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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论文范文1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带动了国际商事活动蓬勃迅猛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国高校培养既懂国际商事活动又能运用国际商事法律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因此，符合这一要求的国际商法课程日益受到重视，在法学专业、国贸专业都相继开设，甚至发展成为国贸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然而，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法律课程，其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与法学专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要根据国贸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培养目标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明确国际贸易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目标：
所谓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主体预先确定的，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所要达到的教学结果。任何教学活动均要围绕教学目标展开。①教学目标应该和专业培养目标相匹配。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专业型的法律人才。既包括适合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服务和企业法律实务等工作所需要的应用型法学专业人才又包括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因此，《国际商法》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只是一门学科而已，学习只是为了以后面对国际商事活动时，能够较快的进行法律事务的处理。但是国贸专业不同，国贸专业培养的结合贸易、法律、外语知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那么，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来说，国际商法是为了使他们懂得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加强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为工作中订立外贸合同、预防和解决国际商事贸易活动出现的纠纷奠定基础，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的主要教学内容：
对于国贸专业的学生来说，《国际商法》是让他们了解掌握规范国际商事主体及国际商事交往过程的各类法律。因此，只要是与国际商事主体、国际商事交往有关的的法律似乎尽可囊括，而不必拘于其法学部门的归属。从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国际商法教材看来通常包括商事主体法、合同法、买卖法、产品责任法、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国际贸易结算与支付法律、国际商事仲裁法。不过，国际商法内容很多，但往往课时有限，在各类高校32-74个学时不等。如何使得学时和学习内容平衡，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突出实用性。国贸专业中专门开设有国贸实务、运输、保险、国际结算等等课程，这些课程的一些内容和国际商法的内容是相重合的，这时候我们应该突出国际商法独有应用和实用性强的内容进行讲授。如《商事组织法》、《合同法》、《法》、《产品责任法》等等。
三、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法》教学方法的使用：
(一)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将学生引入教育实践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研究等形式，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分析和交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提高学生面对复杂教育情况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式。1②法律课程的学习，有很大一个作用是为了解决纠纷。案例教学法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能使得案例教学法成功呢?第一，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选典型性和时效性近的案例---在有限的可是和浩瀚的国际商法内容中选取符合具有典型性的综合性案例，激起学生参与、讨论、调查、解决问题的兴趣。社会在不停的发展，我们要注意选取新案例，不能选取早已经过时的案例。第二，案例准备阶段有的国际商法案例较为复杂，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标的、经济贸易关系，可能相关的知识面太广，为了不耽误课时，加大学生的参与面，在课前可以讲案例的相关资料发给学生，让学生查找案例的相关资料、课前讨论和思考。第三，课堂教学阶段，注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做好引导工作。在学生案例分析的过程中，突出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直接讲授法。国际商法课程中，依然还是有一些涉及概念、原则的理论性内容。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课程内容都能找到具体适用的案例。所以传统的直接讲授法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例如国际商法的概念，发展历史，这些采用直接讲授的方法更能理解和掌握。只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参与和理解，在讲授时要采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适当的结合一些小的例子和习题加深以便学生掌握。
(三)情境教学法。现在国家支持人们创业，国贸专业要培养创业应用型人才。国际商法课程要注重法律知识的应用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应充分使用情景教学法。如何使得学生对国际商法的内容不觉得枯燥，不是死板的条文，在内容传授上引入情景教学法。比如在商事组织法中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公司的注册内容的讲授上，我会带领他们实际模拟操作注册程序。在学习合同法时，我会将学生分为买卖双方，谈判和签订正式的外贸合同，让他们去解决谈判中的纠纷。在讲产品责任法的时候，会引导他们如何进行产品商标的注册，自身权利的保护等等。通过这些情景教学法的使用，使得学生实践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也使得国际商法的书面知识牢牢掌握。
(四)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法学专业教育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我们在国贸专业学生授课过程中使用也是非常适合的。通过学生对法庭审判、仲裁案件的全过程全真模拟，能够形象、直白的了解法律程序的相关知识。在对理论知识掌握的同时，学生以扮演法官、仲裁员、人、原告、被告的方式，对不同群体的自我权利保护有深刻的认知与体会。通过国际贸易交易过程的模拟，学生通过对进出口企业外贸合同谈判和订立的，处理外贸的纠纷的谈判的演练，能够对国际商法中合同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比较学习法。国际商法涉及到世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了更好的完成相关知识的学习，比较学习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如在两大法系知识的传授时，可以结合中国大陆法系的法律现象和中国香港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能够使得学生对两大法系的异同有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在对公司法、合同法知识的讲授时，可以列举一个小案例，引导学生去分析同一案例在中国、英美、国际条约等的法律规定是否相同，分析各自体系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劣。在使用比较学习的教学方式时，要注重学生用该种方式归纳、思考总结知识点。
(六)现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教师可以通过中国大学城、微课等校园现代化的管理平台，将课程简介、教学大纲、多媒体课件、习题、案例、作业等教学资源上网，方便学生查阅、学习、检测，同时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实现开放性教学。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解决了传统黑板粉笔教学单一的教学方式。多媒体具有信息量大、美观性、实用性等特点。在上课过程中，多媒体教学内容是教师备课时已经写好的内容，不需要像传统的黑板写字，学生在课堂内可以吸取更多的知识，同时，音乐、图案等多种因素的穿插，使得学生在观看多媒体学习时兴趣高昂，参与度更好。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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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问题
仲裁是一种既古老又崭新的法律制度。说其古老，它远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已产生。在跨国贸易发展的初期，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法和教会法不能适应跨国贸易的发展，所以，商人们就试图脱离国家的控制，自治地确立跨国贸易的规则，即商人法，在国家法院体制外由商人自身组织的法庭、仲裁庭来解决其争议，而仲裁庭适用的是自治性的商人法规范;说其崭新，它已日益发展成为现代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工具。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的概念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由于往往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也由于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解决争议依据不同国家的实体法或程序法，适用后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法律适用问题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程序所遵守的规则、仲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以及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及其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就是指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何种法律来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规则和仲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基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高度自治性的特点，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的突出特点就是仲裁当事人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来行使意思自治，可以选择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仲裁程序法、仲裁实体法，而不必拘泥于仲裁地法律的限制。
二、现代各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
1.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法律适用规则
尽管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制定专门的仲裁法对具有高度自治色彩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作出立法规定，即使是专门制定仲裁法的国家，在仲裁法中规定法律适用规则的国家也为数不多。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在仲裁法中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其中有的国家的仲裁法仅规定仲裁程序法的适用规则，有的国家的仲裁法除仲裁程序法以外，还规定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仲裁实体法的适用规则。
2.在国际私法中专门规定仲裁的法律适用规则
有些国家在本国的国际私法中专门规定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规则。如 1988年颁布、198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不但在第 9 章债法部分详尽规定了合同、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而且另辟专章，在第 12 章“国际仲裁”中系统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事项，其中第 178条规定了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规则，第 182 条规定了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规则，第187 条则规定了仲裁裁决适用实体法的规则。这种法律适用的“双轨制”规定显示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有别于国际民事诉讼。
3.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仲裁的法律适用规则
一部分国家未制定单行的仲裁法，而是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仲裁制度作出规定。如经修订于 199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编关于仲裁程序的规则具有独立的体系，共分十章，其中第 1042 条第 3 款规定了仲裁程序法的适用规则，第 1051 条规定了仲裁实体法的适用规则。除了国内立法以外，一些重要的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公约、各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大都就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详尽的规定。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多样性以及法律规定的分散性，无疑使其比国际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更为繁复。
三、法律适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几乎是全球性的、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解决标的的争议解决方式，法律适用是其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适用问题贯穿整个国际商事仲裁的始终，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中实体问题的处理以及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可仲裁事项都涉及到而且离不开法律适用的问题。适用不同的冲突规则，或者直接适用不同的准据法，都可能会导致对于一个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作出迥然不同的仲裁裁决。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应是公平、效率和便利的平衡。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和复杂，国际商事争议的发生势必相应增多，客观上要求一种既方便争议当事人，又能公平、高效地解决争议的机制，以尽快疏通因争议导致的国际商事交往的阻滞，保证国际商事交往在公平、高效的轨道上顺畅、健康地运行。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正是以其公平、效率和便利的平衡作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并在具体的仲裁制度中体现出来。法律适用是以国际商事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相关制度构架合理，会使国际商事仲裁更好地发挥它的优势;但是如果法律适用规则缺乏或者构架不合理（如过多限制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权），则会成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和羁绊。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消除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不会削弱国际私法的地位和作用，相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大量的国际民商事纠纷正是需要由国际私法来加以调整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出现反而比过去更加频繁。
四、结语
综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由于国际统一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断发展，这样就使得各国因立法不同而产生的法律冲突现象自然地减少。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古老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吸引力的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其全球通行性和统一化本身就是不同于国际民商事诉讼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正是这种制度的魅力所在。因此，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统一化趋势自呈现以来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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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毫无疑问，干涉通常是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然而，由于干涉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且，干涉经常用来作为国际关系中国家解决彼此之间各种争端的一种“自助”(Self-help)方式，因此，干涉行为的这种复杂性直接导致了现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体制下界定干涉时诸多问题的出现。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如由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著的《国际法词典》里是这样论述的：“干涉(Intervention)在国际法上指一国介入他国处理的事务、强制他国服从本国意志的做法，也指对其他国家事务命令式的干预或介入(Dictatorial Interference)。”[1]12《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里对干涉进行的界定是：干涉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强制或专断的干预，旨在针对另一个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后果[2]313-315。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斯塔克教授指出，国际法上禁止的干涉表示超出单纯干预的程度，甚于调解与外交建议的行为，一般须是违反特定受害国意志的，几乎总是蓄意侵犯他国的政治独立，凡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行为，严格来说就不是国际法上禁止含义中的干涉[3]92。韩国国际法学者柳炳华认为，“构成干涉的标准，要依照个别情况具体判断。大体上，由对对方国家的意志和行动所施加的压力表明，谋求发生与对方国家意志相反的变更，就是干涉。”[4]271而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王铁崖先生认为：“干涉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通过强迫或专横的方式干预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以便强迫或阻止该国从事某种行为。”[5]113还有的学者将干涉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地、单独或集体地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反对该国的行为”[6]。
二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困难的原因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复杂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上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干涉”(Intervention)这个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在许多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物理学和医学等)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而且，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用到这个词。在国际法上，与“干涉”一词有着相近意义的词还有“干预(Interference)”、“介入(Interposition[注：这个词在国际法著作中比较少见，它曾经由国际法学者阿利C.斯顿维那在他撰写的一部国际法著作里使用过，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See Ellery C.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John Byrne & CO. Published November, 1921.]or Intermeddle )”和 “卷入(Involvement)”等词。然而，“干涉”、“干预”、“介入”和“卷入”这四个词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是很混乱的，学者们往往对它们不加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中很难被予以明确界定的首要原因。确实，这些相近词汇的含义存在交叉和重复的地方，但其在使用的场合、角度、侧重、程度、频率和价值判断上还是有差别的。有学者曾经试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区分，例如，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就认为，干涉作为国家之间行为或国际行为，它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干预，另一个是卷入或介入，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包括诸如维和、人道主义救援那样的和平行动[7]1。显然，这种解释是无益于将这几个词进行区分清楚的。一般干涉与干预的程度要高于介入与卷入，而且介入与卷入所使用的频率也比较低，对于干涉的描述主要还是“干涉”和“干预”。严格地说，这两个词也是有区别的。较之于干预，“干涉”一词多含贬义，且语气要比干预强烈。在国际政治当中，“干涉”多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情形，它常常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连。“干预”一词相对中性，国际组织所发起的维和行动(如联合国等)常用“国际干预”来描述[8]22-23。
(二)干涉行为在国际关系中是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干涉作为一个非常容易令人引起混淆的概念，其原因还在于，它既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概念，它不仅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做出价值判断。”[9]224-225而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干涉一词既与秩序有关，又与正义相关，其本身集政治性、伦理性和法律性于一身，加之其首先常常被许多政治家任意使用，国际法上的干涉概念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合法和非法干涉的理由的如此膨胀已经提高了干涉者行为的敏感度，干涉这个模糊的概念已经进一步政治化了”[10]85。因此，正是由于“干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极其模糊、含混和充满歧义的概念，而它又是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用语，其常常被各国用来批评、指责和谴责别国的一个托词以及作为一种合法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来使用，进而引发各种争议，甚至冲突，进而最后可能导致战争[注：干涉作为国际关系当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形式。在实践当中，国家间的冲突有一部分就是由干涉主义引发的。在学术探讨上，在国外的一些国际政治论著中，对“干涉”问题的论述通常放在有关“国际冲突”的章节里。参见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49页，第255页。]。而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如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基于国际人道和人权保护的考虑，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干涉性压力。另外，从法律来看，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整个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础，干涉行为无疑又是国际法上所禁止的非法行为，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到底哪些行为属于干涉的范畴，哪些行为又不在干涉之列，这些问题在国际法上又不是那么能轻易地加以区分。因此，总的来说，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极为复杂的词语很好地进行界定并非易事。
三《联合国》对“干涉”之界定存在的缺陷
正是由于现行国际法上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还存在着上述困难，直接导致了目前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下对干涉的界定实际存在种种缺陷：
(一)干涉的国际法含义不甚明确。干涉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在法律上有个明确的界定，否则不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政策秩序。“干涉总的来讲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法律概念，它意味着专横的干涉，其行为已经构成对一国独立的危害。它暗示强制性地要求一国作为或不作为，……如果它国对这一要求不服从，则会受到威胁或被强迫这么去做”[11]66。所谓干涉，广义言之，便是一国干预他国的事务。这种情形的发生，或是根据某一个国际条约，或是根据某一特殊的请求，或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所采的方式，或是用武力，或是用威胁，或是用政治上的诡计与策略。这都构成国际法上的“广义的干涉”。至于“狭义的干涉”，则是指反乎他国的意思而使得他国不能拒绝的干预行为，这种意义上的干涉所构成的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关干涉国的干涉行为既没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根据，也没有得到涉国的请求;二是干涉国的这种干涉行为是涉国不得不接受的行为，其性质与国际法上的斡旋或调停存在区别[12]81。但遗憾的是，现行国际法并没有对干涉作出过明确的定义。即使联合国对于干涉问题做了一定的相关性规定，但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进行解释的，这样做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使得干涉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联合国起草人显然是要将不干涉原则适用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所有领域的。这也就是说，在联合国审议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不能对本质上属于一国内政的问题进行审议。国际社会建立联合国的初衷正如所表明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是为了加强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按照传统国际法做狭义的解释，第2条第7款[注：《联合国》第2条第7款规定：“本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因为那种所谓的不干涉恰恰是第2条第7款的例外，即该组织可以根据的有关规定采取的强制措施[13]59。因此，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向来比较模糊的态度来有意回避对干涉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为了更有效地规范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多的干涉行为，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将干涉限定在“专断性干预”的范围内，况且这一区分本身就非常困难。因此，后来联合国在其所通过的大量相关决议和文件中为了避免从狭义上来理解干涉，大都将干涉和干预这两个术语同时表述。因此，在笔者看来，按照现行联合国的精神，国际法上的所谓干涉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干涉，即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其某种意图或达到某种目的，通过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手段，运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在没有征得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使得该国不能自由地、或者被剥夺了按照其自身意志处理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事务能力的一种非法行为。对于联合国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坚持严格意义上的不干涉原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际秩序，但同时也很不利于从国际法上对干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它使得干涉与不干涉的问题高度政治化。
(二)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由于学者们对干涉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大分歧的缘故，干涉本身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实际上对于国际法上禁止干涉的具体内涵到底包括哪些确实是一个很难列举的问题。联合国第2条第7款用了“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的公式，这种表述是极其宽泛和模糊的。这种限制条件对于联合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其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在联合国看来，如果许多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由于某些原因跃出其国界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内管辖事项”就不再是“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部管辖的事务了，而是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与之有关的“国际关切事项”了[14]97。总的来说，国际法上干涉的具体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其他两国间关系的干涉(外部干涉);二是国家对一国的内部争端的干涉(内部干涉);三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某种救济的手段，国家因一国触犯了国际法而通过发动战争而对一国所进行的干涉(惩罚性干涉)[15]131。这说明，国际法上所禁止的干涉不仅仅局限于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也包括干涉该国的外部事务，例如，第三国对于两国之间的争端的解决加以干涉，或者第三国对其他两国之间订立条约时所进行的干涉行为等等。这样看来，按照联合国的精神，干涉主体所进行的干涉不局限于涉国的具体的内部管辖事项，因此，内政绝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只要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都可以称为国家的“内政”。这种绝对主义的国家主权思维模式显然已经不适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不断发展的现实。
(三)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由于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内部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频频爆发使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面对这些人道主义灾难时往往反应迟钝。而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意味着作为主张该原则的例外的干涉行为至少应该是在征得拟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在征得国家的同意的前提下”中的“同意”至少应该是该国正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强制、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不利条件下自愿作出的单独的合法意思表示。这也就是说，“对干涉的同意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同意的作出必须是真实的;二是这种同意应该本身是合法的行为，也就是不能与作出该种同意的国家本身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违背。”[16]281这种严格的解释就可能使得联合国拟对这些事件作出合理的反应和干涉显得一筹莫展。因为，一方面，《联合国》(第二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除了国家自身在受到外来武力攻击而进行自卫以及联合国(第7章)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联合国不得干涉一个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条第7款)。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只有“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才可以进行集体干涉行动，这显然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实。因为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时，联合国是不可能直接援引上述“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的例外公式来进行有效的集体干涉行动的。而且，对于一国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安理会目前的实践是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可能使得联合国体制下干涉行动有扩大化的危险。安理会是否可以针对国际社会中任何发生的情势有权决定其是否构成了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进而对其进行集体干涉?如果是那样的话，第2条第7款等相关条款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对此，联合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在一般国际法上，要构成干涉，干预必须是强力的或专断的，或者是胁迫的，在实际上剥夺了涉的国家对有关事项的控制权，单纯的干预不是干涉。因此，对于干涉所采取手段的具体标准问题，我们一般将干涉这个词界定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强制性干涉” (Forcible Intervention)或“专断性干预”(Dictatorial Interference) 。但在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不能充分反映当今国际环境变化的。因为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如国际法院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案”中明确指出：根据定义，干涉以一国的强制为先决条件。所以，仅仅是终止援助发展中国家或违反经济条约，不包括在“干涉”一词之内[17]126。或者，有关国家对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仅仅表示意见或提出建议，则这种行为不能叫干涉。联合国体制下也始终没有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构成所谓“专断性”或“强制性”的干预与“非专断性”干预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从学者们上述对界定干涉时的表述来看，无论是对干涉主体所使用的手段和形式，还是对涉的客体方面，从其所使用不同的措辞来看，其分歧是很明显的。如果不能清楚地区分强制性干涉与非强制性干涉，其结果将允许国家进行非强制性干涉[18]955。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包含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干涉在国际法上肯定是被禁止的。因为如果干涉包含武力的使用，它就违反了《联合国》第2条(4)，该条款规定：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原则不符的任何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从该条款的措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除了使用威胁或武力外，国际法上显然还包括其它干涉方式可以达到侵害国家的或者政治独立的目的。“当然这项禁止也反映在而且单独地反映在国际习惯法中。如果武力的使用是相当严重的，它可能也构成侵略”[2]314。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并非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干涉概念的基本要素里仅仅必须包括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成分。因为，“具有胁迫性以致构成干涉的干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2]316。换句话说，使用威胁或武力因素只是构成干涉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另外，就武力干涉本身来说，现行国际法上也没有作出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现行国际法要对干涉作出明确的界定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又导致了目前联合国体制下对干涉的界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而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成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回避其对干涉作出明确界定的一个充分理由，因为尽管国际法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干涉，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干涉与反干涉的的斗争又是经常的。因此，存在上述认为基于政治或道德上的考虑而进行干涉的可能，尤其是这一干涉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作出的时候。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为了探讨西方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而提出了四个彼此相关的命题：国际社会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秩序的维护(The Maintenance of Order)、干涉主义学说(The Doctrine of Intervention)以及国际道义(International Morality)。其中，干涉主义学说一方面反映出国际关系仍然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独立基础上，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内部的重大事件和事态与其他成员的利益和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在怀特看来，可以将干涉看成某种偶然的、不幸的必要性，这种干涉由于权力平衡过程的持续的不稳定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不同成员道德发展的不均等而变得无法避免，在政治考虑中，保持势力的平衡是实行干涉的一个较好理由，但在道德层面，展现其文明标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19]371-372。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集体干涉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不可避免。2005年9月13日，第59届联大在以决议的形式通过的联合国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草案》规定：“各国政府清楚、明确地接受它们应承担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集体国际责任。在和平手段证明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国家当局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愿为此目的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及时、果断的集体行动。”但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应首先对诸如干涉的定义、禁止干涉的对象和范围、国际社会进行干涉的具体国际法依据以及拟进行干涉的具体国际法标准等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摆在联合国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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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势好坏，既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又影响到社会稳定。本文结合工作实践，认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须进行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运行业率先实现开放化，“有水大家行船”，无论个体、集体、国有企业都可以从事水上运输，水运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但同时，由于市场准入标准等种种原因，也给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隐患。
跑马行船三分险。水上安全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势好坏，既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又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如1999年“11.24”海难，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庆合川市一艘个体客船因严重超载触礁翻沉，死亡46人。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使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社会所震惊，冲击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这些事故的发生与我国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责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时，部分水运企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毫不关心，重经济效益，轻安全生产，“要钱不要命”，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社会水运资源的配置、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着根本性动因的作用的。因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水运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特征的，制度所决定的选择取向对水运企业等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水运生产力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要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就必须减少对制度的人为干扰。
无可非议，水上安全管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水上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产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诸多问题，为水运安全管理的制度变迁造就了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对社会心理进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必须进行矫正，从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类社会内在发展规律。
根据制度变迁中各主体所发挥作用的区别，笔者认为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的思路应该是：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发挥其积极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力量以提高资产的共性程度，特别是游戏规则的普遍适用程度，要通过法律程序构建游戏规则，使游戏规则具有公开性、普遍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败德性机会主义的内在冲动，增加理动机。具体地说，就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事故预防为目标，通过提高败德成本，提高企业自我约束力，以科技进步和管理方式现代化为手段，督促水运企业及有关经济主体提高素质，构建现代的水运安全管理机制。总结以上思路，笔者认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
一、以人为本，创新安全文化
以人为本，体现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须以保障从事水运的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最高原则，杜绝以危害人的生命与健康去换取物的安全和经济效益的非人道行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必须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种媒体和网络向全社会宣传安全知识，继续开展“安全生产月”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事故应急能力，创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二是要切实加强水运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突出抓好水运企业经营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从事水运业的所有人员在心理、思想和行为上形成安全生产的自我意识。
二、转变理念,创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实现水上安全管理从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转变。
1999年“11.24”海难，因天气恶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长达7个小时都没有救援成功，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就是随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国海域，一艘马耳他籍油轮断为两截，在风力10级环境下，船上20多名员工在很短时间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难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事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
目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应急救援体系，包括建立了国家统一指挥的应急救援协调机构、拥有精良的应急救援装备、充足的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国外应急救援体系的发展过程既有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也有一些教训应当汲取：如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应急救援指挥应当实行国家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基本原则；国家要大幅度地增加应急体系建设的整体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确保应急救援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应急救援的主要基础是全社会总动员等等。
二是要实现由经验型管理向技术型、专业化管理转变。
过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凭借规章制度的约束。诚然这种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随着当今水运行业的日益专业化，这一传统管理方式，无疑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更多地依靠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来实施有效的监管。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机构不是万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知识的有限性和专用性决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摆脱其“救火队”的职能与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专家会议制是弥补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知识缺陷的合理选择。当然，在举行专家会议时，参与者的广泛代表性和会议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两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体应由船舶个体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运企业的“大安全”管理转变。
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乡镇、个体运输企业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须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及事故多发的特点，即由过去只注重对大水运经济主体的管理转向对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主体，尤其是要强化对非公有制中小经济主体的安全监督管理。
三、科学管理，创新水运企业自我管理制度
水运企业是水运经济的细胞，是水运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和经济增长的主体。水运安全工作的落脚点是企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只要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运安全生产形势才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当前，要逐步实现水运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船员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会安全”转变，并形成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强化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提高水运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水运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水运企业安全生产，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结合先进科技，创新管理途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实现水上安全形势的根本性好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安全管理技术，如使用CCTV、AIS等技术，从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从本质上为遏制或减少重特大事故发生提供技术手段，使安全管理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从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五、完善法制，创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职责的本质就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对安全生产主体实施监督管理和监察的行政行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以安全生产基本法为依据，清理、修改和完善过去各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并同时废除与安全生产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条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应根据新形势和水上安全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与中长期规划，切实改变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应急，而忽视对未来防范的被动管理状况。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应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以增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再有，应依法强化水上安全管理监察，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维护生产正常秩序。在制度创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且社会中任何经济主体所面临的规则应该是统一的。如果一方出现严重违反安全管理的行为能够不受制裁或只被轻微处罚，那么严守规则的另一方会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规则也就会被所有经济主体视作“空头纸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无从谈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中，因环境的变化，从事水运业的经济主体在不改变其行为动机的前提下，必将改变其行为模式，以便更好地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因素相适应。因此，在实施创新的变迁时，水上管理机构还必须不断对新制度进行评价。就转变后的体制而言，是鼓励一种生产性努力的行为，还是鼓励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评价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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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国际私法上涉外离婚的管辖权冲突现象比较严重，源于各国国内法对离婚案件的管辖权确立原则各有不同。目前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冲突，主要还是依靠各国国内法来解决，可以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入手。我国现行立法的部分规定，与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不相一致，不利于跨国离婚纠纷的妥善解决，因此建议 参考 国外相关立法和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涉外离婚 法律 制度加以完善和 发展 。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的涉外婚姻越来越普遍。然而，由于男女双方文化传统、社会经历、意识形态以及人生观等方面的差异，涉外婚姻破裂的比例也相对较高。涉外离婚案不断上升的现状与我国相对滞后的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涉外离婚法律制度，法官在审理涉外离婚案件的过程中无法可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上级法院的批复只能是杯水车薪。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离婚的方式一般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由于“协议离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由此产生的实质性的法律冲突较少出现，故各国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协议离婚”的内容鲜作规定。本文着重就“判决离婚”中的管辖权冲突问题进行探讨。
一、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冲突
由于涉外离婚案件的审判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本身的切身利益，同时还涉及到有关国家的社会利益，因此各国都采取立法的形式，尽可能扩大本国法院的管辖权。在管辖权确立的原则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属地管辖原则
这一原则主张以案件事实与有关国家的地域联系作为确定法院管辖权的标准，强调基于领土主权原则，对其所属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事件和行为具有管辖权，以被告住所地、原告住所地、惯常居所地、婚姻缔结地等所属国法院作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所有这些地域联系中以住所地和惯常居所地标准最为普遍采用。采用此原则的国家主要有英美和拉丁美洲国家。[1]
（二）属人管辖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一国法院对本国国民具有管辖权，对于涉及本国国民的离婚案件具有受理、审判的权限。采取这一原则的理由是离婚案件是属于个人身份问题，与本国联系最密切，所以应该由本国法院管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丹麦等国都采用这一原则。（现如今，这些国家也将当事人的住所或习惯居所作为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扩大了管辖权范围。）
（三）专属管辖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一国法院对与其本国和国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密切联系的离婚案件拥有专属管辖权，从而排除其他国家对涉外离婚案件的管辖权。只要一方当事人为本国国民，无论该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该案件只有本国法院才有权受理，而不承认任何外国法院的判决。[2]如奥地利和土耳其等国就对有关本国人的离婚案件主张专属管辖权。
（四）协议管辖原则
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选择确定管辖法院。在几个国家对离婚案件都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以选择其中一国法院作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行使诉讼权利。
综观各国的法律规定，采取单一管辖原则的已不多见，上述各国法律规定中主要就有以住所地管辖为主，国籍管辖为辅和以国籍管辖为主、住所地管辖为辅的两种模式。因此，总体来看，有关离婚案件管辖权的确定正逐步走向灵活，向着有利于离婚的方向发展。
二、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协调
司法管辖权是国家行使司法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各国对管辖权的争夺是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基本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涉外离婚诉讼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在现有的立法水平下是不现实的。虽然国际社会就离婚管辖权制定了一些统一国际公约，但这些公约或是区域性的，或虽是普遍性的但参加的成员国屈指可数，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目前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冲突，主要还是依靠各国国内法来解决：
（一）立法方面
首先，应尽量减少专属管辖权的规定。随着离婚案件的日益增多，各国对离婚的法律规定也越来越宽松。而强调专属管辖只会导致一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这是与当前便利离婚的立法宗旨不符的。专属管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会损害本国国家或国民的利益，但是这种根本否定外国管辖权的做法有“杀鸡取卵”之嫌。而传统冲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并不排除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仅例外地赋予本国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与本国的基本制度与根本利益相违背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可以不予承认，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灵活的做法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秩序。
其次，应该考虑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尽量使自己的管辖权规范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通常的做法是采用选择性规范，采用这种折衷主义的立法例有着明显的好处，就是为当事人在多个有管辖权的法院择一起诉提供了便利。
再次，由于协议选择管辖权能在具体案件中协调有关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在合理限度内尽量扩大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不失为有效方法。[3]住所地（包括婚姻住所地、夫或妻一方住所地）、惯常居所地（共同惯常居所地、夫或妻一方惯常居所地）、国籍国（共同本国法、夫或妻一方本国法）、婚姻缔结地均可以成为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权的连结点。
（二）司法方面
坚持国际协调原则是避免和消除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冲突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求各国法院基于内国的有关立法，在司法上充分保证有关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只要有关协议不与内国专属管辖权相抵触，就应该承认其效力。
其次，在外国法院依据其本国法律具有管辖权，且不与内国法院的专属管辖权冲突的前提下，内国法院应遵循“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承认该外国法院正在进行或已经终结的诉讼的法律效力，拒绝受理对同一案件提起的诉讼，从司法上避免和消除管辖权的积极冲突。[4]
此外，在各国都极力扩大本国涉外离婚管辖权的情况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虽很少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管辖权消极冲突不仅仅作为理论问题存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对当事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管辖权消极冲突中的当事人，法律应予以救济。被誉为20世纪国际私法立法最高成就的瑞士国际私法典虽未明确规定管辖权消极冲突的解决，但该法有关“本法未规定在瑞士的任何地方的法院有管辖权而情况显示诉讼不可能在外国进行或不能合理地要求诉讼在外国提起时，与案件有足够联系的地方的瑞士司法或行政机关有管辖权”的规定，为管辖权消极冲突中的当事人提供了司法救济的可能。《
三、我国的制度分析与立法建议
（一）我国有关离婚管辖权的现行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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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诚信；电子商务；商务伦理
一、网络诚信危机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障碍
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2007年中国网商交易额突破1.3亿，网商数量已经超过3000多万，这个市场非常之大，发展非常之快。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据2009年6月的《中国电子商务诚信状况调查》显示，有23.5％的企业和26.34％的个人认为电子商务最让人担心的是网络诚信问题，具体表现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及厂商信用得不到保障，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以及网上提供的信息不可靠等，诚信问题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心理，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网络诚信危机问题已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网络诚信危机的成因分析
假交易，合同诈骗，侵犯消费者权益，各种各样的网络诚信问题是非常突出的。网络交易为什么出现这种诚信上的危机呢?一是它的虚拟性，二是技术上的复杂性，三是电子商务的远程性，四是记录可更改性。
三、构建网络道德诚信空间，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在技术手段走在道德意识、法律观念之前时，电子商务就面临抉择：要么更改规范，要么就得限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进行网络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比限制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更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网络道德的建立就成为关系电子商务发展的最佳通道。
1 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网络经济是信用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到了互联网时代，信用几乎是电子商务的灵魂。不道德行为在电子商务中的泛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规范信用的机制。在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信用体系很不完善，企业的信用评估、个人的资信状况都不甚了了。急需建立个人和企业完善的信用体系和规定信用查询制度，以实现在具体化、可靠性基础上所进行的“虚拟化”交易。
(1)设置相应的监管部门，加强信用制度的监督力度。如加强行业自律，为交易的弱势方提供信用担保；加强失信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方的失信成本。
(2)早日设立信用认证机构，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认证。建立信用评估机构及标准，信用档案登记及管理机制，信用资料公开查核机制，信用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公安、法院、银行、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机关的信息互通机制，失信惩罚机制，社会开放查询等机制，从而为全社会提供信誉咨询服务，促进信用意识的形成。
2 借鉴发达国家相关法律的建设经验
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环境，这是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影响着电子商务在中国应用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已经颁布了《联邦电信法》、《伪造存取手段及计算机诈骗与滥用法》、《联邦计算机安全处罚条例》等，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30多个国家也都制订了有关计算机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法律管制与道德教化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网络的安全与文明，发达国家的管理机制对我国的计算机安全立法工作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而我国的计算机网络管理还处于单行条例、法规的管理阶段，目前只有《电子签名法》和《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我们应该从法律角度进行信用制度的立法。制定个人、企业、政府信用制度管理办法，先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做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建立信用网络管理体系。
3 加强商务伦理道德教育
商务伦理道德是维系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精神动力，是链接现代文明的纽带，是关乎改革进程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理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