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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1
一、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一）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有较大提高
从问卷调查看，2005年，农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为3609元。其中，农民人均种田纯收入为1524元，比上年增长10.5%；农民家庭外出务工收入为9326元，比上年增长28.1%；农民家庭其他收入为5930元，比上年增长22.0%。实地调查的各省也反映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山西省20户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526元，比上年增长26.2%；2005年江苏省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为5276元，比上年增长11.0%；2005年陕西省农民家庭人均收入3200元，比上年增长14.5%。
（二）种植收入仍是当前农民的基础性收入
当前农民种植的目的主要是用来保障口粮、解决温饱，种植收入是农民的基础性收入，也是相对稳定的收入。据实地调查，陕西省大荔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靠种小麦和玉米，种植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60%以上。青海省大通县农民的收入来源也主要靠农业，占到总收入的50%。安徽省蒙城县农民家庭种田收入虽然只占家庭总收入的34.6%，但农民也普遍认为种田仍是基本生活保障。调查也了解到，在保证基本口粮种植的前提下，农民更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
（三）打工收入正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
从各地调查情况看，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打工收入正在逐步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也是近年来农民增长最快的收入，特别是较富裕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明显。问卷调查显示，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5.76%；在外打工的时间长度平均为10个月；外出务工人员在外打工从事建筑行业的占23%，从事运输行业的占6%，从事服务行业的占28%，从事工业制造行业的占19%；外出打工人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4.28%，在600―1000元的占49.19%，在1000元以上的占16.53%；在外打工期间，46.37%以上的农民感觉到打工工资在上升。从农民反映情况看，在本地打工人员的工资不高，普通的服务人员工资一般在300―500元之间；在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的人员工资相对较高，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民在较发达省市打工每月的收入能达1600―1800元，而没有文化素质的外出打工人员每月的收入为800―1200元。农村干部及农民还反映，集体组织的劳务输出人员工资较高、收益有保障，而个人自发出外打工工资较低。
二、农民消费的基本情况
（一）农民生产性支出占农民经常性支出的一半以上，日常生活性支出主要用于子女上学、看病等，非经常性的大项支出主要是盖房子
问卷调查显示，农民每年用于经常性支出，按花费多少前五项依次是农业生产资料、食品、子女教育、医疗和衣着；用于非经常性支出按开支多少前三项依次是盖房子、购买耐用消费品、购置农业机械。实地入户调查，农民的支出中有一半以上用于生产性支出。
（二）农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但消费范围在扩大，消费环境也不断改善
农民除盖房子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外，日常生活大都紧衣缩食，维持低水平的生活。问卷调查显示，56.04%的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在200元以下，只有13.37%的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在400元以上。当前农民看重的仍然是价格，价格越便宜购买倾向越强，许多农民用的电器也基本上是城市过时的、淘汰的型号。
尽管农民的消费水平不高，但农民消费范围在不断扩大。目前农村基本家电处于普及阶段，拥有率较高，90%以上的家庭买上了电视，50%的家庭拥有洗衣机；但高档电器拥有率较低，仅有20%的农村家庭拥有冰箱，10%的农村家庭拥有空调，轿车、电脑、摄像机等高档消费品在农村更难看到。通讯方面，一半以上农民家庭拥有电话或手机。交通方面，40%的农村家庭购买了摩托车和农用运输车。
农民消费环境也在不断改善，现在一些农村里已有了小型超市，传统集市活动较频繁，农民日常消费比较便利。问卷调查显示，60.99%的农民认为花钱消费比较方便。其中，在村里商店购买食品的农民比例是38.15%，在乡镇商店或集市购买食品、农业生产资料、服装和耐用消费品的农民比例分别是51.29%、63.15%、45.91%，在县城购买服装和耐用消费品的农民比例是45.26%。
（三）农民消费倾向弱，储蓄倾向强
储蓄仍然是当前农民处理家庭收入的主要方式。问卷调查显示，如果有余钱的话，65.73%的农户倾向于储蓄，只有10.13%的农户倾向于消费。农民储蓄的重要目的一是盖房子，用于改善居住条件以及准备子女婚事。二是用于子女的非义务教育。三是用于看病和养老。农民普遍反映，目前农村看病仍然比较难、比较贵，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治疗的，不少农民实际上是大病不看、小病则忍。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增收渠道窄，制约因素多，是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各省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虽然科学种植、机械化耕种、规模化经营正在大力推广，但总体农业种植仍比较传统，技术比较落后，农民还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经常造成农民的减产。而且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民种田以中老年为主。据调查，农村中大约70%的45岁以下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幼、妇等人员。
目前，除外出打工外，政策性收入成为了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近两年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得到了很大实惠。在湖北省荆州市洪圣村种田大户熊家武家了解到，一家5口，承包土地56亩，2004年上交农业税及附加1374元，2005年上交农业税为0，2005年国家粮食直补达到1249.90元，水稻良种补贴为840元。但政策性增收不是根本之计，农民增收渠道有待拓展。
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很多。一是目前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价增长潜力小，部分地区早稻、小麦价格已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种植收入增长潜力低。二是粮食生产成本增长快，化肥、薄膜、农药等农资价格较高，油、煤、电等能源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加重农民的成本压力。三是农民就业机会比较少。目前，城镇居民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农民就业机会相对就更少。
（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生活和发展负担重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收入仍然较低，没有能力、也不敢消费。此外，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生活和发展负担重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目前，城镇居民一般有“三险一金”，买房子可以贷款，社会保障机制相对比较健全，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整体来说还没有建立，农民家里盖房子、孩子读书、就医看病都可能是一次要花去几年收入的大项。农村盖房或买房子至少要3―5万元；农民子女的非义务教育也是农民很重的负担，目前高中生住宿加学费一年大约5000元，大学生住宿加学费一年在1万元以上；如果一场大病，家里就可能一贫如洗。所以，农民不得不被迫进行储蓄。另外，农村在外打工人员发展难，自身能力较弱，甚至工资不能照常发放，也影响了农民消费。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在外打工期间，只有大约20.56%的企业给农民工上了“三险”，仍有20.26%的企业存在拖欠农民工资现象，48.94%的外出农民工认为外出打工最担心的是拖欠工资。
（三）农村交通、水利、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落后，不仅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
我国农村交通、水利、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目前还有许多农村未实现村村通公路，农民出行很不方便，不少农民反映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既影响卖，也影响买。水利、电力设施老化，电费较高，除影响农民增收外，也造成农民生活用水、用电困难，抑制了农民使用洗衣机、空调、音响等家电产品的积极性，间接影响农民消费。农村电讯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比较滞后，有线电视还没有普遍进入农民家庭，一些农村还存在有电讯设备没信号的情况。
四、几点建议
（一）稳定和提高农民的基础性收入，进一步扩展农民的增收渠道
农业生产和收入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在继续贯彻执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要着力抓好科技指导和稳定价格两个问题。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粗放型耕作是各地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各级政府都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下更大力气做好科技指导工作。稳定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条件，要加强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健全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农产品进出口、国储粮吞吐等手段的协调运作机制，注重运用间接调节手段正确处理好农产品与工业品、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保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的稳定，并使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有适当提高。
除了继续做好农民外出务工组织、培训及权益保障工作外，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粮食优质品种种植，并适度增加特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同时还应做好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培育和推广工作，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要加大扶持和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产业的力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扩展农民的增收渠道。对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企业，国家要在税收政策和贷款资金上给予支持，鼓励就地加工转化，培育“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更好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二）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要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步伐，逐步提高财政的补助标准，保障广大农民看病就医的基本需要。同时，也要研究农村的养老和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减轻农民子女非义务教育的负担，简化农民子女的助学贷款申办程序，在高中和中专学校中建立农村困难学生减免学费制度。
要继续加强农资市场和农产品价格的监测监管工作，打击农资假冒伪劣现象，保障农资价格基本稳定。同时，国家应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农资价格直补制度，尽量减轻农民的生产成本。要加强农技灌溉费、机耕机割费的管理，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建议减免农用拖拉机上路养路费。
（三）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农民增收和消费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2
一、低收入家庭基本情况
3.经营土地情况。4户城镇居民无承包耕地和山地面积;6户农村居民承包耕地25亩，户均4.17亩，实际经营耕地的只有3户共13亩，其他因无劳动力转包他人耕作;6户经营山地81亩，户均13.5亩。
二、家庭贫困原因分析
城镇低收入居民中，由企业改制下岗职工6人，下岗职工年龄都在50岁左右，再就业比较困难，基本都是从事临时性的务工，有的因工伤或意外事故导致身体伤残，不能从事重的体力劳动，无固定就业，报酬水平都偏低，支出压力大，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显得十分困难。
农村低收入家庭中，主要致贫因素有，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因突发事件导致病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失去了家庭经营或务工的主力而致贫，二是家庭人口患重大疾病，长期负担高昂的费用而致贫，三是年迈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子女赡养的老人，此外也存在有发生灾害性事故致贫的情况。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3
关键词：城乡数字鸿沟 信息化 农村居民收入
在现代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伴随着中国城乡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文化素质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信息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探讨信息化对农民收入作用的传导机制，从而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建议。
一、农村信息化现状与城乡数字鸿沟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数字鸿沟对社会发展及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效应：“第一，离散效应，也就是让‘信息贫困者’无法充分参与创造和分享社会文明成果，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第二，分化效应，由于信息均享程度下降而导致的‘信息差别’将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日益分离；第三，双刃效应，数字鸿沟既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同时也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数字机遇；第四，放大效应，数字鸿沟出现将加剧贫富差距，放大社会脆弱性。”①
就目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在中国不仅存在，并且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8月的《2010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为50.0%，而在农村地区仅为18.5%。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稳步攀升，城乡互联网差距却在持续拉大。
（一）城乡网络普及率差距扩大
对比2005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发展状况，目前，中国城镇和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仅为20.2%，而2010年扩大为31.5%。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稳步攀升，城乡互联网差距却在持续拉大。
（二）农村网民结构还需要优化
农村网民中30岁以下群体所占比例高达64%；全国网民中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58.2%。城镇与农村网民之间的学历分布差距较为明显，农村网民文化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比达62.5%，远高于城镇中33.2%的占比。与2009年相比，农村初中文化程度的网民占比提高了将近10%，互联网在农村低学历人口中继续渗透。
（三）农村网民应用水平较落后
农村网民各类网络应用使用率均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其中在商务交易类应用方面，城乡间差距最大。农村网民网络应用前五位为：网络音乐、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网络新闻、网络游戏。而城镇网民的前五位网络应用为：搜索引擎、网络音乐、网络新闻、即时通信、网络游戏。按照各类农村网络应用年增长率排名，从2009年底至2010年底，增长率最快的前三名均属商务交易类应用：网络购物、网上银行、网上支付，这表明，电子商务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信息化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化一方面可以使农民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较快地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使农民更多了解市场信息，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和市场运作能力，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开放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增收创造条件。
（二）信息化有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信息化可以有效连接技术供求双方，将更多的农业科技信息及时传递给广大农民，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信息化可以帮助农产品供求对接，促进优质优价，增加农民收入。信息化还能够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效。
（三）信息化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给了农民更多的致富渠道，比如：农民开始依托网络来对农产品销售地进行选择；农民通过网络对自己所在的村庄进行旅游包装；农民开始关注股市赚取利差……农民纷纷“触网”，信息化使农民获得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
三、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研究
（一）模型设计
Barro在1990年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H1-α，认为产出Y决定于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以及技术和结构等因素A。将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转变为lnY＝lnA＋αlnK＋（1－α）lnH。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信息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用农民人均收入来表示产出Y，用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HC来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而信息化水平MR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此外从经验上，农村产业结构INS也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
在不考虑信息化水平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建立模型（1）来实证检验物质资本（KL）、人力资本（HC）和农村产业结构（INS）等因素对农民收入（Y）的影响：
lnYt＝β0＋β1lnKLt＋β2HCt＋β3INSt＋μt （1）
其次，我们从总体上实证检验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建立模型（2）。
Yt＝α0＋α1MRt＋μt （2）
其中Y表示农民收入，MR表示信息化水平。
为了揭示信息化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建立模型（3）―（5）。
KLt＝β10＋β11MRt＋εt （3）
HCt＝β20＋β21MRt＋εt （4）
INSt＝β30＋β31MRt＋εt （5）
在实证后，如果在模型（3）―（5）中，信息化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几个重要因素产生作用，结合模型（2）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化对农民收入是有影响的，并能够由此得到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民收入，考虑到物价变动的影响，我们用2000年等于100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为了能很好地表示模型设计中的相关指标，我们选取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表示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来表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HC；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总增加值的比例来反映农村产业结构INS。
对于模型中的信息化水平，这里选取的指标是农村平均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对移动电话普及率低得多，移动电话是目前农村居民使用最多的信息通信终端设备之一，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也相对较大。其次，基于移动电话的互联网应用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农村手机网民占农村网民的70.7%，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上网方式。
本文中涉及到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0.0。
（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做协整检验前，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ADF）方法，该检验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n次查分的办法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相关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的，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以利用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四）变量的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上文的检验表明，lnY、lnKL、lnHC、lnHC和lnINS序列的一阶差分均已平稳，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我们以lnY为自变量，以lnKL、lnHC、lnHC和lnINS为因变量，对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并得到残差序列e，并对此残差序列进行单整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ADF检验值为-4.030，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为-2.660，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所以残差序列通过了置信度为99%的平稳性检验，说明序列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协整方程：
lnY＝7.254＋1.945lnKL＋
3.992lnHC－0.141lnINS
在以上方程中，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人力资本状况（HC）的系数都为正，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产业结构（INS）的系数为负，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低，农民收入越高，说明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意义。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信息化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采用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最优滞后期确定为2期，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lnY并不是lnMR的格兰杰原因，而lnMR却是lnY的格兰杰原因，即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更为明显。
（六）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信息化水平（MR）与农民收入（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模型（2）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值为-1.763，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1.600，残差的原始数据是平稳的，该方程是协整方程，信息化水平（MR）与农民收入（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2中，模型（2）栏反映了信息化水平影响农民收入的回归结果，F值是1260.27，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为0.992，接近1，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信息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0.0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为了揭示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机制，利用模型（3）―（5）考察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决定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信息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3个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残差都是平稳的，协整关系存在，没有出现伪回归。5个模型整体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均接近1，模型的解释能力均很强；信息化水平与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人力资本（HC）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农村产业结构（INS）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信息化对农民收入的决定因素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揭示了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机制，信息化是通过影响农民收入决定因素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理论及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大农民物质资本积累，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而实现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从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作为突破口，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主要途径有：提高移动互联网农村覆盖率、提高手机应用普及率、降低手机上网资费、丰富移动网络服务内容等。
参考文献：
① 张新红等著．《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11页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③ 王怀明，史晓明．《江苏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江苏农业学报》，2010，26（2）
④ 赵晖，温学飞等．《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农村信息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宁夏农林科技》，2010（1）
⑤ 赵人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分析》，《当代财经》，2007（7）
⑥ 赵晖,温学飞等．《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农村信息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宁夏农林科技》，2010（1）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4
近几年来，椒江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8509元和8447元，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这样大好的发展形势下，椒渔渔民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渔民年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返贫”现象，渔场面积减少，渔业资源衰退，水资源严重污染，加上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和政府扶持政策的缺位，导致渔业比较效益的下降和渔民收入的减少，使我区长期从事海洋捕捞和户槽作业的广大渔民处在失海失业的阴影之中，生活日益窘困。失海渔民如何生活、就业、养老，已成为当前渔区的焦点问题，是影响“和谐椒江”创建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渔民的养老、医疗、住房和转产转业等一系列问题，提升渔民的生活质量。
一、椒渔渔民基本状况
椒渔总公司下辖7个渔业公司，渔民1590人，现有海洋捕捞渔轮225对，9艘张网船和136只海上运销船，年渔业总产值3.12亿元。目前，资源的极度衰退导致了渔民的被迫弃捕，成为“失海渔民”。以住赖以生存的空间已消失，再加上主客观上因素，难以实现转产转业，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总的来说，渔民有以下几个特征：
1、就业率低。椒渔总公司共有在册渔民1590人。就业渔民548人,就业率仅34.5%,其中从事捕捞的287人，水产加工的15人，水产品流通的71人，其他二三产业的175人。失业渔民1042人，占渔民总人口的65.5%，其中73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占总人口的4.6%。
2、老龄化严重。由于从1984年开始，椒渔各渔业公司就不再增加渔民社员，因此，椒渔最年轻的渔民39岁。截止20__年底，椒渔1590名渔民中，60岁以上渔民357人，占总人口的22.5%；50至60岁的渔民385人，占总人口的24.2%；39至50岁的渔民832人，占总人口的52.3%。
3、文化素质低。据调查，椒渔高中以上文化的23人，占1.4%；初中文化程度的357人，占22.5%，小学文化程度的900人，占56.6%；文盲310人，占19.5%。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渔民总人口的98.6%，整体文化素质较农村抽样调查的85.6%还低了13个百分点。且90%以上渔民除了海洋捕捞外没有其他特长。
4、思想观念陈旧。渔民对以捕捞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有较强的依赖性，很难从这一行业突围出来。过去捕捞效益好，收入高，渔业心中形成了一种“内行生意不可丢，外行生意不可做”的浓厚守旧意识，有相当一部分转产渔民抱有计划经济时期观念，希望政府领着干，扶着干。加上长年的海上作业，致使其社会信息量小，接受新事物能力差。
5、人均收入低。20__年以后，由于海洋自然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渔民收入增长缓慢。20__年,由于柴油等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不断提高，渔民出海普遍亏本，海洋捕捞产业步入困境。20__年，椒渔渔民人均收入7101元，较椒江农民人均收入8447元还低16个百分点。从历史情况看，椒渔人均纯收入20__年为5558元，年平均增长仅4.1%。而农民人均纯收入20__年为5370元，平均增长7.3%。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渔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如果除去渔船折旧、投资利息及人工成本等，渔民的实际收入是负增长的。
6、失海渔民逐年增多。椒渔现有钢质渔轮225对，其中，115对为外地挂靠渔轮。因而，椒渔渔民从事生产的钢质渔轮实际只有110对。而1995年为327对，减少了近66.4%。这些渔轮的减少，都是由于生产效益低，甚至亏本而被迫弃捕，这进一步加剧了失海渔民的增多。
二、椒渔渔民生活困难的成因
渔民的生活困难是由资源状况、海洋污染、政策保障的缺位和自身条件共同作用而产生，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渔业经济的发展空间日趋恶化。渔业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行业本身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后，仅我市就有1500多艘外海生产渔船因此退出对马、济洲岛等外海渔场，并加入到近海渔场的资源争夺战中，不仅大大影响了渔业产量，更加剧了资源的衰退。再加上海域污染、海洋工程建设，使渔民作业渔场不断萎缩。电信业的发展，海底电缆越来越多，许多海域不能作业抛锚，至少有44万公顷的面积受到影响；临港工业发展，滩涂海域面积减少，也影响了户槽作业；安全隐患增多，大轮航线增加，碰撞事故增多，远洋渔业发展步履艰难，渔业经济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效益也逐步下滑。
2、渔业效益差，渔民收入低。06年渔业股份劳均收入5.21万元。但这并非为渔民可支配收入。扣除投资利息（按每股集资20万元，计息8‰，则利息为1.92万元）和船舶折旧（按船价格160万,折旧10年计，则为1.60万元）,实际股份劳均净收入为1.42万元。由此可见渔业效益低下，再加上渔民家庭大多单纯从事海洋捕捞，家庭其他成员很少在除捕捞之外的行业就业，尤其是渔村妇女，多数以单纯从事家务劳动为主。考虑到物价上涨和消费指数的提高，绝大部分渔民家庭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开支。
3、集体经济薄弱，渔区社会保障困难。由于渔村集体可开发利用资源少，生产积累不多，因而集体经济相当薄弱，难以对弃捕渔民进行自我救助。除渔村4.6%的渔民享受民政部门的低保救济以及渔民住院医疗保障制度已实施外，许多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渔民尚未得到基本生活救助。据调查，椒渔现有老年退休渔民459人，且每年不断递增。这些退休老渔民的生活保障也存在较大问题。
4、渔民社会政策的缺位，生活拓展空间狭窄。椒江渔民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社会身份界于居民与农民之间。既无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福利待遇，又无农民的集体土地和屋基地，而其唯一拥有的海洋开发使用权又是大家共有的。目前，椒渔仍有50%渔民挂靠集体户，户籍在办证中心，无基层
公安派出所管理。同时，渔民占国民比例少，在政策处理上没有单例，只是参照农业，往往容易被忽视，特别是渔业权益的保护上就比较明显。因而，渔民一直以来都没有享受国家大的生活保障政策，在弃捕以后就变得一无所有，发展空间十分狭窄，生活着落都难以解决。5、渔民转产转业难度大，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近几年，弃捕渔民的转产转业及生活问题，引起了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政府采取政策扶持，加强再就业技术培训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转产转业渔民的困难.但是，由于渔民文化素质低下，技能单一，老龄化严重，观念陈旧，自然生存条件差等原因，渔民转产转业空间非常狭窄，许多渔民除了在水产行业找到工作外，很难在渔业以外的职业上谋到出路，加上椒江渔业精加工等附加产业落后，渔业转产转业工作依然十分艰难。大部分弃捕渔民至今仍失业在家，挣扎在社会贫困线上。越来越多的渔民成为了低保边缘人员。
三、解决渔民生活保障的对策与建议
渔民生活保障问题的存在必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筑，也是与改革开放成果不相协调的音符。渔民因经济困难无法安居乐业，渔区发展活力必将受到影响，从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椒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而，采取政策、经济、救济等多方面措施，切实解决渔民的生活保障，使他们有活干、有房住，老有所养、安居乐业，分享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果，共同参与构建“和谐椒江”。
1、出台“失海渔民”的社保政策。近几年，由于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渔民失海问题越来越严重，捕捞渔民转产转业也是不得已的事情。20__年国家出台了对失土农民建立养老保障的指导性意见，各地纷纷采取优惠政策为失土农民建立了养老保障。其实渔民失海更甚于农民失土，失海就失去了一切。目前，我国为农民减免了农业税，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渔民仍在缴纳资源费，在柴油价格不断上涨、渔业效益继续下滑的情况下，渔民收入增幅逐年递减，与农民收入相比，两者的差距在逐年拉大。为此，建议区政府出台渔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该政策应优于失土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养老保险费用可由国家和渔民个人共同承担。我市的玉环县，渔民养老保障政策已实施多年。
2、建立失海渔民的利益补偿制度。目前，渔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突出体现在海域被大量占用，资源和环境受到破坏，建立渔民或渔业的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一是海域征用补尝机制。其补偿形式可分两种：①土地补偿。在围垦填海的土地中按比例划出一定的土地作为失海渔民的补偿，让他们能上岸就业、创业；②现金补偿。在海域使用出让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失海渔民的养老保险；也可两者结合使用。同时，在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方面，失海渔民也应该享受类似于被征地农民的优惠政策。二是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渔业长期以来不但为工业作出过贡献，而且也是工业化最直接的受损者。建议在企业排污费中划出一部分资金对失海渔民进行补偿。
3、保障渔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完善渔业服务机制，政府要在渔港建设、渔业经济服务、渔业保险、安全生产保障、渔民文化素质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等方面建立健全渔业服务机制，为渔民创造良好的渔业服务环境。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水产品交易市场，搞活水产品流通，降低资源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积极向上呼吁，建议建立渔业权制度，区别对待渔民和非渔民入渔条件、收费和其他政策，缓解资源压力，保护渔民权益，有利于渔业生产的稳定。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5
一、我国城乡差别状况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水平不断变化，呈现“W”型的发展过程，即“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趋势。
从动态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在八十年代初期呈现快速下降之势。1980年城乡收入比率为2.497（农村为1），1985年就下降到了1.859，但从1985年起，我国城乡收入比率由1985年的1.859扩大到1989年的2.284、1995年的2.715、1999年的2.649，最近两年的2.899和3.11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民却没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要达到4倍、5倍，甚至6倍。
由表中资料可知，虽然我国城乡差别呈周期发展态势，但总体趋势是不断扩大的。以2002年为例：（1）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倍，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扣除物价因素，1990年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0％，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增长了2％。（3）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不断增大。1980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86.3元，到了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到了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超过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超过了4000元，2002年已经突破5000元。1978年至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每年扩大20－30元，1985年至1992年每年扩大100元，1992年以后每年扩大300－400元，最近两年每年扩大500－700元。另外，城镇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还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就更大了。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1、从政策起点看。随着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城镇职工中不同层次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得到较为明显改善，提高了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拉开了城乡居民收入基础的差距。近几年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发放的各项补贴逐步到位，尤其是一些优势部门、优势行业的较高福利待遇，都相应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城乡居民收入的起点客观上造成一定的差距。
2、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于城镇居民，尤其是对于职工来讲，他们除了由于承担不同的社会劳动而应得工资性收入外，还有较为可观的工资外收入。而从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来源分析，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几部分组成，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方式。随着这几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增长较为缓慢。最近几年，我国乡镇企业严重萎缩，打工收入的增幅也未见提高，城乡两个来源此长彼消，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
3、从劳动力素质看。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投入的成本大，产出的效益低，影响收入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就目前全国劳动力市场来说，较低素质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使得低素质劳动力市场价位提升较慢。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很难找到更多合适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即使“离土离乡”，也鲜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大多沉积在劳动强度大的行业上，靠“拼体力”得到收入。
4、从人口因素看。人口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不言而喻，它直接增大了收入分配的基数。据统计,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9.09％,而农村人口占了60.91％。
三、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
1、解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过去几年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验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抑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外出劳动力提高了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消解了农村的部分过剩劳动力，也就意味着提高了非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这将进一步提高其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人口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流动和转移，将大大减轻政府对农业的救济和保护性支出，也将减轻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负担。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人力资本;农民增收;对策
一、导言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如韩长赋(1999)、陈锡文(2002)、林毅夫(2002)、危朝安(2006)等人均把新阶段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农民增收的问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也涌现出大量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文献。
通过梳理,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制度障碍(包括农业赋税、农民就业歧视、定价歧视、户籍制度等);产业差别(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人力资本差别(农民的文化素质、迁徙能力、健康程度等)。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邵宗明等(2000)利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对农民收人的影响非常大;并指出,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国家统计局);周其仁(2002)则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得出影响产权界定明晰的一系列制度因素越来越阻碍农民增收;林毅夫(2002)认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陈锡文(2002)认为,驱除制度障碍是解决农民就业的关键战略,是农民增收的保障;危朝安(2006)从完善农村建设,加快农业投资调整,提高农民积极性,切实推进农民增收机制等方面提高农民收入。
虽然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从人力资本方面去研究农民收入还显得不够,本文对此进行研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揭示农民增收才最具解释力,人力资本差别是造成安徽省农民收入难以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安徽省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所以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写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对策,本文将就此加以论述。
二、安徽省农民收入的现状
据统计,2008年安徽省农民全年纯收入达4202.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737.8元,占41.4%;家庭经营纯收入2114.2元,第一产业纯收入1748.6元,占82.7%;第二产业纯收入115元,占5.44%;第三产业纯收入250.6元,占11.9%,第一产业――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而需要投入人力资本的第二、三产业占收入的比例很低。
从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不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见表1)。
通过比较很容易看出,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进一步拉大,并和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又一次拉大。我们应当察觉到农村潜在的危机,此种趋势若是扩大下去,低收人群体的承受能力可能达到极限,一旦爆发,势必影响社会稳定。“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一定要找到农民增收难的内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而教育、培训、迁移,健康的投资都与农民增收成正相关关系,当这些资本存量不足时,将搁浅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三、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教育培训、迁移和健康保健三种途径,人力资本差异也是通过农民的文化素质、迁徙能力、健康程度突显出来。以下就这此来分别讨论当前安徽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农村教育、培训投资
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从安徽省农村地区来看,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二是技术教育发展缓慢,职业技能培训缺乏。据2008年安徽统计局相关调查: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总体变化不大,文化程度依然不高,仍以初中文化为主,占整个转移劳动力的71.2%,文盲、半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高中文化程度占5.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达到28万人,占2.5%,绝大分劳动力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差,直接影响农民理解、学习、采用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进行结构调整的能力、家庭经营的能力和外出打工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二)迁移投资
迁移投资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途径之一。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快,安徽省农业人口的比例几乎没变。2008年安徽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达到1125万人,占整个乡村劳动力的27.4%,安徽省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中部平均水平33.7%(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要在2020年达到农民人均收入10000元的小康水平,不跳出农业,提高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实在是难上加难。
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伴随经济发展的持续过程,通过两种在时空上并存的形式最终实现: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另一种是地域转移,即向城市转移。要顺利实现产业转移,产业资本应与人力资本相匹配。即随着产业资本技术含量的增加,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也应相应提高。据皖统计信息网2008年调查报告: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就业选择范围狭小。从调查看,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限制了转移就业的空间,行业选择范围狭小。农民自身文化水平阻滞了他们进入技术含量高,知识水平要求高,收益高的行业。因此,对迁移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其从事非农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三)健康投资
健康资本特指的是人的体能、精力、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它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与收益率,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健康存量指的是人口的身体状况或身体素质。健康存量的增加,意味着“生病时间”的减少和“健康时间”的增加,使得劳动人口参加劳动的时间增加,从而有利于产出的增加,个人收入也随之增加。健康存量的增加既能赋予劳动者脱离贫困所需要的资产,又能赋予他们免受身体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它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目前安徽省农村医疗保健条件和设施都还相当落后,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也严重不足,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在卫生方面,安徽农村居民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0%,县、乡医院、卫生院不仅病床、辐射面小、且医疗设施设备远落后于城市,医生的平均职称也低于城市;农村部分地区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健康意识淡薄,约90%的农民治病前先考虑费用,而且对一些疾病的认识模糊。
四、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民增收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既然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目前安徽省的各地区差距中,农村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和农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毫无疑问,导致这种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资本的差距。因此我们要从教育投资、职工培训、保健投资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着手,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农民增收。
(一)从源头抓起,务实农村基础教育
从源头抓起,从小学教育抓起,因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其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利用状况。目前,安徽省6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只有10%的学校在农村,农村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8.07年,可见,基础教育是安徽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股内在动力。
作为政府,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在政策上要调动社会各方面投资办学的积极性,扭转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局面,因为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性投资;作为家长、教师,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要敢于投资,善于投资,即使较高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也值得为后代负责一次。这需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向农村注入人力资本
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更为重要的途径。中国农村的职业教育薄弱。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当中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相当低,差距很大。据资料表明,调查前一年内参加培训的比例,芬兰为46%(1990),美国为38%(1991),瑞士为38%(1993),挪威为37%(1991),瑞典为36%(1993),加拿大为30%(1991),法国为27%(1992),德国为27%(1991)(何振国,2005)。
舒尔茨认为,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受过教育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其产出和收入要比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高很多。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接受过培训的家庭与未接受培训的家庭相比,人均收入相差331.9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相差812.72元。未接受培训的农民因缺乏技术的引导和支撑,经营意识比较陈旧、落后,在开展家庭多种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受到了较大限制;未受过培训的家庭的收入来源明显偏重于种植业和务工,两项占其家庭总收入的66%;而受过培训的家庭种植业和务工的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为57.71%(刘玉来,2003)。这说明受过培训的家庭文化素质较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更高,更具有就业开拓能力,注重在服务业、家庭企业等领域创收,这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成功转移,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的现状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根据安徽省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措施。与高等院校鉴定人才培养合约,个人与集体共同出资,学校负责培养,学成后回乡建设家园;继续鼓励实施大学生下乡的政策,把大学生的知识和本土村官的经验结合,实属完美组合;继续拓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去县域服务不同的部门。
(三)加大健康投资,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首先,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切实解决政府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其次,政府要加强对农村药品和医疗机构的监管;再次,鼓励医师护士下乡服务;最后,增加对农村防疫防病、健康教育的投资及卫生知识的普及,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减小农民的医疗支出。总之,加大健康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与收益率。
总之,人力资本是保证我省农民增收、优化农民意识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那么,剩下的事情,放手让农民自己去做。政府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不如放手,相信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相信中国农民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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