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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1
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2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3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彼此作用的影响程度［6］。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建立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对判别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的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说明两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例如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也可以得到两个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而协调度可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状况好坏程度，也就是说可以真实地反映其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此有学者引入了协调度的概念，将模型加以改进，构造出了一个可以反映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价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计算模型根据公式(3)和(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同时采用极值变换法进行标准化，为了满足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数据非负的要求，借鉴杨慧的处理方法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加0．01做非负化处理［11］。对于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法。
(三)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综合参考陈基纯、暖［12］以及杨慧［11］的分类方法将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成都作为中西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成为许多知名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西部地区的首选城市和投资热点区域，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为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各个要素，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动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了衡量二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数据来源如下:土地价格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其余土地市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分析报告》和《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研究年报》，2005－2011年区域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成都统计年鉴》，2012年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201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的各指标的权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首先根据式(5)和(6)，计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式(2)和(4)，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根据计算出的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α，β分别为0．386和0．614)，结果见表3。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及表1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划分标准，将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的评价结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长6．14%。由此可见，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作用在逐渐增强，系统运行绩效逐渐提高，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趋向良好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分比较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320，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结合表1和表3中的数据，绘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图，由图1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6年，此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极度失调衰退类转变为一般失调衰退类。在该阶段成都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规模扩张效应、激励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均较低，造成耦合协调度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1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一般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区间由不可接受区间跨到过渡区间。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复合系统的发展由区域经济滞后型转变为土地市场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市场的资金支撑效应和激励效应得到发挥，造成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2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过渡到初级耦合协调类，虽然二者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导致该阶段耦合协调区间仍属于过渡区间。综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过程可以用“二三四”来概括，即耦合协调过程跨越不可接受区间和过渡区间两个区间，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三个变化阶段，耦合协调作用遵循了极度失调衰退一般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四个路径。
(四)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根据表3中的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分值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值绘制出图2。由图2可以发现，2005－2012年土地市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速缓慢。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跌到最低，这可能与“5．12”地震的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区域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变化，可以较好地面对危机，保持自身的缓慢增长，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却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达71%，之后连续3年的发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因子变成了制约因子。这说明与区域经济相比，土地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较低。土地市场发展的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幅较缓慢，从而造成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由此可见，土地市场发展失衡是导致近几年来土地市场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协调类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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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贫困地区职业教育。
区域性实训基地建设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灵魂，是职业教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职业教育要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保证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够用的同时，应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具有真实职业氛围的实训基地建设。在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由于办学经费的不足，实践教学环节大多难以保证，虽然经过教师的不懈努力，但教学质量提高不快，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贫困地区实训基地建设面临的困难。
通过对广西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调研发现，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
（一）教学仪器设备不足，难以保证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
由于财政收入低，当地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比较少，职业院校的发展只能做到“以学养学”，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前来就读，只好降低学费标准。办学经费的不足致使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在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捉襟见肘，实训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特别是价格较为昂贵的数控机床类实训设备，也只能购置少数的几台。
在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时，由于实训设备少，学生人数多，即使采用三班倒的教学模式，也无法满足日渐增多的学生实训需要，学生的生均实训时间得不到保证，动手能力得不到提高，以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就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二）实训教师队伍素质不高，难以保证学生的实训质量。
在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工业较为落后，企业所使用的设备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产品生产工艺已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技术要求，要聘请这些企业的员工作为实训教师已不适应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的需要，而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技能人才又不愿到贫困地区来工作。因此，地处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只能利用假期的时间，送本校教师到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技术培训。由于培训时间短，这些教师只学会一些基本的东西，回来后就到实训基地对学生进行培训，培训效果较差。
二、贫困地区实训基地建设的措施。
（一）以高职教育为龙头，全面整合职业教育实训教学资源。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是贫困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在广西贫困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和各中等职业教育的实训教学资源相互独立，没有形成有利于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资源共享的教学模式，在财政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出现了实训教学设备重复投入、教学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现象。要办好职业教育，当务之急是整合和规范化建设区域性的实训基地。
高等职业教育代表着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承担着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和振兴当地经济的重任，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环境都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在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政府部门应考虑将实训教学设备进行整合，拿出一些经费用于建设规范化、具有真实职业氛围的实训基地，基地设立于高等职业院校内，由高职院校进行管理，产权归政府所有，各职业教育院校使用实训基地对学生进行培训时，应按一定的比例上缴实训费用，该费用用于基地内设备的维护、维修和更新换代，保证基地内的设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采取如此措施，可以保证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建设规范化的实训基地，使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二）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把握技术发展的前沿，做到资源共享，注重真实性和创新性。
职业教育要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其实训基地应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建立，为当地的企业培养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在建设实训基地时，应以培养目标为依据，分析学生不同阶段应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根据教学规律和专业特点围绕课程设置，以合理性、可行性原则配置实验实训设备。建设高水平的实训平台所需资金较多，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同时满足相关专业各层次的需要，避免重复建设。
实训基地的建设必须把握技术发展的前沿，运用现代技术，集成先进的器件和设备，做到适度超前并留有可发展的空间。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和核心。实训基地既要跟上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技术水平的发展，又要体现出技术起点高、技术含量大、技术先进的特色，使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学到和掌握本专业领域先进的技术、工艺。先进的实训设备不仅能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可有效地推动课程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为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科技开发提供实验平台。
在实训基地建设中，应考虑各种实训场地、仪器设备、软件、师资、人员，各种管理与服务平台等，力求做到资源共享，提高投资效益。在功能角度上，要求基地具有教学、科研、开发、生产和培训等多种功能。实训基地建设从空间到时间都要向学生、社会全面开放，而不能成为某个院校或专业的专用场所。基地要面向学生、教师开放，向社会开放，在时间上应实行全天候开放。
实训基地的建设应注重真实性和创新性，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要求贴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努力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职业环境下按照未来专业岗位群对基本技术技能的要求，得到实际操作训练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职业院校应积极主动，自主创新，引入专业导师制度、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学习创新制度。同时让学生参与相关科研课题，为学生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载体和场所。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实训基地的作用。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生产一线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实训教师要具备传授基本专业知识和指导学生具体操作的能力，要求实训教师在搞好实训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应注意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作为实训基地管理者的高职院校在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并要求教师在实践中更新观念。通过定期对实训教师进行高级职业技能培训，走专兼结合的道路，培养一批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学队伍。
派相关专业教师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深入学习，聘请兼职教师来指导学生实训，传授实践知识与宝贵经验。这样，既可优化师资，又可提高整体教学水平，使教师的整体水平能紧跟行业发展水平。通过实训基地建设及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使专业教师得到锻炼和培养，提高教师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设计能力，加强教师与企事业单位的密切联系。
打造一流区域性实训基地品牌，面对社会的竞争，实训基地必须打造并形成自己的基地品牌。实训基地除了完成职业院校的实训课程的教学外，还可以扩大培训项目，面向社会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培训。实训基地应充分利用先进的设备、良好的场地、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等资源优势，拓展基地的内涵，面向社会开放，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实训基地的建设起点较高，设备先进，代表了行业发展的先进水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职业技能鉴定基地。可按照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对职业技能鉴定的具体要求，向校内、校外承接职业技能鉴定的任务。
实训基地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扎实理论知识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为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和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实训基地应该充分利用先进的设备、场地以及学校的人才优势，将实训基地建成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开发基地，该科研成果的转化将大大的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实训基地的建设对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来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是一个高投入的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地不断完善。只有领导重视。加大投入，广大师生更新观念，共同努力，才能把实训基地建设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实践操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6
[关键词]市镇；城市化；城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94-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研究方兴未艾，城市管理学俨然已成为一门“显学”。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近20多年来，有关城镇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城镇的大量专著和论文得到出版和发表。目前学界对城镇体系下的市镇研究颇为关注，论著层出不穷，多集中于研究市镇的经济功能和市场框架。有些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对市镇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吸收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以探求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
市与镇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业贸易之所，镇则指军事重镇。自宋代以后，镇开始演化成工商业中心，其军事上的意义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时期，市与镇已经同列。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是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和兴起的。市镇的发展是农村市场发展的产物，它们主要是作为农村市场中心地而存在的，并发挥着城乡市场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探测器，既属于乡村研究的范围，也可视作是城镇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给市镇定义为：“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2]在樊树志看来，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的，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3]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与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4]刘景纯认为，市镇是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小城镇。[5]在笔者看来，市镇是构成城镇体系的基础环节，是沟通城乡的重要桥梁。同时，作为一地理实体，市镇有着独特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职能，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历史城市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历史时期一级行政中心城市、二级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镇及其相互关系，把区域内的各级城镇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作为城镇体系层级中的市镇体系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国土开发范围的扩大，地域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草市的兴起，成为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据记载，我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沿长城一线设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
五代、宋元时期，草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集镇。镇市是比草市更高层次的经济中心地，宋代镇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镇市成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置，并在镇市设置监镇官，“诸镇监官，掌警逻盗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镇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差异不大。至于市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各有不同，诸如：市、店、步、埠、墟、集、场、行之类。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镇并称，使市镇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市也称为店，以北方为多。它们大多处于交通要道或交通发达之所，政府常在此设置场务征收商税。市也称作步。宋代扬州附近的瓜步镇在唐代称为瓜步，是“舟舻津辏而遥系江南”的一个草市，瓜步镇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市也称为集，盖取市集之意，市镇因而也可称作集镇。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镇集或集市镇店的条目。市也称为亥市和场，多见于四川等地，当地俗称“场集”。市也称作行，苏松一带较常见。市也称作墟，岭南尤为多见，《广东新语》有对其的详细描述[7]，李龙潜先生认为：“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没有固定字号商铺的定期市场，称为“墟”；二是设有固定字号商铺，“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称为“市”；三是“市与墟兼之”的市场，可称为“墟市”。”[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清代广东的农村墟市比中国其他地区发达[9]。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广东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10]。市的名称存在地域性差异表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名称虽因地而异，但结构功能却大致相同，体现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在宋代，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体系等级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显的等级规模关系，市镇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是市镇迅猛发展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城镇数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扩展和城镇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市镇间人口规模等级形成。②农村集镇大量兴起。③小城镇人口增长迅速。明清时期城镇地域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南市镇蓬勃发展。由于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量增加，从而促进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镇的发展，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形成。
2市镇与城镇化
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也被称作城市化、都市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不同学科有很大的差别。归纳起来有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不同概念。社会学家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镇中，并被纳入到城镇的生活组织中去，而且还意味着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人口学家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大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结果。城镇化就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场所即城镇地区数量的增加，二是每个城镇地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非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把城镇化看成是由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离开农业经济向非农业活动转移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11]。上述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并，以及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等看得见的实体的变化过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的过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
在纵剖面上，对城镇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国外有人把城镇化过程追溯到几千年前城镇出现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镇化和现代的城镇化。国内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到乡村城市化完成，城乡融合时止这样一个长过程作为城镇化过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只是工业革命以来开始的过程。笔者认为，自从城市产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开了序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城镇化方式，中国的城市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①古代传统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镇化过程。②近代时期，主要指明清时期。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因素。③近现代时期，主要指晚清民国时期。④当代城镇化阶段。历史地理学着重探讨前三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其中主要侧重于对城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及对城镇体系层级的探讨。
市镇网络体系也应是历史地理学应研究的内容。所谓市镇网络，是指市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县市镇数、市镇密度、市镇平均间距等方面，通过市镇网络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市镇发展水平。市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数，可用区域内的市镇数除以区域单位面积求得。市镇密度的计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据研究范围而定。有的学者将市镇密度称为市镇率，认为市镇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内的市镇分布状态，可以用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总数和该单位的总面积相比，求得一个百分率来表示[12]。与市镇密度相关的概念还有市镇贸易范围和贸易半径，能反映出市镇体系的层级关系及市镇群体的辐射力量。市镇是最基层的中心地，它总是分属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中，与行政中心地构成相互联结的网络。因而，州县区划的几何形状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响市镇的空间布局。一般而言，县治在其区划中的位置有三种，从而导致市镇空间位置亦不尽相同。一是县治位于区划范围中心。在这一情况下市镇往往较均匀地分布于县治辐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众星拱月”式结构。二是县治位于区划中心，市镇偏离两翼，这种结构发生在条形区划中。三是县治居于一隅，市镇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镇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历史证明中国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像西欧的城市是在与领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起源早，与王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规划而构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新趋势，即大众城市发展基本上停滞了，只是逐渐地增添了某些经济职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则更多地表现为许多市镇的兴起，城市化的主流则演化为由经济职能为主导的市镇群的形成。市镇是城市的微型或缩影，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过市镇与广大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完整体系。市镇是部分地脱离农业生产，以从事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实体，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拥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居民集结点，它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地理实体。
综上可知，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市镇风格各异。因此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不仅要探求其空间分布的地理差异和其内部空间结构特征，更要注重对其产生如此差异和特征的自然环境的探讨。不仅要进行对微观市镇社区的研究，而且要进行对区域市镇的比较研究，力求做到点线面的结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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