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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1
百万借款的前尘新梦
1997年，庞君与程冰结识。之后，庞君以做生意，缺资金为由，陆续向程冰借钱，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
2007年5月10日，两人最终确认借款250万元人民币。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庞君因向程冰借款人民币250万元，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套双拼别墅作为借款抵押担保。同日，两人至别墅所在区的房地产登记处办理了上海市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证明。
后来，庞君并未按约还款，当程冰准备诉讼时，却发现抵押物已被夷为平地，而抵押物的拆除与辉明公司有关。
2008年3月14日，程冰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庞君归还借款250万元，支付利息58.5万元、违约金20万元，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7月16日，法院判决庞君归还程冰250万元借款及支付部分利息、违约金，驳回了要求辉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看似简单的判决就这样被尘封了多年，却在2011年6月，因案外人的一纸抗诉申请书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开启。
别墅原主带出连环诉讼
向静安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书的是原审第二被告辉明公司的上级公司――辉明集团。辉明集团称，原审第一被告庞君原系辉明集团下属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年12月，辉明集团因资金困难，商业贷款又难以申请，当时的管理层就决定用公司所有的13套房屋产权以“出售”的名义过户给22名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员工，并以此获取银行按揭贷款供公司使用。
当时公司兵行险招，也是出于无奈，因此特别选择了一些值得信任的高级员工，庞君就是其中之一。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掌管了房地产权证、房款发票、契税申报及完税证等一系列原件，每月按揭还款均由公司承担。
公司还与员工约定，该房产不得用于个人抵押。如此多年，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2006年10月，辉明集团资金状况改善，便开始陆续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恢复到公司名下，为表示对员工的感谢，公司还给予了每人一次性的奖金。
但轮到庞君时，他却拒绝了。2007年1月，涉案房屋开始拆除。
辉明集团认为，庞君在获悉房屋被拆除后便与程冰恶意串通，虚构债务，并在明知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件在辉明集团手中的情况下，于2007年4月25日以房地产权证遗失为名申请补办。
随后两人以借款抵押为名，在系争房屋上设定了程冰的抵押权。等到确认涉案房屋已被拆平后，程冰与庞君向法院提出借款诉讼和抵押权灭失赔偿诉讼，妄图以此蒙蔽法院并借助法院判决从辉明集团处获取250万元的赔偿款。
静安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原审诉讼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紧跟着的还有一系列连环诉讼。
在2008年7月16日的判决生效之后，7月21日，程冰立即又向静安法院提出了新的诉讼。他以别墅被辉明集团拆除，致使其丧失了实现债权的保证为由，要求法院判令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其损失250万元。陷入被动的辉明集团，终于忍无可忍，于2009年7月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讼，要求法院确认辉明集团与庞君之间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无效。
之后的两轮诉讼还都经历了上诉程序。前诉对程冰要求庞君与辉明集团共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后诉判决认为，庞君与辉明集团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假，获取银行贷款是真，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确认合同无效。
看似大获全胜的辉明集团拿着法院的判决，到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涤除和房地产所有权的变更手续，却被告知，必须提供相关法院涤除涉案房屋抵押权和确认辉明集团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方可办理。
然而，之前的所有判决均未直接否定程冰对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效力，辉明集团对于涉案房屋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仍然无法恢复。
此时，所有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庞君到底有没有向程冰借过250万元呢？如果借贷关系不成立，那么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抵押关系也就不成立，因为从权利不得脱离利而单独存在。静安检察院发现，该起抗诉案件已然成为解开所有诉讼纠纷的关键。
疑似“二百五”的债主
静安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的检察官通过约谈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调阅案卷、研究庭审笔录等，发现庞君和程冰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四大疑点。
疑点一：当事人对借款情形的陈述前后不一，其记忆不合逻辑。程冰在原审诉讼阶段，对借款的时间和单笔数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到了检察院申诉阶段，又出现了第三种表述。尤其对于首笔、末笔借款发生的大致时间，大额借款的情形，均称记不清了，不符合客观规律。
疑点二：若按其所述，借款发生过程则不合常理。庞君和程冰系一般朋友关系，在借款人无任何资信保证或实物抵押的情况下，仅出现单向、多笔的大额借出，却从未有款项还入，长达10年之久，有悖于日常经验法则。
疑点三：大额交付现金的做法不合交易习惯。250万元借款，每笔都上万，当事人不选择安全便捷的银行转账，却全部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
疑点四：缺乏交付凭证，仅凭借款合同不足以认定250万元借款的实际发生。
为防止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双方当事人抗辩主张无明显对抗，借款人自认收到大额资金，并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应审查交付的金额、时间、地点、次数、在场人员、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资金状况等细节情况。而本案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凭证，仅有双方自认，以此认定250万元借款事实依据不足。
静安检察院审查认为，系争房屋虽登记于庞君名下，但实际权利人是辉明集团。庞君明知房产所有权实际不属于自己，并与辉明集团已有不得用于个人抵押约定，仍通过补办房产证将房屋用作其借款抵押担保，之后又通过二次诉讼要求辉明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显然，庞君不仅仅存在恶意将上述房屋抵押担保，而且存在虚构借款，以借助司法审判实现房屋抵押权，进而占有辉明集团财产的可能。在检察官的认真核对及对细节的一再追问下，程冰和庞君终于无言以对。
2011年12月，静安检察院提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抗诉，获支持。2012年3月，市二分院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年10月，市二中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2
论文关键词 刑事强制医疗 适用条件 救济程序
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使强制医疗措施纳入了法治轨道，对保护精神病人自身权益、社会其他正常公民合法权利、促进社会安定有序都具有重要意义。刑诉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检察机关，尤其是公诉部门，在刑事强制医疗的移送程序、申请程序、审理程序、法律援助等程序中，理所应当肩负起国家诉讼和法律监督职能。
一、适用条件及特点
根据刑诉法第284条规定，适用强制医疗，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鉴定的必经性；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身危险性。条文规定这三个条件，表明了立法者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
作为特别程序之一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概括起来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三轮驱动”。即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刑诉法第285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没有程序意义上的救济手段。根据刑诉法第287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第三，庭审方式特殊。控辩审三方的构造不同于普通程序，诉讼人（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法定人在场目的在于通过诉讼的参与权最终保障被申请人的权利。此外，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并非必须开庭审理。
二、对检察机关的影响
新刑诉法生效伊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案件就正式进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受案范围，将会给公诉部门带来不小的影响。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为例，我院公诉一处于2013年1月11日正式受理第一起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并于同年2月5日办结。
第一，刑诉法正式实施后，公诉部门应当对符合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根据刑诉法第285条的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刑诉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全新的程序，公诉机关尚没有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如何审查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如何判断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等等。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案件的办理期限，如遇有需补充证据的情况，应如何延展期限，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办案期限是否也应该规定；鉴定程序是否适用刑诉法第二章第七节关于鉴定的相关规定等等。
第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会成为今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新领域。如刑诉法第289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监督权；人民检察规则第545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权。
三、应对措施
（一）指定辩护
从国家立法和司法解释文件层面看，刑诉法第34条、286条规定指定辩护，主体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
北京市三机关出台的强制医疗实施办法，是很好的贯彻落实法律、体现人权平等原则、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体现。该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强制医疗案件时，涉案精神病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二）司法精神鉴定
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法律赋予公民更多救济手段和途径，才能使得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假冒精神病人逃避刑事处罚和“被精神病”的事件得到有效的遏制。
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前，刑事法（包括司法解释）没有对司法精神鉴定主体作专门规定，有的也只是概括式规定，如高院刑诉解释第532条、人民检察规则第543条第1款第4项、刑诉法第146条。简言之，对于被申请人的司法精神鉴定作出主体是司法机关；如果被申请人及其法定监护人、诉讼人等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那么需要检察机关作出批准。
笔者以为这一做法需要完善，原因在于：《精神卫生法》（2012年10月26日通过，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出台，结束了之前混乱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机构的局面，形成了明确的鉴定体系。根据该法第32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对于医疗机构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再次诊断；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因此，笔者赞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精神司法鉴定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患者及其法定监护人，检察机关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对鉴定的程序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三）审查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条件有三，其中一条即：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采取了一种开放的表述，检察机关在审查该强制医疗申请时有较宽自由裁量空间，但并不是无章可循。有无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重要前提是精神状态，这涉及医学专业领域，检察机关的承办人对于法律问题进行专业判断，但是对于被申请人精神状态的把握，笔者以为，主要还是需要凭借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家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均有助于判断涉案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性，减少承办人的个人主观上的判断。
（四）救济程序
刑诉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一规定区别于普通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考虑到时间紧迫以及案件非讼性质，实际是一审终审。启动复议程序的主体既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一方，也有因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造成损害的被害人一方，法律如此规定较为全面的保护了被申请人一方。
（五）法律监督
第一，加强对公安机关的启动监督。监督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而不启动，类似于立案监督。人民检察规则第54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程序。
第二，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申请书是否符合要求。强制医疗申请书是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书面文书，根据人民检察规则第543条规定，需要对包括管辖在内的八项进行形式审查，进而提高办案效率。
第三，监督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根据人民检察规则第546条之规定，对于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第332条，对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看出，法律没有对公安办理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期限。因此，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于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就显得十分重要。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在审查申请时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可以将启动程序和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一并进行监督。
第四，监督法院审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具体而言，包括是否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指定辩护，有无组成合议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拟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检察院在庭审中发表意见等等。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3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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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革现行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调查与思考》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7、《中国审判制度研究》叶青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15页、第216页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4
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定义，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为“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不经检察官、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简易程序（SummaryJurisdiction）系指由一个法官或治安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问被告人的审判。”上述两大权威的法律词典都将简易程序界定为一种审判程序的简化。
随着刑事简易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定义。有的认为，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是指在一审程序中，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的一种比普通程序更为简便、迅速的审判程序。该程序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观点侧重于阐述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种类，以及其简便、快捷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判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这一观点将简易程序确定为一种审判程序，并指出简化审判程序包括简化和省略两种形式。另有人指出，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层次性相对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是相对于完善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一般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和相对于现实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该观点不局限于审判程序的简化，而是着眼于整个刑事诉讼结构，呈现了一个动态、立体的简易程序。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内容，但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刑事普通程序而言的。要想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准确的界定，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刑事普通程序。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完整的刑事普通程序应当包括立案、侦查、审查、提起公诉、审判及执行等程序，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普通程序就是指刑事审判普通程序。与此相对应，简易程序在广义上是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而在狭义上则特指各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对刑事一审程序的一些环节或步骤予以适当简化，从而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随着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研究不断深入，仅仅讨论审判程序的简化已经不能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求，因此，对刑事简易程序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缺陷分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的一元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一元结构的刑事简易程序。1996年，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联合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06年3月14日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增加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对于该程序能否视为另一种简易程序，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适当简化审理，不是创设一种新的程序，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框架内，针对被告人认罪这一事实，在审理方式上的适当灵活。因此，该程序并不是另外一种刑事简易程序。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都只是对普通审判程序某些环节的简化，并未完全从普通程序中脱离出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仍然是一元的。我国简易程序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不利于针对案件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造成无论案件性质轻重，都是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而在刑事案件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同样是轻微案件，其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其一律使用同样的程序审理，不符合案件分流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
1.未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建议权，即当事人有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的权利；二是程序否决权，即当司法机关提议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同意适用或拒绝适用的权利。三是程序变更权，即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如果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会对自己不利，有权要求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项权利，才能说拥有完整的程序选择权，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即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建议权，也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在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由人民法院决定。据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既有程序建议权，也有程序否决权。而被告人只有在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议后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即被告人只享有程序否决权，并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适用简易程序，也就是说，并不享有程序建议权。[8]（p292）在程序变更权方面，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并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这并不等同于被告人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可以自由地撤回自己的建议或同意。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立法在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方面也是有所缺失的。
2.被告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
在法治发达国家，律师的普遍参与已是刑事诉讼的常态，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文化和律师执业风险等因素，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而据有关资料显示，辩护律师参与刑事简易程序的比例比普通程序还要低得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仅限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案件轻微，不可能被判处死刑，且对被告人盲、聋、哑人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因而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无法适用强制辩护。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6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只需在开庭审理前将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即可。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即使聘请了律师，也可能缺乏辩护人的出庭辩护。
被告人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时其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再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不仅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很可能会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清楚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实际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
3.公诉人可以不出庭导致的问题。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又进一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可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公诉人必须出庭外，其他案件公诉人都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多数情况下并不派员出庭，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
首先，它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动摇。“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
这是维持简易审判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证。”公诉人不出庭支持公诉，控辩审三方的互相交涉变成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对抗，法官事实上不得不同时充当审判者和公诉人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从而失去了中立性，难以保证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做出裁判，其裁判结果难以保证公正性。其次，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法院的审判活动缺乏监督，容易导致审判的任意性，背离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4.程序利用收益权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有限性。
程序利用收益权是指被告人放弃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从而得到的某些从轻或者减轻的“好处”。程序利用收益权制度使得国家权力和被告利益之间得以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幅度，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予以明确规定，这样一方面导致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由于每个法官从轻处罚的幅度不同，量刑上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差距，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另一方面被告人、辩护人对自己选择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而获得量刑“折扣”的预期也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没有将自愿认罪与从轻处罚必然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再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可能判处缓刑”是刑事简易程序的排除条件，但由于缓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简易程序一般不适用于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因此，一些罪行不重且自愿认罪并选择简易程序的被告人不能相应地获得最轻刑罚。最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决定适用刑事简易程序时，很少书面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在判决书上，对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而得到从轻处罚的事项也没有做相关的记载。
三、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的构建。
正如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普通程序而言，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一元化刑事简易程序而言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只规定了一种，无论案件性质如何，都只能适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此即一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而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指一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与层次性，按照犯罪性质、罪行轻重、证据掌握程度的不同分别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简易程序，且不只是单纯的简化审判程序，而是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全盘考虑。目前，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正如人类文明的发展趋于多元化一样，刑事简易程序也不可能仅仅遵循一种模式，因此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不应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应该开放和多元。
（一）设立处理微罪案件的中国式处罚令程序。
1.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轻微简单的案件来说，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显得过于繁琐，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轻微刑事案件占到了我国刑事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轻微案件从现行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中分流出来，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速决命令程序———中国式的处罚令程序来进行处理。
2.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可行性。
首先，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都在纷纷进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同。而处罚令程序便是由检察机关在时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开始的。因此，量刑建议的试行无疑为设立和试行处罚令程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处罚令程序本身易于操作，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特殊的司法职业技能，我国现有的司法人员完全能够胜任其程序的实施。最后，我国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制定颁布过《处刑命令暂行条例》，实施过类似处罚令程序的刑事诉讼程序。尽管我国现有国情和诉讼制度已和当时不同，但在构建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时，设置处罚令程序应该说在法律文化上不会有太大障碍。
3.中国式处罚令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处罚令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适用处罚令程序的案件范围上，我国的处罚令程序应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立案后不需要作过多侦查取证，最终量刑为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初犯，处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应对其宣告缓刑，并适用处罚令程序。
（2）处罚令程序的启动。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的基础上，向人民法院提交包括案件事实及所有证据和量刑建议在内的书面申请。对于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未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被告人、辩护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书面申请。
（3）处罚令程序的审理。
处罚令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检察院的处罚令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应在10日内参考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签发处罚令；经审查认为不宜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将其转为适用其他诉讼程序。
（4）接收处罚令后的法律后果。
一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对处罚令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在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后，处罚令即生效，可依据处罚令对被告人执行相关刑罚。二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处罚令生效，可直接作为刑罚执行的依据。三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提出异议，则处罚令自动失效，人民法院应确定审判期日，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二）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
1.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依据。
犯罪按照罪行的轻重可划分为微罪、轻重和重罪三种形式，虽然国际人权公约中明确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是，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来说，在被告人已经对被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公诉人失去了相对抗的对方，庭审对抗失去了前提，庭审成为既无对抗必要亦无对抗条件的场所，此时已没有完全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必要，因此，在设立处罚令程序以处理微罪案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应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有别于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程序。
2.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思路及其理由。
就具体思路而言，笔者认为可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以此为基础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之所以作如此设想，理由如下：首先，现行简易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也就是说，现行简易程序也是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的，其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性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次，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均是立足于庭审简化，而且就程序的具体规定而言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将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最后，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均存在一些弊端，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分流效果不明显，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适用范围虽有所宽泛，却突破了现有立法的框架，而且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无序与随意。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既能克服两种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弊端，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法律依据的问题，又能保证清晰、统一的刑事诉讼程序框架。
3.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
延续现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并加以补充，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确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但对于被告人系聋、盲、哑人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外国人犯罪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程序审理的，无辩护人参加的，以及其他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审程序。
（2）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对于应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而人民检察院不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的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也可以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应简易审程序的请求。
（3）增设审前快速移送程序。
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认罪就应当立即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如果符合适用简易审程序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在征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同意后提讼。适用审前快速移送程序，可有效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并提高诉讼效率。
（4）增设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书面建议时，应当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这样要求既能促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更加谨慎细致，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又能使被告人对检察院的意见有充分的了解，从而确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5）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审判组织。
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由一名法官组成独任庭进行审理；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6）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庭前准备阶段。
①告知被告人权利、义务。
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应当一并将书面的权利义务通知书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并对其作必要的解释。②庭前证据展示。
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简易审程序前，应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在庭前证据展示中，控、辩双方必须出示各自所持有的全部证据。庭前证据展示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据证据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现象，是实现各诉讼主体间信息对称，保障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③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证据展示完毕后，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及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并将其回答如实记录在案，以作为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依据之一。④对适用简易审程序的审查决定。
对于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完毕后，应向独任庭或合议庭提交书面意见，由独任庭或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三）建立有限的辩诉交易程序。
1.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必要性。
首先，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行辩诉交易可以缩短破案周期，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缩短法庭审判时间，在刑事案件数量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今天，辩诉交易以其所具有的简便性和快捷性，在迅速解决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辩诉交易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在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特别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赔偿，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受到的物质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能得到赔偿，并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因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难以实际获得赔偿。辩诉交易不仅可以让被害人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尽快获得赔偿，而且有利于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尽心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最后，辩诉交易有利于增强我国诉讼的民主性。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当事人双方均难以对简易程序的适用发挥影响力。辩诉交易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权，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民主性显然增强。
2.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可行性。
首先，辩诉交易的建立在我国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我国长期实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辩诉交易从本质上讲就是将这一刑事政策法定化，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辩诉交易的建立是以当事人诉讼地位对等，享有充分的处分权，法官处于中立状态为基础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加强了法官的中立性，从而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最后，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理念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正观念逐渐由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观转变，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能够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因此，辩诉交易的建立并非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人们观念转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
3.辩诉交易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应该为证据确实但欠充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
（2）辩诉交易的启动。
对于符合辩诉交易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均可向对方提出交易的意向，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开始就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不能够直接参与，但应享有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检察机关要告知被害人进行交易的法律后果，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3）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指控并积极赔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检察官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降低或减少指控事项，承诺向法官建议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但不得彻底放弃指控或者作出不的决定，减轻刑罚的幅度也应限制在法定刑的三分之一以内。
（4）辩诉交易的法庭审查。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人向法院提交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通过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对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被告人的认罪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的明知、明智和自愿。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5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量刑答辩
量刑答辩制是指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在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的幅度上，控方享有量刑建议权，而辩方享有量刑答辩权。从这个定义看，量刑答辩制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量刑的建议权，也就是求刑权，指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的同时，提出较为具体量刑意见的权力，系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和执行方式等提出建议。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二是量刑的答辩权或异议权，由辩护人、被告人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的内容进行答辩，也：可以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建议。量刑建议权与量刑答辩权系公诉权与辩护权的必然延伸。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量刑普遍存在不平衡性，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在分则条文中对各罪分档过粗，而造成法定刑幅度过大；刑罚标准过于宽泛，必然导致量刑的不稳定性和不一致性。且量刑弹性条款过多，使法官难以把握。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具有不稳定性。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法官自身的素质、个人经历、专业素养、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同或相似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及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理解、判断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量刑幅度、尺度不一的情况存在。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我国立法的缺位，均是参照成年人的量刑标准在执行；未成年人又有着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量刑的弹性更大；在犯罪原因上，不仅有未成年被告人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及家庭的原因；审理及处理宗旨是以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为主，惩罚仅仅是辅助手段，因此量刑时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多。
对未成年人犯的量刑，还有一种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量刑轻缓化夹出。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在2003―2005年三年统计数据显示，所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共计有347件856人，其中未成年人犯有464人；在这464人中，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单处罚金、免于刑事处罚等非监禁刑的共计187人，占未成年人犯的40．3％。从这些数据看，当然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轻缓化的特点，以及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宗旨，但怎样把握适用非监禁刑的标准，掌握好量刑的度，以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仍然是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在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意见。
一、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
(一)意义。量刑答辩制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程序上，没有经过辩论程序而直接予以判决是不合法的。量刑答辩作为对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量刑答辩制度的实行是给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实际上增设了一个相对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下，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对自己罪行危害性的认识，和对法院判决的理解与服从，有利于改造，也充分保障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因素具有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以及从轻或者减轻裁决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因此，全面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影响很大。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官对案件的处罚是中立而消极的，必须经控辩双方充分陈述、辩论，在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综合情况基础上，才能做出对被告人恰当的判决，庭审中只有设立量刑答辩，才能促使控辩双方对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将社会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理由来展开辩论，支撑自己的控、辩理由。法官就能从双方的意见中获取对未成年被告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既防止了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味地惩罚，又防止了轻刑化的滥用所导致的量刑不当。
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被告人在量刑时，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较多，非监禁刑的适用对未成年被告人较为普遍。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在适用缓刑条件上，它不仅仅需要被告人本人所具备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或者酌定从轻情节，比如偶犯、初犯、没有恶习、受人邀约、引诱、案发后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被害人予以谅解等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还必须要具备应有的管教监护条件，而且管教监护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好与不好，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上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就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为了让未成年被告人能够适用非监禁刑，而提供不实的管教条件，甚至提供一些虚假的证明，以使法官相信该未成年被告人具备相应管教条件而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笔者不否认家长给法院提供这些管教条件是基于积极的态度以及其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走上正道的动机，但不一定对被告人矫治有利，由于是法院单方进行审查，仅停留在书面上，缺乏一个相互辩论的程序，这也有悖于程序公正。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需要进行量刑答辩，这也是立法精神的体现。200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于刑事处罚的。”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等适用刑罚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上述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在适用非监禁刑上实行刑罚建议。笔者认为，提出刑罚建议，并向法庭提供书面材料，其最终是要
法庭采纳或确认其真实性，因此必然要适用量刑答辩。
(三)关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判处罚金刑的问题，一直以来对其如何体现平等性以及量刑幅度与经济状况的一致性，颇有争议。依照刑法的规定，罚金刑并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但对于如何适用罚金刑、如何确定罚金刑数额等，立法没有限制性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将未成年人的罚金数额的起点与成年人相比，降低了500元(成年人是1000元)。但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个角度讲，在经济上是没有独立的，没有履行能力。无疑，缴纳罚金的担子就落在了其父母的身上。大多数未成年刑事案件是侵犯财产类的案件，抢劫案和盗窃案占了未成年犯罪80％以上的比例，故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刑相当普遍。但审判实践中却很少考虑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财产状况，仅比照比成年被告人的罚金数额而主观判决，随意性相当大，难以体现刑罚与经济状况相统一。更严重的是，相同数额的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被告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也就是罚金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最大的弊端――不平等性。因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尽相同，经济承受能力可能相差很大。同样是一万元罚金，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可能如九牛一毛，无关紧要，而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则意味着要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事实上也出现了同样犯罪情节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对同等额的罚金刑实际感受的痛苦出现极大悬殊，这样也显失公平的。
量刑答辩制度可以从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能纠正控辩双方只注重查清案件事实而不关心其家庭财产状况，促使控辩双方针对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收集证据，通过对罚金刑的量刑建议和辩论，让法官做出公正而合理的判决。
二、量刑答辩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也是可行的
(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对量刑建议的态度不一，如英国认为量刑权是法官的专有权力，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是法官和犯人之间的事，控方的任务只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而无权建议处以何种刑罚。美国则不同，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控方有量刑建议权，但量刑建议却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达成辩诉交易的情况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往往就是最后的宣告刑。
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普遍，如在日本，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理。“求刑”指请求量刑，一般要求有具体的刑名、刑期、金额、没收物、价格等的明示，这是日本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早已被确定下来的诉讼惯例，既是检察官的权利，又是检察官的义务。而在德国，检察官在审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对刑罚的建议，尤其体现在其处罚令程序中。德国的处罚令程序是一种处理简单、轻微案件的简易审判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即“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询问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提出了申请就是提出了公诉。”处罚令程序中的申请书要载明案件事实以及所请求裁定的刑罚种类及罚金数额。
纵观各国对量刑建议的做法，虽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量刑建议一般都在法庭上提出(德国的“处罚令申请”例外)；(2)控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仅仅是一种建议，不对法官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3)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我国为抗诉)。
(二)量刑建议权具有其法理依据。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诉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其内容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请求法院对其的犯罪予以确认，行使的是定罪请求权；二是请求法院在确认犯罪成立的基础上，请求予以刑罚处罚，即量刑建议权(求刑权)。长期以来，公诉人在行使公诉权时，只注重行使定罪请求权，对于量刑问题完全付诸法院，而没有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公诉权。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公诉权，是一种有缺陷的公诉权。
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一条是关于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的条件和如何提起公诉的规定，而其中就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提起公诉的条件。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条规定的一个方面就是法庭辩论。根据这条规定法庭辩论是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围绕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等，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各自意见和进行互相辩论。这些法律条文为公诉人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享有量刑答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适用的有利条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适用量刑答辩制上，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确立了强制辩护制度，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律师的出庭率高，为100％，这就为适用量刑答辩提供了程序和制度上的保障，让被告人方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控诉方的指控。
未成年刑事案件在审判原则、程序和实体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重在教育挽救。教育挽救为主的宗旨贯穿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始终，故法庭辩论还应涉及到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什么样的处罚对教育挽救更为有利，控辩双方的对立性和抗争性就没有普通刑事案件那样强烈，其对量刑进行答辩的目的容易得到统一，辩论的焦点也将会围绕怎样处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最为有利，以及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种类的理由等等，特别是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问题上，更能体现量刑答辩的优越性。故在“涉少”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对抗，对抗性的强弱服从和服务于保护少年，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罪人的共同任务。法官的地位是主导性的，其行为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的。故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制是有必要且可行的。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答辩所有在的问题以及尚需完善之处
(一)量刑答辩制度怎样在未成年人刑事“暂缓判决”制度中得以体现
“暂缓判决”制度使刑事案件的审与判相分离。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经庭审以后只能确定案件的事实及性质，在判决之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考察对于法官量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庭审中的量刑答辩似乎显得没有必要。怎样将两者作有机的结合，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只要分清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与量刑建议权、量刑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量刑答辩的意见是对法官的裁决提供一种参考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受量
刑答辩意见的限制，量刑答辩的意见是控辩双方对量刑的一种建议，并无法定的效力，也并不妨碍法官正确适用刑罚，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法官既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而“涉少”案件中的暂缓判决案件，由于其程序的特殊性，庭审中量刑答辩仍可进行，而且控辩双方均可对该案件是否进行暂缓判决、暂缓判决考察期满后的刑罚适用提出量刑的建议和量刑的辩论，法官可以将双方的意见作为是否对该案适用暂缓判决的参考意见，在暂缓判决的考察期结束后，法官可在综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基础上，结合暂缓判决考察期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表现作出量刑裁决。
(二)量刑的具体意见可否由辩护人在法庭上先于公诉人提出来，即量刑建议的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
公诉意见中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后，如果法官不采纳，会造成公诉人处于尴尬的处境；担心由于推行量刑建议而加大工作量；担心量刑建议会干涉审判权而引起法官的反感等等。是否公诉人没有量刑建议，辩护人的量刑辩护就没有针对性?就笔者所在法院少年庭对“涉少”案件适用量刑答辩的具体情况看，首先庭审活动是由审判长在驾驭，在公诉人没有具体提出量刑建议的时候，审判长可以要求公诉人“就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如果公诉人消极对待，法庭完全可以让辩护人就具体量刑发表意见后，再征求公诉人对辩护人量刑的意见。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因此量刑建议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公诉人，在顺序上由谁先提出都是可行的，不能因为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辩护人就没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那是公诉人自己放弃了其具体量刑建议的行使权。从总的程序来说，检察机关在书中已载明适用的刑法条款，即使公诉人消极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仍然也具有针对性。
(三)控方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
量刑建议的时间到底在何时较合理。司法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时间越提前，辩护方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越好，因此提议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就提出量刑建议，其具体的量刑意见既可以在书中进行具体表述，也可以以书面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就随卷移送到法院，辩护方就能尽早为被告人的量刑辩护做好充分的准备。笔者认为，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而灵活掌握。例如简易程序的案件，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就可以在时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而对于普通程序的案件则完全可以在庭审辩论时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