饺子又形似元宝，故又有“招财进宝”之意。春节吃年糕，由于年糕与“年高”谐音，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年节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多有讲究，炒青菜是家家必备的盘中餐，表示“亲亲热热”；吃豆芽菜，因豆芽形同“如意”，意味着“如意吉祥”；餐桌上必有鱼，但切忌一次吃光，表示“富贵有余”，等等。此外，元宵节吃元宵、汤圆，象征家人团圆，和睦幸福；端午节吃粽子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中秋节赏月、吃月饼，取“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共享天伦之意；重阳节吃重阳糕，有百事俱高的含义。美味的节庆食品饱含着美好的寓意，体现着华夏子孙朴素且高尚的精神追求。
在传统节庆用品诸如字画饰物、植物花卉中，大多也是物与情脉脉相通，人们以物寄情，巧妙地利用各种物质符号，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复杂的心理情感。如新春佳节，民间有在门窗上贴“福”字的习俗，“福”字含有“幸福”、“福气”、“福运”等寓意，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追求，许多地方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借“福”字倒了的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寓意。由桃符发展而来的春联，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以汉字和中国书法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赞美和祝愿。由门神画演化而来的年画，含有历史故事、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民俗生活等多方面题材，可谓“画中有戏，百看不腻”，在《鲤鱼跳龙门》、《六合同春》、《五福临门》、《五谷丰登》等年画中，蕴涵着对人生的种种美好企望。即使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花卉，在传统节日特定的情境中，也有着品不尽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韵味。春节，人们以高洁脱俗的水仙花，象征新一年的福运；以迎风绽放的梅花，象征新春的吉祥，旧时曾有“梅花开五福，竹声报三多”的春联。清明节，人们插柳戴柳；端午节，人们悬挂艾蒿、菖蒲，这些特定的植物成了为民避瘟驱邪、保佑平安的使者。重阳节，纷繁盛开的令人陶醉，并以其傲霜斗寒的品格抒情言志。
三、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的写照，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
伴随着农业文明产生、演进的中国传统节日，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同时，传统节日在长期的流行和发展中，由于内涵着历代民众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又不断吸收和融入儒、释、道等多种有益的文化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节庆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蕴含着值得弘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有以下几点：
1、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
天地之间人为贵，以人为中心，人是主导，人追求与万物的和谐，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人们在节日中，或阖家团聚、欢庆交流，或探亲访友、男女相会，或祭祀祖先、追念先贤，或结伴出游、踏青赏月，或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在普天同庆、融融之乐中，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人最可贵的是生命，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对健康的追求。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春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清明节，踏青赏春、荡秋千放风筝；端午节，龙舟竞渡、户外秋游；重阳节，登高啸咏，骑射竞射，等等。许多节日还有避邪驱瘟、追求健康的内容，如除夕前的除尘送灶，清明节的插柳戴柳，端午节的悬艾蒲、饮雄黄酒，重阳节佩插茱萸、饮酒等。人们在尽情享受节日的欢娱中，在“平安吉祥”、“健康快乐”的美好祝福中，谱写着一曲曲对生命的颂歌。
2、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祖先历来有着异常浓厚的感情，《礼记》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的基本内容则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由此推及到尊老爱幼等。慎终追远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每逢佳节都要虔诚地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和怀念。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都有祭祖的仪式和内容，在祭奠与追思中，孕育着后人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意识。节庆活动中还处处体现着对长者的尊敬和对幼儿的宠爱，春节给长者拜年，为长辈们送上可心的礼物，节日宴席上对长者座次的优先考虑，为长辈们敬酒祝福；以祈福求寿为重要内容的重阳节，自1989年便成为国家法定的“老人节”，尊老爱老已成为节日的新主题。孩童幼儿更是节日的宠儿，春节长辈要给“压岁钱”，屠苏酒要从年幼者喝起；端午节要给儿童涂雄黄、佩香囊、带艾虎；中秋节有儿童喜爱的“兔儿爷”、“流星香球”等，这些习俗寄托着人们对后代的祝福与期望。
3、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节庆文化中也有突出的显现。中国传统节日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元宵节的灯会展示着各种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艺。庙会上百戏杂陈、百艺斗胜，使人目不暇接。文人可以联句咏诗，村女也可以当场对歌，刘三姐不输于酸秀才。灯谜竞猜，让人绞尽脑汁。窗花剪纸，生动传神。小女儿斗草，比的是植物知识。秋千起伏，风筝入云，孔明灯升天，荷花灯入水，各有胜场。七夕的乞巧，更是以成为巧手姑娘为美。”⑤这些多姿多彩的节庆民俗事象，充分反映了华夏子孙刚健有为、自尊自强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开拓进取、勇往直前。
4、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坚持正义的民族气节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是与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相关联的，尤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代表。清明节中融入的寒食节，其起源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晋国忠臣介子推。介子推居功不取，隐居绵山，宁被烧死，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民请命，谏言君王自修自省，勤政清明。人们把介子推蒙难的日子定为寒食节，每年此日禁忌烟火，只吃寒食，以示纪念。过寒食节的同时，人们也世世代代赞美与弘扬着介子推的刚正气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上下求索，为的是精忠报国。他屡遭陷害，含冤而死。民间为了凭吊屈原，于是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节俗。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通过端午节这一载体，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节庆活动中，不断地得以发扬光大。
5、贵和尚美、团结和睦及平安吉祥的心理追求
“和”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团结和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的源起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家人聚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和”与“合”谐音，而圆圆的饺子皮则象征着团圆。春节里的“拜年”活动，使亲朋邻里之间，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可谓“一声恭喜，互泯恩仇”。元宵节，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圆，又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满的愿望。七夕节，牛郎织女的凄美传说，将中国人天长地久的爱情演绎得如此唯美和浪漫。中秋节，团圆团聚、家国和谐，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憧憬与追求。九九重阳，登高吃糕，寄托着人们健康长寿、实现人生境界步步高的美好愿望。
四、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凝结，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而且凝结着丰富的民族感情，是民众精神情感的重要寄托方式。广大民众有着追求丰收富裕、平安和顺、生活美满、欢乐吉祥、健康长寿等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些心理诉求，不断通过欢度传统节日的方式，通过节庆的礼仪习俗得以表达和释放。民众最美好的向往是人间的亲近与和谐，最希望享受到的是和睦亲情的温暖，而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生活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时机。节庆活动中蕴含的情感极为丰富，既有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也有对祖先的答谢；既有对先烈圣贤的缅怀，也有对故土家乡的依恋；既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兄妹手足的牵连之情；既有街坊邻里的互助之情，也有朋友同事的友爱之情。通过祭祖、拜年、访亲、联欢等多种节日仪式，传递着这些人间美好的情愫，使传统节日超越时空界限，始终发挥着凝聚民族情感、融洽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由于传统节日具有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综合性等特点，又使这种功能不断地得以强化。
中国传统节日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记忆的一种全民性强化，是延续民族品性、增强民族认同的链条。传统节日的风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发展、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性。这些节日超越了地域、阶级、种族乃至时代的界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无不同日而庆，同日而乐。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逢春节前，中国人返乡的景象如同候鸟回迁，大多数人不论身在何处，都要踏上归乡之路，回家团聚，共度除夕。即使身处海外的华人华侨，每逢传统节日，也都会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在庆贺佳节之时，无限向往祖国。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数千万华人，以及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实业家和留学生，他们落居在哪里就把“过大年”的习俗带到哪里，并在“过大年”时，将思乡、思亲、思归、祈盼团圆之情，以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善之情抒发到了极致。在浓郁的传统节庆文化的氛围里，民族认同感自会不期而至、不约而同。海外侨胞对清明祭祀也十分重视，每逢清明节都有大批海外华侨归国祭祀祖先，也祭祀本民族的始祖。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海外华侨来到陕西桥山黄帝陵、轩辕庙，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他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追忆先祖的仪式中，接受着民族文化的熏陶和人文精神的陶冶，保持着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心心相印。传统节日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因子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彰显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民族在周而复始的中华节庆文化的洗礼中，凝聚和维系着民族情感，锤炼和固化着民族个性，培育和弘扬着民族精神，壮大和张扬着民族形象。
中国传统节日又是维系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精神纽带。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汉族的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节日。如满族、朝鲜族、黎族、纳西族、侗族、毛南族、达翰尔族、拉祜族、锡伯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大都与汉族一样，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列为自己民族的节日。尤其是春节，如今已差不多成为我国各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各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庆贺方式欢度传统佳节，这也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各民族人民在共同欢度传统节日中，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巩固了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深深融入历代人的日常生活，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也促进着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节日既蕴含着优良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民族精神，也包含着一些应该剔除的封建因素和迷信糟粕。今天，我们在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时，应该坚持“扬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应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国情民意，在继承传统节日文化精髓、保持固有文化底蕴和功能的同时，应该与时俱进地发展传统节日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活力，将传统节日熔铸得更加生机盎然、灿烂辉煌，成为当代民众由衷喜爱、自觉参与、乐在其中的精神家园。（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央文明办［2005］11号）。
②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293页。
③ 刘魁立《中国节典・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④ 柯扬《简论春节的内涵与价值》，见陈竞主编《黄河黄土高原年俗文化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⑤ 徐惟诚《挖掘传统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人民论坛》，2008年第8期。
[WT4HZ]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WANG Wen-zhang1，2, LI Rong-qi2
[WT5”BX](1.Ministry of Cul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0;2.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