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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1
经查，被告富丽高尔夫有限公司系中外合作企业，其中中方某农工商公司V2+地使用权出资，占30％的股份，外方郡山综合建设株式会社（韩国）占70％的股份。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冻结第二被告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权，法院给工商部门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第一被告获悉后，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称：1998年8月14日，第二被告将其在富丽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庆山开发株式会社（韩国），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法院判决：被告郡山综合建设株式会社于判决生效10日内给付所欠原告工程款1，050，000元及1997年10月14日始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本案表面看是原告胜诉，但这种胜诉不能给原告带来任何利益，至少目前来看，此案根本无法执行，因为第二被告在工商局登记是以外国企业承包工程的名义进行的，现其将在合作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后，已撤离回国，而我国与韩国没有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条约或共同参加有关的国际条约。本案暴露了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令人深思，本文拟对加入TWO后，加强外资立法进行一些探讨。
一、加强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监管，防止逃废债务
本案不能执行的主要原因是韩国郡山综合建设株式会社转让股权后金蝉脱壳。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避免更多的债权人遭受损失，应该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出资时，必须同时转让债务。而1997年5月28日对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只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需向审批机关报送下列文件：投资者股权变更申请书、企业合同、章程及其修改协议、企业董事会关于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决议、各方认可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这里根本没有要求必须报送债权债务清单。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让出资逃避债务成为无人监管的环节，这无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不仅该条例如此，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也都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使得不法商人有空可钻。结合本案来看，如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出资时必须债权债务同时转移，审批机关在审批时就会把住这一关，被告郡山综合建设株式会社就不会一走了之；或者法律规定要求转让方将股权转让协议予以公告，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审批部门才能批准也能使企业免受损失。笔者认为，加入WTO以后，我国建筑业利用外资规模会越来越大，形式会多种多样，我们在强调给外资以国民待遇的同时，应提高管理水平。
二、内外资立法应该统一、协调一致
《外商投资企业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3条规定：“企业股权变更应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这一规定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它首先强调股权变更应经审批和登记，言外之意是未经审批和登记则无效；接着又规定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也就是说，变更登记不是必要的程序。这种矛盾导致司法实践中认识的不一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股权变更必须经过登记变更这一程序，所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当其收到法院要求其不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时，予以积极的配合。但有关审判人员对该条款又有了不同的理解，即只要审批部门批准了，股权转让就生效，登记机关的登记只是备案，所以法院转而又以公函的形式告知工商部门可以为被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结果工商机关在接到法院公函后为第二被告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使第二被告成功逃避了债务。这里固然有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但从根本上讲，也是立法不统一造成的o《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这说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未经登记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我国没有针对三资企业登记的特殊规定，因此，三资企业的登记应适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即股权的变更1）2212商登记为准，否则，在我国就出现内外资企业在工商登记方面的不同标准。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我们急需解决对策，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管理，防止其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
三、恶意逃避债务者应受法律追究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方的人在工商部门的档案中查明被告郡山综合建设株式会社注册资本金未到位。根据合作企业合同规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1年内缴足出资额8，期000，000美元，占注册资本100％。然而，截止1999年12月31日仅投入资本3，175，458，39元，占注册资本39.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合作各方没有按照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限期履行；期限届满仍未履行的，审查批准机关应当撤消合作企业的批准证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吊销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这说明在本案中，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审批机关监督到位的话，就不会出现郡山转包工程的情况，也就不能造成原告如此重大的损失。显然，两被告都知道合作企业注册资本不到位，应属于被撤消和吊销执照之列，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郡山将自己承包的合作企业的工程转包给原告，无疑是转移风险，尤其是明知有外欠债务却将全部股份转给庆山株式会社，其逃债目的很明确；作为合作企业的出资方承包自己投资的工程再转包给他人，拖欠工程款之后又转让股权，其欺诈目的昭然若揭。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方曾提出要求一审法院确认第二被告转让股权行为无效，理由是我国《民法通则》158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第一被告的行为属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审理本案的有关人员认为确认股权转让无效是另一种法律关系，要求原告另行起诉。那么，本案原告如何能避免损失吗？事实上很难，因为我国《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均没有规定债权人有申请法院宣告债务人转让股权无效的规定。如果依据《民法通则》第158条的规定申请法院宣告股权转让无效，应属于确认之诉，依法应由民事审判庭审理。但股权变更之初又经过了政府外经贸部门的批准，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有权撤消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吗？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想避免本案第二被告逃避债务的现象不再发生，还须在源头上加强立法，堵塞漏洞，明确规定债务人规避债务的情况下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
四、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应当废止
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2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因此，股权转让是公司的股东依照一定的程序将自己的股权转让与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投资者的行为。股权转让是一种法律性极强的市场行为；它能够为股东提供退出公司的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内在资产质量和管理层级，促进公司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资产的价值，优化公司资产的基础上更有助于资产的合理配置。
鉴于公司合资期限届满，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既获得了股权转让后的资产权益，又达到终止双方的合资。从目前了解到的该公司房屋使用权、人员安置等现实状况来看，可以就其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的具体操作做出如下的部署。
一、股权转让中的资产清理、评估和准备事项
（一）股权转让前首先应当对合资公司的资产进行必要的清理，确定一个基准日，通过审计、评估确认其资产状况，以便确定转让价格和转让价款，为股权转让打下基础。
（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万元，本公司在合资公司的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5%，其中“凤凰”商标许可使用费和技术作价人民币240000元；设备作价人民币33000元；现金人民币387000元。在资产清理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本公司出资是否确实全部到位，或者账面上是否作了合法有效的记载，以免股东在退出合资公司后，债权人对其原公司债务的追索。
（三）为了有效地保护我司的无形资产，应当在合资公司营业期限延长的一年中，适时地去除合资公司名称中的“凤凰”字号，并及时地办理企业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若不进行股权转让的，则办理企业法人的工商注销登记）
（四）如进行股权转让，合资公司的人员的安置和债权、债务则由股权受让后的股东承接。房屋使用权可以作价变现，也可在确认权利的前提下，按当地房屋租赁作价支付租赁费予以解决。建议在2009年内完成股权转让，办理好交割手续，以及企业名称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股权转让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合资公司工商留档资料和有关公司股东会决议审核或起草下列文件：股权转让协议、老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或新的公司章程。具体操作说明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是股权转让双方对股权转让份额、转让价格、转让价款、交割日期、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等做出约定的书面法律文件，该文件十分重要，内容要求比较详尽。另外，如果转让的是具有国有股成份的，需要提供上海市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合同和产权交割单情况，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政府部门同意股权转让的批准文件。
（二）老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所有股东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决议等。
（三）新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包括新的全体股东对公司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事、经理的任免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还需对法定代表人任免作出决议，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决议等。
（四）公司章程修正案或新的公司章程，公司股权转让，公司股东也必然发生变更，因此公司新的全体股东将对公司原有章程进行修改。
上述法律文件全部准备好后，需填写工商登记部门提供的空白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按照工商变更登记要求，全部材料准备好后，即可向工商登记部门提出申请，工商登记部门受理后，正常情况下，五个工作日内即可核发公司新的营业执照。
三、股权转让中应注意的事项
（一）防范转让风险 约定定金罚则
1、在起草有关股权转让的文件前，应到公司注册地所在的工商登记部门查阅并复印一下公司的工商登记历史资料，因为要起草的有关文件都必须和工商登记部门存档的资料保持前后衔接一致。
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中最重要的环节，必须明确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例如股权转让份额、转让价格、转让价款、交割日期、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等。
3、受让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为了防范受让方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风险，股权转让合同应明确约定定金罚则或违约赔偿的范围、计算方法，转让方可要求受让方做出保证或提供担保。
（二）股权转让完毕 及时变更登记
1、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的姓名或名称、住所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老股东就此从法律意义上正式退出合资公司。
2、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至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四、公司股权转让中的应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公司法》就股权转让在实体上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公司法》就股权转让在程序上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 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五、股权转让的完成和法律效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应当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
工商登记只是股权变更的公示方式，不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要件。
股权转让的完成和法律效力首先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加以判断，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或盖章时即告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即受合同的约束，应当依法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享受依照合同应当取得的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是否办理股东身份变更手续、是否完成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变更记载无关。
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为设权性登记，标志受让人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是股权，而股权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转让合同成立后，仅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生效，受让人向转让人支付价款并不能当然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受让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态度。经公司股东名册确认了股东身份，受让人在公司内部取得了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股权争议时，以股东名册的登记确认股东资格。
工商变更登记是宣示性登记，是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的公示行为。根据《公司法》第六条、第七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出资数额及出资比例属于工商登记事项，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公司将其确认的股东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后，才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3
摘 要：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后是否直接取得股东资格而成为股东，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发生股权转让后公司尽管有义务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只在股权受让人将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公司后，才产生公司的变更义务。通知公司后即产生变更义务。在公司实务中，股权出让人在出让股权前向其他股东发出的通知有时可以认定为通知公司，应该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股东名册法理上的对抗效力与明文规定的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相互矛盾，而且只有公司才能申请变更登记，这会影响股权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损害股权转让双方及其债权人的利益。
关键词：股权转让 股东名册 工商登记 股东资格
中图分类号：df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54-08
一、问题的提起
某有限责任公司共有毛某、郑某两个股东。毛某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与《公司法》相同。郑某与邱某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邱某出资100万元。郑某向邱某出具收条1份，所收款项注明为“股金款”。在此之前，郑某向毛某出具股权转让通知书1份，告知毛某股权转让条件，如果毛某不想受让股权，则转让给邱某。但是该股权转让通知书由公司工作人员收执后在通知书左下角加注了如下字样：“本件壹份转交毛总。根据指示，该份公司财务存盘，郑总股份公司不变，邱某股份挂郑总名下，公司不单列。经办人：唐某某。2004年8月10日。”
2008年3月24日公司与他人签订协议出让公司全部资产。毛某、郑某在协议上签字。2008年5月5日，邱某以公司资产转让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以100万收购其持有的股权。①
法院判决要点如下：（1）（2006）宣中民二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②已发生法律效力。（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既未及时将其已经实际、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的情况以及其本人的身份证明情况告知公司，以便于公司为其变更股东名册，也未在（2006）宣中民二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败诉后向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③因此尽管原告邱某已经支付股权转让金，但未履行股权转移过户的法律义务，尚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3）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与股权转让的权属变动生效实属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前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双方之间形成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仍需履行通知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定义务。股东资格的取得不因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而自动发生股权变动的法律后果。（4）公司辩称该公司股东毛某对原告与郑某协议转让股份的事实不知情，与法律事实不相符，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但公司关于其未为原告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原告非被告公司股东的答辩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5）原告既然不是股东，则无需讨论原告是否符合股权回购的要件。判决原告败诉。
原告邱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一审的意见，认为股权转让合同虽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股权转让合同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与股权已实际取得并非同一法律范畴，由于上诉人未请求、公司亦未为上诉人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且上诉人也未以股东身份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活动，④依法尚不能认定上诉人已成为公司股东。
这是一起典型的涉及股权转让后如何取得股东资格的纠纷。股权转让后，股权受让方如何取得股东资格？是直接成为股东，还是需要履行其他的程序才能成为股东？关于这一点《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一审法院对此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司法判断，判定股权转让后股权受让人需要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只有变更了股东名册，股权受让人成为公司股东，才可以行使股东权。二审维持原判。不过，本案判决关于股权转让时的股东资格取得的判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后股权受让人需要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如何认定已经向公司提出变更请求？股权转让前，向其他股东发出的转让通知是否可以认定为通知公司？本案判决的意见是需要另外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这个意见是否合理？提出请求之后，是自动取得股东资格成为股东，还是需要公司实际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后才成为股东？
其次，是否需要由股权受让人向公司同时提出变更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的请求？判决并没有明确这一点。如果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没有同时变更，比如，股东名册已经变更，且股权受让人已经向公司请求变更工商登记，但公司没有向工商局申请变更，受让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如果能取得股东资格，则如何理解《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
再次，《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与该条第2款是什么关系？
笔者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讨。
二、股权转让时受让人何时成为股东
《公司法》第72条将股权转让区分为股东之间的转让和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条还规定了详细的转让程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另作规定。《公司法》第74条规定了公司在发生股权转让后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义务。发生《公司法》第72条、第73条的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
现行《公司法》第72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参考了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的规定，不过二者也有区别。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对于股权受让对象不作区分，不论是股东之间的转让还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均需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但区分一般股东和担任董事的股东，一般股东出让股权只需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担任董事的股东则需要其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能出让股权。
《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则规定了公司在股权转让后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
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这个条文没有主语，可以补充为登记义务人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显然只有公司是登记义务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是公司的登记事项。该条例第27条规定，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应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不过问题是，依据《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不需要征得公司同意，公司与股权转让无关，只要出让方股东与受让方意思表示一致，其他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即告成立。作为第三人的公司不参与股权转让。
关于股权转让后股权受让人何时成为股东的问题，一些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其颁布的公司案件指导意见中提出不同的解释。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一）》⑤（2003年6月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第30条规定，股权转让人、受让人以及公司之间因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应根据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认定股东资格。公司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前，受让人实际已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的，应认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这个意见的合理解释是：由股东名册确定股东资格，也就是说股权受让人需要在股东名册变更后（即股权受让人作为股东记入股东名册）成为股东，这一点与本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也一致，即股权转让的受让人需要在股东名册上登记才能成为股东。但这个意见没有说明是否需要将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公司，并请求变更股东名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2006年12月2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第35条则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受让人的股东资格自转让人或受让人将股权转让事实通知公司之日取得。股东将同一股权多次转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取得工商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⑥股东将同一股权多次转让，且均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股权转让通知先到达公司的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可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明确了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需要履行将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公司的程序，而且通知公司即取得股东权而成为股东，与股东名册是否变更无关。关于这一点，本案一审安徽宣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诉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只是说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需要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究竟是变更后才取得股东资格，还是只要请求变更即取得股东资格，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不明确。
我国公司立法的缺陷之一就是训诫规定多，可操作性差。公司法中存在大量的无法操作或者说立法时只有理念、完全没有考虑操作性的条文。《公司法》第74条就是这样一个条款，前者缺少起码的程序意识，或许是立法领域威权主义思想的反映，只注意提出要求，却忽视了义务产生的前提或程序。《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更是如此，甚至没有主语，让人无从了解登记义务的主体。立法的缺陷在法律修改之前只能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律的解释加以解决，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本案宣城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法理的角度看，如前所述，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之间的事情，与公司无关，既不需要股东会决议，也不需要董事会决议，公司有可能不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⑦显然要求股权受让人通知公司并请求变更股东名册比较合理，但规定必须变更股东名册才成为股东并不合理，在正常情况下，以股东名册为标准确定股东资格是合理的，而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则可能出现公司故意不予变更股东名册，从而导致股权受让人权益受损的情况。因此，法律应该规定在发生股权转让时，只要股权受让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即成为股东，可以行使股东权。⑧
三、如何判断股东已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本案法院否定了公司提出的公司其他股东不知道股权转让事实的抗辩，但又认可了公司提出的因为股权受让人没有请求，公司没有给股权受让人变更股东名册，因此股权受让人不是公司股东的主张。确实，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受让人之间的事情，现行《公司法》并不要求股权转让需要征得公司的同意。公司可能不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要求股权受让人通知公司很有必要。然而有限公司通常股东较少，如本案只有两个股东的公司，股权出让方股东郑某已经根据《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向其他股东毛某发出股权转让通知，由于其他股东只有毛某一个人，毛某又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且股权转让通知交给了公司工作人员，公司工作人员在通知上加注“根据领导指示”字样。将这样的股权转让通知认定为公司已经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应该更加合理。因为通知公司法定代表人当然是通知公司的一种最主要、最常见的方式。不仅如此，在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股东均以诸如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各种名分直接经营公司，向其他股东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通常都可以认定为已经通知公司，因此，本案法院判断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不仅如此，本案公司工作人员在股权转让通知上加注“根据指示，该份公司财务存盘，郑总股份公司不变，邱某股份挂郑总名下，公司不单列”的事实清楚表明毛某不仅同意股权转让，而且是有意不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原告邱某是否同意这样的安排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毛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意不变更股东名册可以被认定为违反《公司法》。
如果股权转让通知可以认定为通知公司，公司已经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公司的知道是否自动导致公司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也就是说，股东是否无需再专门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如果不能认定为已经通知公司，那么股权受让人需要向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还是仅仅通知股权转让的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是只要通知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股权受让人就取得股东资格（成为股东）。该意见是将工商登记而不是股东名册作为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工商登记需要由公司请求工商局予以变更，既然变更工商登记都不需要股权受让人请求，显然股东名册的变更也不需要请求了。而本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意见是应该向公司发出变更股东名册的请求。
如果对《公司法》第74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进行严格的文义解释，似乎解释为只需通知股权转让的事实，无需请求变更股东名册更为合理。第74条的条文是：依照本法第72条、第73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尽管从条文看，甚至解释为“公司应当主动去调查股权转让的事实”似乎也并非不可，不过这种解释对公司过于苛刻，会增加公司的负担和不确定性，但解释为只需通知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公司即产生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同样的道理，可以将《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解释为：只要通知了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公司即有义务变更工商登记并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报工商局备案。
如果
采用上面的解释，则本案的结论可能是相反的，股权受让人通知其他股东意味着公司已经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公司显然已经有义务为其变更股东名册甚至是工商登记，这也就意味着股权受让人成为股东，同时也就意味着围绕这个纠纷的3个判决均可被推翻。
不仅如此，公司采用“郑总股份公司不变，邱某股份挂郑总名下，公司不单列”的做法也可以说明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可邱某股东身份，只是其名字不出现在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而已。公司反过来主张邱某因未申请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因而不是股东实际违反了禁反言的原则，也违反商业交易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可见，如何判断股权受让人向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显然过于拘泥于形式上的程序。公司实务中只有两个股东的公司有没有股东名册都值得怀疑。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的信用环境决定了对股东名册和营业执照采取私人保管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应在明确股东名册功能的基础上，对股东名册和营业执照实行公共托管。⑨
四、取得股权与取得股东资格
股权转让中，如果受让方没有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受让方的法律地位如何？也就是说，受让方是否是股东？
关于这个问题，本案的判决代表了国内多数学说和审判实务的看法。国内多数说以及审判实务倾向于将股东资格与股权分离，认为股东资格是股东身份权的一种，受让股权并不意味着当然取得股东资格。⑩在本案中，原审宣城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当事人不得解除合同，但尽管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受让方已经是股权的所有人，却仍然不是股东。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其实，除了一些需要特殊行政许可的股权转让之外，股权的取得其实即意味着受让人成为股东，只是在与公司的关系上尚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
股权转让本质上是买卖合同，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之后，股权受让人取得股权，成为股东。即使卖方后来反悔不愿出让股权，买方也可以请求法院强制转让。只是在与公司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变更股东名册，股权的受让人就不能向公司主张自己是股东，即不能对抗公司。公司可以拒绝将其作为股东，拒绝其行使股东权。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不同于股份公司的股份，不是有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不需要交付出资证明书，交付了出资证明书也不意味着必然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性质上可以理解为证据证券，类似于银行的存折，只是一种证明权利存在的凭证，即使出资证明书遗失，权利人也不会失去权利。而作为有价证券的股票，丢失股票则意味着失去权利，除非依据《公司法》第144条宣告股票失效。即便如此，还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
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2款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款实际上规定了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首先，该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也就是说从股东的角度来看，只要是股东名册上的股东，甚至无需出示出资证明书，公司不能拒绝将其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这可以说是股东名册的积极对抗力。从公司的角度看，公司只要允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行使股东权，比如向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发出股东会召集通知，给其分配红利，即使此人已经出让股权，不再是股东，但只要股权的受让人没有请求变更股东名册，则公司可以免责。这可以说是股东名册的消极对抗力。如前所述，因为股权的变更只需征得其他股东同意，无需征得公司的同意，股东之间的转让甚至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公司无从知道，也就不可能主动变更股东名册。此外，如果股权变更发生争议，公司无从确认谁是股东，只能依照股东名册，允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行使股东权。
五、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与股东资格取得
《公司法》第33条第2款在规定了股东名册事实上的对抗力之后，又在该条第3款明文规定了工商登记对于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该款前半段是：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后半段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条文的脉络上看，该款后半段的主语应该是公司，即公司不能主张非工商登记上的人为股东以对抗第三人。非工商登记上的人可能是没有变更工商登记的股权受让人。究竟是工商登记上的股东是股东还是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是股东？股东名册法理上的对抗效力与明文规定的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相互冲突，特别是在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两者中一个进行了变更、而另一个没有发生变更的时候，会人为造成股东资格确认的麻烦。实务中似乎更注重工商登记的证明力，本案两审判决中没有提及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的关系，只是笼统地说，股权受让人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之后，仍需履行通知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定义务。
其实从立法论的角度看，第33条第3款的这个规定存在严重的问题。
第一，股权受让人并不能直接向工商局申请工商登记的变更，必须要先向公司申请，再由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因为公司才是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的请求权人、变更登记义务人。如果股权受让人向公司发出了变更登记申请，而公司没有进行登记变更，那么该股权受让人的股东地位并不确定，这对股权受让人很不公平。
第二，有可能损害股权出让人的债权人的利益。如果股权出让人已经出让股权，但没有变更工商登记，股权出让人的债权人仍然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已经转让的股权。然而股权已经发生转让，股权出让人已经不是股权的所有人，股权出让人的债权人有可能无法申请强制执行这些股权，即使有可能申请强制执行，股权受让人也会提出自己才是股权的所有人的抗辩，从而损害股权出让人的债权人的利益。
第三，如果没有变更工商登记，股权受让人便不能向公司以外的人主张自己是股东。这对股权受让人的债权人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股权受让人没有变更工商登记为股东，股权受让人的债权人有可能无法主张股权受让人是股东，进而无法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股权受让人受让的股权。
第四，即使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也不一定需要通过规定股权变动的工商登记对抗效力。出资不实股东转让其股权的，可以由受让股权的股东先承担相应的责任，受让股权的股东可以向股权出让人追究瑕疵担保责任。如果造成出资不实的是非货币财产，根据《公司法》第31条的规定，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即使不规定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同样不影响公司债权人的保护。b11或许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公司中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现象较为常见，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要求对股东进行工商登记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不过立法不能唯目的论，立法需要技巧，法律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五，1993年公司法规定，股东在成为股东之前必须全额缴纳出资，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股东都已经完成了出资，此后，作为股东即不再对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对公司的债权人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股东的姓名对于公司的债权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也就是说在没有完成出资之前，股东对公司承担全额缴纳出资的责任，在股东没有全额缴纳出资之前，如果公司破产，则公司债权人还可以行使债权人代位权
，向股东请求缴纳剩余的出资。为了便于公司的债权人确认股东，将股东的姓名作为登记事项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股东全额缴纳出资之后，以及最迟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股东将不再对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对公司的债权人也不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股东的姓名作为工商登记的登记事项就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了。b12
第六，由于股东姓名是公司登记事项，而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需要公司向工商局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这会导致即使获得股权转让胜诉判决，依然不能申请变更登记的困境。实务中，根据国家工商总局于2005年12月22日印发的《内资企业登记表格和内资企业登记申请提交材料规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无需提交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但除了法院的裁定书外，仍需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公司加盖公章）、公司签署的《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材料。这些材料的要求增加了股权转让的难度，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材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从立法论的角度看，最好删除这一条款，改为同时删除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姓名的记载事项，以股东名册的变更对抗第三人，同时强化公司制作、置备股东名册的义务，真正解决股东资格确认的难题。从解释论的角度看，首先确定股权受让人在股权合同签订、受让股权后即取得股东资格，在与公司的关系上，用对抗理论解决相关的问题，即股权受让人需要向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方可主张自己是股东并行使股东权。
结 语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非常频繁，相关的立法又存在一定的瑕疵，理论上存在矛盾，且操作性差，导致了大量股权转让纠纷的出现。而针对股权转让中股权受让人何时成为股东的问题，实务界、学术界一直倾向于将其作为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中的一个类型，试图找到综合解决所有股东资格确认问题的办法。b13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域外法律经验无法提供更多的借鉴。b14
有限责任公司需要记载股东姓名的材料很多，比如，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只要其中的两个数据出现不一致，即可能发生股东确认的问题。b15经验告诉我们，记载股东姓名的材料越多，越有可能出现各种材料不一致的情况，这就需要确定哪个材料优先，也就是需要确定谁是股东。股东可以随时出让股权，失去股东身份。每次股东出让股权，失去股东身份，都需要变更这一系列文书，显然过于麻烦。b16这个问题的本质也是立法技术问题，保障股东身份的手段并非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确保保障手段的实效性，一个有效的手段胜过十个看起来很好实则相互扯皮的手段。
我国《公司法》不仅记载股东姓名的材料多，而且由于很多制度来源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律的借鉴，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制度与本土特有制度之间的冲突，致使不同制度之间的矛盾在法律实施后才逐渐显现。比如《公司法》的有限公司制度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的股东姓名记载于章程、公司向股东发行股单（出资证明书）等制度，b17也借鉴了推定股东身份效力的股东名册制度。与此同时，《公司法》还规定了中国特有的工商登记制度，明文规定了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如前所述，股东姓名是公司的登记事项，且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也就具有了推定股东身份的效力。如果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所记股东姓名不一致，就会发生二者对抗效力的冲突，就会出现所谓的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综上所述，制度的借鉴不是简单地把所谓好的制度统统都拿过来，好的制度只有在特定的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构筑合理的制度体系更加重要。
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4
第一条 为加强大连市产权交易管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产运营效益，规范产权交易活动，维护产权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从事产权交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产权，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本办法所称产权交易，是指出让方通过实现其出资人所有权及相关财产权利有偿转让的交易行为。包括：企业产权整体或部分转让（包括有形资产产权、无形资产产权和财产使用权等）；公司制企业的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流通股除外）；与企业出资权相关的财产权的转让等。
第四条 大连产权交易管理委员会是大连市产权交易活动的管理、监督、指导和协调机构，其下设的办公室具体负责国家有关产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规范产权交易行为；批准产权交易经纪机构；组织和管理企业非国有资产产权的登记、变更和注销；调解产权交易纠纷等日常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政府财政、国有资产、工商、审计、税务、集体经济、规划土地等有关部门应在产权交易管理委员会指导协调下，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作好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大连产权交易所是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国家规定为产权交易提供合法场所；
（二）审查产权交易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三）办理产权交易登记，产权交易信息，出具产权交易证明；
（四）主持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办理资产交割手续；
（五）完善会员制度，做好产权交易配套服务；
（六）维护产权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产权交易活动的依法有序进行。
第六条 产权交易经纪机构是为产权交易当事人提供各种中介和的服务机构。设立产权交易经纪机构，经产权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查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设立，并实行年检制度。
第七条 产权交易应坚持自愿互利，平等协商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产权交易，须依法进行，其各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产权交易机构及产权交易当事人有义务保护产权交易中所涉及到的商业秘密。
第二章 产权交易的范围及形式
第八条 产权交易当事人应是境内外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企业国有产权的出让方必须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以及对该企业直接拥有出资权的单位，被出让企业本身不能成为国有产权出让主体。
企业集体产权出让方是集体产权所有者。
其他资产产权所有者应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凭证。
第九条 产权交易范围：
（一）企业整体产权转让；
（二）企业部分产权分割式转让；
（三）企业融资租赁、托管等产权分期式转让；
（四）土地使用权、企业租赁、企业托管等财产使用权、经营权转让；
（五）闲置资产调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转让的产权。
第十条 下列产权交易必须集中在产权交易机构进行：
（一）整体及部分企业产权转让；
（二）企业股权转让（非上市公司）；
（三）转让与企业出资权相关的财产权；
（四）国有、集体企业出售企业内部独立核算的分厂、车间及其它整体性资产的出售、租赁、托管经营；
（五）破产企业的产权拍卖；
（六）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追缴的财产。
第十一条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司制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开展对外招商、融资、嫁接式改造等，可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进行。
第十二条 下列产权不得交易：
（一）出让方无所有权或未依法取得处分权的；
（二）产权归属有争议的；
（三）已设置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四）已被诉讼保全或被强制执行，未经受理法院同意的；
（五）法律、法规及政府禁止交易的。
第十三条 产权交易可以采取协议、竞价、拍卖、招标等形式转让，实现的方式可以是现金出资购买、承担债务、以货易货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法形式。其中协议转让可以事先委托产权交易机构促其成交；也可由出让方、受让方事先协议，经产权交易机构审核、签发产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后生效。
第三章 产权交易程序
第十四条 产权交易双方进行产权交易，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经批准后方可交易。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按有关规定报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经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后，报请市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产权交易的出让方、受让方应按规定向产权交易机构提出交易申请，经登记受理后，按规定提交有关材料。
（一）产权交易出让方应提交下列材料：
1.产权交易申请书；
2.资格证明或其他有关证明；
3.产权界定、产权登记和其他产权归属证明；
4.转让的批准文件和有关材料；
5.转让产权的翔实材料；
6.拍卖破产企业产权的，应提交宣告破产裁决书；
7.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二）产权交易受让方应提交下列材料：
1.产权交易申请书；
2.资格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
3.资信能力证明；
4.其他需提交的的文件。
第十六条 产权交易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查验产权交易出让方和受让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及有关证明。
第十七条 产权交易出让方、受让方委托产权交易机构会员或产权交易经纪机构办理产权交易业务，应当与该机构订立书面委托协议，被委托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和委托协议办理产权交易业务。
第十八条 产权交易事先应委托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产权价值进行评估，也可在交易双方对交易达成意向后进行评估。评估价作为被出让产权的底价。国有资产评估价值须经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确认；集体资产评估价值须经集体经济行政管理部门确认；土地资产评估价值须经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确认。
成交价可在底价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下浮超过10％的，国有资产，须报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同意；集体资产，须经集体产权所有人确认，集体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土地资产，须经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九条 产权交易机构组织产权交易当事人洽商，经信息配对后，根据最佳的综合效益确定成交。
第二十条 产权交易成交需出让方和受让方在产权交易机构主持下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合同文本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产权交易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产权交易机构签发“产权交易确认书”后生效，并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备案。
第二十一条 产权交易成交的，出让方和受让方或其人应按规定到产权交易机构办理结算手续。
产权交易以现金出资方式成交的，受让方应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但交易额较大的，可在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分期付款，第一次付款额不得低于成交额的百分之三十，其余部分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产权交易使用产权交易专用发票。
第二十二条 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产权交易当事人应凭交易合同、“产权交易确认书”、结算手续及有关证明办理有关变更、注销手续。
第二十三条 产权交易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中止或终结产权交易：
（一）对出让方的产权有争议尚未解决的；
（二）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确认出让方对其申请出让的产权无所有权或处分权的；
（三）产权交易未成交之前，出让方有正当理由撤回申请的；
（四）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产权实物灭失或使交易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
（五）其它依法中止或终结交易的事由。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产权交易为无效产权交易：
（一）交易双方之一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二）交易双方串通并故意压低底价成交的；
（三）交易一方当事人提供虚假文件，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误解或损失而不能及时给予解决的；
（四）其它违反本办法的交易。
第四章 产权交易中的有关政策
第二十五条 企业进行产权交易后，原企业（包括产权交易双方）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
第二十六条 原企业职工集体购买企业国有产权并一次性付清价款的，有关部门可适当减免与产权交易有关的登记管理等费用，免收企业有关变更登记手续费。
第二十七条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应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转让收入原则用于资本再投入。 出让方是国家授权的部门的转让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收取；出让方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或直接拥有该企业出资权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产权转让收入由该机构或该企事业单位收取，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企业集体产权转让收入，在妥善安置好本企业职工和偿还债务后，应用于资本金投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产权交易当事人及与产权交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可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予以解决。争议方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依据产权交易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产权交易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发生争议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产权交易当事人故意出具虚假、有重大遗漏或有严重误导性内容的证明文件、材料给其他当事人和第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外进行产权交易的，经委、外经贸委、财政、国有资产、集体经济、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公安、规划土地、房地产、乡镇企业等部门不予办理与变更、注销等有关的相关手续，财政部门不予审批其年终决算报告。
第三十一条 违法本办法规定，超收各项产权交易费用的，不按规定转让企业国有、集体产权的，不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的，不按规定进行产权变更、注销登记的，由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产权交易机构会员和产权交易经纪机构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联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以及企业化经营管理的事业单位产权的转让，参照本办法执行。
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5
第一条为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市场，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贷款通则》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13号）等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本暂行办法所称民间融资，是指不吸收公众存款，以自有资金为主，向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三农、个体经营业主和居民等提供小额资金借贷服务的经营行为。民间融资公司是指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符合本暂行办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第三条民间融资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民间融资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第四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民间融资公司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区金融办负责民间融资公司规范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并负责向区政府、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和市金融办报告工作。
第六条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和分工，做好规范管理工作。
第二章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七条设立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章程；
（二）有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50人以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
（三）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1000万元以上，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元以上；
（四）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五）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必要的内部组织机构及业务操作规则、风险控制制度等。
第八条担任民间融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高级管理人员还应当具备与其履行职责相适应的金融知识，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从事金融工作或者相关经济工作3年以上。
第九条民间融资公司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以自有资金向中小微企业、三农、个体经营业主和居民等提供小额资金借贷服务；
（二）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第十条设立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向区金融办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设立民间融资公司申请书。包括：拟设立的民间融资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业务范围等事项，拟任董事长、总经理简历；
（二）章程草案；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四）出资人承诺书。出资人应当承诺自觉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民间融资的相关规定，遵守公司章程，参与管理并承担风险，不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五）出资人协议书。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设立民间融资公司的协议；
（六）股东名册。内容包括法人股东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地址、出资额、持股比例等；自然人股东的姓名、住所、身份证号码、出资额、持股比例等。法人股东为企业法人的应当提交通过上一年度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他法人单位应当提交法人登记证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应当提交简历和身份证复印件；
（七）法人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及资信证明和自然人股东出资的资金来源说明及资信证明等有关资料；
（八）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九）营业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十）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资料。
第十一条区金融办对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初审，经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出具同意函，由民间融资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民间融资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民间融资公司凭区金融办的同意函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其他变更事项。
第十三条民间融资公司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凭区金融办的同意函到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民间融资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依法予以关闭。
第十五条民间融资公司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债务清偿计划及时偿还有关债务，区金融办负责监督。债务责任解除前，公司股东不得分配公司财产或者从公司取得任何利益。
第十六条民间融资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破产清算。
第十七条民间融资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以及清算，参照本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股东资格和股权设置
第十八条企业法人、自然人、其他经济组织可以向民间融资公司出资入股。
第十九条企业法人入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二）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三）企业法人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四）公司治理和财务状况良好，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入股前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五）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第二十条自然人入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三）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资金实力，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第二十一条其他经济组织入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登记注册；
（二）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三）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
（四）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第二十二条民间融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一次性足额缴纳。
第二十三条民间融资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受让人应当符合本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条件。民间融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
第二十四条民间融资公司股东发生变化、股份转让比例超过5%的，应当报请区金融办审核后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第四章合规经营
第二十五条民间融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扩股资金及其他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资金。
第二十六条民间融资公司原则上在本区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
第二十七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面向中小微企业、三农、个体经营业主和居民提供借贷服务，并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利率，且对单户的放贷余额不超过注册资本的20%。资金的发放和回收主要通过转账或者银行卡等结算渠道，一般不得以现金方式结算。
第二十八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制定稳健有效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十九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明确的投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以及完善的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第三十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加强内部控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
第三十一条民间融资公司的借贷利率上限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
第三十二条民间融资公司应当定期向区金融办报送相关统计报表、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以及年度业务经营情况、融资情况、高管人员和股权变动等重大事项的信息。提交的各类文件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五章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
第三十三条区金融办应当建立民间融资公司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和监管记分制度，对民间融资公司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动态监测。
第三十四条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建立民间融资工作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防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交流情况信息，密切协作配合，加强监管，落实责任，及时识别、预警和防范风险，依法查处非法或者变相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行为。
第三十五条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及各成员单位应当建立民间融资行业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重大风险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重大事件。
第三十六条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应当及时向区政府和市金融办报告民间融资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本条所称重大风险事件，是指：
（一）民间融资公司引发的；
（二）民间融资公司发生诈骗，金额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
（三）民间融资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
（四）民间融资公司因涉嫌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案调查，主要负责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
（五）发现民间融资公司主要出资人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者主要出资人对公司造成其他重大不利影响的；
（六）民间融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或者3个月内有二分之一以上辞职的；
（七）其他要求报告的情况。
第三十七条区金融办应当建立专项检查制度，不定期对民间融资公司进行现场检查，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应当予以配合。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民间融资公司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民间融资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第三十八条区金融办负责每年前对民间融资公司进行年审，将有关情况报市金融办，并通报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对年审不合格的民间融资公司，由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定职权予以警告、限期整改或者暂停部分业务；情节严重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的，依法取消其经营民间融资业务资格。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的，由区公安分局、区金融办、工商分局等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对其采取警告、公示、风险提示、责令停办业务、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从业资格等措施，督促其整改。
第四十条对存在风险隐患和违规经营的民间融资公司，经督促整改后拒不改正的，应当责令其停业，委托指定外部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进行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民间融资公司有非法集资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放高利贷、使用非法手段催债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其经营民间融资业务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优惠政策
第四十二条对经营规范达到“省小额贷款公司”及“省融资性担保公司”要求的民间融资公司，优先支持其转制变更为相应的金融类经营公司。
第四十三条对民间融资公司实行财政鼓励政策，自规范确认之日起给予其2年实际上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50%的补助，用于扶持发展。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民间融资公司从事信托、股权、创业投资等业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股权变更申请书范文6
有学者形象比喻，所谓公司僵局是与电脑死机颇为类似的一种现象。电脑死机时，几乎所有的操作按键都完全失灵。公司陷于僵局时，一切决策和管理机制都彻底瘫痪，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① 公司作为一种民主组织是由两大阵营的成员组成的，其中拥有51%的有表决权的股东称为大股东，拥有49%以下有表决权的股东称为小股东。②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任何决议都需至少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或人数的同意，对于股东大会增加资本、减少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章程的决议，则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同意。如果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并采取完全对抗的态度，那么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形成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决议的通过近乎不可能。
按现行公司法资本不得抽回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退出公司的唯一法律途径是转让股权，但在公司尖锐的矛盾冲突情况下，股权的转让同样存在严重的困难。因此，除非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或有其它人来受让股权，否则就很难解决。在此情况下，一方股东能否诉请解散公司或从公司退出资本？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解散和减少注册资本同样需要股东大会的决议，然而陷于僵局的公司是任何决议也无法做出的。由于股东会无法作出决议而诉请解散公司或退出资本，而诉请解散公司或退出资本又必须提供股东会决议，股东因此被陷于二律背反的境地。
上市公司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在公司僵局时多数情况下可以采用“用脚投票”来选择退出公司。然而，“我国许多有限责任公司中的中小股东所受大股东的折磨，其痛苦程度远甚于上市公司中的中小股东所经受的一切”③ ， 由于我国公司法的制度缺陷，“公司法变成了小股东的‘经济监狱’，造成公司的小股东在权益遭受侵害时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怜境况。”④ 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其权利受到损害、公司处于僵局时有没有资本退出的机制？当事人能否寻求司法救济途径来摆脱那种欲“死”不得、欲罢不能的境地，以破解公司僵局的坚冰？
案例一：帝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有限公司）案。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由金达集团（民营企业）与某生物制品厂合资组建，其中金达集团占51%股权。2001年金达集团法定代表人（同时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他案涉嫌犯罪被捕，有限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某生物制品厂多次要求金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以解决有限公司的停产停业和无人管理的困境，但金达集团均以其现无人负责、需待其法定代表人出狱后再召开为由拒绝派人参加。2002年3月，在有限公司停业一年多后，某生物制品厂向法院申请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但因提供不了有限公司股东会同意破产决议、破产申请书无公司印鉴及法定代表人签名，法院不予立案。
2003年9月，某生物制品厂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有限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清算，以了结其债权债务。同时提供其大股东已被处刑8年的刑事判决书，以说明股东会已无法召开、无法提供股东会决议的情况。法院经审查决定立案。⑤
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在公司僵局面前，很长一段时间法院认为公司僵局是公司内部的事务、是股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内讧，司法不能也不便干预，对当事人解散公司和退出资本的诉讼请求表现出退缩的姿态，法官往往借口“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而将案件拒之门外或简单地驳回诉讼， “由于请求退股或解散公司的僵局类纠纷直接触及现行公司法中的资本不变、资本多数决等基本原则，所以即使受理了这类纠纷的诉讼案件，在目前的公司法框架下也是难于获得判决支持的；与其最终得出这种结果，还不如干脆不予受理。”⑥ 但也有很多法院突破传统观念和法律的限制，对此类案件予以受理，认为：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对股东、还是对社会的利益都构成严重的损害；因经营决策无法作出，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因公司管理的瘫痪和混乱，公司的财产在持续的耗损和流失；因相互之间的争斗，股东和董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无谓地耗费；眼望公司的衰败和破落、公司财产的耗损和流失，投资者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⑦ 司法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后途径，不能放任不管，应当受理此类诉讼。
然而，由于成文法的严重缺漏、司法理念的差异、公司僵局形成原因不同及公司营业、股东状况迥异，不同法院对此类案件所采取处理的模式和解决途径各不相同。在本文中，笔者将近些年来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的不同处理方式归纳为三种诉讼救济模式，并试图找出各种处理模式的优劣及其适用条件不同，以探寻诉讼化解公司僵局的良途。
选择之一：合同之诉模式
案例二：1996年6月，王某等八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投资组建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王某出资38%.八个股东中只有王某一个是外人，其余股东均是曹某一家人。公司成立后，公司被七个股东把持公司所有大权。公司章程约定每年分红一次，曹某等以公司无盈利为由不分红，也不让王某查阅账簿。王某想参与公司管理，遭拒绝。2001年2月，王某向法院起诉曹某等七个股东，要求公司分红并解除合作协议、退回其投资。法院认为另七个股东违反章程约定，至使王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判决支持王某分红和退回投资的诉讼请求。
有法官和学者认为，公司是一种契约性的合意行为，公司既然因契约（合同）而设立，就应当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之诉来处理公司内部纠纷。⑧ 公司章程也是一种合同，股东之间因共同投资而形成的财产关系也是合同法律关系的一种。在公司处于僵局时，在公司法上没有相应的调整规范，但公司法作为民商法的特别法，在特别法没有规定时，可以将民法中关于合同的规定适用于章程。⑨ 公司处于僵局，事实上就是公司章程（合同）处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状态。股东之间设立公司的契约与合伙合同最为类似，如果在公司法上找不到到调整规范，法官则可以根据民法关于合同履行的一般原理，决定公司章程（合同）是继续履行还是终止履行，并按归责原则追究有过错股东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如前案二。
笔者认为，公司一旦设立就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其生死存废不应再受设立契约的限制，正如自然人一旦出世之后，其生命不受父母双方的主宰而成为独立人格。合同之诉的处理模式，事实上是把公司股东诉讼作为个人合伙案件来处理，在某些情况下（如公司无对外债务时），虽然其实体结果也许会是解决僵局的好途径，但其致命弱点是援用普通民法规范，把公司内部诉讼视为普通合伙纠纷来处理，忽视了公司的社团性、交易性和人格独立性。股东将因法院解除合同（章程）的裁决而对公司债务互负连带责任。对矛盾尖锐的公司而言，如果判决一方承担违约、侵权责任或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双方矛盾和公司僵局依旧，且可能因诉讼进一步加剧；如果判解除合作协议，股东将因有限责任的免除而被人数众多的债权人纷纷起诉陷于没完没了诉讼之中，徒增讼累。
选择之二、资本退出（强制收买股份）模式
案例三： A、B、C三个人于2002年4月各出资三分之一注册成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2002年6月，C与A、B因意见不同发生争吵和殴架，C受伤住院20余天，双方水火不相容。公司由A、B两人经营，C出院后提出退股，A、B两人不同意。C持有的股份转让不了。2002年11月，C起诉要求退回其股金，法院判决支持其请求， 由A、B 退回C出资，C股权归A、B所有，在出资款付清五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在公司陷于僵局、股份转让不成的情况下，一方股东能否单独要求退出公司？多数人可能会直接回答，不行。资本维持、资本不变、资本确定是公司资本三大原则，公司成立后股东严禁抽回其投资，也就是说股东退股的禁止，是现行公司法当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规则，是股东有限责任应当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投资到公司作为公司的股东之后，如果觉得公司的运营不好或者和其他的股东不和，不想干了，想退出去，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转让。但是，当一个公司发生严重的内部矛盾的时候，对股东来说转让出资同样是存在障碍的，别的投资者看到股东之间是如此的矛盾，谁还敢进来？也就是说，如果转让不了，从现行法律上看，他是出不去的。在现行公司法上找不到公司把出资返还给股东这样的途径。
这也导致实践中，很多公司在陷入严重矛盾和危机的时候，股东只能陪着和大家一起熬，只能死守在这个公司，公司演变成了一个大股东囚禁、凌辱小股东的牢不可破的堡垒。能不能突破现行公司法的限制，在某些情形下，建立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在满足某种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下，强制一方股东收买股份，允许另一方退出公司呢？
从国外的司法实践看，回答是肯定的。国外学者认为“在某些具有合伙性质的紧密性关系的公司中，如果股东彼此之间关系恶化，彼此失去了信任、信赖关系，则公司的基础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原告股东的诉讼，法庭允许原告股东退出他已失去信赖的公司，责令公司或其他股东收购原告之股份，否则，就会使股东的利益遭受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原告股东退出公司，无疑就是强制他去履行那种需要高度信赖和信任关系作为基础的契约，而这是显然不公平的。”⑩ 资本退出机制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救济措施，因此受到各国的青睐。 对公司僵局， “虽然英国1985年公司法赋予法庭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庭最经常和最广泛使用的救济手段是颁发要求收购存在争议的一方股东所拥有的股份。”11 “股份购买在英国公司法实践中是申请最多也最具实效的一种救济方式，它无需解散公司或对公司进行清算，却能帮助小股东收回其股份投资，从而较为容易地退出公司。S461 （2）（d）规定：法院有权下令由公司的其他股东或公司本身购买公司任何股东的股份，在公司购买股份的情况下，公司的资本应相应地减少。”12 美国有一半的州法律规定或法院采取了资本退出机制这一救济措施；德国则通过法院以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相类似的替代救济方式：退出权和除名权。13 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相关立法或司法中，确立股份强制收买和资本退出机制这一替代救济方式实有必要。
事实上，现在国内不少法院也作过大胆尝试，如前案三，就是适用资本退出机制来化解公司的僵局，它大胆突破了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基石，其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相关配套规则的缺失，在资本退出（股份强制收购）这一处理模式中，如果判决由相对方股东收购原告股份因不存在公司资本减损的问题，应无太多法律障碍；但如果判决由公司收购原告股份或虽然判决由相对方股东购买原告股份，但相对方动用公司资金来收购时，则相当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这就涉及公司的债权人债权保护、股权作价等复杂问题。因此，此种处理途径对以下问题应特别关注：
1、如何确保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安全？
2、如何向股东支付合理对价？也就是股价如何确定？
3、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五人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能否准许退出？（将导致出现一人公司和不足五人的股份公司的后果）。
4、如果双方都主张退出（特别是经营不善的公司），能否裁决一方强制收购？
笔者认为，资本退出模式这不失为一个化解公司僵局的好途径，尤其是对大、中型公司和经营状态较好的公司，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合理评估股价的前提下可以大胆尝试。但对经营状况差、负债数额大的、在一方资本退出后可能出现资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公司则需慎重适应，否则可能导致纵容不良股东利用资本退出机制规避其股东责任和义务的严重后果。如前列案例二、三可以，案例一可能行不通。
选择之三-公司解散模式
在公司陷于僵局时，中小股东能否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要求解散公司。有些人认为，不能。其理由：第一、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公司法》190条只规定了三种公司解散的原因（①营业期限届满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解散事由、②股东会决议、③公司合并或分立），而且没有作出因“其他原因”而解散的弹性技术处理。如果公司章程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一缺漏本可由公司章程的规定加以补救，但我国的公司章程大都抄袭法律条文，对于公司的解散事由，公司章程也少有公司法之外的特别规定），而股东会对公司解散决议又需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在公司陷于僵局的情况下，这不可能实现。第二。我国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不变原则，任何公司一经成立，资本实质上就被冻结，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回资本是硬性规定，除非通过法定的严格复杂的减资程序。因此，包括通过解散之诉来收回投资同样为法律所不允许。
但笔者认为股东享有解散公司请求权，其理由：
第一、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还是对股东的利益都构成严重的损害。
第二、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根据公司法理，承认股东的这种请求权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其一，公司的解散本属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而股东大会的决议又是以股东提请解散的议案为前提，可见正常情况下的公司解散其实也是股东行使权利的结果；其二，在公司不能作出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各种法定权利都失去了行使的条件，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股东权益的持续冻结和变相剥夺；其三，在公司僵局状态中，通常存在着一方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原管理公司的少数股东控制着公司经营和财产，事实上剥夺了其他股东的任何权利，不允许解散等于允许控制股东对其他股东权利的侵犯和对公司财产的非法占有；14 其四，建立判决解散公司制度，不仅为中小股东面对不得已事由时提供了维权的工具，而且对促进大股东履行对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有其积极意义。同时该制度在大股东为分配是否均衡等事项出现不可调和纠纷时也提供了一个彻底解决纠纷的法律途径。15
第三、从外国公司法的实践来看，回答应是肯定的。对此项请求权的规定，在各国立法中，早有先例。德国有限公司法第61条和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规定具有代表性，只是这种请求权限于持有公司十分之一以上股份并持续占有半年以上的股东才能享有。台湾公司法也有同样规定。既然派生诉讼制度可以引进并得到认可，公司解散之诉也可引进。
第四、从司法权的性质来说，司法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机关都不受理，就等于杜绝了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把矛盾推向了社会，其结果将使矛盾更加激化，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模式特别是对那些债务很大、经营不正常、股东人数较少、分歧又无法调和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失为是解决公司僵局的最好办法（如案例一）。但是，由于强制公司解散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救济措施，它的过分采取不仅不利于股东的利益之保护，而且亦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6强制解散公司虽可使受害股东摆脱出资长期被锁定的困境，但它将严重损害公司的营运价值和牵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只有在公司已经陷入严重的僵局状态，公司内部已穷尽了其他一切自行救济措施，股权的内外部转让途径都已堵塞的情况下，方可允许解散公司。且在作出解散公司的裁决之前，应当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对职工人数众多的公司，应当充分考虑到职工再就业和社会稳定因素；第二、设置前置程序，即应给一方股东一定的宽限期以合理价格收购股份的机会，以拯救公司，如股东均不愿意收购公司，才可作出解散公司的裁决。
公司解散将导致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而公司在存续期间进行的运营活动构建了多个法律关系和背负了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如同离婚诉讼需要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一样，法院在作出解散公司的裁决同时不仅要一揽子解决股东之间所有的争议，同时还要解决公司的债权债务等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公司清算。公司的强制解散有如婚姻的判决解除，很难指望当事人在善后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因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自行组织清算的，如果听任当事人的自行安排，势必又是一场漫长的争讼，徒增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成本，并极有可能发生公司财产的流失，损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法官在作出公司解散裁决的同时，应同时作出强制清算的裁决和安排。
对强制清算的程序安排及其效力，现行我国公司法第191条、192条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清算程序简单，权责不清，对清算的主体、清算中公司的地位、清算组的权利与义务、清算的规则、公示催告的后果等均为空白，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又一诟病，理论和实务界对这一缺漏也多有论及，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注释：
① 参见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2月8日第3版。
② 张民安：“公司少数股东的法律保护”，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第91页。
③ 甘培忠：“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从诉讼视角视察”，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
④ 钱卫清著《公司诉论-公司司法救济方式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3页。
⑤ 参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赣中法经初字第11号案。
⑥ 李永祥、张凤翔：“公司僵局纠纷中的难题解析”，载《中国民商审判》（总第4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⑦ 同注①。
⑧ 同注⑤，第154页。
⑨ 参见[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⑩ D.D.Prentice，‘The Theory of the Firm：Minority Shareholder Oppression：Section 459-461 of the Companies Act 1985 （198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ume 8 Number 1， p83. 转引自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8页。
[11] 同注② 第136页。
[12] 沈红雨：“浅议英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救济” 见gdcourts.gov.cn/fxyj/hwfx
[13] 林晓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解散之诉的构建”，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30日第3版。
[14] 同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