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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技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设计色彩艺术设计表现方法
在现代艺术设计专业与产品设计、包装中色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设计产品造型、图案纹样、材料加工一样，是产品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不同的产品设计本身就包括了不同色彩的设计。而设计色彩与绘画写生色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绘画写生色彩是以光照作用下产生的色彩变化为主、对表现物体瞬间引起变化的色彩进行敏锐的捕捉，真实地再现自然物象，绘画者的科学认识与观察是表现写生色彩的正确方式。设计色彩则以绘画写生色彩为基础，根据设计专业的特点和要求，运用色彩归纳、概括、提炼等手段，表现物体之空间，它更注重和强调物象的形式美感以及色彩的对比协调关系，培养设计者表现色彩的能力。绘画色彩是感性的、客观的、空间的、真实的，而设计色彩则是理性的、主观的、平面的。这就要求进行色彩学习时，要有侧重地做写生练习。设计色彩将视觉中观察到的色彩经过有目的地筛选、梳理、提炼、变化体现出来。设计色彩是绘画写生色彩与设计用色之间结合的桥梁，是以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及表现能力为主旨，经过绘画写生色彩训练，在具备正确观察和认识色彩的前提下，进入设计色彩表现方法的学习是从事艺术设计色彩的必经之路。
一、设计色彩的特征
设计色彩是艺术设计专业一门基础课程，它对现代艺术设计专业如广告、插图、标志、设计、建筑外观、服装设计有着重要作用。它在美化生活、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提供了精神上的享受，因此色彩的协调与正确运用是产品成功走向市场的保证。正是由于色彩的特殊性，在绘画写生色彩中可以有个人喜好来运用和表现色彩，而在设计色彩中则不允许有明显的个人偏好。当人的审美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时，设计色彩也在随着时代而不断创新，并要符合时代性与环境、地域等不同的审美要求。同时强调以实用为前提，注重大众接受为目的，其要求色彩效果明确、清晰、单纯。设计色彩在绘画写生色彩的基础上通过高度概括、提炼、归纳等手段，夸张变化地表现出来。它不受光源色、环境色、固有色的影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满足于自然中客观变化的色彩，而要灵活地调配出比现实生活更理想的色彩，表现出更高境界的色彩。这就要求设计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色彩的控制能力，同时具备较高的个人审美艺术修养。
二、设计色彩的配色
艺术设计作品的造型以写实和变形为主。写实是指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物象特征；变形是在不背离物象的基础特征以及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根据设计者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感受对物象进行概括、简化，改变其表现物象的外在形式，将“自然”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它是对自然物象“形”的美化过程。“变形”是依据不同对象特征所进行的变形，是自然物象的升华。“写实”与“变形”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视觉的需要促使着形的变化，有韵味、意味、趣味的“变形”也满足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而设计色彩主要以表现平面、单纯、秩序的形式为了。在艺术设计中出现的形象，无论是二维形象还是三维形象，在构图上都处于平面状态；而物象色彩多采用单纯的颜色，使形象具有审美感染力和表现力，形成画面效果所具有的秩序感、韵律感、节奏感。这些形式设计者一般采用重复、渐变、放射、对比、统一等法则来体现，最终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设计色彩配色原理，艺术设备者设计色彩时在颜色选择上可以丰富多彩，也可以只选几个颜色，甚至用一种颜色来表现。设计色彩作品之所以打动人，不在于色彩是否强烈，而是色彩的丰富变化上。即使用一种颜色通过黑、白、灰变化其明度或纯度，作出等级色组成的画面，使画面效果产生秩序感、节奏感。设计色彩的配色，要求色彩的形式和内容应该冷暖对比协调统一，通过形与色的结合来实现色彩传递和表达感情的目的。不同表现主题具有不同的韵律，不同的色调可以给人不同的美感。设计色彩的调和方法主要包括同类色调配、类似色调配、邻近色调配、对比色调配、互补色调配等。
三、设计色彩的表现方法
1.变换环境、物象引起的色彩变化学习：任何物体的色彩面貌呈现都是与周围色彩比较的结果，它是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的综合体现。通过练习可以使学生直接而生动地认识局部与整体色彩的关系，从中发现并掌握一些变化规律与表现形式，为日后理性地运用色彩语言表达设计思想奠定有力的基础。要求对一组静物进行写实色彩写生，然后变换静物组合。如：a.变换光源色（由日光变为白炽灯等）；b.变换少量物体；c．变换和拆除静物组合的部分衬布等，使该组静物产生局部变化。最后将前后几张作品对照，从中感悟局部色彩变化所带来的整体色彩变化。在此基础上，为了更进一步地提高对色彩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的把握，以及自由运用色彩语言的能力，可以继续进行色彩组合默写训练、变调训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设计色彩知识。2.色彩归纳表现：通过掌握对自然色彩的分析、概括与提炼，从中了解如何将画面由三维向二维方向转化的方法，了解由写实表现形式向设计表现形式转化的过程。也便于更加理性地用色，为日后走向设计工作奠定基础。在写实的基础上，对同一景物、风景、花卉进行色彩归纳，并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实践。由于客观物象的色彩千变万化，因此在做这一练习时，先画一幅写实性色彩作业，然后再完成两幅不同处理方法的归纳色彩写生作业。色彩归纳训练，是沟通写实与装饰色彩画法的有效措施。归纳色彩写生同样重视色彩感受中的第一印象，只是更进一步地表现对象色彩的本质特征。其表现形式的不同之处是，归纳色彩写生是在排除了光色影响下的色彩作去伪存真的处理，有意识地追求平面化的画面效果。
归纳色彩写生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在保持原有光色关系的基础上，将几种邻近距离范围内的近似色都转化成它们的平均值色，以平均值来代替它们，尽量以平涂式处理，但并不是将对象单纯地用固有色来代替。二是在保持写生物象色调特征下，加强对色彩的主观处理，作必要而适度的夸张，如加强色线的曲直对比、色彩分布的疏密对比等。丰富的景物组合适宜作为写生对象，处理画面的方法除以平涂色块，还可以勾线填色，或对局部进行繁化处理等。同时还应注意色块之间的着色边线必须肯定、明确，颜色在色块内一般不能渐变、渗化等变化。
3.色彩的装饰性表现：要求这一环节是继“色彩的归纳训练”之后的又一个培养具备设计思维能力和设计表达手段的重要命题，它分别以风景、花卉、人物为对象进行装饰色彩的技法练习。以主观性为主，以美化画面为核心，运用归纳、变色、象征等表现手法，讲究色彩自身的韵律效果。装饰性色彩表现是印象派和现代画派画家常用的手法，如高更、劳特里克等。练习应循序渐进，由归纳写生开始过渡，在色彩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强调其装饰性，将形体与色块较大程度地整化。第二步可以尝试“限制用色”的方法，达到以一当十的目的，只用数种色彩根据不同搭配形式，产生各种不同的色彩样式。第三步“借用色彩”，吸收古今中外优秀装饰作品的手法，尤其是装饰绘画和图案设计的主要手法。与色彩同样重要的还有体现色彩效应的描绘手法如色点缀，勾线描边、渐变、间隔色块等可以增强画面色彩的丰富性与装饰性，使画面色彩呈现出循序感，从而色彩效果达到调和。
4.色彩抽象化表现。要求摆脱视觉对形象直接识别的依赖性，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是设计表达手段的重要环节。使形象与色彩取之自然，逐渐脱离自然，最终又作用于自然。使色彩与形式具有暗示、象征、传递意念的功能。通过一些命题设计（如：激越、和谐、生命等进行锻炼）来完成。学生由于自己的经历、文化背景不同、性格等因素导致命题对其有着不同的心理响应，在进行抽象练习时，根据个人的理解不以任何具体形象为装饰的对象，而运用单纯的点、线、面作为表现的形象，来组成作品的面貌。
5.色彩肌理效果表现。要求选择归纳、装饰、抽象中的一幅作品，在不改变其形的前提下，进行肌理效果的处理。如将水粉纸更换为木板，颜料中加入沙子、木屑、碎玻璃粒、石膏粉等方法以取得很好的质感效果，用油画在画面上运用拓印、渲染、磨擦等技法，使画面达到新的境地。
通过对绘画写生色彩、设计色彩特征的认识，使学生从理论学习到实践练习、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绘画写生色彩的科学观察认识到主观理性地归纳设计色彩。从而培养学生理解与把握色彩、生动表现设计色彩的能力水平，使其掌握不同设计色彩方法在今后从事的不同艺术设计领域中发挥作用，为将来从事的艺术专业正确地使用色彩、设计色彩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冯健亲.色彩.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
[2]马也.色彩基础.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
表现技法论文范文2
城市街道家具的概念有各种各样。在这其中比较准确的如意大利市政协会认为处于公众通行区域的供公众使用的元素成为街道家具，这些街道家具包括垃圾箱，雨篷等。而这一概念的兴起则源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公共艺术萌芽的英国，这一时期人们称之为streetfurniture（直译为“街道的家具”）。而在别的国家如日本，其被称为“步行者道路的家具”或者“道的装置”，也称“街具”，在欧洲被叫作urbanelement（城市配件）。“所有置备于街道的家具设施，所有在城市或聚落里，所有设立在道路的边缘、人行道上，甚至就在道路上的公共设施。”这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卡蒙纳曾经提出的关于街道家具的解释。现在，“街道家具”是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生活道具，它是代表着这座城市文化气韵的浓缩，为城市街道营造出一种家庭的温馨之感，使街道的公共活动区域也可以像室内空间一样让人可以轻松地活动。其概念范围也相对变广，例如电话亭、公交车站、公共座椅、垃圾桶、饮水池、树池等。“街道家具”属于家具的范畴，除了其与室内家具一一对应地呈现在公共空间里以外，它还包涵了人们对于城市家园的美好希望，这样的词语能够给人一种亲切之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重视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它同时也呈现出来室内家具不同的特点，它的存在是从私密空间到公共空间的延续，是街区标志性的重要部分。对于街道家具的分类方法上，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分发。总的来说，街道家具分为九大类。
2艺术表现手法在街道家具设计中的体现
美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哈普林（Halprin）曾说：“一个都市对其都市景观的重视与否，可以从它所设置的街道桌椅的品质和数量上看出来。”对于景观设计上来说，街道家具的重要性不会小于公园和广场，它的有无、多少以及品质的好坏等都会对城市景观造成影响，也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整体形象。近年来，各大城市都明显更加注重城市景观的塑造，将其列入市政建设目标。街道家具作为视觉上和文化上的标识性存在，是不同时期城市街道环境中公共的文化理念和功能性设计的复合载体，是表达一座公共文化和城市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艺术角度上来说，它是公共艺术与城市生活相融合的体现。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设计语言可分为符号化表现、形式美表现和艺术性表现三方面。
2.1符号化表现
人的思维过程或者说是符号形成的过程是先认识事物表象，再通过大脑把表现录入形成概念，而后将源自生活的经验与形成的概念加以巩固。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信息传递中介和认识新的事物的简化手段的角色。街道家具通过设计过程中的材料、色彩、造型等进行一定形式的编排，对这些元素进行加工整合，转化成便于识别的符号，来演绎符号化，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不同的材料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材料作为城市家具的“肌肉”，让家具的形态更加丰富，呈现给人多样的视觉感受。而在色彩上来说（图3），色彩是城市家具的“外衣”，反映了这一区域的性格，可以首先引起人们的视觉感知，影响人们心情。造型方面，它是城市家具的“骨架”，能使人在户外活动时重新审视生活。这样成为直接或间接向公众揭示其内在文化脉络与时代风格符号，运用各自独特的符号化方式，引起公众的好感，产生文化和心理上的共鸣，体现特有的亲合力。
2.2形式美表现
“美”的原则是贯穿于设计本身的。而街道家具在满足实用性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美的加工来提高其艺术属性。形式美的规律与审美观念是不同的，形式美应该更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特征，而审美观念则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它会因时间、地区和民族的不同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在设计过程中，街道家具通过材料上、空间上的变化形成自身的形式美规律。
2.3艺术性表现
虽然街道家具设计属于环境艺术的美学范畴，但也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环艺景观的美观方面，因为与设计不同，艺术往往带有很浓厚的文化色彩。设计师将艺术与设计相结合，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艺术为理性设计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比如一开始的立体艺术到超现实艺术再到风格派和构成主义，以及后来兴起的波普艺术、极简艺术、大地艺术等，这其中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成为设计师们可以利用的设计语言和表达形式。它通过象征、秩序、夸张等特有的手法给人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向人们传递当地的风俗人情和特有气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艺术中来，更近距离地欣赏艺术、接触艺术。例如德国法兰克福的地铁站入口，在满足了使用功能以外，它又是一件公共艺术品，使之成为当地街区的地标，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再如，日本艺术家安田侃（KanYasuda）的作品《妙梦（keyofdrea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品给观众提出了一个思考，从洞中看到的前方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这也体现了艺术的无边张力，展现出街道家具通过艺术性表现展现出的独特魅力。街道家具作为人与空间的纽带，应该不仅给人们带来生活的便捷，还应更让人们在使用中下意识地感受一种舒适，并在舒适的愉悦中实现对美的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3艺术表现手法对街道家具设计的启示
有人说判断城市是否进步的标志不在那些显而易见的高楼大厦，不在公园广场，而体现在小细节上，一个垃圾桶、一个指向牌、一座公交站才能真切地反映出来这座城市的品位、文化和气质。街道家具的使命如果仅仅是满足简单的功能属性，那这个城市就会变得索然无趣。它应该是像公共艺术品一样可以向人们传递思想和能量，它的艺术表现存在于设计师对美的追求和大众的精神需求之中。不同的场合配以不同风格的街道家具，使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影响街区的整体风格定位，体现空间的文化气质。上海的街道家具设计虽然教欧洲有些国家起步较晚，但是借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机遇，南京路进行了悄然改变（图7）。包括路灯、座椅、售卖亭、雕塑小品、广告招牌等都进行了系统的改进，使整体风格更加强烈，在传统的基础上又不失国际都市的现代气息，让游客感受到来自上海这座城市的友好以及细致入微的关怀。所以在街道家具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和艺术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关心人、服务人的理念，在保证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愉悦，形成文化的创新与传承，让设计和艺术无处不在。让人们在休息活动的同时，透过街道设计这个小窗口，寻得这座城市成长的足迹。
表现技法论文范文3
我国音乐界及相对有限的听众群是近30年才真正接触西方20世纪“新音乐”的。这个曾一度被视作“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触发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技法、形态、风格的多样化变革，并引动了作曲教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及音乐批评学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变化。伴随这种变革和变化的，同样是对“新音乐”作品及其美学理论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议。从1981年5月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创作评奖（其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罗京京的《钢琴与乐队》在稍有争议后获鼓励奖），到2008年5月上海之春“海上新梦”新作品音乐会，在这整整27年间，多次全国性的音乐作品评奖，难以计数的创作研讨会及现代音乐节，无不贯穿同一个争议的主题――20世纪“新音乐”的价值评判。尽管其间有不少中外学者及作曲家本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述可作参考，但却缺少能在“要害”问题上（“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作出全面、系统、深入剖析和研究的著作。
叶松荣的博士论文《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①，观点鲜明而又单刀直入地直指“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针对这一“症结”，透过大多数“新音乐”作品背离传统、失去听众的表象，从音乐文化发展、哲学－艺术思潮嬗变、音乐风格流派转型、音乐结构与技法变异、音乐创作与听众需求错位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和表现技术层面的全面观照和深入剖析。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新音乐”的历史成因和与生俱来的弱点（局限性），作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解读：
首先是论文主导思想上凸显客观性。为避免两种对待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的极端态度（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作者则以辩证的双重立场评判“新音乐”的创新活动，认为，“新音乐”创新异化是一个本质事实（因此失去可听性，绝大部分作品失去民族特色赖以存在的基础），“新音乐”创新异化又不可避免，它虽然与受众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新音乐”创新是受当时文化思潮驱动，也是艺术创作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有必要从“新音乐”的创新观念和作曲新技法运用层面上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由此决定了“新音乐”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作者全方位分析了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艺术因素，清晰地勾勒出“新音乐”形成的历史轨迹。论文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精神世界带来巨大伤痛的覆盖性论述，为“新音乐”首先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和战败国）崛起，提出了推论的依据；从音乐最易于与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相结合的美学特征出发，阐明了源于文学（诗歌）与姊妹艺术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可避免地对“新音乐”艺术观念形成的影响；将西方19世纪主流音乐（浪漫乐派）中的非主流因素，从美学观念（以“数理逻辑”和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为代表）和表现技法（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斯克里亚宾、德彪西等人的某些作品为代表）两个方面作了梳理，论述了非主流因素向主流因素转向的内外动因，特别指出20世纪初、中期一大批作曲家“强势群体”的存在，主导了“新音乐”的走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新音乐”构建的理论基础、技法运用、音乐语言和审美效应的误区。其中对“新音乐”代表人物勋伯格“不谐和音的解放”及约翰・凯奇“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的核心论点，作了多维度的分辨，从而追寻“新音乐”音响效果近似雷同、形式怪异的理论根基。指出作曲技法频繁更替、极端个性化以及音乐语言弱化民族特性，造成音乐文化生态的紊乱和毁坏，最终导致创新效果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失衡，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的链接断裂。
其次，论文通篇贯穿着理论思辨的思维范式并直面具体的“新音乐”作品研究。我们认为，一部成熟的音乐学博士论文，一定是理论研究与音乐本体分析之和谐的融合，特别是涉及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仅仅有理论研究是抽象的、空洞的，也是不全面的。仅仅有作曲技术分析是盲目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作者一方面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过程中，“新音乐”作曲家们在其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外延与内涵、作品与听众、有序与无序、无序与有序、刺耳与悦耳、破碎与连贯简单地对立，而造成的断裂与失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辨阐释。另一方面，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具体总结出大多数“新音乐”代表作技法创新“失度”的四种表现：①有序有余，无序不足（如音高序列、整体序列）；②无序有余，有序不足（如音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③刺耳有余，悦耳不足（奇异音响、喧嚣音响）；④破碎有余，连贯不足（指旋律形态）。在这里，作者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主要是以“新音乐”作品表现出的审美情感与作曲新技法是否运用适度、得当这一标准来评判“新音乐”作品创作的得与失。并深刻地揭示了“新音乐”大多作品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被消解、作品中的情感张力和内在活力被削弱的现象，指出“新音乐”大多作品背离了“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的辩证法之规律，显然是造成“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之症结。从而有助于人们去真正触摸“新音乐”的质地。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以为，这篇博士论文才蕴涵了它独特的价值。
第三，论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人的视野”。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作者十几年前在音乐学界首先提出的，也是作者首先加以实践尝试的。我们以为，这一视角的创新，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能否出原创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论文从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观、价值观及无形负载的学术研究使命，去观察、分析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认知及音乐文化建设有各种不同关系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其中，与之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当代音乐创作观念与技法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告别调性、无调性之后，音乐极端个性化之后，音乐创新是否应有前提，音乐创新是否必然失去“可听性”等等。面对这些争议不休、难以统一作曲家与听众立场的问题，作者并不满足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是更满足于对“音乐创新本质内涵”问题作深刻的揭示，强调指出“意义”与“价值”是音乐创新本质内涵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提出音乐创新的最终目的：即在音乐创新实践过程中，“优化”是它的最高范畴。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该文衡量或评判“新音乐”创新局限性的核心基点。由此也产生了对某些现代作曲家中已成为创新标准的所谓“无中生有”的反思。在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用专门的篇幅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并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四个方面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即：民族性与国际性，可听性与创新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控制性与自由性。这为中国作曲家吸取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精华，免食其极端化带来的“苦果”，辟出了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作者以“中国人的视野”所取的立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无疑增强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和论点，尽管此前的不少相关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视角如此独特、思维如此敏锐、论述如此全面、剖析如此深入、重点如此突出、语言如此清晰，实难与叶著比肩。
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实践已成为历史，定格在人类音乐文明的创造进程中，它对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是广泛、深远而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部论著在紧扣“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这条主线的同时，能够有一定的篇幅关注20世纪经过时间筛选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及“新维也纳学派”与五六十年代左右形形的先锋派音乐之外的另一批代表性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鲁托斯拉夫斯基、施尼特凯等），以他们“适度”的创新获得的成功，反衬“失度”的误区，从而正面肯定“新音乐”创新随时代变迁、促进艺术进步的历史价值，也许有助于这一研究课题论述内容及观点的全面和深化。
这部著作题献给作者的两位导师：于润洋教授和王耀华教授。两位导师在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及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在给作者以深刻教益和影响的同时，其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睿见也融进这篇论文中。相信作者能在此高起点上，继续深化和拓展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表现技法论文范文4
钢琴作为1件外来乐器进入中国，不可避免的会与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相碰撞，所以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在创作和演奏上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识。本文简单分析了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在旋律、节奏、和声上的特征，依据这些创作特征提出了我对演奏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见解。在演奏中把握民族表现手法，思维上将线性思维与立体思维相结合，技法上将音色技法与传统技法相结合，并且提倡以韵传神，情景交融相结合的音乐表现特色,使作品展示出深刻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特征；演奏方法；意境表现
ABSTRACT
表现技法论文范文5
关键词：工笔花鸟画；传承与发展；艺术形式
一、当代工笔花鸟画发展的基本概况
工笔花鸟画是我国绘画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与体系，工笔花鸟画题材广泛，主要包裹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蔬菜瓜果、室内盆栽、桌椅瓶花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工笔花鸟画在题材、内容、技法、材料、色彩和构图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继承传统工笔花鸟画风格的基础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清代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纵观中国绘画史，自唐代始工笔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五代时经由徐、黄两大流派逐步完善日渐成熟，两宋时期其艺术成就达到了鼎峰，元明清时期走向低谷，虽然在此领域也出现过有所建树的画家，但在整体表现上，题材内容上以及技法构图上都未有所突破和创新。在西方现代观念和时尚文化的冲击下，当代画家们在继承传统工笔花鸟画表现语言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在题材和内容的选取上更为宽泛，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吸取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语言，把油画、水彩及版画技法运用到工笔花鸟画创作中，在用色上更为大胆，注重光与色调的表现和冷暖、明暗关系的对比，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此外在构图上，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们在借鉴传统“折枝”构图法的同时更是吸收了西方现代平面构成元素，在表现写实性的基础上多了几分抽象性和装饰性。
二、当代工笔花鸟画艺术形态的继承与发展
当代工笔花鸟画在继承传统民族文化和审美精神的同时，更是突破了传统绘画模式，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境界，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们在取材方面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对现代文明的表现，此外通过对色彩、材料、构图等形式的表现来表达对客观物象的理解，充满了意境和感染力。
（一）题材和内容的转变
传统工笔花鸟画在题材表现上多以花鸟鱼虫、梅兰竹菊居多，其立意多局限在高洁、富贵、休闲等题材，多直接用来表现自然景物和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具有弄玉的世俗气息。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们为了抒写个人情感，迎合时代潮流，在充分表达个人创作理念的同时，其创作题材和内容更为宽广，他们把许多现代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借鉴油画、版画、水彩和西方现代绘画思想，摆脱对传统题材的束缚。当代工笔花鸟画家郑乃，是大胆革新创作题材内容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擅画传统题材的花鸟鱼虫，梅兰竹菊，还将创作题材拓宽到瓜果、蔬菜、海鲜及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这些简单常见的生活用品频频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增加了浓厚的生活情趣。郑乃珧先生在工笔花鸟画题材的突破，对推动工笔花鸟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些画家借鉴西方绘画及设计构成元素，使画面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现代性。
（二）构图样式的转变
构图在中国画中又称为“经营位置”“章法”“布局”，主要用来表现画面中各客观个体间的主次、穿插、层次、对比、呼应、虚实等之间的关系。在工笔花鸟画中传统构图样式十分重视章法和布局，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构图样式以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由于受到西方现代绘画理念以及西方绘画中点、线、面等构成要素的影响，当代画家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折枝”构图法，构图形式多样，画家们通过对点、线、面等语言要素的巧妙运用与组合，借鉴西方绘画中的明暗、光影、透视、对比、均衡等法则，在遵循传统构图样式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现代绘画及平面设计构成元素，形成新的构图样式，典型的有全景式、化简为繁式及抽象化构图样式，画家们通过对绘画元素的组合、排列、分割等技法形成不同的空间，其画面内容丰富、场面宏大、空间感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三）材料及技法的转变
传统工笔花鸟画的主要材料是毛笔、墨汁、国画颜料以及宣纸和绢，其工具和材料比较单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渗入，当代工笔花鸟画在工具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了重大变革，除宣纸和绢以外，当代画家不断尝试在水彩纸、卡纸、皮纸、棉布等材料上作画。在颜料的选取上更是尝试外来颜料在工笔花鸟画中的运用，如水彩、水粉、丙烯、岩彩等，新材料的使用为当代花鸟画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激发了艺术家们对新题材、新观念、新形式的表现。
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创作技法是勾勒、填色和反复晕染，注重对笔墨的运用，强调笔墨情趣。当今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工笔花鸟画的发展也受到了冲击，新观念、新技术与新材料的变革，推动了画家们对新技法进行探索和创新。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们在继承传统“三矾九染”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绘画等表现形式，形成了拓印法、揉纸法、洗擦法、打磨法、做旧法、喷绘法、拼贴法、点彩法、撞水撞色法等特殊技法，在色彩表现上尤其注重对肌理效果的处理，在增加色彩厚重感的同时又颇具现代感。
（四）色彩观念的转变
色彩在工笔花鸟画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用色讲究“随类赋彩”“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的用色理念，注重墨与色的结合运用，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创作经验和程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笔花鸟画色彩的发展。在当代，由于受到各种文化以及各种绘画形式的影响，工笔花鸟画在色彩的运用上突破了传统设色规律，画家们通过对色彩的冷暖、明暗对比以及光与色的关系来表现画面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并注重对色调的把握来表达画面意境和个人情感，创造出符合时代语言，满足当代人审美需求的色彩表现手法。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们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用色的同时，更是借鉴了民间平涂以及粉彩晕染技法，大胆的用色以及物体平面化效果的处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另一方面当代的工笔花鸟画家们在当前新工具、新材料、新技法等多元化发展状态下，把西方现代色彩构成元素融入到绘画创作中，通过对光学原理的学习和研究，注重色彩冷暖、明暗、调和、对比等之间关系，强调色彩的节奏感与均衡感，以此来表现作品的意境和个人情感，使画面效果和谐统一。
结语：当代工笔花鸟画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寻找与表现当代工笔花鸟画时代美感的同时，不仅要贴近大众生活反映都市文明，更要注重对传统绘画语言的继承和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表现，既要与时俱M又不失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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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诛雅《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工笔花鸟画创作之我见》[D]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2年9月
[3]吕龙《当代工笔花鸟画对宋实之风的继承与发展》[D]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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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技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包世臣；“逆入平出”；“画有中线”说；“逆入”说；“平满”说；“行处皆留，留处皆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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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6-0116-03
引言
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当今学界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金丹的博士论文《包世臣书学的重新审视》、陈晨的硕士论文《包世臣书法品评研究》、包文运的硕士论文《包世臣书学思想及其书法教育理念探微》、蒋怀坦的硕士论文《包世臣书学思想探微》、刘霞的硕士论文《包世臣书学研究》、薛帅杰的硕士论文《包世臣碑学思想广泛传播原因探微》都是关于包世臣的个案研究，重心在于包氏的书学思想，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高的起点和重要的参考及借鉴价值。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屏去模仿，专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势。”（《艺舟双楫・述书上》）“逆入平出”不仅讲究“势”，而且作为一种用笔方法是包世臣笔画“中实”说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艺舟双楫》中，他用大量的笔墨述说其学书过程，同时也体现出钟情于秦汉碑版。故而“中实”说成为主角，“逆入平出”法自然占据着核心地位。理解“逆入平出”关键有四：中锋行笔、藏锋法、“铺”与“裹”、“行”与“留”。以这四方面为切入点，对“逆入平出”说作技法剖析，并论其技巧的美学辩证性。
一、“画有中线”说
包世臣《艺舟双楫》在关于执笔法的论述中曾引用仲瞿王良士的执笔观点：“管须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者，锋乃得中。”（《艺舟双楫-述书上》）又说：“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艺舟双楫・述书上》）在包氏之前虽有阮元论及书分南北，但所谓“帖学”当是在清代晚期之前独树一帜的。右军父子被认为是“中含”与“外拓”两种书风的源泉。包氏认为二王出自汉分秦篆，实暗指“中锋”法为笔画的根基。“中锋”遂成为包氏“中实”说的根本观点，也是“逆入平出”法的重要一环。清周星莲云：“书法在用笔，用笔贵用锋。”（《临池管见》）又言：“因前人指示后学”、“后人摹仿前贤，一知半解”。（《临池管见》）包世臣说：“每以熟纸作书，则其墨皆由两边渐燥，至中一线细如丝发，墨光晶莹异常，纸背状如针画。”（《艺舟双楫述书上》）这里出现了纸张的特指，包氏认为在用“熟纸”书写时可出现“至中一线细如丝发”的效果。此言更应注重“至中”二字，其目的在于中锋用笔。可见“中锋”法无定理相传，承古人言或可意会。周星莲说：“则笔管竖，而笔头已卧，可谓之中锋乎？又或极力把持，收其锋于笔尖之内，贴毫根于纸素之上，如以锄头画字一般。是笔则正矣，中矣，然锋已无矣，尚得谓之锋乎？”（《临池管见》）即中锋须有锋且锋正，非管正能左右。朱履贞认为：“汉人八分书，笔锋中出。”（《书学捷要》）包世臣自己又说：“汉人分法，无不平满。”（《艺舟双楫・述书中》）笪重光也说：“能运中锋，虽败笔亦圆。”（《书筏》）“满”、“圆”与“墨皆由两边渐燥”有别。可见，包世臣的“中锋”观点并无不当，但“至中”一词或言过之。然而，“至中一线细如丝发”与“平满”两种说法又显然不一，或为臆想。其目的在于强调中锋。“中锋”当是保持笔锋在笔画的中间行走，中间一词有其弹性区间，并非“至中”，更不可“锄头画字”，无锋可言。而“逆入平出”之所谓“逆入”，正是在用锋过程中的“藏锋”法。
二、“逆人”说
“逆入”即“藏锋”法。包世臣说：“谓作直画，必笔管逆向上，笔尖亦逆向上。”（《艺舟双楫述书下》）又说：“惟管定而锋转，则逆入平出。”（《艺舟双楫・述书中》）竖画下行，笔管和笔锋逆而向上。所谓“管定”则如周星莲所说：“藏锋、中锋之法，如匠人钻物然，下手之始，四面展动，乃可入木三分；既定之后，则钻已深入，然后持之以正。”（《临池管见》）笔锋恰似刀锋，故“藏锋”为从“逆”到“持之以正”的过程。
所谓“逆”，包世臣说“取逆势也”，又言“下至徐（浩）颜（真卿），益事用逆”。书取逆势历来确被书家所推崇。如《九势》云：“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九势》）唐张怀《论用笔十法》引《翰林密论》之十二种隐笔法有“逆笔”及“逆入倒出”之说，皆取“逆”。用逆主要于点画起笔处，逆有实逆和虚逆，其要在“势”逆，故包氏讲“取逆势也”，“逆”实为一种“势”。正如他自己所说：“故须暗中取势换转笔心也。”（《艺舟双楫述书中》）“暗中取势”乃续藏锋之势。“逆势”又与运指有关。包氏说：“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艺舟双楫・述书中》）且不论包氏执笔法是否合理，“随指环转”即是随锋而转，最终都是归于中锋。从“藏锋”这一动作的过程看，其有实藏与虚藏。实藏就如同虚藏的慢动作回放，将动作做得更明显。着纸回锋、转换笔锋再中锋书写。这一过程关键在转换笔锋，其为“裹”的过程。“裹”，《说文》：“裹，缠也。”《新华字典》：“裹，包，缠绕。”藏锋时的转换笔锋，并非中锋着纸描画一个半圆，而是笔管和笔锋同时逆行，再将笔锋包裹，进而换锋至相反方向。因此，转换笔锋是一个略带搓揉笔锋的“裹毫”过程。藏锋也就包含了裹毫因素。“逆入”说正是在这样的藏锋动作中具备了“逆势”。也就是说从“逆入”到“平出”必先具备“势”，产生“力”。包世臣在赞扬北碑用笔之精深，斥责“未及备法而画已成”时说：“至于作势裹锋，敛墨入内，以求条鬯手足，则一画既不完善，数画更不变化，意恒伤浅，势恒伤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又说：“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词章家之倍犯蝉连，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要不可恃为当家也。”（《艺舟双楫・与吴熙载书》）可见包氏认为裹锋是一种作势发力的方法，目的在于铺毫，并非唾弃裹锋，而是力求中实之故。无“平锋着纸”之铺毫，无法写出足够宽度的笔画，也就不能将秦汉碑刻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三、“平满”说
“平满”说源自包氏所说：“汉人分法，无不平满。”（《艺舟双楫・述书中》）即指篆分的技法特征。包氏云：“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不侧”即中锋。又言：“使毫不裹者，分意也。”（《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不裹”即铺毫。然汉分虽以铺毫为主，亦不失裹毫者，《石门颂》可谓明证。包世臣说：“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也就是说，“平满”以铺毫为之。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铺毫用笔包含着裹锋因素。包氏所说的“墨皆由两边渐燥”实际包含了铺毫与裹毫两种笔法。“裹“是包裹，缠之义，即张怀璀《用笔十法》中“裹束”一法，“裹”使笔毫紧。包氏云：“又晤吴江吴育山子，其言曰：‘吾子书专用笔尖直下，以墨裹锋，不假力于副毫，自以为藏锋内转，只形薄怯。凡下笔顺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少温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也。”（《艺舟双楫-述书上》）包世臣所引“使笔毫平铺纸上”与“此少温篆法”无论正谬，其重点在于不可“不假力于副毫”，做到“下笔顺”而“四面圆足”。不用副毫之力，单用笔尖，这与“万毫齐力”之说显然不合。若铺毫则笔毫散，笔画体量易大，墨湿四面圆足，墨枯则两边渐燥；若裹锋则笔毫聚，笔画体量易小，苍茫凝涩，更近“至中一线细如丝发”和“纸背状如针画”之说。裹毫并不等同笔尖描画，一抹而过，它同样是中锋书写，是通过“裹”使笔毫紧束，让笔毫与纸面增加摩擦力。正如《张迁碑》之浑厚与《石门颂》之苍劲的对照。显然，铺毫与裹毫所呈现的形态、质感、精神都是不同的，这就涉及到“形”“神”问题。在书法的审美中，由于“力”指点画的精神特质，所以应归属于“神”的范畴。“力”体现着一种健康的、生机的、积极的精神面貌，这几乎可以说是书法中“活”与“死”的关键所在。于令涝说：“隶以方正匀称为体，固失因物赋形之妙，然汉隶古拙之气，去篆籀未远，犹存前代骨力，故书法亡在气骨，不在形体。”（《方石书话》）“气”得于“力”。于令涝认为书法最忌无“气”，包世臣的“平满”说也涉及到“气”的问题。“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摄于泓，若气满则是来源极旺，满河走溜，不分中边，一目所及，更无少欠阙处。”（《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气”是流动的，“气满”则“满河走溜，不分中边，一目所及，更无少欠阙处”。这或是对“平满”说的铺毫用笔最为恰当的比喻了。“平”指铺毫用笔，“满”当指“气”。可见，包世臣推崇铺毫的目的在于“气”的体现，而他宣扬的正是秦汉碑刻之“气”。
四、“行处皆留，留处皆行”说
“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撅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艺舟双楫・述书中》）包氏所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不仅就技法而言，实则也包含美学辩证地体现于书法。它通过技法的运用，体现六朝碑拓的阳刚之美，这或是“逆入平出”法所追求的审美效果；它又通过“逆入平出”的艺术技巧，呈现又凝重又流动的美学辩证法于书法之中。
包世臣说：“锋即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是以指得势而锋得力。”（《艺舟双楫・述书中》）指得势实为笔得势。前文说到，藏锋取逆势而笔锋得力。“管转”非“转管”，应为“倒管”，即下行管倒向上，上行管倒向下，左行管倒向右。“倒管”法，即所谓推笔。包世臣言“逐步顿挫”并非着意于提按与速度的调整，所谓“逆入平出，步步崛强”（《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实是推笔法使笔毫与纸面发生摩擦后，导致单笔画内行笔速度变化不一所带来的力量感。这种“力”因逆势显于涩，因毫力显于厚，因倒管推笔而显于重。正如包氏自己所说：“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艺舟双楫・历下笔谭》）这样的笔画是活的，因为笔毫与纸面的对抗，以及书写者精力的贯注。在时间上看，书写者的生命和书写的过程都是前进着的；从空间的角度看，由于书写技法的运用，在笔画中留下了一种“力”的痕迹。此所谓“行处皆留”。推笔法也解决了“墨之所到多笔锋所未到”的问题，是包世臣所向往的“法备而画成”，是北碑留得住笔的重要书写技法。
包世臣说：“若信笔为之，则转卸皆成扁锋，故须暗中取势转换笔心也。”（《艺舟双楫・述书中》）“转卸皆成扁锋”是“撅笔”所致，“暗中取势转换笔心”即是“提锋暗转”。包氏认为，“撅笔”则笔毫失去了明显的运行轨迹。“提锋暗转”即是让起伏、提按作用于转折挑剔之处。它即是为了达到“留处皆行”的技法，又是审美上气势的连贯。于令涝云：“书必有气以贯之，气大而长短大小皆宜。然气非可以劲直为之，须于顿挫起伏处蓄远势，方能咫尺万里。”（《方石书话》）于氏所说的“气”主要是指阳刚之气，这与包世臣推崇的秦汉碑刻之美是吻合的。因此，“提锋暗转”动作虽小，但却是蓄势的重要环节，不可懈怠，正如于氏所讲“气非可以劲直为之”。在这样一种提按的过程中，为了蓄前势而发后势，“提锋暗转”能够调整笔毫至中锋的状态，如此才能顺其势，达到换转笔心和铺毫行笔的目的。这种蓄势的方法既发挥笔毫的物理属性，又能将紧密连结的笔画以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无疑是遵循着“活”的观点，即所谓“留处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