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申请书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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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申请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范文1

9月13日下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中国船长程大伟涉嫌刺死韩国海警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程大伟有期徒刑二十三年，罚款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2万元）。至此，胡献旁的一番努力有了结果。

胡献旁是程大伟的辩护律师，曾数度前往韩国，为程大伟提供辩护。提及多次赴韩之行，胡献旁感触颇深。尽管此前就具备民事涉外诉讼经验,但此次刑事涉外辩护尚属第一次。

远赴韩国作辩护

今年4月，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程大伟有期徒刑三十年，并处罚款2000万韩元。随即，程大伟提起上诉，要求从轻判决；韩国仁川地方检察院提起抗诉，要求改判死刑。

“韩国仁川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程大伟的妻子从辽宁葫芦岛来到北京,几经辗转后找到我,希望我能为程大伟进行辩护。”胡献旁说道，其他被判刑的中国渔民家属,也委托他作辩护。考虑到渔民家属困难的生活现状，甚至8个人来京的路费都是经过多方筹借才凑齐，胡献旁当即就决定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据了解，很少有中国律师赴海外处理涉及中国公民的刑事案件。胡献旁此次赴韩之行在韩国司法史上更是首次，因此相关手续十分繁琐。

接手该案后，胡献旁与助理首先到葫芦岛市办理当事人家属的授权委托书的公证和认证手续。紧接着回到北京办理出庭申请书的相关事宜。而所有认证、公证等方面的费用，以及工作团队往返的交通费与食宿费等，均由胡献旁个人承担。

授权委托书的公证部门公证、中国外交部的认证、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的认证、韩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认证和出庭申请书的公证部门公证以及胡献旁一行的赴韩签证……所有证件办理完全，先后共费时50余天，此时距离二审第一次庭审仅有12天。

赴韩之前,胡献旁曾多次与韩国律师交涉,希望能提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包括律师的上诉理由书、仁川地方检察院的抗诉书在内的相关资料,但是都被拒绝。

出国前,他搜集了相关的韩国法律资料，重点研究了国际海洋法、韩国刑法、韩国刑事诉讼法、韩国法院组织法等。同时他还向导师陈光中在内的多名专家、学者、驻韩官员请教相关问题,并准备召开研讨会来商讨案情,但是最终因为没有取得韩国方面提供的案卷资料而夭折。

后又经过多次沟通,并表明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后,韩方才最终同意在胡献旁等人抵达韩国后,提供相关资料。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胡献旁所想的那般顺利。6月24日，他们一行人到达韩国后,对方将提供资料的时间延至6月26日下午4时。这就意味着，从拿到卷宗资料到开庭,胡献旁仅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之语言不通的重大障碍，无疑给胡献旁赴韩辩护增加了难度。得知胡献旁将赴韩为中国提供同胞法律援助后，曾在韩国留学的屈可妍自动请缨, 义务为胡献旁翻译资料。另外, 屈可妍又找到两名学法律的同学,3个人临时组建了义务翻译团队,负责近百页晦涩沉重的卷宗资料翻译工作。

“诉讼辅助人受托人的出庭资格”

6月26日下午5点多,胡献旁才拿到韩方提供的部分卷宗资料。接下来，义务翻译团队便通宵达旦地开始翻译。从6月26日晚上8点开始,不眠不休地翻译至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在此期间，胡献旁一边根据翻译结果，一边起草辩护词。

辩护词拟定好后, 义务翻译团队又开始逐字逐句地对文字进行推敲,将辩护词翻译成韩文。工作结束时,已经是28日的凌晨5点,距离下午的开庭仅仅几个小时。此时的他们，已经3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

根据韩国律师法,外国律师不可以在韩国以律师身份执业。这就意味着胡献旁不能以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发表他的辩护意见。另外，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辩护人应当从律师中选任。但是,大法院以外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许可选任非律师为辩护人”。胡献旁说，例外性规定让他们重新看到希望。

胡献旁于是通过中国有关单位,将程大伟家属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庭申请书的内容和格式提交首尔高等法院，并征询其意见。获得肯定答复后,胡献旁与助手便正式开始办理授权委托书和出庭申请书公证和认证的详细手续。

但是，首尔高等法院不允许胡献旁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次申请以诉讼辅助人受托人的出庭资格。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被告人或嫌疑人的法定人、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和户主可以做辅助人。要做辅助人时,应当书面申请。辅助人可以独立进行不违背被告人或嫌疑人明示意思的诉讼行为。但是,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6月25日下午，他起草完辅助人出庭申请书,重新提交首尔高等法院。直到当天下午开庭前,法院才给出答复——允许胡献旁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但是对其当庭发言进行限制。

6月26日，胡献旁通过事先预约登记，来到韩国水原市看守所探望看望程大伟。韩国方面特意找来一位精通中文的警察陪同会见，并在一旁记录会见期间的谈话内容。由于不允许问及与案件相关的话题，使得谈话变得流于形式。所幸的是通过胡献旁旁敲侧击的询问，还是掌握了一些与案件有实质关联的信息。

6月28日庭审开始时,经过审判长同意,胡献旁向法庭提交了书面的辩护词。该辩护词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仁川地方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中韩在黄海尚未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仁川地方法院单方面适用韩国‘专属经济区法’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既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严重错误，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更是对中国公民权利的非法剥夺。”

民事抗诉申请书范文2

赔偿义务机关∶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王洪瑞，检察长。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以曾经被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关押380天为由，于1997年12月29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被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24800元，并且要求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与同案人王某某、元某某因切割从阳城县城通往东方红厂、三年多时间未使用的电话线路中的1.75公里电线（重1.15吨）一事，被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3月29日逮捕，1995年4月12日由阳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期间被羁押380天。杨培富等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阳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后，以认定三名被告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为由，于1995年4月6日判决宣告三名被告人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三名被告人有犯罪的共谋”为由提出抗诉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告人切割的电话线，因东方红厂搬迁后长期拖欠通话费，已经被邮电局作拆机处理，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危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且杨培富与王某某是在事先通过邮电局同意，并由同为本案被告人的邮电局职工元某某指认后，当时认为该线路的产权属于邮电局的情况下才实施切割行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因此也不构成盗窃罪。该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于1995年6月1日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996年5月20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该线路是随时申请都可以启用的线路，应当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三被告人事先经过密谋盗割此线路，因此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为由，对此案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无论东方红厂的电话线路是否可以重新启用或者该厂是否准备申请重新启用，由于该线路被切割时，事实上是已经闲置三年未用的线路，因此都不能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检察机关所说的事先密谋，是指被告人事先见面一次。此次见面，是被告人想弄清该线路是否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元某某第二日到营业室查询线路使用情况，并当即告诉给王某某，王某某得知后立即去找人的举动。检察机关一直认为此次见面是密谋，经法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也没有补上密谋的证据。认定三人“明知”和“共谋”的证据不足，三人各自的行为又不能构成独立的犯罪，切割行为不涉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也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或者盗窃罪。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月2日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据此于1997年12月29日向阳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赔偿，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2月20日以杨培富切割电话线路的行为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为由，通知杨培富不予赔偿。杨培富不服，于同年3月4日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该院逾期未作答复。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杨培富因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三级审判机关审理后，均确认其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杨培富错误逮捕，杨培富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取得赔偿。赔偿义务机关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赔偿。三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对杨培富没有犯罪事实的确认，其中并无认为杨培富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内容。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引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偿，理由不能成立，该院对杨培富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应当撤销。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被错误逮捕的事实，发生于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延续至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号）第六条中对“上年度”所作的解释是：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自被逮捕之日起至取保候审之日止，共被羁押380天。按照1997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5.47元计算，应当赔偿9678.60元。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于法有据，应当支持。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1998年11月2日作出决定∶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检察院1998年2月20日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

二、阳城县人民检察院支付杨培富被实际关押380天的赔偿金9678.60元。

民事抗诉申请书范文3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第二版）王国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5页

2、《浅论审判监督程序之存废》何章开、王宜安文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3、《我国再审改革的必由之路》虞政平文摘自《人民法院》2003年1月出版的期刊第26页

4、《外国民事诉讼法》乔欧、郭纪元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社学出版社第173页、第225页、第295页

5、《外国刑事诉讼法》卞建林、刘玫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9页、第34页

6、《改革现行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调查与思考》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7、《中国审判制度研究》叶青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15页、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