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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锡林郭勒；旅游；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60-02
一、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
蒙古，《旧唐书・北狄传》作蒙兀，《新唐书》蒙瓦[1]。居住在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这一名被世人所认，蒙古民族的历史也开启了新的一页[2]。锡林郭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中心地带。蒙元时期，这里曾是蒙古帝国政治中心，始建于1256年的元上都遗址就位于现在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3] 。锡林郭勒是蒙古语，意思是丘陵上的河。盟是源于清朝时期的会盟，蒙语楚古勒干的汉语翻译。历史上的锡林郭勒由五个部落组成，由西向东为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济特、乌珠穆沁。各分左翼、右翼两旗。旗是清朝时期的行政、军事单位。1958 年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成锡林郭勒盟。
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包括北部的苏尼特、阿巴嘎、乌珠穆沁部落和南部正蓝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子旗等察哈尔部落。察哈尔部落自始就是达延汗的直属部族[4] 。这些部落虽然在历史上有游牧变迁的情况，但在锡林郭勒这快土地上生产、生活了几百年，传承了蒙古族的古老民俗文化，尤以游牧文化、博克、长调著称于世。所以本人认为锡林郭勒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多元游牧文化，是一个没有间断过的完整性文化；是从汗庭文化到哈喇楚文化汇溶的生态文化。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目前为止保留传统游牧文化完整的地区，这里的草原是世界闻名的大草原之一，这里的牧民还保留着传统游牧文化，他们祭祀、居住、饮食、节庆等方面的文化与八百年前的没有多少变化，可以说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仍然保留着淳朴、古老、自然的内涵。在传统礼仪、民族服饰、饮食文化和祭祀、民居、歌舞、婚嫁、节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是现今保留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最完整的地区。这种完整和在其他地区从人们的记忆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她的可贵之处。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5]。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就是在锡林郭勒境内生产生活的民族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但现在锡林郭勒境内有二十多个民族在生活，以谁的民俗为主呢？这里主要论述对象是以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苏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为代表的原著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因为锡林郭勒地区是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蒙古族传统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地区性特点，这里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宗教以及艺术和服饰风格等等”[6] 都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我认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面貌。
二、锡林郭勒旅游资源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旅游的基本目的是：消遣和增长知识[7]。
文化旅游系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图景”或“地方特色”，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残余[8]。这里谈到的是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地方特色，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以锡林郭勒自然生态环境、人文为基础所采取的或所创造的，具有锡林郭勒文化、旅游与一体的符号及行为方式。她的特点应该是以锡林郭勒地区生活的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阿巴嘎部落、苏尼特部落、浩奇特部落的历史，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的特点为“图景”和符号的民俗事象性文化活动。
当今的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属于高层次旅游，旅游者的目的较明确，要求也相对高。文化旅游是和当地民俗民风分不开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就是给游客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让他们了解和满足对这一文化的好奇和求知心理，甚至神秘感。本人2009年8月份，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实训基地――锡林郭勒九区湾旅游度假村亲眼见到来宾排队大喝迎宾队伍所敬的银碗酒的场面。如果换个其他场合肯定人人都躲着，但现在人人都等着哈达和奶酒，为什么？文化在吸引，礼节在作用，人们很愿意接受。
三、锡林郭勒民俗旅游资源
如上所述，锡林郭勒民俗资源是比较丰富、从民族学、民俗学的那个角度去说都比较典型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具备地域文化的特点，我在这里想谈点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地域文化作为稀缺资源和经济的关系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主要是从旅游业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9]。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研判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是对锡林郭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或稀缺资源，是一种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本人为什么说，民俗是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呢？因为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她本身不具有资源的特性和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型地存在着，她的文化内涵是无形的，如果想把这个资源产生经济效益或作为一种资源对经济产生影响时必须通过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旅游。确切地说民俗文化旅游。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把当地民俗作为一种产品来做她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唯一的，不可多得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游客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民俗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另一种民俗，让人接受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在于什么做的问题，采取的方法是扬弃，把好的呈现给游客，这就要做到精品。把我们锡林郭勒民俗文化作为资源，当成资产，那我们的旅游业的前景和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10]。锡林郭勒文化有她的特色，也就是说，锡林郭勒的特色文化，有敖包文化，那达慕文化、博克文化、察哈尔奶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间祝颂词文化、长调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完整；这是世人所认可的。
近几年，随着建设文化大盟工作的深入，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回复有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旅游业取得有明显的成效。据有关资料介绍，锡林郭勒盟旅游资源分类主类共8类，亚类有45类，基本类型有65类，单位有186之多。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有主类4类，亚类有11类，基本类型有34类，单位有108处。从评价等级来说五类两处，四类两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各1处。三类的共有19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15处。我们从分类和评价等级来说，旅游资源属于相当宝贵的，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我们只能通过开发、挖掘来丰富这些资源的文化内涵，趋于完善。
元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他比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还早，被称之为“拥抱着巨大历史文明的废墟”，根据马可波罗记载，是当时世界瞩目的大都会。学者们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域风格以及朴实性、地域性、神秘性与充满人情味等特征对旅游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已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元上都作为文化遗产怎样展示她的文化内涵？以及她的神秘性？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现在元上都遗址里有――殿的主址和八百年老榆树外，配套建设了浮雕、敖包。更有意义的是2009年请来了查干苏鲁德以及祭祀模式。我认为，我们的元上都还应该有她的博物馆或展厅，这里有文物、数码复原影像（图）、绘画、雕塑、影视作品等。还有忽必烈的夏宫――从1337年始，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黄宫）举行盛宴。现在可以恢复成旅游产品。在元上都遗址周边一定距离内还应有1~2个牧户群，展现蒙元时期的白马群和牛羊成群的景象。饮食、乐舞、礼俗、服装等方面复原蒙元时期的盛况。
在元上都申遗工作方面需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游牧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而不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民间文化。如舞台化的查玛舞、博克舞、服装表演等。
蒙元文化苑的完善，贝子庙的修缮和广场的维修、锡林九曲湾、希日塔拉度假村等都是围绕蒙古族传统文化来进行的。但是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待更进一步挖掘、开发和规范。
蒙古族有崇九尚白之俗，以九为吉，以白为洁。如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时建九脚白旗；忽必烈后元朝皇帝每岁六月二十四日驾幸上都祭祀，用牲畜九头（马一匹、羯羊八只）等传统习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旅游产品。所以我们应该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或建立一种新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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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国内外实践表明，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我国更被视为拉动乡村经济、带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强规划和管理，加大投入、培训和宣传力度，在改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提高服务质量，建立起营销网络，才能促进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宏观管理力度不够
在管理上，缺乏统一的全国性的关于规范农业旅游管理方面的专门法规，缺乏对农业旅游主体的基本规范。没有有效的协调和数量控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市场秩序混乱。由于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门槛低；缺乏统计和评估机制，使农业旅游产品的质量较差，服务不规范，游客的怨言很多。缺乏农业旅游发展目标和长远发展规划；行业管理和相关制度不健全，助长了农业旅游市场的无序；农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形式，松散的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和薄弱的基础条件，也使农户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宣传促销活动，从而制约了农业旅游的发展。以上各种阻碍因素要得到根除，仅靠市场、企业运作、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政府主导发展旅游产业的大背景下，政府的积极作用对于推动农业旅游的发展也必不可少。即在农业旅游发展的现有阶段，政府可以在创造一个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政策扶持、管理体制改革等各方面发挥作用，扮演好政府应有的角色。
2、无序盲目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本土文化遭到破坏
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较早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完整、有效地保护好当地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到辨证地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些旅游从业人员甚至还形象地把发展民族地方经济与保护民俗风情的关系比喻为没有开发的保护是“等死”，没有保护的开发是“找死”。同时，相关研究却指出“我国民俗风情旅游资源面临着消失和破坏的威胁，民俗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作为文化传统之一的民俗文化，至少是其中结构性较松散、稳定性较弱的那些部分，呈现出急速的变形或消亡之势”。可见，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至少在现阶段并非卓有成效。对此，旅游开发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对策和措施，如政府主导、法制规范、保存教育、物质激励等，这些对策及措施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该研究缺乏对民俗旅游资源的进一步细分，对它的构成和来源认识不足，对造成资源被破坏的原因的复杂性分析不够。因此，提出的建议不能涵盖全部的资源范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有从民俗旅游资源的类型分析入手，在明确保护的内容、层次、重点等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保护的方式、方法问题。
3、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基础设施问题也是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业基础建设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与乡村旅游发展息息相关的交通、电力、通讯、医疗卫生等方面建设水平的落后，由此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如游客苦于交通上的不便放弃出游；清新秀丽的乡野风光和恶劣的住宿条件带给游客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不卫生的饮食造成了疾病却没有配套的医疗救治……可见，一个乡村社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再优越、民俗文化再深邃，如果让基础设施建设拖了后腿，发展乡村旅游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4、对乡村旅游的认识有限，观念落后，服务水平低
在我国，乡村中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服务业不发达，服务人员总体素质较低。由于我国乡村教育事业落后，造成了乡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不高，而乡村旅游的服务主体是当地农民，农民对乡村旅游的认识有限，观念落后很难高水平的投入到旅游服务工作中去，而旅游业是一个集合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对服务水平要求较高的行业，所以，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水平实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另外，在我国乡村旅游的管理层中也普遍存在着管理者素质不高、经营管理的科学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开发中缺乏保护意识、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环境营造等诸多问题有待我们积极的发现改善它。二、实现乡村旅游和谐发展的措施
1、充分发挥政府对实现和谐旅游的支持和指导作用，实现政府主导、健全相应管理体制
实施规范化管理政府的作用应建立在积极审慎地把握当前农业旅游发展形势的基础之上，应当处理好“宽”与“严”的关系问题，即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合理边界，在农业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当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农业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扶持是必要而有效的。由于目前看来，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仍然停留在初期萌芽阶段，政府在农业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观念先导、宏观指导、政策引导、完善和改革旅游管理体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等方面。
2、完善相关设施设备条件，实行规模化经营
政府应承担牵头开发农业旅游线路的职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以消除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大障碍。要加快农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优化投资环境、拓宽基础设施的投资渠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一是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涉及农业旅游发展的公路、铁路、民航等方面，通过加大投入或整体、局部使用权招标等方式，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业旅游的硬件环境，提升景区景点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在引资方式上力求多样化，通过组织和参加投资会、洽谈会、招商引资会，宣传当地的农业旅游资源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吸引资金，加大对开发农业旅游的投入，形成全方位发展农业旅游业的新格局。
3、结合生态旅游，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综合开发旅游功能，结合生态旅游，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旅游业良性循环。发展旅游业的出发点，不仅是经济的目标，而且应该充分地把旅游景区发展与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使旅游业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趋势，增强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这是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一是充实旅游产品的文化底蕴，适应旅游者不断增强的文化需求。我们坚持在经济发展中兼顾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把教育人、熏陶人、开启人的心智和开阔人的眼光作为开发、经营旅游景区和产品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让文化通过旅游这个载体和媒介传播并发扬光大，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建立有益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新的旅游文化。二是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合理开发、优化利用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依存于生态环境之中，同时也是旅游业生存之本，特别是以海滨旅游为主的旅游业，有赖于海水、沙滩、空气等自然生态环境。而蓝天、碧海、金沙滩又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旅游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我们把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制定严格的防范、保护措施，严禁粗放式和掠夺性地开发、利用资源；限制污染项目、强化环境治理；立足以更经济的方式开发旅游资源，千方百计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大的效益产出，切实做到发展旅游业为当代人谋利而不以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为代价。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保护和利用，两者兼顾，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展示旅游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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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农村旅游；秦皇岛；旅游产品；开发
一. 秦皇岛地区农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景点开发缺乏科学的规划指导，盲目投资，粗放式经营
在景点开发上，秦皇岛地区多数开发商盲目对成功开发的案例照搬照抄，不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缺少甚至没有科学的规划指导，更有甚者做“一锤子买卖”的短期投资。一些已建的农村旅游点，没有考虑旅游功能和分区，重复建设、低层次开发、环境破坏现象严重，而且旅游项目单一. 缺乏内涵和特色，还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二）开发经营者的思想认识不足，不能把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
农村旅游业是一种农业和旅游业相交叉的产业，其产品是一种旅游新产品，同时又是一种现代农业管理方式。目前秦皇岛地区农村旅游业开发者大多是当地的农民，知识水平不高，对旅游业的开发认识不足，也没有开发旅游业的经验，基本未做到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
（三）旅游地基础设施落后，服务理念缺失
秦皇岛地区多数农家旅馆厨房设备简陋，基本消毒设施缺乏；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健康保证，整体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多数农村旅游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必要培训，服务理念跟不上。另外，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全局和长远观念，欺客宰客现象时有出现。
（四）产品单一. 缺乏主打产品、深度化不够
秦皇岛广大农村对于本地区的旅游资源特色认识不足，盲目追随别的地区成功的例子，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造成旅游产品的单一，重复，毫无新意，发展情况很不理想。目前农村旅游产品对于挖掘民俗和农村农耕文化方面还做得十分不够，缺乏主打产品，产品没有延伸性，旅游产品的深度化还不够。
（五）市场意识有待提升
目前秦皇岛地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整体上不是很理想。各个农村普遍缺乏市场意识，没有做好本地区的旅游宣传工作，多数农村旅游景点或度假村缺少知名度。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旅游产品的创新和特色，缺少市场意识。
二. 秦皇岛农村旅游产品的分析
（一）机会
秦皇岛处于京津区域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圈的结合处，京津和东北经济的发展将带动秦皇岛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秦皇岛市游客的增多，农村地区必定会有大的发展空间。秦皇岛农村互联网和通讯媒介很发达，为秦皇岛地区农村旅游业的宣传提供便利。
（二）威胁
秦皇岛地区农村旅游产品发展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秦皇岛市区旅游的竞争，表现为客源的争夺。同时，农村旅游农产品的季节性也限制着农村旅游的发展。
三. 秦皇岛农村旅游产品开发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由政府统一指导规划，合理有效开发旅游资源
政府对本地区进行市场调研，充分考虑地区客流量，发展潜力，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的制定出适合本地农村旅游发展的战略，引导地区开发者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禁止自发性，盲目性的开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统一规划。
（二）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农民的服务理念
秦皇岛各级政府应帮助那些有旅游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农村，尽快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同时，政府带动广大农民，切实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让农民真正重视起农村旅游产品的开发，让农民看到发展农村旅游的重要现实意义。加大对食品安全卫生的监管，帮助农民改善游客的居住环境。对农民进行定期培训，让农民参与进来，提高农民办旅游的能力。一是对农民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从根本上杜绝“宰客”现象的出现；二是对农民进行旅游基础知识的培训，从基础抓起，逐渐让农民知道旅游并且会办旅游；三是对农民进行服务培训，改变服务差的状况，做到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流连忘返。
（三）立足地方特色，创新发展模式
秦皇岛地区广大农村并不是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农民没有发现该资源。据调查表明，秦皇岛农村地区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所以农民应当针对本地区的民俗文化、特色饮食、迷人的风景以及是否适合度假为出发点，更多地糅入地域的农村民俗、怀旧的节事、农事农活、家乡菜等乡土化的素材，设计出有内涵，有特色的农村旅游产品。
（四）注重产品宣传，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
相对于目前秦皇岛城市旅游风景区大规模的宣传促销，农村旅游还处于基本没有网络营销的境地，所以要加大宣传营销力度。首先，要突出乡土性。其次，要鼓励旅行社等企业推介农村旅游，以专业的市场促销吸引更多的农村旅游者。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为农村旅游营销搭建有效平台，如果当地农民没有财力去办旅游，政府可以帮助农民招商引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这也不失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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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游客凝视 旅游符号 历史街区 什刹海
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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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韩剧；受众心理；感官；情感渲染；文化感染
一 、引言
1997年，韩国电视剧（以下简称“韩剧”）《爱情是什么》首次在央视播出，创下64.9%的收视率奇迹，打响了“韩剧”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枪。随后，《蓝色生死恋》、《冬日恋歌》、《天国的阶梯》等一系列爱情悲剧和《浪漫满屋》、《豪杰春香》、《达子的春天》等爱情喜剧相继播出，使得韩剧逐渐以强劲的势头在中国的电视荧屏占据了一席之地，获得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同。韩剧《屋顶上的小猫》收视率达到44.7%，《大长今》收视率更是突破了50%，成为2003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2004年央视《海外剧场》共播出电视剧36部672集，其中韩剧占据全年播出量的30.56%至63.69%，其收视率和占有率均远远高出该栏目同时段播出的其他国别电视剧。相关机构对中国观众最想收看的电视剧进行票选，韩剧排名第一，占83.87%，共95478票。
伴随着韩剧的风行，一股“韩流”悄然涌入中国。韩剧吸引了中国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的视线，影响了他们的趣味、审美和时尚选择。作为韩国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主力军”，韩剧在将自己本国的文化推向世界的同时还带动了韩国的旅游业、传统民俗的推介以及相关产业的走强。许多城市出现了众多韩国风味餐馆、韩国风情酒吧、韩国风格服装，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听到或充满温馨或满怀激情的韩国流行音乐。本论文试从受众心理角度出发，浅析韩剧流行的原因。
二、“受众理论”概说
社会学家赖特对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媒有向公众“提供娱乐”的功能。同时期的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也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
如果我们把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那么他们的媒介接触就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以“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
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满足各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因此，从受众心理的角度分析韩剧是必要而且可行的。韩剧对受众的满足主要反映在感官满足、情感渲染和文化感染等方面。
三、韩剧对受众感官的满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剧在声画方面的技术日益卓越，甚至有直逼电影的趋势。观众也逐渐对这种文化产品产生了兴趣，并且喜欢上了这种把视听娱乐相结合的大众媒介。韩剧就是巧妙的运用了这一特性，在视觉与听觉上给予了受众美的享受。
（一）视觉
一种媒介产品要想吸引更多的目标受众，首先必须做得好看。韩剧在人物选择上和环境选取上都是细心筛选，精雕细琢。唯美的画面，近乎透明的色调，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
1．人物。
韩剧中的主角都是十分养眼的俊男美女，走红的韩国影视明星大都以独具特色的外表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蓝色生死恋》中楚楚可怜的宋慧乔、成熟稳重的宋承宪、俊朗潇洒的元彬，《妙手情天》中深沉忧郁的安在旭、大气端庄的金喜善，等等，他们都是从韩剧中脱颖而出，被观众追捧成为偶像明星的。韩剧男女主人公前卫的穿着打扮和为了衬托人物角色而配置的精美且时尚的消费用品，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刺激着每个受众的商品消费欲望和偶像消费欲望。几乎每套韩剧都能引发出新的服饰潮流。如《蓝色生死恋》中女主角的格子裙，《爱在哈佛》的英伦学生风格，《浪漫满屋》的短装外套，它们就如一支风向标，成为众多女观众的模仿对象。
2．场景。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不论是家居摆设，还是休闲娱乐场所，甚至办公室环境，从中都可看出制作者的心血。《浪漫满屋》中伴山环水的别墅中明亮宽敞的落地窗，精美时尚的家居设施，双层复式楼阁，处处透着温馨，给人舒适欢愉的感觉。《红豆女之恋》以首尔游乐场为主要拍摄场景，其中大型的游乐设施、逗趣的海豚表演，让人耳目一新。室外环境上，韩剧也是尽可能用完美的镜头呈现迷人的自然美景。田园小镇、浓雾雪原、湖滨山庄、枫林小路等，大都如诗如画、美轮美奂。《冬日恋歌》中平静的湖泊和秀丽如画的滑雪场衬托出冬天的诗情画意。每一部韩剧都像是一本精美的画册，凸显了韩国政府将旅游业与电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情定大饭店》中的华克山庄，因韩剧而出名，很多游客指定要前往参观入住；《宫》、《My Girl》等韩剧中频频出现的济州岛，更成为外国游客的必到之地。
(二)听觉
浪漫唯美的听觉刺激往往让观众的情绪在音乐旋律与剧情配合下不断变化，与剧中人物的情感际遇形成完美共振。在《蓝色生死恋》里，每当宋慧乔因为病痛而无法与爱人在一起时，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爱情是蓝色的》就会在耳边反复响起，催人泪下；《冬日恋歌》里惟珍教俊尚练钢琴，她弹的练习曲《梦幻曲》转到俊尚的指间就变成了境由心生的《第一次》，通过乐曲的自然衔接，少男少女初涉爱河时的悸动、羞涩、勇敢和憧憬，纯真的表现才更显得感人，让观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四、韩剧对受众情感的渲染
韩剧温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中国观众的“神经”，让现实生活里离纯真越来越远的人们在电视剧演绎的“拟态生活空间”中获得了情感慰藉。
1.爱情。
爱情剧作为韩剧中的重头戏，在恋爱场景处理上一般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很少有让人肉麻的激情戏表演，这反而产生出了比较纯粹的唯美效果。韩剧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韩剧中肝肠寸断的剧情，被命运无情捉弄的爱情，生死相守的悲情结局往往让观众眼泪狂流，产生了无穷的共鸣。由韩国偶像rain出演的《这该死的爱》，剧如其名。在男女主角终于互相表白却还是决定分手之后，女主角独自走向一片雪地。当男主角rain慌忙赶到时，以为女主角已经冻死，决定冰封自己。没想到虚弱的女主角逐渐苏醒，发现自己躺在已死的男主角的怀抱中，悲伤过后微笑着随他一起走向死亡。
比起催人泪下的悲剧来，韩国爱情片中的喜剧也毫不逊色，它们让观众或捧腹或莞尔，在笑声中分享主人公皆大欢喜的爱情。女主角张娜拉夸张的演技让观众在分分合合、打打闹闹、唇枪舌剑中体验别样滋味的甜美爱情。爱情喜剧《豪杰春香》也尽展了阳光般的明媚，说尽恋爱的美好，同时也为韩国都市言情剧增添了喜剧的色彩。
2.亲情。
韩剧中的日常生活剧貌似平淡，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播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样具有意义，也是一种幸福。韩剧《看了又看》围绕着银珠姐弟三人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几对年轻人在追求理想爱情中的快乐和苦恼，同时展现了大家庭中婆媳、夫妻、姐妹以及妯娌等各种复杂关系中的矛盾、无奈和温情。剧中一些简单而又耐人寻味的台词，传达出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再现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正是这些细微之处，给观众以一种亲切感，使观众似乎触摸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
3.友情。
韩剧总是用朴素平实的手法表现着生活，故事看似老套，没有很多刻意设置的离奇情节。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类电视剧满足了观众的价值诉求，才使得大批的观众“看了又看”。这种以真实的手法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了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因为“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近期一部韩剧《雪之女王》中男主角韩得九与朋友之间的友情由原来的暗中争斗到后来的彼此欣赏，再到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却因一次无谓的争吵，导致男主角的好朋友在车祸中死亡。韩得九从此生活在自责与对朋友无尽的怀念之中，人生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观众在对韩得九的命运突变唏嘘感叹的同时，无法不赞叹他对朋友那片肝胆相照的诚挚之情。
五、韩剧对受众文化的感染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和汉文化所覆盖的港台、东南亚，以及东西方色彩兼具的日本市场，赢得了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其主要原因在于“韩剧没有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国别身份和意识形态特征，而是在尊重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更强调将整个东方文化作为其文化背景与题材资源”，这样一下就超越了原本作为民族文化的弱势层面，走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或者根本相逆的文化路线。或者说，韩剧是绕开民族文化的弱势，直接登顶东方文化的强势，借东方文化之全力，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抗之势。这就满足了受众的“社会文化心理”。
1.相似性产生认同感。
中国和韩国自古以来在文化、历史、地理、人文，甚至族群上具有独特的亲和力，因为它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千百年来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知识信仰，特别是由于深受儒学的熏染和影响，两国拥有许多相似的文化特质。由此，两国之间的文化产品很容易被对方认同。看韩剧很多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往往如睹邻家情景、身边之事，里面的故事、人物关系，连同他们口中吐出的言语，都和我们难分彼此。
韩剧中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的民族观念，很多情节设计都是从血缘、人伦、长幼、仁爱入手的。如《孪生兄妹》所关注的是“代孕”所引发的血缘问题，《人鱼小姐》拷问了父亲抛妻弃子背后的人伦问题，《看了又看》有一段情节是奶奶不同意“亲上加亲”使得两对恋人情感出现波折，其背后是“长幼”问题……这种家庭生活剧的人物很少有善恶之分，情节冲突多来自于观念层面的冲突，如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浪漫的对比，如平凡与富贵、消沉与积极的对比，等等。韩剧很少有绝对的好人，也很少有绝对的坏人，这其实是东方文化中庸思想的体现。观众可以通过作品进入到普通韩国家庭的真实生活，感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家庭观念和协作意识与新生活观念的冲撞，这不仅使韩剧的故事内容充满了民族色彩，而且也触及到东亚传统文化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精神重建问题，因此受到亚洲观众的欢迎，也在情理之中。
2.差异性引起好奇心。
虽然同源，但由于中国在历经20世纪足足百年的以“脱古入现”为目的的文化上的反传统以后，日常生活中的儒教风范与尺度，已微乎其微，迹近于无。而韩国应该在文化的剧烈动荡中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保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众多韩剧的叙事基础，利用了这种因为“差异”产生的吸引力，形成“卖点”，也是韩剧冲击亚洲市场的文化策略。
温暖的小吃馆，三五个朋友盘腿围坐在一起吃一口用生菜叶包五花肉，再来一杯清酒，是韩剧中常常出现的场景，它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以及其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还有韩国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还有中韩两国电视剧自身内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差别，这种“差异”一方面迎合了中国观众、特别是都市观众，对韩国文化的好奇心理；另一方面这些观众还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宣泄的平台，以填补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心理空虚和迷茫。
六、结语
《永不瞑目》、《别了，温哥华》的制片人吴宓，曾带头大声疾呼：“要抵制‘韩剧’，抵制‘韩流’。”他的行为也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支持。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流行一定有其必然性，电视剧的创作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需要对观众进行分析和理解。韩剧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试图给电视剧贴上什么标签，也没有把电视剧变得沉重或有太强的教育意义，又或者对社会问题做深入探讨。它们彻底地从人民大众出发，只是想从某个角度把生活轻松化、温情化，希望通过电视剧带给观众一种心理的感受，这种不滥情的电视剧渗透着不低俗的温情，给年轻的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韩剧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商业因素以外的元素，这种超越了潜层次的视觉和听觉上的流行带给我们的冲击值得我国国内电视剧总结并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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