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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分析报告范文1
一、重新定位“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目标
贯彻（教发〔2015〕7号）《指导意见》，应用型本科的课程教学应为生产服务一线培养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具体到“国际投资学”课程，由于“国际投资学”知识主要应用于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就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对“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使学生具备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分析能力
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其国际投资具有不同的动因，相同类型的国际资本的国际投资在投资规模、投资方式与管理风格等方面也往往差异较大，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带动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往往很不相同。因此，要使学生具备国际资本运用能力，就要使学生具备相应科学分析不同投资类型、不同投资主体、不同投资规模、不同投资方式、不同管理风格的国际资本对东道国经济与社会的正负面影响的能力，以满足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人才需要。此外，“国际投资学”知识不仅可以应用于利用外资，还可应用于国际投资，而具备国际投资分析能力是做好国际投资的前提与基础。实践中，国际直接投资分析主要包括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估、跨国经营企业的竞争力分析等；而国际间接（证券）投资分析包括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资金面分析和行业面分析等。因此，使学生具备国际投资分析能力就是要使学生掌握不同方式国际投资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二）使学生具备查阅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
英文信息的能力
做好利用外资与国际投资除了要具备国际资本运用能力与国际投资分析能力外，还要及时掌握国际资本与国际投资方面的充分信息。这要求应用型本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强的获取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信息的能力。实践中，国际资本运用、国际投资决策与管理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比较高，而这些及时的信息大多是英文的，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型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人才就须具备查阅英文相关信息的能力。应该强调，查阅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信息不仅要有好的英文基础，而且要掌握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等方面的专业英文术语以及查阅上述信息的途径、方法等。对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该对学生在这方面的学习与训练做出安排。
（三）使学生初步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
国际资本运用、国际投资决策与管理都是实务性非常强的工作，做好上述工作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以投资为例，投资行业的良好职业习惯通常体现在“对投资信息与数据的高度敏感、对投资风险控制的高度警惕、对恰当投资时机的耐心等待”等具体事情上。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该在课堂授课中向学生渗透、传递养成良好职业习惯的重要性，传授相关的隐性知识，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
二、优化“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一般包括国际投资理论、国际投资主体、国际投资方式、国际投资决策、国际投资管理等。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也应该传授这些知识，但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考虑，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在上述知识的传授中应与一般的本科院校有所不同。
（一）侧重国际投资理论的应用阐释
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内容应该包括国际投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学生进行国际投资理论的讲授。基于培养学生不同能力的需要，任何一门课程的理论讲授都可以分为偏于理论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偏于应用的理论阐释，偏于理论创新的理论阐释主要讲授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的内容、理论的假设条件、理论假设条件的改变对理论创新的启示等；而偏于应用的课程理论阐释主要讲授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的应用环境、理论假设条件与实践的吻合与背离以及就如何应用理论对学生进行启示等。由于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国际投资理论的讲授应当是偏于应用的理论阐释。
（二）介绍实用的国际投资管理技巧
与一般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也是需要大智慧才能做好的工作。要做好国际投资，不仅需要国际投资理论这种“道”层面的知识，还需要国际投资管理技巧这种“术”层面的知识，而且绝不能轻视这种“术”层面的知识。例如，在国际股票投资中，操盘技巧就很重要。在股票投资实践中，不同的操盘手根据同样的股票投资分析报告进行操盘取得的投资绩效往往相差很大，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重视实用的国际投资管理技巧的介绍。值得强调的是，不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国际证券投资，抑或是国际另类投资都有相应的投资管理技巧。积极学习投资成功人士总结的经验和积极参与投资实践是获得国际投资管理技巧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即时国际投资信息的解读
“国际投资学”课程课堂授课应该与学生分享并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理由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由于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具备实践能力的人才，这要求“国际投资学”课程课堂授课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习惯，而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是“国际投资学”课程在课堂授课中必须做出引导的。无疑，教师可以引用案例来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但案例往往较陈旧，对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不大。相反，如果在课堂上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上述信息对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从而使学生间接地得到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二，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是活跃“国际投资学”课堂的需要。应用型本科学生对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抵触较大，很多学生甚至觉得“国际投资学”“无用”（钟生根，2014）[1]，这极易导致“国际投资学”课程的课堂氛围沉闷。如果在课堂上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学生会因为对即时的信息感兴趣而将注意力及时转回到课堂上，如果教师针对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对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课堂的气氛就能很快活跃起来。
三、创新“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方法
对“国际投资学”的教学方法，有研究提出“基于情景的研讨式教学”（程金亮，2014）[2]、“模拟实验教学”（吕瑛，2006）[3]、案例教学（钟生根等，2014）[4]等。笔者认为，基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应相应做出调整。
（一）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应用型本科培养人才的特殊性要求“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要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在讲授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部分时，由于要阐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的背景，此时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引用理论产生背景下的案例进行解释就比较恰当；在讲授国际间接（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时，由于间接（证券）投资对操盘要求比较高，此时采用“模拟实验教学法”就比较恰当；在讲授国际投资环境评估时，可以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研讨特定东道国（如：巴基斯坦）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这种改善对我国特定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意义，即采用“基于情景的研讨式教学”比较恰当。
（二）充分发挥教学设备与双语教学的作用
用好、用活多媒体在“国际投资学”教学界一直受到重视（李辉等，2014）[5]，笔者对此也持赞同观点，因为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教学内容以更简洁、形象、富有逻辑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此外，笔者强调微信、QQ等现代通信方式与工具在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微信、QQ等现代通信工具的最大特点是传输较大文件上的方便性与快捷性。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要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来自全球的隔夜信息，教师往往很难及时将其放到课件中，而通过微信、QQ等现代通信工具可及时传输给学生，使学生在上课前对这些信息有预览与思考，这样可大大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在教学语言上，有研究认为，“国际投资学”应用“双语”授课，因为“双语”授课有助于学生在专业工作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在国际企业、跨国公司工作的机会（吴立广，1999）[6]。笔者认为，“国际投资学”课程双语授课对学生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能提高学生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的能力，进而能增强学生的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4]钟生根.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强化国际投资课程教学
的必要性和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4，（11）.
[2]程金亮.基于情景研讨式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以国
际投资学为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6）.
[3]吕瑛.关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投资学课程建设的探讨
[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校学报，2006，（4）.
[5]李辉，侯志铭，高嘉琳.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投资学”课
程教学改革的探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3）.
股票投资分析报告范文2
知名的“百年老店”
无论是在国际金融领域或是全球商界,只要提起信用评级行业中的“三大”,人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经过了百余年市场风雨的洗礼和苦心孤诣的经营之后,如今的“三大”已经“锻造”出了可以让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上天入地”的超级本领。
成立于1860年的标准普尔公司能够有今天气势如虹的发展结果,应该感谢欧洲人当初的“慧眼识珠”。19世纪60年代,许多的欧洲投资者对自己在美国新发展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状况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标准普尔的始创人普尔于是顺应需求开始提供金融信息,并且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和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标准普尔在全球19个国家的员工已经超过5000人,广泛开展以企业为主的信用评级、分析研究和投资咨询等服务。
与普尔相比,约翰・穆迪创立穆迪公司虽然要晚整整40年,但其追赶之势却展现了后来者的不凡。尤其是1909年穆迪出版《穆迪铁路公司投资分析》首开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之举让业界刮目相看。4年之后,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目前,侧重以机构融资的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专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员,在17个国家设有机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惠誉国际要算“三大”之中创建最晚的侧重于金融的评级机构。创始人约翰・惠誉在1913年创办公司时将根据地选择在了法国巴黎,而且后来还收购了英国IBCA、芝加哥Duff&Phelps和Thomson Bank Watch三家欧洲信评企业,因此,应该说惠誉国际是“三大”中唯一带有欧资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不过,现在惠誉国际的总部却座落在纽约,其在全球设有40多个分支机构,并拥有1000多名分析师,业务范围涵盖金融企业、国家、地方政府和结构融资评级。
反应迟钝的“马后炮”
历史发展到今天,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经将全球100多个国家纳入到了自己的客户名册之中,而作为集人才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于一体的国际信评机构自然应当具有超乎常人的预测本领,并且能够作出快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的超前预测与风险判识,从而为需求者提供满意的服务。然而,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市场要求,“三大”也屡屡出错――不是反应迟钝就是空放“马后炮”。
历史是最好的明证。1996年9月,穆迪和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长期债评级为“A1”和“A+”,属于投资级别,但之后韩国危机来临,这些债券迅速降到垃圾级别。无独有偶,2001年11月,评级机构将安然公司的信用等级保留在投资级之上,但仅仅过了4天,安然公司东窗事发并申请破产。同样,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数天,穆迪竟对该投行的债务给出了A2的健康证明。国际评级机构对于国家经济危机的预判就更是赶不上趟。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危机、再到2000年土耳其危机,“三大”均无法做到先知先觉,其苍白的预警能力与一般人的认识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说标普们由于自身的拙劣能力所限而无法完成对市场相对准确的预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其在危机前夕真假不辩从而给市场和监管层传递出错误信号的败行就无法让人容忍。资料表明,自2002年至2007年间,美国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了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相关的证券共计3.2万亿美元,而按照历史经验,这些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很少能得到“AAA”评级的,但偏偏在危机爆发前就有90%得到了AAA的高等级别,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大量的“有毒”证券被评级机构贴上安全标签流向市场,一方面使投资者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使政府错过了可以纠错的机会,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定时炸弹。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观察分析,三大机构本应在两三年前就提出警告,将希腊的债务级别下调,给投资者适时的提醒。但结果是不仅没有对希腊作出下调的评级,相反还不断提升其信用级别 。同样,尽管在财政赤字规模上英国已经攀升至所有欧盟成员国之前,但时至今日国际评级机构依然维持着对其的“AAA”评级。据此,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评级机构及其信誉度是造成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一环。
落井下石的“丑角色”
应当承认,希腊等欧洲国家举债度日的发展模式是引致欧债危机的制度因素之一,但将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最终深渊的却是三大评级机构组成的联合方阵。率先向希腊“发难”的首先是标准普尔,2009年12月,标普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列为负面,一时间希腊国家上空风雨欲来。次日,惠誉国际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遭遇过去10年来首次A级以下评级的希腊立刻魂不守舍。14天后,穆迪将希腊短期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希腊债务危机总爆发。已经不断向外界发出求援信号的希腊最终招徕了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00亿欧元的“救命稻草”。按照客观标准评价,在一个国家获得了国际组织备用信贷支持的情况下,起码短期内这个国家的债务不会发生任何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其信用级别完全可以维持稳定。然而,三大评级机构却没有放下屠刀。今年4月初,“三大”先后将希腊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希腊危机的恐慌迅速扩散和蔓延。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将希腊政府搅得焦头烂额之后,“三大”迅速将进攻的矛头转向了其他欧洲国家。4月底,标准普尔将葡萄牙的长期信用评级从A+降至A-,紧接着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随后欧元连续出现暴跌,并殃及美国和全球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与IMF再次慷慨联手推出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以图稳定市场。然而,即便是如此之大的救市力度并没有遏制评级机构落井下石之举。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欧元在6月初于是被残酷地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也许一般人会问,为什么在抗击欧洲债务危机中一个国家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在三大评级机构面前表现得如此的脆弱?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传统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定,如果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遭遇下调,不仅其融资成本会不断上升,而且融资渠道会逐渐收窄并最终可能被买方所抛弃。正是有了这一约定俗成的规矩,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可以兴风作浪,而且还能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将危机发酵和扩大。
灵魂卖给了魔鬼
独立与公正是国际评级机构所应该秉持的最基本道德原则,但就是这一曾经被标普奉为“圣经”的行为准绳如今却被强大的利益链条分割得支离破碎。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针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标普及穆迪等在评级过程中都受到了华尔街过于强烈的影响,评级已经走形变样。来自穆迪的员工也对自己的特殊工作给出了没有遮掩的评价:“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换取金钱。”
驱动将灵魂卖给魔鬼的力量就是评级商业模式。一般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评级机构运行框架中,评级机构评级并,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但投资者在使用评级服务时无需支付费用,费用通常由筹资者,即债(证)券发行者支付。由此可能形成这样的一种结果:评级机构与债(证)券发行方因为利益的纠葛和关联走到一起,而其为投资者提供的评级服务就会出现失真或者带有欺诈性。
“模拟评级”的程序设计最终将国际评级机构推向了高盛等债(证)券发行方的怀抱。在实际操作中,发行方通常要求几家评级机构同时为其评级,即所谓的“模拟评级”。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理想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债(证)券发行者往往会从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不同评级结果中挑选出最高的级别,而且其他模拟评级的结果一般不会向市场公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或留住客户,评级机构必然会迎合发行方的需求,对评级对象作出有利于发行方或者对方所要求的评级。
实际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评级机构除了对债(证)券发行方“降格以求”之外,还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取悦与讨好发行方。比如派遣评级人员进入投资银行以提前取得后者对评级模型设计的要求,或者让评级模型的创建与维护者参与投资银行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甚至干脆由投资银行自行设计评级模型,而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要么以此类模型作为参考,或者完全依赖于这些模型。当然,对于投资银行等债(证)券发行方而言,除了“货比三家”外,他们也并不缺乏可以牢牢套住评级机构的高明手段:
――评级套利。这种方法由高盛创造和发明,其主要利用不同的评级结果,从产品价钱的差异上进行套利。如果一个公司发行BB级债券,投资银行秘密买入后,再打包其他A级信用债券,那么其中BB级债券也会升级为A级,利润就上升了5%～10%。
――旋转门事件。许多投资银行并不满足于通过“评级套利”被动地获得所需评级,于是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如高盛就曾以高薪为诱饵聘请评级机构的主要人员参与抵押债券产品的设计,被雇人员然后利用其在评级机构的人脉关系帮助发行方将垃圾债券包装成高品质产品出售。
――股价-评级关联交易。三大评级机构中穆迪和标准普尔都是上市公司。股价高低是公司高管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真正能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却是投行的分析师们,他们通过定期的公司分析报告和投资建议来引导股票投资者的买卖意向。投行和评级公司于是很容易就达成这样的默契:评级公司给投行发行的债券给出高评级,投行分析师对评级公司的股票给予推荐。
在华尔街,三大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苟合与勾连最终使双方完成了精彩的利益输送――后者手中大量“有毒”债券被贴上健康的标签流向市场,而标普们则赚得盆满钵盈。据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2007年,三大评级机构的平均利润率为53%,远远高于同期埃克森美孚17%和微软36%的赢利水平,而正是在这短短5年的时间中,评级机构的利润总和从3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60亿美元,其中90%来自于发行方支付的评级费用。
绑在美国利益战车上
在身份认可上美国政府对“三大”大开绿灯,在法律面前立法机构对标普们网开一面,在市场拓展方面监管层面又助三大评级机构一臂之力。美国政府之所以对“三大”表现出如此的呵护和钟爱,完全出于全球竞争生态中维护自身强国或者强人地位的需要。必须承认,在日益信用化的全球经济中,信用资本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及其话语权正在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大评级机构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成为了体现美国政治和经济强权的隐形工具。
对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评级对象百般挑剔,对美国本土企业的评级项目高抬贵手,对他国金融市场的动态往往“明察秋毫”,而对美国本土市场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如此强烈反差的评价方式和结果在三大评级机构手中已变得司空见惯。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当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可美国银行信誉等级却纹丝不动。同样,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联邦赤字在2010年攀升至GDP的10%,债务规模扩张到美国GDP的95%,按照常理应该得到三大评级机构的降级评判,但结果却安然无事。相反,赤字程度远没有美国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则遭到了标普们的轮番唱空。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价值取向被三大评级机构贯彻得淋漓尽致。2003年,德国汉诺威保险拒绝穆迪评级而遭到降级报复,“垃圾级”的债券迅速引发市场抛售狂潮;而就在同年,由于德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标普于是连续下调德国企业评级水平,相关企业股票出现暴跌,而同时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标普上调了澳大利亚的外汇债务评级。
经济策应政治。除了扮演贯彻美国政治企图的隐形杀手外,三大评级机构贴合美国国家经济利益的所作所为也精彩无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大评级机构从下调韩国等级出发,后来发展到整个亚洲,而美国最终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评级机构曾在亚洲市场导演的历史大戏如今又以欧洲债务危机的形式重演――以希腊为出发点,接着下调葡萄牙、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欧元一蹶不振,美元高歌猛进,美国国债价值蒸蒸日上。美国又在标普们极尽能事的运作中成为了大赢家。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军人物和美国经济的竞争对手,中国似乎也一直没有被“三大”看好过。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中标准普尔对中国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尽管两年前穆迪公司将中国政府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从A2调高到了A1,但仍落于目前美国政府国债级别之后。更糟糕的是,赢利能力一直都很稳健的中国银行业遭遇到了三大评级机构的持续唱衰。2003年,中国即将在海外上市的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被标准普尔和穆迪一致认同为“垃圾级”;2008年,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海外上市前,标准普尔突然宣布降低二者评级为B级;2009年,除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评级被穆迪评为A1级外,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都被打入到B级系列;2010年2月,惠誉国际将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的评级从C/D级下调到D级(F级最低)。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三大评级机构唱衰中国信用评级旨在抬高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而打压中国银行业,目的就是为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在抄底和偷袭中大捞一把。
清算改革评级机构
魔鬼化的评级机构和妖孽化的投资银行联手做局不仅使昔日光芒四射的华尔街蒙羞承垢,而且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萎缩和动荡,并成为酿造金融危机和区域债务危机的幕后黑手。也正是如此,改革与规制评级机构的政府行动已然展开。
美国参众两院对三大评级机构打出的重拳有可能不断升级。今年5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金融监管修正案,要求设立一个在美国证监会监管之下的评级委员会,后者将指派评级公司为单个证券评级。这项举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在改变华尔街运营方式上采取的最重大行动。与此同时,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台新的提案,要求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必须向SEC登记,并允许投资者对其不计后果的过高评级行为提出。而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将在今年12月份专门一份关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调查报告,到时标普们可能会遭遇更强力的政策规制和约束。
真正对三大评级机构具有杀伤力的还要数欧盟正在考虑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据悉,欧盟正在讨论包括建立欧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允许其他一些独立机构参与信用评级的等,以加强市场竞争。业内认为,如果欧洲成立评级机构,势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仅意味着区域内评级机构将如雨后春笋,更意味着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将被有效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