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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论文范文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2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4
[摘要]《国际金融》是一门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庞大。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问题，并学会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摘要]国际金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是搞好《国际金融》教学的基础。
第一，课程内容丰富。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第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从《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看，该课程同其它一些学科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银行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国际金融》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对《国际金融》原理的阐述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第三，课程的内容更新速度快。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核心问题。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在精确地阐述国际金融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从而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体现在教学中，必然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课堂理论教学
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起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可以采用顺序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
1.顺序法
是一种把相关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地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具有一定顺序的内容,如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时间顺序)、国际结算(操作顺序)、经济事件的影响(空间顺序)等。
2.比较法
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罗列比较。如国际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对四大全球性机构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比较说明。
3.引导法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如在讲解教材中的三角套汇问题时，在按教材讲清了三角套汇的基本思路后，引导学生使用另一条套汇路线去套汇，但套汇的结果是亏本。学生陷入迷惑：如何套汇才能赚钱？经过思考，发现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卖点：选对卖点，贱买贵卖，盈利；选错卖点，贱卖贵买，亏损。
4.自学与教学相结合
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运用网络教育技术，组织教学
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网络教育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课程网页
主要包括教材(教参)选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包括教学进程)、章节要点辅导、章节练习、作业布置、答疑,还可以包括教学建议,热点讨论等内容。前三项为常驻内容,其他内容可随着教学进度进行更新。课程主页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网络支持服务,也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二是可以增加教学透明度,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标一致,缩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三是建立了师生网上交流的绿色通道。
2.进行网络交流
学生在教材自学和网上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通过课堂面授由教师点评,但这往往会受时效的限制。通过网络就可解决这个时效性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学生邮件,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课程,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流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为教与学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3.进行网上教学。
经济类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变化快,政策性、经济性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较大。在国际金融中,汇率的变化、存款利率的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影响。如伊拉克战争就引起了油价变动——以石油为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汇率风险；美国出兵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等等。网络教学使信息零距离,可以为我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实践教学不能单纯地以实验、实习去理解，特别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实验、实习以外，还应该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参观等形式。也就是说，除了课堂理论讲述外，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1.案例教学法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5
越南近年积极推动经济改革，赢得新世界工厂美誉，却同时带来经济过热的后遗症，迫使政府把越南盾维持在偏高水平遏抑通胀。摩根士丹利5月28日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越南央行在国内通胀率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使越南盾保持坚挺，因此越南正面临一场“货币危机”，这场危机与泰铢1997年时的情况类似，越南盾的贬值可能还会传染东南亚其它国家。
美国Bloomberg通讯社则在6月5日刊登评论文章，认为“亚洲经济奇迹，将再次面临风险。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要么即将大幅放缓，要么濒临急速通胀”。
中国的现状表明，亚洲正在进人自1997年以来最糟糕的几年。从首尔到雅加达，从北京到新德里，各国官员正在与迅速恶化的通胀形势作斗争。
造成上世纪90年代混乱局面的主要是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而今天的局势还包括经济过热。各国央行的措施也许已经失当，但跟上一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它们这次是落在了通胀曲线的后面。
随着再创新高的石油和粮食价格削弱了经济增长，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进一步给官员带来压力。菲律宾央行行长阿曼多・特唐科等各国央行负责人将这一现象称为“货币政策困境”。
毋庸置疑，现在是各国央行的困难时期、政治家也在警告央行官员，不要在提高利率方面走极端。
然而在亚洲，与其说实际利率为负数是特例，不如说是普遍现象。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印尼、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泰国和越南的年通胀率都要高于基准贷款利率。
亚洲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经受住了美国信贷市场崩溃的考验。如果美国信贷市场崩溃是全球金融系统面临的唯一威胁，那么2008年对于亚洲而言本来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时期、每桶超过135美元的石油价格和创纪录的粮食价格将同时起到束缚发展加剧通胀的作用。
亚洲各地的重大事件解释了个中原因。菲律宾发生了针对粮食危机的抗议示威；马来西亚发生严重电力危机；新加坡通胀率增长速度是自1982年以来最快的；韩国政治家和韩国银行之间公开对抗；越南发生新一轮金融灾难；人们谈论泰国可能发生。
亚洲自上次危机以来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政府债务得到清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司治理得到改善，货币储备逐渐增多，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增强。政策制定者仍然必须保持亚洲经济的繁荣，避免其走向终结。
对于各国央行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更公开更明确地宣布打击通胀的意愿。大幅上调利率或许弊大于利，可能会造成市场动荡。渐进而稳步地放宽对刹车的限制，不仅能抚慰投资者，也能避免抑制消费。
然而，让亚洲各国的动作整齐划一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例如，中国的震后重建工作也许将推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跟大量家庭生存在贫困线上的印尼或菲律宾相比。富有的日本在面对高涨的食品价格时也许不那么脆弱。（摘自：Bloomberg通讯社网站2008年6月5日 编译：何乐）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探讨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取得的成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给人的深刻教训,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认识到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指出: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虽然不断在扩大,但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国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和韩国或由于人均指标,或由于经济总量都还难以承担此项重任。东盟十国其内部本身就缺乏轴心国。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有所增强,但作为区域外的大国,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不可能考虑到经济差异极大的东亚经济体的需要,因此,以美国货币政策作为“核心驻锚”显然更难以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