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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1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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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2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无论是思慕已久还是机缘巧合，每一个第一志愿填报中文系的孩子多少都是有些文学梦的，若称才高八斗不够火候，文艺青年也当之无愧。而就读于北京大学，更是每一个中文人的梦想。入学之初，谁不幻想着虫鸣夏夜，邀二三好友至未名湖畔，谈诗论画，品人生几何，兴至则来，兴尽则返。
不料良辰美景尚未来得及消受，开学典礼上便遭系主任温儒敏老师当头棒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寥寥几字浇灭了大家伙风花雪月的白日梦。
我的第一堂课，非慷慨悲凉的魏晋风骨，非丰神情韵的大唐气象，亦非筋骨思理的两宋华章，遑论五四思潮、新时期文学等后来者。旁人兴许猜不到，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的第一门课名曰“现代汉语”，学的是那世界语言之本――每一个用于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入门方知不易，原来这汉语真乃最难分析的语言之一，七大方言区的语音、语法各异不说，单普通话的语法就在大规则之外又有许多例外。而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这十八个字的解释就可以是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啊。可即便浪漫文学的春秋大梦被浇了一头冷水，有些惝恍失落，但“现代汉语”打开了文学的魅力之海。
艰涩文学史必修之利器
学校里总有那么些关于中文系的传言，据闻每个理科生都暗恋过中文系女生，又言中文系的人论文两三万字尚属平平，更有言甚者曰中文系乃北大养老院之一。对于前两项尚可接纳，第三项却实在是外人对我们的误解。
且不论语言学国际音标的大舌小舌、送气不送气、清音浊音等各种挑战口腔的高难度训练，也不论古典文献学埋首烟波浩渺的古籍资料室、终日冷对竖排繁体书的艰苦，便只说那众人心中万般美好缠绵的文学。
提及文学，不能不说说那陪伴每个中文系学生长达三年之久的文学史学习。在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文学史作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隋唐五代文学史、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虽不求字字甚解，但也须粗通些许，这一个“些许”可是囊括了洋洋上下五千年、浩浩幅员万丈余的文章事。
文学史至少属热闹红尘之物，读尽天下好文尚可遍览历史，可那文学理论真真愁煞人也。汉语言文学论文与那一般书评、影评差别之处，多半便体现在这“理论”二字。中国古代文学主情主理之争、出世与入世之别，西方传统中现实与浪漫的纠葛，争的多半不过是那“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比迪・马丁说：“如果没有受过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会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还是一个国家国民情感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学理论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提供给我们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教会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有些有时枯燥乏味，但想要彻底通晓文学，就必须抱有沉潜的心态。
长期投资操守性情
然而，汉语言仍是每个文化人不忍抛弃的词语，它直连汉文化最精巧幽深的传统。汉唐雍容魏晋风流已远了，汉语言仍是连接古今沟通的桥梁。
宋元文学史课上，张鸣老师一袭长袍、两袖清风，颇有古意，更兼有苏轼之豁达豪放，故同学敬称其为“夫子”。夫子精心于北宋，尤慕苏轼之风，介绍苏轼、黄庭坚之流时往往细细品赏，待北宋文学史讲完学期已过大半，南宋、元朝只好匆匆带过。谈及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时，讲到东坡曾与友人在书信中自言此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夫子笑曰：“东坡‘呵呵’实为千古放达第一人也。”
最后一堂课，夫子谓：“北宋哲学家邵雍曾推衍，天地万物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因缘际会，虽今日离愁别绪，但想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大家仍会相会于这间教室，又复宽慰尔。”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3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著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编の数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汲古书院，1992年，425－446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见《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见作者提及。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在语际翻译过程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中西文化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汉译英过程中出现文化信息的缺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以杨究益译本《红楼梦》中歇后语的翻译为例，简要探讨汉译英过程中的文化信息的传递与缺损。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封建大家族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塑造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人物，同时，还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画卷。英译本《红楼梦》(杨宪益等译，以下简称杨译本)较成功地把原文的风貌展现给了译文读者。然而，由于原作者与原文读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的文化背景不可能在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存在，因此，在汉译英过程中出现文化信息的缺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以杨译本中歇后语的翻译为例，简要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传递与缺损。
一、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传递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也是一种文化交际行为。郭建中指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沟通的桥梁。主要的任务是在目的文(target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language)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在翻译和介绍《红楼梦》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既要使译文文本的读者正确理解文章内容，又要保持并传达原文文本的文化特点，是极其困难的。从传递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杨译本较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杨宪益所说：“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重视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他们的乐与悲，爱与恨，怜与怨，喜与怒。”E2]由于译者对原文作者的语言文化背景和译文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杨译本基本上把原文本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文化观念、价值信仰等文化信息对应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歇后语是汉语语言殊的语言现象或者语言结构。一般来说．歇后语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或两个语言片段．前一部分是描述或者陈述。后一部分是对前一部分的说明或者解答。由于歇后语具有幽默、含蓄的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被大量使用，以刻画人物的性格，突出故事情节。《红楼梦》中也有很多地方使用了这一修辞手法，用来烘托人物，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同时，还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翻译中，杨译本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修辞手法，并采取了相应的手段进行翻译。
例1：那个宝玉是个‘丈二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房子，由着你们糟蹋。
译文：AsforBaoyu．he’Slikeaten—footlampstandthatshedshghton ohtersbutnoneon itself．Hecomplainshtatothersaredirty，yetleavesyoutoturn hisown loomstopsy-turvy．
此处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为题材来做歇后语(丈二的灯台——照得见人家，照不见自己)。宝玉的性格里具有反封建的战斗性。这在他对待丫鬟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但他的这种行为受到来自封建大家庭的家长的斥责。该歇后语的使用。表现出宝玉随和的性格。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用明喻生动形象地把取材的事物展现在译文读者的面前，既说明了宝玉的随和个性，又暗示了他地位“高”的背景，表现了封建制度里森严的等级。这与原文的思想内容相符。
例2：我看到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来赔不是。
译文：“Onewasthatpiece．”sheanswered．“inwhichLiKuiabusesSungChiangandhtenapologizes．”(Footnote：From thenovelShuiHu，LiKuiwasa peasantrebel，SungChiang，the leaderoftheoutlaws，wasacapitulationist．)
这里是用通俗故事的比方来做歇后语(李逵负荆——赔不是)。宝钗知道宝黛二人口角，宝玉赔不是；又是黛玉问她听了什么戏，所以才答出这句话来讽刺他们。宝钗含蓄而嫉妒的心理表现得一览无遗。同时宝玉和黛玉两小无猜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李逵最敬爱宋江，宝玉最爱黛玉，得罪了自然会赔不是。译文在翻译中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把其中的文化因素传达了出来，点明了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既忠于原文，又说明了李逵和宋江的身份和关系。
例3：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又是何苦来呢?
译文：You’venocalltosweartome，madam．You didn’tbuyme．We’reallbirdsofafeather_一aUslaveshere．Whygoforme?
这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来做歇后语(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梅香原是旧时奴婢女子常用的名字，在这里代指婢女。芳官虽然身为优伶，但不亢不卑；赵姨娘变为等级高的奴才后，拿着鸡毛当令箭，仗势欺人。从芳官的回答中，我们可体会到封建等级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在翻译中，译者采取了套译的方法．把歇后语的下半部分进行直译，同时采用了歇后语的结构形式。达到了较好的语言文化传递的目的。由于在英语表达中没有对应的“梅香”，所以译者采用了具有译文文化色彩的一个俗语“allbirdsofafeather”。同时，英语中，“bird”也有“姑娘”的含意。
从上述几例可看出，杨译本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了原作中的文化环境，包括历史典故、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等，并力求在不损害原文风貌的基础上尽量多地把文化信息向译文读者传递。这种努力，说到底，也是把中国文化里的独特语言现象介绍给译文读者的一种文化信息传递的工作。
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缺损
顾嘉祖指出“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又是文化的镜象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多姿的文化形态。”歇后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反映。由于中西文化在传统观念、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汉语语言的特殊性，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往往包含着其他的文化因子；这样，在把一种言语文本转化为另外一种言语文本时，文化信息的传递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缺损。下面，再以杨译本中的歇后语翻译为例，来看看文化在翻译中的缺损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语言特色信息的缺损，历史文化信息的缺损，社会习俗文化信息的缺损，宗教文化信息的缺损。
例1：我哪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真(针)’了。
译文：“I’m incapable ofrunning things．I’m too ignorant，blunt and tactless，always getit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sitck．”
此处的歇后语用了“真”和“针”的谐音，把动宾结构词组“认针”转换成偏正结构形容词，只有在汉语语言里才有这种转换，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性。同时，“把棒槌当作针”本身就是一种很笨的行为，在此照应前面提到的“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王熙凤用这样的话来贬低自己，充分地表现了她伶牙利齿，反映机敏。在翻译中，作者采取了意译，避开了原文所具有的语言上的特点，只把歇后语的意思表达了出来，虽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人物的谈话内容，但语言特色信息在传递中却缺损了。
例2：好啊!这会子都还不起来，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儿!
译文：“Fine!”heswore，“Notupatthishour，iustmakethingsmored瓶cultforme!”
“打擂台打撒手儿——当看客”。原文中贾琏管理荣国府好比打擂台，要应付各个方面。打擂台是一种中国民俗文化活动。在西方有拳击运动与此相似，但文化内容不同。杨译本在处理这个歇后语时，采取了意译，但没有把封建社会这个大“擂台”中独特的中国文化行为传递出来，这样文化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大打折扣。
例3：“没有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译文：“You ungratefulthing!Likethe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 htatfeedsyou．”
传说吕洞宾是中国道教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关于他和八仙的民间传说很多，可以说，他是中国最具民族性的宗教文化——道教文化的代表人物。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但吕洞宾这个人物及其中隐含的“道教代表人物”的内容却未能表达出来。同时，在中国文化里，把歇后语的施动者比喻为狗，具有侮辱性，而把受动对象比喻为吕洞宾，则有尊敬的含义，从而表达出一种“好——坏”的对比。在译本中，“吕洞宾”所传达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文化无法完全反映出来，文化信息是不完整的。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动漫作品；日本动漫作品；内涵建设；原创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15-02
现阶段，关于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论文、论述、研究、研讨等已铺天盖地，不计其数，从动漫教育改革到资金投入、市场引领等方面也有不小的论证结果，为中国动漫发展出谋划策的人更是多如牛毛，国家从2001年开始推行的动漫产业扶植行动距今也有10多个年头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了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下，仍然呈现出持续日益衰败的动漫产业？是我们创造的动漫角色不够个性？还是我们各高校动漫教学不够规范？或是我们的动漫市场不够完善？对比邻国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可能会深有体会，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动漫作品从根本上做的不够充分，缺少对内涵的探索和建设，这就直接导致了动漫作品缺少生命力，在刚刚进入市场就已不幸夭折。这里，我们不做太多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抛开民族意识和大国态度，对日本动漫作品进行分析，从中寻找我国动漫作品内涵建设的方向。
一、开放的意识和态度是内涵建设的根本
意识和态度是内涵建设的首要问题，试问，如果没有一个对动漫作品明朗正确、开放包容的意识态度，很难想象，在此基础上会创作出怎样缺乏内涵的动漫作品。在这一点上，日本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在日本，动漫就如我国的新闻联播一样，观看人群的年龄是没有界限的，从3岁到93岁，都在看动漫，只不过在题材、内容上有一些观看类别和界限，譬如有动画、侦探警察类、武侠动作类、科幻、少男少女类、体育技击类、餐饮服务等。可以说，从儿童到老人、从上班族到家庭主妇都在和不同的动漫作品发生着不同的联系。如果说日本全民动漫，也不为过，动漫产业已成为日本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
不止如此，日本还将动漫不断的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日本政府并不认为以动漫形象或产业代表国家形象是可耻的，相反却以此为荣，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一提到动漫永远都会和日本联系起来，从某个角度上说，动漫就是日本的代名词。最为夸张的例子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就曾出现无数张贴在大街小巷，以“凉宫春日”为背景主体的反战海报，而凉宫春日则是2007年日本最为炙手可热的动漫作品《凉宫春日的忧郁》里的主人公。
与此相对比，在我国，大量动漫作品的观众始终定向为未成年人，出品的动漫作品多为低龄幼齿为主，人们并且一直贯彻着动漫只是给孩子们看的思想意识，这就直接失去了全国人口近五分之四的动漫收视率和关注度。
由于动漫作品的目标人群主要定位在未成年人或学龄前儿童，自然作品内容就被大大的简化和削弱了。其基本目的是向未成年人或学龄前儿童提供娱乐，如果我们不从动漫作品创作的源头就纠正态度，很难想象我们的动漫作品的内涵又从何而来？
二、原创是内涵建设的核心问题
原创，是凭空想象？还是发掘改编？我们常说自己是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从开天到改革开放，从《易经》到《红楼梦》，我们有无数的神话历史故事，有数不尽的优秀典籍，但为什么至今我们的动漫作品仍是如此肤浅幼齿、是如此的具有复制性，难道我们的动画只有《喜羊羊和灰太狼》这种低级的作品吗（然而，在我国，越低级的动画越卖坐）？难道我们只能反复去做《西游记》、《哪吒》这样的动画么？难道我们的动漫作品只能去模仿日本或美国吗？我们的动漫作品到底想传达什么？只是为了给小朋友一些学前娱乐？或是只会照搬古代名著典籍以及翻版日美模式？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更想表现和传达的吗？
说到原创，看看日本动漫是怎样展现的：它既有凭空想象的《多啦A梦》（很可惜这部动画不止是小朋友喜欢，从3岁到93岁都在看，至今还在连载）；又有发掘改编的《龙珠》（受到《西游记》某些启示，改编出了一个有尾巴，看到月亮会变大猩猩，长的和地球人一样的外星人，并始终以保护地球而奋斗终生的故事，这个主人公叫孙悟空）；既有想象与神话相结合的《圣斗士星矢》（取材来自于希腊和北欧神话）；又有自历史故事改编的《苍天航路》（取材于《三国志》）及《影武者》（《德川家康》传记）等。
日本动漫作品在内容上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具有一定的哲理与意义。最为典型的作品就是有近30多年历史的《机动战士高达》系列动漫作品，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高达SEED》。在《高达SEED》这部长达50集的动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了日本人对战争的正确理解和清醒认识。
在该作品中，始终贯穿着战争爆发的根源：种族、信仰的不同引起的几乎导致种族灭绝的战争；由于对能源的渴求而导致的侵略战争；靠不断挑起战争而贩卖军火的军火贩子；为了复仇而导致的相互之间几代间的战争等等。可以说是关于战争的一本教科书，观众在欣赏炫丽的两军激战画面时，同时也深深的引发了我们对战争的思考，以及对来之不宜的和平的珍惜。
在日本动漫中，除了对战争的反思，还包括了强国梦想，最典型的作品就是《足球小将》和《篮球飞人》。当《足球小将》这一漫画作品被改变成动画作品而广泛传播于整个世界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滑稽的日本梦，而如今，在2010南非世界杯上，当日本足球队第4次出线时，人们纷纷想起这部10多年前的动漫作品，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队几代队员都是在《足球小将》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动漫在日本的显赫地位，它已不再是拉动经济的砝码之一了，更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
日本动漫作品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青春恋爱类和侦探类，比如《秒速5厘米》就是典型的青春恋爱类型的动画作品，作品通过明快的画面，细腻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及身体动作刻画，将早恋的高中生描绘的淋漓尽致；而《名侦探柯南》虽然是一部侦探类动漫作品，但其整个作品中贯穿了对真爱的向往、百折不挠不畏艰难的精神、以及滋滋不断寻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显然，日本动漫作品虽然种类繁多、内容千奇百怪，但大部分作品都体现出了博爱、坚韧、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目前我国动漫与之相比，这种原创性的内涵体现正是我们缺少的。由于我们与日本动漫人的意识态度上的悬殊差距，在国内热播的各种动画作品内容基本出现同质化的倾向，作品缺少内涵和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主要以娱乐未成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为主。而另一种面向成年人的动画作品也主要是将小品、相声或评书配以画面的flas，从本质上是无内涵的，只是一种图解小品、相声或评书的方式而已；不但没有为所图解的作品增加看点或优势，更多的时候起到分散注意力的恶劣影响，十分或二十分钟的flash 播完了，同时也忘记了动画的内容，想不起之前看到的到底是相声还是小品、评书。
日本动漫产业的繁荣，动漫作品内容的丰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动画与漫画之间相互扶持，紧密结合呈现的结果。无论是前面提到的动画作品《机动战士高达》、《龙珠》、《圣斗士星矢》，还是《多啦A梦》、《足球小将》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成。与动画产业的繁荣一样，漫画作为动画的根基，比动画产业规模更加庞大。虽然漫画不像动画那样有规模庞大的公司企业做支撑，但却依然占据着日本动漫市场的领航地位，数十年来未变。
在日本，漫画是在二战结束后才逐步走向产业化，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及行业规范，从手冢治虫至今，名家名作辈出，成为日本动漫产业主要的领航者和生力军。无数的优秀漫画作品被连载、发行和改编成动画作品及其他影视剧。而在这一层面上，也是我国动漫作品在内涵建设上需要借鉴的。
国内多数动画作品与漫画作品是毫不相干，没有联系，各自为政。这就导致了动画作品在原创方面失掉了很大一部分素材库，很长时间里处在闭门造车的局面之中。
而在漫画方面，情况更不乐观，国内无论是在《漫友》等杂志上连载的作品或是通过其他渠道出版成册的漫画书，画风多为日式，就连故事内容、情节安排、人物名称也倾向于日本漫画，丝毫不像中国漫画家所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一些国家政策的出台，导致大量优秀外国漫画无法进入中国漫画市场，被拒之门外。就连香港、台湾等地具有浓厚中国传统色彩的所谓港式漫画、台式漫画也在国内也无生存之地；从2006年开始，在国内陆续出版港式或台式漫画《神兵玄奇》、《风云》、《百分百感觉》、《霹雳》的几家出版社也停止出版，如果再想看到，也只能去互联网上在线或下载观看了。
同时，由于种种条件所限，导致漫画作者先天营养不良：很多作者来自大专院校再读或已毕业的学生，由于各高校的招生、培养方式等诸多原因，导致漫画从业人员普遍文化水平有限，对漫画理解片面，缺少基本的文学艺术修养，以至创作出的漫画作品内容空洞、形式单一，加之其它如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很多无法出版，又何谈根据漫画作品改编动画，从而持续发展动漫周边产业？
三、动漫作品内涵建设的建议
首先，就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到现有对动漫作品的观念是不全面的、是带有有色眼镜的，是带有偏见的，这样从根本上才能解决动漫作品的创作问题。将动漫不止局限于未成年人或学龄前儿童，而应把目标基本定位于各年龄层次都可以接受而转变。以这一目标创作出的动漫作品可以在内容上实行分级或分龄制，并加以法律法规进行辅助，这样一方面杜绝“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也可以满足其他年龄层次对观看动漫作品的需要，扩大动漫作品的观看人群。
其次，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大量引进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优秀动漫作品及相关行业信息，打开目前保守，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动漫政策；尽量做到外国动漫作品与国内动漫作品相同或略高于国内动漫作品的播出、发行政策；这样，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我们的动漫作品才能在对比竞争中相对较快的成长起来。
同时，还应加强动漫从业人员对文化艺术知识的学习，规范高校动漫专业招生及教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做到真正的动漫人才储备基地的作用。整个漫画行业可以借鉴日本漫画行业进行调整或模仿，设立多个奖项及权威赛事，并与出版商、影视制作公司合作，对优秀的动漫作品无条件出版和发行，实行以奖代养的政策；出版社及相关权威杂志、报刊要起到发掘新人、新作的确实作用。
在动漫画作品的编剧、策划、故事内容方面，不局限于一点，打开思路，可取材于我国或其它国家、民族丰富的神话历史故事、近现代文学名著；也可取材现实生活及各行各业或少男少女的青春故事，甚至奇妙幻想；譬如日本的《我的女神》就取材与印度神话传说；而如《女帝》就取材服务性行业或特种行业；而《烘培王》等作品则取材自饮食烹饪行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还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譬如：中国红、水墨丹青、剪纸彩绘、皮影等传统民间艺术，使之与现代动漫作品相结合。
四、总结
由于观念的变革，意识的转变，动漫作品出现分龄化，从而改变以前单纯的面向未成年人或学龄前儿童的状态，自然就提升了动漫作品的制作水平，继而，从单一的娱乐儿童全面转变成全民接受，动漫作品的思想内涵必然有所升华和改变，具有反思性、隐深意义的作品必定逐步显现，从而使中国的动漫市场真正的壮大起来，动漫作品的内涵也必然加强并逐渐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增田弘道.日本动漫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龙门书局，第1版，2012.
[2]李捷.日本动漫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版，2012.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6
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是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海外利益是世界强国的标志之一。《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提出，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丰富和拓展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传统地域的限制，迅速向海外延伸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体系主要包括海外经济利益、海外资源利益、海外制度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
书中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领域；二是中国海外利益由原来单纯的地理空间扩展到国际制度层面，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程度更深，在调整既有国际机制和创建新的国际机制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发力点，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构建沿线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带一路”陆海兼顾、东西统筹、南北呼应、双翼齐飞，是新时期中国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两只“翅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势必造成中国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长。拓展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国家能力、国家关系、海洋强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建设。其中国际制度建设是当下的重中之重。《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一书指出，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行为者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主要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国际制度能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参与、改革、构建和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国际制度框架内的投票权、决策权、话语权、代表性及其相关的权益，既构成国际制度参与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实现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可以通过四个路径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国际制度、创新国际制度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中国海外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蓝皮书，《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有创新性、系统性、战略性和时代性这四大特点。迄今国内外尚无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成熟著，一些研究论文也只散见于贸易、投资、资源能源、国际金融、国际制度、国际法等相关论述，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是为创新性。本书从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发展历程、主要内容、面临的主要风险、维护战略与策略等方面对中国海外利益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确立了研究框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为系统性。书中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凸显为未来10年?30年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议题，并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是为战略性。书中提出，中国海外利益已经进入到拓展阶段，一是“海外中国”迅速成长，二是国际制度利益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三是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在拓展海外利益的进程中向世界提供的最耀眼的公共产品。是为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