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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1
蒙昧时代[2]。因此，宋慈《洗冤集录》比欧洲早了整整三百多年，这已被世界法医学界所公认。《洗冤集录》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流行，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漫长岁月里，凡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人，无不随身携带这部线装书，检验尸伤遇有疑难就向它来求教，审案定刑，上驳下复，也以它为指南，就是国家法律也赶不上它的权威，外国人很奇怪，研读后大为赞赏，至今仍在研究它。
中国的法医学历史悠久。人们生活积累实践，对自身的查伤、检验以致刑事诉讼也已经逐渐从经验的感官判断上升到规律的总结。南宋前，已经出现了《疑狱集》《内恕录》等有关查验、刑事狱案的书籍。这对中国法医学日后形成一个客观、科学的系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宋慈的《洗冤集录》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系统法医学名著，能够诞生在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绝非偶然现象，这其中除过宋慈本人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优秀品质以外，其背后蕴含着着深厚的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因素。在当前这个迫切需要法制的时代，探究这部著作诞生的背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经济因素
苟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虽然统治面积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而社会经济却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因为南宋初年，金军虽曾越过长江，但在广大军民的坚决抵御下，很快被迫北撤，没有造成长期的严重破坏，后来金军数次南下，都受到北方军民的牵制及南方军民的堵击，未能再过长江。人民的斗争保障了南方的安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人民不愿受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纷纷南迁，“据1159年统计，南方人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到淳熙六年（1179年）已达二千九百五十多万”[3]，二十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三，这不仅为南方各生产部门提供了劳动人口，而且还加速了各地生产技术的交流。人民群众在进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同时，积极从事生产，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宋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商业和城市改先朝以政治色彩颇浓的特征为经济色彩浓厚，另外由于国都南迁，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带动作用，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南宋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两倍多”[4]，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科技、医学等也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2.科技因素
宋代是一个科技发达的朝代，尤其是活字排版的应用。宋代虽然朝政暗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尖锐，但是宋太祖统一全国后，结束了五代纷争的混乱局面，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措施，社会经济不断复苏，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古三大发明的活字版、火药、指南针就是在宋明的。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利于医药书籍的广泛传播和民间医学水平的提高。医药学知识在司法检验及劳动人民同死伤疾病斗争中的广泛应用，与日俱增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针灸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针灸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因长期传抄，其中所在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专家、太医王惟一总结了历史上针灸学的实践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与铜匠师合作，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二具，刻画经穴，标注名称作为针灸学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以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准确地掌握。
现代法医学从学科属性上，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解决司法、公安工作中有关人身伤亡和涉及法律的各种医学的科学”[5]，从功能上它是“一门为执行法律和法庭审理所应用的的医学”[6]，而在我国古代医学缺乏完备理论情况下，作为操作性极强的医学门类之一的针灸学和同样操作性强的学科――法医学，其关系自然比较密切，在当时社会医学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针灸的发展促使解剖学在这一时期得到启蒙与发展，相应的解剖学实践为法医学形成理论化的专著奠定了实践基础。
3.历史传承和宋慈的个人因素
《洗冤集录》这部世界法医学开山之作是在中国文化的母体内，经过长时间孕育而成的。现代西方法医学传到我国不过数十年历史，但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司法工作实际上就存在并应用着自己独特的法医学了。远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欧社会还处于蒙昧时期，我国就已运用检验方法了。由于唐朝以前的法医学未完整传承下来，现在只能从有关文献中见到只鳞片爪的记载。如古文献中有“是月也……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7]的记载，汉人蔡邕解释说：“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这里所称的“瞻、察、视、审”就是后世的检验方法，伤、创、折、断则为损伤的程度。《礼记》是汉人对有关周朝事情的记载，说明在距今三千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对创伤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已经做了周密的观察和鉴定了。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记载着《贼死》《经死》《穴道》等案例，其中对现场勘验、法医检验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并对“自缢”“他杀”能够准确地鉴别。这“证明我国法医学检验早在战国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8]，此后，《前汉书?q薛宣传》也载有“?W?_”这一检验术语。应劭解释说：“以杖手殴击人，剥其皮肤，肿起青黑而无创瘢者，律谓?W?_”，这也说明在西汉时就已有检验的方法与法律、法令并行，而且已经注意到皮肤组织的病理变化了。三国时代（公元三世纪），据说为华佗学生的吴普、张举曾分别运用医学知识和动物实验鉴定的方法来帮助审理案件。到了唐朝，当时法律、法令对检验的规章制度已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进士出身，福建建阳人，曾四次担任南宋省一级的司法官――提刑。他在二十余年以司法工作为主的仕宦生涯中，凡决狱理刑，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的严肃态度深入查访，听讼清明，决事刚果，雪冤禁暴，不畏豪强权贵，声名远播，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他特别重视检验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六十二岁任湖南提刑期间，广泛搜集了历代有关司法检验的著作，认真吸收了民间的实践经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上自己多年实践工作的心得体会，综合整理、编纂而成《洗冤集录》这部巨著。《洗冤集录》的问世与宋慈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密切相关。因为在封建社会尸体检验这行一向被视为“仵作”和“贱役”，但宋慈力戒怕苦怕累、敷衍塞责的官僚作风，以不畏世俗的气概进行实践，成就了惊世骇俗的旷代奇书《洗冤集录》，而在宋代医学发展普及的过程中，很多从业人员同封建迷信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史载两宋时期“岭南风俗有病祈神求巫，不服药饵，人多死于瘴疠”[9]，足见宋慈阻力之巨。
4.主流思想文化因素
在南宋占据正统思想地位的宋明理学对该书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宋慈年少时受业于同邑‘考亭高第’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受朱熹考亭学派（又称闽学）影响很深[10]。深受朱熹 “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重视实践，穷究真知，而此前很多司法官吏在断案时基本是“遥望而弗亲，掩壁而不屑”（宋慈语）[11]，这是宋慈事业有成的一块基石。这种思想含有科学求知的精神，这与一个时代仕人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整个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的最高理想是‘孔颜乐处’及‘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12]。宋明理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弟子说：“满街都是圣人”，南宋理学重视生命个体，反对草菅人命的哲学观是文明的进步，理学的根本精神用北宋大儒张载的不朽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代表。宋慈《洗冤集录》的编纂可谓张载名言的恰当注脚。
5.社会生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